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的大發展2

  起義軍的鮮明階級屬性還表現在它的紀律嚴明，嚴禁搶掠民間財物、隨意殺人和調戲婦女。張岱記載說，起義軍所過之處「秋毫無犯。自成下令曰：殺一人者如殺吾父，淫一女者如淫吾母」[103]。進攻開封時，李自成也發布過命令：「窩鋪內藏匿婦女者斬。」[104]義軍作戰時的軍令也極其嚴格，令行禁止，「臨陣無得反顧」，「前者死，後者繼進」[105]。攻城時為了實施爆破或拉崩，命令軍士每人沖往城下鑿取三塊牆磚，完成任務的回營休息，不足數的正法。儘管城上矢石交下，戰士們仍然奮勇攻城。

  起義軍的這些優良作風同明王朝官軍的無惡不作形成了鮮明的對照。河南人民從事實當中認識到李自成起義軍是自己的真誠保護者，由衷地歡迎和支持起義軍。如史籍所說：

  朝廷方急獻賊，竭天下之兵馬錢穀專向一獻賊。賊自成乘間養勢，勢遂大。又能假仁愚百姓，百姓當他賊過，人畜巢卵靡有孑遺，即官兵過亦不下賊。惟闖賊過則家室完好，畝禾如故。百姓竟德之，竟多歸附，勢益大。[106]

  賊令嚴明，將吏無敢侵略。明季以來，師無紀律，所過鎮集，縱兵搶掠，號曰「打糧」，井裡為墟。而有司供給軍需，督逋賦甚急，敲扑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賊，反得安舒，為之歌曰：「殺牛羊，備酒漿，開了城門迎闖王，闖王來時不納糧。」由是遠近欣附，不複目以為賊。[107]

  封建文人的筆下能出現這樣接近實錄的描寫，確實是難能可貴的。它清楚地表明，李自成起義軍之所以能所向無敵，根本原因是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朱明王朝自居正統，把起義軍斥為犯上作亂、十惡不赦的盜賊，老百姓卻基於自己的親身感受根本不信這一套。他們的心是向著起義軍的。史籍中保留了一些河南人民支援起義軍的片段記載，例如：「初，賊之至他邑，有候於途者，有餉之糧者，有貽之弓箭者。」[108]崇禎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左良玉所統官軍「冒雪行抵裕州」，當地「士民皆潛伏女牆，澆水凍城，為賊堅守，即粒糧根草呼之不應，與價亦拒」[109]。由此可見，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的擴展絕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某些封建史籍中以「虛聲煽動」等誣衊之詞所能解釋的，它歸根結底反映了李自成起義軍是深得人心的。

  [1]　關於李自成起義軍是從什麼地方出發、經過什麼路線進入河南的問題，請參看拙稿《李自成起義軍究竟從何處入豫？》（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至於到達河南境內的具體時間，由於所見材料有限，還不能得出結論。目前所能肯定的是，一般史籍記載的時日都偏遲了一些。例如，鄭廉在《豫變紀略》卷二中記崇禎十三年十一月「甲午，流賊李自成出商洛入豫，哨至淅川」。是月朔在戊寅，甲午為十七日。根據康熙《內鄉縣誌》卷十《兵事》的記載，李自成在這年十月二十二日就曾經「潛率五百騎攻內鄉縣東北鄉薛家寨（一名天寧寨），守嚴不克。二十七日退去」。又當時任明政府河南遊擊將軍的高謙，在其所撰的《中州戰略》里，也記載他在崇禎十三年「仲冬（十一月）上旬」，接巡撫李仙風諭帖說：「近據寶豐、魯山塘報，皆雲闖賊哨馬四出，老營不動……」當時高謙統兵在外，考慮到寶豐、魯山塘報送到省城開封和李仙風諭帖送達高謙的時間，帖中所言李自成部的動向最晚不能遲於十月。何況，寶豐和魯山距陝豫交界處已有相當一段路程。另據《嵩縣誌》記載：崇禎「十二年（當系十三年之誤），闖賊李自成敗亡，僅數百騎遁入嵩、盧深山。冬月，由南山出，攻破萬安、田湖、新莊及樊店盤龍寨、西崖山寨，掠萬人，連破宜陽、永寧等縣，饑民從者已十餘萬」（見康熙三十一年《嵩縣誌》卷十，《雜誌·災祥》附錄「被兵始末」；又見乾隆三十一年《嵩縣誌》卷六，《星野》附祥異）。這說明，李自成起義軍入豫以後，還曾經在嵩縣、盧氏一帶深山裡休整。依據這些材料，做出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三年秋天已經進入河南的判斷，大概是可以成立的，至少可以證明《豫變紀略》所說十一月十七日入豫不符合事實。

