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個圈獨家文學手冊 導讀 世間壯麗的這一天

  作者：章樂天

  （譯有《責任的重負》、《開端：意圖與方法》等。）

  路上空無一人。這是一條微微上升的緩坡。梅爾索手裡提著行李箱，走在塵世的晨光之中，他聽著自己急促的腳步聲，伴隨著行李箱把手發出的規律的嘎吱聲，在這條寒冷的道路上不斷前行著。

  那種撲面而來的酷，加繆式的酷，源於他筆下仿佛下意識地生成的一種標誌性的矛盾結合—一方是感性的快樂體驗；另一方是對人在冷漠宇宙之中的「存在性孤獨」的認識。依靠著在阿爾及利亞的早年生活，加繆，這位「黑腳法國人」的後代，寫出了他最著名的兩部作品，即小說《局外人》（1942年初版）和《鼠疫》（1946年初版），而《快樂的死》這個小作品的完成時間比《局外人》還要早三年多。從這部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加繆對個人風格的初探，看到一種《局外人》的「準備動作」。

  一、健康的人

  這個動作里有加繆真實生命的無數痕跡，像絕大多數初學寫作的年輕人一樣，他把自己生活過的不多的年月作為「啟動資金」。比如，在書中你可以看到兩個地名：貝爾庫，里昂街。那條街的93號公寓，就是加繆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全家的居所。在這個區，阿拉伯人和黑腳法國人並肩生活，此外還有來自地中海周邊眾多國家和地區的人，像義大利人、馬爾他人、突尼西亞人、希臘人、猶太人。「黑腳」（法語pied-noir）一詞的來源，可能是地中海水手滿是泥炭的腳，也可能是法國士兵的黑靴子，它指的是在法國統治阿爾及利亞時期，在此地生活的一百萬歐洲裔殖民者，其中絕大多數自然是法國人，其生活一般比較樸素，沒有那種把阿爾及利亞原住民和穆斯林都踩在腳下的做派—至少加繆本人是這麼個印象。

  當《快樂的死》中貝爾庫出現時，我們看到這裡的人五方雜處，過著一種熱汗蒸騰、身體氣息十足的生活。可以參考加繆早期寫的一則散文《運動》，其中記錄了一場拳擊賽的實況，對賽雙方分別是一位法國海軍士兵和一名奧蘭當地的拳手，兩人打得正酣，台下的觀眾是如此表現：

  他們的噓聲里沒有仇恨。觀眾們分成兩邊，似乎為了公平起見。但是每個人的選擇，都是順著精力透支後的漠不關心而作的。如果法國人浮步不穩，如果奧蘭人忘了不該打腦袋瓜子，他便會受到噓聲，但是一會兒喝彩聲又代之而起。[1]

  比賽進行到最後也難分勝負，於是按慣例進行抽籤，法國人最終獲勝，觀眾顯然以本地人居多為由，認為裁判作弊。於是抗議之聲四起，然而這時，「那水兵走上前去擁抱他的擂台對手，吮吸著他兄弟的汗水。這足以改變觀眾的看法，使他們又爆出喝彩。我的鄰座不錯，他叫道：他們不是蠻子」[2]。

  這是個寓意深刻的情節，它表現出社區的某種和諧，人各有各的欲望和好勝心，卻又能以一種古希臘式的身體審美去公平地欣賞別人的力量和長處。加繆一向特別強調身體健康這一點，在《快樂的死》中，主人公帕特里斯·梅爾索之所以能同時感受著大自然的美和它的冷漠、殘酷，根本原因就在於他是個健康的人：因為健康，他才不需要乞求歲月溫柔相待，也才會不憚於想像和思考死亡，也才能夠在貝爾庫的碼頭上，以一種輕鬆的心情「觀賞」一個慘遭重傷的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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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已經把傷者抬出來了，他躺在木板上，周身瀰漫著粉塵，嘴唇由於痛苦而發白，手肘上方斷了的手臂就這麼了無生氣地任人處置。一截碎骨從皮肉中穿出，可怕的傷口淌著血。鮮血沿著手臂滾滾流下，一滴一滴落在發燙的石板上，發出細微的噼啪聲，一陣青煙升騰起來。梅爾索怔怔地看著這血，一動不動……

