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起義中期的千里轉戰

  第一節　向中原進軍

  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農民軍飛越黃河天險，進入中原大地，在明末農民戰爭史上是一件劃時期的大事。河南是明帝國的腹心，軍事上是四戰之地，這裡明政府的防禦力量比較薄弱，文武官員們還沒有同起義軍作戰的經驗。河南巡撫玄默[1]首當義軍的軍鋒，火急請援。十二月初四日，朱由檢下令：「賊既渡河，豫境鄰壤地方，俱宜嚴防奔突。秦、鄖准各撫通著選調將士扼要截剿，豫、晉撫監亟督左良玉等合力追擊，仍嚴飭道府州縣等官，鼓勵鄉兵各圖堵御。務刻期盪掃，如再疏泄誤事，必不輕貸。」[2]然而，起義軍過河之後，以高屋建瓴之勢迅速擺脫了官軍的追擊，實現了千里躍進。僅僅在一個月之內，起義軍的足跡幾乎遍及河南西部各縣，接著又沖向接境的湖廣、南直隸和四川。對明廷來說，原先的局部問題從此變成了心腹大患。

  農民軍一到河南，即同當地的貧苦農民會合起來，形成一股洶湧澎湃的革命洪流。崇禎六年底，明南京兵部尚書呂維祺，在《中原生靈疏》內描述了河南當時的形勢：崇禎三、四、五、六年，連年大旱，「秋既無收，麥又難種。野無青草，十室九空。於是有斗米值銀五錢者，有工作一日不得升米者，有采草根樹葉充飢者，有夫棄其妻、母棄其子者，有賣一子女不足數餐者，有自縊空林、甘填溝渠者，有餓死路側者，有鶉衣菜色而行乞者，有杖比而斃者，有泥門擔簦而逃者，有骨肉相殘食者」。在這樣的大荒之年，明政府不但不加賑濟，「而且加之以誅求，重之以供應，而且責之以兵糧、器械、米豆、芻茭，悉索敝賦以應河北之求。而且正賦之外，有加派焉，而且盡追數年之舊逋，而且先編三分之預征，而且連索久逋額外拋荒之計祿。……舊額未完，新餉已催；新征甫畢，舊逋又下；額內難緩，額外復急。村無吠犬，尚敲催呼之門；樹有啼鵑，盡灑鞭朴之血。黃埃赤地，鄉鄉幾斷人煙；白骨青磷，夜夜常聞鬼哭。觸耳有風鶴之聲，滿目皆荒慘之色。欲使窮民之不化而為盜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賊而附不可得也……」[3]崇禎七年以後，農民軍力量的陡然增長，同中原地區的農民大量參加起義隊伍是有密切關係的。

  起義軍進入河南以後，橫行狼、一斗谷、掃地王、滿天星等八營部眾十餘萬西入武關，「山陽、鎮安、商南同日陷」[4]。接著北上洛南，向陝西首府西安挺進。洪承疇大為震驚，連忙檄調郃陽、韓城駐軍迎頭堵截。這路起義軍遂掉頭南下，於崇禎七年正月十五日攻克洵陽、紫陽，平利、白河也相繼被攻克。洪承疇大軍趕到時，這路義軍已南下四川。

  另一路起義軍包括高迎祥、李自成、馬守應、張獻忠等部，進入了盧氏山區。這裡「崇山造天，牙踞趾錯」[5]，形勢非常險要。當地原來就有一批由於喪失了土地，被迫違抗朝廷禁令私自開礦為生的群眾，他們被反動統治者斥為「礦盜」。起義軍到達之後，礦徒們積極參加，充當嚮導，領著起義軍由山間小路直抵內鄉，然後經鄧州、淅水南下湖廣的鄖陽、襄陽地區。崇禎六年十二月下旬到七年正月，這路起義軍連破鄖西、上津、房縣、保康諸縣，「直走空虛無人之地，捷若風雨之至」[6]。明鄖陽撫治蔣允儀「束手無策，上書請死而已」[7]。

  起義軍的凌厲攻勢，把明政府的中原腹心地區打得亂成一團，地方當局簡直無法招架。朝廷大臣們又再次提出了統一事權的問題。他們認為義軍之所以能「流突無定」，是因為「各鎮、撫事權不一，互相觀望。宜以重臣開督府，統攝諸道兵討賊」。朱由檢同意了這個意見。在人選問題上，大臣們推薦洪承疇，朱由檢卻認為，陝西三邊同蒙古部落相鄰，洪承疇肩負邊防重任，「未可輕易」。於是，「進延綏巡撫陳奇瑜為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山西、河南、湖廣、四川軍務，視賊所向，隨方剿撫」。[8]這是明廷為了鎮壓農民起義而設立有權節制幾省文武官員的總督職務之始。它反映了起義農民的力量已經在鬥爭中成長起來，特別是起義軍的流動不居，轉戰各省，使明政府依靠任何一省的兵力都無法應付了。

  崇禎七年的上半年，起義軍主力集中在四川北部和陝西南部。入川的義軍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由豫西和湖廣鄖陽西入陝西興安（今安康）地區的起義軍，他們在遭到明軍的阻擊以後，向南折入四川；另一部分是從湖廣鄖陽地區，經長江北岸的大山區入川。後一部分義軍在二月二十一日攻克夔州府（府城即今奉節縣），從而打開了入川的門戶。明四川當局連忙調集駐軍和土司兵阻擊，防止義軍入其腹心地帶。起義軍當時的活動範圍被局限在川東北地區。這裡層巒起伏，多是深山老林，農業生產很不發達，無法解決大隊人馬的糧食供應。所以，這路起義軍不久又分道出川，一部分東返湖廣[9]，大部分北上陝西。這樣，隨著明重兵集結於河南、湖廣，起義軍的主力又像捉迷藏一樣，回到了起義的發源地陝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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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節　起義軍的漢中突圍

  崇禎七年春，陳奇瑜以五省軍務總督的身份，檄調各路官軍齊集於河南陝州（今陝縣），然後移師南下，向湖廣均州、竹山一帶的起義軍進剿。李自成、張獻忠等部受到官軍的壓迫，向西進入陝西。陳奇瑜由於在河南、湖廣地區打了幾次勝仗，又見義軍紛紛向陝西、四川轉移，就神氣起來了，以為起義軍不是自己的對手。當他得到李自成、張獻忠等部轉移到陝西的消息以後，就尾隨而來，打算一舉消滅這股農民武裝。起義軍走到漢中棧道地區時，誤入險地。這裡山高路陡，居民稀少，出口被明軍把守得嚴嚴密密，又碰上陰雨連下七十多天，「弩解刀蝕，衣甲浸，馬蹄穿，數日不能一食」[10]。李自成、張獻忠等部數萬人幾乎面臨絕境。為了擺脫這種困難局面，起義軍首領決定採取偽降手段。他們下令把軍中繳獲所得金銀財物集中起來，派人「入奇瑜營，遍賄左右」[11]。官軍本來就貪生怕死，不敢同義軍打硬仗，得了賄賂以後更加極力主張招撫。陳奇瑜也認為義軍是在走投無路情況下的真投降，自己不費吹灰之力就可大功告成，因此決定招撫。他向朝廷報告之後，得到了兵部尚書張鳳翼的支持。經崇禎皇帝親自批准，這年六月，陳奇瑜代表政府同義軍達成了招安協議：由陳奇瑜按起義軍戰士數目，每一百人派一名安撫官加以監視，負責遣返原籍安置；所過府縣由當地政府供應糧草；同時檄止官軍進兵，以免發生衝突。史料記載，當時義軍開報的受撫人數有四萬多名。[12]於是義軍「乃整旅出棧，與奇瑜兵揖讓酣飲，易馬而乘，抵足而眠。賊之無衣甲者皆整矣，無弓矢者皆礪矣，數日不食者皆飽腹矣」[13]。義軍將士用這種辦法巧妙地渡過了難關，就在一天夜間，「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杖責、或縛而擲之道旁。攻掠寶雞、麟遊等處，始縱橫不可制矣」[14]。陳奇瑜這時才如夢初醒，自知闖下了大禍。他先歸罪於寶雞知縣李嘉彥，說他阻撓撫局，殺降激變；繼之又把責任推給陝西巡撫練國事。朱由檢不了解實際情況，又因這次招撫是自己批准的，出於護短的心理，先後下令逮捕了李嘉彥、練國事等人，命李喬接任陝西巡撫。不久，由於給事中顧國寶和陝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紛紛上疏指責陳奇瑜主撫誤了大事，朱由檢才決定將陳奇瑜革職拿問。

