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節 總體戰與閃擊戰思想的確立

  德國納粹政權在擴軍備戰的過程中，也注重軍事思想和戰略戰術方面的準備工作。在歐洲戰爭爆發前，最引人注目的是總體戰和閃擊戰思想的確立。

  進入20世紀後，戰爭出現了許多新的特點。戰爭的廣度和深度增加，殘酷性和破壞性加大，經濟因素和精神因素在戰爭中的作用提高。戰爭已經不僅僅是軍隊的事情，也不僅僅是在前方打仗。它要求建立數以百萬計的軍隊，大量使用各種基於現代化技術的鬥爭手段，動員整個國家的經濟力量，席捲千百萬民眾，極大地影響到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各主要交戰國對戰爭的認識仍然停留在19世紀的水平上。當時，雙方的軍事戰略和作戰計劃都建築在短期戰爭的準備之上，設想通過戰爭開始時所動員的軍隊進行幾次主力會戰，就能決出勝負，結束戰爭。因此戰爭期間各國所動員的後備力量和物資都很有限。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實踐卻完全相反。各國的短期決戰戰略和計劃都破產了，戰爭變成了持久的消耗戰。由此，各國的軍事思想開始發生變化。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德國於20世紀二三十年代逐漸形成了總體戰的理論。埃里希·魯登道夫於1935年出版的《總體戰》（Der total Krieg）一書，就是這一理論的代表作。

  魯登道夫認為，總體戰是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出現的。它的性質同以前的戰爭根本不同。他稱以前的戰爭為「政府戰」，這種戰爭是由政府統率軍隊去進行的，除直接進行戰鬥的地區（即戰場）外，民眾一般不受影響，只不過負擔戰稅而已。現在則不同，「總體戰不僅要動用軍隊，它還將直接影響到交戰國每一個成員的生活和精神……今天的戰場，就其真正的含義來說，已經擴展到交戰國的全部領土。軍隊和民眾，都處於直接的戰爭狀態……因此，總體戰的對象不僅是武裝部隊，也直接指向民眾。這是無情的然而是明確的現實，一切可以採用的戰爭手段都將服務於這個現實，而且已經在為它服務」[40]。

  根據這種觀點，魯登道夫強調總體戰必須動員「民族之全力」，全體民眾均有責任在精神上、體魄上和物資上為未來的戰爭做好準備。他由此斷言，克勞塞維茨關於戰爭是政治的繼續的論斷已經過時。「既然戰爭是總體性的，政治也必須具有總體性。……戰爭是一個民族為維持生存的最高努力，總體政治應該在和平時期為生存鬥爭作好準備……戰爭與政治同樣為維護生存服務，但是戰爭是民族的生存意志的最高表現，因此政治是為戰爭服務的。」[41]這樣，準備戰爭和進行戰爭就被推崇為最高的國策。

  如何準備未來的戰爭呢？魯登道夫認為，首先必須確立「民眾精神上的一致」。他說：「武裝部隊植根於民眾之中，它是民眾的一個組成部分。民眾在體質、經濟和精神方面的強大程度決定了武裝部隊在總體戰中的戰鬥力，其中尤以精神方面最重要。」魯登道夫以「民族的精神團結是總體戰的基礎」為其書第二章的標題，對此作了詳細的論述。他把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失敗歸咎於德國十一月革命，歸咎於猶太人和羅馬教會，認為他們破壞了「民眾精神上的一致」。他鼓吹為了保證總體戰爭的勝利，必須實行「總體政治」，一方面以嚴刑峻法鎮壓「妨害民族團結者」，另一方面對全民族實行「精神動員」，後者的核心就是種族主義與軍國主義的宣傳教育。他強調，對德國的男人和女人都要進行這種體現「德國的種族遺產之精神」的教育。「總體戰是無情的，男女都要為戰爭而盡其全力。」婦女不僅肩負支持丈夫與兒子在前方打仗的責任，不僅在後方維持生產，而且需要養育健全的下一代。「德國需要一個精神和體質健全的民族，它能夠經年累月以極大的努力對抗敵人，摧毀其意志，使其屈服於我。」

