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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會組織網絡

2024-10-09 04:44:30 作者: 鄭寅達,陳暘

  納粹黨在執政過程中,逐步架設起一個以自己為核心、輻射滲透到社會各個領域、機構重疊的社會組織網絡。此舉可達到一石三鳥的效果:強化社會控制網絡;改變魏瑪共和國時期社會組織相對缺少的狀況,一定程度上滿足民眾「群體歸屬」的心理需求;按納粹主義精神對德國社會實施整合,充實「民族共同體」的內涵。

  納粹黨在執政前,曾組建過一些外圍組織,如希特勒青年團、民族社會主義婦女聯合會、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等,以增強自己的實力。執政以後,它不僅繼續保留這些組織,還大量增設新的社會團體。1935年3月,一項法令將這些社團組織劃分成兩類,一類被確定為納粹黨的分支組織,它們從結社法的角度屬於納粹黨的一部分,另一類是納粹黨的附屬協會,擁有自己的法人地位。

  屬於納粹黨分支組織的,除衝鋒隊和黨衛隊以外,還有希特勒青年團和德意志女青年團,這兩個組織的情況本書已經作過介紹。

  民族社會主義婦女聯合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r Frauenschaft)系納粹黨的分支組織。它儘管成立於納粹黨上台前,但初時規模並不大。在納粹運動興起初期,參加者中也有女性,但大多是跟隨夫兄一起參加,平時只是做些輔助性的工作,如為衝鋒隊員縫補衣衫、做飯、洗衣、提供急救護理,在經濟蕭條時期募集捐款等。直至1930年,女性人數在納粹黨內僅占6%。1931年,納粹黨為擴大影響,開始著手構建自己的婦女組織,以原有的「德意志婦女團」為基礎,將各種納粹女性團體組合在一起,建立了「民族社會主義婦女聯合會」。1932年,該組織正式成為納粹黨的下屬機構。1933年納粹黨執政後,進一步解散了所有具有政治傾向的婦女組織,突顯出該組織的地位。1934年2月,希特勒任命聯合會原副主席格特魯德·朔爾茨-克林克擔任全國婦女領袖,該組織的壟斷地位更加明顯。根據納粹理論對女性社會功能的定位,該組織不可能參與當局的決策過程,基本上是按照黨內上層的指示進行傳達,然而也自成一體,在中央、大區等處都設有自己的分支機構,各由一名女性領袖分管。雖然,每當與同級男性領袖發生意見分歧時,上級領袖有權介入爭端並享有最終發言權,但一般而言她們具有相對自由的活動空間,有權決定自己工作班子的規模和組成,有權任免下級婦女領袖並向下級組織發布命令。民族社會主義婦女聯合會是納粹統治時期一個很龐大的組織,1939年擁有330萬成員,到1942年增加到620萬,占全國女性總數的1/5。[11]該組織還設有五個工作部門。「民族母親服務部」負責宣傳納粹的人口政策,並輔助政府的福利組織,為「有價值」的母親與兒童提供幫助,為年輕女性開設各種孕產護理、家庭健康和家庭美化等培訓課程。「民族及家政經濟部」負責培訓年輕女性的家政管理技能,並通過舉辦展覽會與講座、播放錄像、出版書籍雜誌、開設課程等途徑,配合政府引導女性的日常消費,使其與政府的經濟政策保持一致。「文化教育培訓部」負責文化事務,通過收集、編輯、排演傳統的德國歌曲、舞蹈、音樂,尋找真正的德國民俗,宣傳德國風格的藝術和裝飾,以培養家庭主婦們的歷史文化感,並通過開設課程,向家庭主婦們講授民族社會主義的理論。「救助服務部」負責提供輔助的社會福利工作人員,並與紅十字會聯合,向婦女傳授基本的急救知識,與空防社團一起對女性進行防空培訓。「邊境與境外部」負責與境外德意志人保持聯繫,強化其德意志民族情感。為了使組織內的工作人員更好地完成政治教育與實踐指導,政府還專門開設了3所全國性培訓學校。到1938年,已有3890名女性參加了111節課程的培訓。在地方上亦有32所短期的培訓學校,來傳授日常工作的必備知識。[12]

  納粹黨分支組織還包括:

  民族社會主義機動車駕駛團(Nationalsozialistischer Kraftfahrkorps,縮寫NSKK),1930年成立,由阿道夫·休恩萊恩(Adolf Hühnlein,1881—1942)任主席。其前身是1927年成立的衝鋒隊機動車駕駛組織(Kraftfahrwesens der SA),以後曾經改組成「民族社會主義摩托車駕駛團」(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utomobilkorps,縮寫NSAK)。[13] 1931年底擁有成員1萬人,到1939年歐洲戰爭爆發時猛增到50萬人。1938年曾經參與入侵奧地利等軍事行動並協助訓練坦克駕駛員。

