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為毀約擴軍服務的納粹外交

  希特勒政府採取的一次次毀約擴軍舉動，對外交政策提出了較高的要求，即如何解除主要大國的恐懼，平息外交危機。政府的主要對策是，在儘可能長的時間裡，努力使世界霸主英國維持20年代所推行的「扶德抑法」政策，全力同英國搞緩和，力爭與英國達成某種形式的協議，甚至結成聯盟，以求在英國的諒解下作好對外擴張的準備。

  希特勒在作出冒險舉動後，大多把主要精力放在改善英國的不滿情緒上。他上台執政不久，就於1933年5月派遣其助手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去倫敦，向英國政府說明納粹運動的「和平與防禦性質」。[49]同年10月德國退出世界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當月底就主動與英國及義大利接洽，聲明願意重新商討軍備問題。後來三國進行了秘密談判。1933年12月5日，希特勒會見英國駐德大使埃里克·菲利普斯（Eric Philpps），抱怨德國的邊界完全處於無防禦狀態，法國人只要願意，隨時可以散步般進入德國。他呼籲英國與義大利聯合起來，阻止法國可能採取的冒險舉動。[50] 1934年11月，德國軍備專員里賓特洛甫也會見了英國政府官員約翰·西蒙和安東尼·艾登，向他們解釋「當前德國正在進行的重整軍備工作的性質，強調它是沒有侵略目的的」[51]。1935年春德國宣布公開擴軍時，希特勒又邀請西蒙和艾登訪問德國。翌年3月德國進軍萊茵區，希特勒為了順利渡過危機，派遣里賓特洛甫攜帶一份和平計劃趕到倫敦，表示要就英國最為敏感的空軍問題進行談判，締結一項空軍協定，許諾德國將返回國際聯盟，並同英國締結一項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條約，以保證「最終而可靠的和平」。[52]

  1935年6月德英兩國締結海軍協定，標誌著希特勒對英和解外交的頂峰。對德國來說，該協定的政治意義遠遠超過其軍事價值。它除了作為拆散斯特萊沙抗德陣線的一種手段，主要用意是向英國表示友好，以此作為同英國達成全面協議甚至結成聯盟的前奏。當時德國正在建造兩艘2.6萬噸級的袖珍戰列艦，英國感到擔憂，希特勒政府便提出締結一項承認英國海軍優勢的協定（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德兩國海軍力量的比例是16∶10，而希特勒所提議的比例是近3∶1），表示德國無意同英國爭奪海上霸權。在該協定的正文裡，雙方都把它稱作「成為兩國間永久和最終協議的協定」。[53] 1936年8月，希特勒任命里賓特洛甫擔任駐英大使，臨別時表示：「給我把同英國的聯盟帶回來！」[54]里賓特洛甫到達倫敦後，為實施這一政策施展了全身解數，範圍所及甚至包括英國強硬派代表人物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1937年，他主動約見邱吉爾，說自己「本來會當德國外交部長的，但他請求希特勒讓他到倫敦來，以便為締結英德協約甚至英德聯盟作詳細的說明」。與此同時，希特勒等人在國內也多方活動，在1936年經常會見英國政界的頭面人物，如倫敦德里（Londonderry）勳爵和自由黨領袖大衛·勞合·喬治（David Lloyd George，1863—1945）等，大肆鼓吹英德友好的重要意義，竭力使對方產生對德國的好印象，為英德和好鋪墊道路。[55]

  法國是德國的緊鄰，對德國重整軍備的行為最為敏感，也最有可能與波蘭一起對德國的擴軍行動進行軍事干預。希特勒在《我的奮鬥》和《第二本書》里都大肆反法，叫囂「法國是我們最可怕的敵人，這個逐漸與黑種人混合的民族，抱有猶太人統治世界的目的，是白種人生存的永久性禍害」，鼓吹要「一舉在精神上把它的脊椎打斷永遠踏在腳下」。但是當他上台執政後，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在德國的毀約擴軍階段，還是把中立法國及其盟國，爭取排除它們的干預放在重要的位置。然而，德法關係不同於德英關係。一方面，納粹黨一貫的反法宣傳和德國陸軍擴軍行動引起了法國的警覺，另一方面，德國擴軍備戰過程中的幾次冒險舉動（退出世界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宣布公開擴軍、進軍萊茵區）都需要以法國的活動為藉口，因此在這一階段里，德國對法國的策略是又拉又打，以拉為主。

