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節 清洗衝鋒隊

  1934年6月30日，納粹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令局外人瞠目的清洗衝鋒隊事件，該事件俗稱「長刀之夜」（Nacht der langen Messer），也稱「蜂鳥行動」（Operation Hummingbird）或「羅姆政變」（R?hm Putsch）。在該事件中，兩刃利劍衝鋒隊遭到致命打壓，其參謀長羅姆被槍殺。事件結束後，包括國防軍在內的權勢集團對希特勒政府深表滿意，希特勒趁著興登堡總統去世的機會，再次實施重大的國家體制變革，取消總統職位，自任國家「元首」，納粹體制正式確立。

  「長刀之夜」事件的發生，原因是多方面的。它既同長期以來納粹黨與衝鋒隊在納粹運動中各自的定位及相互關係有關，又是希特勒政府在國內各利益集團發生利益衝撞時的一次無奈表態，也反映了納粹黨在1933年1月30日前後從「造反黨」到執政黨的角色轉變。

  希特勒就任總理後，參加或支持納粹運動的中下層民眾在「勝利」的激勵下，以為納粹黨真的要實行「社會主義」。他們要求希特勒政府採取行動，予他們參加「納粹革命」所應得的報償。納粹黨內反映小資產階級利益和情緒的人士，也紛紛提出相應的建議。黨內元老弗德爾認為，納粹黨執政後，就應該開始實施《二十五點綱領》的經濟條款，以及關於國有化、分紅制、取消不勞而獲的收入和「廢除利息奴役制」等諾言。納粹農民領袖瓦爾特·達雷建議大幅度降低農民債務的資本價值，把利率降低到2%。納粹黨經濟處處長奧托·華格納（Otto Wagner，1877—1962）被任命為國家經濟專員後，也要求接管全國的大百貨公司、統一價格商店和消費合作社。1933年4月1日，華格納前往壟斷資本組織「德意志工業全國聯合會」（Reichsverband der deutschen Industrie，縮寫RdI）辦公室，要求聯合會的秘書長辭職，因為在他的領導下，聯合會「對納粹革命沒有保持足夠的重視，並像以前一樣地活動」。他還勒令聯合會的兩名猶太理事辭職，代之以納粹黨徒。[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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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鋒隊繼續充當爭奪統治特權的急先鋒。隨著希特勒上台執政，其控權意識與其人員規模同步膨脹。1933年1月以後，衝鋒隊在吸收大批「識時務」的新成員併合並鋼盔團等老牌準軍事組織的基礎上，規模從原先的40萬成員急劇擴大到250萬，至1934年5月，甚至膨脹到400萬。隊員們在反猶主義、反資本主義和反馬克思主義的口號下，掀起了抵制大商號、交易所和消費合作社的運動。其中一支衝鋒隊在法蘭克福交易所門前遊行，要求交易所理事會全體辭職。一名衝鋒隊員甚至要求德勒斯登銀行董事會吸收他為成員，否則就要集合衝鋒隊處於緊急待命狀態。1933年3月，羅姆宣告以自己的名義任命地方衝鋒隊領導人擔任「特派專員」和「特派專員副手」，負責保持各地衝鋒隊與政府機關的聯繫，監督各地政治組織和軍事團體尤其是衝鋒隊的紀律問題，確保中央政府的指令在各地被貫徹執行。[109]然而比起衝鋒隊龐大的規模和成員們高昂的期望值來，其分享到的果實極其有限。所謂的「特派專員」，其實僅僅是虛職。在各地政府機關的抵制下，他們無權干預地方官員的任免，無權干預企業生產，也不允許擔任地方社團的臨時領導人。更有甚者，在全國就業形勢逐漸好轉的背景下，不少衝鋒隊老戰士反而找不到工作，因為不少企業不願意僱傭長期在街頭衝鋒陷陣而疏於本職工作的衝鋒隊員。如在紐倫堡，衝鋒隊中近一半的失業隊員在1934年初仍然沒有找到工作。[110]從全國範圍看，1933年底，衝鋒隊中仍然有近100萬多年失業的貧困人口，至1934年初，由於大批人員湧入，衝鋒隊的失業人口超過200萬。[111]充滿失落感的衝鋒隊員對局勢的發展充滿怨恨。1933年3月，漢堡一衝鋒隊員寫道：「我們都認為選舉之後新政府的措施將立足於反對金融資本。我們都認為巴本、興登堡、澤爾德特將在3月6日被剔除出內閣。資本主義德國帶給我們飢餓和痛苦，我們想要一個自由的社會主義的德國……我們號召同資本主義體製作鬥爭。」[112]他們以更激進的姿態要求納粹「革命」繼續發展。

