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謀刺希特勒事件

  納粹德國的專制體制，使得不同的建議和意見根本無法得到正常表達，更遑論這些建議能影響當局的決策。隨著專制體制日益強化並走上惡性發展的道路，國家體制中沒有「剎車」裝置的惡果日益暴露，明智人士和反對力量只有一條路可走——用謀刺等非法手段迫使災難之車硬性癱瘓在地。

  請記住𝓫𝓪𝓷𝔁𝓲𝓪𝓫𝓪.𝓬𝓸𝓶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自希特勒從政以後，謀刺他的企圖和事件就接連不斷。1983年，德國作家維爾·貝特霍爾德（Will Berthold，1924—2000）出版了《四十二起謀殺希特勒案件》[28]一書，較為系統地梳理出這些企圖和事件中有案可查的部分。在這些謀刺事件中，發生在1933年希特勒就任總理之前的，更多地帶有納粹運動內部爭權奪利的色彩。希特勒執政初期，謀刺行動的動因是多元的，實施者的國籍和信仰也五花八門。有來自國內的，也有來自瑞士的；有共產黨內的極左分子（個人的單獨行為），納粹運動中分裂組織「黑色陣線」的派遣者，意圖維護基督教尊嚴的基督徒，反暴政的正義人士，也有軍內的抵抗分子。然而隨著歐戰的爆發，專制統治越來越嚴酷，希特勒公開露面的機會日益減少，謀刺行動的難度也進一步增加。這時，軍內抵抗組織的謀刺活動就成為除掉希特勒的唯一希望。

  在民間人士的行動中，1939年11月發生在慕尼黑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的爆炸案是影響最大、實施者最具有傳奇色彩的一次。爆發案製造者約翰·格奧爾格·埃爾澤（Johann Georg Elser，1903—1945）出生於符騰堡一個工匠家庭，少年時學習成績優秀，14歲開始學習手藝，先後當過鐵匠和木匠。[29]他在周圍共產黨員的影響下，一度加入過共產黨的防衛組織「紅色前線戰士同盟」。希特勒上台執政後，隨著國內政策的一系列調整，埃爾澤的收入下降了。而希特勒政府一系列毀約擴軍的冒險舉動，使他堅信希特勒就意味著戰爭，將把整個德國推向崩潰的深淵。他決定依靠個人的力量，利用每年11月8日納粹「老戰士」紀念「啤酒館政變」的時機，在希特勒發表演說時將其炸死。為此，他作了精心準備。為了獲得炸藥和雷管，身有手藝的工匠竟然自願到採石場充當時薪僅70芬尼的輔助工。在工地上，他常常趁人不注意，撿拾掉落在地上的雷管，還直接仿製鑰匙，到庫房偷拿炸藥。隨後，他利用自己的技能，把鐘錶改裝成定時裝置。他變賣了自己的自行車和低音提琴，身揣近400馬克，來到慕尼黑。最困難的工作是把炸藥放入全年營業的啤酒館中央的大柱子中。他每次都在晚上8—10時到啤酒館吃晚飯，吃完後趁亂閃入二樓儲藏室，等到所有的人離開後出來工作。凌晨天亮以前必須停止工作，回到儲藏室等待，到早晨7時多酒館開門營業後從後門離開。由於柱子是磚石結構的，外面蒙了一層木板，他首先在木板層上做出一扇隱蔽的門，便於每次開關。然後使用各種工具鑿挖磚頭。這項工作的難度，一是不能發出太大的聲響，二是每天處理建築垃圾。對第一個難題，他只能放慢工作進度，利用抽水馬桶自動放水時發出較大的聲音，加緊作敲打工作。至於建築垃圾，他先把它們裝袋倒入儲藏室的紙箱裡，等紙箱裝滿後，再利用中午的時間使用手提箱把垃圾提到伊薩河（Isar）邊，倒在垃圾堆上。經過30餘個夜晚的辛苦工作，中間經過了許多次差點被人發現的風險，埃爾澤的雙膝也由於長期跪在柱子旁工作而有擦傷和發炎，但是，帶有定時裝置的炸藥終於放入了柱子，外表看不出破綻，鐘錶的聲音也被掩蓋住。可惜的是，往常都要在該場合演講一個半小時的希特勒，這次由於面臨是否要立即進攻西線的問題，必須提前返回柏林。1939年11月8日晚上9∶20，放置在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柱子裡的炸藥準時爆炸。在場的6名納粹「老戰士」和1名女招待當場被炸死，以後又有1人在醫院裡死亡，63人受傷，其中16人重傷，但希特勒在爆炸發生前13分鐘已經離開了現場。埃爾澤在拉網式搜捕中很快被捕，但數天後才被確定身份。由於希特勒不相信他一個人能完成這麼多工作，堅持認為其背後有英國間諜網或「黑色陣線」作支撐，所以不願立即處決他。他長期被關押在集中營，直到1945年4月5日才被秘密處死。

