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用人之道

  王希元的奏疏

  1575年最後一個月，吏部尚書張瀚向朱翊鈞遞交了一份允准升職報告。請求被升官的人是浙江瑞安縣主簿(縣長秘書)汪玄壽。張瀚對他的考語是，才能出眾，品德高尚，足以擔當更重的責任，希望能升他為瑞安縣縣長。

  朱翊鈞看了這份報告後，眉頭一皺，親自批示了「不准」兩個字。批示公布後，不懷好意的官員們馬上如狗聞到屎似的嗅起來。吏科一個叫王希元的言官馬上嗅到發跡氣息，心急火燎地上了一道彈劾書。他彈劾汪玄壽向吏部行賄，又借題發揮、登堂入室說，汪玄壽只是個吏員，他們這種人大多品行不端，根本無資格擔任縣長。

  王希元是個伶俐之徒，在吏科做官員已很多年，始終想攀上張瀚和張居正這條線。讓他非常傷心的是，張居正似乎發現了他那可疑的品質，從來沒給過他任何機會。他憤恨之餘，始終在找機會射張瀚和張居正一暗箭，汪玄壽的升職報告被朱翊鈞高高掛起，他認為這就是機會，所以才毫不猶豫地出了手。

  王希元只是偽伶俐，其實他骨子裡是個笨蛋。這道彈劾書如果放在張居正執政前，肯定一擊命中。但在1575年時，這道彈劾書就是肉包子打狗——不但被吃掉，扔包子的人也不會全身而退。

  其中緣由要從張居正的整頓吏治說起。

  考成法是張居正整頓吏治的終極手腕，其實在考成法之前，張居正就已對吏治進行了全方位整肅。

  明代開國時，公務員來源主要有三條途徑：進士為一途，舉人、貢生為一途，吏員為一途。進士是通過中央考試的人，舉人是通過省考試的人，貢生是由地方官推薦，經過翰林院考試而錄取的人，吏員則是通過服吏役而獲得做官資格的人。本來，這是三駕馬車，並駕齊驅，給帝國各級機關輸送人才。可天長日久，政府漸漸把舉人、貢生、吏員貶低，只重視進士。

  張居正清楚地記得，當初和高拱談到帝國這種重資格問題時，高拱說，進士、舉人的功名不過是國家網羅人才的工具，用這一工具將人才網羅進來後，還應該看他的實際政績，絕不能根據功名等級來斷定能力的高低和官職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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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確，明帝國中期以後，非翰林不能升任大學士，非進士出身的人則不能擔任翰林。同樣是中書舍人，同樣是任職九年，同樣是合格，進士出身者就可以升三級，而監生只能升一級。進士、舉人出身的人到地方做官，就是一把手，而其他資格的人縱然堯舜附體，也只能做副手。

  張居正早已清醒地意識到，用人重資格而不看實績，排擠舉人、貢生和吏員，會讓有志者變得無志。所以他說：「良吏不專在甲科(進士)，甲科未必皆良吏。」

  1573年，張居正就以朱翊鈞的名義下過這樣的命令：凡是推薦官員，只論賢良與否，不論是否進士出身。

  王希元上彈劾書的半年前，在眾進士私下謾罵聲中，張居正迎難而上，又頒布舉薦法令：凡官員有賢者，都應舉薦，各地舉薦官員要特別注意那些資格低下卻有實際政績的貢生和吏員。

  不要以為這只是一紙普通政令，它引起的後果不亞於十級地震。有政績的貢生和吏員們固然心花怒放，可那些進士卻黯然神傷，甚至出離憤怒。其實這道政令並未傷害他們，倘若他們真有政績，和從前一樣照樣得到提拔。問題是，他們廉價的自尊受到傷害，他們為自己和那群舉人、貢生、吏員站在同一高度而呼天搶地。

  更重要的是，按出身資格用人有利於官僚集團內部的穩定，因為出身資格的差別是一種最明顯的差別。對許多高資格的官吏來說，大家都按資格和年資循序漸進，總有希望從小官熬到大官，所以大多數官員接受這種方法。

  可張居正卻清醒地意識到，這種用人制度會讓官員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從而形成死氣沉沉的墓道似的穩定。張居正打破了這種制度，必然會引起大部分進士出身的人的憎恨，張居正和他的戰友受到攻擊在所難免。

  王希元的彈劾書正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進士們的一個小突擊。實際上，這兩年來，吏部尚書張瀚在張居正的許可下，沒少舉薦出身低的官員。為什麼沒有人跳出來指控呢？原因就在於，這一次，朱翊鈞沒有同意張瀚的舉薦。

