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起義初期明政府的對策和義軍主力轉入山西

  第一節　楊鶴主撫政策的失敗

  當農民起義的火焰剛剛點燃的時候，明朝在陝西的地方官員，唯恐這把火燒到自己身上，擔心朝廷追查責任，會受到嚴厲制裁。同時又幻想來年夏收之後，為饑寒所迫的起義農民將會自動解散回鄉。於是，他們採取鴕鳥政策，禁止各府縣報告「變亂」的消息。崇禎初年任陝西巡撫的胡廷宴，每逢州縣以「盜賊」事上報，就不問情由地把來人打一頓板子，說道：「此飢氓也，掠至明春後自定耳。」[1]然而，紙是包不住火的，農民起義的聲勢一天比一天高漲，地方官再也無法掩蓋了，只好硬著頭皮向朝廷報告。兵部奉旨查核時，地方官又互相推諉。陝西巡撫胡廷宴說是延綏巡撫岳和聲管轄的邊兵作亂，岳和聲又說是陝西內地的饑民為「盜」。陝西巡按御史吳煥在疏中則各打五十大板，說：「盜發於白水之七月，則邊賊少而土賊多。今年報盜皆騎銳，動至七八千人。則兩撫之推諉隱諱，實釀之也。」[2]不久，岳和聲病死，胡廷宴罷斥；改以劉廣生巡撫陝西，張夢鯨巡撫延綏。這時陝北的農民起義已經初具規模了。

  在如何處置業已揭竿而起的農民問題上，明朝廷和地方官員總的來說，都主張剿撫並用，但究竟以剿為主還是以撫為主，就常常出現意見分歧。崇禎二年二月，明陝西三邊總督武之望病死，朱由檢任命左副都御史楊鶴接替。楊鶴抵任以後，看到陝西各地的災荒十分嚴重，無衣無食的饑民千百成群地加入起義隊伍中去，使他所部署的軍事追剿收效甚微，官軍疲於奔命，起義農民卻有增無減。他感到光靠軍事手段解決不了面對的社會問題。另外，崇禎二年底奉詔抽調大批精銳開赴京畿勤王，又使他深感兵力不足，窮於應付。在這種捉襟見肘的情況下，楊鶴提出了招撫為主、追剿為輔的方針。崇禎四年正月，他在奏疏中指出，「盜賊」之起，「總因饑荒至極，民不聊生」。採用剿的辦法需要調集大軍，「行糧犒賞，所費不貲」，結果仍然是「誅不勝誅」，「屢剿而屢不定」。採取招撫的辦法要想真正取得效果，也需要由政府撥款幫助農民渡過難關。他說：「蓋解而散，散而復聚，猶弗散也。必實實賑濟，使之餬口有資，而後謂之真解散。解散之後尚須安插，必實實給予牛種，使之歸農復業，而後謂之真安插。如是則賊有生之樂，無死之心，自必帖然就撫。撫局既定，剿局亦終。臣所謂欲行剿撫之實著，必有剿撫之實費者此也。」他還指出，如果只是「空言」招撫，不解決農民的生活問題，那就是「徒以撫愚賊，是即以賊自愚，此不終日之計也」。最後，楊鶴認為剿和撫都要花費大筆金錢，效果卻不一樣：「況費之於剿，金銀一去不還，且斬首太多，上干和氣。費之於撫，金錢去而民在，活一人即得一人性命，盜息民安，利莫大焉。」[3]

  楊鶴把農民起義看作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他從比較長遠的觀點為明王朝最高統治者出謀劃策，主張把錢花到招撫賑濟上面，幫助農民復業。這樣做不僅可以弭患消萌，而且農民安插既定之後，政府還可以繼續徵收賦稅，所以說「利莫大焉」。如果一味主剿，把錢用於軍費，不僅無法恢復社會生產，花掉的錢不能通過賦稅形式收回來，而且他自己的經驗也證明，不解決農民的生活問題，參加起義的人勢必越來越多，剿局既不易結，後患也更加嚴重。這就是楊鶴建議以撫為主的主要原因。

  楊鶴的主張得到相當一部分廷臣和地方官員的支持，崇禎皇帝也一度認可。崇禎四年正月的一次廷對當中，朱由檢就明確指示陝西參政劉嘉遇說：「寇亦我赤子，宜撫之。」劉嘉遇連忙答應道：「今正用撫。」[4]同月，朱由檢在內外臣工的再三呼籲下，勉強拿出帑金十萬兩，派御史吳甡齎往陝西放賑[5]，「招撫流盜」。為此發布詔書說：

  陝西屢報饑荒，小民失業，甚至迫而從賊，自罹鋒刃。誰非赤子，顛連若斯，誼切痌瘝，可勝憫惻。今特發十萬金，命御史前去，酌被災之處，次第賑給。仍曉諭愚民，即已被脅從，誤入賊黨，若肯歸正，即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6]

  楊鶴的主張既經朝廷批准，就有恃無恐地在陝西大力推行。當時東路起義軍王嘉胤、羅汝才、張獻忠、馬守應、李自成、蠍子塊等部，都已經渡河進入山西。留在陝西的主要是西路各支起義軍，其中神一魁所部力量最大。崇禎四年二月二十四日，神一魁統眾六七萬人包圍慶陽府城，並且分遣部隊攻克合水縣城，活捉知縣蔣應昌，一時聲威大震。楊鶴當時手頭沒有多少兵馬，只好委派寧州知州周日強等人前往招安。神一魁同意後，在三月初九日派孫繼業、茹成名等大小頭目六十餘人，率眾至寧州接受招安，同時送回合水知縣蔣應昌和保安縣印。楊鶴為了張揚其事，命周日強在城樓上安設龍亭，導引「受撫」頭目在龍亭前跪拜，山呼萬歲，然後到公署拜謁楊鶴，再一道前往關帝廟起誓。經過這麼一番表演，算是達成了招安的協議。十六日，神一魁親自赴寧州投見總督。楊鶴擺出一副恩威並用的架勢，先數落神一魁犯有十項「罪行」，然後宣敕赦免，授予神一魁守備官職的札付，散給降丁以饑民印票，勒令解散遣送回鄉。[7]

  

