第二部 我們的同胞在不安的情緒當中，仍保持原來的印象，覺得這無疑是個嚴重事件，但也只是暫時現象。

  一

  從這一刻起，才可以說鼠疫成為我們大家的事了。此前，我們的同胞，儘管這些怪異的事件讓他們深感意外和不安，每人還堅守日常的職位，各盡所能，繼續自己的工作。毫無疑問，這種情況本應該繼續下去。然而，門戶一旦關閉，大家才發覺所有人，包括敘述者在內，都落入同樣境地，必須同舟共濟。正是這樣，譬如說，跟心愛的人離別這樣一種個人的情感，從頭幾星期起，就突然變成了全體民眾的情感，並同恐懼的心理一起，變成了這種長期流亡生活的主要痛苦。

  的確，全城封閉所造成的最明顯的後果之一，就是將一些沒有思想準備的人置於突然分離的境況。那些母親和子女、夫妻和情人，幾天之前，還以為是一次暫時分離，他們在火車站站台上擁抱吻別時，也只是叮囑三兩句，確信過幾天或者幾星期就又見面了，沉迷在人的愚蠢的自信中，並沒有把這次離別放在心上，滿腦子還是日常事務，詎料猛然發現，這一別就遙遙無期，再難重逢，也無法通音信了。因為，在省政府公布法令之前幾小時，就已經封城了，自然照顧不了每個人的情況。這場疫病的突然入侵，可以說頭一個後果，就是迫使我們的同胞今後的所作所為，再也不帶個人情感了。法令開始實施那天，頭幾個小時，省政府就應接不暇，大批申請者，有的打電話，有的找官員，都陳述各自的境況，而那些境況都同樣值得關心，也同樣不可能予以考慮。實際上，我們需要好幾天才能明白過來，我們落到了毫無迴旋餘地的境地，什麼「通融」「照顧」「破例」等詞語都喪失了意義。

  就連寫信這樣無足輕重的要求也遭拒絕了。一方面，這座城市也確實沒有了通常的交通工具，得以同全國其餘地方相聯繫；另一方面，又一道法令頒發了，嚴禁信件往來，以防瘟疫通過信件傳播。開頭，有幾個人還算幸運，跑到城門口，懇求守門的哨兵幫忙，將信件送出城去。那也只是在瘟疫流行的最初幾天，當時哨兵還覺得出於同情心，給人點方便是很自然的事。然而，過了一段時間，還是同樣那些哨兵，他們確信了事態的嚴重性，就再也不肯承擔這種難以估計後果的責任。起初，還准許打長途電話，結果電話亭被擠爆了，而且長時間占線，一連幾天就完全中斷電話通信。繼而嚴格限制，只有在所謂的緊急情況下，即有人死亡、出生和結婚時才能通長途電話。因此，我們就剩下電報這個唯一通信手段了。由智慧、感情和肉體緊密相連的一些人，現在無可奈何，只能從由十個詞組成的電文的大寫字母中，尋覓昔日情投意合的跡象。電文中實際的可用語式很快就搜羅淨盡，因而長期的共同生活，或者痛苦的戀情，很快都高度概括，定期以「我好。想你。愛你」等現成用語交流。

  然而，我們當中有些人，依舊執意寫信，為了同外界聯繫，堅持不懈地想方設法，但是最終總要流於虛幻。我們想像出來的辦法，即使有的得手了，也是一去杳無音信，下落不明。一連數星期，我們只得重寫同樣一封信，重抄同樣的呼喚，這樣做了一段時間之後，最初從我們內心掏出來的有血有肉的肺腑之言，無不喪失其內涵，變成空洞的詞語了。就這樣，我們機械地抄了又抄這些語句，試圖用這些僵死的話語來傳遞我們艱難生活的信號。到頭來，我們便覺得電文格式化的呼喚，要勝過這種執拗而枯燥乏味的獨白，這種同牆壁的毫無反應的對話。