  這也是張居正莫名其妙的地方。兩天後，張居正來見朱翊鈞，二人談了一會兒，張居正就有意無意地問道：「皇上見到王希元的奏章了？」

  朱翊鈞若有所思：「見到了。」

  張居正再問：「那您也一定見到了張瀚舉薦汪玄壽的奏疏了吧。」

  朱翊鈞點頭。

  張居正沉默了一會兒，說道：「汪玄壽雖是吏員出身，但經過考成法，是很優秀的一個人。」

  朱翊鈞急忙說：「張先生您誤會了，我不批張瀚的舉薦書，並非因為這個。」

  「哦？」張居正不滿地發出一聲，突然意識到這一態度不對，馬上平和地問，「皇上發現了什麼問題嗎？」

  朱翊鈞拿出一道摺子，說：「張先生，這是汪玄壽寫給張瀚的摺子。這應該是公文，可汪玄壽的行文格式不對，是以私人身份寫的。」

  張居正大吃一驚，想不到朱翊鈞進步如此之快，居然連這麼微小的細節都看出來了。他接過太監送上來的摺子，果然，汪玄壽寫給張瀚的這道政府公文，開頭的稱謂不對。

  他驚異的同時是高興，臉上露出欣賞的神色，誇讚朱翊鈞：「皇上真是英明，汪玄壽的這道摺子的確有違規之處。」

  朱翊鈞被他的張先生一夸，頓時興奮起來，臉上泛著紅光，繼續賣弄起來：「我又看了王希元的彈劾書，發現也有問題。他說汪玄壽行賄吏部，可沒有指出是誰，這是無中生有。」

  張居正有點失態地叫起來：「皇上太英明了。」

  朱翊鈞在龍椅上晃動起來，掩飾不住內心的瘋狂喜悅。但張居正馬上又說：「皇上這樣看問題是對的，但不全面。」

  朱翊鈞停住了晃動的屁股，有點失望：「哦？」

  張居正稍一沉思，說道：「王希元是言官，指控別人是他的職責，但尋找證據是司法機關的事，和他無關。倘若他不是誣告，那司法機關必能找出證據來。遺憾的是，據我所知，他正如皇上所說，是無中生有。」朱翊鈞展現出恍然大悟的模樣。

  張居正繼續給他上課：「王希元指控的是一個部門，而不是個人。倘若他指名道姓指控就是張瀚受賄，那皇上就該立即下令司法機關調查張瀚。做臣子的向君主反映情況應該直截了當，不能藏頭露尾。如果屬實，自當依法處理；如不屬實，也不至於冤枉好人。」朱翊鈞連連點頭。

  張居正順勢詢問：「那汪玄壽當縣長的事？」

  朱翊鈞脫口而出：「准了。」

  這個時候，張居正應該高喊「謝恩」，但他沒有。朱翊鈞覺得張先生還有話：「張先生還有什麼話嗎？」

  張居正半是詢問半是考朱翊鈞似的問：「皇上覺得這件事就算完了嗎？」

  朱翊鈞琢磨了一會兒，一拍大腿：「啊呀，對，還有王希元，他無中生有，應該懲處。來啊，傳……」

  「皇上且慢!」

  朱翊鈞生生把「旨」字憋回喉嚨，疑惑地看著張居正。

  「皇上，如果這樣就懲處王希元，必有人說皇上不調查就擅自懲處言官。」

  「那張先生的意思呢？」

  張居正回答：「先讓吏部尚書張瀚代表吏部向皇上辯明，然後再讓王希元為他的無中生有付出代價。」

  朱翊鈞想了一會兒，連連點頭：「張先生真是想得周到，就這樣辦吧。」

  第二天，張瀚上疏辯明，說明了汪玄壽和他吏部清白無誤。同一天，朱翊鈞下旨，王希元無事生非，罰薪半年，調出京城。又是同一天，吏部發文，升汪玄壽為浙江瑞安知縣。

  不重資格重能力，破格用人，這就是張居正的用人之道，其實也是所有精明政治家的用人之道。

  用人唯賢

  張居正之所以改變用人制度，首先是資格低的人受到資格的限制，報國無門，灰心喪氣，這會導致帝國人才的減少，另外一點就是，進士資格的官員自恃資格的庇護，驕橫狂妄，不可一世，從而讓官場烏煙瘴氣。

  當考成法進行得順風順水時，山東昌邑知縣孫鳴鳳被人查出有貪污行徑，同時還未按時收繳賦稅。案件審理期間，張居正和朱翊鈞有過下面這段對話。

  朱翊鈞問張居正：「該如何處置孫鳴鳳？」

  張居正由遠及近地侃侃而談：「臣剛執政時，國家百廢待興，問題千頭萬緒。在這種情況下，最先解決的應該是當務之急。在我看來，當務之急就是安撫民眾。如何安撫民眾呢？四個字，整肅吏治。官風不正，任何政令都會流於形式。舉個簡單的例子，皇上下詔免某地稅糧，可某地官員竟照收不誤，皇上要求地方官務實政，可有的官員置之不理，繼續對上司拍馬溜須，這種行為使上下不通。縱然皇帝和大臣有興利除弊的方案，卻找不到切實可靠的人去執行，所以我才開始在任用官吏上下大力氣。如今已初現成效，但貪污之風仍會偶爾吹出。若要天下太平，須是百姓得安，若要百姓安生，須是官不要錢。」