  這時，御史吳甡攜帶著朝廷頒發的十萬兩銀子來到陝西，同府縣官一道招撫放賑。在一個很短的時間裡，流離在外的饑民紛紛回籍領取救濟，不少起義軍的首領也率部受撫。如點燈子受撫於清澗；滿天星受撫後，楊鶴從他一萬兩千人的隊伍中，選拔驍勇留在營中，其餘解散回鄉；上天龍、王老虎、獨行狼、郝臨庵、劉六等部，也一度受撫。除了進入山西的以外，留在陝西的各部幾乎都接受過明廷的招安。從吳甡依據親身經歷寫出的記載中，可以窺見這種撫局的一點實際情況：

  道路皆怨撫、道招安賊首，給札予官，占據要村，縱其黨眾，剽掠四鄉，謂之打糧。予行去延郡二十里許，獲報前山皆賊。予勢不可退，令軍弁執賑撫饑民牌單騎馳往，諭之曰：「朝廷欽命賑院來賑汝矣，各歸鄉里候賑，聚此無為也。」賊眾諾而退。[8]

  吳甡所說「道路皆怨」，當然是指家有餘糧的富室。他的記載表明，在撫局羈縻下的起義農民，一方面對政府懷有希望；另一方面為了眼前不致餓死，又不得不四處打糧。主剿派人士正是抓住了這一點，呼之為「官賊」，對招撫政策展開猛烈攻擊。

  楊鶴的撫局沒有推行多久，就以失敗而告終。撫局的失敗表現為兩點：一是進入山西的起義軍聲勢越來越大；二是在陝西的起義軍出現所謂「旋撫旋叛」的問題。

  關於起義農民「旋撫旋叛」的原因，本來是非常簡單的。農民們的起義是由於天災、人禍，衣食無著，與其坐而待斃不如鋌而走險。明廷雖然宣布了招撫政策，但並沒有解決農民們迫在眉睫的生活問題。史料記載，吳甡齎來的賑銀十萬兩，加上藩王以下捐助的五萬兩和糧食二萬石，「所救不及十一」[9]，無異於杯水車薪。崇禎四年七月，李繼貞的奏疏中說得很明白：「前賑臣攜十萬金往，度一金一人，止可活十萬人，而斗米七錢，亦止可活五十日耳。皇上宜敕賑臣回奏，前十萬金果足乎？不則當早沛恩膏，雖內帑不宜惜也。」[10]李繼貞在這裡給朱由檢算了一筆帳，指出朝廷發放的賑金遠不足以解決農民的生活和安置問題。所以，他勸告皇帝要從大處著眼，不要顧惜內帑。這種話對於好貨成癖的朱由檢，是很難入耳的。饑民飢軍既然無以為生，要他們放下武器就只能是一種幻想。這一點，楊鶴本人又何嘗不清楚。他在崇禎四年七月的奏疏中說：「諸賊窮餓至極，無處生活，兵至則稽首歸降，兵去則搶掠如故。此必然之勢。」[11]他費盡心機，勉強維持著對神一魁部的撫局。可是，從山西返回的點燈子、上天猴、渾天猴等部起義軍，卻在五月間一舉攻破金鎖關（在今陝西銅川市境），殺死都司王廉。七月二十九日，又有西路起義軍中的李老豺、獨行狼部攻占中部縣（今陝西黃陵縣）。[12]真所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楊鶴的撫局成了一個不堪收拾的爛攤子。

  主剿派的殺降，也是招撫政策破產的原因之一。有的起義農民在受撫以後，竟被官府設計誘殺。例如，王左掛在崇禎三年受撫於清澗地區，同年八月，陝西巡按李應期、延綏巡撫洪承疇和總兵杜文煥秘密策劃，事先布置官軍把王左掛、苗登雲等九十八人全部殺害。又如崇禎四年四月，「洪承疇命守備賀人龍勞降人酒，降人入謝，伏兵斬三百二十人」[13]。農民們從一再受騙當中逐漸清醒過來，認識到只有鬥爭下去才能死裡求生。

  朱由檢原來以為只要頒發一紙赦書，略加賑濟，就可以把起義農民遣散歸里，依舊充當納糧當差的「良民」。受撫者的「旋撫旋叛」，使他的如意算盤落空了。於是，他不顧自己曾經親筆寫下「楊鶴相機招安，允協朕意」的批示[14]，一變而為主剿。四年五月，他在談到李應期等誅殺受撫首領王左掛時，公然聲稱：「賊勢猖獗，招撫為非，殺之良是。」[15]接著便把責任一股腦兒推到陝西三邊總督楊鶴身上。這年九月，朱由檢下令說：

  楊鶴總制全陝，何等事權。乃聽流寇披猖，不行撲滅，塗炭生靈，大負委任。著革了職，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員缺推堪任的來用。練國事姑著降三級，戴罪剿賊自贖，如仍玩縱，定行重治不宥。[16]

  楊鶴的被罷官，標誌著明廷在策略上，由以撫為主向以剿為主的轉變。在明末官僚士紳的著述中，常有楊鶴主撫遺禍天下的說法。他們認為，「流寇」初起的時候力量並不大，只要調集官軍一鼓而殲之，就可以把農民起義扼殺在搖籃之中。只是由於楊鶴一意主撫，才使農民起義得以發展起來，以致不可收拾。因此，在主剿派的心目中，楊鶴成了眾矢之的，被視為罪魁禍首。這種看法並不符合歷史事實。因為：一、楊鶴並不是單純主撫的，在任職期間他也曾多次組織官軍對起義農民進行攻剿，只是由於精銳部隊被調去京畿勤王，在力不從心的情況下，才更多地採用招撫的辦法。二、在明廷這個反動營壘中，楊鶴是比較能夠正視現實的。他看到單純軍事追剿不能從根本上解決，通過招撫安插的辦法，使起義農民解散歸農，本來是從反動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著想，並不是出於對農民的同情。然而，楊鶴的主張畢竟以他自己的被撤職、下獄、遣戍而宣告失敗。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由於農民的覺悟已經提高到不同明王朝妥協的程度，而是由於朱由檢之流的鄙吝和短視。

  朱由檢的為人，頗有點乃祖萬曆皇帝朱翊鈞之風。史家說他「言朘削則喜，請兵食則怒」[17]，「征榷之使，急於星火；搜括之命，密如牛毛」[18]，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在農民已經被迫拿起武器來維護自己的生存權利的時候，他不僅沒有設法減輕農民的負擔，反而加緊了壓榨。崇禎二年七月，戶部左侍郎李成名眼見催征餉銀實在難以足額，建議以九分為率，朱由檢卻仍堅持按十分通解。[19]三年九月，巡按御史李應期要求豁免陝西一省的欠賦，朱由檢拖到這年年底，才勉強答應免去崇禎元年和二年積欠在民的稅額，當年的欠稅仍不准免。[20]四年二月，戶部無錢發兵餉，向皇帝乞討內帑，朱由檢也一口拒絕。[21]特別是在崇禎三年十二月初一日，他又發布了全國增派遼餉的詔令：

