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的大發展

  第一節　李自成起義軍挺進河南

  崇禎十四年（1641）是明末農民戰爭進入高潮的一年。這年初，李自成起義軍攻克洛陽，張獻忠起義軍奇襲襄陽，標誌著起義軍同明官軍之間的力量對比開始發生了變化，從此義軍所向無敵，明王朝的覆滅已成定局。

  滴水穿石，非一日之功。李自成部義軍攻克洛陽和在河南的大發展，並非僥倖或偶然而得。從崇禎十一年到十三年的兩年時間內，李自成部義軍往來活動於湖廣、四川、陝西三省交界地區，經歷了艱苦卓絕的鬥爭。崇禎十三年夏，明王朝調集的官軍逐漸向這一地區集中，對張獻忠、羅汝才、李自成等部義軍的壓力不斷增大。李自成就在這年的六七月間，由湖廣房縣地區出發，取道陝西平利、洵陽、商州進入河南的淅川、內鄉一帶。[1]

  這裡有必要敘述一下以李自成、張獻忠為代表的明末農民戰爭大發展的背景。根據許多地方志中保存的材料，崇禎十三年的災荒是特別嚴重的，幾乎遍及全國，不少地方竟至於顆粒無收，饑民大批死亡。災荒的形成，除了這年氣候惡劣，連續幾個月乾旱、蝗蟲為害以外，明廷加派剿餉、練餉迫使農民逃亡，造成農業生產急劇萎縮，也是重要原因之一。舉例來說，崇禎十四年武安（當時屬河南彰德府，今屬河北省）知縣竇維輅在奏疏中報告：「本縣原編戶口一萬三十五戶，今死絕者八千二十八戶；原編人丁二萬三百二十五丁，今逃死者一萬八千四百五十丁。通計本縣正派條銀，新、舊、練三餉共銀四萬四千七百九十五兩，漕米二千三百四石，遼米豆共一萬二千五十三石，臨清倉米六百八十八石，祿米八百四十二石。加以三年壓欠，應徵不下十餘萬。」以殘存的二千戶、一千八百餘丁，承擔這樣巨額的賦稅自然是不可能的，其他的農民除了死掉的以外，「居他鄉者，只懼糧差重累，不敢承種田畝。即來歲豐稔，有土無民，依然荒蕪」[2]。關於災荒的嚴重性，由於材料太多了，這裡只著重談談河南省的情況。

  河南是明帝國的腹心地區，也是當時社會階級矛盾最尖銳的地方之一。明王朝在這一個省里分封了七個藩王，加上官僚地主的巧取豪奪，造成了土地高度集中，農民如牛負重。在明末多事之秋，頻繁的軍隊調動、官差的往來，更使河南這塊四通八達之地首當其衝。連年的大旱、蝗災，把河南變成了赤地千里。明政府在這樣大荒之年，仍然毫不放鬆追逼錢糧。掙扎於死亡線上的農民，除了奮起反抗之外沒有任何出路。

  保存下來的一些記載可以構成一幅幅觸目驚心的圖畫：

  至己卯（崇禎十二年）旱、蝗，自秋至明年不雨。其年庚辰（崇禎十三年）又蝗，僅能種而禾實不稔。斗米直可千錢，民間素所藏蓄者一時搜掠都盡。瓜果棗柿不待□而殘，漸及草根、木皮、糠秕、山蔬，侈雲富貴家糧也。十月之交，環輝山皆盜，以人為糧。千夫長擒來戮諸市，人爭啖之。至二之日大寒，人益困，有父母食子女者，子女食父母者，夫妻、兄弟、朋友、鄉鄰互相食者。餘人之衣冠動靜猶昔，性情驚疑為豺狼。過歲春事益奇，人死已歸土，丘壠欲干，取厭朝飢；未成人孺子轉盼不見，則已在釜中矣。孀婦單丁，誘殺充食者無寧日。輝之四圍，村落並無，居人十存一二者皆住郊關。每中夜徬徨，或聞呼號啼救之聲，皆奸人用計噬人，人每不敢救。食肉多爨人骨，間亦有以人頭顱灰作面同人汁啖者，余骨棄野外。首骨如東陵瓜壘壘無算，特少蔓耳。脅臂小骨，狼藉於道，每郊行，足履於上，搰搰有聲，如在麻秸上。傷心酸鼻，嘗不忍過。[3]

  一個當時在鄉的反動官僚描寫那時河南的情況說：

  今流亡滿道，骴骼盈野。陰風慘鬼磷之青，嘯聚伏林莽之綠。且有闔門投繯者，有全村泥門逃者，有一日而溺河數百者，有食雁矢、蠶矢者，有食荊子、蒺藜者，有食土石者，有如鬼形而呻吟者，有僵仆於道而不能言者……有集數千數百人於城隅周道而揭竿者。[4]

  鄭廉在《豫變紀略》里，比較集中地敘述了貧苦無告的農民怎樣轉化成地方性的起義隊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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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歲乃大飢，人益不敢糶谷，谷以踴貴。米麥斗值錢三千，禾二千七百。人相食，有父食子、妻食夫者，道路無獨行之客，雖東西村亦不敢往來。其顛頓死於溝壑者群聚而刲割之，頃刻而骨骸相撐矣。官吏捽而捶殺之壘壘焉，不能禁也。其桀黠不逞者遂相率為盜。於是鼠竊狗偷千百為群者不可勝數，如一條龍、張判子、宋江、袁老山之屬，眾皆萬許。而臨潁一條龍、壽州袁老山，其徒尤眾，斬木折鈞，往來梁宋之郊無虛日，日以益多。[5]

  類似的記載在地方志和當時人士的文集裡屢見不鮮，說明崇禎十二、十三年時河南各地已經布滿了乾柴，自發鬥爭之火業已點燃。李自成部義軍進入河南，很快就把這些星星之火連成一片，化作熊熊之焰。

  李自成部義軍初進河南時，兵力相當有限，大約不到一千人。經過短期的休整和準備，李自成在十月間率兵北上，同當地的起義農民一斗谷、瓦罐子等聯合，有眾數萬人。十二月，「連破魯山、郟縣、伊陽三縣」[6]，於二十一日攻克宜陽，「不殺平民，唯殺官」[7]。接著，乘勝進攻永寧（今洛寧縣）。破城後，義軍把抓獲的明萬安王朱采輕和地主豪紳一百多人，帶到縣西關「過堂」，審訊後處決，為當地人民解了心頭之恨。[8]此後，義軍又連克偃師、靈寶、新安、寶豐，為攻取洛陽做了準備。

  隨著起義軍力量的興起，少數知識分子開始投身到農民起義中來，其中比較著名的有牛金星和宋獻策。牛金星是寶豐縣人，天啟七年中了舉人[9]，為人慷慨不羈，在官場內部鬥爭中受到傾軋，被革去功名遣戍充軍。[10]參加起義軍後，成為李自成的主要謀士。史載「金星通天官風角諸書，亦頗講孫、吳兵法」[11]。從後來的情況看，牛金星主要是在制定規章制度、招攬人才和建立政權方面發揮了比較大的作用。大約在差不多的時間裡，江湖上以算命占卦為業的宋獻策也投入了李自成起義軍。他的籍貫有河南永城等說法。見面的時候，宋獻策向李自成獻上了「十八子主神器」的讖語[12]，利用白蓮教在民間散布的李氏當興的輿論，說李自成上膺天命。李自成很高興，尊他為軍師。在史料當中，我們並沒有見到宋獻策在軍機進止方面提出過什麼超見卓識，只有一些他用占卜預測勝負的記載。然而李自成對他一直十分信任，常常帶在身邊徵詢意見。宋獻策的進身和受到重用，反映了封建社會中農民落後性的一面。他們即便是覺悟到要同封建統治者相對抗，也還不可能擺脫「天命」「神授」之類的迷信思想。他們不能正確地估計自身的力量和所從事的事業的正義性，就只有藉助於高於君權的神權，作為自己推翻舊王朝的思想武器。就農民起義的領袖人物而言，無論他們個人的品質和識度多麼傑出，也不可能把起義取得的成就如實地看作千百萬群眾奮鬥的結果，而常常誤認為這些勝利證明了上天對自己的眷顧。從根本上來說，天命思想既是掌權者維護自身統治的理論依據，又是他們一旦需要換馬時，實行改朝換代的方便輿論。封建時代的農民既然不可能得到先進的社會革命思想的指導，他們在利用現成的天命思想向統治階級發起猛攻時，卻不自覺地成了這種思想的俘虜。起義農民在軍事上可能取得勝利甚至決定性勝利；在思想上卻無法超越時代的局限，註定要一敗塗地。這種情況就決定了每一次農民革命都避免不了悲劇性的結局，不是被淹沒在瘋狂圍剿的血泊當中，就是「在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當作他們改朝換代的工具」[13]。