  德國退出世界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是以它提出的與法國軍備平等甚至優於法國[56]的要求遭到拒絕為藉口的。但在這次冒險行動前後，德國發起了第一次強大的對法和平攻勢。1933年9月中旬，希特勒親自向法國大使保證德國的和平意圖。同月底，牛賴特在日內瓦向法國外長提議，在裁軍談判進入僵局的情況下，德法兩國可以達成直接的諒解。[57] 10月德國退出世界裁軍會議和國際聯盟後，法國反應強烈，積極靠攏英國，著手同蘇聯談判締結互助公約，鼓吹組建「東方洛迦諾」體系。德國則將和平攻勢升溫。11月中旬，外交部指示國內報刊發起宣傳運動，鼓吹德法兩國實現和解。16日，希特勒又親自會見法國人士，藉此向法國公眾作出和平保證，表示對阿爾薩斯-洛林已不感興趣。[58] 1933年末到1934年初，在德國的倡導下，德法兩國進行了長時間的談判，但由於雙方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利害衝突，不可能取得實質性成果。

  德國宣布公開擴軍是以法國改變兵役法為藉口的，而且隨著德國相對地位的加強，它對法國的攻擊也加劇了。但是，面臨法國所倡導的英法意斯特萊沙會議的召開和《法蘇互助條約》的締結，它還是對法國使出了「拉」的一手。1935年5月2日法蘇條約簽訂，21日希特勒即在國會發表被稱為「最動聽」的和平演說，「向法國莊嚴地承認和保證它在薩爾公民投票後決定的邊界」，「從而最後放棄對阿爾薩斯-洛林的一切要求」。同月，戈林也在參加波蘭約瑟夫·克萊門斯·畢蘇斯基元帥葬禮期間同剛從蘇聯簽約歸來的賴伐爾舉行會談，大肆反蘇，重彈對法友好的老調，表示「希望與法國鄰居化干戈為玉帛」。[59]

  德國出兵萊茵非軍事區是最大的一次冒險舉動，法國完全可以憑藉在邊境上的優勢兵力對德國採取警察行動。為此，希特勒也採取了不少行動。

  事前，1936年2月21日，他親自同法國記者談話，提到德國的和平政策，指出布爾什維克對法德兩國的共同威脅和法德兩國人民交惡的愚蠢性。[60]希特勒在向全世界宣布進軍萊茵區的同時，向英法等國提出了一個和平建議，表示：願意同法比兩國簽訂一項為期25年的互不侵犯條約，由英意兩國作擔保；願意同法國的東方盟國簽訂同樣的條約；同意德法邊界兩邊都實行非軍事化；願意重新加入國際聯盟。

  法國面臨德國的步步進逼，為戰爭的陰影所嚇倒，為反共的叫囂所迷惑，為和平的諾言所陶醉，逐漸喪失了對德國的相對優勢地位。1937年11月希特勒在內部高層會議上宣布擴張計劃時，已不惜同法國兵戎相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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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大利也是個法西斯國家，其稱霸目標是南歐、北非和地中海，意在建立一個環地中海的大帝國。在希特勒看來，該目標的實現主要將損害英法兩國的利益，導致同英法的衝突。因此，儘管德意兩國在南蒂羅爾問題上有爭議，對奧地利也都懷有野心，但希特勒在口授《我的奮鬥》和《第二本書》時，還是把義大利定為德國的爭取對象和潛在同盟者。希特勒執政初期，義大利害怕德國強大後會吞併奧地利，威脅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在希特勒急切染指奧地利、宣布公開擴軍的情況下，它趕緊以屯兵勃倫納山口、參加斯特萊沙抗德陣線等行動相對抗。但是，義大利侵略衣索比亞後，它同英法之間的矛盾激化。隨後，它又與德國共同武裝干涉西班牙內戰。在此基礎上，義大利與英法之間的距離日益擴大，而意德之間的距離日益縮短。經過德國的一番努力，義大利終於在1936年10月同德國締結了「軸心」協定，翌年11月又參加了《反共產國際協定》，基本上站到了德國一邊。