  希特勒面臨這股浪潮的衝擊，為了維護政權的群眾基礎，儘量在宣傳上對中下層民眾實施安撫。1933年5月，希特勒和納粹勞工領袖萊伊先後向工人發表講話，表示要保護工人免遭資本主義的剝削，擴大工人的權利。但是，在涉及中下層民眾和壟斷資本之間利益分配的實際問題上，尤其是當兩者不能兼顧時，希特勒基本上維護了後者的利益。1933年3月10日，希特勒面對衝鋒隊的暴力狂潮，在國內保守勢力和外國輿論的壓力下，委婉地呼籲衝鋒隊約束暴力行為：「個人肆無忌憚的行為，正在危害我們的黨，這些行為與民族革命的偉大事業毫無關係，但能破壞和詆毀運動的成就。……衝鋒隊和黨衛隊，你們自己必須立即阻止肇事者……惡意騷擾個人、妨礙與干擾經濟生活的行為原則上必須停止。」[113]同時，政府頒布相關法令，限制百貨公司，保護零售商店（詳情參見本書第四章第四節）。1933年7月，隨著納粹「一體化」工作初見成效，希特勒多次發表講話，要求納粹革命告一段落，轉入對「千百萬人進行教育」的新階段。

  中下層民眾對此強烈不滿，1933年夏天開始，納粹黨內出現了一個口號，即要求實行「第二次革命」。該口號的含義是：納粹黨獲取政權是「第一次革命」或「民族革命」，緊接著應該實行「第二次革命」或「社會革命」，接管大企業，整頓政府機關，用暴力手段打擊壟斷資產階級和舊官僚機構，完全控制德國的政治經濟機器。很顯然，這一主張是納粹黨內激進派的政治經濟要求在新形勢下的延續。衝鋒隊由於其成員結構的特點，成了呼喊這一口號的中堅力量。1933年6月，羅姆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表示從1933年1月30日到3月21日之間所取得的成就，並不代表納粹革命已經結束，妥協勢力在革命道路上淺嘗輒止，恰好讓那些怯懦的資產階級分享了革命果實，「衝鋒隊和黨衛隊不能容忍德國革命陷入沉睡，或者在半路上被非戰鬥者背叛……事實上這正是停止民族革命、開啟民族社會主義革命的時刻……不管他們喜歡與否，我們要繼續戰鬥——如果他們最終理解這是什麼，我們就同他們站在一起；如果他們不願意，就不理睬他們；必要的時候，以他們為敵」[114]。1934年，柏林、漢堡等八個城市都發生了衝鋒隊騷動，要求希特勒兌現關於社會問題的諾言。

  希特勒明確反對「第二次革命」的要求。1933年7月6日，他在全國總督會議上宣布：「革命不是永恆的狀態……必須引導高漲的革命熱情，使之成為社會發展進化的溫床，當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對民眾實施民族社會主義理論的教育。」[115]他甚至威脅說：「我將毫不留情地鎮壓任何想攪亂現存秩序的企圖，我要對付那所謂的第二次革命，因為它只會導致混亂。」[116]納粹黨其他領導人也鸚鵡學舌般地跟上。據《德意志報》（Deutsche Zeitung）報導，戈林在普魯士樞密院聲稱：「如果元首要發動第二次革命，如果他要的話，我們明天就會走上街頭，但如果他不要的話，我們就要鎮壓每一個膽敢違犯元首的意志而進行第二次革命的人。」幾天後，赫斯也警告納粹黨員要警惕那些煽動鬧事的人，稱他們企圖「挑撥公民相互對立，並以『第二次革命』的美名來掩蓋這種犯罪行為」[117]。同年8月，內政部長弗里克對衝鋒隊採取實質性的限制措施，解散「輔助警察」，並宣布關閉衝鋒隊轄下的集中營。10月6日，弗里克又禁止衝鋒隊採取任何未經授權的干預和打擊行動，並宣布要懲治衝鋒隊的暴力犯罪行為。

  羅姆不願徹底退卻。1933年11月5日，他向1.5萬名衝鋒隊員發表講話，表示：「最近常聽說衝鋒隊已經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如果德國新的統治者忘記了曾經是誰把他們放在今天如此愜意的位置上，那麼，近兩百萬衝鋒隊員將會提醒他們。」[118]他在私人小圈子裡甚至發牢騷說：「阿道夫腐敗了。他背叛了我們所有的人。他只同反革命分子交往。」

