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與天下公知戰

  導火索：施觀民

  1579年春節剛過，整個帝國沉浸在繁華熱鬧的喜慶中，一道奏疏從江蘇常州悄無聲息地進了北京城。這道奏疏是封控告信，控告的對象是常州知府施觀民。控告信指出，施觀民在常州搜刮民財創建了龍城書院，請求政府制裁他。

  張居正在內閣興奮而不是憤怒地拍案而起：「好你個施觀民，我等你很久了!」這話說得很露骨，身邊的申時行聽出來了，一向厭惡書院講學的張首輔已準備對書院開刀，而施觀民只是個不值一提的導火索罷了。

  

  施觀民在江蘇常州極有政聲，他是知識型官僚，在政務之外好趕時髦，經常聚集思想界名流在官府講學。有人就向他提議，可以搞個書院。但他是個清官，不想動用政府資金，所以就讓常州地區的富戶們捐款。有人不捐，他就上門索要，這才引出了富戶們的報復，買通言官參了他一本。

  張居正找來內閣同僚們商議。眾人知道張居正已做了決定，所謂找他們商議，不過是讓他們提前知道而已。果然，張居正開口就是：「我已準備向皇上請求廢天下書院，禁止講學。至於由頭，就是這個施觀民。你們看他為了辦書院，居然強刮民財，目無王法!」

  眾人唯唯。

  張居正上疏朱翊鈞，請將施觀民削職為民，順便說了書院的種種壞處，並著重指出，國家思想紛亂繁雜，意識形態飄忽，這都是書院惹的禍，應將書院全部改成政府辦公地，轟走那群窮嚼蛆的腐儒。

  朱翊鈞同意。

  張居正人生中最受知識分子詬病的「廢天下書院」運動開始了，全國各地展開了「到書院轟人」的行動。所有書院中都發出了哭爹喊娘的聲音，大部分人在書院裡是靠嘴活著的，離開了書院，他們正如和尚離開寺廟一樣，只能靠化緣度日。張居正抽了他們一嘴巴，又砸了他們的飯碗，他們發誓和張居正不共戴天。

  張居正討厭書院，正如獨裁者討厭思想紛繁、始終想統一思想一樣。中國古代書院始於唐，興於宋，在明代攀上巔峰。它的特點是今日大學和論壇的綜合體，由當時的著名官紳和學者聯合創辦，招收有志有才之士來學習。講師來自五湖四海，只要你有自己的獨特思想，敢上台講，就能上台。

  中國古代書院還有個最大的特點，那就是議論朝政和政治大人物。其實完全可以說，古代書院就是個政治清談中心。它最讓人嘔吐的一點是，各路所謂狗屁的大師、公知們坐在清風徐來的書院裡滿口噴糞，卻從不去做事。他們遠離政治，根本沒資格坐在政治交椅上，所以才沒有任何壓力地談論政治。

  古代中國是個重視輿論的社會，於是，這群書院的大師、公知的言論就成了一把鋒利的武器。任何在高位的人都小心翼翼對待他們，以期望他們能用言論支持自己。

  張居正最恨書院，因為他恨那些窮嚼蛆的人。一談到書院講學，他就咬牙切齒，對人發泄對書院的極度厭惡：「聖賢用經術垂訓後世，國家以經術教育人們，只要踏實地體認儒家經典，就是在做學問。書院那群混帳標榜門戶，聚黨空談，一無是處。真做學問的人，應將平日所學的經書義理，篤實講求，躬行實踐。只說不做，和廢物有何區別？!」

  他給朋友周友山寫信指責天下所有書院的講學都是「作偽之亂學」「講學者全是假好學」。周友山是陽明心學門徒，也是他張居正最敬佩的學者，兩人常有書信往來，講學術講政治。對於張居正的切齒痛恨，周友山不置可否。他知道張居正痛恨書院講學的真正原因，自張居正擔任首輔推行改革以來，天下書院對他的責難和痛斥就從未停止過。

