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文化荒漠

  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文化事業曾經呈現相當繁榮的局面，柏林第一次能以歐洲文化都城的地位同巴黎和倫敦媲美。各種思潮和藝術流派在德國競相登台表演。德國文化接受外來文化的影響，同時又對外國產生反作用，形成德國歷史上不多見的文化交融。納粹黨上台執政後，以納粹主義的「世界觀」和政治需要進行控制和摧殘，魏瑪時期德國文化的光輝立即黯然失色。希特勒就任總理不久，普魯士藝術研究院的成員們就被要求籤署一項聲明，保證自己在「已經改變了的歷史形勢下」，不從事公開反對政府的活動。[41]戈培爾曾經強調，納粹事業千秋大業，務必先剔除「陳腐」[42]，把破壞現存文化放在第一位。此外，就整體而言，納粹領導集團的文化素養很低，對文化建設興趣甚少。納粹統治時期德國文化遂一落千丈，形成「文化荒漠」。

  

  1933年3月初，在納粹主義思想的影響下，一些大學生組織和希特勒青年團，開始自發地準備焚燒「非德意志文化」的書籍。5月10日晚，這場鬧劇終於正式開幕。在柏林洪堡大學對面的廣場上，兩萬冊書籍被扔進熊熊烈焰，衝鋒隊和黨衛隊的樂隊在一旁演奏進行曲和德意志民族音樂助威。趁此機會，戈培爾向學生們發表講話，他的聲音還通過電波傳向全國各地：「學生們，全國的先生們女士們：極端的猶太理智主義的時代已經結束，德意志革命已經成功地深入到德意志精神的領域……你們正在將過時的罪惡精神推進熊熊烈焰。這是一個偉大、有力、具有象徵意義的行動，它向全世界證明，十一月共和國[43]的精神基礎已被摧毀……在這些灰燼中，將升騰起新的精神體系的火鳳凰……過時的精神正在被焚毀，新的精神將伴隨著烈火在我們的心中升起……我們在烈火前的誓詞是：國家、民族和我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萬歲！萬歲！萬歲！」[44]九名學生代表把九個領域的著作扔進大火，並朗誦般地發出控訴。其他的大學城也紛紛安排「焚書日」。按一份大學生宣言稱，被焚的對象是「對我們的前途起著破壞作用的，或者打擊德意志思想、德國家庭和我國人民的動力的根基的」一切書籍。希特勒政府不僅以1933年2月4日的《關於保護德國人民的總統法令》為依據，聲稱按照法令規定，警察有權沒收其內容可能危及公共秩序的出版物，[45]以此為焚書行為作辯護，而且還大肆鼓動，把焚書稱頌為一項「反非德意志精神的行動」[46]。

  被焚書籍的範圍，按照當時的規定，以焚書的目的為導向，包括以下內容。

  1.反對階級鬥爭和唯物主義，鞏固民族共同體和理想主義境界。〔被焚書籍作者〕馬克思（Marx），考茨基（Kautsky）。

  2.反對頹廢和道德墮落，在家庭和國家中強調紀律和倫理。〔被焚書籍作者〕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恩斯特·格萊澤（Ernst Glaeser），埃里希·凱斯特納（Erich K?stner）。

  3.反對思想流氓（Gesinnungslumperei）和政治變節者，提倡奉獻於國家和人民。〔被焚書籍作者〕弗里德里希·威廉·弗爾斯特（Friedrich Willhelm F?rster）。

  4.反對過度誇大人類的動物特性，提升人類精神的高貴性。〔被焚書籍作者〕弗洛伊德學派，《蠟制面像》（Imago）雜誌。

  5.反對歪曲德國歷史並貶損其英雄人物，提倡敬畏歷史和先人。〔被焚書籍作者〕埃米爾·路德維希（Emil Ludwig），維爾納·黑格曼（Werner Hegemann）。

