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農業政策

  魏瑪共和國時期，德國的農業發展狀況不太理想，農民處境不佳。若按經濟部門的投資結構來看，1910—1913年，農業投資比重占到總投資的13.9%，而到1925—1929年，這一比重下降到10.9%。從產值結構來看，上述兩個時段的數據分別是23.4%和16.2%。[117]當然，這些數據的背景之一是工業化。由於工業部門發展的速度更快，魏瑪共和國中期的農業生產指數儘管上升了19%，但相對地位還是不斷下降。經濟大危機期間，農民再次陷入尷尬境地。儘管生產指數相對工業而言是逆向運行，即略有上升，但農產品價格卻不斷下降。農民希望通過增加產量來彌補收入上的損失，但在工業生產倒退的情況下，增加農業生產只能促使農產品價格進一步下降。據德國統計機關計算，經濟危機期間，德國農業總收入下降28.5%，大部分農業經營陷入虧損狀態，抵押人實行大量扣押。[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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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粹黨的正式名稱中儘管有「工人黨」字樣，但包括希特勒在內的不少領導人，對農業和農民問題給予了程度不等的關注。有人認為，納粹黨人對於農民和農業生產是相當重視的。「第三帝國，或者至少是第三帝國的重要人物，想要成為農民國家（Bauernstaat），同時也想要有加速發展的工業化，這絕對不是誤解或者宣傳的技巧。就像反猶主義那樣，這屬於少數的被堅定執行的納粹生活原則。」[119]

  希特勒早在口授《我的奮鬥》一書時，就賦予農業和農民階層以崇高的地位：「維持一個健康的農民階層作為整個民族的基礎，這一可能性從來沒有得到過足夠高的估價。我們如今許多的傷痛都只是鄉村和城市人口間不健康的比例關係造成的。一個穩定的中小農民階層作為主幹的存在，永遠是抵抗社會疾病最好的保障，就像如今我們所擁有的那樣。而且這也是使民族在經濟內在的血液循環中，獲得每天麵包的獨一無二的答案。」[120] 1933年10月1日，擔任總理的希特勒在畢克貝格（Bückeberg）國家感恩節集會上再度強調：「農民是我們民族最先進最深刻的代表，……農民們用大地的果實供養人類，用家庭的果實維續民族。對農民，自由主義和民主馬克思主義是如此的蔑視，而我們，納粹主義革命則自覺地將他們看作是現在安定的支柱，是將來獨一無二的保障。」[121]

  希特勒對於農民的友好態度可能出於機會主義的動機，[122]但毋庸置疑的是，納粹德國農業部長達雷對於農業則持有理想主義的觀點。在主要由達雷構建的納粹農業意識形態理念中，農民及農業問題具有無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農民是民族的糧食供應者，是種族血源的守護神，是德國國防的重要支柱。納粹分子透過第一次世界大戰，看到了保障國家糧食供應的重要性。「在世界大戰中我們已經有了切身的體會。超過75萬人在戰爭中由於飢餓而死亡，這其中大多數是婦女和兒童，我們深切感受到了十年來漠視國內生產基礎的後果。」[123]而透過世界大戰中來自英國的「飢餓封鎖」，納粹黨人還看到了猶太人統治德意志的陰謀和「資本主義將民族經濟交託給商業」[124]的危險。因此，出於國家和民族經濟獨立性的考慮，納粹黨十分重視糧食生產。但是對於納粹農業意識形態理念的支持者而言，重視農民和農業不單單是個經濟問題，而且是種族和社會問題。達雷在其兩本代表性著作《農民是北歐（諾迪克）種族的生命源泉》（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desNordischen Rasse）和《來自血與土的新貴族》（Neuadel aus Blut und Boden）中，論證了日耳曼人屬於農業民族的特性以及農民對於日耳曼人的種族意義，提出了「血與土」理論。他指出，植根於土地之上的農業勞動，並在有限的地理空間內對於影響血統傳承的婚姻關係進行嚴格控制，保證了日耳曼民族有能力維繫和繁衍自己純正的血統。正如後來希特勒所說：「農民使我們煥然一新，它為城市提供人口，它是千年來永生的源泉，它必須得到維護。……（納粹主義）運動基於遺傳生物學的原因，在農民中看到了健康民族的生命之源。因此，我們不僅要維護它，而且要壯大它。」[125]此外，「沒有德國農民就沒有德國士兵，沒有德國士兵就沒有德國農民，兩者互為前提，互相照應」[126]。德國農民是捍衛德意志土地的重要支柱。「真正的軍事國家一直是來自農民的國家，人們能夠在斯巴達人、羅馬人和普魯士人身上準確得知。」[127]所以，日耳曼農民會為了其自由，為了捍衛屬於它自己的土地而拿起武器，而軍隊也會為日耳曼優秀人種的選擇和歷練提供平台。總而言之，納粹黨人「血與土」的理念，由對金融界、對資產階級社會、對貴族以及對於西方的敵對情感所構成，它植根於一種根深蒂固的信念，即，德意志農民是更好的人類，是德意志種族的根基所在。

  在該理念指導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維護德意志農民利益、保護德國農業生產的政策，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首先，成立了「德國糧食總會」（Reichsn?hrstand），達雷出任「德國農民領袖」；其次，出台了《國家世襲農莊法》（Reichserbhofgesetze） ；再次，頒布了《塑造新德意志農民法》，大張旗鼓地推進農民的墾殖（Bauernsiedlung）活動；最後，在農業領域實施一系列的「市場整頓」（Marketordnungen），努力實現德國糧食生產的「自給自足」，提倡實施「生產戰役」（Erzeugungsschlacht）。