  實際上，縱然沒有施觀民事件的發生，張居正廢天下書院也是必行之事。

  有人曾和他聊到對書院講學批評時政的看法：「天下有道，百姓是從不議論的；天下無道，公知們才議論紛紛。」

  張居正冷冷地回道：「待我廢了他們行屍走肉的場所，讓他們走出書院自力更生，他們就不議了，就是天下有道了。」

  對方驚駭道：「百姓不議，非是不敢，而是沒有可議論的。」

  張居正又冷冷地回道：「誰議就殺誰!」

  其實稍懂點事的知識分子就該明白，張居正廢天下書院，不僅是私心，還有公心。張居正認為「標榜門戶，聚黨空談」會將大批知識分子的精力浪費在門戶之爭中，妨礙他們探求經邦濟世之學，反對「聚黨空談」，有助於培養良好的學風。

  或許有人會說，用強制的方式來消弭思想界的派別鬥爭，帶來的結果卻是摧毀思想界的生機，使當時中國思想界變得死氣沉沉。這是典型的站著說話不腰疼，要消弭思想界的派別鬥爭，權力擁有者除了強制方式外，無其他辦法可尋。

  那麼，被張居正廢掉的那群書院公知都是些什麼人呢？當時明帝國思想界，思想紛雜，意識形態固然是理學，可公知們亂談的卻是陽明心學。陽明心學自1529年王陽明去世後立即四分五裂，有各種流派，一個流派里又有各種學派，大家都說自己是王陽明的徒子徒孫。可正如張居正所說，當今世上，得王陽明真傳者寥寥無幾。那些自詡王陽明門徒的人，要麼是隨心所欲的心學左派，要麼是漸漸轉入朱熹理學的右派，真正的陽明心學已銷聲匿跡。

  王陽明主張知行合一，這是陽明心學的靈魂。真正的王陽明信徒是那些擁有自尊無畏精神的英雄人物，為天下蒼生而不惜生命，不懼榮辱，奮勇向前。從這點而言，當時的明帝國，除了徐階、張居正外，再也沒人配稱是陽明心學的門徒。

  張居正是否為王陽明門徒，這是個蠢問題。當時的天下，不歸朱(朱熹)則歸王(王陽明)，對於知識分子而言，傾向於朱熹或王陽明，不是選擇的問題，而是形勢比人強。

  張居正顯然有意無意地偏向於陽明心學，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對陽明心學做過深刻的審思，判定了其存在的價值。他說，自孔聖人死後，人間猶如暗黑長夜，學者們各持己見，各信其說，辯論無度。修身正心、真切篤實之學說再也無人提及，而訓詁辭章之習又起。無論是哪個自詡大儒的人都忘記了一件事，聖人之學本是心學，良知之學，只有立定己心、自得於心的學說才是聖人之學。王陽明先生恰好一語道破，並身體力行，知行合一。也就是說，張居正認可陽明心學，並非是趕時髦，而是縱觀了學術發展大勢後所做出的清醒選擇。

  不過他的「皈依」陽明學卻是有條件的。本來，陽明心學的終極目的是此心光明，內聖外王。就是說，如果能把此心光明了，就可以做出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如何光明此心，王陽明的答案是致良知。如何致良知，首先要立志，其次要對人對己真誠無欺，最後則是去事上練。但在致良知的途徑中，煉心是重中之重。煉心的前提是要把心通過靜坐、克己的方式清空，就是先安頓自我。王陽明說安頓自我的目的不是為了個體的愉悅，如果真這樣，那就成了心靈雞湯，安頓自我的目的是為了解決人生進取中的心理障礙，面對誹謗和詆毀，不動如山。心學左派認為陽明心學就是心靈雞湯，著眼於個體的愉悅。而張居正得到的是陽明心學的精髓：煉心就是為了解決人生進取中的困惑和矛盾，讓自己更有效地投入拯救蒼生的現實運作中去。這就是致良知，就是知行合一。自王陽明死後，真正讀懂王陽明的人恐怕只有張居正。

  張居正認可陽明心學的第二個原因是，他身邊的很多人都是王陽明門徒，老師徐階，甚至包括那個被高拱趕走的趙貞吉，還有他的朋友聶豹、前面提到的耿定向，再有就是我們下面要提到的羅汝芳。

  羅汝芳被驅

  張居正廢書院不是明帝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朱厚熜在位的1537年和1538年，兩次下旨廢天下書院，張居正是第三次，1625年，朱由校政府又第四次下令廢天下書院。朱厚熜和朱由校廢天下書院不必說，張居正廢天下書院的政治目標是清晰的：統一教育機構，不要又有學校，又有書院。這是有一定政治見解的，這種政治見解貫穿了他的執政始終，羅汝芳就是張居正這一政策的見證者。