  [2]　康熙五十年《武安縣誌》卷一八《藝文》，《崇禎十四年乞免錢糧疏》。

  [3]　康熙二十九年《輝縣誌》卷十八。

  [4]　呂維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二，《復勸倡義眼荒說》。

  [5]　《豫變紀略》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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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

  [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三。

  [8]　乾隆五十五年《永寧縣誌》。某些史籍把李自成起義軍攻克宜陽和永寧的時間前後倒置，實際上攻克宜陽是二十一日，克永寧是二十七日。

  [9]　鄭廉《豫變紀略》卷二，記牛金星是「乙卯舉人」，乙卯為萬曆四十三年；耿興宗《遵汝山房文稿》卷七《牛金星事略》云：金星「天啟辛酉舉於鄉」，辛酉為天啟元年。可是，康熙三十四年《汝州全志》卷五下《選舉》、乾隆八年《重修寶豐縣誌》卷三《選舉》、嘉慶二年《寶豐縣誌》卷五《選舉表》，都說牛金星，字聚明，「天啟丁卯科」舉人。嘉慶《寶豐縣誌》還說：「崇禎三年香山塔記，碑陰載金星崇禎丁卯科舉人。按：是時天啟丁卯七年八月帝崩，莊烈帝（崇禎）立，猶未改元，依志稱天啟丁卯為是。」趙士錦在《甲申紀事》中，述大順軍隊長姚奇英之言，亦謂牛金星「系丁卯科舉人」。可以斷定，牛金星在天啟七年中舉，其他的說法都不對。

  [10]　《國榷》卷九七，記崇禎十二年四月七日「河南貢士寶豐牛金星有罪戍邊」。關於牛金星被革去功名下獄論戍的原因和投入李自成起義軍的過程，各種史籍的說法略有不同，可參見趙士錦《甲申紀事》、鄭廉《豫變紀略》、耿興宗《牛金星事略》、康熙或雍正《陝西通志》中所收《石可礪傳》《衛楨固傳》、康熙五十六年《城固縣誌》卷七《石可礪傳》。

  [11]　《豫變紀略》卷三。

  [12]　關於讖語「十八子主神器」的來由和流傳情況，沈定平同志在《明末「十八子主神器」源流考》（載江蘇人民出版社《明史研究論叢》第一輯）一文中，山東曲阜師範學院楊紹溥同志在提交第一次清史討論會的《關於李自成自稱十八子的考釋——兼論古讖李氏當王與農民起義》論文中，做了詳細的討論，可資參考。《明史》卷一一八載，朱元璋之子谷王朱橞覬覦大寶，「偽引讖書云：我高皇帝十八子，與讖合」。李清《三垣筆記》下卷載，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登極後，御史張孫振云：「皇上御諱為十八，所云『十八孩兒與胡戰者』，非讖乎？此萬年祚也。」說明在有明一代，「十八子當主神器」的傳說不絕如縷，不僅在民間流傳得很廣，在統治集團中也頗有市場。

  [13]　毛澤東：《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第五八八頁。

  [14]　請參看《李岩質疑》，載《歷史研究》一九七八年第五期；《再談李岩問題》，載《北京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15]　呂維祺：《明德先生文集》卷十五，《上福藩啟》。

  [16]　同1。

  [17]　趙吉士：《寄園寄所寄》卷九；《綏寇紀略》卷八；孫之騄：《二申野錄》卷八。

  [18]　一說王紹禹部卒用繩索引義軍上城，見《明德先生年譜》。

  [19]　《談往錄》卷中；《崑山王源魯先生遺稿》，《殘明前編·雜傳·呂維祺》。

  [20]　《平寇志》卷四；《國榷》卷九七；《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八。吳偉業大概是認為福王「泥首乞命」有失大體，在《綏寇紀略》里竭力加以掩飾，記作「福王趺坐於地，賊逼之，王閉目搖首不語，已而大罵，因遇害」。