  與此同時，衝鋒隊與國防軍的關係也逐步惡化。希特勒對國防軍軍官團非常重視，把它看作實施對外擴張的主要工具。他執政後多次表示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黨派性」的獨立地位，並一直不插手其內部事務。與此相對應，國防部長勃洛姆貝格則在堅持國防軍的獨立地位、不允許納粹黨直接插手軍內事務和不准許軍官加入納粹黨的前提下，同納粹黨全面合作。然而，衝鋒隊的規模急劇膨脹，自羅姆擔任參謀長後，其軍事潛質也進一步加強。衝鋒隊既羨慕國防軍的聲望和地位，又不滿其政治上對納粹「革命」的保留態度，羅姆在個人野心驅使下，希望以衝鋒隊取代國防軍。

  1933年2月，衝鋒隊和國防軍圍繞青年組織的管理權問題，首次展開爭奪，後在希特勒的干預下各自作了讓步。同年8月，衝突再起，羅姆提出以衝鋒隊為基礎，組建新的「人民軍」（Volksarmee），把國防軍降到掌管士兵訓練事務的地位。1934年2月，羅姆的要求再次加碼，在內閣會議上提議成立新的政府部，負責領導國防軍、衝鋒隊、黨衛隊和其他退伍軍人團體等所有武裝組織，並暗示要自任部長。他在私下裡經常表示：「灰色的礁石一定要被褐色的潮汐淹沒。」[119]在內閣會議上，羅姆經常與勃洛姆貝格發生激烈爭吵。3月間，勃洛姆貝格向希特勒抱怨說，衝鋒隊正在用重機槍秘密武裝一支大規模的特別警衛隊，這不僅是對陸軍的威脅，也影響到國防軍主持下的秘密擴軍工作。

  中下層民眾的支持是希特勒上台執政的重要籌碼，衝鋒隊更是他攫取政權的重要工具。面臨同壟斷資產階級和國防軍的衝突，希特勒試圖在不損害同後兩者進一步合作的前提下，以一定的讓步來平息由衝鋒隊所反映的中下層民眾的不滿情緒。

  1933年12月1日，政府頒布《黨和國家統一法》，任命羅姆為政府不管部長。1934年初，希特勒致信羅姆，從頭到尾使用「你」這個親密稱呼。信中頌揚衝鋒隊在確保「納粹革命」勝利和納粹國家及人民的生存方面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年2月，政府又頒布《關於國家運動戰士供應法》，規定在政治鬥爭中患病或受傷的納粹黨員或衝鋒隊員，享受第一次世界大戰受傷人員的待遇，能獲得國家的撫恤金或補助金。6月4日，希特勒又與羅姆作了長達四個多小時的私人談話，希望緩解相互間的矛盾。

  但是，希特勒很清楚，無論是對內鞏固自己的地位，還是對外侵略擴張，奪取世界霸權，都必須取得壟斷資本和國防軍兩者的全力支持。尤其是，按照魏瑪憲法所設立的總統職位，儘管由於1933年3月《授權法》的通過而地位遭削，但還擁有解除總理職務的殘存權力。希特勒稍有不慎，還是有被解職的可能。而當時興登堡已是85歲高齡，健康狀況每況愈下，希特勒希望在興登堡死後，把這個職位也收入囊中。這一舉措需要獲得權勢集團的容忍和支持。

  1934年2月28日，希特勒在軍官團的壓力下，召開國防軍、衝鋒隊和黨衛隊的高層會議。他對國防軍和衝鋒隊的角色作了明確劃分：國防軍將代表德國對外作戰；衝鋒隊將幫助保衛疆界，並在體育運動的掩飾下對未來的戰士實施初級軍事訓練，而在其他情況下，只能從事內部政治事務。會議的最後階段，由羅姆和國防部長勃洛姆貝格共同簽署一項體現希特勒講話精神的協議：衝鋒隊將在國防軍指揮下負責新兵入伍前和老兵退役後的軍事訓練。隨後，羅姆邀請與會者共進其所稱的「和解早餐」。然而當希特勒和將軍們離開後，羅姆開始大發脾氣，稱其根本不想簽署那份協議。他還把希特勒稱作「一個無知的下士」，說自己「不忠心，迫切需要去度假」。事後，未來的衝鋒隊領袖維克托·盧策（Viktor Lutze，1890—1943）打小報告，將這些話都告訴了希特勒。

  羅姆繼續承受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雙重壓力。普通的衝鋒隊員對既得利益群體的仇視隨著長久失業和貧困而加深，他們比羅姆更難理解妥協的政治技巧。羅姆從自己的野心出發，沿著此前的慣性繼續向前走，既致力於安撫隊員，又希望以此迫使希特勒作出讓步。他給衝鋒隊增添武器，加強軍事訓練，舉行盛大遊行，甚至建立了自己的對外辦公室，在那裡舉行記者招待會，設宴款待外交人員。

