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明末農民戰爭一度轉入低潮

  第一節　明廷十面張網和增兵增餉

  

  崇禎九年七月高迎祥的被俘，只是當時農民軍中最強的一支遭到重大挫折。就明末農民戰爭的全局來說，仍然在繼續高漲。李自成等部活躍於陝西、寧夏、甘肅；張獻忠，革、左五營，羅汝才，劉國能，李萬慶等大部起義軍則馳騁於河南、湖廣、南直隸的廣大地區。起義軍行如飆風，使明政府地方當局顧此失彼，應接不暇，處處陷於被動狀態。朱由檢感到需要挑選一個有反革命才能和魄力的官員擔任兵部尚書，統籌軍務，把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鎮壓下去。他根據素來的觀察，選中了原宣大總督楊嗣昌。當時，楊嗣昌因為父親楊鶴病死，正丁憂在家。朱由檢用人心急，特旨「奪情」，起用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崇禎十年三月，楊嗣昌到達北京。陛見時，他擺出一副胸有成竹的樣子，侃侃而談，仿佛他一上任就能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楊嗣昌為人機警圓滑，深得事君之道。他善於揣測朱由檢的意圖，奏對時多方迎合。朱由檢聽得十分入耳，每次接見都談得很久，對楊嗣昌的建議言聽計從，連聲說道：「恨用卿晚。」[1]

  楊嗣昌上任以後，主要抓了三件事：一是制定戰略；二是議兵議餉；三是推薦人才。

  在戰略方面，楊嗣昌對明廷面臨的軍事形勢做了一個全盤的分析。在兵員和財力都捉襟見肘的情況下，究竟以對付關外的滿洲貴族進犯為主，還是以鎮壓中原的農民起義為主？楊嗣昌主張集中兵力打垮農民軍，即所謂「安內方可攘外」。他在崇禎十年四月初二日的《敬陳安內第一要務疏》中說：

  竊臣犬馬駑鈍，加以草木幽憂，一切失其常度。蒙恩破格起用，疊奉明旨星趨，首以安邊蕩寇勉臣料理。似乎安邊第一，蕩寇次之。微臣乃言必安內方可攘外。何也？竊以天下大勢譬之人身，京師元首也，宣薊諸邊肩臂也，黃河以南、大江以北中原之地腹心也。人之一身，元首為重。邊烽訌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腹心之內，中之甚深。急者誠不可緩圖，而深者尤不可忽視也。誠使腹心乂安，臟腑無恙，則內輸精血，外運肢骸，以仰戴元首而護衛風寒於肩臂之外，夫復何憂？今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乾，肢骸徒有膚革，於以戴元首而衛肩臂，豈不可為慄慄危懼也哉！以故臣言必安內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後足兵，必保民斯能蕩寇，此實今日證治之切，根本之圖。非敢緩言攘外也，求攘外之至急，不得不先安內耳……[2]

  這個奏疏的中心意思，是認定農民起義是心腹之患，而山海關外的滿洲貴族只是肩臂之疾。因此，楊嗣昌反覆陳言，主張把軍事重點放在鎮壓農民起義上面。為了達到「安內」的目的，他建議集中兵力、財力對農民起義軍展開大規模的圍剿。為此，他提出了「張十面之網」的反革命軍事部署。具體說來，以陝西、河南、湖廣、鳳陽這四個農民軍活動的主要地區為四正，責成這四個地方的巡撫「分任剿而專任防」，即以剿為主，防為輔；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這六個省份為六隅，責成這些地方的六個巡撫「時分防而時協剿」，即以堵擊起義軍進入自己管轄地區為主，必要時也參加協剿。另以陝西三邊總督統率西北邊兵，同中原地區的五省軍務總理直轄的機動兵力作為主力，「隨賊所向，專任剿殺」[3]。

  從表面上看，楊嗣昌「張十面之網」的軍事部署似乎非常嚴密，像某些封建史家評述的那樣，大有「滴水不漏」之勢。實際上這種計劃完全是紙上談兵。起義軍經過十年的艱苦奮戰，實力和作戰經驗都已大大提高，楊嗣昌規劃的「十面張網」根本不是什麼牢不可破的銅牆鐵壁，一旦義軍在任何方向上破網而出，「滴水不漏」就必然變成決堤洪流。所以，這個部署不過是楊嗣昌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罷了。

  議兵議餉。楊嗣昌為了實現一舉蕩平的美夢，建議增兵十二萬，具體方案是：鳳陽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各堅守不動；陝西三邊總督官兵三萬，總理軍門官兵三萬，作為追剿起義軍之用；鳳陽、陝西二巡撫官兵各一萬，湖廣、河南二巡撫官兵各一萬五千。兵增加了，餉自然也得隨著增加。按楊嗣昌計算，十二萬官兵中步兵七萬四千名，每名每天發給餉銀五分，一年共需銀一百三十三萬二千兩；馬兵三萬六千名，每名每天支餉銀、草料銀一錢，一年共需銀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兩，兩項合計共需銀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後來經過戶部尚書程國祥計算，這個餉額只夠供十一萬名兵員之用，還需增加一萬名官兵的餉銀十八萬兩，總計籌餉二百八十萬八千兩。

  在明末社會經濟遭到嚴重破壞、社會財富高度集中的情況下，要籌集這樣一筆龐大的軍餉，只有讓皇帝、親王、勛戚和大官僚地主拿出銀子來，然而他們貪婪吝嗇的本性決定了此路不通。朱由檢在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對大臣時說道：「去歲諭令勛威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無急公體國之心。就是省直鄉紳也不捐助。及至賊來，都為他所有了。怎麼這等愚？」朱由檢在指責勛戚鄉紳時，頗有點旁觀者清的味道，可是一談到自己的內帑就暴露了他同樣財迷心竅。他說：「賊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錢糧若不出於民間，就該發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虛。因糧與加派無異，前查約數若干限二日內奏奪，如何不見奏來？」[4]