  德日關係的發展也不平坦。1937年以前，德國無暇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亞洲，加之內部各部門在對亞洲政策上有分歧，軍事部和外交部比較傾向於把對華關係作為重點，而里賓特洛甫及其辦公室希望重點爭取日本，[61]因此德國在亞洲的行動是多重而又混亂的。由於這一時期德國外交政策的重點是「和英反蘇」，需要打出「反共產國際」的旗號來擺脫孤立狀態。從日本方面來說，「九一八事變」後國際處境孤立，統治集團內部南進派和北進派相持不下，而打出反共旗號，靠攏法西斯德國，既能擺脫孤立狀態，又不會引起世界兩強英國和美國的敵意，也不會引發國內的大爭吵。於是，1936年11月25日兩國締結了《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約定「對於共產國際的活動相互通報，並協議關於必要的防止措置，且緊密合作，以完成上述措置」，同時約定要幫助「感受威脅的第三國」。[62]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後，德國基於策略考慮，既不願意因為支持日本而損害同英美等國的關係，也不希望因為拋棄中國而喪失在華經濟利益和軍事影響。因此，1937年7月20日，德國外交部通過各駐外使團表示，德國在中日衝突中持中立態度。[63] 7月28日，它又向日本提出抗議，認為日本的行動違反了《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同時，德國不顧日本的反對，拒不從中國撤出軍事顧問團。當日本威脅要中止《德日反共產國際協定》時，它表面上同意停止向中國提供物資，實際上並沒有履行諾言。

  1938年1月2日，以後被希特勒譽為「俾斯麥第二」的里賓特洛甫提出一份關於外交政策的備忘錄。文件提出，如果德國與日本、義大利加強聯合，「促使這些國家在適當的時候宣布同我們的堅如磐石的團結」，就能有效地起到制約英國的作用，使英國面臨「可能在三個不同地區即東亞、地中海和歐洲同時作戰」的威脅，從而「不能在歐洲給予法國以足夠的支持」。「在這樣的局勢下，萬一德國同法國的某個東歐盟國發生衝突，英國可能會制止法國去干預，而使衝突局部化」。[64]該建議獲得希特勒高度評價，欣然採納，德國由此急劇調整對亞洲的政策，從中國撤出軍事顧問團，並向日本提出締結德日意三國軍事同盟的建議。然而從日本方面來講，它還沒有正式決定跨出南進的步伐，因而不願意參加以西方國家為敵的同盟條約。雙方需求的差異使得兩國間的交涉曠日持久。

  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蘇聯是德國內外宣傳中的主要打擊對象。納粹當局之所以這麼做，除了其反共反蘇的本性在起作用，也有希特勒的策略考慮。他在1924年口授《我的奮鬥》一書時，對蘇聯主要持謾罵的態度，然而在1928年口授《第二本書》時，則以較為現實的態度分析了德蘇關係的前景。首先，他認為，由於兩國之間存在著意識形態上的對抗性，「只要俄國政府繼續用布爾什維主義毒害德國，那麼相信德蘇之間會取得諒解就是荒唐的」。德蘇之間保持友好關係將妨礙德國政府鎮壓德國共產黨。其次，德國在重整軍備時期，不能與法國、英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等國發生衝突，但是，「假如德國真想與俄國結盟反對西歐，明天它就將再一次成為歷史性的戰場」，被迫以孱弱的軍事力量倉促應戰。再次，即使德蘇兩國結盟，當德國同英法等國發生衝突時，也很難指望得到蘇聯方面有效的支援，因為蘇軍越過波蘭領土支援德國「只可能在德國不再存在時」才可能實現，而它通過海路在德國登陸，「只要英國和法國完全控制波羅的海」，就難以實現。[65]既然德蘇之間維持友好關係對德國是弊多利少，那麼，利用英法等國統治集團反共反蘇的偏好，「借布爾什維主義的幻影，以遏制凡爾賽體系的勢力」，建立德國的軍事主權，完成法西斯國家的初步聯合，當然就成了希特勒較為有利的選擇。