  他凝視著那個傷者，直到被一個同伴拉走，兩人快跑了一段路後，又搭上了一輛卡車，隨著路面的顛簸，他倆被震得暈乎乎的，卻又笑得喘不過氣來。這就是健康年輕人的特權，所有的痛苦都可以是自找的，是對自己雄厚的本錢的認可。受傷的工人的樣子越悽慘，能夠快跑、能夠扒車的梅爾索就越是強大。

  在第一部第二章，我們看到了梅爾索所處的社會的日常景象：

  夏天的港口充滿了喧囂和陽光。十一點半，太陽仿佛從中間開裂成了兩半，沉沉的暑氣壓迫著碼頭堤岸。阿爾及爾商會的貨棚前，一艘艘黑色船身、紅色煙囪的貨船正在裝載一袋袋麥子。細密粉塵的芬芳與太陽炙烤出來的厚重瀝青味交融在一起。在一艘散發著油漆味和茴香酒清香的小船前，有些人在喝酒，一些穿著紅色緊身衣的阿拉伯雜耍藝人在發燙的地面上不斷轉動著身體，陽光也在他們身後的海面上躍動著。

  我們看到了烈日炎炎的夏天—一個加繆式的季節；我們看到了靠身體吃飯的雜耍人，看到了顯得精力充沛的陽光，在海浪上炫耀著自己的靈活；我們還看到了茴香酒—阿爾及爾的標誌性飲品，在十年後發表的《鼠疫》中，加繆就用城裡重新飄起了茴香酒的香味作為鼠疫過去、社會恢復正常的寫照……無論是自然環境還是人文環境，在加繆寫來都是「慷慨」的，正是這些激發他去獵取、去品嘗活著的幸福和快樂。除此之外，瑪爾特的肉體和容貌對梅爾索來說也是一種盛大的供應：「她走在他前面，笑靨如花，美得攝人心魄。」

  二、被豐盈覆蓋的貧窮的人

  加繆以一場槍殺來為這篇小說開頭：腿腳靈活有力的梅爾索，開槍打死了一個雙腿被截的男人羅朗·扎格爾斯。你若事先讀過《局外人》，必然會想到默爾索的殺人，然後感到兩個殺人事件之間似同似異：同樣是晴好的天氣，同樣是在一種整體算是悠閒的氣氛下做出的一個極端「冷酷」的行為，默爾索很快就要受審，而梅爾索只是舌頭髮干，腦袋嗡嗡作響，身體有些發冷，並無其他的懲罰在等著他。

  要到後來，我們才能逐漸得知這次殺人的緣由（這就明顯區別於《局外人》中完全無因的殺人）。他好像是應被殺者的邀請殺死他的，這個人讓梅爾索奪走他的性命，並拿走他的錢。殘疾人扎格爾斯對梅爾索說的一番話，不像是加繆的典型風格：

  人沒有錢不可能快樂。就是這樣。……我發現某些精英分子身上有一種自命清高，他們總以為金錢不是快樂的基礎。這很蠢，顯然也是錯誤的，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懦弱的。……在幾乎所有情況下，我們耗費生命去賺錢，但明明應該用錢來換取時間。這就是一直以來唯一讓我感興趣的問題。它很明確，很具體。

  這些關於錢、幸福和時間的關係的論說固然有著哲理色彩，其中的焦慮卻是簡單淺白的：對一個擁有健康、相貌的年輕男人來說，要實現個人自由只剩最後一道障礙：貧窮。日後在加繆的其他作品裡，貧窮沒有得到過這樣的強調，在《鼠疫》中，貧窮甚至是聖徒一樣的人物塔魯用來自我歷練的選擇，塔魯告訴里厄醫生，他因為不滿檢察官父親判人死刑而離開了富裕的家，去過窮苦日子。