  關於李自成、張獻忠等部漢中脫險的問題，有兩方面需要做一些分析：一是史料方面；二是對農民軍的偽降應當怎樣看待。

  在史實方面，各種史籍的記載相當混亂，羼雜了不少錯誤的傳說。例如，吳偉業是這樣敘述的：

  興安之界曰車箱峽，賊李自成等陷入其中。李自成者，米脂人，與安塞人高迎祥亡命金鄉為群盜，迎祥在晉中為闖王，自成與之共事。至楚、豫始誘結李過、李牟、俞彬、白廣恩、李雙喜、顧君恩、高傑等以顧盼自雄。李過、高傑等善戰，顧君恩善謀。車箱峽四山巉立，中亘四十里，居民從其顛頹大石擊賊，又投以炬火。飛走之路既絕，春夏大雨兩月，山（？）弓矢俱脫，馬乏芻，死者過半。君恩為之謀曰：「吾輩萬里遠掠，婦女輜重，何不以之餌群帥？處窮山絕坂之中，可文降而狡焉以遁也。」因奇瑜左右奸弁以為請。奇瑜不心，詫大功可立就，特許八月約降。凡籍丑黨上軍門者三萬六千人，取其名為渠首者正法，余勞遣歸農以去。侈然自負處分神速，兇徒數萬一朝解散，天下自此無患矣……[15]

  吳偉業的說法被許多史籍所採用。其實，此中包含了不少明顯的錯誤。首先，吳偉業說起義軍被圍困地點在陝西興安境內的車箱峽，而從當時陝西巡按傅永淳等人的奏疏里，我們可以肯定被困地點在漢中棧道附近。傅永淳的奏疏說：「初，賊聞有五省合剿之舉，以中州平原難於藏匿，乃西逾關嶺，合秦寇入終南。及奇瑜率兵入關，賊悉度棧道入漢中。漢中西鄰巴蜀之險，南止漢水之濱，東塞棧道之阨，所謂釜甑魚也。」崇禎十一年兵部尚書楊嗣昌的奏疏中提道：「往年陳奇瑜之撫，一出漢中，旋踵四潰，遺禍至今，罪謗莫贖。」[16]再看封在漢中的瑞王朱常浩崇禎七年六月的奏疏，「目今東有洋縣之賊，督臣陳奇瑜現議招安」[17]。史籍說車箱峽長達四十里，是個不小的地方。然而到目前為止，無論在興安地區還是在漢中地區都還沒有查到它的確切位置。所以，沿襲吳偉業「車箱困」的說法，把起義軍被困地點確定在興安縣是不妥當的。[18]

  其次，在漢中被困的義軍究竟包括哪幾部，也還存在疑問。吳偉業和一般史籍的作者，都說主要是李自成部；毛奇齡《後鑒錄》中說，「自成急奉闖王（高迎祥）奔入興平之車箱峽」；文秉《烈皇小識》說，「賊首李自成、張獻忠等坐困於漢中之車箱峽」。可是，明陝西巡撫練國事轉述陳奇瑜的奏疏，列舉的受撫義軍為：「八大王部萬三千餘人，蠍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其中確切無疑的有張獻忠（八大王）、蠍子塊和張妙手三部。所謂「八大王又一部」究竟是指南營八大王，還是指依附於張獻忠的另一支隊伍，目前還弄不清楚。陳奇瑜的奏疏中並沒有明確提到李自成部，也就是說，漢中被困的起義軍是否包括李自成部在內，還缺乏原始材料來證明。既然各種史籍幾乎毫無例外地都記載李自成部是漢中被困義軍的主力，而且義軍在出棧道後的戰鬥中，李自成部確實相當活躍，因此，我們還不能把李自成部排除在外。闖王高迎祥部是否也被困於漢中，需要繼續查證。人們長期以來有一種誤解，以為闖將李自成是闖王高迎祥的部將，這是不正確的。李自成同高迎祥一樣，都是他們各自率領那支義軍的首領，互相間並不存在從屬關係。毛奇齡說李自成「奉」闖王奔入興平之車箱峽，明顯地反映了這種錯誤。興平在咸陽附近，與義軍被圍困的地點也不相符。

  最後，吳偉業的書中說到李自成的部將也有不少差錯，如顧君恩是湖廣鍾祥縣庠生，崇禎十六年初李自成部義軍打到鍾祥時他才參加。說他在崇禎七年就成了李自成部的重要成員並且獻計詐降，根本不符合事實。李過是李自成的侄兒，隨自成一道參加起義，在崇禎五年攻克山西遼州時已經成了自成的左右手，並不像吳偉業所說「至楚、豫」方為自成所「誘結」。李牟、俞彬本無其人，小說家杜撰的情節中把李牟安排為杞縣李岩之弟，吳偉業又把他說成崇禎七年就已經是李自成的親信部將，純屬無稽之詞。白廣恩是另一支起義軍可天飛何崇謂的部將，崇禎五年八月在陝北鐵角城投降了明政府，這以後長期充當鎮壓農民起義的鷹犬。吳偉業把他說成李自成的部將，還說崇禎七年一道被圍困於車箱峽，也是沒有根據的。

  總之，根據原始材料，我們可以確定崇禎七年，張獻忠等部義軍四萬多人一度在漢中被困，後來採取偽降手段擺脫了困境。但具體的情節，同通常史籍的描寫存在著相當大的差距，到目前為止，還有一些問題需要繼續探討。

  起義軍漢中脫險的問題，還牽涉對農民起義中偽降的看法。在封建社會的農民起義中，偽降是常見的現象。明末農民戰爭中，起義軍在不利的形勢下，為了麻痹敵人，擺脫困境，也曾多次採用這種手段。崇禎六年冬在北直隸武安的偽降，使起義軍得以偷渡黃河，實現了千里躍進；崇禎七年的漢中偽降，使一支主要的農民武裝避免了覆滅的命運，挫敗了陳奇瑜部署的圍剿。它們的效果都是顯而易見的。那種把起義農民作為鬥爭策略的偽降，一概說成「動搖」「叛變」「投降」的做法是不足取的。歷史工作者的責任是通過嚴肅的查證，區分作為鬥爭策略的偽降和真正的投降變節，從而引出有益的經驗教訓。後面我們還將多次遇到農民軍中首領人物的投降變節、妥協動搖以及策略性的偽降，只有堅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方法，才可以揭示歷史的本來面目，做出實事求是的評價。

  第三節　起義軍的大舉入豫和所謂「滎陽大會」

  李自成、張獻忠等部在漢中脫險以後，分頭進攻西安附近地區和慶陽、鞏昌、平涼一帶[19]，一時聲威大振。明廷和地方官員紛紛上言指責陳奇瑜招撫誤事。朱由檢惱羞成怒，在崇禎七年十一月下令把陳奇瑜撤職，下獄論戍；提升洪承疇為兵部尚書，總督山西、陝西、四川、湖廣、河南軍務。這時，西寧駐軍發生兵變，將領被殺，守道被趕走，鎮守太監也倉皇逃遁。洪承疇被迫親自帶領軍隊趕往西寧，起義軍趁機「分陷關隴」[20]。等到洪承疇平定了兵變騰出手來鎮壓農民起義時，起義軍又「悉眾東奔，分道入河南，集宛、洛間」[21]。這是農民軍自從崇禎六年由山西渡河入豫以來第二次大規模地進軍河南。史籍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七年冬，賊騎千餘西來，立馬西郭麥田中。已而大旗飄揚，遙望崖口而南，旌旗蔽空，甲光耀日，南盡南山，北盡河曲，波壓雲涌而至。惟聞馬嘶之聲，自朝至夜，連營數十里。……賊過人畜踐踏，路闊五六里，不知其眾之幾何也。[22]

