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1933年3月國會選舉

  然而，希特勒就任總理之初，現實情況離納粹黨的目標距離甚遠。當時，魏瑪民主體制雖然處於解體階段，但是其權力機構依然存在。在形式上，德國仍然是一個議會制共和國，《魏瑪憲法》不僅沒有失效，而且是希特勒執政的依據。希特勒必須承認《魏瑪憲法》的有效性，按照憲法規定的程序來行使自己的權力，實現自己的理想。更為重要的是，當時納粹黨並沒有在德國政治生活中占據絕對的優勢地位。該黨儘管是國會第一大黨，但僅占據其中33.1%的席位，希特勒只能在納粹黨-民族人民黨聯盟的黨派基礎上，領導一個「民族團結政府」。

  對於納粹黨和其領袖希特勒，權勢集團是不放心的。曾經在「啤酒館政變」中被用作旗幟的魯登道夫，這時反而表現出更大的擔憂。他於1933年1月31日致電興登堡總統，表示：「您任命希特勒當總理，等於是把我們神聖的德意志祖國交給了一個有史以來最大的煽動家。我向您預示，這個邪惡的傢伙會把我們的國家拖入深淵，會給我們的民族帶來不可估量的恐懼。子孫後代會在您的墳墓前咒罵您的。」[21]然而興登堡集團不為所動，他們有自己的考慮。他們任命希特勒為總理，吸收有限的納粹黨人入閣，既是為了利用其所擁有的群眾基礎以穩定政局，度過嚴重的統治危機，同時也是以分享政權為誘餌，控制希特勒，將納粹黨納入傳統的政治軌道。為了防止希特勒胡作非為，權勢集團在他周圍設置了不少柵欄。新內閣的大多數部長是由巴本和興登堡選定的，希特勒本人甚至不認識其中最主要的幾位。其中，國防部長勃洛姆貝格和外交部長康斯坦丁·馮·牛賴特（Konstantin von Neurath，1873—1956）是興登堡特意指定的，不乏制約希特勒的含義。民族人民黨主席胡根貝格身兼經濟部長、農業部長、普魯士經濟部長、普魯士農業部長四職，一時享有經濟「獨裁者」的美稱。巴本作為希特勒-巴本內閣的副總理，更是權勢集團制衡希特勒的重要棋子。他是德國的核心州——普魯士州（占據全國面積約2/5）的「國家專員」（Reichskommissar）[22]，控制著普魯士州的行政系統和警察力量。勞動部長由鋼盔團領袖弗蘭茨·澤爾德特（Franz Seldte，1882—1947）擔任。其他的財政、司法和交通郵電部長，都是前巴本「貴族內閣」的閣員。各部的國務秘書（即副部長）中，納粹黨員只有1人，即馮克任國務秘書兼新聞首席代表。連民族人民黨員也只有2人，其餘皆為上屆巴本內閣的成員。更為重要的是，根據希特勒執政前各方的約定，興登堡總統不會單獨接見希特勒，後者只有在副總理（巴本）陪同和在場的情況下，方可向總統匯報工作並聽取指示。只有納粹黨人的部長是希特勒本人指定的，但是，在為數12人的內閣中，除總理希特勒外，只有2名納粹黨人部長，即內政部長弗里克和航空委員兼不管部長戈林（1933年5月5日改任新設立的航空部部長）。

  表2-1 1933年1月30日上台執政的希特勒-巴本「民族團結政府」組成情況[23]

  與前幾屆政府不同，希特勒沒有從總統那裡獲得隨時頒布「緊急法令」維持統治的權力，相反，興登堡要求希特勒政府必須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否則將重蹈前幾屆內閣的覆轍，由總統下令解散。

  德國權勢集團對上述安排十分滿意。他們認為，傳統勢力與納粹黨之間，在建立一個專制的民族主義國家、排除馬克思主義與和平主義的左派、加強擴軍、重新推行對外擴張的強權政治方面，有著共同的目標。通過組建「民族團結政府」，既排斥了民主派和進步勢力，又能利用納粹黨所擁有的群眾基礎為自己服務，穩定政局，度過危機。同時，還能在內閣中分享權力，使納粹黨遵循他們的軌道，防止其越軌行動。巴本曾經得意地對周圍人說：「希特勒是我們雇來的。……興登堡信任我。用不了兩個月，我們就能把希特勒遠遠擠進角落，讓他去吱吱呀呀叫喚！」[24]當年1月底至2月初，《法蘭克福報》也曾評論說：「從內閣的組成情況看，希特勒先生不得不接受較大的限制」，「很明顯，政府是圍著胡根貝格轉，不是圍著總理轉」。[25]普魯士財政部長曾經自信地對一位奧地利來訪者說：只要「講求實際的、可敬的」諸如施維林·馮·克羅西克伯爵（Johann Graf Schwerin von Krosigk，1887—1977）等人仍留在內閣，納粹便無成功的可能；對戈林、戈培爾一類丑角的激烈言論不必認真相信，因為「實際主事的是保守派，希特勒只能靠邊站」[26]。