  皇帝帶頭叫窮，勛戚和鄉紳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餉就只有全部壓到髓干血盡的貧苦農民身上了。楊嗣昌的建議，這二百八十萬兩銀子的主要來源是按田畝加派。在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據盧象升的建議，凡繳納地畝糧稅在五兩以上的加征若干。這種方法稱為因糧，其特點是由納稅糧多的地主承擔加派。儘管它歸根結底還是落到佃種地主土地的農民身上，但一般農民繳納稅糧不可能達到五兩以上，也就不在加派之列。盧象升的建議多少考慮到了當時農民的實際狀況。他明白，農民們之所以紛紛起義是因為無以為生，再要從他們身上榨取更多的銀錢，勢必驅使更多的人參加起義。[5]楊嗣昌作為官僚地主的代言人，堅決反對這種「分別貧富」的「因糧輸餉」，主張不再區分稅糧多少，按田畝一體加征。他說：「因糧輸餉，前此盧象升奏行一年，不能應手。良由宦室富民從來飛灑、詭寄，以避大戶差徭，如今欲分貧富，其事甚難，只分得個巧拙而已。」[6]崇禎帝急於把農民起義鎮壓下去，只要能拿到養兵的銀子就不計後果，立即同意楊嗣昌的建議，一律按畝均輸。這就是許多史籍上語焉不詳的「改因糧為均輸」的內容。

  崇禎十年閏四月，朱由檢正式下詔加征剿餉。詔書說：

  流寇蔓延既久，生民塗炭已極。不集兵會剿，賊不能速除；不多措錢糧，兵不能大舉。帑部匱詘，設處無方。廷議改因糧為均輸，暫累吾民一年，除此心腹大患。籌思再四，萬非得已。……今責成所在撫按，大張榜示，備述朝廷為民除殘、多方軫恤至意。遍集官吏，嚴行戒飭，遞布鄉村，詳加勸諭，使遠邇盡知，貧富均納，果能遵行無擾，自然好義樂輸，剿功告成，一體敘錄。[7]

  加餉二百八十萬兩，「改因糧為均輸」，無疑是以朱由檢、楊嗣昌為代表的反動統治階級飲鴆止渴。在朝廷討論增兵加餉的時候，楊嗣昌就說過：「黃河以南，大江以北，東西七八千里，止有州縣城池尚在，其餘村落殘破難堪。臣昨從湖廣荊州襄陽二府、河南南陽開封二府過來，親見地方數百里無一莖青草，人民相食，至不忍言。」[8]下面我們將會看到，實行這種方針的結果，是把數以百萬計的農民趕至起義軍一邊，直接導致了崇禎十三年以後農民起義的大發展。

  除了加派以外，楊嗣昌還建議查核「溢地」，說是農民開墾的田地超出了原先的田畝數額，查出之後計畝徵稅對於解決增餉也不無小補。在當時大面積土地拋荒的情況下，提什麼清查「溢地」，簡直是痴人說夢。它無非是為了避免大地主增加負擔而巧立名目，加緊對貧苦農民搜括的又一法罷了。戶部尚書程國祥迎合朱由檢和楊嗣昌的意圖，別出心裁地引唐代為例，建議稅房間架，向城市居民徵收門面稅。朝廷據此發布詔令說：「暫借民間房租一年。」[9]規定不論大、小戶，一律按門面徵收稅銀一錢。有的地方官趁火打劫，自行規定「每門面之內有房一間即稅銀一錢」[10]。北京城裡的小戶人家怨聲鼎沸，像明世宗時百姓把皇帝的年號嘉靖呼為「家淨」一樣，他們也「呼崇禎為重征」[11]，藉以發泄對朝廷苛捐雜稅的不滿。

  關於用人，楊嗣昌大力推薦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王家楨為總理。他在奏疏中說：「臣思總理一官，與總督專任剿殺，須得饒有膽智，臨機應變之才，非見任兩廣總督熊文燦不可。」[12]值得注意的是，楊嗣昌同熊文燦過去並沒有在一起共過事，自然也談不上有什麼真切的了解。那麼，他為什麼這樣斬釘截鐵地斷言，負責中原「平寇」事宜的總理一職非熊莫屬呢？原來其中另有文章。熊文燦本是個大言無實的人，自詡知兵，在福建巡撫任內招撫了「海盜」鄭芝龍，升為兩廣總督，之後又平定了「海盜」劉香，頗得朝廷賞識。兩廣物產豐盈，又是對外貿易的門戶，各種奇珍異寶、新巧物什都從這裡流入中原。熊文燦深悉宦途奧妙，經常收羅財寶獻給朝廷里的權貴，希望長期保住兩廣總督這個肥缺。崇禎帝生性多疑，他對劉香的下落和熊文燦的為人都不大放心，於是派出一名親信太監藉口前往廣西採辦藥材，實際上是來廣東密訪。熊文燦不了解朱由檢的真實意圖，單憑這位太監是皇帝的親信，又施展出他那套籠絡手段，送上大批財貨，大排宴席「留飲十日」，弄得這位太監樂不可支。一天喝酒的時候，太監談到「中原寇亂」，不勝感慨地說「無人為朝廷盡力」。熊文燦多喝了幾杯酒，一時忘乎所以，拍著桌子罵道：「此行間諸臣誤國耳！若文燦往，詎令賊至是乎！」太監見熊文燦義形於色，當即站了起來推心置腹地說：「某非往廣西採辦者也，銜上旨觀公。公信有當世具，非公不足了此事。某請復命，召且旦暮至，公宜思辦寇速裝。」熊文燦大出意料，自悔失言，乃轉而擺出客觀上有「五難四不可」，說自己雖有能耐也無可奈何。太監笑道：「此數事某見上立請之，若主上通行無所吝者，即公亦不得謝矣。」熊文燦沒得推託了，只好硬著頭皮答應。太監回朝後，果然在朱由檢面前把熊文燦的才氣和抱負吹噓一番。朱由檢信以為真，準備任命熊文燦為總理。楊嗣昌探得朱由檢的意圖所在，就上章薦舉。[13]