  其次，魯登道夫鼓吹必須以國民經濟的全部力量準備未來的戰爭。他說：「現代的戰爭可以說是物質之戰和軍火之戰。」主持總體政治和總體戰爭計劃者應該在和平時期就認真考慮，戰時所需的原料、食物和生活必需品哪些能夠自給，哪些需要從國外進口，進口的比重是多少，戰時會否遭到封鎖，海內外的交通線能否繼續維持。他強調，德國應該提升自給的程度，提前大量輸入和貯備必要的戰略原料，實行配給制度，優先滿足軍火工業的需要，通過各種方法（包括入侵等）保證所需的海外原料來源（如羅馬尼亞的石油、瑞典的鐵礦石），並且鼓吹要使「全民族願意承擔物質犧牲」。[42]

  在軍事上，魯登道夫強調總體戰的首要原則是速戰速決。戰爭一延長就會引起「民族團結的渙散和經濟的困難，戰事的前景將遭受不利的影響」。為了達到速戰速決的目的，他強調：第一，「民族的全部國防力量應該在和平時期作好總體戰的準備，並在戰爭之初就全部投入」；第二，必須在普遍義務兵役制的基礎上，建立一支人數眾多、訓練有素、裝備精良、具有德意志「種族遺產之特質和民族精神之覺悟」的軍隊；第三，要依靠摩托化部隊和空軍的快速運動實行突然襲擊，「認為戰爭必須從宣戰開始，這是一種錯誤的看法」；第四，應毫不猶疑地使用一切鬥爭的手段與方法，不必顧慮道德和國際公法。[43]

  魯登道夫的總體戰理論完全為納粹當局所接受。1939年出版的德國《國防政策和國防科學年鑑》，以簡明的語言把總體戰概括為：「各階層居民參加戰爭的總體性，包羅人民一切生活領域的總體性，以及利用一切鬥爭手段的總體性。」[44]希特勒在政治經濟文化領域採取的一系列集權措施，既是組建納粹國家的需要，也可以視為從事總體戰的準備工作。

  

  閃擊戰思想的形成，在德國具有一定的基礎。自19世紀50年代起，普魯士-德國就逐漸形成了短促突擊思想，強調以軍事上的快速、機動、注重打殲滅戰等要素，速戰速決，來避免因地理位置帶來的多線作戰的困境。

  經過第一次世界大戰，防禦得到了發展，一般的防禦發展成依託堅固工事的多層縱深防禦。用傳統的進攻手段，即以密集的炮兵作為突破對方防線的「開聽刀」，已經不能打破這種防禦了。與此同時，軍事技術和武器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飛機、坦克和汽車開始廣泛應用於戰爭。面對這種情況，德國軍界出現了三種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認為，由於防禦能力的提高，機動的作用將大大降低，未來的戰爭將由防禦主宰。另一部分人則主張按照第一次世界大戰時廣泛採用的進攻信條，以步兵為主發動全線進攻，認為這樣就能保證進攻部隊側翼的安全，速度雖慢卻比較穩妥。第三部分人則力主發展短促突擊的機動戰略。20年代主管國防軍的澤克特就是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強調：「戰爭的未來在於，使用人數相對少但質量很高的機動部隊，在飛機的協同下產生更大的威力。」他認為，要成功地實施短促突擊，未來的軍隊應該符合三個要求：高度的機動性，擁有最高效率的兵器，人員和物資得到不斷的補充更換。[45]納粹德國的軍事戰略雖然擯棄了澤克特的小型職業軍隊理論，但吸收和發展了他的短促突擊思想。

  希特勒執政後不久，對未來的戰爭作了如下的設想：「下一場戰爭與上一次世界大戰完全不同，步兵進攻和密集隊形已經過時」，取而代之的是「規模巨大的空襲，內部的突襲、恐怖、破壞和暗殺，謀殺領袖人物，在敵人防禦的所有薄弱點上發動壓倒優勢的進攻，在同一時刻不惜代價地實施突然襲擊，只用一次打擊就能置敵於死地」。[46]在這些邏輯不很嚴密的表述中，已經體現了總體戰和閃擊戰的一些要素。30年代中期以後，德國開始在中歐地區擴張，當局所擬訂的一系列擴張計劃和指令使閃擊戰戰略逐步完善。從這些計劃和指令中，可以看出以下三個互相聯繫的要素：第一，強調在主要打擊方向集中優勢兵力和兵器，速戰速決，避免同時出現兩線作戰的局面；第二，強調以突然襲擊開始軍事行動；第三，強調實施高速度、大縱深的密集突擊。