  實際上，加繆是真正體會過窮苦的滋味的，在里昂大街，加繆一家人的住房條件差到了極點：在這個沒有父親的家庭里，他和媽媽以及哥哥呂西安、他們的舅爺艾蒂安、外祖母和清潔工凱薩琳·海倫共用三個房間、一個廚房和一個衛生間，樓里沒有電，沒有管道系統。加繆和哥哥、媽媽共住的房間只有十平方米左右。窮是無法掩飾的。我們還可以從加繆的散文中推知一些真實的信息：他喜歡在一家阿拉伯人開的咖啡館裡坐很久，那裡長時間空無一人，他會儘量坐得晚一些，等到必須回家睡覺時，他不用開燈就能摸著黑上樓，他把每一步都抬得很高，避免絆倒，他的手從來不敢碰欄杆，以免摸到過路的蟑螂。

  《快樂的死》中寫到一個箍桶匠卡多納，也很像從加繆自己的生活里抽取出來的，他是「一個不喜歡待在家裡的窮人」，因此總是選擇咖啡館作為自己的棲身之所，那是個「出入方便、華麗敞亮且隨時歡迎他光臨的家」，幾家生機勃勃的咖啡店，有人群的熱氣蒸騰，「是對抗孤獨的恐懼及其朦朧願景的最後庇護所」。

  加繆在他未完成的自傳體小說《第一個人》中寫到，自己從未從貝爾庫艱辛、困厄的童年裡恢復過來。可是《第一個人》的文字完全成熟，以至於我們讀後，對他早年生活最深的印象不是貧苦，而是某種帶有詩意的「清寒」，是一個人為了充分體會外界的慷慨豐盈而必須付出的成本。他對貝爾庫地區和阿爾及爾整個城市及其居民的描寫，都很容易讓人忽略貧窮這一現實：里昂街非常寬闊，道路兩旁栽種著無花果樹，鋪設著電車軌道。小街里店鋪密集如林，手工作坊和公寓比肩而立，孩子們在街上玩棍子球，鬧哄哄地在行人之間穿梭，跨過流浪狗和母雞，小心別撞到各種小販—一個「人間煙火」的叢集之地，「地氣」充沛，永遠熱鬧。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阿爾及爾平等開放的氛圍吸引來了很多歐洲人在此活動，加繆認識很多藝術家、運動員、小店主。雜耍藝人和廣大的工人都是窮的—不窮也不會去做體力勞動—但似乎並沒有到赤貧的程度。雖然困厄但也隨時會受到慷慨的補充：海灘和海水—並沒有被少數有錢人圈起來獨享，而是一視同仁地滋養榮華、撫慰窮困。不管你是高官子弟還是一文不名之人，不管你是哪個國家的人，都能脫得赤條條地去領取免費的日光和空氣。海灘上還有標準的海景舞廳，窮人家的街坊兒女可以在那裡半日盡歡。阿拉伯老人在玩多米諾骨牌，咖啡館裡坐著喝薄荷茶的顧客，世俗化的人和宗教信徒穿著對比鮮明的服裝走在同一條路上，至今如此。

  加繆筆下豐盈的身體感受完全覆蓋了對物質條件的顧慮。對地中海的愛簡直是他的名片，被他隨時攜帶，成為靈魂的背景。在《鼠疫》中，里厄醫生一旦難忍城裡的喧譁和焦慮，就沉入海水之中，哪怕只是暫避一時。文字中的加繆就死死地留在這暫時之中：活著若還值得繼續，人就必須探求與世界融為一體，而這一點，只有當其在水中暢遊或坐在地中海的沙灘上時才能體會到。