  這段記載有聲有色地寫出了農民軍浩大的聲勢。河南巡撫玄默嚇得面無人色，請求朝廷火速調兵堵剿。起義軍到了河南境內以後，兵分三路：一由陝州（今三門峽市陝州區）渡河，北上山西平陽；一由武關經南陽地區進兵湖廣襄陽；一由盧氏縣東攻河南郡縣。[23]不久，進入山西的義軍又從河南懷慶地區渡河，南入歸德府（今商丘市）；入湖廣的義軍也經鄖陽、上津再度進入河南南陽。這樣，絕大部分起義軍又集中到了河南境內。崇禎八年正月，明兵科給事中常自裕在奏疏中說：「大小七十二營之賊，有二三十萬之多，蜂屯伊、嵩、宛、洛之間，有侵汝寧、鄭、宋之意。」[24]這裡所說的七十二營齊集於河南西部洛陽到南陽一帶，是指崇禎七年年底的情況。到八年正月上旬，起義軍的主力已經由汝寧府上蔡、新蔡一線攻入南直隸潁州等地。

  在此需要著重談一下所謂「滎陽大會」的問題，這個問題在清朝初年的史籍中就有不同記載。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前期，史學界也就這次大會的真實性進行過討論。但是，直到現在還沒有得出結論。

  最初把「滎陽大會」寫入史籍的是清初的吳偉業。他在《綏寇紀略》卷二里有這樣一段話：

  洪承疇前加兵部侍郎總督五省軍務，移駐秦、豫、楚適中之地，指使諸撫鎮辦賊，其延綏、寧夏、甘肅三邊並官如故。會西寧兵變，殺州官，逐守道，戕其孥，鎮守太監跳身免，其下硬弓把牌多死。承疇復赴甘肅定亂，而寇事日急。兵科都給事常自裕中州人，以為前所調兵如張應昌、曹文詔起自戍籍，今取道太原，晉撫留之共剪高加討，雖明旨不許，然未能時至，而秦翼明川卒不滿三千人，不足破賊。東撫朱大典新除兵部侍郎，宜及承疇未出關先令馳赴中原，調關寧、天津兵一萬付之，偕督臣協剿。章下所司，議未定。

  賊偵知，合七十二營頭目老回回、闖王、革里眼、左監王、曹操、改世王、射塌天、八大王、橫天王、混十萬、過天星、九條龍、順天王等十三家會滎陽，議逆拒官軍。老回回欲渡河北入晉境。張獻忠以為怯，面哂之。老回回怒。自成解之，曰：「匹夫可奮臂，況十萬眾乎？今吾兵且十倍官軍，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為也。計唯有分兵，各隨所向立效，其利鈍舉聽之天。」眾皆曰：「善！」乃列鬮而定之：革、左南當楚師；橫、混西迎秦軍；曹、過分屯滎、汜間，探中牟、鄧、尉，以綴開、歸、河、汝之兵；獻、闖專事東方。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老回回、九條龍為游徼，往來策應。恐西軍不敵，益以射塌天、改世王為橫、混後繼。壬子，殺牛馬祭天誓師，賜諸賊飲餔。部署已定，有亡自賊中來告狀。[25]

  吳偉業的記載後來被采入《明史》，流傳得很廣。其實，歷史上並不存在這次規模盛大的「滎陽大會」，理由如次：

  首先，從史源學的觀點來看，這件「史實」的來歷，吳偉業並沒有交代清楚。他含糊其詞地說，起義軍「部署已定」之後有人偷偷跑出來報告，似乎消息非常可靠。然而，像這樣重要的情報，在明末各種官方文書里卻沒有任何反映。特別是當時任河南巡撫的玄默，後來著有《剿賊圖記》；從崇禎七年底到九年春任河南巡按御史的金光宸，把他這段期間的題本編為《兩河封事》[26]；當時的兵部尚書張鳳翼也把自己任職期間有關軍務的題本編為《樞政錄》。這三部書都絲毫沒有涉及起義軍在滎陽舉行大會的事。那個「亡自賊中」的人究竟向誰報告，吳偉業沒有說，看來很靠不住。

  其次，說義軍十三家七十二營首領在滎陽大會，結束於正月壬子日，「殺牛馬祭天誓師」。壬子日是正月初一，據此推算這次大會當在崇禎七年十二月下旬召開。然而，可信的史料卻表明，義軍來到滎陽是八年正月間的事，攻克滎陽縣城在正月初六日。[27]這就排除了七年年底在滎陽召開「十三家七十二營」這樣大規模會議的可能性。

  再次，吳偉業記載起義軍召開「滎陽大會」的背景，是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上疏請調關寧、天津兵前往河南協剿，奏章由崇禎帝批交所司（兵部），「議未定」，就被義軍所「偵知」，方才有各路首領集會共同商量「逆拒官軍」之舉。文中轉述李自成的話也有「雖關寧鐵騎至，無能為也」。那麼，常自裕是什麼時候上疏的呢？《平寇志》《懷陵流寇始終錄》等書都記載在崇禎八年正月上旬。從當時兵部尚書張鳳翼的題本中可以知道，常自裕上疏要求「調發關門夷、漢丁五六千，天津招練兵三四千」前往河南之後，朱由檢立即批給兵部「看議速奏」。正月十三日，張鳳翼具題建議從「鐵騎營量調三千，於天津調二千。敕下該撫各選能將統領星馳赴豫」。十四日，朱由檢批示要兵部「將各處兵馬通行打算」，該增的增，該調的調，然後「責成督撫大舉會剿，刻期盡滅，以圖底定」。正月十九日，張鳳翼同戶部尚書侯恂會商之後，提出了一個調兵六萬四千，籌餉銀七十八萬兩的通盤計劃。二十日，朱由檢批示中提出「鐵騎三千是否足用」，命兵部再次會議。同一天，張鳳翼建議再調鐵騎營二千、天津兵三千、四川白杆羅網壩兵三千，總兵力增加為七萬二千名，餉銀再加十五萬兩，合計九十三萬兩。二十三日，朱由檢批准了這個計劃，下令「限六個月掃蕩廓清」[28]。以上就是明廷密議調兵籌餉的全部過程，這個時間表確鑿無疑地表明吳偉業所說的「章下所司」和商議過程，是崇禎八年正月中旬到下旬的事。試問，起義農民怎麼可能在崇禎七年十二月就「偵知」當時連影子都還沒有的事情呢？可見，《綏寇紀略》所述「滎陽大會」召開的起因和議題，同基本的歷史事實鑿枘不相容，顯然出於好事之徒的附會。

  最後，再看這次「大會」的決議，即「分兵定向」。我們認為，在當時是不可能制訂這種計劃的。崇禎七年以後，起義軍的力量有相當大的發展，但仍然弱於官軍，作戰的時候總是採取避實就虛的戰略，談不上事先確定作戰方向。如果考察一下崇禎八年正月以後各支起義軍的運動情況，可以看出所謂「分兵定向」並不符合歷史實際，如說會議決定橫天王和混十萬的任務是「西迎秦軍」。康熙元年《汝寧府志》卻記載：「八年乙亥春正月初四日，賊闖塌天、混十萬、姜兼哨卒抵城外……是夜賊東下……往破潁州。」[29]康熙《上蔡縣誌》也記載：「崇禎八年乙亥正月朔五日，流寇闖塌天、混十萬、過天星等經城下，焚南關，南犯汝寧。」[30]這表明混十萬（馬進忠）部起義軍，並不是由滎陽西去迎擊洪承疇統率的陝西官軍，而是南向汝寧，然後東攻南直隸潁州。又如說，「革、左南當楚師」，「老回回、九條龍為游徼，往來策應」。可是，康熙《廬州府志》卻明文記載：「崇禎乙亥春，流賊薄城，焚掠關廂。……賊名色有老回回、隔子眼、蠍子塊、滿天星等營。」[31]這又說明革里眼（賀一龍）部是東向南直隸，而不是按照什麼「大會」決議去「南當楚師」。老回回馬守應部也在同一時間東入南直隸廬州等地，接著在二月初西入湖廣麻城[32]，這同所謂「往來策應」的說法也不符合。再如說「曹、過分屯滎、汜間，探中牟、鄧、尉，以綴開、歸、河、汝之兵」，任務是留在河南鄭州地區拖住河南省的官軍。然而康熙《羅田縣誌》卻記載，崇禎「八年二月初四巳時，流賊名曹操、闖塌天、八大王等黨統萬餘破霍山、太湖、英山等處，攻打羅田。城西門內有奸民徐害兒家突然火起，城破……」[33]可見曹操（羅汝才）部在崇禎八年初也是向東南方面發展，並沒有屯駐在滎陽、汜水一帶。就史料而言，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崇禎八年正月間，在河南的各支起義軍大抵是向東南進軍，看不到什麼在統一部署下東南西北四路迎敵的跡象。至於所謂「破城下邑，金帛子女惟均」的說法，不僅包含對起義軍的誣衊，而且事實上當時既沒有一個統一的組織，也就不可能提出和實行平均分配一切繳獲物資的主張。