  況且幾天下來，任何人都出不了城已成明顯的事實，有的人就想詢問，在瘟疫前走的人是否獲准返城。省政府考慮了數日，答覆說可以返城，同時又明確指出，返城的人無論什麼理由都不能重新離開：他們可以自由來，卻不能自由走了。就是這樣，也還是有一些家庭，但為數極少，輕率地對待當前的事態，把謹慎拋到九霄雲外，一心想重新見到親人，就趁機回來了。不過，已成鼠疫囚徒的人很快就明白，他們這樣做就是把親人置於危險境地，只好忍受離別之苦。在瘟疫最猖獗的時候，只有一個事例表明，人的情感超越了對死亡折磨的恐懼。但這一事例並不像有人期待的那樣，是兩個熱戀的情侶，凌駕於痛苦之上，相互投向對方的懷抱，只不過是老大夫卡斯泰爾及其老伴，結婚多少年的老夫老妻了。在發生瘟疫的幾天前，卡斯泰爾太太去了一座相鄰的城市。說起來，這對夫婦甚至算不上世間幸福家庭的典範，敘述者也不無根據地說，時至今日，這對夫婦十有八九不能確信滿意他們的結合。這次分離來得突兀，時間又延長了，這倒讓他們認識到，他們彼此遠離就無法生活，而比起這種猛然憬悟的事實，鼠疫就微不足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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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純粹是例外。在大多數情況下，離別只應跟瘟疫同時結束，這是顯而易見的。對我們所有人而言，構成我們生活的情感，我們自以為了如指掌(前文已經說過，奧蘭人感情淳樸)，現在卻換上一副新面貌。有些丈夫和情人，原先完全信賴自己的妻子和女伴，現在卻發現自己心生嫉妒。有些男人自以為在愛情上十分輕浮，現在又找回忠貞不貳了。有些做兒子的，生活在母親身邊卻視而不見，現在看到母親的臉上多一條皺紋，便勾起種種回憶，感到極大的不安和悔恨。這種突然的分離無可指責，前景又難以預料，我們不免無所適從，也無所作為，現在只能沉浸在回憶中，整天思念的恍若還在眼前的親人，卻已經遠在天涯了。事實上，我們要忍受著雙重的苦痛，首先是我們內心的痛苦，然後就是在我們的想像中，在外的兒子、妻子或情人的離愁別恨。

  如果換成別種環境，我們的同胞就可能找到出路，過一種更加外在的、更活躍的生活。然而，鼠疫一流行，他們就同時空閒下來，只能在死氣沉沉的城裡打轉，日復一日地沉浸在令人沮喪的回憶里，因為他們漫無目的，閒時總是經過同樣的街道，而在這么小的城市，這些街道也恰恰是他們昔日跟眼下在外的家人一起走過的地方。

  因此，鼠疫給我們的同胞帶來的頭一種印象，就是流放感。敘述者確信，他在這裡可以代表所有人，寫下他當時的感受，因為這是他跟許多同胞的共同體驗。不錯，時刻壓在我們心頭的這種空虛、真真切切的這種衝動，即非理性地渴望回到過去，或者相反，加快時間的步伐，還有記憶的這些火辣辣的利箭，這些正是流放感。有時我們真要胡思亂想起來，樂得等待親人回家的門鈴聲，或者上樓梯的熟悉的腳步聲，於是這種時候，我們就情願忘掉火車停運的事實，設法守在家裡，等待旅人通常乘坐夜班快車可能回到我們街區的時刻，自不待言，可這類遊戲不可能持久。到了一定時候，我們總會清醒過來，發現火車不會開到這裡了。我們這才明白，我們的分離註定要曠日持久，應該儘量設法打發時間。從這時候起，我們才算回過頭來，安於我們這種囚徒般的生活狀況，一頭扎進我們的過去。我們當中即使有幾個人試圖生活在未來中，他們也很快就得放棄，至少很快就意識到那樣做不可能，他們會體驗到想像力最終要給相信未來的人所造成的傷害。