  集中力量實施高速度、大縱深的戰略性突擊，這是閃擊戰戰略的核心。儘管這一思想較早就為希特勒和軍事當局所採納，但是，使它能付諸實戰應用的主要手段，即在航空兵支援下密集使用坦克摩托化部隊，卻直到1938年才在德軍中確立下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一些思想比較敏銳的軍事家開始注意坦克的運用。英國軍事理論家約翰·富勒（John Frederick Charles Fuller，1878—1966）等人在20年代初提出了坦克戰思想。德國國防軍在20年代的演習中，也使用模型坦克探索過坦克的運用，並在蘇聯試製了幾輛原型坦克。[47]然而，在德國軍界，直到1929年才出現以海因茨·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1954）為代表的獨立運用裝甲坦克師作戰略性突擊的主張。雖然這一主張得到一些人的呼應，但在較長的時間內卻未能得到普遍的承認。直到1933年希特勒執政後，德國才真正開始發展裝甲坦克部隊。這一年，希特勒在軍隊的一次新武器演示中觀看了古德里安所組織的一支小小的坦克摩托化部隊表演之後，興奮地說：「這就是我所希望的東西！這就是我所希望的東西！」勃洛姆貝格也持積極態度。於是，以古德里安為參謀長的摩託運輸兵總監處就擬定了發展坦克的計劃。1934年10月，組建了第一支裝甲坦克部隊，即第一坦克旅。不過，這種坦克旅不同於古德里安所主張的坦克師，它主要仍用於協同步兵作戰，而不是作為獨立的戰略突擊力量。在當時的德國軍界，那種把坦克看作步兵支援武器的保守思想仍占上風。

  1935年春希特勒宣布公開擴軍後，德國的裝甲坦克部隊也隨之進入發展的第二階段。是年夏，在古德里安的積極推動下，現有分散的坦克兵單位被集中起來，拼湊成一個裝甲坦克訓練師，進行了一系列的訓練與演習，贏得勃洛姆貝格和弗立契的讚賞。於是，同年9月即成立了裝甲兵司令部，10月正式組建了3個裝甲坦克師。這種裝甲坦克師是能夠獨立作戰的戰略單位，由1個坦克旅（內含2個兩營建制的坦克團），1個摩托化步兵旅，1個摩托化炮兵團，1個摩托車營以及摩托化的偵察營、工兵營、反坦克營、通訊營和後勤供應縱隊等組成，共有官兵11792人，坦克324輛，裝甲運兵車421輛，各種汽車1963輛，摩托車2000輛。

  獨立的裝甲部隊正式成立後，陸軍內部繼續圍繞如何使用坦克師的問題展開爭論。陸軍總司令弗立契和總參謀長貝克雖然都承認，只有使用坦克，才能對數量和實力相近的敵人實施成功的進攻，才能機動打擊遠距離的目標，但對進一步組建獨立的坦克師則仍存懷疑，主張等待現有的裝甲坦克師組織形式得到檢驗之後再作決定。[48]在德軍的野戰條令中，還認為不與步兵進行戰術配合而獨立使用坦克是不可思議的。這樣，坦克師的組建工作暫時停頓下來，隨後組建的是2個用來支援步兵的坦克旅。

  1937年，古德里安發表《注意！坦克》一書，把自己的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的主張系統化。裝甲坦克師的優越性也在隨後入侵奧地利的過程中得到了檢驗。於是，德國的裝甲坦克部隊進入了發展的第三階段。1938年6月1日，頒布了關於坦克師的領導和戰鬥使用的訓令，最終確立了大量集中使用坦克的原則。從此，閃擊戰戰略具有了付諸實施的中間環節和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