  朱翊鈞點頭贊同，但提出疑問說：「我看了此人的檔案，發現他是進士出身，何其無恥到這種地步？」

  張居正憤慨起來：「此人正仗恃自己是進士出身，所以才敢如此放肆。今後皇上用人，要考慮其實際能力和品德，不要拘泥於資格。如果被考察的人奉法守分，不肯要錢，就是沉淪下僚，也要提拔他；如果被考察的人貪贓枉法，不守官律，就是資格再高，也要罷黜。」

  朱翊鈞頻頻點頭，不由自主地扭頭去看一排屏風。那是共為十五扇的一座屏風，中間三扇是天下疆域圖，左邊六扇是文官職名，右邊六扇是武官職名，名列其上者都是部以下知府以上的人，上面有他們的姓名、籍貫及出身資格。

  這是張居正在執政初期特意為朱翊鈞製作的、被稱為「浮帖」的官員履歷圖：如某衙門缺某官，該部推舉某人，即知某人原系某官，今果堪此任否；某地方有事，即知某人現任此地，今能辦此事否。

  表面看，這是張居正讓朱翊鈞把用人大權攥在手裡，實際上，所有的用人權力，朱翊鈞必須和張居正商量。十五扇屏風不過是朱翊鈞預備從政的見習課本罷了。

  他扭頭去看那些屏風時，張居正適時地向他灌輸「用人唯賢，不重資格」的用人之道。朱翊鈞認真地聽著，張居正講完，朱翊鈞若有所思地說：「我想起了汪玄壽，同樣是縣官，汪玄壽就比這個孫鳴鳳好一百倍。」

  張居正很滿意地點頭，說：「縣官乃一縣之長，又是最基本的行政單位，所以選人不可慎。如果有貢生、吏員非常適合，何必非要用進士、舉人呢!」

  張居正這樣說，當然也這樣做。1575年九月，山東方面上奏說，郯城和費縣兩處的知縣出缺，現在正由東平州的同知楊果和判官趙蛟代理。楊果和趙蛟都精明強幹，道德高尚，完全能勝任縣長的職務，問題是，兩人都是吏員出身，按從前的制度不能擔任正職，因此請中央政府委派知縣。

  朱翊鈞問張居正：「這二人能當知縣嗎？」

  張居正把兩人的考核成績給朱翊鈞看。朱翊鈞看完後，試探性地問：「我認為他們可以當知縣，是這樣嗎？」

  張居正說：「皇上認為可以就可以，我說過，不拘資格，只重能力和品德。」

  朱翊鈞大喜，傳旨：升楊果為郯城知縣，升趙蛟為費縣知縣。

  吏員出身的人在解決實際問題上的能力可能要遠大於進士出身的人，他們在基層歷練很多，接觸現實問題更多，被張居正提拔成知縣的黃清就是典型的吏員出身的能人。他「才智四出，應變無窮」，在多地擔任縣令，被人譽為「天下第一等清官」和「天下第一等智官」。

  張居正與王世貞的恩怨

  王世貞，江蘇太倉人，出身名門，本是魏晉南北朝「舊時王謝堂前燕」的琅琊王氏後裔，和張居正同一年中進士。王世貞智商極高，所以才華橫溢，因為才華橫溢和出身名門，所以恃才傲物。步入仕途後，對權貴從不正眼相看，千方百計把自己的角色塑造成文人首領，於是，他的仕途很波折。

  他得罪過嚴世蕃，老爹也因此慘死獄中。但是，他並非真的是看透名利之人。他日思夜想要在政壇上站穩腳跟，飛黃騰達。遺憾的是，他個性張揚，目中無人，所以根本處理不好同上級的關係。非但處理不好上下級關係，而且有文人特具的酸勁，稍不如意就牢騷滿腹，好像天地萬物，連茅坑裡的石頭都欠他似的。張居正在翰林院做編修十年不升，但能沉住氣，靜心觀望，終熬出個天地來。王世貞在郎官(皇帝顧問)上九年不動，每天都怨氣衝天，牢騷滿腹，搞得許多詩友一見到他張口，掉頭就跑。

  張居正當首輔前，王世貞和張居正的交往並不多，因為兩人不屬於一個世界。不過對王世貞動輒滿腹牢騷的性格，張居正看在老同學的面上多次去信勸解。張居正語重心長地對他說：「你呀，喜歡意氣用事，倘若真要做個文壇領袖也就罷了，文人就該有點性格嘛。問題是，你我都明白，你不是那種心甘情願埋頭書卷的人，你想要做一番事業。既然如此，就該遵循做事業的法則。這種法則就是，閉上嘴巴，韜光養晦，等待機會來敲門。」