  軍官團的受威脅感又一次增強。勃洛姆貝格以進一步向希特勒效忠來維護軍方的利益。1934年2月25日，國防部發布命令，在傳統的雄鷹軍徽上增添「卐」符號，形成雄鷹雙爪緊緊抓住納粹黨徽的圖案，規定新標徽必須佩戴在軍服右胸和軍帽上。4月11日，希特勒與勃洛姆貝格及陸、海軍總司令一起乘坐「德意志號」巡洋艦，前往東普魯士視察春季演習，期間雙方達成「德意志號協議」，即軍方同意希特勒繼承興登堡的職位，希特勒則要壓制衝鋒隊的呼聲，並保證陸軍繼續成為國家唯一的武裝力量。同年4月20日是希特勒的45歲生日，勃洛姆貝格趁此機會發表一篇紀念文章，喋喋不休地頌揚希特勒。他還把希特勒的舊軍服收藏在慕尼黑的兵營里作為紀念物。

  1934年6月，衝鋒隊與其他各種勢力之間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壟斷資本集團和總統府對此感到不安。興登堡對副總理說：「巴本，事態正越變越壞。請把它們清理一下。」6月17日，巴本在政治顧問的協助下，在馬爾堡（Marburg）大學發表公開演說，對納粹黨的一些做法和「第二次革命」的要求發起猛烈攻擊。他說：「自私自利分子、道德匱乏、謊言、野蠻和傲慢正以革命為幌子在德國蔓延……我們搞反馬克思主義革命的目的，難道是為了實行馬克思主義綱領嗎？……一個國家的人民，若要名垂史冊，它就承受不起發生在下邊的永無休止的叛亂。在某個時候運動就得停止，堅實的社會結構才能出現。」他還說：「凡是不負責地玩弄這種思想的人不應忘記：第二次革命浪潮之後可能有第三次革命浪潮，揚言要使用斷頭台的人也許是它的第一個犧牲者。」[120]

  針對巴本的演說，納粹黨採取了一定的反擊措施。戈培爾扣審了刊登這篇演說的《法蘭克福日報》（Frankfurter Zeitung），並禁止電台重播演說錄音。希特勒則於當天下午發表反擊性演說，譴責「自以為靠幾句話就能夠使一個國家人民生活的復興大業停頓下來的侏儒」[121]。然而希特勒很清楚地知道，當時還不能同權勢集團翻臉。兩天後，即6月19日，當巴本向希特勒交涉，抗議戈培爾對其演說實施檢查，並威脅要退出政府時，希特勒的態度有所軟化，答應兩人一起去看望病重的興登堡。6月21日，希特勒獨自飛往諾伊德克（Neudeck）晉見興登堡，後者委託勃洛姆貝格負責接待。儘管天氣炎熱，勃洛姆貝格還是身穿全套制服，正襟危坐，全然沒有了平日的友善態度。他硬邦邦地告訴希特勒，總統的意思是：如果希特勒不能保持紀律和秩序，他將頒布戒嚴令，讓軍隊來管理這個國家。當希特勒獲准在勃洛姆貝格陪同下見到興登堡時，總統在短短的幾分鐘裡證實了這一點。

  這時，羅姆及衝鋒隊同權勢集團之間的矛盾已發展到不可調和的程度，或者說，壟斷資本集團和國防軍已經不能再容忍納粹黨內的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呼聲。在納粹黨內，戈林和希姆萊從各自的利益出發，也希望搬掉羅姆這塊絆腳石，壓制衝鋒隊，故而多次向希特勒揭示所謂羅姆要發動政變的陰謀。面對這一局面，希特勒決定利用先前已經派人搜集和整理的有關羅姆的「黑材料」，一石多鳥，處決羅姆，清洗衝鋒隊，壓制「第二次革命」的要求，為國家體制的「一體化」進程劃上句號。

  6月21日晚上，希特勒即著手布置力量。戈林奉命留在柏林，希姆萊被派往巴伐利亞，準備制止所謂的政變。國防軍不願弄髒自己的手，但採取了呼應和鼓勵的舉措。6月25日，陸軍總司令命令陸軍處於戒備狀態，取消一切休假，規定軍人不得離營外出。28日，全國軍官聯合會宣布開除羅姆出會。29日，勃洛姆貝格在納粹黨報上發表署名文章，表示「陸軍……站在阿道夫·希特勒的背後……他始終是我們中間的一分子」。11天前還在批評「第二次革命」的巴本，也於6月28日在舉行於柏林的外國商會會議上，保證人民對希特勒的無限忠誠。