  羅汝芳，1515年生於陽明心學的聖地江西，1553年中舉，和張居正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據說羅汝芳年輕時曾刻苦攻讀朱熹理學，無論如何都搞不通，最後病倒在床，家裡請了無數名醫，都無法使他痊癒。後來他老爹給了他一本《傳習錄》[1]，結果他看了幾頁，馬上生龍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陽明學習，只好尋找陽明心學的真正傳人，於是他找到了心學左派大佬顏鈞。

  顏鈞見他很有可塑性，就把對陽明心學的認識告訴他：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生不滅的，人只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所以，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去人慾」入手。

  羅汝芳聽後，歡喜得手舞足蹈，在長期的修行和參悟中，他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於眼珠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現。由於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不用學不用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這也就是說，朱熹規定的，甚至是王陽明規定的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慾」手法實屬多餘。再向大了說，國家那些控制人思想和行為的毫無天理的法律也是多餘的，甚至大錯特錯，應該取消。

  羅汝芳在安徽太湖縣做縣令時，的確做出了一些成績。張居正曾寫信給他說：「您在太湖縣『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羅汝芳啊!」但他話鋒一轉，「王陽明說致良知後還應該去行，否則就不是致良知。我覺得無論是學問還是為政，都該落到實處。我聽說你在太湖縣搞無為，上級政府下的條文，你認為不可就不執行，你認為可就下令執行，卻從不去檢驗結果，這是不對的。」

  後來，羅汝芳又被調到安徽寧國府做知府。張居正又去信說：「真儒者必須要明白『體用』，『體』實際上就是學，行乃學之『用』，所以學最終必須落實到用上。」

  羅汝芳對張居正的教導很不以為然，回信說：「陽明先生也說過這些，無非是知行合一。」

  張居正又回信說：「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蘊相當廣泛，舉凡孝順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內，而我所說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處理政務方面。」最後他很委婉地說了這樣一句話，「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意思是，陽明學固然很好，但必須將其落實到從政的實際行動上並見出行政實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面看，張居正所說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陽明知行合一範疇內的，其實還有區別。王陽明當然主張知行合一需在從政上體現，但他是教人和育人並行，也就是說，地方長官不僅是個行政官員，還要是個老師，不僅要落實政策，還需文化育人。張居正卻認為，地方長官只要做好身為長官的職責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並不是長官的事，甚至可以說，對百姓的教育可有可無。因為一個地方長官倘若通過講學等各種方式，為百姓啟蒙，那後果不堪設想。

  羅汝芳恰好身兼二職，既是行政長官又是老師。

  張居正當國後，羅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職，兩人多年不見，顯得分外親密。張居正問他：「最近在讀什麼書？」

  羅汝芳回答：「《大學》和《論語》而已。」

  張居正默然，許久又問：「可認真研究國家政策否？」

  羅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為講學做準備，還未來得及研究。」

  張居正心裡冷笑：什麼叫為講學做準備，這麼多年來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講學，還用準備嗎？

  兩人的談話雖未不歡而散，但張居正已決心不會重用羅汝芳，然而他畢竟還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東東昌擔任知府。三年後，張居正聽說羅汝芳在東昌成為儒家高級培訓師，氣惱之下，再把他調到蠻荒之地的雲南，那裡政務不繁，百姓愚昧，離政治中心很遠，正好發揮他的講學才能。

  羅汝芳很不高興，在雲南待了幾年後，講學成果不錯，但影響力不足。他最想講學的地方是帝國的文化中心北京。1577年，羅汝芳回京述職，對張居正發出抱怨，說他想回京城。張居正知道他心懷不軌，所以給他畫大餅：再在雲南待三年，馬上把他調回京城。

  羅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裝就要回雲南。可北京知識分子太熱情，非要留下他講課。羅汝芳心裡發癢，卻礙於張居正的關係，先是婉拒。北京知識分子們非要把他逼上絕路，三番五次來請。羅汝芳終於動心，但有個條件：離京城遠一點。

  這簡直小菜一碟，眾人就把他拉到北京遠郊門頭溝的廣慧寺里。羅汝芳一發不可收，連講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馬上傳開，張居正得到消息後，暴跳如雷。他說：「羅汝芳在外地講，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現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講上了。」

