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兩刃利劍衝鋒隊

  衝鋒隊在納粹奪權鬥爭中起過獨特的作用，然而希特勒就任總理後一年半，其又遭到了血腥清洗，地位一落千丈。衝鋒隊在不少人的心目中成為一個謎團。它是一個什麼性質的組織？它同納粹黨之間是什麼關係？

  衝鋒隊的前身在納粹運動興起之同時產生，它是同慕尼黑的啤酒館文化有關的。魏瑪共和國確立了議會民主體制，政黨要贏取選票，離不開發表演說。而發表演說的理想場合，除了小廣場，就是啤酒館。慕尼黑有不少大型啤酒館，能容納數千人。尤其是安放了原木長條凳桌的平民啤酒館，是下層民眾樂於聚會的地方，人聲嘈雜，十分熱鬧。在政治騷動的年代，不少政黨都把目光轉向那裡，安排能說會道者前往演講，吸引光顧啤酒館的民眾注意。當不同黨派的演說者推銷各自的意識形態，並公開對不同政見出言不遜時，騷亂與鬥毆隨即爆發，啤酒杯、椅子和其他一切隨手可及的物品都可以成為武器。[21]在這種情況下，不少演說者在光顧啤酒館時，都會帶著一批人，無衝突時用來捧場，遭襲擊時大打出手。德意志工人黨及更具有暴力傾向的納粹黨在這種政治慣例中尤為起勁。1919年，德意志工人黨即開始使用領賓員和會議防衛員，專門用於維護會場秩序，保護本黨集會不受外人襲擊。[22] 1920年2月，納粹黨改名的當月，非正式的領賓隊和防衛隊改組成納粹運動中的「糾察隊」（Ordnertruppen），由鐘錶匠埃米爾·莫里斯（Emil Maurice，1897—1972）任隊長。該組織有時也被稱作「會場防衛隊」（Saalschutzabteilung）。為了淡化其政治色彩以便於生存，1921年8月，在希特勒的直接干預下，它又改名為納粹黨的「體育運動隊」（Turn und Sportabteilung）。

  「衝鋒隊」作為專用名詞並非納粹黨的首創。其德文原文為Sturmabteilung，Sturm一詞的原意是風暴、狂風，轉義為猛攻、衝擊、衝鋒。因此，衝鋒隊也被譯為挺進隊、突擊隊。該名詞的直接來源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早期，即1915年3月，西線德軍指揮部為實施滲透戰術，調集精幹兵將，組建名為「衝鋒隊」的特種機動部隊。直到1918年，這種部隊仍然活躍在德軍戰場上。納粹黨的「體育運動隊」里有不少軍迷，甚至還有少量的退伍軍人，他們很不屑於「體育運動隊」這個怪名字，於是從1921年9月起非正式地稱呼自己的組織為「衝鋒隊」。同年11月4日，慕尼黑的「宮廷啤酒館」（Hofbr?uhaus）發生了一場日後納粹黨吹噓不已的械鬥，據納粹分子自稱，43名衝鋒隊員頂住了800名紅色反對者的進攻，保住了據點。[23]納粹黨在媒體裡不斷神化這個故事，稱其為「（宮廷）啤酒館大戰」（Saalschlacht）。作為副產品，這個故事的主角——衝鋒隊也名聲大振。於是，衝鋒隊成了這個組織的正式名稱。

  衝鋒隊的誕生，固化了當時德國政治生活中防衛組織同政黨組織形成緊密程度不等的聯盟關係的格局。這種組合從右到左分別是：鋼盔團（Stahlhelm）與民族人民黨和人民黨；衝鋒隊與納粹黨；黑-紅-金國旗社（Reichsbanner Schwarz Rot Got，簡稱Reichsbanner）與社會民主黨；紅色前線戰士聯盟（Rotfrontk?mpferbund）與共產黨。