  史籍中關於李岩的記載很多，好些書都說這時（崇禎十三年底）有一位出身貴宦的杞縣公子李岩參加到李自成起義軍中來，對起義軍後期的發展關係甚巨。清初河南歸德府人士鄭廉和《杞縣誌》的編纂者都指出過李岩是「烏有先生」。筆者經過查考認為，在明末農民戰爭中確實不存在李岩這個人物，有關的記載或是出於訛傳，更多的是出自小說家的編造，被清初某些文人誤采入史籍，根本不能相信。由於已經另行撰文探討[14]，這裡不再贅述。

  第二節　李自成起義軍攻克洛陽

  古都洛陽乃豫西重鎮，是明朝福王建藩之地。福王朱常洵是明神宗的寵姬鄭貴妃所生。子以母貴，朱常洵自然受到神宗的特別偏愛。在萬曆後期圍繞著立太子的一場激烈鬥爭中，朱翊鈞拗不過朝野輿論，被迫同意立皇長子朱常洛為太子。立愛子常洵的初衷既不能實現，他和鄭貴妃就多方在經濟上給常洵以優遇，不僅大量賜給宮中積累的財物，而且對於福王請乞的莊田、行鹽、商稅等也無不「朝報而夕可」。朱常洵就藩洛陽，同明初以來分封的諸王相比在時間上雖然要短得多，但擁有的財物卻是「富甲天下」。福王在洛陽所過的窮奢極侈的生活，同當時河南人民所受的災難形成了鮮明的對照。一道福邸宮牆隔出了兩個世界：牆內是紙醉金迷，說不盡的豪奢靡費；牆外卻是淒涼愁慘，無異於豐都地獄。這種人世間極端不合理的醜惡現實理應結束，它果然在起義農民鐵拳的打擊下結束了。

  李自成起義軍在攻克宜陽、永寧、盧氏、偃師、靈寶、新安、寶豐、魯山、郟縣、伊陽等縣的過程中，不僅掃清了洛陽的外圍，也使大批新參加義軍的戰士得到了初步的作戰訓練。義軍在豫西的發展，使統治者如坐針氈，惶惶不可終日。當時居住在洛陽的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在給福王的一封信里對形勢的危急有如下一段描述：

  三載奇荒，亘古未聞。村鎮之餓死一空，城市皆殺人而食。處處土賊盤踞，加以流賊數萬陰相結合，連破魯山、郟縣、伊陽三縣，又六日之內，連破宜陽、永寧二縣。賊勢洶湧，窺洛甚急。無堅不破，無攻不克。且饑民之思亂可虞，人心之瓦解堪慮。況撫台大兵無一至，雖有操、義二兵，亦無糧餉，及城頭垛夫又皆鬼形鳩面而垂斃者。城中一無可恃，有累卵朝露之危。[15]

  他一方面建議福王，敦促河南巡撫李仙風急派軍隊來洛陽加強城防；另一方面又指出官府庫藏如洗，要求福王為自己的身家性命著想，拿出錢來解決軍隊的糧餉。呂維祺特別舉出宜陽、永寧二城被起義軍攻破的事作為前車之鑑。兩座城裡的宗室官紳，「悠悠忽忽，靠天度日，一籌不劃，一錢不舍，一言不聽，今雖噬臍，嗟何及矣」[16]。希望朱常洵不要充當眼光短淺的守財奴，最後落到噬臍無及的地步。可是，朱常洵偏是個愛財如命的人，根本聽不進去。

  崇禎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部義軍進抵洛陽北門，開始攻城。守城的官軍知道福王府庫里的金錢財物堆積如山，卻叫自己餓著肚子去守城，一個個憤憤不平。有的士兵公然在路上大罵：「王府金錢百萬，饜粱肉，而令吾輩枵腹死賊乎？」[17]當李自成兵臨城下時，守城的官軍士兵以至一部分中下級偏裨都毫無鬥志，迅速地轉到了起義軍方面。二十日晚，總兵王紹禹的部卒在城頭起義，逮捕了明兵備副使王胤昌，大開城門迎接起義軍進城。[18]二十一日凌晨，義軍占領洛陽全城。福王朱常洵和世子朱由崧慌忙逃出王宮，躲進迎恩寺。在義軍搜捕時，朱常洵被活捉，世子朱由崧鑽空子逃脫，這就是後來在南京登極的弘光皇帝。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也被俘獲。當押解這批吸血鬼向起義軍領袖獻俘時，朱常洵向呂維祺大叫：「呂先生救我！」呂維祺也哀嘆：「我命亦在頃刻。」他從封建綱常出發，勸朱常洵別忘了自己是當今皇上的親叔，「毋自屈」，得裝出個樣子來。[19]可是，貪生怕死的朱常洵一帶到李自成面前即嚇破了膽，「色怖，泥首乞命」[20]。李自成端坐殿上親自審問這位朱明王朝的親王，怒斥道：「汝為親王，富甲天下。當如此饑荒，不肯發分毫帑藏賑濟百姓，汝奴才也」。[21]命左右打他四十大板，梟首示眾。當審訊呂維祺時，李自成不無諷刺意味地說：「呂尚書今日請兵，明日請餉，欲殺我曹，今定何如？」下令處死了這個反動官僚。[22]接著，響亮地向洛陽的貧苦群眾宣布：「王侯貴人剝窮民，視其凍餒，吾故殺之，以為若曹。」[23]李自成的話鮮明地表達了他所領導的起義軍的革命宗旨，對於動員人民起來同朱明王朝做拼死的搏鬥是個有力的號召。

  在經濟方面，起義軍沒收了福王府中金銀財貨和大批糧食、物資，發布告示大賑饑民，令飢者遠近就食，得到廣大群眾的熱烈擁護。史載：

  遠近饑民荷旗而往應之者如流水，日夜不絕。一呼百萬，而其勢燎原不可撲。自是而後，所過無堅城，所遇無勁敵，諸將皆望風走。即秉鉞者以名節自許，不過以身予敵而已矣。[24]

  除了開倉濟貧以外，起義軍還把大批金錢物資運往山區，充作軍用。剩下的金銀財物，李自成在準備移兵攻取開封時，委派原洛陽的一名書辦邵時昌為副將，用以募兵守城。同時授官的還有洛陽生員張旋吉、梅鼎盛等人。[25]邵時昌等受命後，即「募人為兵，月給銀五兩。饑民趨如鶩。簡五百人，用賊旌旗列營城上」[26]。二月，明河南巡撫李仙風探聽到義軍已經轉移，才領兵來攻洛陽。城破，邵時昌等為李仙風所殺。