  1933年9月13日，政府頒布《關於臨時組建的德國糧食總會以及制定鄉村經濟生產的市場和價格管理措施的法令》（以下簡稱「德國糧食總會法」），[128]德國糧食與農業部長被授權組建德國糧食總會並整頓農業經濟的秩序。德國糧食總會由此成立。它不僅橫跨了鄉村農林牧漁各個生產部門，而且將從事農產品加工和銷售的行業部門也囊括其中。戈林在1936年11月舉行的第四次國家感恩節慶典活動中提到：「500萬鄉村生產者，65萬零售商和32萬糧食加工企業工人都是德國糧食總會的成員。」[129] 事實上，這一數字被嚴重低估，因為所有的農場所有者包括其家庭成員，以及農業工人、莊園僱工和鄉村公職人員，加起來就已經比這一數字多好幾百萬。1934年底，其成員數量據統計有1120萬。[130]德國糧食總會的組織架構呈金字塔型，最頂端是全國農民領袖達雷。起初他有兩個主要的協助者，一個是個人——國家執行官（Reichobmann），一個是機構——參謀部。前者協助達雷處理具體事務，後者負責該組織同黨和國家其他經濟部門的聯絡工作，以及制定農業經濟的總路線，從某種程度上行使全國農民領袖辦公廳的職能。以後隨著德國糧食總會的發展，在國家執行官下面設立了管理部。1934年管理部設置三個下屬部門，分別是「人事處」「生產處」和「市場處」。「人事處」負責教育和管理鄉村人群；「生產處」負責農業生產，為農民提供技術幫助和經營指導；「市場處」管理農產品價格、產品分配以及制定種植和加工規則。以後各類鄉村經濟行業聯合會都歸屬於市場處，使其擁有了管理市場的最大權限，逐漸成為總會機構中最重要的部門。糧食總會的地方下屬組織，首先是19個大區農民領袖，皆配備有執行官和管理處。[131]最主要的基層組織是縣農民協會，協會領導稱作縣農民領袖。全國大約有514名縣農民領袖。縣農民協會以下，是鄉鎮農民協會，由鄉鎮農民領袖領導。全國約有5萬名鄉鎮農民領袖。[132]

  德國糧食總會並不是如成立法令中所說，僅僅是一個行業內「法定的自我管理組織」，它在權力巔峰期甚至已經具備了國家機關的特徵。在人事方面，達雷將德國農民領袖的功能，同政府農業部長結合起來，總會工作人員的待遇與職責也根據公務員相關法規來執行；在財政上，總會通過稅收機關收取會費，而協會也享有廣泛的免稅權；在權限上，它有權制定市場與價格方面的管理法令或條例，甚至可以根據要求，獲得警察和司法機關的支持；在組織架構上，由於農業部在州政府層面的缺位，[133]它完整的運作體系成了中央政府執行農業政策的唯一依靠。因此，德國糧食總會是執行國家意志的工具，或如克勞迪婭·弗蘭克（Claudia Frank）所說的，德國糧食總會是德國的「准糧食和農業部」。[134]

  1933年9月29日，政府頒布《國家世襲農莊法》。針對20年代的農業土地流逝和零碎化趨勢，該法旨在使「農民的農莊在繼承過程中免受超負荷負債和分裂的危險，由此它們將作為階層的繼承財產，長期保留在自由農的手中」[135]。法律規定德國7.5—125公頃的農場可以登記成為「世襲農莊」（Erbhof），其土地不得出售、抵押、拍賣和分割繼承，只有符合一定條件的農民才能擁有「世襲農莊」。這類農民（本書稱「世襲農」）必須是德意志人或同等血統者，他們應具備婚姻能力，不僅經濟上可靠，而且政治上忠誠。如果被發現持有不同政見，則將被剝奪對農莊的使用權和管理權。對於他們婚姻能力的要求也是納粹種族主義農民理想的必然要求。與意識形態相適應，「農民」（Bauer）作為榮譽稱號保留給世襲農。其他的農場主，包括小園圃的主人和易北河以東的貴族地主，只能稱為「農業勞動者」（landwirt）。在債務減免方面，世襲農享有更為優厚的政策資金支持，其土地不會因為債務問題被強制拍賣。該法規定了相應的繼承順序，依次為兒子、父親、兄弟、女兒、姊妹、其他的女性後裔。它還組建了負責法律判定的「單子繼承機構」（Anerbenbehoerden），從地方到國家形成三級法庭體系。

  當局制定《國家世襲農莊法》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農民試圖擺脫市場風險的願望。據達雷稱，「將來基本上能夠避免分割和負債，也能夠免於單純的盈利性追求。……從如今亂七八糟的農莊和大地主及大小農場中，緩慢而有組織地，根據自然的挑選過程，重新塑造出基於這類世襲農莊之上真正的農民。沒有突然的緊急法令，也沒有對鄉村市場包括鄉村土地市場的騷擾，由此來保證德意志民族的糧食供應」[136]。該法不僅兌現了納粹黨上台之前對農民所作的承諾，[137]其關於世襲農資格的規定和繼承次序的安排更是體現了達雷及納粹黨在農業領域的思想觀念體系。達雷認為，《世襲農莊法》的基本點在於要使「農民成為血統的化身，而不再是一種職業關係，這是一種對於土地的世界觀問題」[138]。「血與土」的理念要求將德意志人和土地緊密地結合起來，《世襲農莊法》就將農民與農莊牢牢地捆綁在一起，「首先，世襲農莊屬於農民；但是在將來，農民將屬於農莊」[139]。