  根據以上論據，可以基本上確定：「滎陽大會」是一個虛構的事件。

  第四節　起義軍攻克鳳陽

  起義軍在崇禎七年底大批進入河南以後，主力向豫東南和皖北方面發展。崇禎八年正月上旬，起義軍經河南汝寧府東入南直隸，十一日攻克潁州，原任兵部尚書的張鶴鳴被處死。這時鳳陽的貧苦群眾聽說義軍到了南直隸，為了擺脫明政府敲骨吸髓的壓榨，主動派人來邀請起義軍進兵鳳陽。

  鳳陽在明代是「龍興」之地，朱元璋的父母埋葬在這兒，稱為皇陵；他自己少年時代當過和尚的龍興寺也在這裡。[34]因此，鳳陽被定為中都，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儘管這裡有金碧輝煌的宮殿，蔥翠雄偉的山陵，養尊處優的守陵太監和地方官員，但對於當地人民來說，卻是地地道道的人間地獄。明朝初年，朱元璋曾下令：「復鳳陽、臨淮二縣民徭、賦，世世無所與。」[35]事實上正是因為這裡出了朱皇帝，各種造作、差役多如牛毛，把老百姓壓得喘不過氣來。「以一日一家而當七役，仍且不免於鞭朴。」農民們「竭力一年之耕」，好不容易打下一點糧食，里役就接踵而來，「一不與則繫纍其頸，再不與則倒懸其軀，三不與而妻子者移易於他室。民即呼九天，而堂上萬里，豈能聞此莫愬之小東乎？」[36]即便上達天聰，也不會得到皇帝的同情。崇禎四年十一月，南京禮部右侍郎錢士升奉命祭告鳳陽皇陵之後寫的奏疏里，就報告了鳳陽地區衰敗的景象：

  鳳陽號稱帝鄉……臣入其境，見土地多荒，廬舍寥落，罔陵灌莽，一望蕭然。嘗咨其故，皆言鳳土确瘠，在江北諸郡為下下，民居皆塗茨。一遇水旱，棄如敝屣，挈妻擔子，乞活四方。而戶口既以流亡，逋賦因之歲積。催征則絕其反顧，招集又疑為空言。有司束於正額，不得不以逋戶之丁糧派征於見在之賦長。於是賠累愈多，而見在者又轉而之他矣。此田土所以日荒，戶口所以日耗，正額所以日虧，宿逋所以日積也。……不意祖宗湯沐之鄉，乃有竭澤露根之象，心竊傷之。……今天下賦重政苛，民窮財殫……而臣謂發政施仁，宜先帝鄉。即特為蠲減，不過太倉之稊米耳。[37]

  錢士升的請求並不高，蠲減鳳陽的賦稅不過是太倉一粟。可是，朱由檢唯恐鳳陽開了先例，各地起而效尤，因此他不做正面答覆，只批上一句「其周恤民瘼事情已有屢旨」，用空話搪塞了過去。

  朝廷既然不肯開恩，貧苦人民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起義軍身上。就在起義軍圍攻潁州的時候，「鳳之窮民，遠幾百里相邀，具以冊授賊：某家富厚，某處無兵。於是，賊遂擁眾焚劫，震動祖陵」[38]。

  崇禎八年正月十五日清晨，大霧瀰漫，掃地王、太平王等部義軍突然進抵鳳陽。[39]由於明統治者迷信風水，鳳陽沒有建造城郭。義軍戰士到了鼓樓，明官僚還蒙在鼓裡，把報信的人重加責治。直到義軍出現在面前，才嚇得雞飛狗跳。鳳陽留守朱國相倉皇領兵迎戰，被義軍擊殺，官軍被殲四千多名[40]，剩下一千五百名跪在地上「口呼千歲」，乞求饒命。鳳陽知府顏容暄見勢頭不好，換上囚服躲進監獄，義軍釋放犯人時被查出。義軍首領「黃蓋鼓吹坐堂上，杖殺容暄」[41]。革命是人民群眾的盛大節日，起義農民在自己的旗幟上大書「古元真龍皇帝」[42]，歡慶勝利。他們以大無畏的氣概，放火燒毀了皇陵享殿和龍興寺，連皇帝的祖墳也敢於動手挖掘。[43]關押在高牆裡面的「罪宗」（宗室囚犯）也被釋放。三天以後，聽說南京等方面的官軍快要到了，起義軍才從容離去。

  起義軍攻克鳳陽具有重大的政治意義。對於朱明王朝來說，中都告陷，祖墳被挖，在精神上是個極大的打擊。當時一個地方官僚就哀嘆道：「萬世根本之地，一旦竟為骷髏之場，良可痛也，良可恨也。」[44]消息傳到北京，兵部尚書張鳳翼「驚怖欲仆」[45]，崇禎皇帝更是垂頭喪氣，為之素服避殿，哭告太廟，下罪己詔，足見震動之大。除此之外，它表明起義農民在政治上逐漸成熟，他們焚毀皇陵，打出古元真龍皇帝的旗幟，意味著公開宣布同朱明王朝徹底決裂，鬥爭矛頭直接指向明王朝的最高統治者。

  第五節　崇禎八年起義軍在陝西的勝利

  鳳陽被起義軍攻克之後，朱由檢氣急敗壞，嚴令追查責任。結果鳳陽巡撫楊一鵬被處死刑，巡按鳳陽御史吳振纓遣戍，守陵太監楊澤畏罪自殺。對起義農民，朱由檢更以百倍的瘋狂加緊鎮壓。他一面「諭中外刷國恥，盡心殺賊」[46]；一面調洪承疇所統陝西兵出關，同中原各省官軍夾剿。經過一番緊張的調兵遣將，明政府終於拼湊了邊、腹官兵七萬有奇，發京、省、帑金一百多萬兩充作軍餉，並且立下限期，規定六個月內把農民起義全部蕩平。

  鑑於陝西官軍出潼關進入中原，起義軍「遂由潼關、內（鄉）、淅（川）諸路盡數歸秦」[47]。這時，陝西的情況是「殘破已極，災荒異常」，農民們求生無望。大隊起義軍入秦後，饑民「從賊者如歸市」，參加起義的總人數很快就達到二百萬人以上。[48]

  四月間，洪承疇所領官軍剛到河南汝州，就得到了起義軍大舉入秦的消息。他只好同部將賀人龍、劉成功又拉起隊伍趕回陝西，同時檄調總兵曹文詔由湖廣移駐陝西商洛、興安地區，扼守起義軍出入河南、湖廣的通道。就當時的形勢而言，起義軍主力集中於陝西，洪承疇部官軍的力量是比較單薄的。然而，洪承疇迫於「六月滅賊」的嚴旨，只有硬著頭皮命令所部將領狠命追剿。六月，李自成部圍攻甘肅寧州（今寧縣），明副總兵艾萬年、劉成功、柳國鎮、游擊王錫命奉命引兵三千往援，雙方交戰於寧州襄樂鎮。官軍支持不住，被迫撤退，行至巴家寨時起義軍伏兵四起，把官軍包圍得嚴嚴實實。艾萬年、柳國鎮均被擊斃，部卒被殲滅一千多人。劉成功、王錫命身負重傷，領著殘兵敗卒突圍逃走。[49]