  [21]　徐樹丕：《識小錄》卷二，《襄福二藩陷沒》條；同書卷四《福藩之變》條，記李自成之語作「汝在藩王中，富甲於天下，當此兵荒，汝不肯以一絲一粒賑濟百姓，汝奴才也」。文字略有不同。

  [22]　《崑山王源魯先生遺稿》，《殘明前編·雜傳·呂維祺》。又，呂維祺之子呂璜在《呂太傅忠節述乞言》中，記李自成詰責語為：「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議剿，何逼人太甚？」見順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二五，《藝文》。

  [23]　《綏寇紀略》卷八。

  [24]　《豫變紀略》卷三。

  [25]　文秉：《烈皇小識》卷七記：「李自成以邵時昌為河南偽知府。」其他史籍一般只說以邵時昌「總理城守」，不詳授何職。這裡是根據當時隨李仙風領兵重占洛陽的明游擊將軍高謙所作《中州戰略》。

  [26]　《平寇志》卷四；《綏寇紀略》卷九。

  [27]　順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災異》。

  [28]　崇禎十五年二月，李自成起義軍攻克河南寶豐縣，當地武生陳四對、居民何英「持牛酒往獻。自成喜，署四對為游擊將軍、何英為守備」（乾隆八年《重修寶豐縣誌》卷五，《兵燹》）。這種例子是比較少見的，反映了當地居民自發地支持起義軍；作為一項政策來說，李自成這時還沒有部署地方官吏，更沒有分撥軍隊留守地方。

  [29]　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日，陳泰來在《上河南淪陷安集討賊疏》中說：「臣聞賊之蹂汴也，破一城即盡其城而毀之。其無大志、奸謀，於此畢見。故臣昨冒昧具疏，以為非賊之利。然賊之設心，以為城郭不存，則守令不能露處，無守令而民散，雖欲不從我不得也。」（見《陳節愍公奏稿》卷上）陳泰來聽說起義軍每攻下一個城鎮都把城牆拆毀，以為這表明起義軍領導人胸無大志，其實是誤解了起義軍的戰略意圖。

  [30]　陳洪綬：《備陳一代興亡疏》，見《甲申朝事小紀》二編卷二。據當時參加這次召對的兵科都給事中張縉彥記載，朱由檢說：「親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云云，言訖大痛，掩袖流涕。」（見《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31]　花村看行侍者：《談往錄》卷中。

  [32]　張縉彥：《依水園文集》前集卷二。

  [33]　《燼宮遺錄》卷下；又見《綏寇紀略》卷八。

  [34]　李光壂：《守汴日誌》。

  [35]　同1。

  [36]　究竟是什麼人射瞎了李自成的眼睛，史籍中有不同說法。有的說是陳永福射的，崇禎十六年陳永福投降李自成時還說過「親集矢於王目」的話。《守汴日誌》《豫變紀略》等書則說是陳永福的兒子陳德（時任明軍守備）射的。還有的史籍說是官軍士卒所射，陳德據為己功，向朝廷請賞。周在浚《大梁守城記》說：「究不知為何人所射，陳總鎮遂攘為其子陳德之功，以守備擢游擊。」又根據一種傳聞，說是謝三所射，「三名不顯，故為陳所掩雲」。

  [37]　《守汴日誌》。

  [38]　李自成、羅汝才兩部起義軍開始聯合作戰的時間，《國榷》記於九月，《懷陵流寇始終錄》記於八月，《平寇志》《豫變紀略》記於七月。據《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三三六至三三七頁所載《兵部為塘報鄧宛棗隨等處賊情事》，崇禎十四年七月間，李自成與羅汝才二部已在河南唐縣聯合作戰，故取七月說。

  [39]　《綏寇紀略》卷九。

  [40]　今湖北鍾祥縣。明嘉靖皇帝入繼大統之前的舊邸在這裡，他的父親興獻王（後追尊為帝）的陵寢也在這裡。

  [41]　按，潁河流經項城東南，項城的西面有泥河，在項城和汝寧之間，可能河名有誤。

  [42]　順治十六年《項城縣誌》卷八《災祥志》記：「崇禎十四年九月有大星隕。總制傅宗龍剿賊至城南火燒店。連戰十三日，援兵不至，死之。余兵繞城安營，賊不敢窺。」同書卷六《人物誌·名宦》附《總督傅公全項紀略》有更詳細的敘述，也說雙方作戰地點在項城南火燒店；沒有提及起義軍賺城事，而說傅宗龍死後，「余兵抵城下，遇賊至輒揮淚奮擊，無不以一當十者，項賴以全」。看來，《平寇志》卷四、《國榷》卷九七，記起義軍「遂攻陷項城，屠之」，是靠不住的。