  6月30日凌晨2時，希特勒在戈培爾等人陪伴下，以羅姆準備在柏林和慕尼黑髮動政變為由，登上容-52型飛機前往慕尼黑，開始了逮捕和處決行動。4時許，一行人乘坐一長列汽車離開慕尼黑，前往羅姆等人正在度假的旅遊小城——維西城（Wiessee）。希特勒在下屬護衛下衝進房間，把羅姆痛罵一通後，將其押解到慕尼黑處決。戈林在柏林、希姆萊在慕尼黑也同時行動。全國共有多少人遇害，至今說法不一。其中數量最大的，為約1070人遇害，1120人遭逮捕。希特勒趁機排除政敵，被殺者包括：前總理施萊歇爾及其夫人；施萊歇爾的助手、諜報局前局長斐迪南·馮·布雷多（Ferdinand von Bredow，1884—1934）少將；格雷戈爾·施特拉瑟；天主教反對派領袖們；巴本的兩名助手； 1923年鎮壓過「啤酒館暴動」的古斯塔夫·馮·卡爾。巴本儘管保住了性命，但被撤銷了副總理的職務（該職位就此取消），更遑論制衡希特勒了。

  6月30日晚，希特勒飛返柏林，7月1日下午，在總統府花園裡舉行茶會，招待內閣成員和黨內領袖們，其中一些人還帶來了妻子和孩子。希特勒一面友好地與大家寒暄，包括以叔伯般的慈祥同孩子們打招呼，一面抽空通過電話指揮殺戮事宜。當天，勃洛姆貝格以軍隊的名義向希特勒表示感謝，聲稱願報之以「奉獻與忠誠」[122]。翌日，興登堡總統致電希特勒，感謝其「及時撲滅叛國陰謀並拯救德意志民族免於大難的堅決行動」。勃洛姆貝格在7月3日的內閣會議上，再次代表國防軍，對希特勒如此神速地粉碎叛國陰謀表示祝賀。在全體閣員一致同意下，內閣頒布了一項只有一句話的命令，稱「為鎮壓嚴重叛國行為而在6月30日、7月1日和2日所採取的措施是合法的，系保衛國家的緊急措施」[123]。

  7月13日，希特勒出現在國會議員面前，對「長刀之夜」的行動作解釋。

  他在透露了羅姆等人的「劣跡」後，表示：「如果有人責備我，問我為什麼不通過正常的法庭來處置這些罪犯，那麼我只能說，在這個時刻，我要對德國人民的命運負責，因此我成了德國人民的最高法官。」他進一步威脅說：「將來人人都必須知道，如果有人竟敢舉起手來打擊國家，那麼他的下場肯定是死路一條。」[124]

  半個多月後，1934年8月2日上午9時，興登堡躺在一張斯巴達式的鐵床上，手捧《聖經》，口中念叨著「我的皇上，我的祖國」，安然去世。儘管其遺願是在德國恢復君主立憲制，但希特勒還是按照自己的計劃實施納粹式的變革。興登堡逝世三個小時後，媒體公布了前一天晚上由內閣通過的《德國國家元首法》（Gesetzüber das Staatsoberhaupt des Deutschen Reichs）。法令規定：

  1.總統職位與總理職位合併。總統的職權由元首兼總理阿道夫·希特勒執掌。他可以選擇自己的助手。

  2.該法令自馮·興登堡總統去世之日起生效。[125]

  希特勒的「元首」稱呼，原先主要在納粹運動內部使用，因為他是納粹黨和納粹運動的元首。作為國家領導人，其稱呼為「總理」。但自《德國國家元首法》生效後，其在黨外的稱呼也改為「元首兼總理」，簡稱「元首」。至此，希特勒從黨的元首變成了黨和國家的元首，並因接管總統職權而擁有武裝力量最高統帥權。由此，納粹統治體制基本形成。

  8月20日，希特勒要求武裝力量全體官兵宣誓效忠，效忠對象既不是國家，也不是憲法，而是其個人。在同一個通告中，還公布了自1933年10月起國家政府官員的效忠誓詞。

  官員的誓詞如下：「我宣誓：我將忠誠並服從於德意志國家和人民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尊重法律，謹慎履職。願上帝保佑我。」

  軍人的誓詞如下：「我在上帝面前作此神聖的宣誓：我將無條件服從德意志國家和人民的元首、武裝力量最高統帥阿道夫·希特勒；作為一名勇敢的軍人，願意在任何時候為履行此誓言不惜犧牲生命。」[126]