  李自成指定人員募兵設守洛陽，是義軍在占領區內建立政權的嘗試。順治《河南府志》說：「賊置官留銀，妄意作開國始基。」[27]李自成攻克洛陽時，雖然不一定就有了開國建號的計劃，但是這個措施至少說明義軍已經開始注意到了建立自己地方政權的問題。人們或許會說，任命一個剛剛投降過來的明朝吏員，負責洛陽這樣重要城市的防守事宜，未免如同兒戲。李自成部義軍的實力當時還相當有限，兵員雖有數萬人，但骨幹部分只有千人左右，不可能分派主力部隊擔任防守。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何嘗不希望自己能有一塊立足之地，既可安置隨軍家屬，又可取得比較穩定的人力、物力補充。無奈主觀願望擰不過客觀上強弱異形的力量對比，只有繼續通過反覆的運動戰殲滅官軍的有生力量，才有可能在地方上站住腳跟。洛陽失守以後，李自成清醒地估計到自己的力量，所以直到崇禎十五年秋，戰局發生根本變化以前，再也沒有勉強去做自己的力量達不到的事情。[28]他「破城下邑，棄而不守」，每次部隊轉移之前，都下令將攻克城池的城牆拆毀，叫作平城，目的是防止官軍再度據以抗拒。[29]歷史已經證明，李自成的這種策略是完全正確的（張獻忠起義軍在這段時間裡，也採取了「夷其城」的措施，表明張獻忠對客觀形勢同樣做了清醒的估計），它保證義軍能夠集中兵力，靈活機動地奪得一次又一次的勝利。如果不帶先入為主的偏見，真正從歷史實際出發，我們就不能不承認，沒有這一階段的流動作戰，也就沒有崇禎十五年冬季以後，李自成、張獻忠在大面積土地上建立農民革命政權的局面。

  李自成、張獻忠起義軍連克洛陽、襄陽，具有重大的意義。它表明經過十幾年的鬥爭鍛鍊，起義軍已經成長壯大起來，積累了比較豐富的鬥爭經驗，力量對比的優勢和作戰的主動權正在逐步地轉到起義農民手中。崇禎十三年以前，各部起義軍都沒有攻占過大城市（鳳陽是一個特殊的例外，而且鳳陽雖是明朝中都，政治地位很高，城市規模卻並不算大），明朝的藩王也沒有被俘殺的。而在崇禎十四年初的一個月之內，起義軍連克洛陽、襄陽兩城，殺福、襄二藩。戰役的勝利，不僅繳獲了大批金錢財物和軍械，增強了起義軍的實力，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所造成的深遠影響。一方面，它使起義者進一步認識到了自己的力量，提高了勝利的信心；另一方面，也暴露了明朝貌似強大、實際卻虛弱不堪的本質。朱由檢得到洛陽被攻破、福王被殺的消息，在召見閣臣和禮、兵二部科臣時，大哭道：「朕不能保一叔父。」[30]「御袖為濕」[31]，諸臣只好俯伏請罪。[32]史料又載，此後的一天，朱由檢去朝見其庶祖母劉太妃，坐下不久就打瞌睡，一覺醒來感到有失體統，忙向太妃道歉說：「神祖時海內少事，至兒子苦枝梧多難。兩夜省文書未嘗交睫，心煩懣，輒廢餐。自以年才逾壯，為國事磨耗，蚤困劣。在太妃前惛然不自持一至此。」「太妃為之泣下，上亦汍瀾者久之，諸宮人莫能仰視。」[33]這個小故事形象地說明了，在起義農民的打擊下，明王朝最高統治者已經陷入了極大的苦悶之中，昔日的美好安寧成了不堪回首的往事。他們建築在勞動人民血汗和白骨之上的樂園已經動搖，歡笑的日子確實不多了。

  第三節　李自成起義軍首攻開封和項城戰役

  李自成部攻克洛陽時，明河南巡撫李仙風正領著游擊將軍高謙所部官軍，在黃河以北的懷慶地區鎮壓當地的農民起義。開封城守副將陳永福獲悉洛陽失守，火急率兵往援，開封的守御力量因而非常單薄。李自成得到這個情報，決定奇襲開封。二月初九日，他帶領精兵三千、部卒三萬從洛陽地區出發，急行軍三晝夜，於十二日中午時分到達開封城下，立即大舉攻城。明河南巡按御史高名衡等唯恐重蹈洛陽覆轍，落個失城陷藩的罪責，急忙把一切能夠動員的力量統統趕上城去固守。封在開封的周王朱恭枵和其他嗜財如命的藩王們有點不同，他奉行的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的保命哲學。在起義軍兵臨城下時，他一狠心把府中累朝積攢的銀子搬出一部分，「下令民間，有能出城斬賊一級者賞銀五十兩，能射殺一賊者賞三十兩，射傷一賊或磚石擊傷者賞十兩」[34]。這一舉措果然生了效，開封城內一批亡命之徒紛紛上城同義軍為敵。儘管義軍攻城非常勇敢，「射終日，箭插城如蝟」[35]，但是，原來設想的以奇襲方式奪取開封的計劃卻未能實現。這時，前往洛陽赴援的陳永福聽說起義軍乘虛進攻開封，連忙帶著軍隊兩晝夜兼程趕回，十六日由水門入城參加防守。

  由於敵情發生了變化，李自成在十七日親自到城下觀察形勢，以便決定下一步的攻城方法。不料行蹤不密，被城上的官軍射中左眼。[36]後來傷口雖經治癒，左眼卻從此失明。當時，起義軍的領袖負了重傷，又有消息說左良玉的軍隊和保定總督楊文岳所統官軍正向開封進發。只有「精兵不過三千，脅從之眾不過三萬」[37]的義軍首領明白，一旦明政府的援軍到達，自己就可能陷入內外夾攻的境地。於是決定停止進攻開封，主動向西轉移到登封、密縣、嵩縣一帶。李自成部義軍首次進攻開封，遂以自動撤圍而告終。

  崇禎十四年七月，羅汝才由於與張獻忠不和，率領部眾到河南淅川，同李自成部義軍聯合作戰。[38]當時，李自成部已經成為各支起義軍中實力最強的隊伍，羅汝才雖然比李自成年紀大，卻待以兄長的禮節，以示尊重。史載「自成之兵長於攻，汝才之兵強於戰，兩人相須如左右手」[39]。李、羅的聯營，使活躍在中原地區的農民軍力量顯著增強，成為明王朝反動統治的最大威脅。

  李自成和羅汝才聯營之後，由豫西經唐縣進入湖廣棗陽、隨州地區，準備攻取承天。[40]陝西三邊總督傅宗龍唯恐承天祖陵有失，帶領總兵賀人龍、副總兵李國奇部於八月上旬趕往承天。李自成、羅汝才探得承天的守備相當嚴密，陝西官軍又將趕到，乃決定改變計劃，取道應山返回河南。傅宗龍見起義軍不戰而走，誤認為是膽怯的表現，就帶著軍隊尾追不舍。至九月初，傅宗龍指揮的賀人龍、李國奇所部二萬人進至河南新蔡，同保定總督楊文岳率領的總兵虎大威部會合，然後齊赴項城，打算圍殲李自成、羅汝才聯軍。起義軍得到消息後，立即部署作戰方案，決定把精銳部隊埋伏在松樹林裡，另外派出一支隊伍西渡潁河[41]，製造移師汝寧的假象。官軍果然中計，以為義軍主力已經渡河西去，就在孟家莊結營休息。官軍士卒紛紛散入村落搜括百姓的糧食草料，幾無部伍可言。隱蔽在樹林裡的義軍乘機發起進攻。官軍將領慌忙集結軍隊，可是倉促之際軍心已亂，抵敵不住。賀人龍和虎大威逕自拉起隊伍向沈丘逃竄，李國奇見勢不妙也跟著逃跑。剩下傅宗龍、楊文岳兩總督，帶著直屬標營陷入了起義軍的重圍。當晚，楊文岳在副將張某的保護下逃往項城、陳州。傅宗龍無可奈何，一方面命令直屬標營兵丁挖掘壕塹，妄圖堅守待援；同時又派人持親筆信催賀人龍、李國奇火速來救。賀、李兩人正私自慶幸逃脫了義軍的包圍，哪裡肯再鑽進來，他們以「此書從賊中來，庸知非偽耶」做藉口，拒絕回軍援救。傅宗龍部在起義軍的包圍圈中一籌莫展，幾天以後糧食、騾馬都吃光了，靠組織突擊隊將戰場上的屍首拖來充飢。最後，箭支和彈丸俱已用盡，傅宗龍知道難以頑抗下去，遂於十八日晚領著殘兵六千人突圍。在義軍的截擊下，士卒星散。次日中午，傅宗龍帶著一些散兵游勇，在距離項城八里處被義軍追上，當了俘虜。義軍將士把他帶到項城下大喊道「我秦督官兵也，請啟門納秦督」，準備相機奪取項城。傅宗龍卻堅持反動立場，向城上大喊自己已經當了俘虜，身旁都是起義軍，不能開門。詐取項城的計謀未能實現，義軍戰士一怒之下，當場處死了傅宗龍。[42]

