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明末農民戰爭的爆發

  第一節　陝西農民首建義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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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敘述明末農民戰爭的歷史時，人們習慣於以天啟七年（1627）發生在澄城縣的農民起義作為起點。這是可以的。但是，我們也應當指出，這只是選擇了一個具有典型性的標誌，實際上很難說陝西的農民起義是在天啟七年才開始的。崇禎初年擔任陝西三邊總督的楊鶴說過：

  內地流賊起於萬曆、天啟年間。援遼兵丁陸續逃回，不敢歸伍，因而結聚搶掠，以漸蔓延。不幸邊地亢旱四載，顆粒無收，京、民二運轉輸不繼，飢軍饑民強半從賊，遂難收拾。[1]

  楊嗣昌在崇禎十年的一個奏疏里說得更加明確：

  流賊之禍，起於萬曆己未（四十七年，1619年）。遼東四路進兵，三路大潰，於是杜松、王宣、趙夢麟部下之卒相率西逃。其時河南撫臣張我續、道臣王景邀擊之於孟津，斬首二十餘級，飛捷上聞。於是不入潼關，而走山西以至延綏，不敢歸伍而落草。廟堂之上，初因遼事孔棘，精神全注東方，將謂陝西一偶（隅）不足深慮。不期調援不止，逃潰轉多。饑饉荐臻，脅從彌眾。星星之火，至今十九年。[2]

  楊鶴父子敘述的情況是可靠的，在其他一些史籍裡面可以得到印證。如戴笠、吳殳在敘述陝西農民起義的開始時就明確指出：

  陝西兵於萬曆己未四路出師，敗後西歸，河南巡撫張我續截之孟津，斬三十餘級。余不敢歸，為劫於山西、陝西邊境。其後調援頻仍，逃潰相次，邊兵為賊由此而始。天啟辛酉（元年），延安、慶陽、平涼旱，歲大飢。東事孔棘，有司惟願軍興，征督如故。民不能供，道殣相望，或群取富者粟，懼捕誅，始聚為盜。盜起，飢益甚，連年赤地，斗米千錢不能得，人相食，從亂如歸。饑民為賊由此而始。[3]

  在地方志里，也有早期起義農民流動於各地的零星記載。如《漢陰縣誌》說：「（萬曆）四十三年，流賊劫掠鄉村，出沒無常，為地方患。」[4]《霍州志》載：「天啟三年，流寇突至霍州南關，殺數人。」[5]《洋縣誌》載：「天啟四年七月，流賊突至斜堰河壩，殺死周之弘，邑為騷動。」[6]《西鄉縣誌》說：「（萬曆）四十八年，流賊俞士乾率眾犯境。天啟七年，流賊王魁祿率眾犯平地等處。」[7]《國榷》也記載了四川巡撫尹同皋上言：「陝西流盜由保寧入川，蹂躪廣元、神宣之間。天啟六年八月，神宣指揮吳三桂御之，斬三級，一系賊魁。十二月，又從眉林溝入犯，守備王虎等御之，斬紀守恩等十二人，追至寧羌界。秦蜀兩道，事權宜兼制，乞敕陝西各道府多方緝抽。從之。」[8]

  這些事實說明，從萬曆末年起，陝西軍民就已經開始了抗暴圖存的武裝鬥爭。早期的起義群眾雖然人數不是很多，活動的範圍卻相當廣，在同陝西相鄰的山西、四川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只是由於當時的聲勢還不夠大，首領人物也不為人們所知。關於這些早期的起義隊伍，除了一些點滴的記錄以外，無從弄清他們的確切情況。

  天啟七年，陝西澄城縣爆發的農民起義，正式拉開了明末農民戰爭的序幕。

  澄城在當時是一個十分貧窮的縣份，境內大部分是山谷。史籍記載，這裡「土瘠賦重」，本地農民由於負擔不了政府的沉重賦稅，逃亡的很多，丟下大片土地沒有人耕種。隆慶、萬曆年間，還有來自朝邑、郃陽、蒲州等鄰近州縣的農民開荒佃種。天啟以後，由於政府的壓榨越來越重，又加上天災，戶口凋敝更甚。「四遠之民，望澄以為苦海。」[9]儘管生產的破壞、人民的災難已經到了極其嚴重的程度，明政府不但不設法救濟，反而一味追逼錢糧。髓干血盡的農民被逼得走投無路，感到與其束手斃命於杖下，不如揭竿而求生。天啟七年（1627）二月十五日黃昏時，知縣張斗耀正坐堂比糧，怒火填膺的農民們各持利器，從西門擁進公堂。張斗耀見勢頭不好，嚇得躲進私宅，被鄭彥夫等人追上亂刀砍死。[10]澄城農民抗糧殺官的消息迅速傳布開來，各地的農民、飢軍紛紛響應，一場轟轟烈烈席捲全國的燎原大火就這樣點燃了。

  關于澄城農民起義，有的史籍描繪得非常形象。《鹿樵紀聞》說：

  崇禎改元之歲，秦中大飢，赤地千里。白水王二者，鳩眾墨其面，闖入澄城，殺知縣。[11]

  《烈皇小識》寫得更是有聲有色：

  先是天啟丁卯，陝西大旱。澄城知縣張耀采催科甚酷，民不堪其毒。有王二者，陰糾數百人聚集山上，皆以墨塗面。王二高喝曰：「誰敢殺張知縣？」眾齊聲應曰：「我敢殺！」如是者三，遂闖入城。守門者不敢御，直入縣殺耀采。眾遂團聚山中。[12]