  清洗衝鋒隊這一事件標誌著納粹黨完成了從「造反黨」到執政黨的轉變，這對真心追求納粹主義變革精神的人來說是一個重大的打擊。據統計，到1935年，1933年之前的納粹黨幹部中已有近1/5退出該黨，以至於在1936年元旦那天，希特勒呼籲納粹黨員應該繼續保持「革命熱情」[127]。

  在「長刀之夜」的第一天，衝鋒隊即由盧策任參謀長。遭到清洗後的衝鋒隊，發生了很多變化。其一，規模急劇縮小，從1934年5月約400萬成員，減到同年9月的260萬，再減到1935年10月的160萬和1938年4月的120萬。[128]其二，當局注重強化隊員的意識形態教育工作。清洗工作還未全部結束，1934年7月6日，盧策即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聲稱要把衝鋒隊塑造成「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一個政治可靠的工具」。同年10月17日，《衝鋒隊員報》（Der Stürmer）再次強調：「1933年奪權之後，運動的發展吸引很多人加入褐色隊伍，但他們並不符合為元首思想而戰鬥的要求。個體多樣性所造成的令人無法忍受的情況導致有必要進行一場清理。」[129]系統化的意識形態再教育工作開始於1934年8月，任務落實到每一個突擊隊，由政治可靠的專門人員從事教育工作。再教育使用的主要教材是《衝鋒隊員報》，要求每一個成員都經常閱讀這份報紙。其三，衝鋒隊在納粹運動中的地位急劇下降，尤其是1934年7月20日，希特勒下令提升黨衛隊的地位，使之成為脫離衝鋒隊管轄的獨立組織後。儘管衝鋒隊還在繼續從事青年入伍前和軍人退役後的軍事訓練工作，尤其是在國家舉行大規模的政治集會時，衝鋒隊都能充當儀仗隊，活躍在公眾的視線範圍內，但這樣做無非是在承繼歷史的慣性，一方面顯示納粹運動的浩大聲勢，另一方面試圖讓人觸景生情，回憶起納粹運動「戰鬥時期」的崢嶸歲月。但衝鋒隊的實際政治地位，則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早在1933年底，衝鋒隊為了解決隊員的就業問題，就設立了技能培訓公司和培訓車間，為失業隊員提供技術培訓，以提升他們的就業率。衝鋒隊遭清洗後，這方面的工作進一步擴大。1934年，它設立「公益營地」以進一步滿足就業需求。如柏林衝鋒隊於1935年10月在泰戈爾（Tegel）公益營地組織了一個培訓項目，全國各地的失業隊員都可以參加，他們可以在當地政府、企業和醫院的行政崗位上實習6個月。[130]

  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日益迫近，希特勒於1939年1月作出決定，將入伍前和退伍後的軍事訓練作為所有男性公民的義務，並把大部分的訓練任務交給衝鋒隊。衝鋒隊的軍事特性在世界大戰的推動下，終於合法地得以實現。

  【注釋】

  [1]1930年9月25日為三名因在軍中從事納粹主義宣傳而受審的軍官辯護時所說，見[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上冊），高年生等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425頁。

  [2] Adolf Hitler,Mein Kampf:der Fahrplan eines Welteroberers:Geschichte,Auszüge,Kommentare.Bechtle,1976,S.345.

  [3] 1932年1月27日在杜塞道夫工業界俱樂部的講話，見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124.

  [4] Adolf Hitler,Mein Kampf:der Fahrplan eines Welteroberers:Geschichte,Auszüge,Kommentare.S.34.

  [5] Adolf Hitler,Mein Kampf:der Fahrplan eines Welteroberers:Geschichte,Auszüge,Kommentare.S.187.

  [6] Adolf Hitler,Mein Kampf:der Fahrplan eines Welteroberers:Geschichte,Auszüge,Kommentare.S.347.

  [7] Eberhard J?ckel,Hitler's World View:A Blueprint for Power.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p.14.

  [8] Adolf Hitler,Mein Kampf:der Fahrplan eines Welteroberers:Geschichte,Auszüge,Kommentare.S.418 f.

  [9] Adolf Hitler,Mein Kampf:der Fahrplan eines Welteroberers:Geschichte,Auszüge,Kommentare.S.188.

  [10] Eberhard J?ckel,Hitler's World View:A Blueprint for Power.p.13.

  [11] Helga Grebing,Der Nationalsozialismus.München:Günter Olzog Verlag,1959,S.43.

  [12] Martin Broszat,Der Nationalsozialismus:Weltanschauung,Programm und Wirklichkeit.Stuttgart:Klett -Cotta,1960,S.35.

  [13] Ernst Nolte,Der Fachismus in seiner Epoche.München:Deutsche Verlags Anstalt,1963,S.54 f.