  他對朱翊鈞說：「按制度，羅汝芳述職完畢就該馬上回雲南，可他卻擅自在廣慧寺講學，應將他革職。」

  朱翊鈞同意。羅汝芳就這樣被革職，直到張居正死後才被啟用。張居正對這位老朋友可謂是翻臉無情，毫無商量可言。這當然緣於羅汝芳講學的內容。

  羅汝芳說：「國家的綱紀法度就是桎梏，應該打碎它，砸爛它。」這顯然是在挑戰張居正持續不斷推出的法令，張居正不可能容忍這種行為。

  不許王陽明進孔廟

  從對羅汝芳的態度上，我們可以知道張居正廢天下書院、禁止講學的另外一個根本原因：大部分公知分子所講的課程都是如羅汝芳的「國家法度是桎梏」，而張居正恰好在不停地發布這些「桎梏」。

  張居正曾簡潔明快、一語中的地表明過自己廢天下書院、禁止講學的見解：「我希望今天的學者，應腳踏實地用功，要崇尚本質，以遵守國家法度為準，以誠心順上為忠。沒得到魚之前，不要扔了網；沒有太平之前，不要撤除防禦。我不是說前輩的學說不足學，但如果借前輩的學說而阻撓國家法度，絕不可恕!」

  在張居正眼中，理想的知識分子品格應是尊老守成而不虛談。不僅他自己要成為這樣的人，他用的人也必須要這樣!

  要想薰陶出這樣一批循吏，就必須幹掉那些滿嘴跑火車的公知。張居正不放過任何機會，包括王陽明進孔廟。

  張居正當國不久，就有許多心學弟子亂鬨鬨地吵鬧著，要把王陽明放到孔廟裡，和孔子並肩而立。在心學弟子們看來，王陽明祖師爺絕對夠資格，讓一個死人的雕像和同樣是死人的孔子雕像站在一起，意義相當重大。如果真把王陽明配進孔廟，那他和他的心學將成為國家的正式旗幟，它能讓許多漂泊四方的心學學子們找到指明燈，緊緊團結在一起，整個思想界可就天翻地覆了。

  由於心學勢力強大，張居正不能來硬的。他採取兩種辦法，一是「拖」。每當有人上疏提及此事時，他就票擬說：「陽明先生入孔廟，天經地義，不過此事太重大，需要和全國各界人士商議。」

  拖一段時間後，心學門徒見他毫無動靜，又上疏。張居正使用第二個辦法：威脅。他說：「陽明先生入孔廟一事，本來是長久之計，所以我很認真。可就當研討時，有些人上疏說，現在陽明先生的弟子根本就是拉虎皮做大旗，違背了陽明先生的主旨，全是贗品。」

  這些人哭天搶地，張居正板起臉來，說道：「你們再這樣鬧下去，恐怕連你們陽明先生的爵位都保不住了。還是冷靜下來，等沒有人指摘陽明先生時，再圖之吧。」

  半欺騙半威脅之下，王陽明塑像進孔廟的事就這樣不了了之。其實張居正和王陽明一樣，都注重事功，王陽明苦口婆心要人致良知，無非也是讓人建立驚天動地的大事業，而不是做窮嚼蛆的公知。所以張居正雖然認可陽明學，但絕不會用陽明學代替朱熹理學作為國家的意識形態。在他看來，一個人如果離開了外在的束縛，全憑很難光明的良知監督，是絕不可能成事的。

  國家法度必須要有，也必須被遵循!

  何心隱之死

  何心隱原名梁汝元，江西永豐人，一生至為傳奇。

  何家家財萬貫，所以何心隱受到了良好教育，他本人又天資聰慧，喜歡經史，所以對經史問題很有真知灼見。同時他懷抱遠大，以干一番事業自期，時人皆以之為非等閒之輩。1546年，他中鄉試，主考官對他只有四個字評價：天下奇才。

  人人都能預見何心隱的遠大前途，但何心隱把這遠大前途掉了個頭。他有一顆敏感多疑的公知心，看到花落就要下淚，眼見當時社會混亂，政壇腐敗，所以投入了陽明心學左派的懷抱。

  何心隱的心學思想很繁雜，但有其主旨。在他看來，人人都有能知是非善惡的良知，可以自我管理，所以政府別管那麼多。倘若每個人不受政府管理，就能不受束縛、心無旁騖地致良知，從而達到內聖外王。