  在這一時期內，儘管德蘇之間還保持著一定的經濟和軍事聯繫，希特勒也多次通過公開或秘密途徑向蘇聯傳遞友好信息，如1933年3月23日，他曾在演說中表示要「維護同蘇聯的友好關係」，甚至在接見蘇聯大使時，保證德國完全意識到同蘇聯的利益一致性，[66]但是出於策略考慮，德國政府每做出一個冒險舉動，除了大搖一陣橄欖枝外，就是大叫一通「布爾什維克威脅」。德國退出世界裁軍會議，其藉口之一是「赤疫侵襲柏林」；德國拒絕參加「東方洛迦諾公約」，是以「民族社會主義和布爾什維主義有著不共戴天的仇恨，無法共同締結什麼公約和協定」為理由的；德國宣布公開擴軍後，希特勒等人在會見英法等國主要官員時，也是以「說到布爾什維主義對歐洲的危險時，鼻孔也會顫動起來」的激憤情緒大肆反蘇；德國進軍萊茵區，在希特勒的嘴裡又成了「德國向東發展」的前提，是「建立對莫斯科的防疫帶」；法西斯國家的初步聯合，也披上了「反共產國際」的外衣。反蘇反共成了希特勒束縛英法等國手腳的咒語。

  至此，德國在外交上以對英和解、中立法波與反對蘇聯為手段，步步得手，既阻止了世界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形成，又初步完成了毀約擴軍、瓦解對德包圍圈和尋覓戰友的任務，作好了對外擴張的準備。

  【注釋】

  [1]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在德國高級軍政會議上的講話，參見Louis L.Snyder,Encyc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172.

  [2] Norman Rich,Hitler's War Aims:Ideology,the Nazi State,and the Course of Expansion.New York:Andre Deutsch,1973,p.9.

  [3] Paul R.Swee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Washington:Series D,V.1,1950,No.246.

  [4] Andreas Hillgrube,Hitlers Strategie,Politik und Kriegsführung,1940 - 1941.Frankfurt /M.:Bernard & Graefe Verlag 1965,S.14.

  [5] [英]華爾托斯：《國際聯盟史》，封振聲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下卷，第102頁。

  [6] Paul R.Swee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Washington:Series C,V.2,1950,No.9.

  [7] W.N.Medlicott /Douglas Dakin /M.E.Lambert,Document on British Foreign Policy,1919—1939.London:ser.2,vol.5,1970,No.406.

  [8] [美]格哈特·溫伯格：《希特勒德國的對外政策（上編）:歐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年》，何江、張炳傑譯，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85頁。

  [9] Esmonde M.Robertson,Hitler's Pre War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s.London:Longmans 1963,p.11.

  [10] Bruce F.Pauley,A History of Austrian National Socialis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1981,P.7.

  [11] Paul R.Swee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Series C,V.2,No.393.

  [12] [英]溫斯頓·邱吉爾：《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1卷上部第一分冊，吳萬沈譯，商務印書館1974年版，第134頁。

  [13] Elizabeth Wiskemann,The Rome Berlin Axis:A History of the Relations between Hitler and Mussolini.New York:Taylor & Francis Group,1959,p.35.

  [14] R.R.Koerner,So Haben sie es Damals Gemach:Die Propagandavorbereitungen zum ?sterreichanschluss Durch das Hitlerregime,1933-1938.Vienna:Gesellschaft zur F?rderung Wissenschaftl,1958,S.154.

  [15]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65—366頁。

  [16] 德國軍隊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受到《凡爾賽條約》的限制，稱作「國防軍」，此法令已經使用了新的名稱「武裝部隊」。

  [17]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187.

  [18]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71頁。

  [19]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研究論集》，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74頁。

  [20] 參見世界知識出版社編：《國際條約集（1934—1944）》，世界知識出版社1961年版，第28—30頁。

  [2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514-516.

  [22]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16.