  尤其是我們所有同胞很快就捨棄了他們可能養成的習慣，甚至在公共場合，也不再推算他們離別的時間了。這是何故呢？只因最悲觀的人確定分別的時間，比如半年。他們事先就嘗盡了這六個月的離別之苦，好不容易攢足了勇氣，準備好經受這場考驗，絕不會軟弱，拼盡全身最後的氣力，也要頂住這麼漫長時日的煎熬。詎料，有時會遇見一位朋友，會在報上看到一則公告，頭腦里瞬間產生一點懷疑，或者突然一亮，便讓他們萌生這樣的念頭：歸根結底，確定疫病流行不會超過六個月，這並沒有什麼根據，也許要拖上一年，或者更長時間。

  這時，他們的勇氣、意志和忍耐力，就會轟然坍塌，他們覺得掉進這深洞，再也不可能爬上去了。結果他們勢必強制自己，再也不去考慮他們終將解脫的日期，再也不面向未來，可以說一直低垂著眼睛過日子了。不過，這樣謹慎的態度，這種跟痛苦耍滑頭、高掛免戰牌的做法，自然是得不償失。他們不惜一切代價也要避免這場精神崩潰的同時，實際上也就捨棄了十分常見的時機，不能躲進將來同家人團聚的歡樂景象中而忘掉鼠疫。他們就是這樣，跌落在頂峰和深淵之間，上不上下不下，飄浮在那裡，哪兒像活著，只是一天天毫無方向地混日子，沉湎於枯燥乏味的回憶，形同漂泊的幽靈，想要汲取點力量，也只能接受紮根在痛苦的土壤里了。

  因此，他們感受著所有囚徒和流放者的極痛深悲，僅僅靠一種毫無用處的記憶活著。就連這個他們不斷思念的過去，也只有悔恨的味道了。他們也確實很想往這過去中添加些什麼，添加上他們現在期盼的男人或女人當初在一起時，能做到而未做的一切——同樣，無論在什麼狀況下，甚至在他們的囚徒生活相對好過的時候，他們也總把離家的親人扯進來，而他們當時的處境總不能讓他們滿意。我們對現時喪失耐心，又敵視過去，放棄未來，活似受人世間法律或仇恨的制裁、過著鐵窗生活的人。最終，想要擺脫這種無法忍受的休閒，唯一的辦法，就是在想像的空間，重新開動火車，讓頑固保持沉默的門鈴每小時都重複鳴響。

  即使是流放，在大多數情況下，那也是流放自家中。而敘述者體會到的，雖然只是全城居民的流放，他也不應該忘記像記者朗貝爾或其他一些人，他們則相反，離別的痛苦還要變本加厲，只因他們在旅行中意外遭遇鼠疫而滯留在這座城中，既遠離難以相見的親人，又遠離自己的家鄉。在通常的流放中，他們是最深度的流放，因為，他們固然同所有人一樣，為拖長的時間而惶惶不安，但同時還牽掛著空間，他們落難在疫區，要眺望遙遠的家鄉，就不斷撞到相阻隔的一道道高牆。每天無論什麼時候，我們看到在塵土飛揚的城中遊蕩的人，無疑正是他們：那是他們在默默呼喚唯獨他們才熟悉的黃昏，以及他們家鄉的清晨。於是，燕子的飛翔、暮晚的露水，或者太陽時而遺忘在冷清街道上的幾抹光線，諸如此類的難以捉摸的徵象、令人困惑不解的信息，都在供養著他們的思鄉病。這個總能為人解困的外部世界，他們卻閉眼不看，固執地耽於他們那些過分逼真的幻景，竭盡全力追尋一片故土的景象：某種形態的光束、兩三座山巒、鍾愛的樹木和女子的面容，凡此種種所構成的一種環境，在他們看來是任何東西都取代不了的。