  [14]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1—322頁。

  [15]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405頁。

  [16] Eberhard J?ckel,Hitler's World View:A Blueprint for Power.p.77.

  [17] 此人在1933—1934年期間以納粹黨員身份擔任但澤自由市政府主席，但1935年逃離德國。

  [18]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402—403頁。

  [19]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406頁。

  [20] Martin Broszat,The Hitler State:The Found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the Third Reich.New York:Longman,1981,p.282.

  [21] [美]時代生活編輯部編：《第三帝國：權力風雲》，張顯奎譯，海南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頁。

  [22] 該職位是1932年7月20日巴本發動「巴本政變」後，為攫取對普魯士州的控制權而設置，擁有原屬於州政府總理的大部分權力。希特勒擔任總理後繼續保留，並於1933年2月進一步擴大權限。同年3月上中旬，該職位推廣到其他各州。同年4月7日，改為國家駐各州的「總督」。詳情見本章第六節。

  [23]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Dokumente1933-1945.S.26.

  [24] John Toland,Adolf Hitler.New York:Doubleday,1976,p.293.

  [25] John Toland,Adolf Hitler.p.294.

  [26] John Toland,Adolf Hitler.p.303.

  [27] [美]時代生活編輯部編：《第三帝國：權力風雲》，第168頁。

  [28] 意指德國共產黨在1932年11月的國會選舉中獲得的600萬張選票。見[聯邦德國]海因茨·赫內：《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第234頁。

  [29] [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楊壽國、孫秀民、湯成永、桂乾元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451頁。

  [30]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158.

  [31]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254頁。

  [32] [聯邦德國]海因茨·赫內：《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第235頁。

  [3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164.

  [34] Roberick Stackelberg & Saly A.Winkle,The Nazi Germany Sourcebook:An Anthology of Texts.London:Routledge,2002,p.129.

  [35]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76頁。

  [36]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166.

  [37] [聯邦德國]海因茨·赫內：《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第243頁。

  [38] Wiliam Manchester,The Arms of Krupp: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Industrial Dynasty That Armed Germany at War.New York:Bantam,2003,p.364.

  [3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169.

  [40] 該輪輔助警察，由於衝鋒隊同希特勒的矛盾漸趨激化，於1933年8月解散。

  [41] [聯邦德國]海因茨·赫內：《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第246—247頁。

  [42]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254—255頁。

  [43] 資料來自[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下冊），第398—401頁。

  [44][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寫：《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孫魁、賴升祿、胡慧琴、李俊聰譯，孫魁校，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26—327頁。

  [45] [日]檜山良昭：《希特勒的陰謀———國會縱火案內幕》，王泰平譯，工人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頁。

  [46]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寫：《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29頁。

  [47]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172.

  [48] [日]檜山良昭：《希特勒的陰謀———國會縱火案內幕》，第48—50頁。

  [49]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董樂山、李天爵、李家儒、陳傳昌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4年版，第278頁。

  [50] [日]檜山良昭：《希特勒的陰謀———國會縱火案內幕》，第41—42頁。

  [51]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寫：《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34—335頁。

  [52] [日]檜山良昭：《希特勒的陰謀———國會縱火案內幕》，第176—182頁。

  [53]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Dokumente1933-1945.S.55.

  [54] John Toland,Adolf Hitler.p.297.

  [55] [聯邦德國]海因茨·赫內：《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第250頁。

  [56] 一種由木屑和石腦油製成的引火材料，用於點燃煤炭。

  [57] 參見[日]檜山良昭：《希特勒的陰謀———國會縱火案內幕》，第240頁。

  [58] 朱忠武等：《德國現代史1918—1945》，山東大學出版社1986年版，第224—225頁。

  [59] 參見John Toland,Adolf Hitler.pp.296-303.

  [60] [日]檜山良昭：《希特勒的陰謀———國會縱火案內幕》，第207頁。

  [61]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新論》，第222頁。

  [62]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新論》，第222頁。

  [63] [民主德國]維納·洛赫：《德國史》，北京大學歷史系世界近現代史教研室譯，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1976年版，第890頁。

  [64] [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第455頁。

  [65]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新論》，第223頁。

  [66] Hans 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schaftgeschichte,Vom Beginn des Ersten Weltkriegs bis yur Gründung der beiden deutschen Staaten 1914 - 1949,München:Verlag C.H.Beck,2003,Band 4,S.809.

  [67] [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第455頁。

  [68] Reinhard Kühnl,Der deutsche Faschismus in Quelen und Dokumente.K?ln:B?hlau,1978,S.235-236.