  三、兩個無從幸福的人

  在《快樂的死》中，我們看到加繆對此尚有根本的不滿足—不滿足於精神和體感上的豐盈，也不滿足於物質上的貧窮；不滿足於享有自己已經享有的，也不滿足於缺失自己一直缺失的。他託身於「帕特里斯·梅爾索」這個名字來確認自己到底是怎樣的一種存在：這個梅爾索—加繆的合體對自己的感知有著無窮的熱情，他極度自戀，但這種自戀似乎基於想要打通人和他所處的世界之間那種天然的界隔的動機：

  （殺人取錢後的梅爾索）他打了兩個噴嚏，小山谷里響起回聲，像是一種嘲笑，在清澈的天空中越飛越高。他的腳步有些蹣跚，便停了下來，深深吸了口氣。從湛藍的天際落下千千萬萬個小小的白色微笑。它們嬉戲在滿是雨水的葉子上、在小巷濕漉漉的石板上，它們飛向血紅色瓦片做頂的屋舍，又振翅飛向剛才孕育了它們的湖泊。

  這是加繆一直堅持的追問：人的活動究竟能賦予自然環境以怎樣的意義？常人都不會想到的是，自然界並非為人類所準備，自然界可以壯麗、優雅、美好、凶暴，卻不會回應人的讚美和驚駭。所以「與世界融為一體」的感覺也是不可靠的，不失為幻想；可是加繆卻要在此追問，他要去想像，並用筆來讓自然界裡的事物儘量動起來，同時又不讓其僅僅成為「觸景傷情」里的「景」，或成為人的情緒的回音壁和應聲蟲，他那些事物是自顧自地動，以自己的節奏和邏輯。於是，所謂的「荒謬」（中文的「荒謬」一詞用於描述加繆的觀點終究是不夠合適的，無數膚淺的理解來自望文生義）在此趨向於深刻，那「千千萬萬個小小的白色微笑」並不是回應梅爾索的心情的，它像是一種莫名的起鬨。

  加繆顯然還在摸索之中，浮誇的修辭是他為自己的「荒謬」的世界觀定調的需要，他試圖捏合感知敏銳的人物，始終對人物保持陌生的環境，他想在兩者間實現一種頻繁的周轉：「窗外，早晨在金色的寒冷大地上展露笑顏。一股冰冷的巨大喜悅和鳥兒發出的不安的尖銳叫聲，還有那漫溢的冷酷無情的光線都為這個早晨描繪出一張無辜又真實的臉龐。」這裡浮現出的重點—「無辜又真實」，可以用到自然界裡每一個客觀存在的事物上，不管是抽象的還是具象的。的確，外物都是真的，只有人是世故的，有著複雜的焦慮和不滿，會掩飾，懂避諱，相對而言就太「假」了。追求真實的人，都會承認自己戴著假面，加繆就說過，只有在海水中或沙灘上，他才能把一張名叫「阿爾貝·加繆」的面具取下來。

  殘疾人扎格爾斯開著房門，為了讓奪他性命的人進來。他房間的矮櫃裡，黑色手槍熠熠發亮，「宛如一隻優雅的貓鎮壓著扎格爾斯的那個白色信封」—這個讓人想起弗蘭納里·奧康納那篇驚世駭俗的故事《好人難尋》中的殺人事件，加繆在後文里慢慢敘述其原委。半身殘疾的扎格爾斯不肯賴活著，為此，他奇怪地把活著的意義寄托在了讓年輕的梅爾索更好地活著上面：「梅爾索，擁有這副身軀，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樂地活著。」健全的人受到殘疾人的祝福，這很合理，但是為了這種祝福，殘疾人請健全的人槍殺自己並拿走自己的錢，這一點卻怎麼也難稱是合理的。