  王世貞一面罵著娘，一面回復張居正：「老同學啊，論才華，我比你強，論在京城中的名氣，我比你不知高出多少。可你現在都成大學士了，我還在地方上當著人人不待見的芝麻小官。先不說我自己，說說我爹。我爹被嚴嵩陷害至死到現在已多年，幾年前，徐階當了首輔，我以為我爹昭雪的日子來了，可徐階這廝不理我，後來我又給李春芳寫信，那廝也不理我，現在高拱更不理我。你說這群廢物都想什麼呢!」

  張居正取出信紙，無可奈何地笑。歷屆首輔都不理會王世貞是有原因的，因為任何大權在握的人，都不喜歡不搭理自己的人。他給王世貞回信道：「寶劍吳干、越鉤，輕用必折；放進鞘里，其精乃全。」

  王世貞哇呀怪叫：「有寶劍不用，和燒火棍有何區別!」

  張居正再回信：「我會讓你這柄寶劍有用武之地的，不過你現在就該把自己當成燒火棍。」

  1573年，張居正已牢牢掌控大權，開始人事安排和部署，王世貞這根燒火棍自然也在他的安排之中。本年二月，王世貞被授予湖廣按察使。張居正這樣安排，用意精深。湖廣是張居正的老家，把王世貞安排到這裡，一是對他的考驗，因為湖廣離京城很遠，王世貞並不熟，張居正可試探王世貞的反應；二是對他的信任，因為那可是他張居正的家鄉啊。

  遺憾的是，王世貞得知這一消息後，大為不滿，還寫了首怨氣瀰漫的詩散發出去。了解他的人都知道，王世貞一直想任職翰林院，這正是典型文人的醜態：安逸的辦公環境，說出去讓人尊重的職業。

  張居正得知了他的不滿後，急忙去信安慰遲遲不肯動身的王世貞：「同學，我要你巡按湖廣，是想讓你主持湖廣的鄉試，這對你而言，不正是揚名立萬的機會嗎？而且巡按湖廣只是暫時的、過渡性的，你不要滿肚皮不平，請速速上路。你以後的路，我都給你安排好了。」

  王世貞接到張居正的信，左思右想，一咬牙一跺腳：「拼一回吧。」上路了。雖然兩腳一前一後地向湖廣走，可心裡卻是走一步就是一句牢騷。他說：「我是真不願意去那鬼地方，老天真是瞎了眼，造了那樣一個地方。連續十天，腳後跟都踢到屁股上了，我的命忒苦也。」

  這是典型文人的「酸」，註定了他隨後的坎坷。

  王世貞抵達武昌後，湖廣巡撫馬上熱烈歡迎他，並強調說：「張大人來信要我告訴你，鄉試的試卷由你來出，這是多麼大的榮耀啊。」

  王世貞微微點頭，然後就仰起腦袋看武昌的天空了。此時已是1573年的八月，武昌秋高氣爽，陽光明媚，但王世貞的心理世界卻是黯淡無光。他借鄉試策問的機會，用答卷向張居正表明了自己想去翰林院的意願，同時也間接示意不樂為地方官的心態。

  張居正對王世貞真是夠意思，他又去信給老同學說：「你巡按湖廣，只是積累資歷而已，過不了多久，我就升你為京官。」

  王世貞看了張居正的信，長吁短嘆一會兒，馬上問湖廣方面的官員：「這裡的文壇如何？」

  人家回答他：「不如京師。」

  王世貞撇了公務，說：「走，去文壇。」

  他和湖廣文壇的文人們吟詩作句才一個月，朱翊鈞的聖旨到了，升他為廣西右布政使(民政廳長)。他很不樂意，因為廣西的文壇更凋零。他再給張居正寫信說：「廣西這地方兔子不拉屎，連識文斷字的人都少，我在這裡孤獨得如站在華山之巔。」

  五個月後，張居正履行承諾，任他為太僕寺卿(皇帝的後勤部長)，又以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身份巡撫鄖陽(湖北安陸)。不到一年，王世貞從地方三品升為中央三品官，可以想見張居正對他的厚愛和期望。

  張居正讓他當鄖陽巡撫，也是很動了一番腦筋的。鄖陽是個流民聚集地，常常發生平民叛亂。張居正讓王世貞到這個地方當巡撫，是想磨練他的從政能力，讓他遠離文壇，鍛鍊自己。而且，鄖陽離張居正的老家江陵很近，張居正希望能從王世貞處得到一定的回報。至少王世貞應該讓鄖陽和江陵安寧，讓他的家人安枕。