  戰爭期間軍內密謀分子的數次謀刺行動中，兩次頗具戲劇性，一次發生在蘇德戰場，另一次在柏林。1942—1943年，蘇德戰場的戰事正處於關鍵階段，聚集在「中央」集團軍群內的密謀分子打算利用希特勒視察前線的機會除掉他。他們使用假護照把格爾德勒送到斯摩棱斯克以增強力量。卡納里斯也尋機來到東線，暗中部署「阿勃維爾」的力量加以配合。密謀分子打算在軍官食堂里起事，由一支10人組成的軍官特工隊，在其他陪餐者的配合下，根據信號拔出手槍一齊向希特勒及其警衛開槍。然而司令官克盧格堅決不同意在餐桌上殺人。密謀分子被迫改用第二套方案，用炸彈謀刺。然而，1943年2月27日凌晨2時，希特勒突然宣布前往西南戰線，離開了「中央」集團軍群。B集團軍群內的密謀分子立即接過接力棒，準備採取行動，但一直沒有找到機會。同年3月13日早晨，希特勒又在返回東普魯士途中停留斯摩棱斯克。原先的那批密謀分子立即繼續行動。他們以托帶禮物為名，將偽裝成兩瓶白蘭地酒的英制定時炸彈送上希特勒的專機。這種炸彈不使用會發出聲響的機械走時裝置，改用化學酸液腐蝕金屬絲的方法控制起爆時間。定時炸彈與希特勒同在一架飛機上，化學酸液蝕盡了金屬絲，撞針向前擊發，但炸彈卻沒有爆炸。密謀者百思不得其解，只能歸因於蘇聯上空的氣溫太低。幾天後，1943年3月21日，希特勒將出席在柏林軍械庫舉行的陣亡將士紀念儀式，事後將用半小時的時間參觀由「中央」集團軍群舉辦的繳獲的蘇聯武器展示會。密謀分子馮·格斯多夫（Rudolf Christoph von Gersdorff，1905—1980）上校在找不到合適的地方安放炸彈後，決定把炸彈放在大衣口袋裡，在預定的爆炸時間前儘量靠近希特勒，與他同歸於盡。然而，由於最細的金屬絲被蝕斷也需要十分鐘，而希特勒在現場僅逗留了兩分鐘就匆忙離去，格斯多夫只得在希特勒離去後，急忙跑進衛生間，卸下已進入倒計時的雷管。

  1944年7月20日發生的「七二〇」謀刺希特勒事件是軍內密謀集團謀劃的一次重大事件。該事件的主要策劃人克勞斯·申克·馮·施陶芬貝格伯爵（Claus Schenk Graf von Stauffenberg，1907—1944）是近代普魯士軍事改革家奈德哈特·馮·格奈森瑙（Neidhardt von Gneisenau，1760—1831）的後代，其父親曾經當過符騰堡末代國王的樞密大臣。他頭腦冷靜周密，喜愛文學藝術，在職業選擇上幾經周折後，19歲那年加入了國防軍，在第十七騎兵團當見習軍官，1930年晉升為少尉。對於納粹運動，他的態度比較矛盾。作為貴族世家出身的有教養者，他對納粹領袖們野蠻的、無教養的，有時候完全是裝腔作勢的做法感到反感，但與生俱來的民族主義情感，又使他支持希特勒政權毀約擴軍的舉措。1936年，他進入柏林陸軍大學深造。學習期間，其全面的才華引起教官和陸軍總司令部的注意，兩年後他進入總參謀部供職。[30]然而，當年發生的反猶高潮，尤其是他長期生活的班貝格所發生的焚燒猶太會堂事件，以及全國範圍的「水晶之夜」事件，使他對納粹運動和希特勒本人的看法發生根本性轉變。而翌年夏天的戰爭危機，使他看到希特勒正在把德國引向戰爭，這場戰爭可能是長期而傷亡慘重的，將把德國引向失敗的災難。歐戰爆發後，他到第十六裝甲師當參謀，聲名漸起。蘇德戰爭爆發後，他被派遣到東線，協助在蘇聯戰俘中組織俄羅斯「志願部隊」。在這期間，黨衛隊在蘇聯的暴行，以及希特勒要求槍殺所有蘇軍政委的命令，使他徹底看清了納粹分子的真面目。他尋機加入了密謀集團，並很快成為其中的積極分子。