  政府的第三個重大舉措是推進農民的墾殖（Bauernsiedlung）。[140]納粹黨認為，出於保護農民的需要，只有最好的種族元素參與到國內的墾殖活動中，才能保證未來的一代人能夠足夠強大，在東部的邊疆地區「築造起一道抵擋斯拉夫人的牆」[141]。早在1924年，納粹黨議員就在國會中提出過加強墾殖力度的提案。1930年的《三月綱領》進一步提出，要讓無法繼承農場的農民兒子或者農業工人擁有新的農場，而首先考慮的是東部的邊疆地區。達雷也積極支持墾殖計劃，在早期納粹黨的農業政策機關內成立了一個特別的部門，名為「東部領土處」（Ostland），專門負責制定墾殖計劃及處理相關問題。1933年7月14日，頒布了《塑造新德意志農民法》。政府將墾殖的權力收歸中央，希望藉此消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可能產生的摩擦。1934年，納粹黨成立了「國家選拔德意志農民墾殖者辦公室」（Reichsstelle für die Auswahl deutscher Bauernsiedler），但一年後旋即撤銷，其工作職責轉給了德國糧食總會管理部和地方上的州農民協會。墾殖申請者必須在大區農民領袖處申辦一張「新農民卡」（Neubauernschein），然後領取一張由國會墾殖問題委員會頒發的《農民墾殖者說明書》，上面羅列了成為一名墾殖者的標準。為了進一步促進墾殖活動的開展，1935年1月4日政府通過了《國家墾殖法補充條例》，[142]禁止土地債權人阻止開展墾殖活動，但墾殖機關將保證其在土地分配過程中的合法權益。此外，還統一了墾殖者多樣化的抵押利息負擔，授權墾殖企業可以在不公開拍賣的購地中將價格控制在合理範圍內，同時在一定條件下廢除墾殖地上的租賃關係。

  政府對農民墾殖的支持主要體現在資金上。墾殖農經常遇到資金問題，不僅購買土地需要資金，而且興建土地上的房屋住宅，購買各種農業原料設備也都要花錢。這對於墾殖農是筆不小的負擔。政府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的力度，墾殖農購買農用機械能獲得特別折扣，1938年時，建築材料免運費，1.5萬馬克的土地首付款中，政府補貼達到8800馬克，而對於那些生育了眾多子女的墾殖農家庭還有進一步的利息優惠。[143]然而，納粹黨對墾殖者的資格卻有許多要求。首先要證明其具備從事農業生產的能力，絕大多數墾殖者都曾經是農民或有過相關的從業經歷。申請墾殖的農民不准負債，而且還必須擁有一定的財產。其次是身體方面，要求健康並擁有強大的生殖力。申請者必須已婚或訂婚，不得患有任何遺傳性疾病，並遞交1800年以來的家譜證明，不得有猶太血統。最後是政治方面的審核，這項功能一般由縣農民領袖進行，申請者要遞交一份履歷，參加納粹黨各種組織者都會受到青睞，如有政治上不可靠的跡象，即遭拒絕。可見，納粹黨對於墾殖活動的重視，與以往有所不同。它不僅僅基於傳統習俗，實現民族國家政策，而且附加了種族主義的淨化功能。在社會發展方向上，它還反對工業中心化，凸顯了對於社會再農業化的追求。

  為了提高糧食產量，實現「自給自足」，政府通過全國糧食總會推出一系列的「市場整頓」措施。1933年7月15日，政府頒布《強制建立卡特爾法》，在全國經濟領域引進「市場整頓」的法律基礎。由糧食總會管理部的市場處負責管理和監督市場秩序。首先是固定價格體系，市場處通過行業聯合會及其下屬的經濟協會，規定價格或浮動區間，調控農畜產品的種植和生產。同時，還輔之以產品的標準化，規定了農產品的等級，嚴格監督其生產質量。在包裝、標籤和運輸問題上，對生產者作出一系列規定。行業聯合會在較大的市場裡建立了「等級評定委員會」，以評定等級標準，確定相應的價格。雞蛋根據重量分成五個等級，並根據新鮮程度分成兩大類，對應不同的固定價格。麵粉根據由研磨方法不同而產生的含粉量差別劃分成三到四種類型。在牛奶加工行業，黃油只允許有五種類型，奶酪則根據所含脂量分成八個等級。對於農產品的包裝也有要求，早熟土豆只能用粗布袋、厚紙包或塑膠袋包裝，雞蛋只能裝在箱子裡。[144]果蔬和葡萄酒則要貼上標有質量等級和產地的標籤。行業聯合會規定其成員的上繳、接收、儲存和加工義務，對不符合規定的企業實施處罰乃至關閉停產。其次，對產品的市場流動加以控制。在生產源頭上，全國糧食總會進行了更為詳細的數據統計，與一次大戰前不到30所會計中心相比，納粹統治時期逐漸擴增到500所，覆蓋了近5萬家農場。而德國政府制定農業政策時被用作數據樣本的農場簿記帳目，1933年只涉及7000家，到1944年則猛增到1.48萬家。[145]農產品運出農場之後，政府的管制體系更加完備。農產品加工廠和貿易商的每一筆交易都要開列「交易憑證」（Schlu?scheine）[146]，說明買賣雙方的情況、產品的種類數量以及價格等，報送當地縣農民協會及其相應的經濟協會批准。全國糧食總會將供貨關係固定下來，為生產者劃定固定的銷售區域。農民只能將自己的產品交給指定的收購站點，然後貿易商再從這些站點提取貨物，銷售到指定的消費地區。全國糧食總會由此逐漸建立起封閉性的市場體系。最後是對種植品種與面積的干預，這在納粹統治初期較少採用，因為納粹黨人不願背負干預農民生產的罵名。