  [43]　見《平寇志》卷四。這條史料說明李自成起義軍非常注意宣傳鼓動工作，《九問》《九勸》之詞估計是用問答方式通俗地闡明起義軍的宗旨和政策，揭露明王朝的罪惡，號召人民起來鬥爭。關於李自成稱闖王的問題，由於史料既蕪雜又缺略，不易弄清。清初許多史籍說李自成原是高迎祥部下，崇禎九年高迎祥被俘犧牲以後，李自成即繼為闖王。這種頗為流行的說法肯定是錯誤的。因為在崇禎九年以後，明政府任事官員（如楊嗣昌、洪承疇、孫傳庭）的奏疏中，提到李自成時仍稱之為闖將。崇禎十四年以後確實有不少材料把李自成稱作闖王。按我個人的淺見，闖王和闖將本來都是綽號，沒有高低之分，不存在由闖將晉級為闖王的問題。李自成直到崇禎十六年統一了除張獻忠部以外的各支起義軍時，被推舉為奉天倡義營文武大元帥，也還沒有稱王。看來，李自成的「闖王」稱號有可能是在他的威信迅速上升以後，中原百姓和起義軍士卒感到稱他為闖將不雅，改呼闖王以示尊敬。李自成本人未必會把綽號闖將改為闖王，也未必會把闖王作為自己稱王的名號。正如崇禎八年起義軍東下南直隸等地時，民間呼起義軍首領為千歲一樣，李自成對百姓和部卒等稱他為闖王沒有必要加以制止。這種解釋是否恰當，仍有待於研究。

  [44]　張永祺：《偶然遂紀略》。乾隆十一年《葉縣誌》卷八，《雜記·紀事》將起義軍攻克葉縣，誤記於崇禎十五年，與同書卷一《祥異附兵荒》所記「十四年十月，流賊李自成陷葉，副將劉國能、知縣張我翼死之」，自相矛盾。鄭廉《豫變紀略》卷三，記起義軍攻破葉縣於十二月乙卯（十四日），誤。又順治《南陽府志》卷三，《祥異》記起義軍攻克葉縣的時間是崇禎十四年十月十四日。

  [45]　朱聿鍵在崇禎五年襲封為唐王，至九年秋京師戒嚴時擅自提兵勤王，加以他事被廢為庶人，圈禁鳳陽高牆。其弟朱聿鏌承襲唐王，為李自成起義軍攻克南陽時所殺。朱聿鍵在弘光帝登極於南京時遇赦得出高牆。後來即位於福州，即南明隆武皇帝。鄭廉《豫變紀略》卷三記，「十一月，流賊破南陽府，唐王走」，似未深考。

  [46]　《汪忠烈文行錄》卷上。

  [47]　顧炎武《明季實錄》、邊大綬《虎口餘生記》所載，邊大綬掘毀李自成祖、父墓的塘報中說，「賊墓已破，王氣已泄，賊勢當自敗矣」；汪喬年的回札亦云：「接來札知闖墓已伐，可以制賊死命。他日成功，定首敘以酬。」《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五云：「闖賊破洛陽後，聲勢日張，或奏其祖墓宜有異，下旨喬年密察之。」如果這個說法可信，那麼掘墓的初謀就出自明朝廷，錄以備考。附帶說一下，崇禎十六年冬李自成占領西安以後，親自率領李過、劉芳亮部大軍攻陝北，途經家鄉米脂。米脂士民因發墓事惴惴不安，謠傳將要屠城；李自成只處決了一個參與策劃並且積極探訪墓地所在的生員，其他一概不問。後人有詩云：「李王一怒返梓鄉，慟削先塋恨莫贖。」「農夫走說毫無犯，士女聞言喜欲狂。」（見民國《米脂縣誌》卷九下《藝文·詩詞》）從這件事裡也可窺見李自成的胸襟多麼開闊了。