  這是加繆在1937年10月10日的一則手記里寫下的話，那時他正在寫這本小說：

  有價值或無價值。創造或無創造。在第一種情況中，一切都有正當理由。毫無例外，在第二種情況中是徹底的荒謬。剩下的就是選擇最美的自殺方式：婚姻、四十小時工作制或手槍。

  執迷於這種思索的加繆是不會考慮合理性的。殺了人的梅爾索，不像《罪與罰》里的拉斯柯爾尼科夫那樣，出乎自己意料地受到了良心的追責。他的行為也沒有引來法律後果，仿佛只要他自己不在意，那些司法力量、輿論力量就自覺退散了似的。在第一部第四章，我們看到梅爾索決定殺扎格爾斯，真就是出於對生活本質的無意義的認識。他目睹了一個熟人—那位箍桶匠卡多納的情況：

  一扇朝著院子的窗戶緊閉著，另一扇窗也才開了一條縫。懸吊著的煤油燈周圍圍繞著一圈小型紙牌，平行的圓形光線投射在桌面、梅爾索和卡多納的腳上，以及牆邊一張面對著他們的椅子上。這時，卡多納把照片握在手中凝視著，親吻著，用沙啞的聲音說著：「可憐的媽媽。」但他其實也在顧影自憐。她被葬在城市另一端的可怖墓地，梅爾索很熟悉那裡。

  卡多納很窮，但他的問題不是窮，不是母親去世，也不是母親葬在「可怖」的公墓里，而是兒子無法給她一個更好的歸宿—在梅爾索眼裡，卡多納代表了一個真實人生的典型樣子：人因為經濟限制而無法改善自己的生活，進而只能依戀他已有的東西（一門可以餬口的手藝）和人（感情深厚的母親），以及一條狗。而這些擁有又註定是要失去的。喪母后的卡多納十分憂傷，自己也一下子衰微下去：

  回到家裡，他又拿出這張照片，對著照片，消逝的往事又裊裊浮現。他又見到了他曾經深愛又嘲弄的母親。在這個醜陋的房間裡，獨自面對著自己一無是處的人生，匯聚起最後的一些力量，他意識到那段過去正是他的快樂所在。

  梅爾索雖然對這種「牲口一樣的人」不無敬意，卻從心眼裡相信，這樣的生活也會在未來等待著自己。懸浮在時間之中的生命必定毫無意義，一想到幸福只能保存在事後的追憶之中，梅爾索就心生恐懼。在和卡多納無言抽菸的時刻，梅爾索做出了「再也不能這樣下去了」的打算。

  而在這片卑微生活的光譜的另一端，坐著扎格爾斯。扎格爾斯是瑪爾特的眾多前任情人之一，他也享受過生活的美好，更何況他還（自稱是以詐騙手段）賺到了很多錢。然而現在，他只能整日坐在家裡，連大小便都需要人服侍。通過他和梅爾索的對話，加繆寫出了另一種荒謬的隔閡：明明是被邀請來做對話的朋友，梅爾索卻無法從扎格爾斯那裡感覺到友情。他發現，扎格爾斯企圖把自己從殘缺的生命中得到的羞辱轉嫁到他身上，用「別人看到我這雙殘腿所露出來的同情總是讓我抓狂」這樣的話來虐待他，梅爾索激於血氣，就以暗想「一個廢物」來抵禦。他告誡自己不要濫施同情，無情才是對真實的一種捍衛態度。

  《西西弗神話》的正文開篇已成名言：「真正嚴肅的哲學命題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判斷人生是否值得，就是回答哲學的根本問題。」在《快樂的死》中，可以看到這樣一種思考的醞釀過程：扎格爾斯確信自己不值得生存了，只是，他在截肢之後需要花二十年的時間才做出這個判斷，而二十年後，他遇到了血氣方剛、四肢健全的梅爾索：

  二十年來，我無法體驗某種快樂。我已經被我自己的人生所吞噬，而我卻無法完全參透它。而死亡最讓我恐懼的，是它會讓我非常確定——我的人生耗盡時，我將從未參與其中。我被迫成了我自己人生的旁觀者，您明白嗎？