  向緣東事倥傯，履畝增賦，豁寢無日，久軫朕懷。乃邇來邊患靡寧，軍興益急，戶部咨奏再三，請於每畝除見加九厘外，仍再征銀三厘，前後共銀一分二厘。惟北直保、河六府向議免徵，今量行每畝加征六厘。前項俱作遼餉，事平即行停止。朕因廷議既協，權宜允從。凡我百姓，各有同仇之志，能無好義之思？……[22]

  同月，戶部管理新餉的右侍郎周士朴報告說，加派和雜項兩種賦稅，經過多次催促，各地仍然沒有解運到部。要求嚴詰各省巡撫和巡按御史，限部文到達三天之內，開列拖欠官員職名具奏。朱由檢立即同意由「戶部勒限各撫按查拖欠根因，一一指名糾參，以憑懲處；如過限不參，一體重治」[23]。為了防止官官相護，他在次年九月，特別派了一個「有心計」的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設署建牙，以總督體統行事。[24]四年十二月，朱由檢見考選官員中，不少人在任職期間沒有徵足錢糧，大發雷霆，把戶部尚書畢自嚴關進監獄。廷臣上疏營救，他痛加訓斥。「自是考選，唯論錢糧，不及撫字，士風一變。」[25]

  明廷一面裝出一副悲天憫人的樣子，企圖運用招撫的手法瓦解農民起義；一面又兇殘暴戾地加緊向農民追逼賦稅。這種自相矛盾的政策，充分暴露了統治者的偽善嘴臉。當時奉命前往陝西賑濟災民的御史吳甡就說過：「是時州縣官仍行催科，死逃徭糧，皆責見在戶代納，流離載道。」[26]

  饑民們拿著受撫時發給的「免死票」回到家鄉，等待他們的依舊是飢餓和官府的追呼敲朴，除了重新組織起義，沒有別的道路可走。吳甡在奏疏中說：「延長長川、安定、清澗、綏德、米脂、吳堡、葭州皆其原籍，解散者一二，嘯聚者千百。鄉村打糧日無寧刻，士民稱為官賊。人人恨招撫矣。」[27]這指的是那些士紳豪族，他們的見解同朱由檢倒是一致的：農民們如果不「安分守己」地死於饑寒或官府的枷責，那就動用武力加以剿滅。總之，為了他們的享樂和安寧，農民們不應當有活路。

  第二節　起義軍在山西的發展

  陝西農民起義之後不久，就開始小規模地越過黃河，進入山西。開初是倏來忽去，後來由於山西地方當局藉口「防盜」，下令閉糶，禁止把糧食運進有起義農民活動的災荒地區。這樣，陝西起義農民強行渡河入晉之事就不斷增加。

  起義軍大規模地進入山西是在崇禎三年。從這年二月開始，老回回馬守應、八金剛、王子順、上天猴等部渡過黃河，攻克了蒲州。然後分兵兩路：東路沿趙城、洪洞、汾州、霍州一線；西路沿石樓、永和、吉州、隰縣一線活動。[28]十月二十八日，由於饑民的內應，起義軍占領了晉西北重要城鎮河曲，控制了黃河渡口。[29]由於明政府改變了以撫為主的政策，調集大軍由新任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指揮，加緊了對陝西農民軍的追剿。在軍事上受到壓力的各部起義軍，陸續轉移到黃河以東。因此，從崇禎四年到六年，起義軍活動的重心是在山西境內。除了早先入晉的幾支起義軍外，王嘉胤、張獻忠、李自成、羅汝才等部都先後進入山西。其中實力最強的是王嘉胤部。

  起義軍的大舉入晉，使明政府山西當局深感不安。他們一面調派兵員堵剿，一面指責陝西當局「以鄰為壑」，沒有將起義軍就地殲滅。然而，嚴酷的階級對立在山西也同樣存在，來自陝西的義軍不過起了一種催化作用而已。起義軍所到之處，得到了山西貧苦群眾的熱烈歡迎，大批破產農民湧進了起義隊伍；有的州縣農民也自發地舉行起義。崇禎四年三月，太僕寺卿鄭宗周上言：

  蓋晉土自天啟初年以來，無歲不災，而去年尤甚。重以沿黃之派，急於星火，轉運艱難。在朝廷雖算價二十二萬，而民間所費實已不止百萬。有司但顧考成，新舊並催，鬻子賣妻，剜心敲髓，民之皮骨已盡。今日春雨未沾（指朝廷分文不予救濟），風霾日異，人心洶洶，朝不保夕。弱者轉於溝壑，強者嗔目語難。斬揭四起，勢所必至。[30]

  另一位明朝官僚則說：「沁（陽）之南暨邑（指陽城縣）東西，賊建號樹幟者不一而足，或以萬計，或數千。既揭竿，脅從者且十五六。至若上黨（今長治）、汾水亦不啻幾過。」[31]崇禎三年底，一位山西鄉紳就指出：「始之寇晉者，秦人也；今寇晉者，半晉人矣。二三月間，從賊者十之一，六七月而從賊者十之三，至今冬而從賊者十之五六矣。」據此，他提出「欲除晉之盜，莫先欲撫晉之貧民」[32]。只知道從農民身上榨取錢財的明政府，根本不願救濟貧民，山西的農民起義日益擴展就是很自然的了。

  崇禎四年五月，王嘉胤的隊伍進展到晉東南的沁水、陽城一帶。明政府雖然派了悍將曹文詔部尾隨追擊，卻因為「賊勢甚眾，不能取勝」[33]。軍事上既然無能為力，官軍就轉而採取陰謀手段。曹文詔聽說部下士卒張立位的姐姐是王嘉胤的妻子，就親自秘密找張立位談話，布置他詐降充當內應。王嘉胤在裙帶關係面前喪失警惕，竟把這個內奸當作親信，任用為帳前指揮。六月初二日，張立位同他的姐姐和王嘉胤的部將王國忠串通一氣，用酒把王嘉胤灌醉刺死。[34]隨即放火為號，同曹文詔部官軍裡應外合，直撲起義軍營壘。起義軍大亂，遭到嚴重損失。王嘉胤手下的右丞白玉柱投降。左丞紫金梁（王自用）領著餘眾逃出，會合山西境內的他部義軍，聲勢復振。