  由於1934年穀物歉收，同時也考慮到要解決農產品，尤其是黃油、飼料以及棉料作物的進口依賴問題，1934年11月，全國糧食總會在高斯拉（Goslar）舉行的第二次德國農民代表大會上，提出了發起「生產戰役」的號召。1934年12月，全國糧食總會對「生產戰役」提出十項建議，希望通過擴大種植面積和密集種植，改變農業經濟結構，擺脫生產困局，實現農業產量的提高。赫爾伯特·巴克（Herbert Backe，1896—1947）為此準備了一個龐大的宣傳計劃，費用超過35.7萬馬克，包括發行一本名為《生產戰役》（Erzeugungsschlacht）的雜誌。宣傳領袖戈培爾也要求黨的各級機構積極配合，幫助宣傳。根據1934年12月15日《柏林日報》報導，在「生產戰役」發起後的一個月里，圍繞該主題，6萬人次的各級農民領袖總共組織了42萬場集會。[147]全國糧食總會的宣傳人員馬不停蹄地趕往各個集會會場，結合當地的特點，宣傳「生產戰役」的農業生產規劃。宣傳活動的頂峰是冬季末舉辦的「綠色周」（Grünen Woche）農業展覽會。該展覽會最早由國家旅遊局於1926年提出，目的僅僅是為了消除各農民協會在柏林集會期間沿街叫賣農產品的現象。但納粹政府充分利用了該展覽會，全力宣傳和推廣新的農業技術和產品。農民可以在展會上獲得關於乾草收穫、豬的飼養和其他牲畜養殖的改良方法。展覽會甚至還建立了「樣板農莊」，向農民示範如何合理地安排農業生產和管理。[148]戈林受權主持「四年計劃」後，任命巴克作為「鄉村經濟事務組合」（Geschaeftsgruppe Landwirtschaft）的領導人，與自己一起向德國糧食和農業部、全國糧食總會發布命令。同時，戈林還在四年計劃辦公室里成立了「價格構建委員會」，作為最高國家機關負責制定和監督各類產品包括農產品的價格。[149]四年計劃辦公室通過這兩個部門，凌駕於德國農業部和全國糧食總會之上，直接插手農業領域的事務。在《價格凍結令》（Preissstopverordnung）框架下，四年計劃辦公室適當調整了農產品售價，降低農業生產資料的價格，提供企業信貸和國家補貼援助，用於購買機器和滿足農業工人住房建設的要求，以此削弱由於價格「剪刀差」對農業帶來的不利影響。但在第二個四年計劃期間，農產品的「義務上繳」全面鋪開，監控也更為嚴格。每個鄉鎮都成立了專家委員會，對於沒有完成上繳任務的農場進行審核，查找原因。無故沒有完成上繳定額的農場和農民受到嚴厲處罰，而超額完成任務的農民則被授予「農學獎狀」（diplom）。[150]在戈林採取行動之後，達雷也於1937年3月23日號召開展「全國鄉村勞動競賽」（Reichsleistungswettbewerb des deutschen Landvolk），要求評選各大區和全國範圍內的最佳農莊和最佳鄉鎮農民協會，以此刺激農民的生產積極性。[151] 1937年，糧食總會在全國推廣使用「農場卡」（Hofkarte）。先由農民填寫登記表，其中涉及有關農莊所有者的任務、勞動和經營情況等約150個項目，然後由主管的縣農民協會「農場科」將這些數據轉錄進農場卡。土地面積超過5公頃的農莊被歸類，而小農場的數據則被歸併。最後，全國有200多萬個農場以及90%的耕地面積登記入卡。這一詳細的數據統計，不僅有利於制定糧食生產領域的計劃，而且也是監督農場生產的重要依據。1937年春，各級農民協會根據達雷的命令，建立相應的「經濟諮詢所」（Wirtschaftsberater），推動經營管理的合理建議能夠到達每個農場。

  納粹政權這一系列農業政策的實施效果如何呢？各種資料表明，它們並未取得預期的效果。全國糧食總會將原來農村中各種協會組織和專業機構都吸納進自身的結構中，同時也將它們的所有工作都集於一身，造成工作瑣碎而繁雜。糧食總會的基層組織既要調控和監管農業領域的生產，還要參與對世襲農莊的考察和管理，以後還要配合戰爭機器的運轉，催繳糧食，分配勞動力和抽調兵役。在萊茵蘭，縣農民領袖一周要工作六天，隨機從他的工作日記中抽取一段，就會發現他晚上經常要開會。[152]此外，全國糧食總會還經常受到納粹黨與政府其他職能機關的掣肘。納粹黨大區領袖不願意看到所轄區域內存在著大區農民協會這樣的獨立王國。國家行政機關的地方大員也想干涉大區農民領袖的任命。而全國糧食總會還要同萊伊領導的「德意志勞動陣線」爭奪農業勞工，同沙赫特領導的工業集團爭奪外匯資源。德國的農業部門並沒有因為統一在糧食總會的領導下，而使自己在競爭中更具有發言權，反而使自身的命運更依賴於農民領袖個人的榮辱。

  《國家世襲農莊法》在實際操作中也並未發揮預想的效果。被登記為世襲農莊的農場可以向單子繼承法庭申請繼承或者撤銷世襲農莊的資格。1935年，在傳統上實行單子繼承的地區，這一比例較低，平均大約有10%的世襲農莊提出申請，相反，在實行分割繼承的地區，其比例則高達30%甚至 61%。[153]這些申請一般都獲得批准。政府對待世襲農莊的土地流轉[154]問題也不太嚴格。1935年，在單子繼承法庭處理的涉及世襲農莊土地流轉的86480起申請中，只有3156起被拒絕，另外7755起通過其他方式解決，兩者共占總數的12.6%。[155]有學者甚至認為，如果「從法庭『體諒的判決』來看，可以認為《世襲農莊法》根本就沒有真正付諸實施」[156]。在減債問題上，世襲農莊獲得的資金遠大於其他類型的農場。然而，政府在減債問題上對於世襲農莊的大力扶持，並沒有使世襲農莊表現出比其他農場更為突出的還債能力。1937年8月份，東部地區有20%的世襲農莊沒有根據減債程序達成的協議及時償還債款，而相應地區的大農場，這一比例只有5.9%。[157]《世襲農莊法》最大的問題在於，農莊無法抵押，就使得世襲農莊無法獲得足夠的貸款以投入再生產，這對其發展是一個致命的短板。

