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節 在政壇陰謀中擠進政府
2024-10-09 04:42:41
作者： 鄭寅達，陳暘
「啤酒館政變」失敗後，希特勒放棄了非法奪權的選擇，但是競選之路很不順利。從魏瑪共和國建立直到1932年，13年裡的國會第一大黨都是社會民主黨。納粹黨從1924年5月開始參加競選，連續三屆，呈現逐屆下滑、一屆不如一屆的慘狀。1924年5月的選舉，它以「德意志人民自由黨」（Deutschv?lkisch Freiheitspartei）的名義參選，獲得6.5 %的選票，得國會32席；同年12月選舉，它以「民族社會主義自由運動」（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eiheitsbewegung）的名義參選，獲得3%的選票，得14席； 1928年5月的選舉，它終於能夠以自己的原黨名參選，但結果更慘，獲得2.6%的選票，得12席。經濟大危機爆發後，納粹黨的競選之路終於出現轉機。1930年9月的國會選舉，納粹黨一舉躍升至第二大黨，獲得18.3%的選票，得107席，少於社會民主黨的143席。1932年7月的選舉，納粹黨徹底翻身，達到魏瑪民主體制中競選的最高成績，獲得37.4%的選票，得230席。而社會民主黨僅獲21.6%的選票，得133席，降為國會第二大黨。[43]如果在純粹的民主體制中，根據選舉結果，希特勒應該在1930年擔任副總理，在1932年擔任總理。但是魏瑪共和國實行的是總統-議會二元體制，總統有權決定總理、副總理的具體人選。而總統的選擇既取決於個人的好惡，又同權勢集團的傾向性意見有關。
希特勒不是沒有看到這些，但是他無力改變總統的看法。興登堡總統既厭惡納粹黨尤其是衝鋒隊的草根性，認為這些人吵吵嚷嚷，素養很低，又低估希特勒的執政能力。納粹黨成為第二大黨後，他約見了希特勒，結果印象較差，認為希特勒在國家機構中的職位，最高不能超過郵政局長。如果讓希特勒擔任總理，國家將很快陷入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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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權勢集團，希特勒在「啤酒館政變」失敗後就有了基本決斷，但具體實施起來，起效非常緩慢。
德國作為一個現代國家，壟斷資本集團在經濟和政治生活中起著很大的作用。但是一次大戰結束以後，資產階級內部不同的利益集團，由於所處的地位不同，對內政外交具體方針的要求也有所差異。當時在全國起重要作用的是兩大壟斷集團。一個以加工工業和輸出工業為主，其核心人物包括當時最大的輸出商和制鐵工業家奧托·沃爾夫（Otto Wolff，1881—1940）、西門子電氣公司所有人卡爾·弗里德里希·馮·西門子（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1872—1941）、德國工業協會第一主席及法本工業公司監事會主席卡爾·杜伊斯貝格（Carl Duisberg，1861—1935）等。另一個由魯爾區的重工業巨頭組成，其首腦人物包括著名的煤鋼大王埃米爾·基爾道夫（Emil Kirdorf，1847—1938）、聯合鋼鐵公司總裁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1873—1951）等人。前一個集團所處的地位比較有利，而且同國際資本特別是英國和比利時的資本家有著廣泛的聯繫，因而對內擁護魏瑪共和國，對外主張接近西方國家。後一集團是德國財政資本中最具有沙文主義和復仇主義要求的派系，其利益因《凡爾賽條約》喪失了阿爾薩斯-洛林（Alsace Lorraine）、上西里西亞等主要工業原料基地而受到較大損害，所以一開始就公開反對《凡爾賽條約》和賠償義務，要求立即著手全面武裝德國。
希特勒同資本集團的接觸，就是從這裡打開缺口的。早在1921年，他就在漢堡（Hamburg）民族俱樂部向資本家作過一次演講，但效果不佳，除了吸引住個別中小企業主外，沒有受到普遍重視，因為不少聽客對納粹黨的「社會主義」要求心存疑慮。但希特勒通過這些感興趣的企業主，結識了魯登道夫和蒂森等大人物，後者於1923年向納粹黨捐贈10萬馬克。
「啤酒館政變」失敗後，希特勒決定走合法鬥爭的道路。他出獄後，一方面力撥納粹黨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加緊同壟斷資本家接觸。1926年2月，希特勒第二次在漢堡民族俱樂部發表秘密演說，隨後三次在埃森（Essen）、一次在柯尼希斯溫特（K?nigswinter）作長篇發言，並週遊魯爾和萊茵地區。1927年6月4日，希特勒在慕尼黑同基爾道夫進行了長達四個半小時的密談，事後基爾道夫要求希特勒把自己的政見整理成小冊子，定名為《重新崛起之路》（Der Weg zum Wiederaufstieg），在資本家中間廣為散發。希特勒在這次密談中主要強調武力擴張、獨裁統治和民族沙文主義。他特別對納粹的「社會主義」作了解釋，說這是一種僅限於向民眾提供衣食娛樂的社會政策，目的在於爭取工人，建立起一個消除階級對立的民族共同體，為工業家帶來更多的利潤，它並不觸動私人財產，與經濟和政治決策無關。通過希特勒的努力，納粹黨把自己的觸角伸進了企業和政治兩界的上層，從主要局限在南德巴伐利亞地區擴展到整個德國，把以前那種帶有個別性質的、不穩固的聯繫與資助關係，發展成經常的聯繫和定期的資助。不過，當時納粹黨還不是壟斷資產階級的主要資助對象和政治代表，從全國範圍來說，工業界的政治基金大部分給了其他政黨。