  史籍記載紫金梁會合的起義軍一共有三十六營，眾號二十萬。這三十六營的首領人物，各種文獻記載詳略不等，其間也有傳聞失實的地方。為了使讀者對在山西活動的起義軍有一個大致的了解，這裡舉出當時山西一個鄉紳的記載供參考：

  紫金梁其首也，餘八大王（張獻忠）、掃地王、邢紅狼、黑煞神、曹操（羅汝才）、亂世王、闖將（李自成）、撞塌天（當即闖塌天劉國能）、滿天星、老回回（馬守應）、李晉王、党家、破甲錐、八金剛、混天王、蠍子塊、闖王（高迎祥）、點燈子（趙勝）、不沾泥（張存孟）、張妙手、白九兒、一陣風、七郎、大天王、九條龍、四天王、上天猴（劉九思）、丫頭子、齊天王、映山紅、催山虎、沖天柱、油里滑、屹烈眼（當即革里眼賀一龍）。[35]

  這裡需要指出三點：一是各種史籍的作者，對當時農民軍的內部組織情況不一定了解得那麼清楚，難免發生錯誤；二是起義軍的行動經常在變化，有的隊伍時而在山西，時而又返回陝西，更增加了記敘的困難；三是說以紫金梁王自用為首，其實他當時只是各部起義軍一種鬆散聯盟的盟主，各部首領的獨立性是非常大的。

  明政府在確立以剿為主的方針以後，三邊總督洪承疇加緊了對農民軍的鎮壓。這時，後金貴族入侵畿輔地區的軍隊早已飽掠而還，明廷可以騰出手來了。陝西總兵王承恩、甘肅總兵楊嘉謨等部勤王兵，先後被調回陝參加追剿。官軍齊集陝西，農民軍就轉入山西。洪承疇一面派出官軍追剿留在陝西的起義軍，一面抽調兵馬尾隨入晉，配合山西官軍夾剿。崇禎四年七月，點燈子趙勝在陝西連續遭到官軍的追擊，立腳不住，被迫轉入山西。洪承疇和部將曹文詔、艾萬年追過黃河。九月十八日，趙勝部在晉西石樓縣遭到官軍的夜襲。由於變生意外，趙勝在匆忙中「裸身提刀欲戰」，被官軍砍死。[36]

  趙勝部雖然遭到挫折，起義軍在山西境內卻仍然發展很快。各部分頭作戰，流動不居，使官軍疲於奔命。是時，山西的起義軍主要活動於三個地區，一是平陽（今晉南臨汾一帶），一是澤、潞（今晉東南晉城、長治一帶），一是汾、太、沁、遼（今晉中地區）。明廷命宣大總督張宗衡駐平陽，統部將白安、虎大威、李卑、賀人龍、左良玉等士卒八千人，負責今晉南、晉東南四十一州縣的追剿事宜；山西巡撫許鼎臣駐汾州（今汾陽），統領張應昌、苟伏威、史記、頗希牧、艾萬年等部士卒七千人，鎮壓今晉中地區的義軍。由於防區過廣，起義軍又好比水銀瀉地，無所不在，官軍的追剿很少收到預期的效果。

  到崇禎五年，李自成在山西境內的各支起義軍中已經嶄露頭角，成了重要的首領之一。這年八月，山東道御史劉令譽上言：

  有自賊中逃回者言，舊在晉中賊首掌盤子等十六家，最梟獍者為闖將、紫金梁，戴金穿紅，群賊效之。遂皆以紅衣為號。[37]

  同年七月，「李自成、八大王（張獻忠）、老回回（馬守應）、紫金梁（王自用）、翻山鷂（高傑）等寇掠蒲州。攻城三晝夜，不克。是夜，賊令精銳三百人襲大寧，三更城陷。八月，自大寧襲隰州，守備高逸開北門遁去。知州楊瑋拒守，射傷賊甚多，中流矢墜東城下。賊住城中三日」[38]。攻克隰州、大寧的起義軍是否包括李自成、張獻忠、馬守應、王自用等部在內，史籍記載有分歧[39]；但李自成當時已經是一位重要首領則是可以肯定的。

  這年秋冬，起義軍向東發展，轉戰於沁水、陽城、高平、陵川、潞安、長子等地，先後攻克了壽陽、澤州（今晉城）。九月間，李自成等部從晉城南面兩省交界處的大口攻入河南。十四日，攻克修武[40]，兵鋒直逼懷慶府城。河南鄉紳張皇失措，聯名上疏請救。朝廷急調昌平鎮副總兵左良玉，帶領二千多名官軍趕赴懷慶。十二月，明宣大總督張宗衡所部官軍，尾追紫金梁、邢紅狼等部經陽城、澤州、高平、長子、屯留等縣境。紫金梁等率部轉入山區，官軍因連日追剿業已困憊不堪。這時，李自成同八金剛、過天星帶領的一路起義軍已經由河南修武、懷慶地區北入山西，出現在武鄉縣境，於十二月二十四日五鼓，一舉攻克遼州（今左權縣）。

  李自成等部攻克遼州，使明宣大總督張宗衡和總兵尤世祿大出意料。尤世祿在塘報中說：「職所尾之賊系紫金梁等，而闖將等系西河之賊，不知何故放鬆，令其蹂躪東向。唯恐有破巢覆卵之患，於是不暇顧所尾之賊，急擬走遼州應援，以全疆土。」[41]尤世祿被迫放棄對紫金梁等部的追剿，於十二月二十八日趕到遼州城下。經過兩天的圍攻，起義軍據城展開了頑強的抵抗。尤世祿和他的兒子副將尤人龍都被射傷。後來，李自成等起義軍首領為了避免據守孤城為官軍所圍殲，決定奪門而出，且戰且走地擺脫了官軍的追擊。遼州之戰是起義軍進入山西以後，同官軍展開的一次比較重要的戰役。這次戰役雖然打亂了明政府的追剿計劃，使紫金梁等部得以順利轉移，但是李自成等人的一度據守遼州城是不策略的，光是在突圍時，起義軍戰士就犧牲了一千三百人。[42]