  傅宗龍、楊文岳糾集數萬官軍進行的圍剿，就這樣以慘敗而告終。李自成、羅汝才聯軍奪得了大量衣甲器械，收降了一批傅宗龍部的陝西兵士，聲勢越來越盛。據說，李自成在項城戰役之後，曾「令人撰《九問》《九勸》諸詞，號召諸盜，勾引饑民，號為闖王」[43]。可惜直到目前還沒有看到《九問》《九勸》的原詞。如能發掘出這些珍貴的文獻，對於研究起義軍當時的綱領、政策和宣傳口號等，必將大大推進一步。

  第四節　李自成、羅汝才聯軍二攻開封

  項城戰役以後，李自成、羅汝才聯軍乘勢攻克了商水、扶溝、洧川、許州、長葛等豫中州縣。十月間，義軍包圍了葉縣。奉命在這裡鎮守的是北舞渡副將劉國能，此人原是農民軍的一位重要首領，綽號闖塌天，崇禎十一年投降官軍後就死心塌地充當明政府的鷹犬，以忠臣孝子自命。義軍圍攻七晝夜，劉國能眼看難以據守，便自己縋下城牆進入起義軍營壘，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向李自成、羅汝才聲稱：「凡所以防守之具皆吾自為之，與葉民無涉。今吾力已竭，不忍城破盡斃此民，特來請死。」李自成勸他投降，他卻說「吾大逆人，受朝廷厚恩，不敢負」[44]，自刎而死。十一月初四日，義軍攻克南陽，總兵猛如虎、劉光祚均被擊殺，唐王朱聿鏌也被處死。[45]接著，義軍又攻克鄧州，然後回師北上，在十二月間進攻襄城。襄城守將李萬慶也是農民軍叛徒，原先的綽號為射塌天。他同劉國能一樣，在投降官軍之後墮落成了農民起義軍的死敵。義軍破城，李萬慶被處死。與此同時，義軍還攻克了鎮平、新野、唐縣、泌陽、舞陽、汝州、許州、禹州、新鄭、鄢陵、尉氏、通許、陳留等大批州縣，再次進抵開封城下。

  劉國能、李萬慶都是明末農民戰爭前期的著名首領人物。他們背叛農民群眾的利益，棄明投暗，終於受到了歷史的懲罰，成為朱明王朝的殉葬品。明廷在他們死後，又是贈官，又是立祠，樹為「改邪歸正」的典型，指望藉此對起義軍將領進行分化。然而，此時形勢已經不同了，朱由檢之流的這種手腕並沒有收到什麼效果。封建史籍中專門為劉國能、李萬慶立傳，不過為後世留下了兩名反面教員，告訴人們應當怎樣選擇自己的道路而已。

  十二月下旬，李自成、羅汝才聯軍開始了第二次進攻開封的戰役。二十三日，義軍到達城下，李自成的指揮部設在土堤外應城郡王的花園裡，羅汝才設指揮部於城外繁塔寺。開封城外原有明督師丁啟睿從南陽調來的三千官軍，義軍一到，這些毫無鬥志的士兵便全部投降。由於城內的官紳組織反革命勢力拼死抵抗，義軍的進攻受阻。雙方相持到次年正月十三日，義軍決定以火藥炸城，派勇士冒矢石，在事先選擇的地點把城牆牆磚挖掘下來，然後掘成深丈余，廣十丈余的大洞，用布袋裝火藥數十石填塞其中，牽出引線。又於洞口布置了騎兵和步兵，準備城牆炸塌時一舉突擊進城。不料開封的城牆特別堅固，火藥引爆後山崩地裂一聲，城牆沒有炸塌，城外的義軍戰士反被橫飛的土石擊傷不少。第二次攻城失利，義軍只好再次撤退。這次進攻開封雖然仍未能得手，但可看出義軍的攻堅戰術已經具有相當水平。

  第五節　襄城之役和三攻開封

  項城之役中傅宗龍兵敗身死後，明廷於十一月間提升陝西巡撫汪喬年為陝西三邊總督，令他火速準備，東出潼關，同左良玉部夾剿義軍。汪喬年奉命後「即飛檄各邊調集兵馬，戴星治械措餉」[46]，積極籌備提兵入豫。發兵前，他感到李自成羽翼已成，氣候大非尋常，於是便想出一條「奇計」，密令米脂縣知縣邊大綬把李自成的祖墳掘毀，以為這麼一來風水既破，李自成必敗無疑。這幫迷信愚昧的傢伙，除了把他們的仇恨盡情地發泄到李自成先人的枯骨之上以外，還把墓中捉到的一條小蛇視為即將化龍之靈物，極盡渲染鋪張之能事。[47]崇禎十五年正月，汪喬年在西安登壇誓師，「斬蛇以徇」[48]。二月間，他率領總兵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張國欽、張應貴等統兵三萬出潼關。陝西官軍進抵洛陽時，李自成、羅汝才部義軍正把左良玉部官軍包圍在郾城。汪喬年認為這是同左良玉會師合擊義軍的大好時機，就把步卒留在洛陽，領著二萬騎兵兼程前進。汪軍到達襄城時，一小撮受到起義農民打擊的地主豪紳遠道來迎，要求官軍為他們復仇，並且告以起義軍的虛實。汪喬年大為高興，神氣活現地說：「賊在吾目中矣。二三日間當為汝軍掃蕩賊氛，碎元兇如齏粉也。」[49]他下令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三總兵各領所部，分作三路進至襄城以東四十里，同被困郾城中的左良玉部遙為聲援，自己則率領總兵張應貴部四五千人入屯襄城。李自成等偵知汪喬年的軍隊已經到達襄城，立即撤出包圍郾城的部隊，西向迎擊來援的陝西官軍。二月十三日，義軍於襄城東面初戰告捷，明總兵張國欽被擊斃。賀人龍、鄭嘉棟、牛成虎都不戰而走，逕自奔回陝西。左良玉在義軍主動解圍後，不僅沒有西向夾擊義軍，反而乘機帶著部眾向東溜走。總督汪喬年遂成了光杆司令。義軍再次進攻襄城，到十七日攻克[50]，明總兵張應貴被炮火擊斃。汪喬年亦被活捉，帶到城北韓家莊經李自成親自審訊後處決。

  義軍粉碎汪喬年的進攻以後，乘勝連克豫東大批城鎮。三月二十二日，克睢州，「入城搜掠財物，未殺一人」[51]。二十七日攻克歸德府（今河南商丘）。四月中旬，李自成、羅汝才部義軍，同河南的一支農民起義武裝以袁時中為首的小袁營會合。本月十六日占領杞縣。這樣，李自成等部義軍就掃清了開封的外圍，為最後拿下該城創造了條件。