  這裡的問題是，澄城的農民起義是否就是白水縣民王二領導的起義？據順治《白水縣誌》載：「崇禎二年，白河北王二、種光道倡亂。官兵以不諳地勢陷敗。後結連延、慶諸賊，至流毒天下。」[13]上引澄城起義的原始記載，只提到鄭彥夫其人，並沒有說王二是這次起義的領導者。而《白水縣誌》在記載王二起義時，又沒有涉及澄城殺官事。可能這是在不同時間和不同地點發生的兩個事件，被某些史籍的作者糅合為一了。在這些情節上的差異沒有考定的時候，用澄城農民抗糧殺官的提法，比白水農民王二領導澄城起義要妥當一些。

  澄城農民起義爆發之後，陝西許多地方的饑民和飢軍也聞風而動。

  府谷縣有王嘉胤率領「楊六、不沾泥等群掠富家粟。有司捕之急，聚為盜」[14]。白水縣王二等人起義後，攻破宜君縣城，放出獄囚，隨即北上同王嘉胤會合，人數達到五六千名，聚集在延安、慶陽的黃龍山。[15]不久，被明陝西督糧道洪承疇擊敗，轉入山谷。安塞人高迎祥在崇禎元年率眾起義，帶領一支隊伍同王嘉胤會合。[16]

  清澗縣人王左掛（原名王子順）也召集「騎賊萬人反於宜川之龍耳嘴」[17]。他的部下頭目有苗美、飛山虎、大紅狼等人。崇禎三年二月，王左掛向明總兵杜文煥乞撫，不久復謀再起，被洪承疇和陝西巡按御史李應期定計殺害。王左掛受撫時，部下苗美等人不從，帶著隊伍向西轉移，被官軍擊潰，苗美也被清澗庠生李攀龍殺害於賀家灣。[18]

  漢南人王大梁起義後，有部眾四百人，自稱大梁王。崇禎元年十月，他糾集成縣、兩當二地的農民三千多人，攻克陝西略陽，逼近漢中府（府治在南鄭縣）。[19]二年二月，陝西商洛兵備道劉應遇，會合四川官軍吳國輔部圍剿漢中，起義軍大敗，王大梁被俘殺。除了三百多人突圍逃入四川以外，參加起義的群眾都遭到屠殺。[20]

  點燈子，名趙勝，又名趙四兒，原是清澗縣書生，借住在本縣石油寺里日夜攻書。有人訛傳他夜間點燈於孤寺，像平話中描繪的黃巢那樣造兵書謀反，又喧傳官府將要逮捕他。趙勝無以自明，擔心被誣陷入獄，終於逼上了梁山，在解家溝花牙寺聚眾起義。[21]

  崇禎元年十二月，陝西三邊總督武之望奏固原兵變。參加兵變的士卒劫取了固原州庫的財物，接著轉攻涇陽、富平、三原，官軍游擊李英也被俘虜。[22]

  崇禎二年四月，階州士兵周大旺也率眾起義，不久被明副總兵賀虎臣部鎮壓下去。

  崇禎三年十一月，陝北延西一帶由於缺餉四年，本地極目黃沙，一物不產，糧食貴得好比珍珠，飢軍們實在被逼得無路可走，在神一元領導下舉行起義，參加的有三千多人。起義後，連續攻克新安邊、寧塞營、柳樹澗三堡，殺參將陳三槐，隨即占領保安縣。四年正月，明副總兵張應昌、苑攀龍部同神一元領導的起義軍作戰於保安，神一元陣亡，他的弟弟神一魁被推舉為首領。[23]

  農民起義的聲勢一天天擴大，北方官僚們束手無策。崇禎元年七月，陝西巡按御史李應期上言說：

  全陝地多磽确，民鮮經營。慨自邊疆多事，徵兵征餉，閭閻十室九空。更遇連年凶荒，災以繼災，至今歲而酷烈異常也。臣自鳳漢興安巡歷延慶、平涼以抵西安，但見五月不雨，以至於秋，三伏亢旱，禾苗盡枯，赤野青草斷煙，百姓流離，絡繹載道。每一經過處所，災民數百成群，擁道告賑。近且延安之宜、雒等處，西安之韓城等屬，報有結連回羅，張旗鳴金，動以百計。白晝摽掠，弱血強食。蓋飢迫無聊，鋌而走險。與其忍餓待斃，不若搶掠苟活之為愈也。

  李應期接著向皇帝請求：「伏（俯）念奏（秦）災重大，關係匪輕，敕下戶部覆議，將天啟七年負欠並今歲加派地畝遼餉亟賜免徵，復將見年者酌減一半，其餘軍餉宗祿一併寬緩。不然，即日取此餓莩斃之杖下無益也。更祈皇上敕部俯查萬曆十一年並十三年全陝大荒事例，慨發帑金遣官賑濟，於以救災民而安地方。異日公家之賦，尤（猶）可望之將來。如曰內帑以（已）匱，諸餉不繼，蠲賑兩端，概靳不施，萬一禍亂大作，天下動搖，勿謂臣今日緘口不言。」[24]