  [48]　《國榷》卷九八。

  [49]　《汪忠烈文行錄》卷上。《豫變紀略》卷四亦載此語，但較簡略。

  [50]　順治八年《襄城縣誌》記：「十五年壬午二月十三日，闖賊李自成圍督師汪喬年於襄城，攻五晝夜，城破，喬年死之。」（卷七，《雜誌·災祥附變亂》）

  [51]　《守汴日誌》。

  [52]　《豫變紀略》卷四。

  [53]　康熙四十九年《保德州志》卷十一，《藝文》中，盧宜《表忠記》。

  [54]　《綏寇紀略》卷十一附紀《豫撫陳益吾與同年許霞城書》中說：「朱仙鎮之敗，良玉以七千之眾率先倡逃，致十八萬人馬一齊潰散，而中原之事遂不可復問。」

  [55]　朱仙鎮之役，《國榷》卷九八記於崇禎十五年四月十二日；《平寇志》卷五、《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五，記於是年七月初一日；《石匱書後集》卷一載於七月，時日均誤。這裡是根據李光壂《守汴日誌》、周在浚《大梁守城記》和鄭廉《豫變紀略》。

  [56]　《守汴日誌》。

  [57]　在開封戰役中，富商大賈們站在明政府方面，究其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李自成當時尚未提出「平買平賣」的保護商業政策；二是開封巨商主要是為藩府和官紳服務的，具有很大的依附性。參看佚名《如夢錄》。

  [58]　白愚：《汴圍濕襟錄》。李光壂《守汴日誌》中也談到，有霍賣婆「假采菜出城」為起義軍提供城內消息，李自成賞以金銀六錠，入城時被搜出，明政府「遂禁婦女出城」。

  [59]　康熙十四年《香河縣誌》卷十一，《藝文志》，《奏疏》，《明崇禎十五年河南開封府汜水縣知縣周騰蛟揭帖》。

  [60]　鄭廉：《豫變紀略》卷四。白愚：《汴圍濕襟錄》也記載了這件告示，文字有出入。如鄭廉所記說，明朝文武官員如果「仍舊延抗」，起義軍破城後將嚴懲不貸，「置爾等於河魚腹中」；白愚文本卻說：「本營不日決黃河之水，恐爾輩盡葬河魚腹中矣！」看來，有可能是白愚在明政府決河灌汴之後，為了嫁禍於起義軍，私自偷換了文告的文字。

  [61]　《守汴日誌》。

  [62]　《守汴日誌》。又，馬士騭《汴城圍陷述》中記：「乃又有一二職官借養兵之名，倡搜糧之舉，而不肖紳衿如楊銓、張爾猷輩，挾城狐社鼠之奸，恣狼貪虎噬之計。逐門挨戶，掘地排闥，不為人留一糠秕，猶然曰搜糧以養兵也，乃竟轟入富室，拷夾僕婢，金珠銀錢，無不捲去。甚至按家派糧，指名發營，無論紳衿巨室，晝則鐵其項，夜則繩其足，罄家所有，以飽貪弁。」

  [63]　馬士騭：《汴城圍陷述》，見順治十七年《河南通志》卷四一，《藝文》。

  [64]　王紫綬：《大梁宮人行》，見鄭廉《豫變紀略》；又見康熙《開封府志》卷三四，《藝文四》；《河南通志》卷七三，《藝文二》，文字略有不同。按，將軍指總兵陳永福，撫軍指河南巡撫高名衡。馬士騭《汴城圍陷述》中也說：「壬午夏初，捲土重來，糧盡援絕，掘羅無計；晨飯殺男，午炊煮女，百姓之死於飢者凡幾，死於殺而相食者凡幾。哀此殘黎，向之十存一二者，今百無一二矣。」

  [65]　陳之遴：《浮雲集》卷四。按，決河灌汴是明河南高級文武官員串通密謀的結果，具體執行人為河南巡按御史嚴雲京。崇禎十六年正月，兵科給事中李永茂在《治河擊奸疏》內說：「今覆按其自供狡賊坐困一揭，及臣同官劉昌與總漕史可法各疏，始知周藩遷徙，汴民慘死，新漕梗塞，泗陵震撼。皆雲京一決為之。即寸磔其身，尚不足以抵償諸罪。」（見李永茂《樞垣初刻》）陳之遴詩中所云，出奇算之「繡衣使者」即指嚴雲京。崇禎十七年正月給事中光時亨在《王言更新疏》中，要求朱由檢下罪己詔，也把決河灌汴列為明政府所犯罪過之一。他說：「孰鑿挖河堤以致汴城億萬化為魚鱉，反開冒功幸賞之門，為親藩避地之始者乎？」（見孫承澤《天府廣記》卷十三，《糾劾》）