  希特勒在無力實行暴力奪權，又不能通過選舉獲得國會絕對多數的情況下，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以前一直堅持的「要麼全部，要麼沒有」的奪權策略，以暫時性的讓步換取及早擠進政府，其目的就是以總理的職位為據點，利用主要執政黨的有利地位，展開新一輪的奪權行動，以儘早奪取獨裁大權，在全國建立起納粹極權統治。他曾經對一名納粹同黨說：「反動派以為他們已經把我控制住。他們打算給我設置圈套，設置很多圈套。但我們不會等到他們行動的時候。我們是殘酷無情的。我沒有資產階級的種種顧慮！他們認為我沒有教養，是個野蠻人。是的，我們是野蠻人！我們想當野蠻人。那是一個光榮的稱號。」[27]然而，在魏瑪體制還未徹底粉碎之前，這個自稱的「野蠻人」還是繞不過國會這個關卡。希特勒必須獲得國會絕對多數的支持。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實現興登堡總統提出的關於內閣必須獲得國會多數支持的先決條件，更主要的，是為了在國會中順利地通過實施極權統治的法律，以「合法」的程序建立起法西斯獨裁統治。他選擇了重新舉行大選的辦法來達到目的，指望藉助國家機器獲取更多的選票，除了給自己罩上一道民主合法的光環，還能藉此打破政府中保守勢力對他的約束。

  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趁新內閣的全體成員在總統辦公處等待委任之機，向部分閣員透露：他將儘快解散國會，舉行新的大選。胡根貝格本來就對希特勒擔任總理很不服氣，這時又擔心希特勒別有所圖，因而斷然拒絕這一設想，並當即同希特勒頂撞起來。希特勒再三說明這樣做的好處，並保證不管選舉結果如何，政府的組成不會發生任何變化。胡根貝格繼續爭吵不休，只是由於興登堡催促按時舉行政府宣誓儀式，爭論才暫時中斷。

  當天下午5時，希特勒主持其第一次內閣會議。戈林在會上接過上午希特勒提出的話題，再次提議解散國會。胡根貝格擔心納粹黨可能在選舉中贏得絕對多數，擺脫內閣保守派夥伴的牽制，因而再次強烈反對。巴本也主張暫時維持現狀。胡根貝格還提出一個替代方案，建議禁止共產黨活動，剝奪共產黨人的議席，使右翼政黨自然而然地取得國會多數。希特勒儘管對共產黨充滿仇恨，但他不願意因為採納這一方案而放棄重新選舉。他表示，根據自己的經驗，「禁止政黨是沒有意義的。禁止那站在德共背後的六百萬人是絕對不可能的」[28]，同時還可能引起社會民主黨發動總罷工。他再次重申，不管選舉結果如何，聯合政府的組成將不會改變。會議結束後，內政部長弗里克即對外宣布，稱內閣已否決了一項取締共產黨的命令，並且不會侵犯言論和出版自由。[29]

  

  其實，當天中午時分，希特勒就派戈林去同天主教中央黨領袖交涉，了解該黨的意向。中央黨要求派員入閣。但希特勒對此毫無興趣，因為一旦該黨入閣，聯合政府就能擁有國會絕對多數，因而就沒有必要舉行新的國會選舉，而中央黨也會就此以功臣自居，成為制約自己行動的障礙。但他在內閣會議上隱瞞真相，僅表示自己願意親自同中央黨領袖舉行談判，如果談判無果，就安排舉行大選。