  李應期奏疏中請求蠲稅和賑濟，是從統治者的根本利益著眼，希望朝廷拿出點殘羹剩飯施捨給農民和邊軍，使他們能夠苟活下去。這在起義剛剛爆發時，不失為緩和階級矛盾的一個重要辦法。可是，明廷連這樣一點微小的讓步和施捨也不肯答應，饑寒交迫的軍民只有自尋出路，越來越多地湧進起義的行列。崇禎二年正月，陝西巡撫胡廷宴、延綏巡撫岳和聲向朝廷報告：「洛川、淳化、三水、略陽、清水、成縣、韓城、宜君、中部、石泉、宜川、綏德、葭州、耀、靜寧、潼關、陽平關、金鎖關等處，流賊恣掠。」[25]農民起義在陝西大部分地區如火如荼地展開了。

  第二節　勤王兵的譁變

  崇禎二年十月，後金貴族軍隊大舉內犯，從北直隸遵化、薊州地區破邊牆而入，攻陷遵化、玉田、三河、香河、順義等縣，兵鋒直抵北京城下。明遵化巡撫王元雅自殺，入援的山海關總兵趙率教陣亡。崇禎帝朱由檢惶遽失措，輕信宦官一面之詞，中了皇太極設下的反間計，把薊遼督師袁崇煥逮捕下獄（次年處死）。遼東總兵祖大壽嚇得心驚膽戰，拉起隊伍跑回山海關。為了挽救危局，朝廷下令各地督撫火急勤王。山西總兵張鴻功遵照兵部的檄調，帶領晉兵五千入援，山西巡撫耿如杞也自告奮勇，領著撫標營和太原營三千多名官兵趕赴畿輔勤王。陝西三邊總督楊鶴和陝西巡撫劉廣生、甘肅巡撫梅之煥、延綏巡撫張夢鯨，也應詔抽調各鎮精兵一萬七千多人，由沿邊五大鎮總兵吳自勉、尤世祿、楊麒、王承恩、楊嘉謨率領，入衛京師。此外，奉檄入援的，還有河南巡撫范景文、江西巡撫魏照乘、鄖陽撫治梁應澤等人統率的官軍[26]。

  山西總兵張鴻功的軍隊到達畿輔地區以後，兵部傳令駐守通州，第二天調守昌平，第三天又調守良鄉。按照規定，軍隊到達汛地的當天不准開糧。山西兵三天調了三個地方，三天沒有領到口糧。士兵們極為憤慨，就自己在駐地附近搶掠糧食。朝廷又以耿如杞、張鴻功未能約束軍隊，下令逮捕。這五千名精銳士卒，眼見巡撫和總兵下獄問罪，就一鬨而散，逃回山西。事情鬧大以後，明廷不僅不自究處置失宜，反而把耿如杞、張鴻功處死。[27]

  陝西三邊軍隊在勤王途中也一再發生譁變。

  延綏鎮兵由於總兵吳自勉剋扣行糧，勒索不願入衛的軍士繳納賄銀和盜賣軍馬，引起士兵們的強烈不滿，許多人開小差不辭而別。延綏巡撫張夢鯨因此憂憤而死。[28]

  甘肅巡撫梅之煥和甘鎮總兵楊嘉謨統領的軍隊，在崇禎三年正月走到安定縣時也發生譁變。據參加者的口述，這次兵變的原因是，入衛行程遠達六千里路，沒有發給安家糧食；統兵官員迫於朝廷嚴旨，一個勁兒地趕著士兵們快走。士兵們負載的盔甲、銃炮又重，困苦不堪，「幾日人馬俱倒」。他們憤憤不平地說，「左右是死，不如就死在這裡」。於是在王進才、殷登科、吳天印的領導下奮起反抗，格殺出面阻攔的參將孫懷忠、把總周道昌、連登魁，奪取了營中餉銀，「介馬西馳」，自行返回駐地。到達蘭州時，巡撫梅之煥布置的內奸，把兵變的領袖人物王進才等殺害。經過整頓以後，一部分軍隊繼續東行勤王，一部分堅決不願意去的被遣還原戍地。[29]

  邊兵的奉調勤王和譁變，對於剛剛興起的陝西農民起義的發展有主要影響。抽調入衛的兵丁都是當地駐軍的精銳，他們開拔勤王，自然大大削弱了地方當局用來鎮壓起義農民的力量。這正是促使三邊總督楊鶴採取招撫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楊嗣昌在崇禎四年，替他的父親楊鶴辯解的奏疏中，就有這樣一段話：

  臣父未任以前，業已蔓延猖獗。然沿邊四撫五鎮未有他故，猶可彈壓撐持。不幸臣父受事，延、甘、陝撫連換八人，勤王五帥並發，精銳盡付東行。緩急無一可恃，而賊黨始橫。慶陽之圍，杜文煥、賀虎臣方潰保安，誰與剿賊？臣父提卒三百，撫定神一魁數萬眾而散遣之，非得已也。[30]

  勤王兵的譁變，不僅打亂了明廷的軍事部署，牽扯了地方官員的精力，而且參加兵變的士卒往往不敢歸伍，其中不少人漂泊無著，連群結夥地投入農民起義。這樣，就使相當一批原來用以鎮壓農民起義的力量，轉化成了反抗明王朝的力量。他們受過軍事訓練，有作戰經驗，對於提高農民軍的戰鬥力是有重大意義的。崇禎三年以後，農民起義在陝西的擴展和大批農民軍渡過黃河進入山西，同陝、晉勤王兵的幾次譁變有著密切關係。