  五月初二日，義軍第三次進攻開封。李自成設指揮部於閻李寨，羅汝才屯於橫地鋪。明廷急令督師丁啟睿、保定總督楊文岳和總兵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等率領大批軍隊來援。官軍總數多達十八萬，號稱四十萬，連營河上，擺出了同義軍展開決戰的陣勢。五月十三日，官軍前鋒到達朱仙鎮，起義軍暫時撤離開封，集中力量打擊來援的官軍。為了防止開封城內的官軍出城追襲，使義軍陷於腹背受敵的不利地位，李自成派人持偽造的左良玉部令箭到城下大呼道：「賊旦夕成擒矣，但恐其潛遁入城，汴兵無多，當嚴守，不可輕出。」[52]城內的明朝官僚果然中計，閉門不出。由於丁啟睿統御無能，官軍內部各將領之間又矛盾重重，朱仙鎮一戰，官軍主力左良玉部七千人首先避戰而逃，其他將領也不戰而潰。丁啟睿藉口追回左良玉，經許州逃往光州、固始；楊文岳倉皇竄往歸德。義軍大獲全勝，俘殺明總兵姜名武[53]，收得降卒數萬名，騾馬七千匹。[54]五月二十五日，義軍復圍開封。[55]朱由檢獲悉援軍潰敗，丁啟睿在狼狽逃竄時竟把督師的敕書、印、劍都丟失一空，憤恨不已，下令把丁啟睿逮捕下獄，楊文岳也革職候代。左良玉雖然倡逃在先，由於他兵多勢大，朝廷有所顧忌，只把另一總兵楊德政做個「法頭例首」，予以處斬。

  開封城內的明朝文武官員見救兵潰散，守城的官軍力量又單薄，不足以同起義軍相抗衡，就以共同的階級利害來動員地主豪紳，組織反動武裝負隅頑抗。六月二十六日，明開封府推官黃澍在曹門豎起一面大白旗，上面寫道：「汴梁豪傑，願從吾游者立此旗下。」這一著棋果然收到相當效果，開封城內的上層人物，「郡王、鄉紳、士民、商賈無不願入社」[56]。這些地頭蛇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地位，強迫自己控制下的勞動人民參加地主武裝，在短期內就集結了一支上萬人的隊伍。被指派為頭目的都是明宗室、鄉紳和富商大賈。[57]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開封城內的守御力量。但是，人民群眾的心是向著起義軍的，甚至在明政府的嚴密控制下，仍然有貧苦群眾冒著生命危險投奔義軍。如開封城裡一位名叫孫忠的鍛工，便私自打造了幾百個箭鏃，寫下手摺一個，內稱義軍為「天兵老爺」，擬趁開封當局放饑民出城采青的機會混出城去。不幸被把門的軍士搜出，結果被慘無人道地用長釘將四肢釘在城門上，壯烈地犧牲了。[58]

  起義軍首領們總結了兩次進攻開封失利的教訓，決定改用長期圍困的策略。除了把主力用於包圍開封以外，還「分黨四出，勢如破竹」[59]，兩個月內就攻克附近三十多座州縣，使官軍據守的開封變成了汪洋當中的孤島。為了爭取城內明朝文官武將停止抵抗，義軍曾以李自成的名義，寫了一件文告用箭射入開封城裡。告示原文如下：

  殺，將置爾等於河魚腹中矣。慎勿沉迷，自貽後悔。[60]

  這件告示很值得注意，它不僅表達了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力圖減輕雙方軍隊的傷亡和城中百姓的苦難等願望，也反映了義軍在政治上更臻成熟和在組織上的變化。李自成長期沿用的「八隊」（或老八隊）營號，這時已經改為「奉天倡義營」，他自己的闖將稱號也隨之改為「奉天倡義營文武大將軍」。這說明到崇禎十五年五月以後，原來時分時合的各支義軍開始走向統一，李自成的領袖地位逐漸形成。「奉天倡義」的營號，明顯地具有號召各路義軍和廣大群眾共同推翻明王朝的意義。告示中命令開封城內的明朝官僚立即投降，並且宣布「照舊錄用」，表明義軍已有建立政權的明確意向。

  李自成發布的文告，給開封城裡的明朝官僚指明了出路，然而，這批傢伙仍然把希望寄託於明廷調集兵力把他們解出重圍。他們對義軍的文告置之不理，繼續負隅頑抗，從而給開封城內的百姓帶來了極大的災難。經過一段時間的圍城，城內的糧食所余無多，普通居民大批地餓死，明官僚卻趁機大肆搜刮。他們強行攤派民戶交糧，無糧的折銀繳納。開初每石食糧折銀八十兩，後來增加到一百三十兩。交不出糧食和銀錢的就「先捉幼男女以大針數百刺其膚，號叫冤慘」[61]，甚至有的富室繳納了上萬兩白銀仍不免於拷掠而死。守城的官軍持巡撫的令箭闖入民家搜糧，除郡王以上的府第外，無處不搜，「掘地拆屋破柱以求」[62]。市上糧價飛騰，「米粟百金一斗，青菜千錢一斤」[63]；後來完全斷市，有錢也買不著食物。城裡糧食告絕後，居民們吃牛皮、皮襖、藥材、水草、瓦松、馬糞、膠泥等以求苟延時日，最後竟至於出現人吃人的悲慘局面。官軍更公然以人為糧，「將軍密計撫軍頷，肥瘠皆堪充軍食」[64]。

  到崇禎十五年九月間，明官僚見外無救兵，內無糧草，開封城的陷落已經迫在眉睫。為了逃避失城陷藩的罪責，他們竟喪心病狂地決定把黃河大堤決開，企圖放水淹沒開封和圍城的義軍，自己則事先打造好船隻準備逃命。九月十五日夜，官軍決堤，大水如山崩而至。除了一小撮反動官僚擁簇著周王朱恭枵登舟逃出以外，整個開封城和附近的居民都被淹沒。義軍戰士急忙移到大堤等高處避水，被洪水沖走的仍有一萬多人。時人陳之遴寫了一首《汴梁行》說：「守臣登陴但垂泣，面若塵土心寒灰。繡衣使者出奇算，中夜決堤使南灌。須臾盈城作魚鱉，百姓盡死賊亦散。九重聞報空痛心，縉紳萬舌緘如喑。」[65]揭露了明官僚決河灌汴的黑幕。

  明官僚水淹開封，充分暴露了剝削階級仇視人民的反動本性。事後，在朝廷上雖有一些官僚上疏，要求追查開封城守官員自行決堤淹城的責任，朱由檢卻認為他們在起義軍三次進攻開封時始終頑強抵抗，表現了效忠明王朝的反革命氣節，因此不僅不予處罰，反而「念其勞苦」，獎勵有加。黃河大堤被決開，給附近州縣的百姓造成了極大的災難，葬身魚腹者不計其數，僥倖逃生者也因田地屋舍被水淹沒而號泣呼天，顛連無告。明朝廷對此竟熟視無睹。到崇禎十七年正月，這個罪惡的王朝即將受到最後的清算時，兵部尚書張縉彥等人竟然異想天開，提出派人去開封撈取水中沉銀。崇禎皇帝聽說有銀可撈，立即食指大動，催促火速進行。大學士蔣德璟等人會商後回奏說：「至樞臣所奏汴城撈銀一事，其名不甚雅。欲專責撫按，又恐別有漏卮。察得工臣周堪賡見在河工，即以汴城修復之舉，權令相度而去其積水，撈出余銀，借修城之名而收助餉之實，似亦事理之可行者。」[66]朱由檢欣然批示：「其汴城撈費一事，宜專官密行。」[67]明末開封一城變遷的首尾，集中地表現了朱由檢之流推行的反人民政策，暴露了他們是一夥口誦「愛民如子」，實則光顧一己私利的蟊賊。嚴酷的現實教育了人民，人民覺悟了，明朝的滅亡也就為期不遠了。

  剝削階級總是擅長栽贓陷害的，在決河灌汴的問題上，他們又一次施展了顛倒黑白的伎倆，按照開封城守官員編造的謊言，把罪責推到起義軍的頭上。[68]某些史籍的作者則採取各打五十板的方式，說明朝官僚決朱家寨大堤，起義軍則「反決馬家口」[69]，企圖讓義軍為明朝官僚分擔罪責。這種誣衊之詞不僅根本違反事實，在情理上也說不過去。經過長期圍困之後，開封城已像熟透的果子一樣，眼看就要落到義軍手中，李自成等人怎麼可能去決堤淹城，使勝利果實付之東流呢！