  納粹黨的武鬥組織改名為衝鋒隊，引起了軍方人士的興趣。魏瑪共和國的重要州——普魯士，具有濃厚的軍國主義傳統。普魯士邦國的幾代開國君主，都重點抓了兩支隊伍，一支是官僚體系，另一支是軍隊，尤其是其中的軍官團。普魯士在統一德國的過程中，把這個傳統推向了整個德國。不少年輕人嚮往軍隊，渴望以軍人的身份建功立業，為自身贏取光輝的前程。第一次世界大戰把大量的青年吸收進軍隊，然而，《凡爾賽條約》迫使德國大量裁軍。從戰爭期間的龐大兵力削減到僅僅十萬官兵，無數軍人只能無奈地退伍。然而，長期殘酷的戰壕生活使他們無法適應戰後的普通生活。他們只能四處搜尋與自己有著共同經歷和困窘境遇的人，聚集在一起，尋找各種得以讓自己重溫戰爭生活的機會。各種老兵協會、軍人社團星星點點，遍布全國。戰爭經歷被神化，「亡命軍人」及老兵協會吸引著憤懣、絕望的青年。在戰後初期，政府把鎮壓革命力量放在首要位置，因而放任右翼退伍軍人加入各種白色「志願兵團」（Freikorps，一譯「自由團」），用以對抗紅色革命。這些志願兵團由職業軍官領導，糾集一批亡命軍人、退伍老兵、好鬥青年，並打出煽情的口號——「來自國內外的敵人正在燒毀我們的房屋。救救我們，以德國同志情誼和忠誠的名義，賦予我們保衛民族的力量」[24]。但隨著革命高潮的消退，志願兵團逐漸失去方向。衝鋒隊的崛起與「戰績」，再次勾起他們的興趣。

  軍人染指的第一個表現，是志願兵團派出軍官充實衝鋒隊的領導層，如鐘錶匠莫里斯被年輕的前海軍軍官漢斯·烏爾里希·克林澤希（Hans Ulrich Klintzsch，1898—1959）取代，以便把衝鋒隊打造成一個具備軍隊特點的準軍事組織。第二個表現，是更多的退伍軍人加入衝鋒隊，使後者在人員結構上發生變化。僅以紐倫堡（Nürnberg）地區為例，1922—1923年，51名衝鋒隊領導人和普通成員中，37.3%的人有軍役記錄，而沒有戰爭經歷的青年只占19.6%。[25]

  

  在衝鋒隊軍事化的過程中，羅姆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出身於慕尼黑一個鐵路官員的家庭，較早進入軍界。他19歲入伍，兩年後即進入軍官階層。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他隨部隊進入西線與法軍交戰，多次立下卓著戰功。在1914年9月的戰鬥中，羅姆所在的步兵團展開了與法軍的惡戰。他在此次戰鬥中受了重傷，被削去鼻子的上部，「整個臉部變形了，原來是圓乎乎的和有形的臉龐，現在按上了塑料鼻子，鼻子上部略有搖晃，鼻子下部有小硬塊，臉上有一處明顯的傷疤——整形手術嚴重地影響了他往後的生活，傷口也時常潰爛」[26]。在1916年6月的凡爾登戰役中，羅姆所在的連隊被打散了。「十來個人簇擁在羅姆周圍，進攻並占領了許多條法軍防線，俘虜了2名法軍軍官和65名士兵。」不過在此戰役中，羅姆和其他士兵均嚴重負傷，羅姆傷勢嚴重，「肺部附近被擊中，肩部洞穿」。靠著戰友的拼死相救，才得以保全性命。由此，他不僅獲得了一級鐵十字獎章和巴伐利亞的最高軍內獎章——奧登獎章，還成為兵士中間活著的傳奇英雄。[27]大戰結束後，羅姆繼續留在軍內，但是其志向已經發生較大變化。他認為，德國戰敗和爆發革命這些事實，證明了政治的重要性。作為個人，如果僅僅把注意力局限於軍事，是難以有所作為的。因而，他對激進主義政治團體和準軍事組織給予較大的關注，並藉助於曾一度管理州內[28]駐軍武器庫的有利條件，非法向準軍事組織提供武器，由此，成了激進主義團體的爭取和依靠對象。羅姆與納粹運動發生關係的時間比較早。1919年，當納粹黨還處於德意志工人黨階段時，他就入了黨。隨著希特勒入圍，他們兩人很快成為政治盟友和私人密友。

  在羅姆等人的推動下，衝鋒隊的功能和目標升級了，不再滿足於維持會場紀律，而是向新的使命推進——「部分出於納粹黨領導人的設想，部分出於當時政治環境的考慮，衝鋒隊成了當時獨立存在的幾種政治系統的混合體，不純粹是政黨特點，也不純粹是（獨立於政黨的）秘密準軍事組織的特點，而是兩者兼而有之」[29]。也就是說，衝鋒隊實現了軍事組織形式與政治行為的結合，成為一個半隸屬於政黨半獨立的準軍事組織。