  翌日，希特勒與天主教中央黨領袖路德維希·卡斯（Ludwig Kaas，1881—1952）主教舉行會談。希特勒要卡斯提出一張問題清單作為談判的基礎，卡斯照辦，並要求希特勒遵循《魏瑪憲法》實施統治。緊接著，希特勒召開第二次內閣會議，欺騙內閣成員，稱中央黨提出了非分的要求，沒有可能與它達成協議，唯一的辦法就是立即解散國會。隨後，他緊逼內閣成員表態。巴本的態度模稜兩可，胡根貝格陷於孤立，只得讓步。其他非納粹黨成員從自身利益出發，認為只有通過國會重新選舉，才能保證聯合內閣獲得多數支持，因而表示贊成。希特勒以「莊嚴的保證」安撫他們說，不管選舉結果如何，內閣的組成絕對不變。[30]接著，他建議內閣向總統提議解散國會，重新舉行選舉。

  2月1日，興登堡總統正式簽署命令，宣布解散國會。內閣把新國會的選舉日定在3月5日。中央黨向興登堡總統提出申訴，表示自己是願意入閣的，但談判進程被希特勒人為地中止。興登堡表示此時為時已晚，因為命令已經正式發布。戈培爾對新的選舉充滿信心，在日記中躊躇滿志地寫道：這一次不會有什麼失誤了，「現在鬥爭容易了，因為我們能夠利用國家的一切手段。電台和報紙都可供我們使用。我們將創造出一部宣傳鼓動的傑作。這一次甚至也不缺經費」[31]。

  希特勒出任總理不到兩天，便擺脫政治對手的阻撓，達到了解散國會、重新選舉的目的。這就表明，保守派想限制希特勒和納粹黨、倚恃國會多數破壞其行動的計劃是行不通的。胡根貝格比內閣其他成員更早一些意識到這一點，他在政府宣誓就職的第二天就表示：「我昨天做了一件一生中最大的蠢事。我同世界歷史上最大的蠱惑人心者結了盟。」[32]

  希特勒則牢牢抓住國會重新選舉的機會，為德國的全面「一體化」鋪墊道路。1月31日，即就任總理的第二天，他向全國發表廣播演說，發布了題為《向德國民眾呼籲》的第一個政府文告。在演說中，他把德國所面臨的失業、貧窮和困苦都歸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後果，而這場大戰是德國不希望爆發，對之也沒有罪責的。他強調納粹主義者是一支團結向上、與魏瑪共和國邪惡勢力作鬥爭的新生力量，並承諾新政府將重振德意志民族中的團結合作精神，承認基督教為民族道德精神的基石，並祈求上帝保佑他的政府。他把攻擊矛頭指向馬克思主義，稱社會民主黨在14年中，把德國農民置於毀滅的境地，並使數百萬工人失業。他把「制止共產主義對德國的滲透，說成是經濟重新高漲的先決條件」，並承諾新政府只需要四年時間來同時實施兩個四年計劃，即「拯救德國農民以維持國民營養及生活資源計劃」和「大力消滅失業以拯救德國工人計劃」，即可徹底消滅失業，將農民救出苦海。[33]此後幾周，他乘坐飛機穿越德國各地，要傳達的意圖，就是他有一次對內閣成員們所說的，「向馬克思主義進攻」。

  除此之外，希特勒把工作重點放在兩支力量上，即國防軍和壟斷資本家。他要利用擔任政府總理的有利地位，重點出擊，爭取獲得它們的支持，為未來的行動掃清道路。

  1933年2月3日晚上，希特勒接受國防部長勃洛姆貝格的邀請，前往陸軍總司令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家中，參加各軍區、各集團軍和艦隊司令們的聚會。晚餐之後，希特勒站起來發表為時兩小時的演說。他在講話中陳述了新政府的內外政策，許諾要恢復義務兵役制，擴大國防軍，對內全面改變政策，批判和平主義，徹底根除馬克思主義和民主的毒瘤，建立強硬的極權主義秩序，對外廢除《凡爾賽條約》，獲得完全平等的軍備權，贏得更大的生存空間。他還吹捧「國防軍是國家最重要的、最具有社會主義性質的組成部分」，保證尊重其「非政治性和超黨派性」的獨立地位，不同衝鋒隊合併，同時要求軍隊保持非政治、超黨派的態度，「內部鬥爭不是軍隊的事，而是納粹組織的事」。[34]他實際上是以承諾維護國防軍的獨立地位為誘餌，爭取軍方在納粹黨打擊政敵時採取中立態度。高級軍官們在聚會開始時態度呆板冷淡，希特勒則「到處笨拙地鞠躬，表現得很尷尬」，然而演說開始後不久，不少人就聽得津津有味，最後全力轉向納粹黨。當時在座的海軍司令埃里希·雷德爾（Erich Raeder，1876—1960）海軍上將，在戰後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受審時，供認他對於希特勒展示的擴軍前景感到極為高興。國防部長勃洛姆貝格儘管肩負著制約希特勒的使命，但也在其回憶錄中承認，希特勒上台執政，打開了「一個使將來有無窮機會的活動餘地」。而希特勒則讓這位主張在普遍徵兵基礎上建立龐大軍隊和實施總體戰戰略的國防部長，放手策劃和實施擴軍工作，並於1933年秋天提升他為陸軍上將。[35]