  政府執行的墾殖政策，必定要觸及貴族大地產主的利益。達雷出任農業部長後，對貴族大地產主的態度有一定的緩和。他首先否認了大地主和農民之間存在著天然的對立，「對立……是單純地方上的，人事和具體事務上的」[158]。他同時提出，「單個的大地主，以自身的力量管理健康的農場，該大地主本身也能適應德意志的經濟結構，那麼他的大地產就應該得到保留。另一方面，與此相反，在經濟上不再能夠維持的大地產將被引領走向具有生命力的經濟結構。這毫無疑問就是要最大限度地用德意志農民再度填充東部易北河地區」[159]。這一方面為大地產的存在留下了口子，但同時也將達雷所代表的納粹農業意識形態同大地主的交鋒戰場，定位在了實施農民墾殖的領域。大地主奮起反抗。當《塑造新德意志農民法》付諸實施時，兩名大地主立即寫信給興登堡總統，認為將大農場分割出售、用於墾殖的做法是十分愚蠢的，10萬塊墾殖地的獲得不能通過揮一揮手來實現。興登堡迅速將信件轉給希特勒，希特勒則向地產主們表示，他已經從希姆萊處獲悉了大地產的經濟效益。戈林也在1933年初對波美拉尼亞的鄉村聯盟協會表示，如果現存的農業形勢遭到破壞，就不應該開展墾殖活動。[160] 1937年，農業部的官員表示很難獲得墾殖用的土地，因為有一種根深蒂固的思想，認為大農場是農產品最好的供應者。[161]大農場生產的黑麥和土豆，占據了當時主要糧食產品的絕大部分市場份額。對大農場實施分割處理，勢必會影響到主要糧食產品的生產。對於想要實現農產品自給自足的納粹政府而言，必然會有所顧忌。此外，墾殖的資金問題和資格審查也妨礙了農民農場的推廣。由於確立了世襲農莊和從事國防建設，許多土地退出市場，導致地價攀升，加重了墾殖農的負擔。而納粹意識形態上對於墾殖農血緣的審查也使許多有墾殖意願的人望而怯步。因此，從1933年到1940年，一共建立了不到2.2萬座新的農民墾殖農場，總面積為362442公頃。[162]這遠未達到魏瑪共和國時期的水平。

  納粹統治時期農業的總體生產情況，根據政府農業政策在不同時期的側重點，在歐戰爆發前呈現兩個階段。1933—1936年為第一階段。該階段農產品生產有了提升，自給率從1930年的70%上升到1934年的81%，1936年達到了84%。[163]這時不僅貫徹了達雷的農業意識形態中關於市場秩序的理念，而且實施了顯著的利息和稅收管理等方面的優惠政策。1937—1939年為第二階段。從1936年的第二個四年計劃開始，納粹政府基本上淡化了意識形態方面的追求，經濟目標成了農業生產的主要內容。這一追求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38年農業生產比十年前上升了20%，比1935/36年上升了10%。1939年收入盈餘達到納粹統治時期的最高點，為35億馬克。[164]整個30年代，德國人口增加了200萬，1939年糧食自給率依然維持在83%。[165]儘管直至1939年底，德國還是一個糧食進口國，尤其在脂肪類和飼料作物上，但是通過一系列的政策扶持和資金投入，全國的農業生產有了一定的提高。達雷甚至信誓旦旦地表示：「在糧食領域，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情況不可能再度出現。元首和德意志人民在任何情況下都可以完全信任德國的糧食供應。」[166]然而，就土地所有制結構而言，雖然納粹黨從意識形態出發，鼓勵和支持中小農的發展，但是由於農業生產資金的緊張和農業勞動力的持續流失，中小農場的經營更容易陷入困境，而大地產受到的傷害相對較小，因此固有的土地所有制結構並沒有得到改變。德國農產品的結構性矛盾也未得到有效改善。飼料作物匱乏，直至戰爭爆發前仍然有20%左右的飼料需要進口，[167]這直接制約了飼養業的發展。油料作物也同樣存在缺口，1938年，全國仍然需要進口150萬噸油料作物，為此須支付2.31億馬克。[168]

  納粹黨對於農業的重視在其國家預算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農業部的預算從1934年到1939年大約增長了620%，而同一時期其他部門平均只增加170%。其開支從原來的第八位上升到第四位。然而與意識形態上對於農民和農業地位的突出強調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在1933—1939年，全國的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從20.8%下降到18%，從事農林業的人口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例則從28.9%下降到26.0%。[169]其原因是政府不願放棄對於軍備工業的高額投入，而民眾也對社會的工業化發展趨勢更感興趣。

  【注釋】

  [1] Avraham Barkai,Das Wirtschaftssystem des Nationalsozialismus.K?l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77,S.35.

  [2] BA,NS/22/10,BA,NS/22/11，轉引自Avraham Barkai,Die Wirtschaftsauffassung der NSDAP.S.10.

  [3]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174頁。

  [4]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165頁。

  [5]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190、148—149頁。

  [6] Adolf Hitler,Hitlers Zweites Buch:Ein Dokument aus dem Jahr 1928.S.163.

  [7]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scism.Greenwood press,New York,1968,p.96.

  [8] Adolf Hitler,My New Order.pp.145-156.

  [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66.

  [10] 見[聯邦德國]卡爾·哈達赫：《二十世紀德國經濟史》，揚緒譯，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65頁。

  [11]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67.

  [12] [德]格茨·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國：劫掠、種族戰爭和納粹主義》，劉青文譯，譯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289—290頁。

  [1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381-382.

  [14] [聯邦德國]卡爾·哈達赫：《二十世紀德國經濟史》，第60—61頁。

  [15] Matthew Stibbe,Women in the Third Reich.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41.

  [16]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Leyden:Berg Editorial Offices,1997,p.118.

  [17]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114.

  [18] Richard Grunberger,A Social History of The Third Reich.Clays Ltd.England,1971,p.76.

  [19]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118.

  [20] Maxine Y.Woollston,The Structure of the Nazi Econom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192.

  [21]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劉法智、楊燕怡譯，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第203頁。

  [22] 指原料、機器、工具。

  [23] 僅指機器和工具。

  [2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83.

  [25]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176頁。

  [2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72.

  [2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94.

  [2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76.

  [2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398.