  他並沒有明確地指示什麼，但兩人在沉默中達成了一致。槍響之後，沒有任何法律後果發生，這明確地告訴我們，這個故事的重點不在於法律，也不在於道德倫理，而在於哲學。梅爾索輕鬆地遠走高飛，去實踐死者對他的忠告：你唯一要做的，就是快樂地活著。

  扎格爾斯和卡多納，前者缺少健康，後者則主要缺錢。兩人都無法得到幸福，而幸福看來又是生活的唯一意義，是人存在、生活的目標和理由。在阿爾及爾大學接受的哲學教育，使加繆尤為關注真實問題，他主張真實，但真實又使人無法去行動，正如真實的大自然不會做出任何有意志的行動那樣，因為一條條道路，如果真實地去展望、去描述，都無非是通往衰退、乏味和死亡之路而已，那又何來的生活意義呢？

  梅爾索對他的殘疾朋友說，他覺得無論是結婚、自殺，還是訂閱《畫報》，都是「絕望的行動」—這種過分的清醒似乎是加繆給自己設定的寫作倫理。然而，扎格爾斯一語道破了他這麼認為的原因，並為了維持整個故事的哲理水平加上一句解釋：

  梅爾索，您很窮。這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也解釋了您的厭世。還有一部分原因，是您荒謬地同意了自己的貧窮。

  四、布瓦維爾的白日殺手和布拉格的夜遊人

  1939年夏天的一個下午，在奧蘭以西的布瓦維爾海灘，加繆的一個熟人與兩個阿拉伯人發生了衝突，那個人認為阿拉伯人侮辱了他的女朋友，於是去找了自己的弟兄回來與阿拉伯人爭吵。在爭吵之中，他被其中一個持刀的阿拉伯人打傷，他們遂回別墅拿來一把小口徑手槍，要找阿拉伯人算帳，不過後來並沒有開槍，傷人者就被逮捕了。

  關於這件事的細節，各種說法出入很大，但總之，這件事被加繆用來寫出了決定他命運的小說《局外人》，它是一曲存在主義的頌歌，開頭幾頁，一個怪異的、情感疏離的反英雄默爾索，送走了他去世的母親，同時不忘和女友瑪麗看電影。他的母親，大概像卡多納的母親一樣，也是被葬到一個俗不可耐的鄉村公墓里的。而默爾索也像梅爾索一樣，時刻不忘了身體感知。「天空的強光讓人無法忍受，」他說，「我可以感覺到血液在我的太陽穴里跳動。」

  在默爾索的世界裡，陽光從《快樂的死》中的「純真無辜」變成了一種邪惡的力量，變成了暴力的誘發劑。在一個很像布瓦維爾的海灘上，默爾索遇到了一個拿著刀的阿拉伯人，他開槍打死了他，除了令人不安的亮度和熱量，沒有其他明顯的原因。殺人後，他仍然在感知太陽，覺得它「是和我埋葬母親那天一樣的太陽」。

  《局外人》里的默爾索也不是從一開始就立住了的，但隨著這本書被經典化，默爾索也固化為一個套路型的文學形象，被人模仿。對比之下，《快樂的死》中的梅爾索，並沒有受到加繆充分的信任，他為梅爾索設計了這一場偽裝成自殺的殺人行為。1938年4月完稿後，他接受了朋友的建議修改了一番，最終還是匿而不發，直到他去世十年後，這部作品才被印刷出版。

  梅爾索並非默爾索那樣一個疏離的、缺乏感情表露的人，他和瑪爾特的關係，也並非默爾索和瑪麗的關係那樣，只是因為無聊才待在一起；梅爾索對自己的男性魅力、體力、健康都有更強的感知，因此合群或離群、和誰在一起度日都是他的主動選擇。在第二部中，他憑著本有的優越感（和對自己可能喪失先天的優越條件的焦慮），加上從扎格爾斯那裡得來的錢，到歐洲做了一個自由旅行者，他到了布拉格，又從布拉格出發，不斷換目的地，從未決定在任何地方停留。在車上，他有如下的思緒：