經濟大危機期間，壟斷資產階級在內政外交方面的基本態度發生了變化。一方面，由於美、英、法等既得利益國家組建起區域性經濟和貨幣集團，堵住了德國經濟向外滲透的縫隙，德國外貿量一落千丈，危機進一步深化。另一方面，民眾要求變革的願望日益強烈，社會政治秩序激烈動盪。在這種背景下，他們希望找到一把雙刃劍，對外能迅速調整國際格局，使德國擺脫凡爾賽體系的束縛，並進而奪取勢力範圍，對內能控制中下層民眾，穩定社會秩序。
就在這段時間裡，魯爾工業集團逐漸把希特勒確定為自己的政治代理人。1930年11月27日，蒂森在德國工業聯合會委員會會議上，第一次公開呼籲發揮納粹黨的領導作用。不久，基爾道夫利用自己在礦山聯盟中的地位，作出一項決定，規定萊茵-威斯特伐利亞（Rhine Westphalian）煤礦辛迪加所屬的企業，自1931年1月1日起，每售出一噸煤就提取5芬尼[44]資助納粹黨。在他們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資本家開始支持納粹黨，其中包括國家銀行前行長雅爾馬·沙赫特（Hjalmar Schacht，1877—1970）和德國金融界著名報紙柏林《交易所報》經濟編輯瓦爾特·馮克（Walther Funk，1890—1960）等，形成了以魯爾區重工業巨頭為核心的「納粹工業集團」。同年秋，化工巨頭威廉·凱普勒（Wilhelm Keppler，1882—1960）聯合願意幫助納粹黨奪取政權的資本家，組建了「凱普勒集團」（Keppler Gruppe），從經濟和政治上策劃扶助納粹黨上台執政。
然而，前一個資本集團仍然反對納粹黨，該集團在國內的影響遠超「納粹工業集團」。但不幸的是，隨著危機進一步深化，該集團內部圍繞應付危機的決策問題產生新的分化，就是這一分化給了希特勒可乘之機。1931年冬，德國的高失業率已經成為直接威脅統治的嚴重社會問題。古斯塔夫·克虜伯·馮·博倫（Gustav Krupp von Bohlen，1870—1950）、奧托·沃爾夫等人支持全德工會聯合會提出的發展公共事業以解決就業問題的建議，在前一個資本集團內部分化出「左翼凱恩斯主義」（Linke Keynesianische）集團。杜伊斯貝格、西門子等人反對這一做法，主張鼓勵私人企業擴大生產，使其自發地繁榮市場，形成了「右翼凱恩斯主義」（Rechte Keynesianische）集團。
壟斷資本集團重新分化組合，使希特勒爭取他們支持的進程大為加快。據納粹黨新聞發布官奧托·迪特里希回憶，「在繼後的幾個月中，他走遍整個德國，同傑出的人物私下會談。選擇的約會地點，不是在柏林就是在各州，不是在凱撒霍夫飯店就是在某個偏僻的森林空地。保守秘密是絕對必要的，絕不能讓報界有搗亂的機會。否則就會影響到會談的成功」[45]。同時，希特勒接受沙赫特的建議，由資本家所信任的馮克取代黨內元老弗德爾擔任自己的經濟顧問，1931年12月，又以大資本家凱普勒取代馮克。
1931年10月，納粹黨同民族人民黨等其他右翼政黨和組織在哈爾茨堡溫泉城舉行「全國反對派大會」，會議要求布呂寧（Heinrich Brüning，1885—1970）政府辭職，組建右派政府。會議結成了「哈爾茨堡陣線」（Harzburger Front），儘管不久就解體，但是希特勒據此進一步加強了同資產階級右翼的聯繫，擴大了納粹黨在政治舞台上的影響。
1932年1月，希特勒為了爭取更多的資本家，接受蒂森的建議，取代馮克，親自到杜塞道夫（Düsseldorf）工業家俱樂部，向300多名資本家及其代表作演講。他精心準備了演說內容，從分析個人之間存在差異入手，強調保存私有制的合理性，歌頌獨裁制，鼓吹「優等種族」有權奴役「劣等種族」；他指責布爾什維主義已經控制了蘇聯，並「將逐漸震撼整個世界，把它化為廢墟」，聲稱如果不儘早讓納粹黨上台執政，共產黨將贏得50%的德國民眾，然後把德國推入災難；他還保證掌權後要擴充軍事力量，訓練800萬後備軍，使德國擺脫《凡爾賽條約》的束縛，奪取新的生存空間。[46]由於許多與會者是第一次見到希特勒，演說開始時會場氣氛冷淡，很多人沉默寡言。但當希特勒講了不到一個小時的時候，他的聽眾便全神貫注，兩個半小時的演說結束後，與會者全體起立，向希特勒致以熱烈的掌聲。儘管大部分與會者沒有當即作出實質性的承諾，但是他們已經開始把希特勒看作今後運籌中的一個重要籌碼。奧托·迪特里希曾在《跟隨希特勒十二年》一書中指出：「1932年1月27日將永遠是德國納粹黨歷史上值得紀念的一天。這一天，希特勒成功地在德國西部工業巨頭中間打開了缺口。」[47]
德國另一個重要的權勢集團是軍官團，這是一支從普魯士王國時期起就長期得寵的力量。