  [30]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78.

  [31] Werner Tornow,Chronik der Agrarpolitik und Agrarwirtschaft des Deutschen Reiches von 1933-1945,Bonn:Droste Verlag GmbH.,1972,S.112.

  [32]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400-401.

  [33] 此人後來成為抵抗運動領導人。

  [34]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281-287.

  [35]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201頁。

  [36]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86.

  [37]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447頁。

  [38]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138頁。

  [3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416.

  [4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412.

  [41]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417.

  [42]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第447頁。

  [43] [德]格茨·阿利：《希特勒的民族帝國：劫掠、種族戰爭和納粹主義》，第41頁。

  [44] 其具體內容為：「我們要求建立和維護一個健康的中產階級。我們要求立即將大百貨公司充公，廉價租賃給小工商者，要求國家和各州在收購貨物時特別照顧一切小工商者。」

  [4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02.

  [46]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02-303.

  [47]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S.409.

  [4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04.

  [4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04-305.

  [50] 兩個表格均引自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07-308.

  [51]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61頁。

  [52] 卡特爾是生產集中化進程中一定階段出現的一種壟斷形式，當集中化再進一步發展，達到只有1—2個大壟斷企業有效控制該領域的市場時，卡特爾組織也就沒有必要了。

  [53]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14-315.

  [54]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114頁。

  [55]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p.309-310.

  [56]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116—121頁。

  [57]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198頁。

  [58]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215頁。

  [59] Timothy W.Mason,Dokumente.52 Auszug aus den Monatsberichten der Reichstreuh?nder der Arbeit für die Monate November und Dezember 1937,S.430.

  [60] ReichsgesetzblattI(1939),S.313.

  [61] Martin Rüther,Arbeiterschaft in K?ln,1928 -1945.K?l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90,S.289.

  [62]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u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 1933.Pfafenweiler:Centaurus Verlagsgeselschaft,1995,S.166.

  [63] Michael Schneider,Unter Hakenke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1933bis1939.Bonn:Dietz,1999,S.518.

  [64]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u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1933.S.180.

  [65]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p.137-138.

  [66] Herausgeben von Wolfgang Mechalka,Deutsche Geschichte 1933 -1945:Dokumente zur Innenund Au?enpolitik.Frankfurt am Main: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2002,S.61.

  [67]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61.

  [68]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p.251.

  [69] Timothy W.Mason,Dokumente.191 Erla? des Reichsarbeitsministers an die Reichstreuh?nder der Arbeit vom 4.September 1939.S.1101-1111.

  [70] Timothy W.Mason,Dokumente.190 Durchführungsverordnung zum Abschnitt IV der Kriegswirtschaftsverordnung vom 11.Oktober 1939.S.1099.

  [71] Jurgen Kuczynski,Germany:Economic and Labour Conditions under Facism.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68,p.368.

  [72] 兩個表格均引自[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207頁。

  [73] Aus dem Lagebericht der Staatspolzeistele Aachen an das Geheime Staatspolizeiamt in Berlin.In:Herbst Michaelis / Ernst Schraepler (Hg.) :Ursachen und Folgen.Bd.9.S.689-690.

  [74]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208、222頁。

  [75]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265—266頁。

  [76] [美]時代生活編輯部編：《第三帝國：新秩序》，張顯奎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183頁。

  [77] Adolf Hitler,Rede vor dem Hamburger Nationalclub von 1919 vom 28.2.1928.In:Werner Jochmann:ImKampf um die Macht,Hitlers Rede vor dem Hamburger Nationalclub von 1919.Frankfurt am Main 1960.S.102.

  [78] Joachim Bons,Nationalsozialismus und Arbeiterfrage.Zu den Motiven,Inhalten und Wirkungsgründen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beiterpolitik vor 1933.Pfaffenweiler 1995.S.65.

  [79] Avraham Barkai,Die Wirtschaftsauffassung der NSDAP.In:Aus Politik und Zeitgeschichte,Beilage zur Wochenzeitung das Parlament,B 9/75,1.M?rz 1975.S.10.

  [80] ReichsgesetzblattI 1933.S.285.

  [81] Tilla Siegel,Leistung und Lohn in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Ordnung der Arbeit」.Opladen,1989,S.43.

  [82] V?lkischer Beobachter,17.Januar 1934.S.1.

  [83] Werner Mansfeld & W.Pohl & G.Steinmann/A.B.Krause,Die Ordnung der nationalen Arbeit:Kommentar zu dem Gesetz zur Ordnung der nationalen Arbeit und zu dem Gesetz zur Ordnung der Arbeit im ?ffentlichen Verwaltungen und Betrieben unter Berücksichtigung aller Dürchführungsbestimmungen.Berlin,Leipzig,Mannheim,München,1934,S.10,177.

  [84]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22,23,154.

  [85]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224.

  [86]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27.

  [87]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352-357.

  [88]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80-82.

  [89]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S.95.

  [90] Soziale Praxis 45 (1936),Heft 19,S.60-564;參見Andreas Kranig,Lockung und Zwang.S.232.

  [91] ReichsarbeitsblatII(1936).S.67.

  [92] Soziale Praxis 44 (1935),Heft 2.

  [93] Hermann Dersch(Hrsg.),Arbeitsrechtssammlung.Mannheim,Berlin,Leipzig.1933 - 1945.Bd.221935.S.97.

  [94] Arbeitsrechtssammlung.Bd.24(1935).S.44.

  [95] Wolfgang Spohn,Betriebsgemeinschaft und Volksgemeinschaft.die rechtliche und institutionelle Regelung der Arbeitsbeziehungen im NS Staat.Berlin,1987,S.114.

  [96] Arbeitsrechtssammlung.Bd.25(1936).S.87、193.

  [97] Werner Mansfeld,Kommentar.S.80-82.

  [98] Wolfgang Spohn,Betriebsgemeinschaft.S.20.