  開始，王世貞對張居正是心存感激的。1575年張居正老娘過壽，王世貞用他在文壇的領導身份給張老太太作了壽序，把張居正感動得險些落淚。

  王世貞在個人感情上很對得起張居正，可在政事上卻讓張居正失望透頂。王世貞巡撫鄖陽不久，江陵發生了一件群體事件，起因是張居正丈量天下田畝。江陵知縣李應辰嚴格執行張居正的政策，當公布江陵地區各戶的田畝數後，一個叫許仕彥的府學生大敲縣衙門前大鼓。許仕彥說他的田畝數被報多了，田畝數一多，就意味著交稅多，所以他希望李應辰再丈量一回。

  李應辰是個講理的知縣，而且許仕彥是府學生，不易得罪，就派人重新丈量，得到的數據和從前的一樣。許仕彥不服，大鬧公堂，李應辰就命人把他強行送回學校。許仕彥本來就不是善茬，第二天帶了許多同學再來大鬧公堂，而且四處貼大字報，聲討李應辰。

  李應辰見許仕彥鬧得太厲害，就把事情的來龍去脈報告了王世貞，並且提出辭呈。不久，王世貞又接到湖廣按察使幾乎同樣的報告，他拍案而起，把鬧事的幾十個學生全部捕進大牢，並且革去了他們的生員身份。

  看上去，這是件小事，可問題沒那麼簡單。在這些鬧事的人中，有個叫王化的首腦，他正是張居正的小舅子。張居正得知此事後，大為不快。他覺得王世貞就在他的家鄉為官，竟然不照顧自己的親屬。而且這真的是一件小事，王世貞完全可以說服教育搞定，卻耍起了官老爺的威風，大動干戈。

  俗話說，打狗還要看主人，張居正不是什麼聖人，自然也有這樣的想法。他給王世貞寫信，語氣生硬，毫不客氣。但他畢竟是政治家，所以直指王世貞處理問題的方式簡直蠢到家。王世貞氣得險些發了瘋，但沒有瘋，也沒有給張居正回信。

  可是，這個被同學凌辱的仇，他算是記下來了。

  物不平則鳴，王世貞決定要狠狠鳴一下給張居正看。他並未忘記今天的一切都是拜張居正所賜，他也不是一時頭腦發昏，他就是那種「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狹隘高傲之人。

  不久後，湖廣均州、襄陽大部分地區發生地震，王世貞在府衙扔了政務，以雙腳離地的速度跑回寓所，關起門來，寫了《地震疏》傳送中央。

  這上疏很有意思，王世貞開門見山地說：「我知識淺薄，不能辨析天下之微，又不懂得占卜之道。不過有人懂，而且把這些事都寫在書里，所以我就『掉書袋』說上幾句。皇上啊，《周易》說，四月地震，五穀不熟，人們餓死。現在雖然是五月初，差不了幾天，所以我覺得今年的五穀要不熟，人們要餓死。皇上啊，這是天兆，古書上有釋厄的妙招，我說給您聽。您應該『內而養志，以坤道寧靜為教；外而飭備，以陰謀險伏為虞』。」

  「內而養志，以坤道寧靜為教；外而飭備，以陰謀險伏為虞」這句話其實直指張居正專權，他說這就是禍國根源。張居正當時正大權獨攬、大刀闊斧地改革，最希望的就是得到大多數人的支持和理解，最低限度，也應該得到親手提拔重用的部下的支持和理解。想不到，王世貞這畜生會反對他。對於敵對勢力，張居正從不容忍。

  很快，王世貞從鄖陽被調到南京大理寺任職。南京都是冷板凳，王世貞在鄖陽咆哮起來，死皮賴臉不去南京。但傳旨太監不陰不陽地提醒他：「去吧，那裡文人多，正是您的安樂窩。您要是真不想去坐冷板凳，何必寫什麼狗屁《地震疏》呢!」

  王世貞怪叫一聲，恢復了文人的孤傲：「去就去，老子在南京也照樣光芒四射!」

  雖然這樣說，王世貞還是如偏癱一樣收拾行囊。他在等張居正的信，希望張居正能對他去南京坐冷板凳給個說法。王世貞這人就有這樣的優點，攻擊完別人就忘得一乾二淨。張居正的信果然來了，很官腔：「通過這段時間對你在鄖陽工作的考察，發現你是大才，鄖陽這地方廟太小，容不下你，所以請你去大廟南京。我知道你想來更大的廟北京，可北京這座廟人滿為患，你就先去南京吧，當作跳板，有時間跳到北京來。」

  王世貞是聰明人，當然讀懂了張居正的意思，「呸」了一口道：「心胸太窄，怎麼就做到了首輔呢!這世道真是壞透了。」

  他明知是自己的問題，卻無法接受。再給張居正寫信，言辭很不友好：「我說老同學，你這是耍猴呢？把我捧上天，又重重摔在地，你這樣做太不厚道了吧。他日我把你這種心胸用文章傳到江湖上，傳到後世，你如何面對天下蒼生和後來人？」