  同年2月20日，希特勒經沙赫特牽線，在戈林的國會辦公室會見25名重要的大資本家，共同討論國內政治問題，與會人員包括法本工業公司高管格奧爾格·馮·施尼茨勒（Georg von Schnitzler，1884—1962）、克虜伯股份有限公司高管古斯塔夫·克虜伯·馮·博倫、聯合鋼鐵公司高管阿爾貝特·弗格勒、埃森工業公司高管馮·勒文費爾德（von L?wenfeld）、法本工業公司的下屬集團——奧古斯特·維多利亞礦業聯合公司高管施泰因（Stein）等。[36]希特勒在會上作了長篇演說，聲稱私人企業在民主時代里是不可能維持的，許諾要取消議會制，恢復國防軍原有的地位，結束「黨派爭吵」，解散工會，同形形色色的馬克思主義作鬥爭，建立一個不搞「社會主義」實踐、優先擴充軍備的專制國家。最後他表示：「我們現在面臨最後一次選舉。

  根據情況，選舉可以中止，倒退則是不再可能的。不管怎樣，如果選舉程序不能作出決定，那麼就得用別的手段來作出決定。」戈林唯恐資本家們沒有聽懂，以其一貫的粗魯直率態度作了補充，他說：納粹黨在剛剛開始的競選中勢必要「擔負最大量的工作」，因而「其他不處於政治鬥爭中的集團至少應該為此作出所需要的財務上的捐獻。……如果工業界知道3月5日的選舉極可能是十年內，甚至預計是在百年內最後一次的選舉」，他們對這樣一種捐獻將會感到「更易於接受」。[37]德國壟斷資本集團內部，原先對納粹黨的態度有所差異，其中的「左翼凱恩斯主義」集團在1932年的政壇危機中支持施萊歇爾。隨著希特勒就任總理，不少資本家開始轉變態度，而希特勒的講話，則進一步加快了這一進程。古斯塔夫·克虜伯公開在會上對希特勒的講話表示感謝，並預先為「政治上強大、獨立的國家」感到高興，認為經濟和原材料加工業終究會在這個國家裡再度繁榮起來。[38]當希特勒和戈林準備離開房間時，沙赫特大聲說道：「先生們，那麼現在就解囊吧！」資本家們交頭接耳，竊竊私語。古斯塔夫·克虜伯代表整個魯爾地區的企業家捐助100萬馬克，法本工業公司認捐了40萬馬克，其他人也作了認捐，總數達300萬馬克。這筆錢將由聯合內閣中各黨派分享，但納粹黨將獲得最大的份額。

  為了更有效地控制競選舞台，戈林利用自己擔任普魯士州內政部長的有利條件，於2月17日頒布一項命令，指示各警察局不得對納粹黨及其聯盟政黨（即「民族聯盟」）的下屬組織採取任何敵視態度，更不得造成對它們實施偵察的錯覺，「無論如何必須避免做出敵視衝鋒隊、黨衛隊和鋼盔團的任何事情，因為這些組織擁有最重要的建設性的民族主義分子」，同時敦促警察要無情地對付「敵視國家的組織」的活動，甚至可以無所顧忌地開槍對付所謂的「共產主義恐怖活動」。他在命令中說：「誰恪守工作職責，誰服從我的命令，誰能最堅決地反對國家的敵人，誰能在受到攻擊時毫無顧忌地使用武器，誰就肯定能得到我的保護和支持。相反，誰在爭執中畏縮不前，或對使用自己的權力優柔寡斷，或對周圍的一切麻木不仁，那麼我就會立即把這種人清除出去……現在，從警察手槍槍膛里射出的每一顆子彈都等於我射出的子彈。如果有人說這是謀殺，那麼我就是主謀，因為這一切都是按我的命令去做的。」[39]該命令俗稱為「開槍命令」。五天後，他又藉口正規警察的來源已經枯竭，從衝鋒隊、黨衛隊和鋼盔團中徵召了5萬名成員進入「輔助警察部隊」，其中2.5萬人來自衝鋒隊，1.5萬人來自黨衛隊，1萬人來自鋼盔團，這些人在原來的制服上佩戴白色袖章，上面寫著「輔助警察」字樣。他們經過宣誓，走上崗位。[40]如此，納粹分子就能以國家機器成員的身份來對付政敵。