  為了保證新加剿餉真正拿到手，楊嗣昌建議在戶部內添設總督省直剿餉侍郎一人，推薦傅淑訓擔任，「得自用吏分部郡縣，不及額者以乏軍興論」[14]。

  經過一番緊鑼密鼓的策劃，到崇禎十年十月，楊嗣昌認為兵、餉事宜都已就緒，正式上疏請求皇帝下達總圍剿令。他神氣活現地寫道：

  今則網張十面，刻值千金，斷斷不容蹉過矣。臣計邊兵到齊，整整在十二月、正月、二月為殺賊之期。除鳳、泗、承天祖陵所在理應防守外，確確以河南、陝西為殺賊之地。然陝西有闖、過等賊大夥盤桓，未能剿絕，不當驅關東之賊與之合勢也。臣之愚計，要使陝撫斷商、洛，鄖撫斷鄖、襄，楚撫斷德、黃，皖撫斷英、六，鳳撫斷潁、亳，而應撫之兵仍堵潛、太，江撫之兵急堵梅、濟，東撫之兵直堵徐、宿，晉撫之兵橫截陝、靈，保撫之兵飛渡延津一帶。然後總理提邊兵，監臣提禁旅，豫撫提左（良玉）、陳（永福）等兵，同心併力，合剿中原，為不盡不休之勢。倘闖、過大賊透出關東，則秦督提左（光先）、曹（變蛟）、祖（大弼）諸帥之兵與之俱出。下三個月苦死功夫，了十年不結之局。是在我皇上赫然一震怒間耳。……斷斷乎可三月而平賊也。[15]

  這個所謂「三月平賊」的狂妄計劃，經朱由檢批准後正式下達。

  楊嗣昌入主中樞以來，明朝廷的部署是迫使農民拿出錢來養兵，憑藉日益龐大的軍事機器去屠殺起來反抗的農民，竭力挽救搖搖欲墜的明朝統治。楊嗣昌等人所採取的措施，在一個短時間內確實起了強心針的作用，使明王朝這個病入膏肓的患者，在臨近滅亡之時出現了一陣迴光返照。這既表現在崇禎十一年至十二年初，明政府的加緊剿殺取得了某些成效，也表現在農民起義隊伍中一些不堅定分子見官軍來勢兇猛，便誤以為明廷的力量不可低估，甚至在這種假象面前迷失了方向，滑入了妥協投降的歧途。

  第二節　李自成等部連遭挫折

  崇禎十一年二月李自成等部出川以後，在力量對比上處於不利地位。當時，大部分起義軍在中原地區活動，留在西北地區的只是李自成、過天星等為數不多的幾支義軍。他們碰上的對手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和陝西巡撫孫傳庭，在明官僚中都是比較狡猾也比較賣力的。[16]陝西（包括三邊）的官軍比較剽悍，號稱「敢戰」。就時間而言，又正趕上明廷「三月平賊」的最後期限。洪承疇和孫傳庭同朝內掌兵權的楊嗣昌有矛盾，唯恐追剿不力，會受到朝廷的處治。因此，他們以百倍的瘋狂分頭撲向由川返陝的起義軍。李自成部在洪承疇所統總兵曹變蛟、左光先、祖大弼、副將賀人龍等部官軍的追擊下，出川不久就在河州、洮州（今甘肅臨夏和臨潭附近）地區兩次戰役（三月十九日、二十日）中連遭失利，人員和馬匹損失很大。李自成帶著敗兵向西進入少數民族地區打算補充馬匹，洪承疇的官軍卻尾追不舍。四月，李自成部只好又折而東返，從鞏昌府屬的羊撒寨渡過洮河，晝夜兼程向西和、禮縣進發。為免被追剿的官軍發覺，李自成決定採取分散隱蔽的方式，命劉體純（綽號「二隻虎」）等「分路另走」；自己也「蹤跡益加詭秘，且避走山中，掩藏行徑」[17]。四月初十日，李自成親自帶領起義軍戰士和家屬三百人，行至禮縣北名叫馬塢的地方。明總兵左光先領著部下官兵於次日黎明追至，兩軍相距不過四五十里，李自成等人處境相當危險。幸虧官軍在馬塢歇息一日，起程時又判斷錯誤，李自成才得以擺脫官軍的追擊，進至陝、川交界地區，同部將李過、劉體純等帶領的隊伍會合。事後，洪承疇懊喪不已，在給朝廷的報告中悲嘆道：

  夫闖將為諸賊中元兇，僅領三百喪敗之眾抱頭鼠竄，誠數年未有機會，即窮日夜之力，身先士卒，不顧性命，以擒斬此賊，亦是應得責任。無奈計算不到，追趕不緊，使元兇脫然遠逝。目前既不成一股完功，將來尤必費兵力殄滅。光先何所辭責？[18]

  李自成部在陝甘失利後，於五月間會同六隊祁總管部共三千多人進入四川境內。洪承疇急忙指派陝西監軍道樊一蘅督促副將馬科、賀人龍部官軍進川追擊，自己帶總兵曹變蛟、王洪趕到西鄉縣，檄調總兵左光先率部進駐漢中府；在階州、徽州、文縣和略陽一帶也部署了兵力，擋住起義軍北返和西進的道路。七月十三日，馬科、賀人龍部同起義軍交戰於四川廣元。四川巡撫傅宗龍唯恐義軍又像崇禎十年那樣直入成都平原，故調集了四川官軍和他從雲南帶來的部分軍隊，配合陝西官軍夾剿。八月初五日，雙方作戰於南江縣境，義軍因寡不敵眾，奪路北奔。十六日，到陝西城固縣境，打算渡漢水，取道石泉、興安往湖廣、河南。渡河時，遭到左光先部官軍的襲擊。這時義軍只剩下一千四五百人，不足以對付官軍，因而退入附近山區。在艱險的形勢下，六隊頭目祁總管灰心喪氣，帶著部下六百多人向左光先投降。李自成部力量更形單薄，只得轉入深山密林，使官軍摸不著蹤跡。李自成本人，「夜則山林藏身，不敢入窩鋪宿歇」[19]。洪承疇以為全勝在望，誇下海口說：「闖將同零伙散賊，暫爾逃命。……計必擒斬於官兵之手，不則，亦困斃山林間。」[20]可是，李自成卻以堅忍不拔的意志，帶著為數不多的殘兵敗卒，巧妙地擺脫了官軍的重兵追剿[21]，向東轉入陝西、湖廣、四川三省交界的大山區，儘量避免同大股官軍正面交鋒。從崇禎十一年八月到崇禎十三年秋天李自成部進入河南的兩年時間裡，我們對這支義軍的活動情況了解不多，其原因是此時李自成部兵員相當少（大約在一千人上下）[22]，活動地區又是人煙稀少處，明政府把注意力轉到了實力較強的張獻忠、羅汝才、老回回、革里眼、左金王等部身上，所以關於李自成的記載不多。甚至有的官員還以為李自成已經死去，部眾非死即散。