  第三節　張獻忠、李自成參加起義

  在崇禎初年群雄並起的歷史條件下，張獻忠、李自成這兩位後來在明末農民戰爭中起了巨大作用的人物也先後參加了起義。關於他們的家庭、早期經歷和參加起義的情況，各種史籍的記載很不一致。由於起義農民的領袖人物大抵出身於社會底層，在舊王朝統治下他們是被人忽視的芸芸眾生，因此要弄清他們「微時」的經歷相當困難。

  張獻忠，陝西延安人，一說屬軍籍延安衛柳樹澗人[31]，出生於明萬曆三十四年（1606）九月十八日。[32]他的家庭情況眾說紛紜，但都缺乏可靠的根據。有的記載：「張獻忠，亦秦人。父業履，母織席。獻忠自少讀書不售，遂與逃兵三百人起而為盜，轉掠豫楚間，號八大王。」[33]有的說他「兒時隨父販棗至四川內江。以驢系紳坊，糞溺污其石柱。紳仆罵之，鞭其父，令以手掬他所。時獻在邊，怒目不敢爭，誓云：『我後來時盡殺爾等，方泄吾恨。』後入蜀，內江民無噍類」[34]。還有的記載說：「張獻忠，陝西膚施人，陰謀多狡。父快，屠沽而賤，母沈，並早死。獻忠依丐徐大為活。嘗竊鄰人雞，偶見詈之。獻忠曰：『吾得志，此地人亦如雞焉。』其殘忍之心，少年已萌。及長，益無賴。適流賊王嘉胤作亂，獻忠投之，號八大王，又號黃虎。」[35]另一種說法是：「張獻忠，本鐵匠子，年少剛狠，承造軍器，官吏有陋規，而煤鐵有餘。後煤鐵既少而陋規日增，工食剋扣而限期更迫，匠不堪命，因以傾家，而追逼復首及之。乃入王嘉胤黨，賊中稱為八大王，自稱為西王。」[36]吳偉業在《綏寇紀略》中敘述張獻忠事跡時，開頭就說，「張獻忠，不知其所自起」，接著又介紹了一種說法：「相傳獻忠膚施人，隸延安衛籍，固將家子。少時從軍犯法，得總兵陳洪範救免，刻楠檀為洪範像事之。其為賊也，與汝才同起……」[37]關於張獻忠曾經在明政府軍中服役的說法流傳得很廣，但並不大可靠。[38]

  從我們現在所見到的材料來看，張獻忠的家庭情況，仍然是弄不清的問題之一。某些比較可靠的文獻表明，張獻忠少年時代大概曾經受過一些教育，達到粗通文字的水平。例如，乾隆《寶豐縣誌》記載了這樣一段逸事，崇禎十五年五月十三日，獻忠所部起義軍攻克河南寶豐縣，「劫集諸生於城東河仄龍王廟。各問姓名，令勿驚怕。操土音云：『咱是斯文一氣，老子學而未成。』款語良久，遣各入城，遂拔營去」。[39]張獻忠在青年時期曾經當過延安府的捕役，常常受到同事的欺侮，有不勝壓抑之感，乃「拊髀嘆曰：嗟，大丈夫安能久居人下耶！」[40]於是決然捨去，參加了農民起義。[41]在同官軍作戰中，他「臨戰輒先登，於是眾服其勇」[42]，很快就成了一支隊伍的領導人，自號西營八大王。從這時起，直到崇禎十六年建立大西政權，「八大王」的旗號出現在黃河、長江流域的許多地方，在各部起義軍中是一支名聞遐邇的部隊。

  李自成，陝西米脂縣人。明朝末年，這裡的階級矛盾十分尖銳。早在萬曆年間，米脂縣的農民就在明政府的賦稅重壓下大批地逃亡。當時的一位知縣張可立，對米脂的困苦情況做過這樣的描寫：

  本縣原額地糧草站，除免徵奏豁，其實征之數，開載別冊，一覽瞭然矣。先以十三里之民，耕種前地，辦納前糧，尚多荒逋。矧並里之後，暵疲之餘，在者僅二里耳。地之愈荒，糧之愈逋，無怪也。且寬衍川地，盡屬軍屯；峻塉山岡，方為民產。春當種而凍弗消，秋未收而霜已降。餬口實難，竭澤奚忍？目今催督之令，急於星火，參罰之例，嚴于震霆。有司即工於催科，如罄室之民何哉！……未荒者因荒糧之賠而盡荒，未逃者因逃糧之加而盡逃。竊不知縣事所終矣。邊地之荒，邊民之苦，人人知之、憫之。其招來之法，非不明且具也。行之數年，效未一睹，何哉？拋荒之冊甫上，督征之令已下，不曰荒者難征也。撫字之望甚殷，參罰之章□貸，不曰存者賠難也。豈惟百姓剝膚，有司亦束手矣。因荒荒熟，因亡亡存，民之蘇也，其何日之有？[43]

  在萬戶蕭疏、百姓流離的環境中，李自成經歷了人世間最早的磨鍊。萬曆三十四年（1606）八月二十一日，他出生在米脂縣雙泉里的一個農戶家裡。[44]祖父名叫李海，父親李守忠，母親的姓氏有金姓、呂姓諸說。[45]家境十分貧寒。[46]自成乳名黃娃子，一作黃來兒，幼年曾經被捨入寺廟，喚作黃來僧[47]，後來又到地主家放羊。[48]成年之後，應募到本縣圁川驛充當驛卒。按照譚吉璁的說法，自成「二十一歲應募銀川驛馬夫」[49]，如果所言有據，則當為天啟六年（1626）。