  這在古代中國簡直是痴心妄想，何心隱卻認為這可以實現。他四處奔波，將自己的思想散播給蒼生。因為這種異端思想，他曾飽受牢獄之苦，但在友人的幫助下出獄後，不改初衷，繼續四處講學。後來居然膽大妄為，跑到京城講學。

  他的同道耿定向很欽佩他。張居正在國子監任職時，耿定向多次向張居正提到何心隱，誇獎他非池中之物，將來有一天必能騰飛。

  何心隱名動九州，張居正當然有所聞。張居正是現實主義者，堅定地認為人在沒有外力約束的情況下想成為聖人，簡直天方夜譚。所以他對何心隱本人不置可否，礙於耿定向的竭力推薦，張居正才答應和這位神龍般的人物見上一面。

  張居正同意和何心隱見面，何心隱卻不見，因為他很忙，講學、著書、辯論，忙得四腳朝天。耿定向約了他好多次，終於敲定了二人約會的時間。

  約會地點定在耿定向家。何心隱先到，和耿定向談了一會兒，突然右眼皮直跳。心學家大都相信預感，所以他跑進後室去閉目養神，順便思考眼皮跳的緣由。他進去還未坐定，張居正就來了。

  耿定向去後室請何心隱，何心隱的眼皮已跳得緊鑼密鼓，堅決不見。耿定向死活都勸不出來，只好掃興地對張居正說何心隱生病了。張居正「哦」了一聲，兩人談了一會兒，張居正走了。

  耿定向很生氣地跑進內室，質問何心隱。何心隱說：「真是奇怪，他一來，我眼皮就跳，不是好兆頭啊。」

  耿定向哭笑不得，說：「張居正是人中龍鳳，你又自詡為人中之龍，你二人見面必能撞出思想的火花，這樣大好的機會，為何要錯過？」

  何心隱很自責，向耿定向這位「媒人」道歉，並發誓說：「下次一定，就算眼皮子跳得七歪八扭都要見。」

  耿定向的熱情被重新點燃，再約張居正。張居正施施然而來，何心隱早已正襟危坐，像是等待他有生以來最大的敵人。耿定向互相介紹完，兩人一言不發，只緊緊盯著對方的眼睛。

  耿定向手足無措，很想打破死一般的沉默，但滿腹經綸的他此時此刻卻找不到任何方法，也只好跟著一言不發。

  三人在那年最熱的一天中午，坐在空氣仿佛凝固的書房中，渾身冒汗，靜如雕像。

  半個時辰後，何心隱終於支持不住，長出一口氣，站起來向張居正拱了拱手，轉身離開。耿定向發現他後背已被汗水濕透。到了大門口，何心隱神色慌張地對耿定向小聲說道：「此妖必為宰相，為宰相後必殺我。雖然我必死在他手，但我還要堅持真理。」

  耿定向吃了一驚，何心隱已揚長而去。

  回到房間，張居正仍是半個時辰前的坐姿，臉色平靜。耿定向小聲地問：「如何？」

  張居正冷笑：「此妖總想飛，我非讓他飛不起來不可。待我做了宰相，必要處置他。」

  耿定向又吃了一大驚，他陷入沉思，不知該不該把何心隱的話告訴張居正，也不知該不該把張居正的話告訴何心隱。

  兩人的會面看似無言，實際是在神交。如果有一天，何心隱不被張居正殺掉，那何心隱會死不瞑目；如果張居正不殺何心隱，張居正也會抱憾一生。

  耿定向從張居正這裡問不出什麼，只好去問何心隱。何心隱琢磨了許久，才慢慢地說道：「嚴嵩想消滅道學而辦不到，徐階想扶持道學也不成，能興滅道學的只有這個人。你記住：這個人一定會殺我!」

  何心隱所謂的道學，不是純粹的陽明心學，而是後來的左派心學。現成良知，全然不顧外在約束，省掉「省、察、克、治」的心學「事上練」步驟，全憑一腔熱血和我行我素改變世界。

  在張居正的印象中，心學左派的人總是一副救世主的模樣上躥下跳，永不安分，口無遮攔，憑著私心(他們卻認為是良知)說三道四，譁眾取寵。

  張居正對那些心學家何以有這樣的印象，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黃宗羲的分析一針見血：心學家們坐在利慾膠漆盆中，時常向人推銷「人人平等」的思想，所以能獲取民心。心學家們大都是聰明至極的人，是出色的實用心理學家，而且陽明心學本身就是讓人頓時可以「明心見性」的學說，經過他們些許的努力，就會獲得很多人的青睞。尤其重要的是，心學家們永不言敗，認準了目標就矢志不移，從沒有一時一刻放棄的時候。最後，陽明心學本身就有打破傳統、挑戰權威的精神，黃宗羲說，這些人隨時會把傳統和政府尊崇的聖人與禮儀掀翻在地，從不客氣，從不愧疚。而心學左派在這方面更是變本加厲，這就難怪張居正極度憎恨和厭惡他們。