  從崇禎十一年冬到十三年冬的兩年時間內，李自成起義軍發揮的作用，遠不能同張獻忠等部相比。這期間李自成部雖然進行了一些戰鬥，但規模比較小，戰果也不大，在記敘上從簡是可以的。然而，清初以來的史籍作者，由於主觀和客觀種種原因，沒有查考出此時這支義軍的動向，卻不願意在敘述上留下一大段空白，就依據傳聞或自己的推測來填補材料的不足。這樣，就出現了許多虛構的記載，其中不少到今天還為一些史家所沿襲，傳布得很廣。這些虛構的記載包括所謂「潼關南原大戰」[23]，「大戰」的結果是李自成慘敗，率殘部「息馬深山」[24]；直到崇禎十二年五月張獻忠谷城再起之後，才收拾舊部同張獻忠、羅汝才相呼應，並在次年冬天率部突入河南。經過近年來的探討，對李自成起義軍這段時間的經歷了解得多了一些，但仍然留下了一部分空白。由於李自成部在這兩年時間裡的活動對全局影響不大，沒有必要把目前掌握的片段材料一一列出。[25]但是，應當指出，在整個明末農民戰爭處於低潮，許多實力較強的起義軍都捲入了投降受撫的逆流時，李自成部儘管在軍事上和生活上都處於極其困難的境地，卻「始終不受撫」[26]，表現了起義農民的耿耿正氣。

  第三節　張獻忠、羅汝才部的「受撫」

  崇禎十年八月，張獻忠在河南南陽地區被官軍左良玉擊敗，負了傷，就把隊伍拉到湖廣麻城、蘄州一帶同闖塌天劉國能部會合。十二月，明總理熊文燦派遣一度捲入農民軍的生員盧鼎進入張獻忠、劉國能營內招降。張獻忠表示願意接受招安，尚猶豫未定[27]，帶著人馬經安陸來到承天（今湖北鍾祥）、襄陽地區。十二月二十八日和次年正月初八日，明太監劉元斌兩次向朝廷報告張獻忠願意接受招撫。正月初九日，張獻忠率部進占湖廣谷城，把闖塌天部下的士卒趕走，貼出告示說「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兵（指闖塌天劉國能部，不是闖將李自成）遠遁。今欲釋甲歸朝，並不傷害百姓」[28]云云。同時，拘集當地鄉紳耆老為他具結作保，要求明朝廷同意招安。張獻忠知道熊文燦貪財好貨，派孫可望拿了兩塊尺多長的碧玉和兩枚徑寸珍珠獻給熊文燦。文燦大悅，向朝廷建議招撫張獻忠，並派張大經監其軍。「滇將許名臣捧憲檄招撫，其述賊乞撫之詞，不曰『解散歸農』，而曰

  『願帶馬兵七千、步兵三千合萬眾以剿賊自贖』。」[29]熊文燦自以為得計，「檄調其兵四千」，張獻忠卻以剛剛受撫「安集未定」做藉口，拒絕奉調出兵。[30]兵部尚書楊嗣昌擔心張獻忠不是真心投降，弄不好會養虎遺患，主張要張獻忠先襲殺闖將李自成和老回回馬守應，才許招安，否則趁此機會「厲兵剿殺」。朱由檢聽了太監劉元斌和總理熊文燦的意見，唯恐剿之不勝，錯過了招撫的機會，當面批駁楊嗣昌道：「豈有他來投降，便說一味剿殺之理？」[31]這樣，在朱由檢親自主持下決定了招撫張獻忠部。

  三月二十五日，明鄖陽撫治戴東旻造報了三本招撫張獻忠部的花名冊，「內歸農解散一萬八千一百三十五人，精兵一萬一千名」。[32]獻忠安營於谷城外十五里的白沙洲，「造房數百間，買地種麥，與民間兩平貿易」；並在谷城每一城門各派士卒數十名，表面上說是「備他盜出入」[33]，實際上是監視明政府地方當局的行動。

  這時，明廷內部在招撫張獻忠的問題上議論紛紛。楊嗣昌主張朝廷頒詔「赦罪」以後，調張獻忠部赴熊文燦軍前「殺賊立功，酌與加銜給札」。兵科給事中姚思孝也上言：「撫賊一事，亦難深信。這張獻忠在穀城縣有數萬人，造房子種田，還該散遣才是。」朱由檢卻說道：「造房種田，正是招撫好處，又要散遣往哪裡去？」[34]他著意維持撫局，真是情見於詞了。

  張獻忠在谷城接受明廷的招撫，固然是一種權宜之計，但不能否認，他當時在思想上有動搖的一面。在接受招撫的半年多以前，張獻忠在湖廣上津縣元真觀避暑時，修葺了關廟，重塑了關羽的神像，還撰寫了一通記文勒石為碑，其中說：「焚戮良民非本心之所願，實天意之所迫。亦知同居率土，開州開縣，有干理法，無奈天意如此，實不我由。如黃巢往事，劫數固亦莫之為而為也。」[35]這通碑文，表明張獻忠在思想上仍然受著封建理法的束縛，他把自己參加農民起義說成天意所迫，並非他的本心。這種思想狀況同他接受明政府招降很難說沒有關係。