納粹黨與國防軍之間本來就有著不解之緣。希特勒政治生涯的第一步，就是作為國防軍的政治調查員邁出的。大部分衝鋒隊員和一部分納粹黨員，也曾經是退伍軍人。更主要的是，在仇視《凡爾賽條約》、鼓吹擴軍備戰、崇尚武力和民族擴張政策等政治主張上，兩者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國防軍軍官團大多具有上層社會地位（儘管經過20世紀20年代民主化進程的更換，但1932年仍有23.8%的軍官出身貴族世家，其他多為軍人世家和資產階級家庭），通常站在代表傳統、保守和正統的勢力一邊。而納粹黨從成立的那天起就把矛頭指向合法政府，使用的手段是煽動街頭暴亂，甚至政變。其成員大多出身低下，舉止粗魯，致使國防軍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對之表示蔑視，甚至心存疑義。
1923年希特勒發動「啤酒館政變」時，國防軍作為整體來說，非但沒有支持納粹黨，反而持堅決反對的態度。國防部長奧托·格斯勒（Otto Ge?ler，1875—1955）因《人民觀察家報》攻擊政府而下令將其取締，巴伐利亞駐軍首領洛索夫對希特勒的遊說反應冷淡，陸軍首領漢斯·馮·澤克特（Hans von Seeckt，1866—1936）則命令洛索夫鎮壓暴亂。當洛索夫跟隨卡爾，拒絕執行國防部的命令時，國防部解除了洛索夫的職務。《人民觀察家報》則對澤克特和格斯勒發起惡毒攻擊。
此後，納粹黨與國防軍的關係一直不佳。希特勒儘管很希望得到國防軍的支持，但是出於控制衝鋒隊的目的，禁止衝鋒隊與陸軍發生聯繫。國防部則不准陸軍招募納粹黨員，或者僱傭他們在軍火站和補給站工作，「因為該黨給自己確定的目標就是推翻立憲制的德意志國家」。
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國防軍和衝鋒隊曾在東部邊境地區有過密切的合作，那是因為國防軍感到東部地區兵力不足，難以有效地保衛邊境安全，利用了從右翼到左翼各種政黨的防衛組織，其中包括社會民主黨的「國旗社」，來增強防禦能力。就是在這段時期里，希特勒於1929年3月就納粹主義與軍隊的關係發表講話，抱怨德國陸軍沒有像義大利陸軍一樣，同法西斯運動實行合作。
然而希特勒清楚地看到，納粹黨要在德國執政，沒有國防軍的支持就絕無可能。他要尋找機會向國防軍全面表態，爭取得到它的支持。1930年春，烏爾姆（Ulm）衛戍部隊三名中尉軍官，因在軍內從事納粹主義宣傳並發展納粹勢力而被捕，並被提交萊比錫（Leipzig）最高法院受審。希特勒抓住這個機會，在9月份舉行的審訊中親自出庭作證，把法庭變成向全國發布信息的舞台。他在法庭辯護中表示：納粹黨保證陸軍在國內擁有不可取代的地位，「任何想要取代陸軍的嘗試都是發神經病」；納粹黨一定使用合法手段獲取政權，黨內的「革命」分子已經被開除，以後也將在黨內無立足之地；納粹黨成立衝鋒隊是為了保護黨的集會，應付左翼分子的挑釁，絕沒有一點軍事性質和取代陸軍的意思。[48]
希特勒表態以後，一部分軍官，如參謀部軍官阿爾弗雷德·約德爾（Alfred Jodl，1890—1946）、烏爾姆第五炮兵團團長路德維希·貝克（Ludwig Beck，1880—1944）等，公開擁護納粹黨。在他們的影響下，波茨坦騎兵團和西里西亞第三炮兵團等團隊也開始轉向。對大部分青年軍官來說，除了因希特勒作出保證而感到寬慰外，納粹黨關於擴軍備戰的許諾使他們看到了晉升的希望。1931年1月，軍隊廢止了關於不得僱傭納粹黨人在軍火庫和補給站工作以及不准納粹黨人加入陸軍的禁令。[49]
資本集團和國防軍態度的逐漸變化，為納粹黨上台執政提供了可能性。然而，人們很難精確地估計，如果沒有出現政壇陰謀，就憑著權勢集團對納粹黨態度的變化，何時能影響到興登堡的決斷，推動他心甘情願地任命希特勒擔任總理。
但是，當時德國會出現政壇陰謀，卻不是偶然的。這不僅僅是因為西方的政壇容易出現陰謀，而且是同國會-總統二元制結構直接相關聯的。當納粹黨成了國會第一大黨，而總統卻不願意任命其黨魁擔任總理，必然會出現實際擔任總理者無法取得國會多數支持的事實。總理不能得到國會的支持，就只能擺脫國會，依靠總統的支持來執政，即形成「總統內閣」。「總統內閣」是憲法允許的，卻不是執政的常態，而是屬於「非常時期」的產物。興登堡根子裡是位君主主義者，但作為共和國的合法總統，又時刻提醒自己要遵從共和國憲法，儘量減少使用非常權力的機會。這種複雜的邏輯關係本身就是政壇陰謀的溫床。
頗受爭議的衝鋒隊在1932年春天又一次成為政壇關注的焦點。3月13日是全國總統選舉的投票日。衝鋒隊參謀長羅姆聲稱已得到消息，說社會民主黨的護衛組織「國旗社」將使用暴力來阻止希特勒競選總統。他藉此下達命令，要衝鋒隊在突擊地點集合，處於「緊急戒備狀態」。同時，衝鋒隊內開始流傳「政變」這個字眼。四天後，3月17日，普魯士警察搜查柏林的納粹黨大區辦事處和衝鋒隊中心，找到了一些有關衝鋒隊準備在希特勒當選總統後採取暴力行動的材料。普魯士和巴伐利亞等州的政府根據這些情況，請求全國政府對衝鋒隊採取行動。布呂寧總理和國防部長兼內政部長威廉·格羅納（Wilhelm Groener，1867—1939）接受請求，下令取締衝鋒隊，以消除內戰的危險。這一行動得到興登堡總統的認可，他再度當選總統後即簽署《保障國家權威性的總統法令》，宣布取締衝鋒隊。