  

  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生聯盟,1926年成立。初期由威廉·坦姆派爾(Wilhelm Tempel,1905—1983)任全國領袖,受施特拉瑟兄弟的影響較大,1928年由巴爾杜爾·馮·席拉赫接掌後,成為希特勒的得力工具。1932年起先後由格哈爾德·列勒(Gerhard Rühle,1905—1949,1932—1933年在任)、奧斯卡·施坦貝爾(Oskar St?bel,1901—1977,1933—1934年在任)、阿爾伯特·德里希魏勒(Albert Derichsweiler,1909—1997,1934—1936年在任)、古斯塔夫·阿道夫·舍爾(Gustav Adolf Scheel,1907—1979,1936—1945年在任)任全國領袖。

  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教師聯盟,該組織於1935年7月24日從「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中分離出來,總部設在慕尼黑,長期由瓦爾特·舒爾策(Walther Schultze,1894—1979)任主席。此人系納粹黨早期黨員,參加過「志願兵團」和1923年啤酒館暴動,20年代在巴伐利亞州議會活動,並無大學任教經歷。[14]

  屬於納粹黨附屬協會的有如下述。

  德意志公務員全國聯盟(Reichsbund der Deutschen Beamten,縮寫RDB),亦稱「民族社會主義公務員聯盟」(NS Beamtenbund)。該組織1918年12月即已成立,時稱「德意志公務員聯盟」(Deutscher Beamtenbund),希特勒執政後,強令其領導人赫爾曼·內夫(Herman Neef)於1933年10月將組織改名,納入納粹統治系列。納粹政權倒台後,該組織在聯邦德國以原名稱重建,存在至今。

  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醫生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rztebund,縮寫NSD?B),1929年成立於紐倫堡納粹黨黨代會上,由格哈爾德·華格納任主席。初時成員很少,1933年後快速增加,1938年達到3萬人。

  民族社會主義法學家聯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Juristen),1928年成立,最初成員僅233人,1932年增加到1374人,1935年達到82807人。1936年改組成「民族社會主義法律工作者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Rechtswahrerbund,縮寫NSRB)。1928—1942年由漢斯·弗蘭克任主席,1942年以後由奧托·格奧爾格·蒂拉克接任。

  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1929年成立,總部設在拜羅伊特(Bayreuth)。初時作為納粹黨爭取各級各類教師的外圍組織。1935年7月,其中的大學教師另行組織「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大學教師聯盟」,本組織遂作為中小學教師的專屬團體。

  民族社會主義人民福利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r Volkswohlfahrt,縮寫NSV),1933年5月3日根據希特勒的命令成立,總部設在柏林。重點負責處理納粹黨員及其家屬,尤其是母親和青少年的福利與救濟事務,也主管諸如「冬賑」和「母子救助」等福利事務。內設六個辦公室,分別主管組織、財務、福利與青少年救助、民眾健康、宣傳、技能訓練等事務。仿照納粹黨的地區結構,在大區、分區、分部、支部、小組各級設立區域組織。1938年成員達1100萬人。

  民族社會主義戰爭受害者救濟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 Kriegsopferversorgung,縮寫NSKOV),1930年成立,1939年成員1600萬人。

  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技術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Bund Deutscher Technik,縮寫NBSDT) 1936年成立,前期由弗里茨·托特(Fritz Todt,1891—1942)任主席。該組織在納粹黨的大區一級設有分會。

  上述這些組織縱橫交錯,輻射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像蜘蛛網一樣覆蓋整個社會。在納粹統治時期,不論男子還是女子,不論成人還是兒童,不管從事什麼行業,只要屬於「民族同志」,就必然是某個相關組織的成員。

  納粹當局對社會的控制與滲透,不僅通過有形的社會組織,還向社會引入自己的節日,製造納粹主義的社會氛圍。這些節日與德國的傳統節日一起,影響著德國民眾的心緒與生活節奏。納粹當局引入的節日包括:

  1月30日,希特勒就任總理紀念日;

  2月24日,納粹黨重建(1925年)紀念日;[15]

  3月,原全國悼念德方戰爭死難者日改名為「英雄追思日」,並逐漸從追思英雄轉化為頌揚英雄主義精神,1939年再次改名為「慶祝軍事主權恢復日」,口號是「他們永遠活在我們心中」;

  4月20日,希特勒生日;

  5月1日,民族勞動節,強調各階層攜手,強化民族共同體;[16]

  5月第二個周日,母性節,強調生育與培育;

  6月21或22日,夏至日;

  9月,紐倫堡黨代會歡慶;

  11月9日,1923年慕尼黑啤酒館政變紀念日;

  11月第四個周四,感恩節,數千名來自各地的農民代表聚會布克堡(Bückeberg),以各地傳統的方式遊行,頌揚「血與土」理念。[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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