  從崇禎十四年初到十五年九月，李自成等部義軍先後三次進攻開封，特別是第三次集兵數十萬圍困了四個多月，期在必拔，原因究竟何在呢？封建史籍中往往誇張開封的富庶，把義軍的全力攻汴說成是為了掠得子女玉帛，這種解釋是荒唐的，根本的原因還在於開封地理位置的重要性。當李自成第三次圍攻開封時，明汜水縣知縣周騰蛟上言：「職之痛哭哀吁者，非為汜水也，非為汴城也，亦非為周藩天潢宜軫、百萬生靈宜恤也。獨念汴城系河南樞紐腹心、南北咽喉也。……汴城不守是無河南，河南不保是無中原，中原不保則河北之咽喉斷，而天下之大勢甚可憂危也。」[70]明安廬池太巡撫鄭二陽是河南鄢陵人，他也指出：「中原為天下腹心，開封又中原腹心，闖賊耽耽窺犯為謀甚狡。雖幸固守無意，然屬邑丘墟，則開封亦塊然孤城。倘一旦淪陷，天下事尚忍言哉！」[71]後來的事實證明，自從開封陷沒之後，明廷在河南就再也沒有一個強固的據點。千里中州的易手，使李自成起義軍獲得了戰略上的主動地位，而明廷則由於咽喉被扼，腹心內潰，處於半癱瘓狀態了。

  第六節　侯恂督師和起義軍一敗孫傳庭

  崇禎十五年夏天，李自成、羅汝才聯軍在河南境內所向克捷，剩下周藩所在的開封孤零零地處於義軍的重圍之中。朱由檢眼見農民起義在中原地區有如烈火燎原，無法收拾；返顧官軍的狀況，幾年以來武將擁兵自重，逐漸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突出地表現為調動不靈，或者即便奉調而來，一遇勁敵就丟下督師的文臣各自逃命。當時明政府用於鎮壓農民起義的官軍中，實力最強的是屯駐於河南、湖廣的左良玉部和所謂援剿總兵賀人龍等統率的陝西兵。這兩人都驕橫跋扈，不為朝廷所節制。賀人龍於崇禎十三年曾從四川「噪歸」陝西，不肯為追剿張獻忠、羅汝才部起義軍賣命，後來兩次隨陝西總督出關都不戰而潰，把朝廷的方面大員傅宗龍、汪喬年先後丟給了義軍。左良玉在楊嗣昌督師時就不服調遣，丁啟睿繼任督師後對他更是一籌莫展，「往來依違其間，為良玉調遣文書，未始自出一令。時人謂之『左府幕客』」[72]。在這種走狗不走的局面下，朱由檢知道無法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遂決定分別採取措施，力圖改變現狀。

  由於賀人龍問題更嚴重，朱由檢密令新任陝西總督孫傳庭將他處斬，藉以殺一儆百。這年四月間，孫傳庭檄調各總兵會集於西安，在筵席上突然逮捕賀人龍，宣布罪狀後立即斬首示眾。接著部署善後事宜，以賀人龍部兵丁分隸諸將，提升賀人龍手下的農民軍叛徒、副總兵高傑為總兵，藉以穩定軍心。[73]

  對於左良玉，明廷考慮到他麾下兵多勢重，其中相當一部分是他收羅來的義軍叛徒所統的部隊，如果處置不當很可能一鬨而散，依舊變為「流寇」。因此，朱由檢採取了結之以恩的辦法。左良玉年輕時曾犯下搶劫軍裝罪被削去官職，屈身走卒之列，後來被侯恂看中授以兵權，在援遼戰役中嶄露頭角，從此一帆風順位至大將。由於有這一番遭遇，他對侯恂自然懷有好感。崇禎帝知道個中原委，認為可以利用侯恂同左良玉的關係加以籠絡。崇禎十五年六月，他特旨把當時因事下獄的侯恂放了出來，任命為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保定、山東、河北軍務，並轄「平賊」（指掛「平賊將軍印」的左良玉）等鎮援剿官兵，讓他組織官軍南北合擊以解開封之圍。侯恂是河南歸德府人，對家鄉情況比較了解，接任以後就上疏朝廷，對用兵方略提出了一個全盤計劃。奏疏中說：

  寇患積十五年而始大，非可一朝圖也。由秦入豫，一敗汪喬年，再敗傅宗龍[74]，而天下之強兵勁馬皆為賊有矣。賊騎數萬為一隊，飄忽若風雨，過無堅城，因資於兵。官軍但尾其後問所向而已，卒或及之，馬隤士飢。甚且以賜劍之靈，不能使閉城之縣令出門一見，運一束芻，饋一斛米。此其所以往往挫衄也。今賊氛告迫，全豫已陷其七八，藩王告救，望若雲霓。然自他日言之，中原為天下腹心；自今日言之，乃糜破之區耳。自藩王言之，維城固重；自天下安危大計言之，則維城當不急於社稷。臣為諸道統帥，身任平賊，豈可言舍汴不援？但臣所統七鎮，合之不過數萬之卒，而四鎮尚未到也。馮河而前，無論輕身，非長子之義，亦使群賊望之測其虛實，玩易朝廷矣。……故為今計，苟有確見，莫若以河南委之。令保定撫臣楊進、山東撫臣王永吉北護河；鳳陽撫臣馬士英、淮徐撫臣史可法南遏賊沖；而以秦督孫傳庭塞潼關；臣率左良玉固荊襄。凡此所以斷其奔逸之路也。臣鄉自賊中來者皆言百萬（指起義軍人數），今且以人五十萬、馬十萬計，人日食一升，馬日食三升，則是所至之處日得八千鍾粟也。中原赤地千里，望絕人煙，自茲以往，安所致此哉。目今兵強無過良玉。良玉為臣舊部，每對臣使涕泣，有報效之心。三過臣里，皆向臣父叩頭，不敢擾及草木。私恩如此，豈肯負國？但從前督、撫駕馭乖方，兼之兵多食寡，調遣為難。誠使臣得馳赴其軍，宣諭將士，鼓以忠義，用三楚之糧養全鎮之兵，臣不就度支關餉，陛下亦不必下軍令狀責取戰期。機有可乘，即東出與孫傳庭合，群賊腹背受攻，飢擾馳突無所，不相屠戮，必自降散。舍此不圖，而欲急已潰之中原，失可扼之險要，蛇豕肆釁，恐其禍有不止於藩王者。此社稷之憂，而非小小成敗之計也。[75]

  侯恂的奏疏表明，統治集團內部一些人，也開始認識到雙方力量對比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處於劣勢的明政府已經不能主動地尋求與義軍主力作戰，只能扼險據守，等待時機。因此，他反對廷議以援救開封作為當務之急，主張責成陝西、保定、山東、鳳陽、淮徐各督撫固守本境，他自己不是按朝廷的意旨調左良玉部北上解開封之圍，而是前往湖廣坐鎮於左良玉軍中相機行事。他指出當時河南已是赤地千里，糧食窘絕，義軍近百萬之眾集中在這裡，過不了多久就會出現糧食危機。到那時他再督率左良玉部由湖廣北上，會同陝西總督孫傳庭夾攻起義軍於河南。就昏聵的明廷來說，這可算是有點戰略眼光的主張。不過，侯恂的建議即便為朱由檢所採納，也未必能收到多大的效果。因為以李自成為首的達數百萬的義軍固然會碰到糧食困難，但絕不會像侯恂一廂情願地設想的那樣蹲在河南挨餓。侯恂提出的責成與河南接境的各省督撫保境自守，「斷其奔逸之路」，不過是楊嗣昌「十面張網」的翻版。這裡的關鍵在於，當起義軍決策所向時，擔負防堵的督撫能否頂得住。一旦防堵失敗，首當其衝的方面大員勢必成為侯恂的替罪羊，這正是侯恂狡猾之處。