  當張居正在1579年正月下令廢除天下書院時，何心隱七竅生煙，宣稱要不擇手段把張居正搞掉。

  張居正這幾年來一直在通緝何心隱，但不知什麼原因，何心隱像是被地球吞沒了一樣，無影無蹤。他以為何心隱死在哪片深山老林里了，想不到廢除書院的命令一下，何心隱又跳了出來。他大發雷霆，下令各地政府全力緝拿何心隱。

  最後，湖廣巡撫王之垣福星高照在他的境內活捉了何心隱。王之垣得意揚揚，不忘拍張居正的馬屁：「張閣老說你這種人總想飛，想要飛得更高，張閣老還說，非讓你飛不起來!」

  何心隱冷笑，保持著高貴的心學門徒風度：「沒有張居正的命令，你敢殺我？你這個蠢貨!」

  這正是王之垣的軟肋，他被戳得生疼。惱羞成怒下，他搶來一根棍子，死命地毆打何心隱。何心隱一聲不吭，對他譏笑。

  王之垣打了半天，突然就改變了主意，他決心先從思想上摧毀何心隱。

  他對何心隱說：「張閣老正在進行翻天覆地的大變革，這麼大的帝國已漸漸步入正軌，你們這群愚昧無知的人非要跳出來四處指摘，你說你們是不是腦子進水了？」

  何心隱最喜歡的就是辯論，他的傷痛馬上消失，振振有詞地說：「我祖師爺王陽明說，書院的意義是彌補官學的不足，沒有了書院，官學會轟然倒塌!」

  王之垣冷笑：「別鬼扯了，千百年來，書院很少，我也沒見官學倒掉。」

  何心隱借勢道：「那正是因為有書院的緣故。書院早在孔夫子時代就有，孔夫子就是書院的創始人。你們廢書院，就是數典忘祖……」

  王之垣不想扯這些沒用的，打斷何心隱的話：「你口口聲聲要讓普通百姓覺醒，孔子不是說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嗎？只要讓百姓按命令去做，幹嗎要讓他們明白為何這樣做？倘若百姓真明白了統治者為何要這樣做，那就會有議論，有爭執，命令還怎麼被執行？」

  何心隱說：「你根本沒讀懂孔子。孔子的意思是，應該讓百姓自由自在地去思想，去發現自己的良知，而不必讓你們這群傢伙去教導百姓怎麼發現良知!」

  兩人的辯論是驢唇不對馬嘴。王之垣發現何心隱油鹽不進，只好用最後的招數：「如果你現在是張閣老，為了拯救這個帝國，你該怎麼辦？」

  何心隱不語了，王之垣幸災樂禍起來：「你們這種人，就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你敢說你如果是張閣老，會給百姓解放思想，放任自流嗎？」

  何心隱憋得臉紅脖子粗，用可怕的眼神盯著王之垣。王之垣一招得手，絕不給他反擊的機會，繼續說道：「在上者，必要統一思想，在下者，必反對統一思想。你們祖師爺如果在今天張閣老的位置上，也會如張閣老那樣做的。你承認不承認？」

  何心隱狂暴起來：「閉嘴，你給我閉嘴!」

  王之垣閉了嘴，狂笑著出了牢門。

  幾天後，他突然帶著一群人，拎著更大的棍子如一陣颶風般湧進了何心隱的牢房，先是狂笑，接著就是亂棍齊下，把何心隱活活打死了。

  據說，何心隱死時，仍堅持十幾年前的那句話：「憑你是殺不了我的，殺我的是張居正。」

  何心隱是張居正當政時代心學左派最耀眼的明星，他的被殺，是心學左派銷聲匿跡的信號。

  張居正和天下公知做對，其實就是思想獨裁。統一思想在任何出色的政治家眼中都是重中之重，所以禁止講學、廢天下書院，站在張居正角度，沒有錯，站在任何政治家的角度，都沒有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