  [69] [美]時代生活編輯部編：《第三帝國：權力風雲》，第188—189頁。

  [70] [聯邦德國]海因茨·赫內：《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第300頁。

  [71] 該「授權法」曾三次延期：1937年4月1日延長至1941年4月1日; 1939年延長至1943年5月10日; 1943年再次延長，直至1945年5月納粹政權覆亡。

  [72]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58.

  [73] [德]瓦·巴特爾：《法西斯專政時期的德國（1933—1945）》，肖輝英、朱忠武譯，谷鳳鳴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32頁。

  [74] [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第450頁。

  [75] [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第464頁。

  [76] 曹長盛主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14—1945）》，北京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226頁。

  [77] [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第451頁。

  [78] 曹長盛主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14—1945）》，第228頁。

  [79] [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第456、451頁。

  [80] 轉引自[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第452頁。

  [81]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寫：《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37頁。

  [82] [奧地利]尤利烏斯·布勞恩塔爾：《國際史》第二卷，第465頁。

  [83] 曹長盛主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14—1945）》，第234頁。

  [84] [民主德國]洛塔爾·貝托爾特等編寫：《德國工人運動史大事記·第二卷：從1917年至1945年》，第343頁。

  [85] 曹長盛主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14—1945）》，第236頁。

  [86] 曹長盛主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德國社會民主黨（1914—1945）》，第237頁。

  [87]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60.

  [88]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197-198.

  [8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199-200.

  [90]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62.

  [91]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63.

  [92] [英]羅傑·曼維爾：《赫爾曼·戈林》，鍾璜、錢秀文、王敏、李蘭琴譯，群眾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頁。

  [93] Eleanor Hancock,Ernst R?hm: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p.125.

  [94] John Toland,Adolf Hitler.p.305.

  [95] Bracher /Funke /Jacobsen(Hrsg.),Nationalsozialistische Diktatur,1933 -1945.Bonn:Droste Verlag Gmbrl.,1986,S.806.

  [96] Statthalter des Reiches一職最早設立於1879年至1918年的阿爾薩斯-洛林地區，用於帝國政府強化控制新的占領地區。Reichsstatthalter一職舊譯「邦（州）長」或「邦（州）行政長官」，由於該官員是全國政府派駐各州的統治者，根據德文原意和中文表達習慣，似應譯成「總督」。

  [97] Bracher /Funke /Jacobsen(Hrsg.),Nationalsozialistische Diktatur,1933-1945.S.806.

  [9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Exeter:University of Exeter,1984,p.225.

  [99]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第268頁。

  [100] [英]阿諾德·托因比、維羅尼卡·M.托因比合編：《希特勒的歐洲》，孫基亞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頁。

  [101] [德]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蕭韶工作室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408頁。

  [102]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65.

  [103] [英]阿諾德·托因比、維羅尼卡·M.托因比合編：《希特勒的歐洲》，第4頁。

  [104] [德]克勞斯·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第408頁。

  [105]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65.

  [106] Klaus Hildebrand,The Third Reich.London:George Allen & Unwin,1984,p.8.

  [107]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體制研究》，第126頁。

  [108]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309.

  [109] J.Noakes and G.Pridham,Nazism,1919-1945:A Documentary Reader.Vol.2:State,Economy and Society,1933—39.p.223.

  [110] Eric G.Reiche,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n,1922 - 193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215.

  [111] Conan Fisher,Stormtrooper:A Social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1929-35.p.48.

  [112] Conan Fisher,Stormtrooper:A Social,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1929- 35.p.193.

  [11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183.

  [11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202.

  [115]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204.

  [116] [美]時代生活編輯部編：《第三帝國：權力風雲》，第199頁。

  [117] Walter Bartel,Deutschland in der Zeit der Faschistischen Diktatur,1933-1945.Volk und Wissen Volkseigener Verlag Berlin,1956,S.65.

  [118] Nikolai Tolstoy,Night of the Long Knives.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72,p.85.

  [119] 國防軍的制服為灰色，衝鋒隊的制服為褐色。

  [120]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68-69.

  [121] 指巴本，因其個子較矮小。

  [122]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216.

  [123]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71.

  [12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p.217-218.

  [125]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72.

  [126]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 Dokumente1933-1945.S.72.

  [127] [美]時代生活編輯部：《第三帝國：新秩序》，張顯奎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版，第48頁。

  [128] Eleanor Hancock,Ernst R?hm: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p.165.

  [129] Conan Fisher,Stormtrooper:A Social,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1929- 35.p.160.

  [130] Conan Fisher,Stormtrooper:A Social,Economic and Ideological Analysis,1929- 35.p.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