  史籍中保存了一些李自成參加起義以前，備受官府和豪紳欺辱的情況。費密《荒書》記載說：

  父亡，自成年長無依，為米脂縣圁川驛馬夫。艾鄉紳之門有石坊，艾送客忽見自成坦臥其上，怒之。他日又溺於艾鄉紳門牆，擒入，棰楚亂下，繫於庭柱。艾之季子出，手持餅啖。自成飢甚，向艾子乞余餅。季子罵曰：「我寧飼狗，豈以與汝？」投餅於地，腳踏而去，自成深恨。艾鄉紳又送官責治，適自成騎死驛馬二匹，追賠比較甚嚴；又騎死一匹。遂欲走亡，無可依者。

  鄭廉在《豫變紀略》里，也有一段類似的記載：

  （自成）為驛卒，能得眾。時歲洊飢，邑官艾氏貸子錢，自成輒取之。逾期不能償，艾官怒，嗾邑令笞而枷諸通衢烈日中，列仆守之，俾不得通飲食。蓋欲以威其眾也。諸驛卒哀其困，移諸陰而飲食之。艾仆呵罵不許。自成忿然曰：「唉，吾即死烈日中何害？」則踉蹌力荷其枷仍坐烈日中，竟不飲食，雖憊甚不少屈也。眾益哀之，不勝其忿，遂哄然大嘩。毀其枷，擁自成走出城外，屯大林中，不敢出。然猶未至傷人也。而縣尉則乘羸馬率吏卒執弓刀而往捕之。林莽箐密，不敢入。相持良久，日且暮，眾不得已，杖白梃一哄而出。縣尉驚，墮馬死；吏卒潰而奔，弓刀器械悉為其有。是夜遂乘勢襲城，奮袂一呼，饑民群附，一夜得千餘人，出而走，轉掠遠近。旬日間其勢益眾，又與盜相通為聲援，往來奔竄，號曰闖將，儼然自為一部矣。[50]

  李自成後來在發布的《永昌元年詔書》中曾經說，「朕起布衣，目擊憔悴之形，身切痌瘝之痛」[51]。看了上面的兩段引文可以知道，這絕不是無根之語，而是如實地反映了他在明王朝統治下所經歷過的苦難生涯。

  崇禎二年，明廷下令裁減驛站經費，作為驛站馬夫的李自成又身受其害，被迫離開了驛站。次年，陝西災荒更趨嚴重，隔河的山西省又以「防寇」為名，禁止把糧食賣往陝西。陝北的米價漲到六錢銀子才能買到一斗米。饑民們大批流亡外地，參加起義的不少。「米脂人從賊者十之七，邑幾空。」[52]正是在這種形勢下，李自成領著本村一批走投無路的群眾，參加了不沾泥領導的隊伍，踏上了農民革命的征途。[53]康熙《米脂縣誌》中說：「明末李自成，銀川驛之一馬夫耳。因裁驛站、饑荒，無所得食，奮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54]這段話多少說明了明朝末年反動統治階級的所作所為，導致了勞苦群眾的揭竿而起，為自身的滅亡造就了一大批掘墓人。

  在起義農民的隊伍里，李自成號稱闖將，他領導的那一支部隊稱為「八隊」[55]。史稱自成「猛勇有膽略」；「御眾嚴，號令一，領一軍不敢仰視，以故制勝，雄於諸寇」[56]。英勇戰鬥加上紀律嚴明，這就是李自成領導的起義軍逐漸在明末農民戰爭中嶄露頭角、創立豐功偉績的重要原因。

  第四節　起義早期的特點

  經過長時間醞釀的明末農民起義終於爆發了。這次農民起義由於它所處的歷史條件，註定要成為我國封建社會裡發展水平最高的一次農民戰爭。但是，它自身也經歷了一個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過程。參加起義的群眾，需要經過同舊王朝的反覆較量，不斷地吸取經驗和教訓，增長鬥爭的智慧、才幹和勇氣，才能夠逐漸成熟起來。

  在起義爆發的初期，揭竿而起的農民和他們的領袖人物，在思想認識上、作戰能力上、軍事組織上都呈現出幼稚的特徵。第一，在思想上，起義農民們儘管拿起了武器，卻並沒有意識到，他們已經開始了推翻朱明王朝的宏偉事業。由於他們的眼光狹隘，還不可能對明王朝的黑暗腐朽有一個全面的認識。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朝廷的子民，他們的仇恨往往只是集中在那些直接壓榨欺凌自己的官吏和豪紳身上，他們的鬥爭不過是為饑寒所迫，採取武力挫敗官府的催科，並且從富家大戶的糧倉里奪取活命之資。正因如此，起義農民在這個階段里，常常受到封建正統思想的束縛。一旦朝廷和地方高級官員宣布「赦罪招安」和放賑的時候，起義隊伍中的許多群眾以至於不少領袖人物，往往自投羅網，接受招安。他們既然尚未意識到，明王朝維護的正是使自己遭災受難的暴虐統治，出現這種現象就是毫不奇怪的了。所以，我們應當如實地把起義初期農民們的接受招安，看作覺悟尚低的一種表現，而不能過分苛責，一見「受撫」就給加上投降、背叛之類的罪名。