  從當時整個農民起義的動向來看，張獻忠的受撫，對其他一些起義首領也起了不良影響。儘管他的受撫同劉國能、李萬慶等叛徒在本質上不一樣，既沒有改編軍隊，也沒有放下武器，但他在各部義軍當中，畢竟是個有影響的人物，他的率部受撫客觀上助長了農民軍中投降受撫的逆流。

  在張獻忠受撫以前，崇禎十一年正月，闖塌天劉國能在隨州投降了明政府。劉國能原是庠生出身，參加起義後曾為農民革命事業做過一些貢獻，成了起義前期的著名首領之一。但是，濃厚的封建忠孝節義思想卻像無形的繩索一樣羈絆著他，使他在階級衝突激化時，終於倒向了統治者一邊。據說他的投降是奉其母之命，投降時頓首曰「愚民陷不義，蒙明府湔拭更生，願悉其眾上幕府軍簿，身入麾下，盡死力」[36]，表示甘心充當明政府鎮壓農民的馬前卒。他的部下十四哨共五六萬人，「多散歸老回回、革里眼」[37]，跟著他投降的只有五千人，說明他的此舉很不得人心。在張獻忠受撫以後，順義王於七月十五日在河南信陽投降，明政府發給免死牌解散而去者九千五百人。同月，羅汝才、混十萬、整十萬、十反王、托天王、小秦王在河南永寧（今洛寧）向總理熊文燦投稟乞撫，熊文燦派監軍道張大經於八月初一日至永寧縣西關面見羅汝才等人接洽招安事宜。初二日，又有過天星、紫微星、射塌天、一字王等六部，在河南盧氏縣派人聯絡投降。這年十月，滿洲貴族軍隊破邊牆而入，進犯畿輔地區。明廷火急命令洪承疇、孫傳庭統率陝西官兵入衛京師。在永寧、盧氏地區的羅汝才等九營起義軍首領，以為官軍東出潼關是為了合剿自己，急忙拉起隊伍跑到湖廣均州，向太和山提督太監李繼政求撫。李繼政移咨熊文燦，同意接受招撫。於是，羅汝才同白貴（小秦王）、黑雲祥（整十萬）三營屯紮於房縣，其他五營分駐於竹溪、保康一帶。

  這樣，當時活動於河南、湖廣地區的各支起義軍，絕大部分接受了明政府的招安。在南直隸、湖廣交界地區活動的馬守應、革里眼（賀一龍）、左金王（賀錦）、劉希堯、藺養成五支義軍（革、左五營），由於勢單力孤也趨消沉。崇禎十一年下半年到十二年五月，農民軍中投降受撫之風一時甚囂塵上，整個明末農民戰爭暫時轉入低潮。在那黑雲翻滾的日子裡，形勢似乎急轉直下了。然而，最黑暗的天空孕育著最猛烈的暴風雨。既然導致這場農民大起義的各種因素不僅仍然存在，而且繼續發展；既然暴虐統治的明王朝，不僅沒有改變，而且還在拼死地反撲，那麼，農民戰爭高潮的再次到來就是不可避免的。儘管在投降受撫的逆流中，一些原來是起義軍首領的人物在招安的泥坑裡愈陷愈深，然而千百萬處於水深火熱之中的群眾卻不能忍受明廷的黑暗統治，他們要求繼續進行鬥爭。在接受了招撫的義軍首領當中，情況也很不一樣。張獻忠、羅汝才等人在受撫期間，仍然在一些關鍵問題上堅持了農民革命的立場，而且由於同明政府文武官僚有了較多的接觸，更洞悉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黑暗，寄人籬下的那種抑鬱生活和反動官僚的陰謀陷害，更激起了他們胸中的怒火，使他們迷途知返，為重舉義旗做了準備。

  第四節　谷城、房縣「受撫」的透視

  崇禎十一年到十二年，起義軍的各部首領當中，被官軍貌似強大的力量所嚇倒，受明廷的引誘而墮入投降「受撫」騙局的人有不少。對於這種情況，我們不能僅從形式上看問題，以為凡是接受「招撫」的就都屬於背叛之列。實際情況是很複雜的，要做出正確的評判必須認真地考察這些首領人物在「受撫」期間的表現。

  張獻忠、羅汝才都是明末農民戰爭中的著名領袖，在「受撫」以後不久又重新起義，為推翻明王朝的反動統治做出了巨大貢獻。因此，對他們在湖廣谷城和房縣「受撫」的情況更有必要進行仔細的分析。

  先來看張獻忠「受撫」期間的表現。

  張獻忠「受撫」以後，曾經接受了明政府授予的副將札付[38]，領取了一些糧餉。在同明政府官僚的接觸中他也儘可能遵守明朝官場的慣例。根據可靠記載，張獻忠曾到沔陽港拜見總理熊文燦[39]；明湖廣巡按御史林銘球來到谷城時，張獻忠也跪拜如儀。但這些都屬於表面的形式，實際上張獻忠在谷城始終保持了農民起義軍的獨立性。他雖然伸手向明政府要糧餉，卻不接受明政府調他去鎮壓其他農民軍的命令，也不接受改編或遣散。據明朝湖廣按察使同僉事王瑞栴當時的一件文書說，崇禎十一年「五六月，忽十闖天七八股盡奔唐、鄧間，距襄不二百里遙」，熊文燦等人「勉獻忠提兵征剿，給以資糧，督以監軍」。張獻忠卻一味推託，「口然而心未必然，今日然而明日未必然，終不肯出門半步也」。「近七月初九日，獻忠復投一揭，即欲連請七、八、九三月之糧，以養其一萬一千之兵；如無糧則於湖廣所屬每府量給銀二萬以贍眾口」[40]，故意給明政府出難題。表面上他同明朝地方官員和當地鄉紳時有禮節上的往還，內心裡卻處處戒備，保持著高度警惕。他在「受撫」的掩護下做了許多重新起義的準備工作。