  [23] John W.Wheeler Bennett(ed.),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7,pp.44-45.

  [24] John W.Wheeler Bennett(ed.),Documents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1936.p.119.

  [25]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85.

  [26] 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pp.135-136.

  [27] [德]埃里希·魯登道夫：《總體戰》，戴耀先譯，解放軍出版社2005年版，第49頁。

  [28]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508.

  [29] 海軍總司令雷德爾曾一再提出要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把戰略重心轉向海洋，但並未被 希特勒採納。

  [30]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研究論集》，第74頁。

  [31] Wilhelm Deist,The Wehrmacht and German Rearmament.London:Macmilan Pr.Ltd.,1981,pp.15-16.

  [32] 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London,1981,pp.35-36.

  [33] 對付法國及其東歐盟國，當時活動半徑為402—804千米（250—500哩）的中程轟炸機已經足夠。當然，生產遠程轟炸機既可以對付法國，日後也可以用於進攻英國和蘇聯。但生產一架四引擎遠程轟炸機的原料和資金，可以生產兩架半雙引擎中程轟炸機。

  [34] [德]漢斯-阿道夫·雅各布森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決定性戰役（德國觀點）》，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外國軍事研究部譯，江蘇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56—257頁。

  [35] Esmonde M.Robertson,Hitler's Pre war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s,1933 -1939.p.85.

  [36]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研究論集》，第86—87頁。

  [37] 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p.155.

  [38]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研究論集》，第88頁。

  [39]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109.

  [40] [德]埃里希·魯登道夫：《總體戰》，第5—7頁。

  [41] [德]埃里希·魯登道夫：《總體戰》，第13—14頁。

  [42] [德]埃里希·魯登道夫：《總體戰》，第三章，第41頁起。

  [43] [德]埃里希·魯登道夫：《總體戰》，第116頁。

  [44] [蘇]德波林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史（1939—1945年）》第二卷：大戰前夕，潘咸芳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1年版，第608頁。

  [45] 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pp.133-135.

  [46] Berenice A.Carroll,Design for Total War:Arms and Economics in The Third Reich.Hague:UMI,1968,p.100.

  [47] Donald Watt,Too Serious.London,1975,p.64.

  [48] Wilhelm Deist,The Wehrmacht and German Rearmament.pp.42-43.

  [49] Louis L.Snyder,Encyclopedia of The Third Reich.p.300.

  [5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510-511.

  [51] Norman Henry Gibbs,Grand Strategy.V.1 Rearmament Policy,London:HMSO,1976,p.135.

  [52] Maurice Cowling,The Impact of Hitl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pp.108,145.

  [53] 《國際條約集（1934—1944）》，第42、44頁。

  [54] Klaus Hildebreand,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Berkeley & 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p.46.

  [55] 參見[德]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譯員》，劉同舜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44頁。

  [56] 1933年秋，德國外長牛賴特親自參加日內瓦裁軍會議，提出在軍備控制的第二階段，德國的軍事力量應大於法國，以便對抗法國的東歐同盟體系。參見[美]格哈特·溫伯格《希特勒德國的對外政策·上編：歐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年》，第226頁。

  [57] [美]格哈特·溫伯格：《希特勒德國的對外政策·上編：歐洲的外交革命，1933—1936年》，第233—234頁。

  [58] E.Robertson,Hitler's Pre war Policy and Military plans.p.26.

  [59] 參見[德]保·施密特：《我是希特勒的譯員》，第17—20頁。

  [60] Klaus Hildebrand,The Foreign Policy of the Third Reich.p.42.

  [61] [美]格哈特·溫伯格：《希特勒德國的對外政策·下編：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1937—1939年》，上冊第227頁。

  [62] 《國際條約集（1934—1944）》，第111頁。

  [63] Paul R.Sweet,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1918-1945.Series D(1937— 1945),V.1,Washington,1950,No.463.

  [64] 李巨廉、王斯德主編：《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歷史文件資料集（1937.7—1939.8）》，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5年版，第43號文件。

  [65] 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史研究室：《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研究論集》，第49—50頁。

  [66] [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第469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