  張居正立即發現王世貞是個無賴，但暫時還不想理他。王世貞失望地到南京，一見到文壇兄弟，頓時活躍起來。正如他所說，老子在南京照樣光芒四射。他以為就這樣四射下去了，但他低估了張居正對待異己的態度：趕盡殺絕，痛打落水狗。

  王世貞在南京還不到一個月，中央政府就送來了吏部的文件：王世貞「薦舉涉濫」，奪俸終生。王世貞抱頭痛罵，怨氣衝天。他對文壇兄弟們宣稱，他要寫本嘉靖以來的歷屆首輔傳，並咬牙切齒道：「我要好好寫寫張居正!」這本書後來流傳下來，叫《嘉靖以來首輔傳》，其中就有張居正傳，裡面說張居正吃壯陽藥，每夜都要有女人。這種事，恐怕只有他自己知道是怎麼回事。

  大概他在南京抱怨得太厲害了，五個月後，聖旨又來，這次是除了他的根：王世貞大節已虧，回籍養老!王世貞咆哮、詛咒、熱淚盈眶、泣不成聲，灰溜溜地離開了南京回太倉。

  眾人都認為張居正太狠了，只有王世貞自己知道是怎麼回事。當然，張居正也知道，並且為了讓他不覺得冤屈，特意寫信給他說：「為何落到這步田地，你應該有自知之明。我當初始終把你當成自己人，大力扶持你，想不到爛泥扶不上牆，你居然不顧恩情反咬我!誰都可以反對我，都可以攻擊我，只有你王世貞不配!我把你趕回老家，其實也有疑慮。請別誤會，不是你不該得到這樣的下場，而是你是文壇最高枝，我得罪你就等於得罪了天下士子，你們手中有筆，桌上有紙，會把我寫成『蔽賢不用』的奸賊。但我最終還是下定決心，讓你滾回老家，原因有兩個：第一，我對你太失望太無奈了；第二，我寧用濁流也不用清流，在我看來，把文章寫得再好卻不能辦事的人就是廢物，而你們那些所謂的清流正是如此。」

  王世貞「呸」地吐到張居正的信上，吼道：「放屁!你是只用對你俯首帖耳的人!你是用奴才，不用人才!」

  這是中國古代知識分子被權力所有者趕回老家後撕心裂肺的相同反應。其實在張居正眼中，說出這種話的人才是奴才，是他們自己性格的奴才。王世貞在張居正眼中是「清流」，這種人說的比做的多，知行永不合一。而張居正重用的人正是那些知行合一的「濁流」的人：想到就去做，並且能把事情做好!

  在這點上，王世貞連海瑞的一根毛都不如。海瑞還能做點讓少數百姓拍手稱快的事，王世貞只能口無遮攔地胡說八道，用嘴巴指點江山，真讓他做點事，他馬上抓耳撓腮無計可施，或者是把事搞砸。

  然而這種人卻總在青史上占據上位，這不得不讓人深思。我們是銘記那些為天下蒼生做出真事業的人，還是那些靠根破筆寫些「千古事」文章的人？所謂讀史可以明智，恐怕真就未必了。

  不多幾年後，有人毫無眼力地薦舉了正在江蘇太倉寫書的王世貞，張居正毫不客氣地讓推薦人死了心。在張居正有生之年，王世貞一直在家憤懣地寫他的書。或許，張居正的心胸真太過狹窄，然而為了天下蒼生，張居正有理由不讓廢物做官，這就是偉大政治家的使命!

  超絕的識人、用人觀

  張居正深知一點，要做出對得起天下蒼生的事業，必要掌握政策和幹部。政策完善，幹部健全，則穩操勝券，否則，一切都是虛妄。

  他提拔張瀚做吏部尚書時，兩人有過下面的一番對話，很能說明張居正的人才觀。

  張居正要張瀚每十日推薦一名得力幹部，張瀚哭喪著臉說：「天下哪裡有那麼多人才啊？」

  張居正正色道：「天生一世之才，足夠一世之用。人才是因用人者的眼光而產生，更由用人者的器量而出。所以天下是否有人才，還在於你這個用人者的眼光和器量。人才之所以可貴，就是因為其行與能不同於庸眾，若以看待庸眾的方法來看待人才，就必然難得到人才。得不到人才，必然會用奴才，奴才多了，人才便越來越少。」

  其實政治的好壞，不必全方位細究，只看用人。

  張瀚問：「到底什麼樣的人算是人才呢？」

  張居正回答：「人才是沒有特定標準的，尤其是與出身無關。現在有了科舉，眾人就以為中科舉的人是人才，非科舉不能做官，其實這是最愚陋的淺見。我曾經說過，『良吏不專在甲科，甲科未必皆良吏』，只要不是貪婪無度者，盡可隨其才而用之。」