  在軍事上，張獻忠起義軍在「受撫」期間仍然「人不散隊，械不去身」[41]，並且不斷操練士馬，保持著臨戰體制。「又每日製造戰船，已積至百有餘號，及打造極精軍器。」[42]「買馬制器，日夜整辦，唯恐不及。」[43]正如當時一個明朝官僚所說，張獻忠「受撫」並沒有「解散徒黨，賣劍賣刀，安意耕耘」[44]。

  在經濟上，張獻忠在谷城實行過屯田，「取民間有主之腴田而耕」[45]。他勒令當地地主把收來的租子交充軍糧，「差馬兵手持張副總票（張獻忠接受了明朝副將札付，副將即副總兵，亦可稱副總），四出於光（化）、谷（城）、襄（陽）、棗（陽）之間，迫分秋糧」。[46]「初猶每石分六斗，後則全掠之矣。」[47]他還改谷城王家河為太平鎮，在鎮上設立關卡，往來貨物一律徵收一半，充作養兵費用。[48]又「於湖廣襄陽、棗陽等地方與小民平買平賣」[49]，不僅保護了民間貿易，還為起義軍獲得了必要的物資裝備。

  張獻忠招攬了一批知識分子作為參謀人員，幫助策劃軍機進止。其中比較著名的有湖廣應城縣生員潘獨鰲和谷城的徐以顯、王秉真。這些人大抵是在明王朝統治下感到受壓抑而參加起義軍的，如潘獨鰲就是因同本縣鄉紳爭奪田產，敗訟後憤憤不平才投入張獻忠隊伍的。不管他們參加義軍的背景如何，但當時在政治態度上是傾向農民軍的，也做過一些有益的事。據說徐以顯就曾給張獻忠講解《孫吳兵法》，幫助義軍製造三眼槍、狼牙棒、埋伏連弩，指導布設團營方陣、左右營諸法。「獻忠大歡樂之，頗用其計謀。」[50]

  這些事實說明，張獻忠的谷城「受撫」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權宜之計，而明政府官員的舉措又不斷使矛盾激化。總理熊文燦在擔任福建巡撫和兩廣總督時，通過招降「海盜」勒索到大批財寶。張獻忠受撫以後，他又故技重演，貪求無厭，「責賂黃金蹏裊千，珠琲盈斗，他瑰貨累萬萬」[51]。張獻忠對部下笑道：「這是把我當作鄭芝龍了。」[52]他已經看清楚，除非自己也同流合污，否則是無法滿足熊文燦等人無窮欲壑的。明政府官僚不僅是勒索財貨，一些對起義軍懷著瘋狂仇恨心理的人，還一再秘密策劃並向朝廷建議，趁張獻忠部屯紮谷城的機會，調集重兵加以殲滅。明谷城知縣阮之鈿竟準備用下毒的辦法謀害張獻忠。[53]明官僚把已經「受撫」了的張獻忠看成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後快，從反面證明了張獻忠在受撫期間並沒有放棄農民革命的立場。

  再看羅汝才房縣「受撫」的情況。史籍記載，羅汝才「受撫」後，「文燦會諸將大宴汝才等及所部於迎恩宮署，供費不貲。奏授汝才游擊，分駐之於上庸、房、竹溪、保康。自言不願受官領糧，願為山農，耕稼自贍。而潛與獻賊相應」[54]。「文燦檄令解散諸眾，簡驍壯從征立功。汝才不聽」[55]。明政府鄖陽撫治戴東旻在奏疏中說：「曹操就撫，分插其眾於房、竹諸邑。乃不從解散之令。且曰『願為百姓耕田』，此目前盜鈴之說耳。」[56]又說：「羅汝才詭占屯部，未嘗放兵作田，此帶刀以耘，一有勃稽，即挺而起耳。」[57]所以他極力主張乘機剿殺，「以臣愚計之，賊散則難追，合則易殄。今猶檻羊阱獸，圍聚於二三百里之中，幸命理臣率鄔郢之卒，督臣掃關隴之兵，乘其不意，銜枚疾至，打張燕於黑山，燒曹操於赤壁，豈不快哉！」[58]只是由於明廷當時「兵馬俱以邊警盡撤，僅有步兵數千，斷非勝敵之著」[59]，才勉強維持著撫局。正如毛澤東同志所說的，「反動勢力對於人民的民主勢力的原則，是能夠消滅者一定消滅之，暫時不能消滅者準備將來消滅之」[60]。明朝廷何嘗不想利用張獻忠、羅汝才等部在一個狹小的地方居而不流的形勢，來個一網打盡，僅僅是因為滿洲貴族軍隊拖住了它的手腳，實在無暇他顧，才只好俟諸來日。

  從當時明政府房縣知縣郝景春留下的稟帖來看，羅汝才「受撫」時同當地官府訂立了《無相侵害之盟約》，但他對總理熊文燦頒布的條約卻「實款款違悖」[61]。羅汝才在「受撫」期間都幹了些什麼呢？據郝景春的報告是，「近各賊於初一日分派地土，將房縣十五鄉民居、民田公然視為己物，屯糧積草，為圖儲裕餉之計」。對附近窮苦百姓還「給予本錢，令做生意」。這就很自然地受到當地群眾的支持，出現「競相信從」，「相率投入各營」的場面。郝景春明確地指出，羅汝才的受撫是假撫，「從此假撫之後，斗大房城已是若輩囊中之物，直待時以收之耳」。[62]

  事實說明，羅汝才在「受撫」期間拒絕接受明政府的官職，不要糧餉，不放下武器，既不聽從明政府的調遣，也不允許明朝官僚干預義軍的內部事務，而且在一定範圍內沒收了地主的田產，實行屯種積累糧草，招納貧苦群眾參加起義軍，在人力和物力上為重新起義做了必要的準備。這就充分證明羅汝才在受撫期間沒有放棄農民革命的立場。