  第二，起義初期的農民，在組織上是相當鬆散的。他們剛從逃荒的饑民（流民）、飢軍轉化而來，常常牽家帶口，隊伍龐雜得很。[57]史料中提到他們的人數時，動輒成千成萬，給人一種印象，似乎他們的兵力在數量上早已對官軍占了絕對優勢。實際上這是一種假象，真正出陣迎敵的人是比較有限的。

  第三，在早期的起義隊伍中，雖然有一部分來自現役兵丁或出身衛籍，具有多少不等的軍事知識，但多數是吃大戶的饑民。他們缺乏軍事素養和作戰經驗，同官軍作戰時常常打敗仗。由於明朝政府和各級官吏的殘酷榨取，迫使大批的饑民湧入起義軍。儘管他們敵不過官軍，大批地遭到屠戮，人數卻在不斷增長。等到他們自己也從鬥爭中積累起作戰經驗之後，他們的勇氣和深厚的群眾基礎，就使雙方的力量對比逐漸發生變化，優勢從官軍手中轉到農民軍方面。

  第四，這次起義是在西北地區首先爆發的，這裡本來就是漢、回、蒙古各兄弟民族錯居的地方。在明王朝反動統治下，各族勞動人民都同樣受到殘酷的壓迫。所以，幾乎從起義爆發之日起，就有許多回族、蒙古族的人民參加進來，同漢族人民並肩戰鬥。像綽號為「老回回」的馬守應，就是陝西清澗縣最早投身農民革命的一位著名領袖。他所帶領的隊伍，在明末農民戰爭中轉戰大河南北，為推翻明王朝的統治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第五，這次起義的首領人物，甚至於一些部下偏裨以及戰士，差不多都起了一個綽號。史籍說：「一時賊首，多邊軍之豪及良家世職，不欲以姓名聞，恐為親族累，故相率立諢名。」[58]這種起諢名、立綽號的做法，主要是起義前期敵我力量懸殊的產物，它一直延續到明末農民戰爭的中期。後期起義軍已經在鬥爭中壯大起來，逐漸走向正規化，就普遍地使用自己的真實姓名了。

  [1]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之末，《先大父撫賊之謗》。

  [2]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十。

  [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

  [4]　康熙十四年《漢陰縣誌》卷三。

  [5]　道光六年《直隸霍州志》卷十六，《災祥》。

  [6]　康熙三十四年《洋縣誌》卷一，《災祥》。

  [7]　康熙五十七年《西鄉縣誌》卷一，《僭亂》。

  [8]　《國榷》卷八八。

  [9]　乾隆四十九年《澄城縣誌》卷七。

  [10]　金日升：《頌天臚筆》卷二一，《附紀》；《熹宗實錄》卷七七。按：這兩部書的記載，都是根據當時陝西巡撫張維樞的奏疏，比較翔實可靠。其他一些史籍關于澄城起義的記載，就多有失實之處。例如被農民砍死的知縣張斗耀，往往誤寫為張耀采。據《澄城縣誌》和《蒲州志》（張為蒲州進士）均作張斗耀，可以同前揭書相印證。

  [11]　《鹿樵紀聞》卷下。

  [12]　文秉：《烈皇小識》卷二。

  [13]　順治四年《白水縣誌》卷上，《扼要》。乾隆十九年《白水縣誌》卷一，《地理·兵寇》改「白河北王二、種光道倡亂」為「洛河北民王二、種光道聚眾為盜」。

  [14]　管葛山人（彭孫貽）：《平寇志》卷一。《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說，王嘉胤是定邊營逃卒。

  [15]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作黃隴山。

  [16]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

  [1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又，該書說「左掛，名之爵，非子順」。《國榷》卷九一，於崇禎三年正月下記「陝西邊盜王子順，號左掛子」；六月下記「王子順，一名王之爵」；十二月下引總兵杜文煥語「清澗賊王之舜」。可見爵字乃舜字形近之訛。其他史籍多作王子順，當從之。此外，《國榷》卷八九，記崇禎元年十一月，「白水盜王子順……」；《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也有崇禎元年十一月「白水王子順反」的記載，似乎把王左掛誤認為王二了。

  [18]　《國榷》卷九一。

  [19]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

  [20]　《平寇志》卷一；《國榷》卷九一。

  [21]　吳偉業：《綏寇紀略》卷一，說點燈子原名孟長庚。《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根據楊鶴奏疏寫作趙四兒，應當說比較可靠。

  [22]　《綏寇紀略》卷一；《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二。

  [23]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三、卷四；《國榷》卷九一，引總兵杜文煥語；《平寇志》卷一。《懷陵流寇始終錄》說神一元是從遼陽逃回的邊兵。又，《楊鶴對詔獄供狀》中說，神一元起義中的另一位首領高應登，也在保安戰役中被官軍殺害。但史籍中，在這以後仍然多見闖天王高應登的名字。究竟是楊鶴的報告有錯誤，還是某些史籍把高迎祥誤書為高應登，或者在明末農民戰爭中，有兩位首領人物都叫高應登，現在還不清楚。

  [24]　孫承澤：《山書》卷一。

  [25]　《國榷》卷九○。

  [26]　范景文：《範文忠公全集》卷二，《奏疏》。

  [27]　據耿如杞《世篤堂集》所收《勤王揭稿》，譁變的軍隊是張鴻功所統山西鎮兵，耿如杞所領撫標營兵和太原營兵，後來也散去七百名。朱由檢卻不問情由，不據刑律，把耿如杞、張鴻功一併處斬，藉以發泄自己因後金貴族軍隊深入畿輔的羞怒。