  張瀚還是雲裡霧裡：「請張大人明示。」

  張居正回答：「第一等人才是這樣的，他對天下萬事萬物無所不知，卻不必使用自己的學識。他能輕而易舉地讓一萬個莽夫俯首，卻不必使用自己的力量。隨著事情的發展而應對，不會刻意為之；遵循著規律而前進，不會心存功利。這種人能在徵兆未現時，及時處理掉危機；能在情況朦朧不明時，一眼看透本質並迅速解決。當他做了不世之功後，百姓居然不知道他是怎麼做到的，還以為他每天只是坐在衙門裡發呆呢。」

  張瀚賣弄起來：「哎呀，這不就是老子所說的『太上，不知有之』嗎？」

  張居正嘆息道：「可惜這樣的人才少之又少，所以我們應該抓住第二種人才。這種人才智力超群，能精準解讀國家政策，在狂瀾既倒時可出奇力挽救，創造不可一世的政績，為官一方，就造福一地，百姓頂禮膜拜。」

  張瀚興奮地叫道：「這就是老子所說的『其次，親之譽之』。」

  張居正說道：「其實這樣的人才也並非完人。人有所長，就必有所短。用人者只有酌長短之所宜，才能正確用之。」

  張瀚問道：「您喜歡用什麼樣的人才呢？」

  張居正痛快地回答：「當然是篤實而重根本的人，那些大言不慚的人，絕不能用。那些知道羞恥、朝氣蓬勃的人也是人才。有人被罵，氣咻咻的，不可看作是度量小，這是有羞恥心的表現。」

  張瀚若有所悟，再問：「如何去求才呢？」

  張居正回答：「每個人求才的方式都不一樣，我只就我的經驗來談吧。這幾年來，無論中樞還是邊關，也算是用人得當。我是如何發現這麼多人才的呢？首先應該有個正確心態，求才不可有私心，一旦良知被私心蒙蔽，所求的才就必有問題。有的人才是在酒桌上得來的；有的人才，我只需看他的意態；而有的人才，我根本就沒有見過，只是查了一下他的行事。所以很多人都說，張居正突然就提拔了一個人，這肯定是他的親信或是老鄉。實際上，我在背地裡用了多少功夫，他們根本不知。我推薦了誰，升了誰的官，很不希望當事人知道，這就是公心；倘若我提拔一人就讓其知道，這就有收攬人心之嫌，就是私心了。」

  張瀚皺眉道：「如何用人呢？」

  張居正回答：「嘉獎能力強的人，也同情能力差的人。」

  張瀚又皺眉：「我怎麼知道誰能力強，誰能力差呢？」

  張居正回答：「試之以事，高下立分。試了之後就知道了其強弱昏明，可謂得人，但不一定能使其盡才。」

  張瀚很困惑：「這又是為何？人才是客觀存在的，如您所說，只要出於公心，人才就必會被用。」

  張居正搖頭道：「人事錯綜複雜，彼說長，此說短，很難有一致的看法。用人者免不了會有主觀的好惡之見，也就是世俗所謂的偏見，就造成了人才沒有客觀標準。比如西漢的文帝劉恆和武帝劉徹，劉恆喜歡用老傢伙，劉徹喜歡用年輕人，這就是偏見。有了偏見就會有疑心，有疑心就會被奸佞小人的言語所搖動。咱們帝國的開國帝王師劉伯溫說的『讒不自來，因疑而來』，就是這個道理。所以用人者一定要控制情緒，減少偏見，任用人不敢有愛憎之私，任用之後不輕信別人對他的讒言。必須要做到『廉而愛人』，才能得人。」

  張瀚迷惑地重複了一遍：「廉而愛人，此話怎講？」

  張居正回答：「所謂廉，就是不要做卑鄙的事，還要有一顆高尚的公心。所謂愛人，並非是用小恩小惠籠絡人心，而是有一種視人如己的恕心。能用人之長，恕人之短；用其剛正，恕其峭直；用其恢弘，恕其豪放；用其堅強，恕其拘執；用其明敏，恕其疏略；用其大節，恕其小疵。能夠有這種恕心，就不愁得不到真人才!」

  其實用人這門學問，眾說紛紜。與張居正同是帝王師級別的劉伯溫說，用人的前提是先為人才創造一個清明的環境，正如磁石吸引鐵一樣。提倡知行合一的王陽明則說，用人就要用那些肯自我約束的人，這個自我約束就是有勇氣致良知。靠意志征服世界的天驕成吉思汗[2]則說，用人就是要用那些意志力頑強的人。