  艾萬年、柳國鎮兵敗身死的消息傳到曹文詔耳朵里，這個農民軍的死敵瞋目大罵，拔刀砍地，向洪承疇請求讓他出馬同起義軍決一死戰。「承疇喜曰：非將軍不足辦此。顧吾兵已分，無可策應者。將軍行，吾將由涇陽趨淳化，以為將軍後勁。」[50]曹文詔驕橫地帶著三千部卒向甘肅進發，在真寧（今正寧）縣境的湫頭鎮同起義軍相遇。起義軍看準了這個軍閥輕敵寡謀的特點，採取誘敵深入的戰術，「伏數萬騎，四起合圍，飛矢蝟集」[51]。曹文詔陷入重圍，自知無法脫身，拔刀自刎而死。洪承疇得到報告以後，仰天慟哭，追悔不已。在明末官軍中，曹文詔歷來以「敢斗」著名，是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史載：「諸將在陣，於脅從者縱令逃去，文詔必盡殺，無一存者。（其侄）變蛟亦然。」[52]崇禎七年正月兵部題本中說：「曹變蛟一旅大為民害。數日前臣部差官收得沿途謠帖數紙雲『寧被流賊搶，不教曹兵擋。流賊搶有限，曹兵害無窮。流賊搶民財，曹兵殺民命』等語。」[53]由於曹文詔瘋狂地仇視人民，地主豪紳們才把他看作自己的一張護身符，編造了「軍中有一曹，流賊聞之心膽搖」的口號給他打氣。他被李自成等部所圍殲，大滅了反動統治者的威風，「關外豫楚諸官軍聞之，皆為奪氣」[54]。

  李自成等部起義軍在陝西連續取得重大勝利，給明總督洪承疇所部官軍以沉重的打擊。可是，當時陝西由於天災人禍，到處一片蕭條。起義軍的人數大幅度增加，尋找口糧自然很不容易。所以，從這年秋天起，除了李自成等部為數不多的幾支義軍仍留陝西外，闖王高迎祥、老回回馬守應、八大王張獻忠、一字王、撞天王等部幾十萬人又東出潼關，進入河南。史籍記載：義軍「大隊東行，塵埃漲天，闊四十里，絡繹百里，老弱居中，精騎在外」。明總兵左良玉、祖寬兩軍相隔七十里，「遙望山頭，不敢邀擊」[55]。

  在農民軍力量迅速增長的形勢下，明廷眼看總督五省軍務的洪承疇連陝西一隅之地也窮於應付，現在起義軍又大舉出關，更不是洪承疇力所能及。因此，朱由檢在崇禎八年八月，決定任命湖廣巡撫盧象升總理南直隸、河南、山東、四川、湖廣等處軍務，帶領總兵祖寬、祖大樂、副將李重鎮所統關遼兵和當地駐軍夾剿，賜尚方劍便宜行事，且明確地劃分了職權範圍：「洪承疇督剿西北，盧象升督剿東南。」[56]明廷增設負責中原地區追剿事宜的五省軍務總理一職，反映了起義農民力量的增長，使統治者不得不動員全國的力量來對付農民起義。

  從崇禎八年底到九年上半年，起義軍同官軍作戰的主要情況是：以闖王高迎祥為主力的各支義軍轉戰於河南、南直隸、湖廣，對手是盧象升統率的官軍。在陝西和三邊地區則是李自成和過天星等數部，轉戰於漢中、西安、延安一帶，同洪承疇所統陝西官軍周旋。

  盧象升曾經談到此期間他同高迎祥等部作戰的情形：

  兩月來奔馳於汝、宛、河、雒之間，萬分忙苦。賊多而且橫，前後俘斬雖有數千，尚非蕩平勝著。必於（九年）正、二、三月內先剿盡闖王一股，余賊方可次第殲散。闖王之賊大約有七萬餘，婦女可一二萬，丁壯可一二萬，精騎可三四萬。此賊不讓安、史，廟堂或未之深知耳。頃自秦中洪亨老（指洪亨九，即洪承疇）與之大戰三次。近入豫地，某與之大戰兩次。計禽斬死傷逃散可二萬計，現今尚有五萬，依然勁敵也。又他賊五六股，見剿兵漸集，皆與闖賊合群，是以勢益多。今合奔東南一帶，楚、黃、鳳、泗、淮、揚，俱大可慮。某故星馳而南……[57]

  九年正月，闖王高迎祥、八大王張獻忠等部東下南直隸，圍攻滁州，對明留都南京造成重大威脅，盧象升匆忙領兵來救。起義軍轉攻鳳陽，不克，乃經懷遠、蒙城、亳縣入河南歸德府（今河南商丘市）。二月間，高迎祥等部由密縣、登封西進至嵩縣，大敗官軍，明總兵湯九州被擊斃。以後不久，高迎祥等部又回到陝西。

  當高迎祥等部東出河南、南直隸的時候，李自成、蠍子塊、過天星、滿天星、混天星等部繼續在陝西堅持鬥爭。是時，「闖將有三四萬人，過天星、滿天星、混天星皆有三萬人」[58]。八年十一月，李自成和滿天星、六隊、爭功王四支共十三營，合計精騎數萬，由西安地區經同官、宜君、宜川，繞到韓城，擬待黃河冰凍後轉入山西。由於這年冬季氣溫較高，河水沒有封凍；明山西巡撫吳甡又加強了防河兵力，入晉的計劃未能實現。李自成等部在韓城縣境駐紮了四十多天，直到九年正月十二日才起營前往郃陽、澄城。[59]二月，洪承疇糾集官軍二萬拼命追擊，李自成和混天星從澄城經韓城、郃陽、宜川、洛川、鄜州（今富縣）、延安、環縣、慶陽、固原一線而走，過天星、滿天星部則由真寧、合水東入陝西高陵、三原地區。洪承疇擔心省城西安有失，被迫分兵追剿。他自帶一軍返回陝西鎮壓過天星、滿天星二部，讓部下將領繼續西追李自成和混天星。洪承疇所領官軍在中部縣（今陝西黃陵縣）追上過天星和滿天星。由於官軍勢大，過、滿二部避而不戰，向西開拔同李自成、混天星會合，打算進攻蘭州。洪承疇檄調左光先和甘肅總兵柳紹宗合擊起義軍於干鹽池（今屬寧夏海原縣）。義軍大敗，過天星（張天琳）請求投降。明陝西巡撫甘學闊安插其部數萬人於延安，不久又揚去。[60]

  正當雙方相持之際，二月初十日，寧夏官軍士卒由於長期缺餉，發生兵變，巡撫王楫被殺。洪承疇感到一省長吏被殺，事態嚴重，親自趕到寧夏固原去處理。李自成、滿天星等部「勢復振」[61]，趁機進攻陝北榆林、綏德一帶。五月，李自成、張天琳等部與官軍作戰於安定。官軍大敗，總兵俞沖霄被活捉處死，副總兵李成也被擊斃，士卒被殲滅三千人。起義軍乘勝進攻米脂，不慎中了明將賀人龍的埋伏計，損失很大。又碰上大雨，無定河泛濫，不少起義軍戰士被洪水淹死，李自成、劉宗敏、張能等只剩下數百騎脫出險境。這時，李自成的部將高一功帶了一萬多人從固原來，會師之後聲勢復振。李自成遂聯合在陝北的其他各支義軍連續攻克延川、綏德、米脂。米脂是李自成的家鄉，這次返里對當地群眾是個有力的號召，「其親故從亂如歸」[62]。

  第六節　明廷的剿撫並用和高迎祥的犧牲

  明廷任命盧象升為五省軍務總理時，曾指望通過東西夾剿迅速平定農民起義，為此立下了六個月內「完局」的限令。到崇禎九年春，限期快過完了，農民起義雖然遭到一些挫折，但總的形勢是雙方互有勝負。官軍疲於奔命而農民起義仍然方興未艾。朱由檢不禁焦急起來，先後發布了加緊剿殺和招撫「脅從」的詔令，企圖雙管齊下，一舉撲滅農民起義。三月，他「諭兵部：勒總理盧象升及河南、陝西、鄖陽各巡撫剋期剿寇軍令狀」[63]，對任事諸臣施加壓力，暗示如果不能按期平「寇」，將難逃朝廷大法。五月，他又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發布了所謂「大赦山陝脅從群盜」的詔書，其中說：