格羅納查禁衝鋒隊的行動引起了大部分高級軍官的反對，他們擔心此舉會破壞國防軍利用衝鋒隊防守東部邊界的計劃。庫特·馮·施萊歇爾（Kurt von Schleicher，1882—1934）作為該輪德國政壇陰謀的中心人物之一，逐漸浮出了水面。此人出生於軍人世家，長期在軍中供職，曾經同興登堡總統的兒子奧斯卡·馮·興登堡（Oskar von Hindenburg，1883—1960）在同一個團隊服役，又同包括澤克特、格斯勒（前國防部長）等在內的軍中高層人物有私交，成為軍人干政的合適人物。他呼籲興登堡收回總統法令，或者對等地取締國旗社。儘管興登堡於5月3日簽署了《保障國家權威性的第二號總統法令》，規定全國一切武裝政治團體都要置於內政部長的監督之下，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國旗社的行動，但是施萊歇爾等國防部官員仍然以辭職相威脅，迫使格羅納於5月13日辭職。總理布呂寧邀請施萊歇爾出任國防部長，後者對布呂寧的政策措施不滿，自己又懷有政治野心，便回答說：「我願意出任，但不是在你的政府中。」
此時，布呂寧政府正處在政壇危機之中。隨著農業危機日益嚴重，政府試圖解決這一問題，不料招來更大的麻煩。5月20日，政府擬訂了一項墾殖法令，打算強制購買不再具有償還能力的東部莊園，向遷移到此處的農民提供土地。這一措施招致大莊園主的極度不滿，他們紛紛向本身擁有東普魯士莊園的興登堡總統提出「請願」，指責布呂寧「已經完全倒向農業布爾什維主義」[50]，要求更換政府。這時，施萊歇爾要操縱德國政局的野心日益膨脹。他制定了一個所謂的「馴服」方案，準備對衝鋒隊開禁，邀請納粹黨參加政府，以此來擴大政府的國會基礎；同時把衝鋒隊、國旗社和其他準軍事組織合併，組成一支由國防軍控制的民兵部隊。與此同時，他希望選擇一位個性較弱的總理在前台執政，便於自己實施幕後操縱，因此竭力勸說興登堡總統撤換布呂寧。
在各種因素的作用下，5月20日，布呂寧被迫辭職。6月1日，興登堡任命由施萊歇爾推薦的巴本擔任總理。施萊歇爾出任國防部長。
弗蘭茨·馮·巴本（Franz von Papen，1879—1969）出身天主教貴族兼大資本家家庭，曾在總參謀部任職。其黨派背景比較微妙。他早在1920年就參加了天主教中央黨（Deutsche Zentrumspartei），黨齡頗長，但由於參加了推翻本黨提名的總理布呂寧的幕後活動，又不遵守該黨領袖的旨意，因此被迫脫黨。巴本內閣從一開始就沒有國會多數的支持，因此還是屬於總統制政府。該政府上台之初，經濟上基本沿用傳統的「增收節支」政策，但是從1932年8月份起，開始放棄緊縮政策，試圖用「引爆政策」來刺激經濟復甦，如向增加勞工僱傭數額的企業發放「稅收有價證券」，資本家可以用此充當稅款，並通過分配國家任務和削減企業稅收來刺激私人經濟，間接解決勞工就業問題。這些措施從長遠來看，也許能夠緩解經濟危機，但是它們首先使資本家得利，因而引起工人的強烈反對。
同時，巴本履行事先同納粹黨達成的協議，下令解散國會，對衝鋒隊開禁，並宣布於7月31日舉行新的國會選舉。
納粹黨緊緊抓住這一機會，展開了更大規模的競選活動。希特勒乘坐飛機，15天內到50個城市發表演講。解禁不久的衝鋒隊以十倍的瘋狂對政敵製造流血事件，企圖控制全部適合從事宣傳和演講的場所。
國會選舉投票結果公布後，納粹黨一躍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希特勒以此為資本，要求像1922年的墨索里尼一樣，擔任政府總理，並由其他納粹黨人執掌內政、農業、教育、司法和航空五個部。興登堡不希望在他的總統任期內爆發全國內戰，在德國歷史上遺臭萬年，遂拒絕了希特勒的要求。他提議希特勒與巴本一起組織聯合政府，在巴本手下當副總理，但遭到希特勒的拒絕。
納粹黨旋即與仇視巴本的中央黨聯合。8月30日，兩黨議員一起選舉納粹黨人赫爾曼·戈林擔任國會議長，使巴本得不到國會多數的支持。而興登堡總統不斷提醒巴本，要儘早恢復依賴國會執政的常態。巴本無奈，準備再次解散國會，同時打算違反憲法的有關條款，推遲舉行新的大選，讓政府在沒有國會制約的情況下行使類似獨裁的權力。這種意在拋棄議會民主制的做法遭到共產黨人的反對，他們向國會提出一份議案，表示不信任巴本政府，要求取消一切「緊急法令」。納粹黨為了搞垮巴本政府，立即表示附議。結果，該議案以512票贊成、42票反對、5票棄權獲得通過。然而，巴本搶先做了一個不光彩的舉動，他在議案生效之前先宣布解散國會，使政府免於倒台，而國會必須重組。新的國會選舉定於11月6日舉行，這已經是1932年進行的第四輪全國性選舉了。
大部分資本家從巴本政府的政策措施中獲得利益，因而積極行動起來。他們擬出一份號召書，呼籲選民把選票投給支持巴本政府的政黨，這份號召書得到339名「舉足輕重的」資本家的簽名。11月的選舉中，共產黨的得票數進一步上升，獲得16.9%的議席，而納粹黨的得票率僅為33.1%，儘管仍然保持國會第一大黨的地位，但是比起7月份的選舉來，少得了200多萬張選票。