  在這塊回歸天真的絕望大地上，他身為迷失在原始世界的旅人，找回了自己的聯繫。他握著拳放在胸口，臉緊貼著車窗玻璃，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生命力，沖向自身及其體內沉睡著的偉大。

  行動自由的第三人稱主角梅爾索，比起陷入羅網的第一人稱主角默爾索來，更難獲得讀者的認同；可是他更像加繆本人。默爾索是現代主義小說里典型的反英雄，梅爾索卻是二十多歲的加繆把從自己能量十足的青春履歷里外溢的那些內容收羅起來，進行加工的產物。

  《快樂的死》的第二部中，梅爾索渡過地中海來到馬賽，然後去里昂，又從那裡去往布拉格，這正是1936年加繆旅行的路徑。那次旅行，他是和妻子西蒙娜，外帶友人布爾喬瓦一起出發的，但前往布拉格的時候他就只是一個人了。那時，肺結核已經在年方二十三歲的他身上多次發作，在異國他鄉，任何一種不熟悉的氣味都會觸發他的心神不寧。奧利維埃·托德在《加繆傳》中說，加繆在布拉格「害怕病倒在沒有同情心的外國人之中」，而在《快樂的死》中，如下的一段話正是加繆當時的真實狀況：

  他突然停下腳步。一股奇特的味道在夜色中朝他飄來，這種氣味有點兒嗆鼻，有點兒發酸，喚醒了梅爾索內心全部的憂慮。他感覺舌頭上、鼻腔深處和眼睛裡都充斥著這種味道。它起初遙遠，接著飄到街角，現在又融入了漆黑的夜空，嵌入了油膩的人行道之間，恍然間便躥到眼前，宛如布拉格暗夜的邪魅巫術。他朝著這種味道走去，隨著距離越來越近，它變得更加真實，裹挾了他整個人，嗆得他流下眼淚，讓他毫無招架之力。走到街角，他明白了：一位老婦人正在賣醋醃小黃瓜，正是這味道俘獲了梅爾索。

  加繆恐懼那氣味，他把一個路人大口咬著黃瓜的畫面也寫入了這篇小說中，目睹此景的梅爾索「找了根柱子靠在上面，久久地呼吸著此時此刻世界所呈現給他的奇異與孤獨……」他這裡使用的修辭，又會讓我們想起本文開頭引用的那句描寫：「梅爾索手裡提著行李箱，走在塵世的晨光之中，他聽著自己急促的腳步聲，伴隨著行李箱把手發出的規律的嘎吱聲，在這條寒冷的道路上不斷前行著。」

  五、死於荒謬與石化的人

  梅爾索思念著他熟悉的故地，那裡有陽光，有海水，有女人。當他在這趟旅途的最後階段穿越義大利北部，來到熱那亞時，他的下一站就是阿爾及爾，因為熱那亞已經有太多香艷的、酷似他家鄉那般的景物，強烈刺激了他的性慾和歸心。回到故里，他一度和三個女人生活在一起，這也是加繆本人的情況：他的女人緣出奇得好，哪怕他本人一直是拮据度日，也能吸引來某些大資產階級家的閨秀，變成圍著自己打轉、一起脫光衣服曬太陽的伴侶，就像書中那位卡特琳娜驕傲地說的：「我剛剛赤裸在世界面前。」

  加繆是在1937年動手寫《快樂的死》的。在他長租的那座濱海的房子裡，他不缺女人，不缺宜人的氣候，也不缺時間，身為一個既善於勾引又懂得蔑視女性的頭號唐璜，他把自己身邊的女人改動名姓後，寫入了小說的第二部之中，我們讀起來，會感覺到它的情節略為零散，只見梅爾索自己的內心戲不斷地出現：