  朕仰承天道，俯御萬方，念此軍民，誰非赤子？止因官貪吏狡，年歲凶荒，以致饑寒所迫，甘作非為。一二無知，漸至脅從遂眾。數年來無辜被僇，不知其幾矣。朕痛心惻念，寢食靡寧。……為此再頒赦書，遣官馳諭，所在撫按大書榜示，從俗開導。如有悔罪投誠，棄邪歸正，即稱救回難民，逐一查明籍貫，在本地者編入保甲，在各省者分遣護歸，舊業清還，多方撫恤，使安井裡之樂，永消反側之心。……如有執迷不悟，怙終罔悛，彼既自外生成，豈得復容覆載？督、撫飭厲將士，合力夾剿，務盡絕根株，無滋餘孽。嗚呼，撫順剿逆，朝廷法實無私；出死入生，若輩不可失算。詔布遐邇，咸使聞知。[64]

  這一詔書雖然說了不少動聽的話，但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奉命齎詔前往招撫的兵部職方司員外郎包鳳起，在奏疏中就提出需要解決安插之地，需要賑貸「牛種諸費」，還要有「專心料理之人」，才可以做到「可居可耕，新附樂業」[65]。朝廷既然除了一紙詔書之外什麼也不給，所謂解散「脅從」也就成了一句空話。下面我們將看到，朱由檢頒布的這道大赦詔書，除了對少數動搖分子有一定的引誘作用以外，並沒有能夠阻止農民起義的繼續發展。

  高迎祥在明末農民戰爭的前期，是一位聲名卓著的領袖人物。他領導的那支起義軍長期轉戰於陝西、寧夏、甘肅、山西、河南、南直隸等地，許多力量較小的起義軍都曾同他聯合作戰，有力地打亂了明王朝的統治秩序。由於他領導的起義軍實力最強，故被朝廷視之若眼中釘，必欲除之而後快。明兵科都給事中常自裕曾向朝廷獻策道：「賊渠九十人，闖王為最強，其下多降丁、甲仗精整，步伍不亂，非他鼠竊比。宜合天下之力，懸重購必得其首。第獲闖，余賊不足平。」[66]崇禎八年，盧象升在疏中也特別指出：「闖王又第一稱強，誰能當者？豫楚必將鼎沸矣。」[67]於是，一場以圍殲高迎祥部為主要目標的反革命軍事行動開始了。九年五月，盧象升部官軍齊集於豫西洛陽一帶，堵住農民軍由陝西折回中原的路，陝西巡撫孫傳庭和三邊總督洪承疇部官軍，則充當圍剿高迎祥部的主力。

  高迎祥由於在江淮地區作戰不利，於九年二月率部西返河南，一度屯聚在登封、魯山、南召山中。不久，會合闖塌天、蠍子塊部轉入陝西興安、漢中地區。[68]七月十五日，高迎祥領著部隊從盩厔縣（今陝西周至縣）黑水峪[69]出屯仙遊寺。孫傳庭和洪承疇所部官軍也跟蹤而來，分別在十六日和十七日進抵周至，雙方展開了激烈的戰鬥。義軍初戰告捷，擊敗參將李遇春部官軍。洪承疇見形勢不妙，就施出招降的一手，對義軍進行分化。義軍中的不穩定分子千公雞張二、一斗谷黃龍等竟私下向官軍賀人龍接洽投降。在馬召原的戰鬥中，他們利用雨後大霧，高迎祥下馬張弓射敵之機，偷著把高迎祥的坐騎和部卒向南拉走。等到高迎祥發現這一陰謀時已經來不及了，只好脫下甲冑隱蔽在草叢裡，不幸被官軍俘虜。[70]

  高迎祥被擒的消息使明廷大為振奮，朱由檢得意至極，令把高迎祥押解來京獻俘，要陝西當局「擇的當員役，沿途撥兵嚴防，毋致疏虞」[71]。這位為明末農民革命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的英雄人物最終在北京被害。[72]

  高迎祥的被俘犧牲，對於當時在陝西作戰的義軍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有的首領人物竟因此而對鬥爭前途悲觀失望，走上了乞撫投降的歧路。這年九月初，義軍的兩位著名首領張妙手（張文耀）、蠍子塊（拓養坤）由徽州和秦州（今甘肅徽縣和天水市）到鳳翔，向明陝西當局乞求招安。陝西巡撫孫傳庭「親詣面諭，兩渠搏顙感泣」[73]。張妙手當場就率部投降，蠍子塊在次年三月也「遣散夥黨，親率頭目十二人至會城乞降」。後來，蠍子塊因代他求撫的明總兵張全昌被朝廷逮捕問罪，心懷疑懼，在崇禎十年十月於陝西華陰地方拉起隊伍向西進發，被孫傳庭布置的降丁武大定殺死。[74]

  第七節　李自成等部進軍四川

  李自成等部在崇禎九年占領米脂、綏德一帶後，曾打算渡黃河再入山西。由於山西巡撫吳甡加強了黃河渡口的防禦，只好變計西行，主要活動在寧夏、甘肅地區。陝西巡撫孫傳庭的奏疏里談到李自成、過天星（張天琳）等部的活動情況時說：崇禎十年，「闖、過等賊與大兵相持於階、成山中者七八月，氣焰風聲，益非昔比」。[75]這年九月，李自成、過天星、混天星等十幾支起義軍從秦州地區出發，取道徽州、略陽，向漢中進軍。其「聲勢甚猛」，隊伍「寬約四十餘里」，「兩日尚未走盡」[76]。明政府急調總兵曹變蛟趕赴漢中，於夜間進入府城南鄭縣。九月二十六日，義軍不知官軍增援部隊已經趕到，以為漢中府守御單薄，貿然開始攻城。曹變蛟狡猾地不動聲色，等到義軍衝到城壕附近時，突然「雷鼓喧天，旌旗山立，矢石如雨而下」[77]。起義軍措手不及，敗下陣來，攻取漢中的計劃沒有實現。

  漢中失利以後，李自成、過天星等義軍首領決定率部南下四川。這年十月，先破陝西通往四川的咽喉寧羌（今陝西寧強縣），接著攻克四川七盤關和朝天關，占領廣元縣。起義軍進川後如入無人之境，連克昭化、金堂、劍州、什邡、彭縣、郫縣、新都、西充、遂寧、梓潼、綿州、新繁、溫江、江油、彰明、羅江、德陽、漢州等州縣，明地方「官吏望風而逃」[78]。明四川總兵侯良柱中了起義軍的埋伏計，被擊斃於梓潼縣境的百頃壩。短短的一個月內，李自成等部攻克四川州縣達三十八座。[79]十一月初二日，義軍三路大軍會合於省城，「揚兵成都郊外」[80]。明四川巡撫王維章、巡按陳廷謨嚇得面無人色，拼命求救。朱由檢接到報告後，深恨四川文武官員無能，下令把王維章、侯良柱革職，陳廷謨「降三級戴罪殺賊」[81]；任命傅宗龍接替四川巡撫，催促洪承疇火速統兵入川協剿。洪承疇得令後帶領固原總兵左光先、臨洮總兵曹變蛟以及副將馬科、賀人龍、趙光遠等部官兵一萬名進川，又檄調延綏總兵王洪、寧夏總兵祖大弼部屯駐漢中、略陽、徽州、秦州一帶，準備在起義軍出川時加以堵擊。明政府四川當局也「調到各處川兵數有六七萬之多」[82]，主要擺在成都到閬中一線，防止義軍向川東和川南發展。當時，義軍攻占的地區基本上在嘉陵江以西[83]，洪承疇帶領從陝入川的官軍在嘉陵江以東。李自成、張天琳等見官軍雲集四川，東面和南面都有重兵扼守，川西又是少數民族聚居區，不易發展，就在崇禎十一年正月中旬，分路突破官軍阻攔[84]，出川北上。李自成和中斗星等部經文縣、西和、禮縣，西攻河州、臨洮；爭世王（六隊首領之一）、過天星、混天星等部取道陽平關、略陽，北經平涼、固原，直抵慶陽，不久又折回陝西[85]。洪承疇帶著陝西官軍在四川撲了空，急忙趕回陝西。此後，洪承疇所統官軍，西追李自成等部於甘肅；巡撫孫傳庭則在澄城、延安、合水、三水一帶，追剿過天星、混天星以及六隊的爭世王、大天王等部義軍。