納粹黨之所以會失利，是有很多原因的。首先，經濟危機期間希特勒加緊同壟斷資本家勾搭，這方面的消息不斷被披露，一些群眾由此看出納粹黨的宣傳中包含著欺騙的成分。其次，一部分資本家也減少了對納粹黨的資助。同年11月初，共產黨領導柏林交通工人舉行罷工，一部分納粹黨員由於不滿現狀也積極參加。戈培爾從內心來說反對這次罷工，但是他在日記中寫道：「事實上，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如果我們逃避這次罷工，我們在工人階級中的地位就會動搖。在這裡，再一次出現了向公眾證明的重大機會，證明我們在政治方面採取的方針是出於對人民的真正同情。出於這個原因，納粹黨有意避免採取舊的資產階級方法。」由於戈培爾作為納粹黨宣傳領袖支持了這次罷工，一些資本家不願解囊資助納粹黨，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它的競選能力。再次，隨著納粹黨實力增長，其黨徒的暴行也日益增多，民眾對此感到不安。1932年8月9日深夜，一夥衝鋒隊員在上西里西亞一個礦工村襲擊一名睡夢中的共產黨員，竟然當著受害者的母親，把他活活踩死。兇手被法院判處死刑，然而希特勒竟然向他們發去下述電報：「同志們！鑑於這次令人氣憤的血腥判決，我謹向你們表示我的無限忠誠。從現在起，你們的獲釋是一個涉及我們榮譽的問題。」這一事件使一部分民眾離開納粹黨。[51]
這時，「納粹工業集團」也在積極行動。從1932年6月起，凱普勒組織一部分資本家，以「商討就業和財政問題」為名，在每月的第一個周三定期聚會，策劃扶助納粹黨上台。納粹黨在11月選舉中失利後，該集團極為不安，加快了扶植希特勒的步伐。11月中旬，資本家的代表沙赫特、埃里希·黑克爾（Erich Heckel，1883—1970）、凱普勒與黨衛隊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Heinrich Himmler，1900—1945）一起，擬制了一封致興登堡總統的請願書，信中要求任命希特勒擔任總理，表示只要「委任全國最大集團的領袖負責領導一個由具有實際能力和個人才幹的人士組成的總統制內閣，就可消除一切群眾運動所必然帶有的弱點和缺陷，並且把至今仍在袖手旁觀的千百萬人吸引進來，變成積極的力量」[52]。該請願書完稿後，由凱普勒轉發給約50名大小資本家，徵集他們的簽名。最後，沙赫特、庫特·馮·施洛德（Kurt von Schr?der，1889—1966）、蒂森等20人在上面簽了名，其餘30人不願簽名。聯合鋼鐵公司高管阿爾貝特·弗格勒（Albert V?gler，1877—1945）出於「不想在政治上出頭露面的原因」沒有簽名，但表示贊同其中的內容。11月19日，請願書在政府危機中正式呈交給興登堡總統。
1932年11月國會選舉，巴本政府仍然得不到國會多數的支持。巴本把目光轉向第一大黨納粹黨，親自寫信給希特勒，要求他入閣擔任副總理。希特勒斷然拒絕了這一邀請，並且聲稱，由於巴本政府的政策措施不當，已經把群眾趕向布爾什維主義，導致共產黨的選票上升，納粹黨不會向這種政府妥協。
這時，巴本的推薦人施萊歇爾也對巴本日益不滿。他感到巴本已經把自己甩在一邊，而且意在擺脫國會，實施個人獨裁統治。施萊歇爾認為此舉必然導致國內政局動盪，最後要麼納粹黨上台，要麼共產黨獲取政權。他希望在德國出現一個受國防軍支持的總統制政府，但是這個政府又必須擁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構成這一社會基礎的，最好是一條橫貫所有政黨並且集合了全國一切社會政治力量的「橫向陣線」。於是，他力促巴本辭職。11月17日，巴本在各種壓力下提出內閣辭呈，被興登堡總統接受。
11月19日，興登堡根據部分資本家的請求，召見希特勒。興登堡的態度比以前大有好轉，但是在實質性問題上還是不願作出讓步。他提出，如果希特勒能夠提出一個具體的執政綱領，並且得到國會多數的支持，就能夠擔任總理，否則只能屈居副總理。他拒絕授權希特勒組織總統制政府。事後興登堡這樣評論希特勒：「他會精彩地演說，但並不信守他承諾的事情。我無論如何不會把國家政權交給他；我不願實行黨的專政，也不會把德國作為試驗品移交給希特勒。」[53]希特勒難以接受興登堡提出的條件，因為他得不到國會絕對多數的支持。當時，第五大黨民族人民黨已經拒絕同他合作，第四大黨中央黨雖然同意給予支持，但先決條件是不實行獨裁統治，第二大黨社會民主黨和第三大黨共產黨都不會支持他。納粹黨儘管是第一大黨，黨內又實行「領袖原則」，因而能夠控制住全部的納粹黨議員，但是畢竟只占有33.1%的議席。這樣，希特勒擔任總理的願望還是沒能實現。
12月1日晚，興登堡同時召見巴本和施萊歇爾，商討組閣事宜。他要求兩人分別提出執政方案，然後根據方案來作裁決。巴本提出的方案是：關閉國會半年，依靠國防軍和總統的全權實行獨裁統治，隨後重新制定憲法。施萊歇爾不反對實施獨裁統治，但認為這種統治必須擁有一定的社會基礎。事先，他已經同格雷戈爾·施特拉瑟和部分右翼社會民主黨人打過交道，估計除了能得到一部分社會民主黨議員的支持，還能獲得納粹黨施特拉瑟派60—100名議員的贊同票，這樣，他就能贏得國會的多數票。面對這兩種方案，興登堡決定委託巴本再次組閣。
然而施萊歇爾已決計親自上台執政。在第二天晚上舉行的內閣會議上，他宣布陸軍不再支持巴本。同時他聯合幾乎全部的內閣成員，表示不信任巴本。興登堡無奈，轉而任命施萊歇爾組閣。
施萊歇爾以資本家「左翼凱恩斯集團」為執政後盾，基本上留用原巴本政府的閣員，組成總統制政府。為了實現「橫向陣線」，他很快把格雷戈爾·施特拉瑟請到家中，要求他出任副總理兼普魯士州總理。當格雷戈爾準備回去請示希特勒時，搶先得到消息的巴本辦公室又搶先把經過歪曲加工的消息傳給希特勒，這樣就進一步加劇了納粹黨領導層內部的矛盾。隨著格雷戈爾在納粹黨內鬥爭中失敗，施萊歇爾組織「橫向陣線」作為執政基礎的計劃很快夭折。