  [66]　蔣德璟：《愨書》卷十一，《回奏議調寧兵及汴城撈銀揭帖》。

  [67]　同1。關於明亡前夕明政府的「汴城撈銀」，薛所蘊有《汴中曲》云：「省括昨日下州府，提取丁夫城汴土。汴城土厚十餘丈，雲有昔人藏金所。一日挖掘才一尺，乾糧用盡無氣力。略倚鐵鍬定喘息，長官鞭撲風雨急。長跪長官莫楚毒，掘得金銀將身贖。熬來萬苦與千辛，不見朱提見石骨。」（乾隆四年《祥符縣誌》卷二○，《藝文·七言古詩》）

  [68]　開封淹沒後，崇禎帝曾召問開封府推官黃澍，「澍利口，諉鑿渠事於李自成」。兩天後雖有給事中陳燕貽劾「黃澍決水灌城之失」，朱由檢卻包庇「不問」（見《國榷》卷九八）。此後封建統治階級多沿襲此說，例如康熙四十六年愛新覺羅·玄燁巡視河工時曾說：「自明末流賊李自成決壞黃河之後，一經靳輔修築，至今河堤略不動搖，皆其功也。」（見《清聖祖實錄》卷二二九；《清史列傳》卷八《靳輔傳》也有類似記載）

  [69]　這種說法充斥於封建史籍，如《明史》卷二六七《高名衡傳》云：「會有獻計於巡按御史嚴雲京者，請決河以灌賊。雲京語（高）名衡、（黃）澍，名衡、澍以為然。……我方鑿朱家寨口，賊知，移營高阜，艨艟巨伐以待，而驅掠民夫數萬反決馬家口以灌城。」

  [70]　康熙十四年《香河縣誌》卷十一，《藝文志·奏疏》。

  [71]　鄭二陽：《鄭中丞益樓集》卷四。

  [72]　侯方域：《壯悔堂文集》卷五，《寧南侯傳》。

  [73]　許多史籍記載說，起義軍得到賀人龍被殺的消息後「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也」。這種把賀人龍描繪成義軍勁敵的說法未必可靠。彭孫貽在《平寇志》卷五中評論說：「夫開縣之潰，陳州之逃，誰則為之？謂其勇猛為賊憚者，偽也。」

  [74]　按時間順序，起義軍殲滅傅宗龍部在崇禎十四年，擊敗汪喬年部在十五年，疏中顛倒了次序。

  [75]　《國榷》卷九八；侯方域：《壯悔堂文集》。

  [76]　《石匱書後集》卷二五，《左良玉列傳》云：「良玉欲率其軍三十萬，覲督師於河北。督師知糧無所出，乃諭之曰：『將軍以兵三十萬稱盛，然止四萬在額受糧，實又未給度支，今遠來就我固善，第散其眾則不可，若悉以來而自謀食，咫尺畿輔，將安求之？』卒不得與良玉軍會。」

  [77]　《綏寇紀略》卷九。

  [78]　《國榷》卷九八。

  [79]　這次戰役因官軍被擊敗的地方名叫冢頭，有的史籍稱之為「冢頭之敗」。《懷陵流寇始終錄》又有另一種稱呼：「當傳庭出軍，天大雨，糧車不進，采青柿以食，士卒凍飢，故甚敗。豫人謂之『柿園之役』。」（卷十五）

  [80]　乾隆十年《洛陽縣誌》卷十，《祥異》；又見順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災異》。

  [81]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五，記左金王為藺養成，爭世王為賀錦。《平寇志》卷六也說「左金王名藺養成」。當時明朝安廬池太巡撫鄭二陽在給淮撫朱大典、淮按張修其的信中說：「在楚，革、左三營藉口於糧路不通，移營就食。皖之爭、治兩營，猶自恭順如初。」在給僉院徐蓼莪的信中談到同一事件時又說：「革、回之眾，啟釁糧路，又慮其與賀、劉二營合。」（見《鄭中丞益樓集》卷四）這裡「爭、治兩營」和「賀、劉二營」是同義詞，看來說爭世王為賀錦、左金王為藺養成不是沒有根據，但一般的說法賀錦的名字左邊為金字故稱左金王。在未取得確證前，暫從通常說法。