  納粹黨利用募集到的競選資金和希特勒擔任總理的有利條件，開展了空前規模的競選攻勢。一批受過特別訓練的納粹宣傳員組成宣傳隊，到全國各地實施宣傳鼓動。他們所到之處，廣播車隊隆隆駛過，飛機把數百萬張傳單撒向窮鄉僻壤，集會、遊行經常出現，各種招貼畫鋪天蓋地，使用旗幟、花環和大標語的「象徵性宣傳」隨處可見。中央政府責令廣播電台必須轉播所有內閣成員的重大競選演說，希特勒和戈培爾利用這一現代化工具，充分發揮自己的演說才能，把煽動性的競選演講直接推向全國民眾。衝鋒隊員、黨衛隊員和已經成為「輔助警察」的同伴一起，集中力量破壞其他政黨的競選集會，他們撕毀對手的標語，沖砸其他黨派的報社，毆打演講者。僅據官方人士承認，在競選運動中遇害的人士就達51名，另有幾百人受傷。

  當時，經濟危機仍在延續，民眾還是處在無奈和彷徨之中。德國學者魯道夫·菲爾豪斯曾經寫道，「對飢餓、對無法挽回的貧困化以及（特別在中等階層中）對『無產者化』的恐懼，對內戰和革命、對捉摸不定的前途以及對在困苦的壓力下法律和道德動搖的恐懼」，在很多人的心裡，在難以計數的人們的心裡升起了一種願望，把希望寄托在一個看來非凡的人物身上，必要時甚至容忍違背傳統的道義。[41]希特勒審時度勢，把前政府的一切失誤和德國遇到的困難一股腦兒推向社會民主黨和中央黨。他在競選演說中說：「在14年中，現在已被推翻的制度累積了一個錯誤又一個錯誤，一個幻想又一個幻想……我向德國人民要求，在你們已經給了別人14年之後，你們也應該給我們4年時間。」但是，他不願談論新政府的任何綱領：「今天，如果向我們要這個運動的綱領，那麼我們可以用幾句非常一般的話來概述：綱領是沒有用處的，人的目的起決定性作用……因此我們綱領的首要一點是：破除一切幻想！」「我所要求的是公平合理的：我們只要4年，然後別人可以作出他們的判決。我不會逃到外國去。我不會設法逃避判決。」[42]

  表2-2 1933年3月5日國會選舉結果[43]

  納粹黨為獲取選舉勝利使出了全身解數，戈培爾甚至將大選日稱為「民族覺醒日」，規定全國放假半天，以鼓勵更多的選民走進投票站。在大選的前一天，3月4日，希特勒在柯尼斯堡（K?nigsberg）發表一個被稱作「民族覺醒日演說」的高調競選演講，把競選活動推向高峰。當希特勒最後激勵德國人民「再一次高傲地昂起你們的頭」時，當地教堂的鐘聲齊鳴，全國各地的山頂上都燃起被戈培爾稱作「自由之火」的篝火，衝鋒隊員穿著軍靴，在每個城鎮的街道上發出行進時震耳的腳步聲。經過納粹黨的多方努力，選民參加投票的比例達到空前的高度，為88.8%（在此前的國會選舉中，投票率最高的是1932年7月的選舉，為84.1%，其次是建國前夕的國民議會選舉，為83%，最低的是1928年5月的選舉，僅達75.6%）。然而選舉的結果卻並未使納粹黨如願以償。在這次選舉中，該黨的得票率為43.9%，儘管比1932年11月6日的選舉結果高出10.8個百分點，但還未取得國會絕對多數。社會民主黨和共產黨的得票數有所下降，但仍占總票數的18.3%和12.3%，其中社會民主黨只比1932年11月的選舉少得1個席位。其他政黨，除人民黨的席位驟降至2席，中央黨的席位增加3席外，大多同以前持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