施萊歇爾試圖消除前兩屆政府在社會政策方面的缺陷，用以拉攏群眾，擴大統治基礎。他聲稱自己既不贊成資本主義，也不擁護社會主義，只希望成為一名「關心社會問題」的軍人政治家。他就任總理不久，向全國作了一次廣播演說，宣布「本政府的綱領集中到一點，就是創造就業」。施萊歇爾政府在經濟上採取了一系列討好下層民眾的措施，例如，下令不增加新的稅收並控制物價，取消巴本政府關於削減工資和救濟金的規定，在東部地區實行補貼無地農民定居的龐大計劃，準備耗資5億馬克，發行特別期票，用以擴充勞動就業崗位。在政治上，他試圖通過「工會軸心」來擴大社會基礎，即打算邀請各種派系色彩的工會和團體的領袖，其中包括社會民主黨影響下的全德工會聯合會、基督教工會、納粹黨的衝鋒隊等，來擔任政府部長，形成擬議中的「橫向陣線」。為此，他也同羅姆保持接觸，引起希特勒的警覺。在外交上，他打算同蘇聯舉行談判，延長1926年的《德蘇友好和中立條約》，擴大兩國的貿易關係。
但是，施萊歇爾在政界的根基不深，就任總理後，既沒有能夠在政治上層集團和壟斷資本集團中建立起穩固的基礎，也來不及以其社會政策拉攏到工人和下層民眾的廣泛支持。相反，他的某些干預經濟的措施，雖然還來不及見效，卻引起了「巴本派系」壟斷資本集團的恐懼，該集團認為其政策具有一種「布爾什維克的危險」。西門子甚至表示：與布爾什維克的危險相比，希特勒只能算小巫見大巫。這一點給了希特勒可乘之機，使之可以藉此機會進一步爭取壟斷資本集團的支持。例如，杜伊斯貝格在1932年7月時，曾經當著蒂森的面，拒絕付給納粹黨任何競選費用，這時卻同意向納粹黨資助10萬馬克。支持巴本的資本家集團正是在這種恐懼心理的支配下，迅速向「納粹工業集團」靠攏，同意讓希特勒上台執政。大莊園主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也反對施萊歇爾。
進入1933年後，統治集團內部的鬥爭進入了白熱化狀態，政壇陰謀層出不窮，人事格局一日三變。
巴本被施萊歇爾趕下台後，一直伺機實施報復。1933年1月4日，他經科隆銀行家庫特·馮·施洛德男爵牽線，與希特勒舉行會晤，商討倒閣事宜。在會晤中，巴本提議兩人合作搞垮施萊歇爾政府，在未來的政府中，由自己擔任總理，希特勒擔任副總理，或者乾脆成立兩人地位平等的「雙頭政權」。希特勒仍然堅持由自己獨自擔任總理。[54]這次會晤儘管沒有達成協議，但是架起了巴本與希特勒之間的聯繫橋樑，為日後兩者合作搞垮施萊歇爾政府奠定了基礎。
第二天，柏林一些報紙用大字標題刊載了這次會談的消息，使巴本和希特勒都感到頗為難堪。巴本趕緊發表講話，否認會談有任何針對施萊歇爾政府的內容。然而，1月9日那天，施萊歇爾的朋友把一名攝影師在施洛德家門口偷拍到的照片交給了施萊歇爾，照片上分別留下了希特勒和巴本心懷鬼胎、鬼鬼祟祟的模樣。同時，《每日評論報》也發表了一篇關於1月4日會談的深度報導。施萊歇爾大為震驚，他一方面懇請興登堡發話，禁止巴本繼續同希特勒舉行談判，另一方面直接與巴本交涉，向他發出警告。巴本竭力否認有關會晤的「謠言」，同時提醒施萊歇爾，與希特勒這位元首保持良好的聯繫也符合政府的利益。當天晚上，兩人發表了一項官方通告：「會談……表明新聞界從這次【巴本—希特勒】會晤得出的關於總理和馮·巴本先生之間存在矛盾的論斷是完全沒有根據的。」
然而，此時希特勒的策略確實發生了變化。他在無法通過選舉獲得國會絕對多數，又不能實行暴力奪權的情況下，決定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以前一直堅持的「要麼全部，要麼沒有」的奪權策略，準備以暫時性的讓步換取及早合法上台，以便以總理的職位為據點，利用主要執政黨的有利地位，展開新一輪的奪權行動。而巴本則利用自己還沒有搬出總理官邸的有利條件，儘快把這一信息傳遞給興登堡總統。他在結束同施萊歇爾的交涉後，立即穿過毗鄰的花園，悄悄地去見興登堡。他解釋說，希特勒已經放棄了單獨領導政府的要求，並且願意同巴本及其他民族政治家一起，組成一個沒有政黨約束的政府。興登堡對此很感興趣，並請巴本「親自並嚴格保密地」同希特勒保持接觸。
1月10日和18日，巴本和希特勒又舉行會晤，但都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22日，他們兩人與興登堡總統的兒子奧斯卡·馮·興登堡及總統府國務秘書奧托·邁斯納（Otto Mei?ner，1880—1953），以及戈林、約阿希姆·馮·里賓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等人，一起舉行協商，但是依然沒有取得成效。
這時，民族人民黨主席阿爾弗雷德·胡根貝格（Alfred Hugenberg，1865—1951）也加入了倒閣的行列。1932年12月，胡根貝格曾經向希特勒表示，願意支持希特勒出任總理，但希望自己能擔任經濟部長和農業部長。後來，由於希特勒未能當上總理，此事就此擱淺。1933年1月中旬，他又向施萊歇爾表示，願意進入施萊歇爾內閣，擔任經濟與農業部長，但是遭到施萊歇爾拒絕。胡根貝格就此強烈反對施萊歇爾內閣。1月17日，他會見了希特勒。22日晚上，民族人民黨和納粹黨的代表在里賓特洛甫的家裡舉行兩黨談判。
此時，國防軍領導集團內部也發生了有利於希特勒的變化。