  1943年2月，他被調到突尼西亞戰場，在裝甲師任作戰參謀。4月7日，他乘坐的汽車開進雷區，同時遇到盟軍飛機的低空掃射，身受重傷。他的左眼全瞎，左手的兩個手指和整個右手被炸掉，左耳和左膝蓋也受了傷，醫生們久久不能確定他是否能度過死亡的難關。然而其毅力過人，在治療過程中甚至拒絕服用鎮痛劑和安眠藥，最後頑強地活了下來。還沒等傷病全部養好，他就要求回部隊繼續服役，並更加積極地參加反抗活動。針對當時不少將軍猶豫不決的態度，他明確地表示：「將軍不行就該用上校。」[31] 1943年9月，他晉升為中校，並調回柏林陸軍總司令部任軍械署參謀長，以更加有利的條件參加密謀活動。他一方面加緊練習定爆技術，學習用左手殘存的三個手指夾碎定時炸彈的酸液瓶，另一方面與貝克等人一起，加緊修訂《女武神計劃》（Walküre，又譯《伐爾克里計劃》）。該計劃有陰陽兩個版本。提交希特勒批准的內容是，一旦在柏林和諸如慕尼黑、維也納、科隆等大城市服勞役的千百萬外國勞工發生暴動，即由武裝部隊國內駐防軍接管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由於外籍勞工既無武器也無組織，幾乎不可能發生這種情況，因而很容易看出此舉的真實意圖。但此時希特勒早已是草木皆兵，眼見精壯將士都被牽制在國外，國內空虛，自然對國內駐防軍產生興趣。該計劃的真實內容是，首先派專人刺殺希特勒，得手後即使用國內駐防軍和警察發動政變，在儘可能短的時間裡奪占位於柏林的全國廣播總局和廣播電台、電報局、電話局、總理府、政府各部和黨衛隊-蓋世太保總部，解除黨衛隊和蓋世太保的武裝，然後通過廣播、電話和電報，把先期擬好的公報發給其他城市的駐防軍指揮官和境外軍官，同時通電全國，宣布希特勒已死，成立以貝克為國家元首、格爾德勒為政府總理、維茨勒本為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新政權。1944年6月，施陶芬貝格晉升為上校，擔任國內駐防軍參謀長，為主持《女武神計劃》提供了更好的條件。6月7日，他在元首山莊首次見到希特勒，後者對他提交的修改版《女武神計劃》很感興趣，表示該版計劃「特別出色」，而他也看清了「在元首身邊有隨便活動的可能」。7月2日，他再去匯報工作，公文包中攜帶了定時炸彈。然而由於他想同時炸死的戈林和希姆萊都不在場，所以無功而返。[32] 7月15日，施陶芬貝格第二次攜帶炸彈來到希特勒身邊，但由於沒有機會啟動定時裝置，又未能成功。