  [99]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im 「Dritten Reich」,Deutsche Arbeitsfront,Unternehmer und Staatsbürokratie in der westdeutschen Gro?industrie 1933-1939.Paderborn,1991,S.128.

  [100] 轉引 自Christopher Rea Jackson,Industrial labor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Labor law and society in Germany,1918-1945.Harward University,1993.（博士論文未刊本） p.1023.Vgl.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S.207.

  [101] Michael Prinz,Vom neuen Mitelstand zum Volksgenossen.Die Entwicklung des sozialen Status der Angestellten von der Weimarer Republik bis zum Ende der NS Zeit.München 1986,S.222-223.

  [102] Christopher Rea Jackson:Industrial labor between revolution and repression:Labor law and society in Germany,1918-1945.p.1012.

  [103] Michael Prinz,Vom neuen Mittelstand zum Volksgenossen.S.223.

  [104] Michael Schnei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 1933 bis 1939.S.572.

  [105] Michael Schneier,Unterm Hakenkreuz:Arbeiter und Arbeiterbewegung1933 bis 1939.S.573-574.

  [106] 該機構成立於20世紀20年代中期，位於杜塞道夫，1933年7月起隸屬於德意志勞動陣線。

  [107] Chup Friemert,Produktions?sthetik im Faschismus.Das Amt 「Sch?nheit der Arbeit」von 1933 bis 1939.München,1980,S.102.

  [108] Wily Müler,Das soziale Leben im neuen Deutschland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Deutschen Arbeitsfront.Berlin,1938,S.188.

  [109] Sch?nheit der Arbeit durch Grünanlagen im Betrieb.Aufkl?rungsheft,hrsg.vom Amt 「Sch?nheit der Arbeit」der NSG 「Kraft durch Freude」.Berlin Juni 1935.轉引自Chup Friemert,Produktions?sthetik im Faschismus.S.118.

  [110] Chup Friemert,Produktions?sthetik im Faschismus.S.135.

  [111] Rückblick auf die Aktion 「Gutes Licht gute Arbeit」.In:Deutsche Bergwerkszeitung Nr.50 vom 28.2.1936,ZstA,Deutsche Arbeitsfront,Nr.6261,Blatt 54.

  [112] Timothy W.Mason,Social Policy in the Third Reich: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National Community.Berg Editorial Offices,1997,p.163.

  [113] [聯邦德國]卡爾·哈達赫：《二十世紀德國經濟史》，第63頁。

  [114] Chup Friemert,Produktions?sthetik im Faschismus.S.143,131.

  [115] Timothy W.Mason,Dokumente.12 Siebente Anordnung zur Durchführung des Vierjahresplans über die Verhinderung rechtswidriger L?sung von Areitsverh?ltnissen vom 22.Dezember 1936.S.230.

  [116] Matthias Frese,Betriebspolitik.S.242.

  [117] [聯邦德國]卡爾·哈達赫：《二十世紀德國經濟史》，第225—226頁。

  [118] [法]夏爾·貝特蘭：《納粹德國經濟史》，第8頁。

  [119] David Schoenbaum,Die braune Revolution,Eine Sozial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K?ln:Kiepenheuer & Witsch 1968,S.197 f.

  [120] Hitler,Mein Kampf.München:Eher,1925,S.151 f.

  [121] V?lkischer Beobacheter.Nr.267 von 3.10.1933,Rede:1.10.1933.

  [122] 不少人指出，希特勒對農業問題興趣不大，也所知甚少。他的私人副官弗里茨·魏德曼（Fritz Wiedemann）在回憶錄中說，「從畢克貝格國家農民日上可以看出，希特勒對農業根本不感興趣。」（見Fritz Wiedermann,Der Mann,der Feldherr Werden Wolen:Erlebnisse und Erfahrungen des Vorgesetzten Hitlers im Ersten Weltkrieg und Seines Spaeteren Personlichen Adjuntat.Velbert 1964,S.69 f.）而德國著名農業思想史學者海因茨·豪斯霍夫（Heinz Haushofer）也認為，希特勒是一個對騎馬心存懼意，甚至不願意在設計建築時添加植被的人，他對於「鄉村經濟，尤其對農民，根本不會有發自內心的關切」。(見Sigmund von Frauendorfer und Heinz Haushofer,Ideengeschichte der Agrarwirtschaft und Agrarpolitik.München 1958,S.199 f.)

  [123] Richard W.Darré,Um Blut und Boden.München: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42,S.463.

  [124] Richard W.Darré,Zur Wiedergeburt des Bauerntums.imUm Blut und Boden.München: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42,S.62.

  [125] M.Domarus,Hitler.Reden und Proklamationen 1932 bis 1945.Würzburg:Domarus,1962,Bd.I.S.253.

  [126] Richard W.Darré,Das Ziel,imUm Blut und Boden.München: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42,S.159.

  [127] Richard W.Darré,Das Bauerntum als Lebensquell der Nordischen Rasse.München:Lehmann,1929,S.326.

  [128] Gesetz über den vorlaeufigen Aufbau des Reichsnaehrstandes und Massnahme zur Markt und Preisregelung fuer Landwirtschaftlich Erzeugnisse 13 Sept.1933,RGBl 1.Reichsverlagsamt,S.626 f.

  [129] Gerd Ruehl,Das Dritte Reich:dokumentarische Darstellung des Aufbaus der Nation.Berlin:Hummelverl.,1937,S.282.

  [130] Hans Buerger,Die landwirtschaftliche Interessenvertretung in der Zeit von1933bis zur Gegenwart unter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der Westdeutschen Verh?ltnisse.Erlangen & Nürnberg:Univ.,Diss.,1967,S.72.（博士論文，未正式出版）

  [131] 1938年前，這些領袖分別設置在：巴登、巴伐利亞、漢諾瓦、黑森-拿騷、庫爾黑森（Kurhessen）、庫爾馬克（Kurmark）、梅克倫堡、東普魯士、波梅爾、萊因蘭、薩爾普法爾茨、薩克森-安哈特、薩克森自由州、西里西亞、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圖林根、威瑟-埃姆河（Weser Ems）、威斯特伐利亞、符騰堡。

  [132] Reischle und Saure,Reichsnaehrstand.Aufbau,Aufgaben und Bedeutung.Berlin:Reichsn?hrstand Verlagsges.m.b.H.,1940,S 71.