  [28]　《綏寇紀略》卷一。

  [29]　梅之煥：《梅中丞遺稿》卷一，《定亂疏》；《崇禎長編》卷三一。關於這次兵變，還可以參看拙稿《李自成起事考》，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

  [30]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情急呼天身代父罪疏》。

  [31]　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僭國列傳》。

  [32]　《綏寇紀略》卷九雲，李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又說與獻忠同歲。余瑞紫：《流賊陷廬州府紀》說，九月十八日為獻忠生日。又，《明季北略》卷十六，《張獻忠圍桐城》條云：「九月初十為獻忠生日。但這條記載，說崇禎十三年九月張獻忠在南直隸桐城慶壽，實際上那時獻忠在四川，所記有誤。」

  [33]　《續編綏寇紀略》卷五。

  [34]　顧公燮：《消夏閒記摘抄》卷中，《張獻忠》條。

  [35]　抱陽生：《甲申朝事小紀》卷七，《張獻忠記》。

  [36]　沈頤仙：《遺事瑣談》卷五，《寇禍本末》。

  [37]　《綏寇紀略》卷十，《鹽亭誅》。

  [38]　《平寇志》卷三，也有類似記載：「獻忠少從軍，隸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刑。陳洪範以別將謁威。獻忠等十八人已解衣就刑，見陳，仰而乞命，洪範為之請，威不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貌奇偉。洪範目而異之曰：『若必不可原，請特貰此兒。』威笑而允之，曰：『諾。』十七人伏法，獻忠鞭一百獨免。」佚名《紀事略》中說：「大盜張獻忠者，系陝西榆林衛軍，先隸撫軍洪承疇標兵。承疇奉敕辦寇，獻忠隨師（中）牟縣。承疇見其剽悍亡命，遂充旗手。歷行間多年，鳩兇徒為翼，恃勇逞強，不守兵律。承疇雖每示以法，而不置之以死者，憐其勇也。時有響馬綽號黃虎者，嘯聚群盜，圍掠中牟四十日，承疇率兵逐之，黃虎過黃河，走山西五台山。獻忠率亡命往從之，綽號八大王，改營曰西，示自立也。」同書內還以張獻忠自述的口氣，敘述了一段他在1645年稱帝於成都之後，「諭諸文武」的話說：「如朕微時，曾隸洪承疇標下吃糧，充一旗手，也曾冒矢石，探虎穴。援遼時，朕年未弱冠，亦曾兵刃交接，斬首級十餘顆，論起來也博得個一官半職。豈知對壘交鋒處有我，敘功疏上無我。到得恩詔下頒，部議上陳，為官者依然官上加官，到朕名下，不過同眾兵分吃些牛酒。朕憤不過，所以自中牟縣領著黃虎時起手，縱橫天下，以至今日，撫有茲土，皆賴爾眾將士勠力同心所致也。」這類記述雖然繪聲繪色，敘述得相當詳細，但用有關的背景材料來檢驗，卻很難令人置信。

  [39]　乾隆八年《寶豐縣誌》卷五，《雜誌·兵燹》。按，崇禎十五年，張獻忠起義軍沒有到過河南寶豐縣，這裡記的年代有錯誤，應當是崇禎十四年五月十三日。

  [40]　康熙六年《陝西通志》卷三一，《雜記·盜賊附》。

  [41]　關於張獻忠參加起義的時間，除了某些不大可靠的記載（如《平寇志》卷一）以外，一般都付之闕如。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中說：「張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為府中快手，不得志，去而從神一魁，領紅旗為先鋒，有力多詭，同夥咸尊事之。」把張獻忠的開始投身農民革命說成是「從神一魁」，看來不對，因為神一魁兄弟起義是在崇禎三年十一月，而張獻忠在這以前就據有米脂縣十八寨（諸書都記於崇禎三年，但月份不一致），而且從後來的活動情況看，他同神一魁部也沒有什麼關係。總之，目前所見到的史籍，最早提到張獻忠是在崇禎三年。

  [42]　同1。

  [43]　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誌》卷四，《田賦》。

  [44]　《綏寇紀略》卷九、《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七，都說李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鹿樵紀聞》亦作是年八月；《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條，記於同年五月。馮甦《見聞隨筆》卷一，《李自成傳》作萬曆「三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巳刻」，比上述諸書提前了一年。康熙十二年譚吉璁重修《延綏鎮志》，記「萬曆二十五年（1597）八月己巳之酉刻」自成出生。這些說法都沒有舉出原始材料作根據，僅錄以備考。

  [45]　崇禎十五年正月，明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寫的塘報稿中說：「賊（指李自成）祖李海、父守忠，系本縣雙泉都二甲人。」見顧炎武《明季實錄》。康熙《延綏鎮志》雲，其母呂氏為懷遠堡人；《綏寇紀略》卷九、《見聞隨筆》卷一，謂其母為金氏。同書又說「自成於高（迎祥）為甥舅」，其母又當為高氏，恐不可信。