  第三節　陝西起義軍的堅持鬥爭

  在大部分起義軍渡河進入山西以後，陝西的農民起義並沒有消沉下去，有好幾支起義軍仍然在當地堅持鬥爭。崇禎四年九月，神一魁重新起義，占領了寧塞縣城。不久發生內亂，神一魁被部將黃友才等殺死。十一月，譚雄部起義軍兩次攻入安塞縣。明陝西總督洪承疇派總兵曹文詔圍攻寧塞的黃友才部，自己帶著副總兵李卑會合總兵王承恩往攻安塞。這時，一座城、一朵雲、薛紅旗等率起義軍三千多人，從魚河川（在榆林縣境）出發，突然進抵安定城下。「城中貧民恨富人」，為之內應，起義軍遂克安定。[43]明總兵王承恩到達安塞後，誘殺譚雄等五人[44]，移兵進攻安定，起義軍被迫撤走。與此同時，混天猴部義軍攻克甘泉縣，奪得餉銀十萬八千兩，處死知縣郭永圖。河西兵備道張允登也被擊斃。[45]接著，這支起義軍又攻克葭州，兵備道郭景嵩斃命。陝西總督洪承疇急忙檄調曹文詔、張全昌部合剿。五年正月，混天猴派部卒偽裝米商進入宜君縣，趁夜裡應外合奪取了縣城，接著又占領了保安、合水二縣。

  這個時候，原屬神一魁部下的郝臨庵、劉六（劉道江）、可天飛等部也在慶陽、環縣一帶重新起義，四出攻擊，一時活躍得很。崇禎四年十二月，黃友才和劉五、郝臨庵、可天飛等部圍攻環縣，明署縣印同知趙應蘭驚慌失措，自縊身亡。洪承疇調甘肅總兵楊嘉謨、寧夏總兵賀虎臣來救。黃友才被官軍火銃擊死，可天飛和郝臨庵率領部眾撤往環縣以北，地名東川、西川的高山深澗地帶。崇禎五年二月，可天飛、郝臨庵又圍攻慶陽府城。洪承疇派臨洮總兵曹文詔領兵來救。三月十三日，曹文詔和甘肅總兵楊嘉謨，同起義軍作戰於西壕，起義軍大敗，犧牲了一千多人。[46]四月，不沾泥張存孟在西川設立十七哨六十四寨，領兵進攻米脂、葭州。明延綏巡撫張福臻、陝西總兵王承恩等統馬、步兵三千與洪承疇會合，向起義軍發起猛攻。不沾泥戰敗，和劉民悅一起被官軍俘斬於綏德。七月，混天猴也被明軍馬科部擊殺於延水關。

  官軍依仗優勢兵力，屢次擊敗留在陝西的起義軍。總督洪承疇、陝西巡撫練國事、巡按御史金蘭等即抓緊時機，部署對起義軍設在鐵角城一帶的基地（今甘肅環縣北）進行圍剿。鐵角城山高溝深，形勢險要，歷來是官府統治薄弱的地方。郝臨庵、可天飛等部長期在這裡「分地耕牧」[47]，「為持久計」[48]。崇禎五年八月，洪承疇一面調集大軍進剿，一面派出間諜「借招撫為名，前赴各賊營，授以密計，與以重賞，潛行反間，令其以賊殺賊」[49]。農民軍勢不能敵，一些動搖分子紛紛投降。其中如白廣恩率部投降後，立即充當了明政府鎮壓農民起義的劊子手。他領著官軍直奔起義軍首領可天飛（何崇謂）的營地何家老寨，可天飛不幸陣亡。叛徒白廣恩用起義農民的鮮血，換得了自己的加官晉級，後來一直升到總兵，明亡前夕朱由檢還授予他蕩寇將軍的稱號。十月，新任延綏巡撫陳奇瑜派總兵王承恩，往剿一座城、薛紅旗部起義軍。一座城被叛徒喬六郎所殺，薛紅旗和一字王（拓先靈）也在骨都寺為明靖邊兵備道戴君恩擊殺。十一月，曹文詔等部官軍追剿郝臨庵、獨行狼部於陝西耀州錐子山，起義軍敗北，撤入鳳凰山。監軍道樊一蘅見山險難攻，派間諜進入起義軍中，引誘不穩定分子殺害郝臨庵、獨行狼，拿著他們的首級向官軍投降。這時，洪承疇以為大勢已定，就食言自肥，從投降人員中拉出四百名所謂「猙獰剽悍者」慘加殺害，充分暴露了反動統治者的陰險狡猾。[50]至此，在陝西堅持鬥爭的各支起義軍，基本被明政府血腥鎮壓下去。據明巡按御史范復粹崇禎六年的奏報，陝西起義軍在作戰中被殺的有三萬六千六百多人，至於一般群眾遭到官軍殺戮蹂躪的更是不計其數。

  陝西的農民起義一時沉寂了下去，而進入山西的起義軍卻越戰越強。他們像決堤的洪水一樣，沖入明帝國的腹心地區，把農民革命逐漸推向高潮。

  第四節　起義軍的詐降和突破黃河天險

  陝西的起義農民被淹沒在血泊中後，明廷即著手加強山西的圍剿力量。崇禎五年十二月初七日，臨洮總兵曹文詔奉命和部將馬科、曹變蛟等人一道，帶領「逐一挑選、屢經戰陣」的馬步兵丁三千五百人由慶陽開拔，經潼關渡河，前往「山西蒲州、河津賊聚等處，轉至平陽、潞安一帶各賊四犯地方」[51]。明廷對曹文詔部入晉會剿寄予很大希望。朱由檢親自批准給他先加升一級，授權「節制秦、晉諸將」[52]。馬科、曹變蛟等也分別升官以資鼓勵。統治者希冀把陝西的戰果擴大到山西，一場圍殲山西起義軍的戰鬥就要開始了。

  為了對付麇集山西的官軍，起義軍採取了避實就虛的策略。崇禎六年正月，他們東跨太行山進入畿輔地區，出現在順德（今河北邢台市）、真定（今河北正定縣）兩府境內，這使明政府深感不安。給事中孟國祚上言說：

  畿南咽喉重地，順德為大平原，千里直走京師，非有河山為之蔽也。今晉有曹文詔、張應昌；豫有左良玉、鄧玘，賊將何之乎？昔之秦驅於晉，晉驅於豫者，今轉而驅之順德矣。[53]