自從1932年5月格羅納被迫辭去國防部長職務後，國防軍領導層內部的意見分歧就進一步公開化。以陸軍總司令庫特·馮·哈默施坦因-埃克沃德（Kurt von Hammerstein Equord，1878—1943）為代表的一批軍官反對納粹黨單獨執政，施萊歇爾從不同的利益和角度出發，也持同樣的觀點。從1932年末至1933年初，兩人的關係日益密切，經常在一起商討政府總理的人選問題，結成了一股勢力。然而，儘管他們都不希望納粹黨單獨執政，但同時又很擔心納粹黨與共產黨聯合起來反對政府，引起國內政局動盪，招致波蘭向德國發動「預防性進攻」。他們認為，一旦巴本和胡根貝格聯合執政，必然會導致內亂。1933年1月下旬，哈默施坦因等人數次向興登堡陳述意見，重點是反對再次任命巴本擔任總理。在當時德國政治鬥爭的特定條件下，他們的行動客觀上有利於希特勒上台。
但是，以駐防東普魯士的第一軍區司令維爾納·馮·勃洛姆貝格（Werner von Blomberg，1878—1946）及其參謀長瓦爾特·馮·萊希瑙（Walter von Reichenau，1884—1942）為代表的另一派，則極力主張任命希特勒擔任總理。勃洛姆貝格曾於20年代末擔任相當於總參謀部的「軍隊管理局」局長，30年代初又兼任出席日內瓦世界裁軍會議的德國代表團首席軍事顧問，在軍內擁有一定的地位。1933年1月下旬，他們兩人受召與興登堡一起商討組閣事宜。勃洛姆貝格以國防軍不足以同衝鋒隊和黨衛隊相抗衡為理由，要求組建以希特勒為總理的「民族陣線政府」。
根據預定計劃，新國會將於1月31日召開會議。施萊歇爾預計自己得不到國會多數的支持，就在1月23日進見總統，要求再次解散國會，並推遲幾個月舉行新的選舉，以便自己能在一段時間內擺脫國會的制約。興登堡要求他履行上台前許下的諾言，設法獲得國會多數的支持。施萊歇爾頓時陷入困境。
施萊歇爾離開不久，巴本求見興登堡。他建議總統委任希特勒擔任總統制政府的總理，暫時延緩府院之爭。興登堡斷然回答「不」。
一時，德國政壇陷入困境。興登堡既不支持施萊歇爾繼續留任，也不願意委希特勒以重任。他儘管矚目於巴本，巴本本人也有在希特勒或者胡根貝格的支持下擔任總理的願望，但是第一種選擇遭到希特勒拒絕，而第二種選擇又遇到軍方反對。
第二天，1月24日下午，巴本、戈林和另一名納粹黨人威廉·弗里克（Wilhelm Frick，1877—1946）在里賓特洛甫家中喝茶。其中一人提出一個設想，即建議希特勒放棄總統制政府的想法，領導一個「民族集中政府」，在副總理巴本的支持下建立起一條包括全部右翼政黨的陣線，再在這條陣線的支持下解散國會，通過新的大選獲得多數議席。該設想很快得到其他三人的贊同。有人認為，這一設想非常重要，以至於可以看作是日後第三帝國的胚胎和起點。25日晚，奧斯卡·馮·興登堡經人勸說，也表示支持這一設想。
希特勒在下屬的勸說下，再次同胡根貝格交涉。由於胡根貝格提出較高的要求，對話在爭吵中結束。
1月28日，施萊歇爾在窘迫中再次晉見興登堡，請求解散國會。興登堡明確拒絕，施萊歇爾被迫辭職。當時，他曾不滿地對興登堡說：「我承認您有權撤我的職。但是我不承認您有背著您所任命的總理去與另外一個人結盟的權利。這是背信棄義。」興登堡平靜地回答說：「親愛的青年朋友，我不久就要上天了。我可以在天堂上觀察我做得對不對。」
當天中午，興登堡召見巴本，委託他主持組建新政府的工作。他還示意巴本，他已同意「民族集中政府」的設想，但前提是保守分子在未來的內閣中應將希特勒等納粹黨人牢牢地控制住。同時，興登堡為了阻止施萊歇爾連任國防部長，也考慮到牽制未來的總理，搶先在1月29日任命施萊歇爾的老對頭、自己心目中「舉止可愛、不問政治的熾烈的軍人」勃洛姆貝格擔任國防部長。這一舉措客觀上進一步加強了軍內親納粹派的地位。
巴本接受興登堡的委託後，立即展開緊張的幕後組閣活動。經過討價還價，胡根貝格同意參加政府。納粹黨除了希特勒外，另有兩名成員入閣。保守分子在內閣中占了優勢。然而直到29日晚上，一個最關鍵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這一內閣到底是希特勒-巴本內閣，還是巴本-胡根貝格內閣？
施萊歇爾風聞興登堡已經委託巴本組閣，認為此舉必將引起全國內戰。29日，國防軍高級將領聚集在哈默施坦因的辦公室里，討論如何改變這一局面。萊希瑙提出一個驚人的主意，他說：「這也許果真是逮捕陸軍元帥（指興登堡）的時候了。」這時，軍官餐廳里開始流傳起「政變」這個字眼。當天下午，施萊歇爾派遣哈默施坦因同希特勒接觸，建議組建希特勒-施萊歇爾聯合內閣。希特勒對此不置可否。晚上，施萊歇爾和哈默施坦因迫不及待，又向希特勒和戈培爾發出建議，要求儘快採取行動，逮捕正在向興登堡總統施加影響的「興登堡集團」的成員。他們所指的成員，包括巴本、奧斯卡·馮·興登堡和邁斯納。
希特勒抓住時機，迅即把這一具有爆炸性的消息通報給興登堡集團。興登堡總統和巴本原先還在猶豫不決，得到有關政變的各種消息後，迅速打定主意，同意任命希特勒擔任總理。
1933年1月30日中午，德國總統府公布一份《國家公報》，宣布「總統已任命阿道夫·希特勒先生為總理」。
希特勒就任德國總理並不表明德國已經建立了納粹專政，但這是通向納粹專政極為關鍵的一步。
【注釋】
[1] Werner Maser,Der Sturm auf die Republik,Frühgeschichte der NSDAP.Frankfut:Ullstein Buchverlage,1981,S.150-151.
