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納粹文教體制 第一節 納粹宣傳思想與手段

  納粹黨非常重視宣傳攻勢和思想灌輸。希特勒在1933年9月，即執政後第一次紐倫堡黨代會上，區分了政治革命和意識形態革命的差別。他說：「1933年1月30日，民族社會主義黨獲得了國家的政治領導權，到同年3月底，外在的納粹革命已經完成，因為政治權力已經掌控在我們手中。然而，只有那些無力充分理解這場殘酷鬥爭的真正內涵的人，才會認為世界觀之間的搏殺也已經結束。如果民族社會主義運動所追求的目標與其他政黨一樣，那麼情況就會如此。對其他政黨來說，獲取了全國政權，就達到了它們野心的頂峰，也因此證明了自己的存在。然而，意識形態僅僅把獲得政權看作是履行使命的第一步。『意識形態』這一詞彙本身就包含有一種莊嚴的聲明，要將一切行動建立在一種特殊的基礎之上，因此也具有了明確的方向。」[1]納粹運動的發展與壯大，除德國乃至世界的經濟政治形勢為其提供了基礎和養料外，納粹黨的宣傳攻勢也起了重要作用。該黨利用經濟大危機的時機，展開大規模的宣傳鼓動，抨擊魏瑪體制和其他政黨的失誤，張揚自己的主張和所謂「追求」，甚至不惜招搖撞騙，製造恐慌氣氛，最終獲得了執政機會。希特勒就任總理後，同樣需要持續的思想灌輸和宣傳運動來配合各個領域的「一體化」運動，並鞏固納粹政權。

  希特勒和納粹宣傳領袖戈培爾，雖然未對宣傳理論作出必要的闡述，然而對如何進行宣傳卻有一套較為系統的想法。他們的宣傳思想成為納粹當局宣傳工作的指導思想。其要點可歸納如下。

  第一，宣傳是納粹黨全面控制國民的工具和手段。

  希特勒強調，宣傳是一種手段，一種武器，必須妥為規劃，以有效地服務於目的。[2] 1933年春，戈培爾出任政府國民教育與宣傳部長伊始，分別召集全國的報刊、廣播和電影界人士開會，公布納粹當局的宣傳政策。他強調，大眾傳播媒介只能是納粹黨的工具，它們的任務是向民眾解釋納粹黨的政策和措施，並用納粹主義思想改造德國人民。他毫不諱言納粹宣傳要使用暴力，聲稱宣傳者的背後應該豎著一把劍。

  納粹黨元首代表赫斯在1935年5月總結思想灌輸工作時說：「在德國，新思想的影響不僅擴及政治方面，而且擴及整個廣義的文化領域，亦即擴及藝術和文學、科學和經濟、軍隊和勞動者、社會和家庭。人民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受到民族社會主義政策的影響，或受這些影響而改變。」[3]

  由於宣傳在納粹體制中被賦予如此重要的功能，因而撥給國民教育與宣傳部的預算經費與年俱增：1934年為2610萬馬克，1935年為4080萬馬克，1938年增至7070萬馬克。

  第二，納粹宣傳不受科學和事實的束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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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粹主義理論和納粹政權的政策，大多是違背歷史發展趨勢的，也就是反科學的，如果納粹宣傳要以科學和事實為依據，必將寸步難行。因此，納粹領袖們極端蔑視宣傳中的客觀性。

  戈培爾認為，純客觀的東西，不過是躲在學院圍牆內的教授們玩弄的雕蟲小技，納粹黨的宣傳大可不必理睬客觀性那一套。他說宣傳如同談戀愛，可以作出任何空頭許諾。希特勒強調，納粹宣傳要爭取民眾，必須掌握打開他們心扉的鑰匙，這把鑰匙「不是無益的客觀態度，而是堅決的意志」。[4]在另一場合，他明確表示：宣傳與科學毫不相干，宣傳品的思想水平必須適應每項宣傳所針對的範圍極其有限的特定對象。[5]如果說希特勒本人還需要某種偽裝，不願說出內心真實意圖，他的心腹則一語道破天機。有一次戈林對沙赫特說：「我告訴你，元首要的是2乘2等於5。」[6]

  納粹德國的宣傳儘管是反科學的，但為了使人們相信，常常披上「科學」的外衣。這種偽科學性質，在下述小小的例子中充分反映出來。1935年由於大量進口戰略物資引起外匯危機，納粹當局就利用種族理論勸導人們不要食用進口檸檬，代之以本國出產的大黃葉梗。該年7月28日《法蘭克福報》發表納粹「科學家」的文章竟然聲稱：「只有德國土壤（塊狀土壤）的出產物才能製造德意志人的血液。那種決定德意志人種型的微妙顫動，只有通過這種出產物才能傳送到血液中，再從血液中傳送到身體和靈魂中去。……讓我們用大黃葉梗來補償我們犯下的食用外國檸檬的罪孽吧！」[7]