  為了堵御起義軍進入畿南平原地帶，保護京師的安全，明廷急忙抽調通州兵二千，昌平兵二千，會同保定總兵梁甫部八千人，配合大名兵備道盧象升和山西官軍夾剿。

  在同官軍作戰中，起義軍充分發揮了流動作戰的優越性，他們在晉、冀、豫三省接境地區不斷轉移，避開官軍的重兵，相機出擊。這就使官軍處於被動挨打的地位，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也激化了。兵部指責「河南不塞太行之險，揖賊使入，不得無罪」[54]。河南的鄉紳們向朝廷請求，由陝西總督洪承疇兼管山西、河南軍務。兵部同意了這個方案，認為可以統一事權，防止各省互相推諉，便於全面部署對起義軍的圍剿。兵部還建議洪承疇移駐三省交界的潼關，監製山西、河南二巡撫和曹文詔、鄧玘、張應昌三總兵。可是，這時朱由檢還不願意讓臣下掌握較大的權力，沒有同意。他把起義軍活躍於三省歸咎於官軍作戰不力，派太監陳大奎、閻思印、謝文舉、孫茂霖為內中軍，分別出任曹文詔、張應昌、左良玉、鄧玘四鎮的監軍。這件事進一步暴露了朱由檢獨夫民賊的反動本質。他的統治越是不穩，就越不相信人。在他看來，太監是自己身邊的親信，派到軍中充當耳目，可以防止文武官員的欺矇。實際上，宦官們擅長的只是巧言令色騙取皇帝的信任，藉以招權納賄，在軍事上他們完全是外行。所謂「監紀功過」，不過是給他們提供一個發財的機會罷了。地方上的文武官員，為了讓他們在皇帝面前說點好話，從貪污所得中分給一些油水，也就串通一氣，互為表里了。以懲治閹黨而一度博得好評的朱由檢，在失望之餘，終於走上了萬曆、天啟兩朝重用宦官的老路。

  起義軍在畿南地區同官軍作戰互有勝負。由於當時起義農民的力量還敵不過官軍，華北大平原上又無險可據，在朝廷逐漸加強這一帶防守力量以後，起義軍就轉入太行山區。明潞王分封在衛輝府（府治在河南汲縣），他眼看農民軍在豫北的力量越來越大，封地岌岌可危，乃上疏告急，請求朝廷「早行剪薙，毋輕視賊」[55]。朱由檢特命倪寵、王朴任總兵，太監楊進朝、盧九德為監軍，統京營兵六千往豫北征討義軍。官軍倚仗優勢兵力，逐漸把起義軍主力壓縮在河南省的黃河以北地區。明政府以為北有重兵，南扼大河，可以把起義軍消滅在這裡。

  崇禎六年五月，起義軍的一位重要首領紫金梁（王自用），在河南濟源病死了。[56]王自用在王嘉胤犧牲以後，曾被在山西的各支起義軍推為盟主。後由於明官僚施展離間計，使紫金梁和其他首領人物之間有了隔閡。據某些史籍記載，他本人也曾發生過動搖，有接受明政府招安的企圖。[57]儘管如此，王自用在當時仍然是一位有影響的領袖人物。明河北兵備道曹應秋就說過：「惟紫金梁死，其黨歸闖將，無復稱其號。此賊似能統領諸賊也。此賊死後，眾賊各自為隊，時分時合。」[58]這說明王自用的病死，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起義軍處境的困難。

  崇禎六年冬，明政府調來的官軍雲集於山西、北直隸、河南的交界地區。由於當時主要的戰場已經移到了豫北，因此河南省的官軍稱為主兵，共有八千三百餘名；山西、北直隸和京營客兵達一萬九千六百人，加上曹文詔等所統陝西兵，參加圍剿的官軍總數當在三萬以上。[59]起義軍活動的餘地越來越小，糧食給養都極感困難，面臨著被官軍圍殲的危險。於是，起義軍首領們竭力謀求擺脫困境的辦法。十一月，張妙手、闖塌天、滿天飛、邢紅狼、闖將（李自成）等，向京營總兵王朴偽稱願意接受招安，「叩首言：我等皆良民，因陝西荒旱，致犯大罪。今誓歸降，押還故土復業」。王朴和監軍太監楊進朝、盧九德不知是計，以為不費吹灰之力，便可頓時弭平大患，同意接受投降。十九日，起義軍首領人物賀雙全、張妙手等十二人，親至河南彰德府武安縣（今屬河北省）面見王朴、楊進朝、盧九德以及兵備道常道立，表示接受招安的「誠意」。楊進朝等信以為真，馬上向朝廷奏報，同時停止了對起義軍的進剿。據史籍記載，當時在武安開報的詐降起義軍首領名單為：

  賀雙全 新虎 九條龍

  闖王（高迎祥） 領兵山 勇將

  滿天飛 一條龍 一丈青

  哄天星（當作混天星——引者）

  三隻手 一字王 闖將（李自成）

  蠍子塊 滿天星 七條龍

  關鎖（當作關索——引者） 八大王

  皂鶯 張妙手 西營八大王（張獻忠）

  老張飛 詐手 邢紅狼

  闖塌天（劉國能） 馬鷂子

  南營八天王 胡爪 哄世王（當作混世王——引者）

  一塊雲 亂世王 大將軍

  過天星（惠登相） 二將

  哄天王（當作混天王——引者）

  猛虎 獨虎 老回回（馬守應）

  高小溪 掃地王 整齊王

  五條龍 五閻王 邢闖王

  曹操（羅汝才） 稻黍杆 逼上路

  四虎 黃龍 大天王 皮里針

  張飛 石塌天（當系射塌天李萬慶——引者）

  薛仁貴 金翅鵬 八金龍

  鞋底光 瓦背兒 劉備

  鑽天鷂 上天龍

  共計六十一名[60]

  起義軍以偽降為掩護，麻痹了明朝當事的文武官員，向官軍士兵和地方百姓購買裘、靴等衣物，積極準備渡河而南。二十四日，天氣驟寒，山西垣曲到河南濟源之間的一段黃河封凍成橋。起義軍乘官軍不備，用門板鋪在冰上再加一層土，分三路馳馬而過，到達河南澠池縣境的馬蹄窩、野豬鼻。明河南防河中軍官袁大權倉促迎戰，被起義軍擊斃。起義軍主力就這樣一舉突破了黃河天險，把明政府調來的重兵甩在後面。[61]從此，農民軍在更廣闊的地面上往來馳騁，明末農民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1]　《懷宗崇禎實錄》卷一。

  [2]　《國榷》卷九○。

  [3]　《崇禎長編》卷四二。兵部職方司李繼貞也有類似主張，他在崇禎三年十月上疏請賑延綏說：「皇上以數萬金錢而活數十萬生靈，福澤莫大焉。活數十萬生靈而農桑復業，賦稅嘗（常）供，所獲不止數十萬金錢也，利莫大焉。」見《延綏紀略》卷一。