  6.反對帶有民主—猶太印記的孤獨的新聞從業者，提倡積極地加入到民族復興的事業中去。〔被焚書籍作者〕特奧多爾·沃爾夫（Theodor Wolff），格奧爾格·貝恩哈德（Georg Bernhard）。

  7.反對以文學形式貶損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兵士，加強對國民實施軍事精神的教育。〔被焚書籍作者〕E.M.雷馬克（E.M.Remarque）

  8.反對剛愎地毀損德意志語言，保護好我們民族最珍貴的遺產。〔被焚書籍作者〕阿爾弗雷德·克爾（Alfred Kerr）。

  9.反對自大和專橫，尊崇不朽的德意志民族精神。〔被焚書籍作者〕圖霍爾斯基（Tucholsky），奧西茨基（Ossietsky）。[47]

  納粹當局有計劃地迫害和驅逐所謂「製造和傳播非德意志精神」的文化人。1933年8月，政府公布第一批被革除國籍、成為不受法律保護者的名單，揭開了這一行動的序幕。1934年3月和11月，又公布第二、三批名單。至1936年底，共公布七批名單，近300名文化人被迫流亡。1937年起，納粹當局進一步加快迫害的步伐。到1938年底，共有84批、約5000名科學文化人士被迫流亡。他們當中包括愛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海因里希·曼（Heinrich Mann，舊譯亨利希·曼，1871—1950）和托馬斯·曼（Thomas Mann，1875—1955）、瓦爾特·格羅皮烏斯（Walther Gropius，1883—1969）、米斯·范德爾羅厄（Mies van der Rohe，1886—1969）、凱綏·珂勒惠支（K?the Kollwitz，1867—1945）、庫特·圖霍爾斯基、赫爾穆特·馮·格拉赫（Hellmut von Gerlach，1866—1935）、奧托·韋爾斯、弗里德里希·沃爾夫、貝托爾特·布萊希特（Bertolt Brecht，1898—1956）、希勒和瓦爾特·梅林（Walter Mehring，1896—1981）等。這對德國文化的損害更加深刻。蓋世太保直接介入了禁書和迫害文化人的行動。據1937年2月15日杜塞道夫蓋世太保辦公室的一份報告稱，從1936年9月8日至11月14日，區內有38名蓋世太保成員參加了禁書行動，他們搜查了全區898家書店中的2/3，共沒收37040冊書籍。[48]

  隨著納粹專制統治的日益加強，禁書的範圍也越來越大。1938年12月31日，當局集中採取了一次禁書行動，據行動報告稱，被沒收的書籍涉及18個類別。除此前早已明確列入的如德文版馬克思主義文學作品（占27%）、境外反對納粹主義和第三帝國的作品（占11%）、具有和平—自由傾向的作品外，還增加了不少類別，如：基督教營壘內反對納粹主義意識形態和極權國家野心的文學作品；將會對納粹主義「基本價值」造成「損害」和「歪曲」的德語文學作品；批評納粹政府立法程序的作品；歌頌恩斯特·羅姆和奧托·施特拉瑟周圍「叛國者」的作品；「反動民族主義（即君主主義）文學」作品；不利於外交政策的作品；有損德國軍事防衛能力的作品；涉嫌削弱種族實力（鼓吹生育控制）的作品；任何種類的猶太人作品。[49]