  最後，還要特意談談情侶們，這是最有意思的話題，由敘述者來講講，也許更為適合。情侶們還得受其他許多憂慮的折磨，必須指出其中一種便是自責。他們落到這種境況，的確能以一種更加強烈的客觀態度，審視自己的情感了。在這種境況里，他們還看不出自己的缺點，這種現象恐怕少之又少。他們想要憑想像準確地勾畫出暌違的情人的舉止行為，卻感到難以如願，從而第一次有了機會發現自己的缺點。他們不由得哀嘆，自己竟然對情人的時間安排不甚了了；他們責備自己多麼輕率，忽視去了解，佯裝相信對一個戀人來說，心上人的時間安排並不是所有快樂的源泉。正是從這時候起，他們才能很容易地回顧自己的愛情，並審查其中的不足。在平時，不管有意識還是無意識，我們人人都懂得，沒有什麼愛情是不可自我超越的，然而，我們卻情願讓愛情停留在平庸的狀態，還或多或少感到心安理得。可是，在回憶中，要求就更高了。我們遭受的這場無妄之災襲擊全城，後果十分嚴重，不僅給我們帶來一種不公正的、本可以令我們憤慨的痛苦，而且慫恿我們自尋煩惱，從而誘使我們甘心接受痛苦。轉移人們的注意力並把水攪渾，這正是瘟疫肆虐的一種方式。

  如此一來，人人都得單獨面對蒼天，一天一天混日子。這種普遍的消沉，久而久之就可能磨礪人的性格，但是眼下卻開始讓人變得目光短淺了。譬如說，我們有些同胞就乾脆屈從於另一種奴役，甘受晴天和雨天的支配。看那樣子，他們似乎第一次直接受到當時天氣的影響。金色的陽光尋常的一次光顧，就讓他們興高采烈，可是一碰到下雨天，他們的臉上和思想上也都陰雲密布了。幾星期之前，他們還能避免這種軟弱的表現，不至於這樣不理智地受制於天氣，因為那時候，他們不是單獨面對這個世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和他們一起生活的人置身於他們的天地的前面。反之，從這一刻起，他們顯然聽任變化無常的老天的擺布了，也就是說，他們無論傷心痛苦，還是心存希望，都沒有來由了。

  處於這種極度孤寂的境地，最終誰也不指望鄰居來相助，每人都獨守自己的憂慮。我們當中如果偶然有人想交交心，或者談一談自己的感受，那麼對方無論如何回應，大多時候總要傷害他。於是他發覺對方和他所講的風馬牛不相及。他所表達的，確是他多日思慮和苦楚的由衷之言，他想要傳遞的形象，也是在等待和情慾之火上長時間燉出來的。對方則相反，想像這是一種常見的激情、市場上叫賣的痛苦、系列化的憂傷。對方不管出於善意還是惡意，應答的話總是顯得虛假，這樣的交談還是放棄為好。或者，至少那些忍受得了沉默的人應該如此，而其他人，既然找不到真正的心靈語言，他們就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採納市場的語言，說話也模仿那些老生常談，模仿那種普通關係和社會新聞的風格，差不多就是每天的新聞了。在這方面也同樣，切膚之痛往往用談話中的陳詞濫調來表達。唯有付出這種代價，鼠疫的囚徒們才可能博得門房的同情，或者引起他們的聽眾的興趣。

  然而，還有最重要的一點，這些流放者的焦慮不管多麼嚴重，空虛的心不管多麼沉重，仍可以說在鼠疫流行的初期，他們是幸運者。就在民眾開始驚慌失措的時候，這些流放者的心思確實完全轉向了他們等待的人。在全城居民遭難之際，他們卻受到了愛情的自私心理的保護，即使想到鼠疫，也僅僅限於這場瘟疫有可能把他們的離別變成永訣。這樣一來，他們就給瘟疫的核心地點帶來一種有益於健康的分心，被人視為冷靜應對的態度。他們本已絕望，反倒不會驚慌失措了：他們的不幸也有益處。譬如說，他們當中如有人被疫病奪走性命，那也幾乎總是在不知不覺中走完生命的歷程。他在心裡長時間跟一個幻影交談，從這種談話中抽出身來，也沒有過渡，就直接投入大地的極厚重的沉寂中。任何感受他都來不及體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