  [4]　《國榷》卷九一。楊鶴在《微臣負不白之冤事題本》中說：「伏睹皇上召對計吏，臨御平台，聖諭有言：流賊原是中原赤子，不可純以剿為事。」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三頁。

  [5]　《崇禎長編》卷四二載：四年正月二十三日，「帝以延鎮歲祲民飢，命戶、兵二部發銀十萬兩，遣御史吳甡前往賑濟。仍令府州縣有司設法湊濟，以杜亂源」。《崇禎實錄》說這十萬兩銀子出自戶部和工部。其他史籍都只說是發帑金，沒有指出是部帑，還是屬於皇帝的內帑。

  [6]　《國榷》卷九一。楊鶴在崇禎四年二月二十二日題本中引用這個詔書的文字略有不同：「朝廷軫念飢貧，特行賑齎。嗟爾百姓，何故不安本分，甘作非為？即有已被脅從，誤投賊黨，若肯歸正，便為良民，嘉與維新，一體收恤。」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十一頁。

  [7]　參見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之末，《先大父撫賊之謗》以及《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綏寇紀略》卷一引新任陝西巡按御史吳甡疏說：「督臣楊鶴以本年三月移鎮寧州，招撫一魁，安插寧塞者四千有奇。尚有未盡餘黨如郝臨庵、劉六等眾不下數萬。」《國榷》卷九一，引總兵杜文煥言亦云：楊鶴「力主款，且出示曰：一魁就款，已題寧塞安插……」看來，神一魁部跟著受撫的只是一部分，也沒有都解散回鄉。

  [8]　吳甡：《憶記》卷一。

  [9]　《綏寇紀略》卷一。

  [10]　同1。

  [11]　《楊鶴對詔獄供狀》，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九頁。

  [12]　吳甡：《憶記》中說，他當時正奉命巡方至距中部縣四十里的地方，「忽有難民奔竄而來，言中部昨夜已為紅狼等賊所陷」。這裡說李老豺、獨行狼攻占中部，是根據《楊鶴對詔獄供狀》。

  [13]　《綏寇紀略》卷一。

  [14]　《陝西三邊總督楊鶴題為布信招降事》，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十三頁。

  [15]　《國榷》卷九一；《平寇志》卷一。

  [16]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

  [17]　《懷陵流寇始終錄》自序。

  [18]　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二八。

  [19]　《國榷》卷九○。

  [20]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三。

  [21]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

  [22]　《崇禎長編》卷四一。

  [23]　同4。

  [24]　到崇禎六年，張彝憲上言：「天下逋賦至一千七百餘萬，請遣科、道官督征。」朱由檢大怒，責成各省撫、按回奏。給事中范淑泰疏言：「民貧盜起，逋賦難以督追。」他置之不理。見《明史》卷二六七，《范淑泰傳》；《明通鑑》卷八二、八三。

  [25]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國榷》卷九一。李清《三垣筆記》說：「上初即位便嚴於錢糧，部議知府非完錢糧不得升司道，推、知（指府推官、知縣）非完錢糧不得與考選。於是松江方郡伯（知府）岳貢、蘇州陳郡伯洪謐，有住俸數十次、降至八十餘級者。」

  [26]　吳甡：《憶記》。崇禎四年五月吏科給事中鄧英上言：「今海內民窮已極，物力幾何？有額編又有加派，有正供又有雜項，有見征又有帶徵。頃者催使四出，追呼遍野，敲朴淋漓，民間鬻子析骨之慘，種種不忍見聞。……如臣鄉近來追征之苦，雞犬皆驚。聞有負瓦、揭木、棄室家而群聚為盜者，有越獄大盜肆行劫奪，捕官不敢問、有司莫以告者。諸如此類，盡足干和。秦、晉流寇可為近鑒。」見《崇禎長編》卷四六。

  [2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延長長川」四字在《國榷》卷九一內寫作延川。

  [28]　《平寇志》卷一，《國榷》卷九一等書說，起義軍進入山西後，「賊首自號橫天一字王」。這個說法常見於史學論著。其實，正確的寫法應是橫天王、一字王，這兩個人也並不是入晉各部起義軍的共同首領。

  [29]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順治七年《河曲縣誌》亦載：「亂民王可貴引賊入，城遂陷，時十月二十八日也。」

  [30]　《崇禎長編》卷四四。

  [31]　張慎言：《冀南道兵備副使王公平寇碑》，引自康熙四十五年《澤州志》卷三○，《藝文》。

  [32]　王臣直：《存恤良民以輯流寇議》，引自康熙九年《絳州志》卷四，《藝文》。

  [33]　乾隆四十八年《府谷縣誌》卷四，《人物》。

  [34]　見1；又見道光《榆林府志》卷三二，《人物誌·近代忠節分編》。按，王嘉胤犧牲事，《平寇志》卷一作「六月癸巳朔，曹文詔擊斬王嘉胤於陽城」；《綏寇紀略》卷一作「六月初二日，王嘉允在陽城南山夜飲，醉虐其下，左右殺之，以其首獻」，都沒有提到張立位、王國忠同謀作亂事。據崇禎五年冬，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的題本，總兵曹文詔下有實授守備王國忠，千把總名單中有張立位。這就證實了《府谷縣誌》的記載，王國忠、張立位因刺殺王嘉胤有功於明王朝，被賞給低級官職。康熙四十五年《澤州志》卷二八，《祥異附兵燹》載「崇禎四年，河曲賊王加印由沁水入陽城山中，其黨張登喜斬其首以降」，也不夠準確。

  [35]　張道浚：《兵燹瑣記》。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所記與此相同，當即本此。《平寇志》卷一僅記首領十四位，下雲「分為三十六營」；十四人中有十一人與上列名單相同，其他三人是顯道神（高加討）、鄉里人（劉浩然）、活地里（當系活地草賀宗漢）。據後來任山西巡撫的吳甡奏疏，這三人確實長期留在山西，直到被明政府所剿滅。又，《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引曹應秋的說法，當時「自秦渡河而東」的起義軍首領「共二十四家，賊眾共一萬四千」，王嘉胤被害後「有眾十六萬」。曹應秋開列的二十四位首領同《兵燹瑣記》相校也有差異。

  [36]　《綏寇紀略》卷一。《平寇志》卷一和《國榷》卷九一，都說趙勝是被俘後遭殺害。張道浚《從戎始末》卻有不同說法：他率領家丁隨同山西官軍「游擊王尚義、汾州營游擊劉光祚兵，六月十六日與賊戰於臨縣之三教村。余家丁張三皋先入，斬賊首點燈子，賊遂披靡。眾狃勝紛逐，貪不知止。賊反戈乘之，我兵覆。劉光祚僅以身免，余家丁死於陣者亦十一人。賊張而東……」