  文學領域受到的摧殘更為嚴重。20年代興起的文學現代主義流派，如「馬路文學」，被當作「文學布爾什維主義」遭到禁止，還包括如1929年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托馬斯·曼等具有傳統精神的作品。納粹德國文學協會在魏瑪城定期舉行「作家集會」，向作家們提出新的寫作任務，即「鼓舞」民眾投身於德意志「民族」的事業，推崇「血統與鄉土」的種族主義偶像，標榜「人民」與「戰鬥」文學的寫作範例。在納粹德國，每部文學作品或劇本都必須先送交國民教育與宣傳部審查，經它認可後才能出版或上演。當局還通過全國文學協會，向全國發布一項對「有害和不受歡迎的文學作品」的秘密禁令，文後附上了禁書目錄。在種種壓力之下，一部分作家流亡國外，失去自己的語言區，另一些則實行「內心流亡」，即拒絕寫作，或繼續按自己的意願寫作而不出版。德國著名的表現主義詩人戈特弗里德·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在希特勒執政之初曾經頌揚納粹國家具有很高的行政效率，聲稱「完全擁護新國家，因為在這裡開拓了自己道路的是我們的民族」[50]。當他在1933年底認清自己的迷誤時，即被納粹當局當作「蛻化分子」加以貶斥。他被迫於1935年以曾經當過的軍醫官身份入伍，實行「體面的流亡」。然而到1938年，他還是被全國文學協會公開除名並禁止寫作。為了排斥西方民主國家的文化「滲透」，並催生納粹主義的文化作品，納粹政府於1937年禁止德國人接受諾貝爾獎，並先後設立了自己的獎項。1935年，科學、教育與國民教育部借5月9日席勒逝世130周年的機會，設立了「席勒獎」，準備表彰以「民族社會主義精神」寫作的德國劇作家。然而，由於當時距離納粹統治完全確立的時間還不長，評選委員會竟然挑不出既符合這一政治標準，在藝術上又不至於太丟臉的作品，只得宣布獲獎者空缺。[51]1937年，當局又設立了「德國國家藝術及科學獎」[52]。

  魏瑪時期的德國電影曾以新穎和獨創聞名於世，但希特勒和戈培爾認為它們浸透了「猶太人思想」。納粹黨在電影界清除所謂「猶太人影響」，強使電影業「脫出自由主義的營利思想的範圍……使它能夠接受在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裡必須履行的那些任務」。電影業暫時仍然維持以私人電影公司為主的局面，但都被置於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電影司和全國電影協會的嚴格控制之下。戈培爾對電影的選題、演員、導演、劇本都握有生殺大權。每部新影片公映前，都要在戈培爾的家中放映，由他審片。歐洲戰爭爆發後，戈培爾把全國所有製片廠和發行單位都併入納粹分子掌握的「宇宙電影公司」

  （Universum Film AG），[53]使其共有17個製片廠，從膠片生產到拍攝發行實現「一條龍」的控制。

  納粹德國拍攝的故事片，有14%純屬直接為納粹政治宣傳服務的，其中包括《希特勒青年團員克韋克斯》（Hitlerjunge Quex）和《猶太人綏斯》（Jud Sü?）等臭名昭著的影片。對於能用以歌頌納粹政權光輝「成就」的紀錄片，納粹當局不惜重金，力爭提高拍攝質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意志的勝利》（Triumph des Willens）和《奧林匹亞》（Olympia）兩部紀錄片，都是由萊妮·里芬斯塔爾（Leni Riefenstahl，1902—2003）導演製作。前者記錄了1934年納粹黨集會性代表大會的場面，由120人組成拍攝組，使用多種攝影手法拍成。後者記錄1936年柏林奧運會，拍攝完畢後又花了一年半時間從事後期製作，1938年4月20日推出作為希特勒生日獻禮。這兩部影片在拍攝藝術上有所創新，前者在威尼斯電影節和巴黎電影節獲得大獎，後者在威尼斯電影節獲一等獎，1948年再次受到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嘉獎。它們都被納入納粹政治宣傳的軌道。

  納粹當局還拍攝了大量從事政治宣傳的「每周新聞片」。這種片子製作周期短，宣傳性強，當局的投資日益增加。1939年每部新聞片的膠片平均長約300—400米，放映約20分鐘。1943年片長增至1000米，放映時間35分鐘。拷貝數也從1939年平均700部，增至1942年的2000部。[54]這種政治性新聞片一般安排在故事片之前放映。對納粹宣傳日益反感的觀眾增多，他們便推遲進入影院，只看故事片。戈培爾為此下令各影院禁止遲到者入場。在僻遠的農村，一般由納粹黨的電影宣傳系統負責放映。納粹黨的電影宣傳系統，由全國宣傳指導處所屬電影辦公室領導。在各地設置各種等級的電影宣傳辦公室，1939年共約3.1萬個，所放影片基本上服從政治需要。[55]