  1944年7月20日，數次都未成功的密謀反抗行動再一次啟動。刺殺和政變兩個環節的主角都是施陶芬貝格，由於刺殺舞台在東普魯士拉斯騰堡（Rastenburg）以東15公里處的「狼穴」（Wolfsschanze）大本營，而政變舞台在德國本土的柏林，兩處之間有一定的距離，當時的飛機需要飛行兩個多小時，這給整個行動增添了不少難度。當天中午，施陶芬貝格順利地進入會場，炸彈也準時爆炸，但由於會場臨時從地下室轉移到窗戶大開的地面建築內，裝有炸彈的公文包也被人無意間從希特勒的腳邊移到厚厚的橡木底座的另一側，結果，儘管希特勒頭髮燒焦，兩腿灼傷，右臂擰傷後暫時不能動作，耳膜震壞，脊背也被掉落的椽子劃破，但生命無礙。站在會議室外200碼處的施陶芬貝格看到會議室在爆炸聲中煙火大作，人體從窗戶里被拋出來，碎片飛到空中，推測包括希特勒在內的與會者都已經被炸死，至少也命在旦夕。他急忙通過重重關卡，坐車到了機場，乘坐原來的飛機原路返回。飛機上沒有通訊設備，因而既無法指揮柏林的同謀者立即行動，也無法通過電台廣播分析柏林的近況，只能一廂情願地想像盟友們已經行動起來接管了柏林，並且正在發出給德國本土和西線軍事指揮官的文告。而事實上，由於「狼穴」大本營與柏林之間的通話質量欠佳，同時密謀分子因害怕遭到竊聽而匆忙掛機，因而柏林方面並不清楚希特勒是否已死，不敢有所動作。施陶芬貝格回到國內駐防軍總部時，整個行動計劃已經失去了寶貴的三小時時間。在施陶芬貝格的堅持下，政變行動開始啟動，但「狼穴」大本營方面的防範和反擊措施也已開始。[33]密謀圈內的不堅定分子和圈外的騎牆分子一聽說希特勒未被炸死，紛紛反戈一擊，最後導致事件以失敗告終。希特勒對密謀分子展開瘋狂的報復，當天就槍殺了貝克、施陶芬貝格等主要人士，隨後組織了「七二〇事件特別委員會」，由來自11個機構的400名蓋世太保和刑事警察組成，負責無情地清洗各軍參謀部。整個報復行動導致4980人死亡，其中包括格爾德勒、卡納里斯等人。不少遇害者生前遭到「人民法庭」羞辱性的審訊，死後骨灰被胡亂地撒入農田甚至臭水溝。

  「七二〇」事件儘管沒有達到消滅希特勒和納粹政權的目的，但它給了兩者以沉重的打擊，使它們在聲譽和實力方面遭遇到無可挽回的損失。戰場形勢和國內的動盪，使民眾對希特勒政權更加不滿。1944年11月斯圖加特（Stuttgart）地區黨衛隊保安處的內部報告稱，他們多次聽到民眾在口傳，說「元首確實是上帝派來的，我們毫不懷疑，但上帝不是派他來拯救德國，而是毀滅德國」[34]。但希特勒還要竭盡全力來作最後的掙扎。1944年9月25日，他簽署法令，動員國內全部16—60歲的公民來保衛國家。根據該法令，當局在國內組建了「人民衝鋒隊」（Volkssturm，亦譯「人民突擊隊」）和「德國護鄉隊」（Wachdienst）。前者由16—60歲非在役公民組成，絕大部分是傷殘退役老兵和其他不適合服役者，這些人在納粹官員的監督下入隊。人民衝鋒隊的基本作戰單位為營，但裝備很差，幾乎未受訓練就被送上戰場。以後，甚至婦女和少女也被徵召入隊，從事輔助性勤務工作。[35]後者系地方半武裝組織，由老人組成，用於守護本地區，也用於消防和搜索等工作。以後，隨著人民衝鋒隊在戰鬥力方面的問題逐漸暴露，1945年1月28日，希特勒又下達了《關於人民衝鋒隊使用的命令》，其中表示：「東線的經驗表明，陷入孤立無援境地的人民衝鋒隊部隊、值班部隊和後備部隊只有微弱的戰鬥力，可能很快會被擊潰。如果將它們編入野戰陸軍部隊的編成內使用，那麼這種數量上通常很多但沒有充分地按照現代戰鬥進行武裝的部隊，其戰鬥力就會得到不同程度的提高。因此，我命令：……如果在一個戰鬥地段內，除野戰陸軍部隊以外，還配置有人民衝鋒隊部隊、值班部隊和後備部隊，就應該建立統一指揮下的合成戰鬥群（旅）。這種戰鬥群能給人民衝鋒隊部隊、值班部隊和後備部隊以幫助和支援。」[36]然而，這種做法一方面把老弱病殘者進一步送到死亡線上，同時也降低了部隊的總體戰鬥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