  [1]　「玄默」在一些史籍中寫作「元默」，是由於避康熙皇帝的諱而改。

  [2]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九九頁。

  [3]　呂維祺：《明德先生文集》卷五；另見《河南通志》卷七六，《藝文》五；《豫變紀略》所載有刪改。原任河南巡撫范景文在《備陳中州地方情形疏》中說：「向來中州號稱無事，自臣入境而後知非無事也。河之北苦旱，千里赤地，河之南苦水，一望白波，饑民已不聊生矣。而兩河間皆苦盜，綠林嘯聚，日不絕聞。民窮而盜易起，盜起而饑民附之，將禍至之無日也。」見《範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4]　乾隆十三年《商南縣誌》卷十一，《紀事》；乾隆十一年《雒南縣誌》卷十，《要事》引舊志。

  [5]　《綏寇紀略》卷二。

  [6]　同2。

  [7]　同3。崇禎七年三月，明廷提升原大名兵備道盧象升為鄖陽撫治，接替了蔣允儀，見《明大司馬盧公奏議》卷一，《到任謝恩疏》。

  [8]　《平寇志》卷一。

  [9]　《綏寇紀略》卷二說：「賊之入蜀者未逾月而返楚又二三萬。」

  [10]　傅永淳（當時任陝西巡按）：《劾總督陳奇瑜疏》，引自康熙二十四年《靈壽縣誌》卷十，《藝文》下。

  [11]　同1。

  [12]　明兵部尚書張鳳翼在崇禎八年二月的一件題本中說「去歲陳奇瑜曾撫過男婦四萬有奇，一激則鋌而是（走）險」，見《樞政錄·策寇》卷十。陳克家補纂《明紀》卷五三和夏燮《明通鑑》卷八四，載當時陝西巡撫練國事的奏疏說：「漢南賊盡入棧道，奇瑜檄止兵。臣未知所撫實數。及見奇瑜疏：『八大王部萬三千餘人，蠍子塊部萬五百餘人，張妙手部九千一百餘人，八大王又一部八千三百餘人。』臣不覺仰天長嘆！夫一月撫強寇四萬餘，盡從棧道入內地，食飲何自出？安得無剽掠？且官軍防護，一大帥止將三千人，而一賊魁反擁萬餘眾，安能受紀律耶！賊皆藉口歸籍，然延安州縣驟增四萬餘人，安集何所？合諸征剿兵不滿二萬，而降賊逾四萬：豈內地兵力所能支？」按，文秉《烈皇小識》卷四，說受撫的起義軍總數為三萬四千餘名。《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七，作「上籍軍門者一萬七千人」。

  [13]　傅永淳：《劾總督陳奇瑜疏》。

  [14]　文秉：《烈皇小識》卷四。

  [15]　《綏寇紀略》卷二。

  [16]　《楊文弱先生集》卷二六。

  [1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七。

  [18]　值得注意的是，各種史籍都講到義軍是經棧道出險的。當時寶雞生員韓珽上言，駁斥陳奇瑜關於「激變」的說法就指出，義軍「一出棧道即破鳳縣，殺唐三鎮鄉官辛思齊家一百八十口。八百里連雲棧橫屍撐柱，四十村落盡為灰燼，此在寶雞之南，豈亦激變所致乎？」（《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七）這裡雖多誣衊誇張之詞，但以當地人談事件發生的位置，大抵是不會錯的。所謂八百里連雲棧道是指北起寶雞益門鎮，南抵褒城的古道。崇禎十二年八月，楊嗣昌奏疏中說：「至於通棧之法，臣部時切訪求。有新推漢羌中軍朱國璽深知其事，謂連雲棧從褒城至益門鎮，八百里中惟彈丸一鳳縣耳。」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四，《復瑞王營兵鼓譟疏》。清初陝西總督孟喬芳，在順治四年的一件題本中也說：「至於棧道為通漢入蜀必由之路，南控褒城，北連寶雞，計程七百餘里，皆深山茂林，杳無人煙，中惟鳳縣城堡，僅有居民二百餘人。」（《孟忠毅公奏議》）這些材料都說明某些史籍把起義軍被困地點搬到興安是違反事實的。再從起義軍出險以後的情況來看，諸書都記載李自成等部立即占領鳳縣，沿鳳翔、麟遊、乾州一線進軍，也表明起義軍被圍困的地點在漢中。如果是在距離較遠的安康，就不可能立即占領鳳縣。

  [19]　《綏寇紀略》卷八，載韓王之言：「九月初五日攻平涼，不下，轉攻四境，平涼屬城十破其五。」

  [20]　《平寇志》卷一。

  [21]　同1。

  [22]　乾隆三十一年《嵩縣誌》卷六，《星野·附祥異》所引康熙三十一年盧志遜所修舊志。

  [23]　《平寇志》卷二。

  [24]　同4。

  [25]　和吳偉業同時的彭孫貽、談遷、鄭廉在所撰《平寇志》《國榷》《豫變紀略》等書里，都沒有提到滎陽大會。戴笠、吳殳在《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八中，還針對《綏寇紀略》的記載批駁道：「流賊如野燒，隨處可發，是以難討。若有期會謀劃，非流賊矣。吳紀載七十二營頭目會議滎陽者（原書作『會議者滎陽』）訛也。且自成不出關，而謂解回、獻之爭，不亦誣乎？故不取。」

  [26]　金光宸：《金雙岩中丞集》。

  [27]　康熙十七年《滎陽縣誌》卷八，《藝文》內收有本縣舉人張鳳毛在崇禎八年十一月寫的《顏公生祠碑記》，文中說：「是歲首月，流寇披猖，闕剪我廬舍，虔劉我百姓……」同書卷一《地理志·兵燹》記：「崇禎八年正月初六日，流寇破城。」附帶說一下，康熙《滎陽縣誌》里並沒有記載起義軍在本縣召開大會之事，直到乾隆年間重修縣誌才引用《官修明史》的記載補入，說明本地人並不知道這次大會。鄭廉《豫變紀略》卷一，記起義軍攻克滎陽的日期為正月初七。河南巡撫玄默在《剿賊圖記》里說：「崇禎八年正月元旦，（左）良玉又有滕家店之捷。然賊愈殺愈多，我兵日分日少，不數日而賊復猖狂滎（陽）、汜（水）二縣，城池盡失。」（《魯靈兩捷圖第二十二》說明文字）這些材料都證明起義軍到達滎陽在八年正月上旬。

  [28]　這裡所列時日和引文都是根據張鳳翼的《樞政錄》。

  [29]　康熙元年《汝寧府志》卷十，《武備·軍功》。

  [30]　康熙《上蔡縣誌》卷十二，《編年志》。

  [31]　康熙《廬州府志》卷九，《祥異》。

  [32]　參看梅之煥《梅中丞遺稿》卷二，《寄劉同人》。

  [33]　康熙五十六年《羅田縣誌》卷一，《祥異》。

  [34]　原名於皇寺，元末毀於兵燹，洪武年間另行擇地重建，改名大龍興寺。

  [35]　《明史》卷三，《太祖本紀》三。

  [36]　天啟元年《鳳書》卷七，柯仲炯：《中都五美帖·上太守李公》。

  [37]　錢士升：《賜余堂集》卷一，《祭告禮成回奏用因陳目擊民瘼疏》。

  [38]　孫承澤：《春明夢余錄》卷三六，《本計》條引崇禎八年御史鄧啟隆《民害未除疏》；又見孫承澤《山書》卷九。

  [39]　《綏寇紀略》卷九說：「鳳陽之陷也，張獻忠與自成皆在焉。獻忠得陵監所教響手小奄十二人，每飲酒，令之奏樂。自成求之，勿與，固以請，獻忠毀樂器，而後以其人歸，自成殺之。兩人由此相失。」《平寇志》和《國榷》都說攻取鳳陽的是掃地王、太平王二部。在沒有查證清楚以前，暫按二書的說法。