  宣傳不受科學和事實的束縛就是說謊，納粹頭目頗精於此道。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曾經表白：如果說謊，就撒彌天大謊，因為彌天大謊往往具有某種可信的力量，民眾在大謊和小謊之間更容易成為前者的俘虜。希特勒斷言，民眾自己時常在小事上說小謊，而不好意思編造大謊。「他們從來未設想杜撰大的謊言，他們認為別人也不可能厚顏無恥地歪曲事實……極其荒唐的謊言往往能夠產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經被查明之後。」[8] 1939年希特勒發動侵波戰爭前夕，也曾指示他的下屬去製造謊言：「我要為發動戰爭提出一個宣傳上的理由，至於是否合乎情理，那無關緊要。對於勝利者，事後人們是不會追問他以前說的話是真是假。」[9]

  希特勒和戈培爾認為，在迎合民眾心理的宣傳中，不能依靠理智，只能訴諸情感煽動。希特勒指出：宣傳「主要側重在感情方面，只能在極其有限的程度上才考慮理智……對宣傳來說，科學的累贅越少，注意力越是集中在民眾的感情方面，宣傳的成績就越大」[10]。訴諸情感既是針對民眾，也要求宣傳者本身有「激情」，「只有那些有激情的人才能喚起別人的激情」。戈培爾強調：「宣傳的目的不是培養崇高的精神……宣傳絕不應該是正正噹噹、規規矩矩、客客氣氣的，宣傳的使命在於保證勝利……」[11]在煽動情感的宣傳中，納粹黨往往使用最具刺激性的詞語，同時配合種種在視聽感覺上的轟轟烈烈形象，如林立的旗幟、巨大的黨徽、統一的制服、如潮的人流、龐大的廣場集會和夜間火炬遊行等，製造狂熱的群體效應。

  希特勒強調，從歷史上看，大規模的宗教運動和政治運動，都不是理性號召的結果，而是鼓動民眾熱忱和歇斯底里的產物。狂熱是唯一能吸引廣大群眾的巨大力量，「因為這些群眾對迷人的力量往往會作出呼應，而這種迷人的力量來源於對思想的絕對信仰，是與為這種思想進行戰鬥和保衛這種思想的百折不撓的熱情分不開的」[12]。在希特勒看來，「群眾對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們的反應較多表現在感情領域，他們的積極態度和消極態度都紮根在這個領域……」[13]

  要使情感煽動取得成功，必須了解宣傳對象的心理。戈培爾告誡他的部下：「宣傳家必須理解群眾心靈深處最隱秘的活動，而不是停留在一般的概括上。」[14]他要求納粹宣傳必須注意到不同對象的心理差異，了解處於不同地區、不同階層和不同職業的宣傳對象內心隱藏的情感、不滿、痛苦和嚮往等，使宣傳產生出打動人心的力量。

  情感煽動的另一個手段是製造敵人。希特勒在回答黨徒赫爾曼·勞施寧（Hermann Rauschning，1887—1982）關於是否要把猶太人殺絕的問題時曾經表示：「不，要是沒有了他們，我倒還得把他們再製造出來。重要的是，必須始終存在一個看得見的反對對象，而不能僅僅是一個抽象的對象。」[15]納粹宣傳中的敵人包括馬克思主義者和國際資本家，和平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共濟會會員和天主教士，而最主要的是猶太人，德國的一切災禍和困難，都被說成是他們的罪過。

  第三，納粹宣傳強調要簡明和反覆。

  在納粹頭目的眼裡，人民群眾「接受能力非常有限，理解力低劣；另一方面，他們健忘」[16]。因此，希特勒和戈培爾提出宣傳內容要做到簡明和多次重複。他們強調，宣傳內容應當永遠都只有一正一反，愛或者恨，對或者錯，真或者假，決沒有一半對一半錯。希特勒反對全面考察問題和深刻分析的宣傳，主張「一切有效的宣傳就必須只限於少數的必要方面」[17]。戈培爾也主張：「宣傳必須簡單和反覆。從長遠看，誰能將問題壓縮到最簡單的程度，並有勇氣不斷重複它們，而不顧知識分子的反對，誰就能在影響輿情中獲勝。」[18]

  納粹頭目認為民眾健忘，自然就強調不斷強化宣傳內容。希特勒說，不論商業性還是政治性GG，要獲得成功，必須做到持久和反覆。他認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英國宣傳當局以不倦的堅韌精神，反覆宣傳幾個觀點，起先德國民眾對之十分厭惡，後來慢慢地由不滿轉為相信，以致後來促發了德國1918年革命。戈培爾說得更為直截了當：「即使是一個簡單的謊言，一旦你開始說了，就要說到底。」[19]這實際上是在宣揚「謊言重複一千次就會變成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