  [1]　《綏寇紀略》卷五。

  [2]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九。在這以前，崇禎九年春，吏科都給事中顏繼祖題本內就提出：「滅奴先滅寇。逆奴負固，義在必討。但以寇較之，奴尚隔藩籬，寇直逼堂奧矣；奴猶疥癬之疾，寇則膏肓之祟矣。」（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一二○頁）說明持這種「攘外必先安內」反動觀點的人在明朝廷內頗有影響。後來在政策上體現為一面派人同滿洲貴族秘密議和，一面對起義農民加緊圍剿。

  [3]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二。

  [4]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5]　明朝末年，統治集團內部也有不少人認識到加派賦稅起了為淵驅魚的作用。例如，崇禎八年山西巡撫吳甡在一件題為《殘黎望恩孔急議蠲萬不容緩》的疏中說：「晉民有三苦：一苦於凶荒，無計餬口則為盜；一苦於追呼，無力完糧則為盜；一苦於殺擄，無策保全則為盜。此三苦不除，盡人皆盜，比戶皆盜也，特有待而起耳。秦中覆轍，殷鑑不遠。臣故曰：未來之盜無窮也。昔唐太宗與群臣論止盜，謂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役繁；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臣三復為之流涕。雖然，此猶就居常言也。今觀三晉之時勢則尤可哀痛矣。鹵寇交匯，兵荒洊至。臣嘗行間目擊有數千家之邑，竟日不見炊煙，但數間破屋，仰見天星而已。惟見白骨橫野，一二老婺衰翁，奄奄氣息不屬而已。蓋其廬舍已盪為黃埃衰草。問之，則曰某氏之居也，某死、某逃、某盜。田園已鞠為斷葛荒葵，問之，某氏之產也，某死、某逃、某盜。臣欲招其復業任耕，則曰某死、某逃。某盜已若而年，逋賦已若而歲，業其業則賦其賦，有死不敢，況又無人可招，無力可耕乎？臣為之抆淚相對。及抵州縣，則應比之里甲星稀，司府之催檄雨下，動曰崇禎四、五、六、七年之逋賦若干矣。捉一欠糧花戶如獲大敵，比至，朴之，枷之，抵死而無以應也，可奈何？則為晉之民者催科既無可催科，徒驅零星赤子殉之於敲朴之下而已；敲朴又無可敲朴，徒驅逋賦頑民盡之於潢池之中而已；為晉之官者考成既無可考成，徒令為法受過者束手而待參罰之至而已；參罰又無可參罰，徒令日暮途窮者灰心而待褫斥之及而已。」《柴庵疏集》卷十三。

  [6]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二。

  [7]　《平寇志》卷三；《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

  [8]　《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三。

  [9]　李清：《三垣筆記》卷上。

  [10]　嘉慶《三水縣誌》卷十三，《編年》。

  [11]　李清：《三垣筆記》卷上。

  [12]　《楊文弱先生集》卷十，《兵餉遵旨熟商疏》。

  [13]　此段中引文均見《綏寇紀略》卷六。早在崇禎四年，大學士徐光啟就曾經向朱由檢推薦過熊文燦，他說：「若中外臣僚中，臣所目見其人，耳聞其說，深於兵學者，無如閩撫熊文燦。今雖拮据靖寇，然山寇不難，既平之後，允宜召用。」（見《徐光啟集》卷六）朱由檢之留意於熊文燦，可能與徐光啟曾為揄揚有關。熊文燦招撫鄭芝龍事在崇禎元年七月，以後又利用鄭的兵力剿滅其他「海盜」，一時譽聲鵲起，徐光啟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上疏推薦的。

  [14]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

  [15]　《楊文弱先生集》卷十九，《請旨責成剿賊第一事疏》。

  [16]　史書說洪承疇「有幹略，能辦賊」。他憑著心黑手狠，果於屠殺，博得了朱由檢的信任，一年之間由道員升到總督。他一生中除了中間一段在遼東的經歷以外，基本上是在鎮壓農民起義和以農民軍為主體的抗清鬥爭中度過的。孫傳庭在崇禎十一年有一段自白：「從來用兵者，挑簡之盡心未有如臣者，蓋無一兵之弓矢技藝不經臣親驗親試者也。挑簡之後，訓練之盡心亦未有如臣者。蓋凡兵之如何進剿，如何接應，如何收營，無一不經臣窮思極慮，務求不得不然之法。為各兵耳提面命，三令五申者。」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第五三頁。

  [17]　崇禎十一年六月《兵科抄出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題本》，見《明清史料》乙編，第九本，第八六二至八六六頁。

  [18]　崇禎十一年六月《兵科抄出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題本》，見《明清史料》乙編，第九本，第八六二至八六六頁。

  [19]　崇禎十一年九月二十五日洪承疇題本，見《清代檔案史料叢編》第六輯。

  [20]　同1。

  [21]　一個多月以後，即從崇禎十一年十月起，由於滿洲貴族軍隊侵入畿輔，陝西三邊總督洪承疇和陝西巡撫孫傳庭部奉命選調精兵火速勤王，李自成部受到的壓力也大大減輕了。

  [22]　據四川巡撫傅宗龍題本，崇禎十一年十二月，有「八隊一哨」從陽平關來到白水（離廣元縣不遠）附近。這可能是李自成部在河州、洮州一帶戰敗以後分路東走的一支隊伍，不一定包括李自成本人在內。見《明末農民起義史料》，第二二一頁。