  [133] 根據1934年1月30日的《國家重建法》，德國各州並沒有歸屬全國農業部管轄的農業部門，其相應職權部門隸屬於其他部門之下，只有普魯士在1935年1月之後才將其鄉村經濟部與全國農業部聯結起來。

  [134] Claudia Frank,Der「Reichsnaehrstand」und seine Urspruenge,Struktur,Funktion Und ideologische Konzeption.Hamburg:Univ.,Diss.,1987,S.119.（博士論文，未正式出版）

  [135] Reichserbhofgesetz vom 29.September 1933,RGBl.I,Berlin:Reichsverlagsamt,S.685.

  [136] Richard.W.Darré,Bauer und Landwirt.in,Um Blut und Boden,Reden und Aufs?tze.München:Zentralverlag der NSDAP,1940,S.208.

  [137] 即1930年3月6日綱領宣稱將不允許德國的土地成為金融投機的目標。

  [138] Richard.W.Darré,Um Blut und Boden.S.101.

  [139] David Schoenbaum,Die braune Revolution,Eine Sozial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K?ln:Kiepenheuer & Witsch,1968,S.202.

  [140] 即通過一定的方式向農民提供土地，進行農業生產。

  [141] J.E.Farquharson,The Plough and Swastika,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45.London and Beverly Hils:Sage Publications,1976,p.144.

  [142] Gesetz zur Ergaenzung des Reichssiedlungsgesetzes vom 4 Januar 1935,RGBl.Teil 1,1935,S.1.

  [143] Vierteljahrsheft zur Statistik des Duetschen Reiches,1938,Band 2,S.4-7.

  [144] Verordnung über die Regelung des Eiermarktes,21.12.1933 RGBl.Teil 1,S.1103.

  [145] Gustavo Corni und Horst Gies,Brot Buter Kanonen,die Ernae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Berlin:Akad.- Verl.,1997,S.332.

  [146] 「交易憑證」在不同情況下名稱有所變化，但其本質都是作為監管控制的手段。如在穀物貿易時，由分配者（指貿易商、供銷社、經紀人或者代理商）開具給生產者的「供貨證明」（Ablieferungsbescheinigung），交由縣農民協會保存，而生產者直接與磨坊之間的交易則需要出示特別的「糧票」（Mahlschein）。參見W.Meinhold,Grundlagen der Landwirtschaftlichen Marktordnung.Berlin,1937,S.121.

  [147] Clifford Lovin,Die Erzeugungsschlacht 1934 - 1936.in Zeitschrift fue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 22(1974),S.214.

  [148] Gustavo Corni und Horst Gies,Brot Buter Kanonen,die Ernae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S.323.

  [149] Gesetz zur Durchführung des Vierjahresplans,Bestelung eines Reichskommissars für die Preisbildung.29.10.1936.RGBl.S.927.

  [150] Gustavo Corni und Horst Gies,Brot Buter Kanonen,die Ernae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S.332.

  [151] R.W.Darre,Die Stundeist Gekommen.in:NS landpost,26.3.1937.

  [152] J.E.Farquharson,The Plough and Swastika,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 1928—45.p.74.

  [153] Friedrich Grundmann,Agrarpolitk im Dritten Reich,Anspruch unde Wirklichkeit des Reichserbhofgeset.,Hamburg:Hoffmann und Campe,1979,S.65 und S.180.

  [154] 包括土地的出售、租賃或延長租期，以及分割和抵押等行為。

  [155] Friedrich Grundmann,Agrarpolitk im Dritten Reich,Anspruch unde Wirklichkeit des Reichserbhofgesetz.S.184.

  [156] Dietz,「Deutsche Agrarpolitik seit Bismarck」,in:Zeitschrift fuer Agrargeschichte und Agrarsoziologie,1964,S.209.

  [157] Leo Drescher,Die Entschuldung der ostdeutschen Landwirtschaft.Berlin,1938,S.35.(手寫稿付印，未正式出版)

  [158] R.W.Darré,Um Boden und Blut,S.262.

  [159] R.W.Darré,Um Boden und Blut,S.265.

  [160] K.Heiden,Geburt des Dritten Reichs.Zurich:Europa verl.,1934,S.185.

  [161] J.E.Farquharson,The Plough and Swastika,the NSDAP and Agriculture in Germany1928-45.p.147

  [162] Adelheid von Saldern,Mitelstand im 「Dritten Reich」:Handwerker,Einzelh?ndler,Bauern.S.79.

  [163] Claudia Frank,Der Reichsnaehrstand und seine Ursprünge.Hamburg:Dissertation,1988,S.201.

  [164] Adelheid von Saldern,Mitelstand im "Driten Reich" :Handwerker,Einzelh?ndler,Bauern.S.114.

  [165] Dieter Petzina,Autarkiepolitik im Driten Reich.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 Vierjahresplan.Stuttgart:Dt.Verl.- Anstalt,1968,S.94.

  [166] F.Grundmann,Agrarpolitik im 「Dritten Reich」.Anspruch und Wirklichkeit des Reichserbhofgesetzes.Hamburg:Holfmann und Campe,1979,S.102.

  [167] Dieter Grupe,Die Lebensmitelversorgung Deutschlands seit 1925,Hannover:Strothe,1957.附錄

  [168] Gustavo Corni und Horst Gies,Brot Buter Kanonen,die Ernaehrungswirtschaft in Deutschland unter der Diktatur Hitlers.S.312.

  [169] David Schoenbaum,Die braune Revolution,Eine Sozialgeschichte des Dritten Reiches.S.206 und S.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