  就像按壓一塊熱乎乎的麵包直到它失去彈性，他只想把自己的人生握在手中。就像在火車上的那兩個漫漫長夜，他和自己說著話，然後準備迎接新生活。把人生當作麥芽糖一般舔舐，塑造它，打磨它，最後去愛上它，這就是他最為熱衷的事情。像這樣地存在於自己面前，他今後所要做的，就是將這份存在呈現在人生中的所有面孔前面，即便是以一種他現在已經知道難以承受的孤獨為代價。

  被這樣大段的自表決心弄到困惑實屬正常，因為加繆自己還沒有形成清晰的思路，他還無法把一個人身為智慧生物的宏大自戀，同他簡單、本能的基本存在之間的矛盾揭示出來；我們看到，梅爾索的大量動作都被飾以超越性的意義，「世界」「人間」像一些召之即來的小小神明，頻頻地出現和迴響，往往顯得浮誇、過分；加繆尚未形成一種討論荒謬的語言，從《快樂的死》來看，一個總在享受生命的饋贈的人，又為生命中沒有可識別的目的、為大自然的永恆冷漠而感到孤獨—這種痛苦著實稱得上是奢侈的。

  這種種不妥帖之處，加繆的好友雅克·厄爾貢當初已經指出過，加繆本人還需要數年時間搞明白自己真正想要說什麼，以及怎樣去說，並且真正沉入人的處境之中。卡多納那樣的人物，可能是最適合他寄託悲天憫人之心的落腳點（比如他在《鼠疫》中塑造了一位日子越過越消沉、最後又趕上鼠疫的格朗）；而若讀他晚期的短篇小說如《不貞的妻子》，我們也將一上來就被一種沉鬱的力量準確擊中：

  冬天的早晨，陽光微弱，汽車走得很慢，顛得厲害，車皮和車軸叮噹亂響。雅妮娜望了望她的丈夫。馬塞爾的頭髮已經灰白了……眼神依舊是呆滯的，麻木的，茫然的，只有他那雙汗毛稀少的大手好像還在活動。……它緊緊地抓住夾在兩腿間的一口小帆布箱子……

  滄桑易老是人間的常道，自我優越的生命感只是個別人在個別年齡上具有的特權。那麼，那位聽著「行李箱把手發出的規律的嘎吱聲」、步履輕健地踏上殺人之路的梅爾索，又該如何肩負起活在荒謬之中的職分？

  箭已上弦，不得不發。當小說進入一系列及時行樂的節奏中的時候，加繆考慮如何安排主角的結局：梅爾索必須死，若非如此，加繆將不能兌現他自期的「酷」的潛質，也將無從通過戳破凡間幸福的虛幻面目而將哲思推進到一定的深度。死因也不妨是肺結核，這一險惡的病症，能使患者充分感覺到活著的不光彩—加繆本人對此深有體會，他十七歲時就曾同肺結核首度結緣，若非如此，他怕是還不會有那麼強的意願，去活出別人兩輩子都活不出的內容。

  「我太熱愛人生了，不能只靠自然景色來滿足。」梅爾索說，於是他宿命般地受罰—被病擊倒。只是由於他一直持有對抗荒謬的意願，這病才顯得對他還是一種成全：在小說的末尾，他聚集起了平生所有的優勢—陽光、海水、面帶微笑的美麗女人，甚至還要加上依然蓬勃的情慾—來體會在肺結核面前敗北的最後時光。

  他彌留之際的身體感受也被描寫得極美：有石頭在他胸中上拱，等他咽氣時，他變成了一塊石頭，落入荒石之中。那道荒謬之牆被突破了，人加入冷漠的自然景物之中，在那裡變冷。

  這時，我們會想起被他殺死的殘疾人扎格爾斯：他的只有大半截身體的遺體變成了什麼？我們可以認為，他的如願以償的死也是快樂的嗎？加繆相信這篇小說不值得發表。他是對的，接著他就突破了自己：默爾索在臨刑前夜感嘆的「我第一次對這個冷漠的世界敞開心扉」，就像一根靈巧的撬棒，撥開了那塊名叫帕特里斯·梅爾索的、與冷漠世界合為一體的大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