  衝鋒隊開始獨立地走上街頭，以集體遊行的方式展示自己。1922年8月，它參加了由眾多準軍事組織和老兵協會發起的慕尼黑遊行集會。此後，身著制服的衝鋒隊員排列出聲勢浩大的遊行隊伍，成為慕尼黑街頭反覆上演的景觀之一。同年10月，衝鋒隊戰鬥歷史上又一個神話產生了。14—15日，希特勒率領800名衝鋒隊員乘火車前往巴伐利亞東北部的科堡（Coburg）參加右翼組織的愛國遊行。科堡是一個工業化城市，因而是社會民主黨等左翼力量占優勢的地方，右翼力量選擇這裡舉行愛國遊行本來就是一種挑釁。希特勒和衝鋒隊不顧當局禁止進城遊行的告誡，「他愛搗亂的同夥引發了街頭暴亂，清除了街頭的反對者，簡直就是在圍攻這個城市。這種顯示威風的行動似乎使希特勒大膽地相信：他能夠向巴伐利亞政府挑戰而不會受到什麼懲罰」。在科堡的經歷是衝鋒隊第一次走出慕尼黑的大眾遊行，而且是在左翼的地盤，此事使得衝鋒隊和納粹黨聲名大噪。很多年以後，這些衝鋒隊成員在相聚時仍會相互問詢：「那時你在科堡嗎？」[30]

  儘管希特勒作為納粹黨元首參加了科堡遊行，羅姆與希特勒的私交很不錯，但是兩人對衝鋒隊的定位是不同的。希特勒儘管在內心深處排斥政黨政治，但在時代的逼迫下，看到了政黨在奪權鬥爭中的特殊作用，因此要求以納粹黨作為納粹運動的核心。對他來說，居第一位的是黨而不是軍隊，衝鋒隊不是偽裝的黑色武裝，而是一把政治利器。然而對包括羅姆在內的其他人來說，在德國這樣的國度內，軍隊的作用是高於政黨的，政治領袖個人依靠軍隊的支持，就能夠奪取並掌握政權。更何況當時德國處於凡爾賽體系的束縛下，建立秘密的武裝力量是占主導地位的事情，而衝鋒隊由於同國防軍有著更緊密的關聯，「將成為德國解放事業戰鬥力量中更為有效的一員」。他們樂於看到衝鋒隊被允許和國防軍一起攜帶武器，接受軍事指令並使用武器，甚至在採取行動等特殊情況下，納粹黨的地方領導人也要自覺地聽命於當地的衝鋒隊。[31]以後，這兩種觀點的分歧甚至上升為這樣一個問題：在納粹運動中，究竟是以衝鋒隊為主，納粹黨和希特勒成為衝鋒隊的「鼓手」即政治宣傳員，還是以納粹黨為主，衝鋒隊僅僅是納粹黨的助手。

  然而在1923年，隨著德國陷入全面動盪，納粹運動以半武裝奪取政權為主要任務，兩種觀點的分歧被掩蓋了。衝鋒隊積極地投身於「啤酒館政變」，羅姆承擔了占領並堅守國防軍巴伐利亞州總部的重任。

  經過政變失敗的打擊，羅姆的思想有所鬆動，放棄了武裝奪權的意圖。1924年4月他提前出獄，次月當選巴伐利亞州議員。他接受希特勒的委託重建衝鋒隊，確定「褐衫」為衝鋒隊制服，並宣布要把衝鋒隊打造成「納粹黨的戰鬥部隊」[32]。然而在實際行動中，他仍然關注於聯合各種右翼準軍事團體，著力於組建「戰旗團」（Frontbann）組織，只是應者寥寥，很不景氣。為了擺脫經濟窘境，他前往玻利維亞擔任政府的軍事顧問，幫助訓練玻方軍隊。

  1925年初希特勒出獄後，在重建納粹黨的同時也關注衝鋒隊的建設。他任命弗蘭茨·馮·普費弗爾（Franz von Pfeffer，1888—1968）為衝鋒隊領袖，並專門就衝鋒隊定位問題寫了一封信，其中表示：