  在造型藝術方面，魏瑪時期德國畫壇曾出現表現主義派、抽象派、印象派、新現實派並存的繁榮局面。建築領域由瓦爾特·格羅皮烏斯創導的包浩斯（Bauhaus）學派，一反19世紀後期追求繁縟豪華的風氣，大膽使用鋼筋、水泥、玻璃等新的建築材料，強調建築學家、雕塑家和畫家共同協作，建造精確、實用、具有立體布局的高大建築，以及由大批坐北朝南的平頂樓房組成的大片街區。納粹黨執政後，身為「德意志文化戰鬥聯盟」領袖和「納粹黨文化和世界觀教導事務特別代表」的羅森貝格激烈反對現代主義文化，把建築上的「包浩斯學派」、抽象派繪畫、無調性音樂、爵士樂和「馬路文學」，都斥之為「文化布爾什維主義」加以打擊。然而納粹黨內不乏現代主義文化的追隨者，在希特勒上台前，不少納粹頭目曾青睞爵士樂，即使在希特勒上台後，納粹運動內部也有人反對詆毀現代繪畫。1933年6月，納粹大學生聯合會在柏林大學講堂聚會，堅持認為表現主義繪畫具有「德意志特有的風格」，稱這種繪畫與抽象的日耳曼裝飾藝術及中世紀的表現形式是一脈相承的。他們曾兩次試圖舉辦現代主義畫展。戈培爾儘管是個謊言大師，但是在藝術方面，卻是支持現代主義流派的。他不僅處處與羅森貝格作對，甚至試圖從理論上論證現代主義的合理性。他表示，納粹黨人是一群具有現代意識的先進分子，不僅在政治和社會領域如此，而且在精神和藝術領域也是如此，「因為所謂現代的，就是時代精神的代表，對於藝術，它只有一種形式，這便是現代的形式」[56]。希特勒儘管粗通藝術，但其審美觀基本上停留在少年時代的藝術潮流中，並利用獨裁體制，兇猛打壓現代主義流派。1935年，他在納粹黨黨代會說：「每年都在翻新。一會兒是印象主義，過不了多久便是未來主義、立體主義，當然還有什麼達達主義。」他把這一切都稱作「有毒的花朵」和「黴菌」，是資產階級頹廢精神的具體表現。他號召要以法西斯主義「純潔、健全的本能」來抵制現代的「藝術敗壞者」。面臨希特勒的壓力，戈培爾隨之轉向，譴責現代派藝術是附庸風雅，是病態和腐朽的，應該遭到清除。

  在希特勒的號召下，由全國美術協會主席阿道夫·齊格勒（Adolf Ziegler，1892—1959）具體組織，納粹政權發動了一場「清理藝術殿堂」運動，要將所謂有害於民族共同體的「資產階級頹廢藝術」轟出德國社會。全國公私博物館都遭到「清理」，一切處於納粹標準之外的繪畫都被「剔除」，其中包括塞尚、凡·高、馬蒂斯、高更、畢卡索等人的作品。1935年，紐倫堡作了一次預演，當地納粹黨大區舉辦了名為「頹廢藝術」（Entartete Kunstc）的展覽會。1937年，納粹政權在全國藝術中心——慕尼黑做了兩件大事。一件是「德意志藝術宮」（Haus der Deutschen Kunst）落成，另一件則是開辦「頹廢藝術」展覽會，將納粹黨重點打擊的五千多件現代主義藝術作品作為「反面教材」拿出來公示。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德國藝術館地盤較大，觀眾顯得比較空蕩，而後一個展會的場地侷促，要想進入破敗的陳列室必須經過狹窄的樓梯，展品又帶有「告別」的性質，因而觀眾擁擠不堪，「等候入場的人從嘰嘰嘎嘎作響的樓梯一直列隊排到街上」。希特勒在演說中告誡民眾：「凡是不能被人了解、得用大量說明才能證明它們有權利存在，並且為那些欣賞那種愚蠢的或者自以為是的無聊貨色的神經病者所接受的藝術作品，將不再能公然在德意志民族之前陳列。任何人都不要存幻想！」然而面臨絡繹不絕的人群，「頹廢藝術」展往往幾天後就草草收場，以避免繼續「放毒」。