  [37]　《崇禎長編》卷六二。

  [38]　康熙四十八年《隰州志》卷二二，《兵防·附歷代兵氛》。

  [39]　如《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記，「是夏，山西賊混天王等破隰州」，時間和義軍首領均與《隰州志》不合。

  [40]　《國榷》卷九二記，是日「李自成陷修武縣，殺知縣劉鳳翔」。《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記：「紫金梁、老回回、蠍子塊、八爪龍等，以黨二萬掠清化（清化鎮在懷慶府境）。己酉（十四日）攻修武，城卑，積薪竟上，屠之，知縣劉鳳翔逃去……」

  [41]　《崇禎存實疏鈔》卷七下。又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八五頁。

  [42]　這是根據張宗衡轉報的總兵尤世祿塘報。《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說：「六年癸酉春正月癸巳朔，遼州賊聞官兵至，捨去，各將入城殺居民報功。李卑獨否，晉人稱之。賊又掠榆社、和順、壽陽、榆次、平定，太原大震。」按照這一記載，李自成等部起義軍並沒有據守遼州，而是聽說官軍到來就主動向北面轉移了；尤世祿所報「斬級一千三百顆，皆是陝級」，是官兵入城後屠殺居民冒功請賞。但尤世祿塘報中說，官軍到達遼州城下時，起義軍奮起抵抗，「矢石往下射打如雨，職復傳令自副參而下，不用命者立斬。……職乃身先將士，臨城射打竟日，被矢中傷職右腹下，入骨斷筋，已成廢人。……職子副將尤人龍腳面亦被輕傷……」云云，似乎也未必全屬虛誑。又監視太監劉允中在重占遼州之前，寫的題本內也有「所幸官兵疾至，圍敵於城」一語。看來李自成等部占領遼州後曾經遭到官軍包圍，大概屬實。乾隆六年《沁州志》記載：「崇禎五年冬，闖賊李自成侄一隻虎李過，破遼州及傍郡縣，士民無不望風投順。」（卷六，《忠烈·趙克寬傳》）遼州戰役是李自成親自指揮的，但這條材料強調了李過的作用，是目前所知李過早期活動的罕見記錄。

  [43]　此據《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國榷》卷九一記攻取安定縣城的，是來自魚河川的「不沾泥張存孟等三千餘人」。

  [44]　此據《國榷》卷九一。《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作「王承恩等擊斬譚雄等五百餘級，安塞平」。

  [45]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四云：「降丁白柳溪乃上天猴之黨，楊鶴處之鄜州。是夜，與劉民悅等襲甘泉，劫河西道張允登所解餉銀十萬兩。允登戰死，把總楊勛墮城逃，殺知縣郭永圖。」據洪承疇題本，「上年冬月，甘泉殺官劫銀逆賊大頭白柳溪，已於今五年七月十六日曹總兵於虎兒凹大戰斬首訖」。上文又雲，參與其事的尚有「逆賊大頭目石耀宇」。見《崇禎存實疏鈔》卷五下。

  [46]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綏寇紀略》卷一云：「五年三月十一日於西濠大戰……撥其三屯，斬首千級。」《平寇志》卷一，把作戰地點寫作「西澳」，又說寧夏總兵賀虎臣也參加了圍剿。《國榷》卷九二寫作「西隩」。據洪承疇題本，應作西壕。

  [47]　《綏寇紀略》卷一。

  [48]　《平寇志》卷一。

  [49]　兵部尚書張鳳翼崇禎五年十二月題本，見《崇禎存實疏鈔》卷五下。

  [50]　見《綏寇紀略》卷一；《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五。

  [51]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五六頁。

  [52]　《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五九頁。按，所謂「秦晉諸將」，山西將領自不待言，秦將是指在這以前奉調入晉助剿的延綏鎮將領李卑、艾萬年、賀人龍等人。

  [53]　《綏寇紀略》卷一。

  [54]　《國榷》卷九二。

  [55]　《綏寇紀略》卷一。

  [56]　關於王自用之死，各種史籍的記載很不一致。康熙五十年《武安縣誌》卷十五《人物·王士儀傳》云：「崇禎七年，流賊自山右入武安管頭川鎮放火屠殺，勢如鼎沸。知縣張國柱飛報兵巡楊道台，委（河北兵巡營守備王）士儀領兵一百五十名，扼賊於縣西之小店村。士儀奮勇彎弓射中賊帥紫金梁，貫腦而死。賊眾震怒，蜂叢潮湧。士儀力不能支，遂遇害，陣亡兵丁一百四十六人，止四人生還。事聞，以禮葬死所，從亡兵丁亦埋左右，張令勒石以記。」這裡，時間肯定有誤。《綏寇紀略》卷一載，崇禎六年「五月，鄧玘擊賊於濟源之善陽山，射紫金梁殪之。或曰王自用自病死，其眾散他部以去」。《國榷》卷九二記，六年九月，明總兵張應昌於北直隸平山縣，「獲賊魁張有義，即一盞燈也。始知渠帥紫金梁五月死」。《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記於崇禎六年四月，「紫金梁死於濟源，其黨歸闖將（李自成）。後左良玉擒一賊目，言是病死，諸賊厚葬之山中。當時諸將妄言死於箭銃」。又，《明末農民起義史料》載兵部為類報山西捷音事題本中說，崇禎五年十二月十四日，都司賀人龍夜襲起義軍於翼城縣官莊屯，「紫金梁臂中四箭，喉下中一鏃」，「重傷而逃」。

  [57]　見張道浚所著《從戎始末》和《兵燹瑣記》。《懷陵流寇始終錄》《平寇志》等書也採用了張道浚的記載。

  [58]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

  [59]　這裡是根據《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的記載做出的統計。但該書說「其主客兵二萬二千餘」，同各部兵相加數不符，疑有誤。

  [60]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六。

  [61]　起義軍渡過黃河的日期，《平寇志》《懷陵流寇始終錄》《綏寇紀略》等書，均載於崇禎六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苗胙土《解鞍小錄·畿南禦寇摘抄》所記為「癸酉仲冬廿六日，黃河冰凍成橋，頃刻賊渡數萬」，較諸書所載時日晚兩天。鄭廉《豫變紀略》卷一記，是年「冬十月，黃河結冰堅如石。丁卯（初八日）流賊渡河」當是誤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