  [23]　「潼關南原大戰」的說法較早出現於《綏寇紀略》，該書卷六云：崇禎十一年「十月，洪承疇謀於傳庭曰：自吾與賊戰於羌中，戰於洮河，比再遣馬科、賀人龍追之於陽平、白水，李自成勢窮蹙必奔潼關，公能於其地設為三覆以待，俾吾蹙而致之，可一戰擒也。傳庭乃於潼關原依丘阜、蔽林木，每五十里而立一營，曹變蛟躬執長刀驅賊，賊奔入伏中，亂相蹈藉。我軍驍雄跳蕩，無不一當百，飛走路絕，遂無所逃。其倖免者或棄刀與騎迸逸漢南之山中，村塢山民又預奉督撫教令。用白棓遮險，遇輒棒殺。秦賊遂盡，降者猶數十萬，委仗丘陵，或分隸鎮將，或散歸農隸。李自成妻女俱失，從七人遁走」。據上引洪承疇兩次題本，李自成部自崇禎十一年三月間起先後在河州、洮州、南江、城固等地失利，到這年八月間只剩下一支一千人上下的小隊伍轉入深山。吳偉業說什麼這年十月雙方大戰於潼關原，起義軍投降的竟然有幾十萬人，丟下的武器堆得像座小山，實在離開事實太遠了。就目前所見到的明朝當事官員的文書和潼關等地地方志，也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潼關南原發生過這麼一場大戰。

  [24]　「息馬深山」的說法相當普遍，區別只在於各種史籍記載的「息馬」地點不一致。《綏寇紀略》卷八說是在陝西漢南「伏一年有餘，不復出」；《平寇志》卷三說李自成「逃入鄖陽，息馬深山中」；《二申野錄》等書則說「困於巴西魚腹諸山」。

  [25]　李自成部在這段時間的部分活動情況，在拙稿《李自成起義軍究竟從何處入豫？》一文里做了一些介紹，可資參考。見《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一九七八年第四期。

  [26]　趙吉士：《續表忠記》卷四，《谷城令阮公房縣令郝公合傳》。

  [27]　時任湖廣按察僉事的王瑞栴在《上戴治院書》中說：「八賊求撫，自去年麻、黃之間已持此議。嗣後說屢變而計屢遷，閃爍不可方物。」引自康熙二十三年《溫州府志》卷三二《藝文》。按，戴治院即鄖陽撫治戴東旻。

  [28]　參看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三、沈頤仙《遺事瑣談》卷五《寇禍本末》、鄒漪《明季遺聞》。

  [29]　王瑞栴：《上戴治院書》。王瑞栴在下文中說：張獻忠「欲厲兵秣馬，意欲何為？豈真在剿賊哉！無非欲樹此大營壘，便進可以攻，退不失守，弗致困我戎索耳。是則口言降也，而心未肯降，且先樹一不可降之勢矣」。

  [30]　王瑞栴：《上理按兩院書》，見康熙《溫州府志》卷三二，《藝文》。

  [31]　楊山松：《孤兒籲天錄》卷三。

  [32]　同3。

  [33]　同3。

  [34]　楊嗣昌：《戊寅四月十二日召對》，見《楊文弱先生集》卷四三。

  [35]　同治《鄖陽志》「祠記」卷三，記張獻忠立的石碑一直保存到乾隆三十八年，當時的清朝上津知縣張道南路過元真觀，「睹其碑，立命鄉人仆而碎之」。上面引用的碑文見張道南所作之記。

  [36]　《綏寇紀略》卷六。按，是書與《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一，皆記劉國能投降的時間是崇禎十一年正月初四日；《平寇志》卷三記於十二年二月初一日，與事實不合。

  [37]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一。

  [38]　李長祥：《天問閣集》卷上，《甲申廷臣傳》中說，明廷「但給一副將空札，不肯與實授」。楊嗣昌在《恭承召問補陳剿撫情形疏》里也說：「即如劉國能、張獻忠同時受撫，而該理（指總理熊文燦）亦同加之以副將名色。」見《楊文弱先生集》卷三二。

  [39]　王鰲永：《撫鄖疏稿》，崇禎十二年九月十八日《為遵旨自行奏明事》中，說到張獻忠到沔陽港見過熊文燦之後，「自誇其眾曰：『昨熊總理余見過去了』」。

  [40]　王瑞栴：《上理按兩院書》。

  [41]　范景文：《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張疏》，見《範文忠公全集》卷四；又見康熙《河間府志》卷二一，《文翰》；康熙《吳橋縣誌》卷七，《藝文》。

  [42]　《楊鴻揭帖》，載《中國史研究》一九七九年第四期。同治《穀城縣志》卷八，《雜識》引舊志說，「西門內有鐵器，形似錁，重百餘斤，上刻『八大王』三字，不知何取？」這塊鐵上既然明刻了張獻忠的綽號，顯然是起義軍留下的遺物，很可能是打造軍器所用。

  [43]　王鰲永：《為遵旨自行奏明事》，見《撫鄖疏稿》。

  [44]　范景文：《撫賊未可輕信叛形業已漸張疏》。

  [45]　王瑞栴：《上理按兩院書》。

  [46]　王瑞栴：《上理按兩院書》。《平寇志》卷三也說張獻忠「既入谷城，分割民租」。

  [47]　王鰲永：《為遵旨自行奏明事》。

  [48]　同治九年《鄖陽志》卷八，《叢記·粹錄》中說：「崇禎十一年張獻忠改谷城王家河為太平鎮，設關截稅，其稅不論多寡分其半。」

  [49]　前引《楊鴻揭帖》。

  [50]　鄒漪：《明季遺聞》；《綏寇紀略》卷六。

  [51]　《綏寇紀略》卷十。

  [52]　同2。原文是「此欲芝龍我也」。

  [53]　李世熊：《寒支初集》卷八，《明淅川知縣愚山揭公墓志銘》。

  [54]　《懷陵流寇始終錄》卷十一。

  [55]　《平寇志》卷三。

  [56]　同1。

  [57]　《綏寇紀略》卷六。

  [58]　同3。

  [59]　《郝太僕褒忠錄》卷二，《熊理院回札》。

  [60]　毛澤東：《關於目前國際形勢的幾點估計》，《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一一八一至一一八二頁。

  [61]　《郝太僕遺集》，又見《郝太僕褒忠錄》卷二。

  [62]　《郝太僕褒忠錄》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