  必須對衝鋒隊進行訓練，這種訓練不是以軍事為基礎，而是根據黨的需要。

  就對衝鋒隊進行體格訓練而言，重點不是軍事訓練，而在於體育運動。

  衝鋒隊的組織、隊服和裝備都要相應地落實，但它不是按照舊軍隊的模式，而是要適應它的任務。

  衝鋒隊無需秘密地集合，而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遊行，開闢各種活動的道路，以徹底消除衝鋒隊是一個「秘密組織」的種種傳說。……必須從建立之時起，向隊員灌輸運動的偉大理想，從一開始就以代表這種理想的任務訓練他們，使其達到眼界開闊……反對現存國家的鬥爭將是超出一種報復和陰謀的小範圍之上，成為消滅馬克思主義及其教條和幕後操縱者的一種思想意識的偉大戰爭。[33]

  此後，希特勒又明確規定：衝鋒隊的成員必須同時又是納粹黨黨員，不允許同時參加其他政治或準軍事組織；其他組織的成員，作為個人可以在脫離原組織後加入衝鋒隊，但不得集體加入；衝鋒隊不得與其他準軍事組織聯合或合併。他以這些舉措來保證衝鋒隊只能成為納粹黨羽翼之下的附屬機構。在以後的運作過程中，希特勒還剝奪了衝鋒隊的財權，規定它們不能自行募集金錢，所需經費由同級的黨部領袖下撥。

  普費弗爾是參加過一次大戰的退役軍官，擁有軍事經驗和組織才能，同時擁有一般軍人所欠缺的政治嗅覺，清楚地看到舊式的軍人暴動不可能取得成功。他反對純軍事化的組織，主張建立一個精英化、有高度紀律性、擁有強烈意識形態信仰的衝鋒隊。他在任期間的最大貢獻，是確定了衝鋒隊的基本組織架構。衝鋒隊的基層單位是小隊（Schar），由3到13人組成，主要依靠鄰里之間的熟人關係建立。這樣，任何有人的地方都存在建立一支小隊的可能，使得衝鋒隊具備較強的「繁殖」能力。小隊如同一個細胞，細胞的規模擴大到一定程度就可以分裂出多個同一性質的細胞。然後以小隊（Schar） —中隊（Trupp）—突擊隊（Sturm）—旗隊（Standarte）—旅隊（Brigade）—中央領導機構，這種層層遞升形式搭建出整個衝鋒隊的大廈。每一個上級單位都由幾個下級單位組成，每一層級的單位數目增加到一定程度就可以組建為更高一級的單位。一般情況下，5—8個小隊組成一個中隊，2—4個中隊組成一個突擊隊，2—5個突擊隊組成一個旗隊，2—5個旗隊組成一個上級單位。[34]當時，「旅隊」這個單位沒有真正落實，而是以區隊（Gausturm）替代，最初共有19個區隊。區隊長由普費弗爾直接任命，區隊以下的領導人選由地方自行決定。總體來說，衝鋒隊內部的上下級關係類似於中世紀的「采邑制」，每個層級都擁有半自治的權力。

  世界經濟大危機期間，德國的失業人數飆升，最嚴重時達到八百多萬。在衝鋒隊的人員構成中，下層民眾尤其是失業工人的比重一直比納粹黨的高，衝鋒隊因而成為集聚落魄民眾的天然「窪地」。在這一過程中，「衝鋒隊之家」（Sturmabteilunghaus）起了不小的作用。

  衝鋒隊之家最早出現在1927年納粹黨黨代會期間，供參加遊行集會的隊員解決餐飲問題之用。此後普費弗爾命令各地衝鋒隊在組織大規模遊行活動期間自行建造食堂。1930年開始，從首都到邊陲小鎮，各地普遍出現了大小不等的類似空間及相應機構。規模大的可以容納幾百人，小的數十人。如1930年馬格德堡（Magdeburg）設立的衝鋒隊之家可以供30人住宿和250人同時就餐。[35]該機構多租用廢棄貨倉或類似的空置建築物，所需食物和家具來自運動內部的富裕者和納粹同情者的捐贈。失業或貧困的衝鋒隊員每月只需交納10馬克左右，就可以在裡面吃住，交不起費用者可以免費吃住，條件是為納粹運動多幹活。衝鋒隊之家內部還設有就業服務機構，為失業者兜攬一些臨時短工。這些入住者要承擔起安保、製作或維修家具、安置新來者等職責。弱勢群體在那裡不僅找到了躲避經濟危機的港灣，還擁有了並肩作戰的難友，能有效排解失業和貧窮帶來的消沉，滿足危機期間對行動的渴望。根據規定，寄宿者必須隨時待命，參加遊行、打鬥、分發傳單、保護機構和領導人安全等活動。