  [40]　兵科給事中林正亨《查鳳陽失事疏》中報告，「班軍殺死二千二百八十四名，高牆軍一百九十六名，精兵七百五十五名，操軍八百餘名」，見《綏寇紀略》卷三。

  [41]　《平寇志》卷二。

  [42]　關於攻克鳳陽之後，起義農民的旗幟上出現「古元真龍皇帝」的字樣，是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拙稿《古元真龍皇帝試釋》（載《歷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也只是一種推測。吳世濟《太和縣禦寇始末》中，記載崇禎八年正月義軍進攻太和縣時，曾「脅令」一個當地生員「寫闖天王興武元年告示」。又崇禎八年二月十二日，兵部尚書張鳳翼就鳳陽巡撫楊一鵬塘報事題本中說：「看得流寇僭號稱元，罪惡上通於天……」（《樞政錄》卷九）可以肯定起義軍當時確實有改號稱元之舉，詳情還需考證。

  [43]　楊士聰：《玉堂薈記》，卷上說：「寶頂被穿一穴，不知深淺，地方官多諱言之。」《國榷》卷九四也說，「聞幽宮之骨不能保，諸臣忌諱，無一以聞。以後以獾穴為解，又因而窖之。」

  [44]　吳世濟：《太和縣禦寇始末》。

  [45]　張鳳翼：《樞政錄》策寇卷九。

  [46]　《綏寇紀略》卷三。

  [47]　盧象升：《與蔣澤壘先生》，見《盧忠肅公集》卷十一。

  [48]　同2。

  [49]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八，記艾萬年被起義軍擊斃，柳鎮國（當作柳國鎮）、劉成功、王錫命「俱重傷」。按，諸書均雲柳國鎮與艾萬年同死，故不取戴笠、吳殳之說。

  [50]　《綏寇紀略》卷三。

  [51]　《綏寇紀略》卷三。按，曹文詔敗死的地點，史籍記載有分歧。《平寇志》卷二和張岱《石匱書後集》卷十八《曹文詔賀人龍列傳》，記作婆羅寨。乾隆二十八年《正寧縣誌》卷四，《地理志·古蹟》項下載：「曹總兵戰場：鳳洲續綱載在婆鑼寨，距縣四十里；吳偉業《綏寇紀略·真寧恨》編載在湫頭鎮，亦距縣四十里。」說明到康熙年間，當地人士也弄不清昔年戰場究竟在哪裡。

  [52]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

  [53]　《樞政錄》卷八。張岱記曹文詔有一次領兵路過平涼，正碰上起義農民和家屬數萬人屯駐在附近山谷中，文詔「呼麾下士直衝而上，但聞婦女兒稚號泣，聲震山谷」。見《石匱書後集》卷十八。

  [54]　《綏寇紀略》卷三。

  [55]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五。又，盧象升《剿盪愆期聽候處分並陳賊勢兵情疏》載，闖王高迎祥於八年「十二月內自秦中突汝、雒，自汝、雒奔江淮，其眾不下四五萬人，又有曹操、搖天動、滿天飛、南營八大王等附之，為數幾於十萬」。見《明大司馬盧公奏議》卷四。

  [56]　《明大司馬盧公奏議》卷三，《辭總理五省軍務疏》。

  [57]　盧象升：《盧忠肅公集》卷十一，《與少司成吳葵庵書八首》。

  [58]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九。

  [59]　左懋第：《申賊掠韓城防禦文》，見《夢石山房文鈔》卷二。

  [60]　此段主要依據《綏寇紀略》卷四所載洪承疇崇禎九年六月十一日疏。《國榷》卷九五記：「甘肅總兵柳紹宗敗賊惠登相於西寧。」西寧距義軍當時活動的地區比較遠，疑有誤。《平寇志》卷二，記「柳紹宗破過天星於寧州」。按，明末農民戰爭中，有兩位起義首領綽號都叫「過天星」，其真名一為張天琳，一為惠登相。根據孫傳庭的奏疏可以判定，崇禎九年前後，經常同李自成聯營作戰的過天星是張天琳。

  [61]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九。

  [62]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九。《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記崇禎九年自成「復西掠米脂，呼知縣邊大綬曰：『此吾故鄉也，勿虐我父老。』遺之金，令修文廟」。據陳傎所作《邊大綬傳》，大綬於「崇禎十三年以保舉除米脂令」。順治元年七月邊大綬《為孤臣為國蒙難感荷再生矢心圖報事》啟本中說：「臣本任丘書生，荷先朝特典，於崇禎十三年除綬米脂。」（見《順治元年內外官署奏疏》）可證崇禎九年時邊大綬尚未任米脂知縣，《明史》所記未必實有其事。

  [63]　《國榷》卷九五。

  [64]　據《平寇志》卷二與《國榷》卷九五校補。

  [65]　《國榷》卷九五。

  [66]　《綏寇紀略》卷五。

  [67]　《盧忠肅公集》卷四。

  [68]　《明大司馬盧公奏議》卷四。

  [69]　康熙、乾隆《盩厔縣誌》都寫作黑水谷，又稱芒谷。孫傳庭《孫忠靖公集》卷上《鑒勞錄》，寫作黑水峪，其他史料亦同。

  [70]　關於高迎祥被俘的日期，乾隆和民國《盩厔縣誌》都說是七月二十一日。孫傳庭《鑒勞錄》的記載是：「大寇闖王高迎祥由盩厔黑水峪出犯。臣親提孤標扼峪奮剿，四日三捷，生擒闖王等，餘眾殲散殆盡。二十日，臣會同總督洪承疇塘報兵部。」據此，高迎祥被俘不應遲於二十日。

  [71]　《孫忠靖公集》卷六，《鑒勞錄》。

  [72]　史籍中關於高迎祥的犧牲，還有另一種說法，如許德士《荊溪盧司馬殉忠實錄》；康熙二十九年《信陽州志》卷五《王星璧傳》；同治五年《鄖縣誌》卷十《藝文》所收儲欣《明盧忠烈公傳》，都說高迎祥是在同盧象升的部將祖寬交鋒時被殺，盧象升考慮到洪承疇當時處境困難，勸說祖寬把這件「功勞」讓給洪承疇。這種說法不大可靠，因為孫傳庭《鑒勞錄》內，明載獻俘奏疏，文尾還有朱由檢的硃批「聖旨」，顯然不是在對陣時被殺害的。

  [73]　《孫忠靖公集》卷六，《鑒勞錄》。

  [74]　同1。

  [75]　孫傳庭：《孫忠靖公文集》卷上，《恭報官民兩戰獲捷疏》。

  [76]　同3。

  [7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起義軍進攻漢中府的日期，根據洪承疇的奏疏，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一二頁。

  [78]　李馥榮：《灩澦囊》卷一。

  [79]　崇禎十一年七月試監察御史宗敦一的題本中說：「昨歲劍、綿蹂躪，直逼會城，所過州邑，有同拉朽。」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五四頁。

  [80]　李馥榮：《灩澦囊》卷一。崇禎十一年二月孫傳庭的題本中說：「大賊入川，於去年十一月初二日圍省城。」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十七頁。

  [81]　《平寇志》卷三。按，這時朱由檢還不知道侯良柱已經被農民軍擊斃。又，該書把侯良柱誤寫為侯良極。

  [82]　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奏本，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一二頁。

  [83]　史料中多稱為白水江，其實指的是嘉陵江。白水江只是嘉陵江的一支流。

  [84]　康熙四十一年《文縣誌》記：「崇禎十一年正月二十日，流寇數十萬從川入文，經城過者七日七夜不絕。」

  [85]　崇禎十一年二月孫傳庭題本中說：「……乃入蜀之寇，忽又盡報還秦，老營已扎西、禮，塘馬已至秦州矣！查各賊自至蜀中三閱月，皆盤旋於川西一帶，在白水江西，故所失城池亦俱系江西地方。川西西阻羌番，東南俱阻大江，川兵亦盡聚於東南，故賊不能東出夔門，南走敘、瀘。設使我兵即從川西進發。川兵扼堵於前，秦兵馳擊於後，賊逃死無路，勢成釜魚。不謂兵從川北南下，賊遂從川西乘罅而北矣。」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十八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