  正所謂條條大路通羅馬，無論是劉伯溫、王陽明、成吉思汗，還是張居正，都靠善用人的藝術，博取了一片屬於他們自己的天空。

  智懲雲南王

  對違法亂紀的官員，張居正從不手軟。因為他知道，制定法律就要執行，倘若有人違法未受到懲處，那他的政策、法律將是一紙空文，受人恥笑。

  張居正不但對違法的普通官員施以正義之手，即使是功勳卓著、不可一世的封疆大吏，張居正也會把正義之劍放到他的脖子上。第八代黔國公沐朝弼就可以現身說法。

  沐朝弼是明帝國開國名將、朱元璋的義子沐英的第八世孫。沐家世代鎮守雲南，是中央政府和百姓眼中的雲南王。沐朝弼很能打，為中央政府穩定南方做出過卓越貢獻，但此人的個人道德水準實在令人作嘔。首先他是個不孝子，對母親非打即罵；另外有亂倫之罪，姦污了嫂子，奪了兄弟的財產。更要命的是，他私藏叛賊，中央政府收到舉報後，派人來查，他居然動用軍隊向特派員示威，還違反王爺守則，用調兵符擅自調動軍隊。

  中央政府對他的忍耐已到極限，紛紛請求朱翊鈞嚴厲懲處沐朝弼。朱翊鈞聽說家族中出了這麼個混帳玩意兒，大怒若狂，要張居正擬旨，取消沐朝弼的爵位，押到京城等候發落。

  李太后看張居正不發一言，就知道這不是件容易辦的事。她明知故問：「張先生，是否有為難之處？」

  張居正沉吟半晌，卻拋出另外一個話題：「我突然想到當年的朱宸濠。」

  朱翊鈞不知道朱宸濠是誰，去看馮保。馮保解說道：「朱宸濠是武宗正德皇帝(朱厚照)時的寧王，是個叛賊。如果不是王陽明及時平叛，哎，真不好說呢。」

  李太后輕輕「哦」了一聲，她知道張居正不會沒有理由地提朱宸濠，所以她想聽下去。張居正得到了李太后的暗示，侃侃道：「朱宸濠造反，因為有一支驍勇善戰的軍隊，現在，沐朝弼也有。遺憾的是，朱宸濠造反時有王陽明，現在卻沒有。如果這件事處理不好，就會引起大禍。」

  朱翊鈞急了：「那就不處置這個傢伙了嗎？」

  張居正斬釘截鐵：「當然要處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因為他是王爺，也不能因為他手裡有軍隊，就姑息他。」

  朱翊鈞看了看母后，又看向張居正：「張先生，那就擬旨吧。」

  張居正不發話，馮保提醒朱翊鈞：「萬一沐朝弼接到聖旨後叛亂，怎麼辦？」

  「呃!」朱翊鈞沒有想到，或者說他認為這不可能，「他敢造反？反了他啦!」

  張居正說話了：「他當然敢，因為他是王爺，是皇族。政府派人去拿他，他可以說這是您朱家的事。這是個兩難，縱然把沐朝弼拿下，該如何處置，是按您家族的規矩還是按法律？臣不知皇上怎麼想。」

  李太后心裡不禁驚呼一聲：「想不到張居正的為難卻在這裡，由此也知張居正的老謀深算!」

  的確，沐朝弼雖不姓朱，其祖宗卻是朱元璋的義子，也算是半個朱家人，其違法犯紀可以看作是家事。多年來，王爺們犯錯，都會面臨這樣的問題。皇上如果英明，會按法律辦事；倘若昏聵或者重了親情，那就拖泥帶水，最後不了了之。張居正擔心的是，拿了沐朝弼後，萬一其沒有受到應得的處分，他如何向政府交代。

  李太后定了定神，正色道：「張先生儘管全心全意去做，我和皇上無條件地支持你。」

  張居正抖擻精神道：「臣已想好了策略。沐朝弼雖然目無法紀，可他兒子卻是有良知之人，懂得進退取捨之道。皇上先頒聖旨，將黔國公爵位授予沐朝弼之子，然後再逮捕沐朝弼。我相信，即使沐朝弼要造反，他兒子絕不會同意。如果沐朝弼真的大逆不道，那他兒子必會大義滅親。」

  李太后心裡叫了聲「好」。

  張居正又說道：「不過押沐朝弼來北京，大可不必。沐朝弼手下將士眾多，肯定有死士，來京路途遙遠，我擔心會有不測之變。不如押他到離雲南相對近的南京軟禁。」

  李太后頻頻點頭：「張先生算無遺策，真是我大明之福。」

  朱翊鈞站起來：「張先生，那就去辦吧。」

  張居正料得萬無一失，沐朝弼的兒子一得聖旨，馬上掌控雲南軍權，沐朝弼縱然想有所動作，手中已無軍隊。他只好在兒子和中央政府特派員的雙重押送下，頹唐地離開雲南，抵達南京。他將在這裡度過孤獨的餘生，這是他為挑戰張居正所代表的大明帝國權威付出的昂貴代價。

  但張居正不是每件事都這樣順手，越大的人物做事所遇到的障礙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