  一名入住者的回憶有助於理解當時的實情：「由於失業，衝鋒隊員只好呆在據點裡。……在這裡，我們感受到了真正的兄弟般的情誼……每個人都為它出一份力。一個為失業者煮飯的食堂建起來了。能夠睡覺和取暖的房間也建起來了。白天，我們到各村莊散發傳單，晚上保護村裡的會議，從一場選舉戰鬥到下一場，占領一個又一個小鎮……1932年，衝鋒隊遭禁，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被拿走了。我們流入街頭，無處可去。」[36]

  在各種因素的推動下，衝鋒隊的規模急劇膨脹。1929年8月約3萬人，1930年11月約6萬，1931年9月約17萬，同年12月約25萬，1932年1月迅速上升到29萬多，8月又飆升到44.5萬。[37]衝鋒隊成為納粹運動中一柄鋒利的長劍。其鋒利的特徵來自草根性和「行動主義」（Aktivismus）及「激進主義」（Radikalismus）的理念。

  然而，這柄利劍是兩面有刃的。刃的一面砍向魏瑪體制，表現在有效地擴大了納粹運動的規模與影響。然而在這一面里，隨著衝鋒隊規模擴大，泥沙俱下，各類道德敗壞者，如小偷、罪犯、流氓、惡棍、酒鬼、皮條客等，也混入其間。刃的另一面卻指向納粹黨，尤其是黨內的既得利益者，客觀上與黨內激進派形成遙相呼應的效果。

  在納粹黨向國家權力發起衝擊時，衝鋒隊不論在競選宣傳還是街頭械鬥中，都名副其實地充當著「衝鋒」的急先鋒。當希特勒前往各地展開競選演說時，當地的衝鋒隊承擔了一切保衛和呼應工作：摩托車隊為希特勒的座車護衛開道；大批隊員在會場上迎接希特勒到來，接受其檢閱，並高呼「萬歲」；演講結束後護衛其返回機場。為實施納粹黨確立的「飽和宣傳」策略，衝鋒隊員除了必須穿著整齊、挨家挨戶拉選票外，還根據命令組隊「鄉村旅行」，把納粹的宣傳觸角伸向每一處窮鄉僻壤。如1930年7月，波美拉尼亞（Pommern） 600名來自各小鎮的衝鋒隊員步行100公里到一個指定鎮集合。1931年10月，數百名來自東普魯士的衝鋒隊員穿越數省參加不倫瑞克（Braunschweig）的群眾遊行。1932年，波美拉尼亞和西里西亞（Schlesien）建立了由失業衝鋒隊員組成的鄉村宣傳隊，到達一個又一個村莊，「他們成了納粹運動不辭辛勞的馱馬」。[38]在爭奪街道和宣傳場所的械鬥中，衝鋒隊員的傷亡數明顯高於納粹黨員。

  然而在分享「戰利品」時，衝鋒隊的草根性使得其幹部較難進入國會議員的候選名單。由於衝鋒隊不得自行籌款，財務由納粹黨地區領袖掌管，衝鋒隊員經常抱怨經費上受到歧視，抱怨自己成了納粹運動的炮灰。這樣，衝鋒隊再次成為納粹運動內部的麻煩所在。不過此時衝鋒隊的訴求更多地代表了中下層民眾的要求，與20年代中期有所不同。當時，很多衝鋒隊員不滿於希特勒投靠權勢集團的行為，抱怨黨的地區領袖們以每月2000—5000馬克的收入過著優裕的生活，而衝鋒隊員只能一邊忍飢挨餓，一邊在街頭從事打鬥或遊行，為納粹運動造勢。東部尤其是柏林地區的衝鋒隊組織在憤怒中把矛頭指向了當地的納粹黨大區領袖戈培爾。