  侯恂的建議一提出，立即被朱由檢否決。他不顧實際情況，堅持首先必須力解開封之圍。侯恂無奈，只好下令調左良玉部北上。左良玉明知自己不是義軍的對手，全軍北上有可能被義軍圍殲。為了敷衍侯恂的面子，他派部將金聲桓帶五千士卒先行報到，充作護衛侯恂的親軍，同時附上一信說自己將親統大軍三十萬隨後來會。左良玉部額定兵員只有兩萬五千名，他通過招降納叛拼湊起來的大批軍隊，都是用就地打糧等法子自行籌餉的。這次他滿口答應傾巢出動聽從侯恂調遣，弦外之音是以三十萬人馬的糧餉數字，示意使侯恂知難而退。侯恂也明白左良玉的用意，連忙回信說無法解決三十萬人的糧餉，請他不必北來。[76]朱由檢企圖利用侯恂籠絡左良玉，達到在河南擊敗義軍以解開封之圍的設想，就在這樣一陣鉤心斗角的官樣文章中全盤落空了。

  這年九月，明河南官僚在救援無望的情況下，挖開黃河大堤淹沒了開封。同年閏十一月，侯恂也被罷去官職，重新關進了監獄。

  下面再談陝西官軍的動向。新任總督孫傳庭原是陝西巡撫，崇禎十年十月和總督洪承疇一道奉調率領陝西官軍勤王，洪承疇被任為薊遼總督，孫傳庭為保定總督。不久由於他同楊嗣昌等人矛盾激化，擔心禍及，便自稱耳朵聾得連大炮聲都聽不見，請求解任。崇禎帝發覺他假報病情，一怒之下，把他關進監獄。崇禎十五年汪喬年兵敗身死，朱由檢想起他過去在陝西鎮壓農民起義相當賣力，又再次起用。召對時問他需要多少兵。孫傳庭在班房裡蹲了三年，對外面的情況不了解，以為起義軍的力量還同當年一樣，隨口回答有五千精兵就夠了。朱由檢大喜，正式任命他為陝西三邊總督。孫傳庭接任以後才發覺，世事的變化早已超出他的預料，立即上疏說：「非練兵二萬，餉百萬不可。」[77]朱由檢認為他出爾反爾，在奏疏上批示道：「原議練兵五千可以破賊，何以取盈二萬？且百萬之餉安能即濟？但得餉一月，便當卷甲出關，共圖殲盪，不得過執取咎。」[78]孫傳庭無可奈何，在誅殺總兵賀人龍整飭軍紀後，就加緊練兵，準備以三邊兵力出關同義軍決戰。這時，開封已經岌岌可危，崇禎皇帝急不可耐，下詔以巡按御史蘇京監延綏、寧夏、甘肅、固原四鎮兵，催促孫傳庭出關。孫傳庭上疏說兵是新募來的，缺乏訓練，不能打仗。朱由檢拒絕考慮他的意見。孫傳庭被迫出師，於是年九月以總兵高傑為中軍，另調總兵左勷、白廣恩、鄭嘉棟、牛成虎等部大舉出潼關。途中得到開封已經陷沒的消息，就領兵向南陽進發。李自成和羅汝才帶著義軍西向迎敵。十月初一日，兩軍在郟縣地區大戰。戰前，孫傳庭命總兵鄭嘉棟、高傑、左勷等部設下埋伏，由總兵牛成虎領兵出戰。兵刃既接，牛部偽裝戰敗向後撤退。李自成部義軍中計追入伏中，官軍伏兵盡起，牛成虎部也回頭死斗。義軍大敗，向東撤走。官軍在後面緊追，見起義軍丟下的甲仗物資很多，紛紛爭著搶東西。羅汝才部義軍當時駐紮在名叫香山的地方，望見李自成部失利，官軍爭奪財物亂成一團，就抓住戰機出擊。官兵措手不及，左勷、蕭慎鼎部首先潰敗，他部也立腳不住跟著逃竄。義軍轉敗為勝，殺官軍士卒數千名、將校七十八人，奪得大批戰馬。孫傳庭收拾敗軍退入潼關，把蕭慎鼎斬首示眾。左勷因為是宿將左光先的兒子，只罰他賠償兩千匹戰馬抵罪。孫傳庭上疏自劾，朱由檢無可奈何，只好責成他立功自贖。[79]

  陝西官軍退入潼關以後，義軍乘勢收復河南州縣，十月二十五日再次占領洛陽。[80]至此，黃河以南河南境內的官軍，就只剩下據守在明崇王封地汝寧府的保定總督楊文岳部了。

  第七節　革、左五營同李自成部義軍聯合作戰和攻克汝寧

  崇禎十年以後，活動在中原地區的各支義軍經歷了一個時分時合的過程。後來，一部分集中在湖廣鄖陽、襄陽附近，形成了以張獻忠、羅汝才為核心的集團；另一部分活動於南直隸、河南、湖廣三省的交界地區，最後形成了以老回回馬守應、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治世王劉希堯、爭世王藺養成[81]五營聯合作戰的比較穩定的集團，這就是所謂「革、左五營」。

  革、左五營的實力相當可觀，當時任明朝安廬、池太巡撫（皖撫）的鄭二陽在奏疏中說過，「革、左之狡橫不下於獻、操，善戰者不止數萬」[82]。他們主要是依託大別山脈（史稱英霍山區）開展鬥爭。這裡形勢險要，且在戰略上占有重要地位：東面對明王朝的陪都南京構成威脅，東北方向則是鳳陽皇陵，西面同張獻忠、羅汝才等部義軍相距不遠，可以收到相互呼應的效果。五營作戰機動靈活，使官軍常常處於被動。史載：「回、革善購土人為間諜，星卜市販之流多為所用。官兵多則竄伏，少則迎敵。搜山清野則突出郊關，及列陣平原又負險深箐。賊為主，兵反為客，是以多敗。」[83]明廷為了保衛南京和鳳陽、泗州祖陵，指定朱大典、史可法等人集結軍隊加意防守。這就牽制了官軍的力量，客觀上對其他各支義軍是個有力的支援。

  崇禎十三年冬，當楊嗣昌集中兵力追擊張獻忠、羅汝才等部義軍的時候，朝廷拿不出足夠的兵力來對付革、左五營。明監軍道楊卓然就親自跑到潛山、太湖山區，面見五營領袖，企圖以口舌之功誘使他們接受朝廷的招降。五營領袖回答說：「吾等皆有絕世之才，朝廷無所用，余故皆因饑荒為盜。若國家處置得宜，焉知不可為忠義之士乎？且吾聞劉國能、李萬慶十餘營前後歸誠，為國家效死，勠力行間，顧余獨不能乎？但吾眾且十萬餘，置之何地？而主之何人？餉從何出？而以何等官爵待吾也？」[84]楊卓然答應一面轉報朝廷，一面指定黃州府屬山區為革、左五營的安插地，以蘄水（今湖北浠水縣）、廣濟、蘄州加派的新餉給之，號曰「新民」[85]。雙方一度暫時停止了軍事行動。

  到崇禎十四年，明廷因種種顧忌，在招安問題上猶豫不決；李自成和張獻忠部義軍又在這年初取得了攻克洛陽、襄陽的驚人戰果，農民戰爭業已轉入高潮。革、左五營領袖才又重整旗鼓，開始了主動出擊。《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四說：「革、左稱降，劫掠自如。楊卓然每掩覆之以自解。及襄陽、洛陽皆破，闖、獻並橫，革、左大肆攻剽。詔諭兵部：革、左肆毒，掃蕩無期，必分地責成，庶克底定。今命劉元斌扼光山、固始，盧九德控潛山、太湖，宋一鶴截蘄州、黃州，鄭二陽駐廬州，牟文綬防鳳陽、泗州，錢中選護承天，張懋爵往來潁州、壽州、亳州、宿州稽核功罪，楊卓然贊畫搜剿，朱大典進總督，節制各路撫鎮等官進兵英山、霍山，專理督剿。」