  「德意志藝術宮」是一座單調的擬古主義建築，寬達160米，被希特勒稱為「不僅偉大，而且壯美」，說它在建築藝術上是「無與倫比和無法模仿的」。[57]落成後的第一個展覽會，便是納粹政權隆重推出的「大德意志藝術展覽會」，大力張揚納粹當局所推崇的「現實主義風格」。納粹主義藝術強調歌頌領袖，訴諸民眾，崇尚暴力和「奮鬥」精神，把大部分繪畫降到宣傳畫的水平。作為「民眾」代表出現的人物，只有共性沒有個性。諸如「德意志工人」「德意志農民」「德意志士兵」「德意志家庭」等主題的繪畫，都是千篇一律的貨色。展會中所陳列的作品，系從1.5萬幅應徵作品中挑選出來，共900幅，大多是自然主義的風景畫、鄉土題材、英雄崇拜和學究式古典主義作品。據內行人士稱，這些作品都是他們在其他國家從未見到過的「最蹩腳的貨色」。

  除了繪畫，其他領域的現代派也遭到打擊。希特勒上台當年，著名的「包浩斯建築學院」被扣上「文化布爾什維主義」的帽子，被迫解散，大量教師和學生流亡美國和歐洲各國。建築領域普遍採用希特勒所欣賞的廟堂式、具有希臘式圓柱和羅馬式立面的風格。為了同包浩斯學派劃清界線，公墓管理部門甚至不敢樹立平頂墓碑，生怕沾上「現代主義」的嫌疑。諷刺文學劇團「胡椒磨」被趕出國門。「墳窟」劇團演出的劇目，語言風趣，寓意深刻，深受觀眾喜愛，但由於經常譏誚時弊，遭警察查禁，主要演員被送進集中營。爵士樂遭到禁止，但是由於顧及同西班牙的關係，與之相近的探戈舞和倫巴舞卻安然無恙。

  在音樂方面，魏瑪時期德國曾出現過以《春之祭》為代表的無調性音樂。這些反傳統的音樂流派和外國傳入的爵士音樂，在納粹時期都遭到禁止。有幸的是德國人擁有巴赫、貝多芬、莫扎特和勃拉姆斯等大師級音樂人才，古典音樂得到保存。但因不少優秀的音樂演奏家流亡國外，音樂演奏水平下降。同時，實施禁錮使德國音樂傳統得不到發展。德國古典戲劇保持了原有的水平，現代戲劇則受到嚴格控制，水平一落千丈，觀眾日益減少。

  自然科學領域，因納粹當局否認科學的世界性，大力推崇所謂「德意志科學」，竭力排斥「非德意志科學」，整個學術水平遭到嚴重破壞。如前所述，由於現代物理學的創始人愛因斯坦是猶太人，他的學說就被斥責為「猶太民族用來毀滅北歐科學的一種工具」。一些被看作能直接服務於納粹當局的學科，如種族學、政治教育學、軍事學等，出現畸形的發展。生物學、心理學等則按照納粹理論的需要，大幅度篡改，灌入種族主義的內容。

  總之，在納粹的文化荒漠中，意識形態領域中充斥的只是反人道、反科學、為納粹主義作註解、為納粹政策張目的煽動，缺少真正的文化事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