  [46]　有的史籍說，李自成的家庭本來比較富裕。如說他的祖父「世農自饒」（《平寇志》卷一）；甚至還說他娶了一個妓女為妻（《綏寇紀略》卷九），後來因為李自成和侄兒李過荒嬉敗家，「盡亡其貲」，以致家道中落。這種說法很不可靠。康熙六年《陝西通志》卷三一，《李自成傳》，說他「少孤貧，為驛卒」；費密《荒書》也說其「父為農，貧甚」。明末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在崇禎十五年正月，掘毀李自成的祖父和父親的墳墓後，給陝西總督汪喬年的報告裡描述的情況是：墓在荒山野岡之中，沒有墓碑，除了下葬時從土中挖出的一個黑碗以外，沒有任何殉葬品，足以證明自成的祖父和父親都是非常貧窮的。

  [47]　費密《荒書》記載：「自成產時，其父夢一黃衣人入其土窯，故小名黃娃子。」按，《米脂縣誌》收錄當地土語稱幼兒為「娃」，費氏所記與當地風俗相合。《綏寇紀略》卷九，記自成小名為黃來兒。《明季實錄》所收米脂縣知縣邊大綬塘報稿中說：「闖賊李自成，幼曾為僧，俗名黃來僧。」又馮甦《見聞隨筆》云：自成「小字磑生」；《鹿樵紀聞》卷下，《闖獻發難》條，記「李自成，初名鴻基，小字黃來兒，又字棗兒」。

  [48]　前引邊大綬塘報稿中，記自成曾「為姬氏牧羊奴」，最可信。談遷《北游錄·紀聞上》，《惠世揚》條雲「李自成故牧卒，嘗給事世揚之門」；光緒《米脂縣誌》卷十二，記自成「幼牧羊於邑大姓艾氏」；康熙《延綏鎮志》卷五之四說：「十餘歲即與回回婆家牧馬。喪父，為酒傭，日沉醉；主者遣之去，學鍛，又不成。為人耕田，常枕耒而臥，不事事。」

  [49]　見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僭國列傳》。馮甦《見聞隨筆》說，自成「年二十餘執役銀川驛」。按，據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誌》等書，銀川驛當寫作圁川驛。圁川，又名圁水，即無定河，流經米脂縣境。

  [50]　參考清初當地誌書和其他史籍，李自成初起事時，似乎並沒有攻下米脂縣城，縣尉墮馬而死也無從證明。鄭廉在崇禎十五年，曾經捲入同李自成聯合作戰的羅汝才部起義軍，有可能聽到一些起義軍首領人物的情況，但由於他在起義軍中時間短、地位低，所談細節不一定很準確。

  [51]　《平寇志》卷九。

  [52]　《綏寇紀略》卷一。

  [53]　各種史籍敘述李自成參加起義的時間很不一致。邊大綏塘報中，引述與李自成同里的一個名叫李成的人的話說，李自成「自崇禎三年，西川賊卜（不）沾泥作亂，流入賊營，不知下落」。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誌》，記「崇禎三年，大旱，夏秋無收。李自成以驛卒失公文，盜起」（卷一，《輿志》第一），可以大致確定是在崇禎三年。

  [54]　康熙二十年《米脂縣誌》卷五，《郵傳》第五。

  [55]　《綏寇志略》等書說，李自成曾經和侄兒李過一道赴甘肅投入明政府軍。崇禎三年，甘鎮軍隊在巡撫梅之煥統率下奉詔入衛京師，途經金縣時，李自成領導士卒起義，殺金縣知縣和參將王國，從此走上了農民起義的道路。這種說法不符合歷史事實。請參看拙文《李自成起事考》，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又，許多史籍都說，李自成之被稱作「闖將」，乃因為他是闖王高迎祥屬下的一員將。根據現存檔案文獻來判斷，可以肯定闖將和闖王都是綽號。李自成同高迎祥之間並不存在從屬關係。這點，我們在下面敘述到明末農民戰爭的進程時，還將進一步闡明。有的書（如馮甦《見聞隨筆》卷一，《李自成傳》）說，高迎祥「於自成為甥舅」，有的書（如《綏寇紀略》卷九）又說「自成於高為甥舅」，未必是事實。到目前為止，還不能證明自成的母親姓高；也沒有材料能說明自成妻高氏是高迎祥的同族。至於李自成起義軍在崇禎十五年以前，稱作「八隊」「老八隊」，是因為他投入不沾泥手下時，被編為八隊。不久，不沾泥受撫，李自成部和其他幾隊就成了獨立的隊伍。換句話說，他從來不是闖王高迎祥下面第八隊的首領。康熙十九年《延安府志》，記載崇禎四年十一月，「降賊不沾泥張存孟復叛，陷安定。王承恩討克之。賊走綏德，銀川驛馬夫李自成往從之，為隊長」。這裡，把李自成參加起義的時間定於四年十一月以後，失之過遲；但指出他是不沾泥部下的隊長則是正確的。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中說，自成從驛站被裁後，「亦復無聊」。里中「謬相推為里長，使主征會以自給。值催科甚迫，縣令笞之，加以杻。自成脫去，竄入王左掛子、苗美隊中，號八隊闖將。八隊者：一隊眼錢兒、二隊點燈子、三隊李晉王、四隊蠍子塊、五隊老張飛、六隊亂世王、七隊夜不收、八隊李自成也」。儘管譚吉璁誤不沾泥為王左掛，所開列的八隊首領名單確鑿與否，目前還難以考定，但他也沒有把李自成列為高迎祥的部將。

  [56]　康熙六年《陝西通志》卷三一，《雜記·盜賊附》。

  [57]　閻爾梅說過，「寇起山陝之初，各攜其妻孥、親戚置營中」，見《閻古古全集》卷六，《流寇議》。

  [58]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