  [82]　鄭二陽：《鄭中丞益樓集》卷一。

  [8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三。明皖撫鄭二陽給兵部尚書陳新甲、侍郎吳甡的信中也說：「邇來逃死饑民，往往奔趨賊營，樂為效用。我之一舉動、一號令，賊皆得而調知，豈不令人憤懣欲絕？」（見《鄭中丞益樓集》卷四）

  [84]　戴名世：《孑遺錄》，見《南山集》卷十五。又見《甲申朝事小紀》卷三，《桐城紀事》。

  [85]　《蘄黃四十八寨紀事》卷一，《鄂寨篇》引《張仁熙致楊卓然書》。

  [86]　康熙三十年《新蔡縣誌》卷七，《雜述》。

  [87]　順治十五年《沈丘縣誌》卷十三，《叢紀志·災祥》。按，左髻王即左金王，格料雁即革里眼。

  [88]　康熙元年《汝寧府志》卷十。

  [89]　康熙《汝寧府志》卷十，《武備·軍功》記：「十四日晨，有通謀崇王中貴，矯王旨議降。或以告文岳，文岳大怒，舉刀砍柱，厲聲曰：『有敢言降者手刃之。』至午，賊自西北門入城。」

  [90]　《平寇志》卷五，記崇王名朱由樻，河陽王誤書為河南王。《國榷》卷九八，記世子名為朱慈焲。這裡是根據《明史》卷一一九。但《明史》卷二六二《楊文岳傳》，亦記起義軍「虜……河南、懷安諸王以行」。按情理，明封郡王不應以河南為號。

  [91]　直到崇禎十五年十月二十五日，李自成起義軍再克洛陽時，仍然採取了拆毀城牆的措施：「因忿城中駐兵與彼作難，遂令偽將驅其男女平城。」（順治十八年《河南府志》卷三《災異》）汝寧戰役以後，史籍中不再見有平城的記載（指李自成為首的起義軍；張獻忠部因實力較小，直到崇禎十六年三月攻克湖廣蘄水時仍然平城，同年五月占領武昌以後才改變策略，據城設守，開始建立大西政權），而代之以派遣地方官員，如十二月「發精兵千餘騎，送襄陽徐秀才往鄧州上任」（見李永茂《樞垣初刻·襄陽再陷疏》）。

  [92]　《綏寇紀略》卷九，記崇禎十六年九月孫傳庭統兵出潼關，偵得起義軍「老營在唐縣，精銳屯襄陽」，乃派游擊折增修領兵間道潛攻唐縣。結果唐縣被攻破，起義軍「輜重俱盡，妻子細口被殺」。這雖然是半年多以後發生的事情，但起義軍把安置家屬和輜重的老營另行屯駐，不再隨精銳部隊遷徙大概要早一些。

  [93]　康熙三十三年《武強縣誌》卷六，《列傳》，張星法：《李令尹列傳》。按，李令尹即李模，河南郟縣人。據傳中所說，李模當時也參加了考試，「鼻耳皆截去」，大概是屬於故意不成章者。順治年間，李模中了進士，殿試時清世祖當面詢問過那時的情況。

  [94]　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六三。

  [95]　同1。

  [96]　查繼佐：《國壽錄》卷一，《徐一源傳》。

  [9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六。

  [98]　《國壽錄》卷一，《徐一源傳》。

  [99]　恩格斯：《反杜林論》，引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二卷，第二二二頁。

  [100]　費密：《荒書》。

  [101]　出處均見上引。

  [102]　列寧：《社會民主黨在俄國第一次革命中的土地綱領》，引自《列寧全集》第十三卷，第二一七頁。

  [103]　《石匱書後集》卷六三。

  [104]　《守汴日誌》。

  [105]　《平寇志》卷十一。

  [106]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

  [107]　《石匱書後集》卷六三。

  [108]　康熙五年《許州志》卷十四，《碑記》；吳爾壎：《許昌全城死節冢碑記》。

  [109]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三四四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