  崇禎十五年，革、左五營一度向東進軍，連克巢縣、含山、全椒等縣，兵鋒直指南京。後來又同張獻忠部義軍配合，攻取六安、霍丘、無為、廬州等府州縣。明安廬池太巡撫鄭二陽、鳳陽總督高斗光因此被革職逮問。這年十月，李自成和羅汝才聯軍粉碎了孫傳庭的進攻之後，已經在河南站穩了腳跟。革、左五營乃決定離開南直隸，到河南同李自成、羅汝才聯營。史籍中保存了五營移往河南時的一些情況，如《新蔡縣誌》記載：革里眼「引兵數萬來投闖賊，經蔡城北，甲兵精驍，自卯至酉，行營未盡」[86]。《沈丘縣誌》也說：「十月初三日，流寇老回回、左髻王、格料雁、一斗谷等由固始、新蔡而來，如風雨驟至。」[87]這些描述說明五營的兵力是相當雄厚的。他們來到河南同李自成、羅汝才部會合，是明末農民戰爭中各支義軍由分散作戰走向統一的一個重要標誌。

  在粉碎孫傳庭部的進剿以後，李自成等人曾經準備乘勝尾追，奪取陝西。革里眼賀一龍卻提出，汝寧的兵馬還很多，不可輕視。李自成也「恐諸軍議其後」[88]，於是決策向汝寧進兵。閏十一月初七日，李自成、羅汝才，革、左五營分道由上蔡、舞陽向汝寧進發。十三日，義軍完成了對汝寧的包圍，開始攻城。楊文岳以保定兵守西城，監軍孔貞會以四川兵守東城。明崇王朱由樻知道起義軍勢大難守，唯恐落到福王和唐王的下場，主張開門投降，被楊文岳阻止。[89]十四日，起義軍戰士用門板遮蔽矢石，直逼城下，四面立雲梯如牆，一鼓百道並進，攻克了汝寧府城。明保定總督楊文岳、監軍孔貞會都當了俘虜。李自成親自審問楊文岳，楊堅持反動立場，破口大罵。自成大怒，命人縛至城南三里店用火炮轟斃。明崇王朱由樻及他的弟弟河陽王朱由材、世子朱慈輝投降。[90]自成封朱由樻為襄陽伯，不久，連同他的親屬一起被處死於河南泌陽。

  這樣，從崇禎十三年秋季李自成起義軍進入河南到十五年閏十一月，在短短兩年多的時間裡，義軍不僅基本上掃滅了河南境內的官軍（明政府所能控制的地方只剩下黃河以北的懷慶、衛輝、彰德三府和豫東少數州縣），而且多次粉碎了明廷調來的精銳援軍，從而為爾後徹底推翻明王朝的統治奠定了基礎，戰果是極其輝煌的。

  汝寧戰役之後，起義軍確立了對河南大面積土地的有效控制，在政策上也有了相應的變化，開始了「守土不流」的新階段。主要表現在：一、義軍對占領地區不再棄而不守[91]，而是留下一部分軍隊駐守和屯田，同時派設地方行政官員。二、在流動作戰階段，起義軍將士的家屬隨軍行動，給作戰帶來一定困難；這時開始把家屬留在某些城鎮[92]，從而提高了義軍的作戰能力，也加強了它的正規化。三、在知識分子的問題上，過去只需要為數不多的文人充當顧問、軍師，參與謀劃和辦理文書事宜；建立地方政權以後則需要大批有文化的人充當官吏。有的史料說，李自成在河南時已舉行了科舉，「自水渰汴梁，援兵覆沒於朱仙鎮，乃蓄大志，假仁義愚天下，禁殺掠，諭民歸業，選士用人……先期榜示曰：『有不預試者屠其家。』不得已皆出。試之日，有憤激為文大罵者，有感傷為文痛哭者，有畏禍勉應故不成章者。自成怒曰：『我剪爾輩如刈草，但我方施仁義，且殺之不武。只殺其罵與哭者，其故不成章者皆截去耳鼻，俟一統開科禁錮終身。』」[93]從幾個月以後，李自成在湖廣襄陽、荊州、承天、德安四府派設的地方官員有許多是河南籍的舉人、生員來看，可以證明義軍領導人在河南時已經注意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四、隨著守土政策提上日程，許多新的問題都迎面而來，如恢復社會生產和解決農民生活問題，政府和軍隊的經費與糧餉問題，等等。從有限的材料當中可以看出，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在這些方面都採取了一些措施，只是事屬草創，難以劃一。「守土不流」局面的出現，是雙方軍事力量對比改變的結果，不能單純地歸結為義軍領導人在政策上的變化。歷史早已證明，當客觀條件還不具備的時候，即使在理論上設想出最完美的政策，也只能是無濟於事的空談。上面我們已經指出，早在崇禎十四年正月，李自成攻克洛陽時就「置官留銀」，募兵設守，結果碰了釘子。這以後總結教訓，改為破城下邑拆毀城牆的策略，使義軍在最大限度內發揮了運動戰的威力。軍事上的一連串重大勝利，創造了建立地方政權的可能性，義軍領導人不失時宜地抓住了這種時機，從崇禎十五年底開始在河南派設地方官員，為此後不久襄陽政權的創立奠定了基礎。

  第八節　李自成起義軍在河南凱歌行進的原因

  李自成起義軍為什麼能夠在這樣短的時間裡幾次粉碎官軍的大規模圍剿，把明王朝的腹心地區河南變成起義軍的前進基地呢？除了這裡的階級矛盾極其尖銳，崇禎十三、十四年的嚴重災荒以及起義軍經過長期鬥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等因素以外，最根本的原因還在於李自成起義軍的階級屬性，決定了它的宗旨是反對暴虐統治和殘酷壓榨，以解民倒懸為己任。因此，他們能夠得到河南廣大人民的衷心擁護。

  當時，河南遭受連年大災，人民生活十分困苦。起義軍所到之處，廢除了明政府的逼比錢糧，提出了「不當差，不納糧」的口號，同時「撫流亡，通商賈，募民墾田，收其籽粒以餉軍」[94]，使貧苦群眾能夠安心生產。義軍對貪官污吏和豪強富室實行「籍其家以賞軍」[95]的政策，既打擊了官僚地主，也彌補了軍隊的食用。在起義軍內部從上到下實行了平均主義的供給制度，同心同德地渡過難關。「所掠金帛、米粟、珠貝等物俱上掌家；凡支費俱出自掌家，但報成數。請食不足，則均短之。人不能囊一金，犯者死。」[96]精兵是作戰的主力，每天吃三頓飯；其他士卒和家屬只吃兩頓。連李自成這樣的統帥人物，也在飯食上「粗糲與眾共之」[97]，穿著方面「衣帽不異人」[98]，混在戰士當中都使人難以識別。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在明末農民大起義中平均主義包含了兩方面的內容：其一，「對極端的社會不平等，對富人和窮人之間、主人和奴隸之間、驕奢淫逸者和飢餓者之間的對立的自發的反應」，正如恩格斯所說的，「這種自發的反應，就其本身而言，是革命本能的簡單的表現」[99]。從李自成初起事時「率本地少年挖人藏粟，散糧於眾」[100]，到崇禎十四年以後攻克洛陽，義正詞嚴地斥責福王朱常洵等「王侯貴人剝窮民」，「富甲天下」而「不肯以一絲一粒賑濟百姓」，處死福王后大開福邸倉囷「令飢者以遠近就食」，對其他「貪官污吏及豪強富室」也「籍其家以賞軍」[101]，都體現了農民們要求剷除被剝削者同剝削者之間極其尖銳的貧富對立的平均主義思想。千百萬農民正是在這種當時「最革命的思想」[102]鼓舞下呼嘯前進，向吃人的封建統治階級展開了拼死的搏鬥，創造了驚天動地的業績。否定和貶低封建社會中起義農民的平等、平均思想，不論其主觀動機如何，實際上都必然導致抹殺農民革命的正義性，自覺或不自覺地充當封建統治的辯護士。其二，起義農民的平均主義思想也體現在起義軍內部的供給制度方面。他們所採取的原始共產主義分配方法是當時歷史條件的產物。既然農民們憎惡社會上的貧富懸殊，他們要求在自己的隊伍當中把生活上的差異縮小到最低限度也就是很自然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