  1930年8月，由沃爾特·施滕納斯（Walther Stennes，1895—？）任隊長[39]的柏林衝鋒隊提出七點要求，呼籲希特勒放棄「合法」路線，以暴力行動實現真正的「社會主義」，要求提名衝鋒隊領袖為國會議員的候選人，縮小納粹黨大區領袖的權力，並為衝鋒隊維持集會秩序的行動支付報酬。當這些要求遭到拒絕後，該隊馬上作出反應。8月29日夜裡，柏林衝鋒隊員組隊採取行動，強行進入納粹黨柏林大區指導處大樓，砸壞了大部分辦公用具。翌日，戈培爾在柏林體育館的競選大會上發表演講，負責造勢和守衛任務的衝鋒隊員中途拂袖而去。[40]希特勒聞訊後，親自趕到柏林處理危機。他首先利用自己在納粹運動中的個人威望和在黨內的權力，用安撫手段平息事態。隨後於9月2日撤換扎洛蒙，由自己親自擔任「衝鋒隊最高領袖」，並規定全體衝鋒隊員必須進行宣誓，無條件效忠其個人。而衝鋒隊的日常工作，則交給奧托·華格納（Otto Wagener，1888—1971）主持。

  希特勒還著手暫時強化衝鋒隊的軍事性質，用以轉移其政治興趣。為此，他專門打電話到玻利維亞，明確向羅姆表示「我需要你」。羅姆本來也有回國之意，接到電話後很快成行。1930年11月6日，羅姆回到慕尼黑，在火車站受到希特勒等人的熱情歡迎，《人民觀察家報》也專門刊文，盛讚老戰士的回歸。11月30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召開衝鋒隊領袖會議，表達了要任命羅姆擔任衝鋒隊參謀長的意圖。北德地區的衝鋒隊領袖們以羅姆存在同性戀問題為理由提出反對意見，但希特勒表示，衝鋒隊並不是「教育上流階層子女的學校，而是戰鬥者的處所」。1931年1月，希特勒正式任命羅姆為衝鋒隊參謀長，隸屬於衝鋒隊全國最高領袖的領導。

  羅姆到任後，果然不負希特勒所望，立即按照自己固有的理念，模仿德國陸軍，改組衝鋒隊，以加強其準軍事特質。在全國總部一級，分別設立了總參謀部、司令部和訓練學院；總部以下，逐級設置各類地區組織，分總隊（Obergruppe）、支隊（Gruppe）、區隊（Untergruppe）、旗隊（Standarte）、突擊大隊（Sturmbann）、突擊隊（Sturm）、中隊（Trupp）和小隊（Schar），共八級。各級頭領一般都由退役軍官擔任。羅姆本人的聲望和工作熱情，使大量的青年湧入衝鋒隊，衝鋒隊的規模再一次迅速膨脹，到1932年底，成員數達到42.7萬。

  然而，柏林衝鋒隊的問題一時還是難以緩解，施滕納斯的反對聲調越來越高。他在納粹黨柏林地區報刊上發表文章，呼籲放棄議會選舉，採取暴力性的「革命」行動。希特勒親自向施滕納斯發出警告：「我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衝鋒隊去做，那就是建立第三帝國。我們遵守憲法也能實現自己的目標，憲法規定了掌握政權的權利，具體採取什麼方式由我們自己決定。」[41]然而，施滕納斯等人還是於1931年4月1日再次起事。他們糾合了布蘭登堡（Brandenburg）、西里西亞、波美拉尼亞和梅克倫堡（Mecklenburg）地區的衝鋒隊領袖，發動第二次叛亂。不久，德國北部和東部其他地區的衝鋒隊組織也起而呼應。起事者譴責希特勒的「合法」奪權路線，指責他任人唯親，要求澄清民族社會主義理論，並宣布廢黜希特勒的領袖地位。

  希特勒立即在《人民觀察家報》和《抨擊》等刊物上發表文章，抨擊施滕納斯一夥是鑽進納粹黨內的「沙龍布爾什維主義[42]和沙龍社會主義的小丑」，「將一系列嚴格說來是屬於共產黨不斷煽動所需要的概念引進衝鋒隊內」，並要求廣大的衝鋒隊員保持對納粹運動的忠誠。同時他調動黨衛隊平息叛亂。希特勒的行動得到國防軍領導層的讚揚。

  但是，衝鋒隊之劍的兩刃還在繼續發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