[2] 該黨成立於1903年11月，由奧匈帝國境內波希米亞地區的德意志工人組成，直接動因是應對捷克移民的競爭壓力。該黨自稱是「自由主義的民族主義政黨」，提出了一些含混的政治要求，以圖克服「當今社會無法維持的狀況」，並保障「工人社會地位上升」。這些要求包括：實行普遍而平等的選舉，實現言論、出版、集會和結社自由，擴大政治上自治的範圍，同各種反動傾向，如封建的、教會的和資本主義的特權以及一切外來的民族勢力作鬥爭。
[3] John Wheeler Bennett,The Nemesis of Power :the German Army in Politics,1918-1945.Hampshire:Palgrave Macmillan,2005,p.157.
[4] Robert Wistrich,Who's Who in Nazi Germany.New York:Macmillan Publishing Co.,Inc.,1981,pp.303-304.
[5] [聯邦德國]海因茨·赫內：《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張翼翼、任軍譯，宋鍾璜校，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8頁。
[6] Patrick Moreau,Nationalsozialismus vom Links.Stuttgart: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84,S.16.
[7] [英]艾倫·布洛克：《大獨裁者希特勒（暴政研究）》(上下冊)，朱立人、黃鸝、黃佩銓譯，朱立人校，北京出版社1986年版，第60頁。
[8]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München:Südwest Verlag,1985,S.437-438.
[9] 朱庭光主編：《法西斯新論》，重慶出版社1991年版，第188頁。
[10] Michael Kater,The Nazi Party:A Social Profile of Members and Leaders,1919-1945.Oxford:B.Blackwell,1985,pp.242,256.
[11] 德文Führer，原意「領袖」，但是作為對希特勒的稱呼，長期來多譯為「元首」。
[12] Harold J.,Gordon.Jr.,Hitler and the Beer Hal Putsch,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2,p.27.
[13] [美]克勞斯·P.費舍爾：《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佘江濤譯，譯林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頁。
[14] Eleanor Hancock,Ernst R?hm: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New York:Palgrave Macmilan,2008,p.62.
[15] Otis C.Mitchell,Hitler's Stormtroopers and the Attack on the German Republic,1919-1933.Jefferson,N.C.:McFarland Company,2008,p.72.
[16] 看管監獄是對政治犯等進行非侮辱性監禁的監獄，此處犯人的名譽不因服刑而受影響。
[17] Reinhard Kühnl,Zur Programmatik der Nationalsozialistischen Linken:Das Strasser Programm von 1925/26.In:Vierteljahreshefte für Zeitgeschichte 14 (1966).S.328-329.
[18] [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下冊），華明等譯，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398—401頁。
[19]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London:Jonathan Cape Ltd.,1974,pp.99-100.
[20] Christian Zentner und Friedemann Bedürftig,Das Grosse Lexikon Des Dritten Reiches.S.251.
[21] Otis C.Mitchell,Hitler's Stormtroopers and the Attack on the German Republic,1919-1933.p.43.
[22] Bruce Campbell,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Lexington: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1998,p.19.
[23] Bruce Campbell,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p.184.
[24] Theodore Abel,Why Hitler Came into Power :An Answer Based on the Original Life Stories of Six Hundred of His Folowers.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p.39.
[25] Eric G.Reiche,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g,1922 - 1934.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26.
[26] Eleanor Hancock,Ernst R?hm: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p.19.
[27] Eleanor Hancock,Ernst R?hm: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p.21.
[28] 根據《魏瑪憲法》規定，德國原先的邦（Staat）改為州（Land）。
[29] Bruce Campbell,The SA Generals and the Rise of Nazism.p.21.
[30] Otis C.Mitchell,Hitler's Stormtroopers and the Attack on the German Republic,1919-1933.p.54.
[31] Eric G.Reiche,The Development of the SA in Nürnberg,1922-1934.p.39.
[32] Eleanor Hancock,Ernst R?hm :Hitler's SA Chief of Staff.p.73.
[33]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86.
[34] Richard Bessel,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1925-1934.New Haven:Yale Univ.Press,1984,p.163.
[35] Dirk Schumann,Political Violence in the Weimar Republic,1918 -1933:Batle for the Streets and Fears of Civil War.New York:Berghahn Books,2009,p.227.
[36] Peter H.Merkl,The Making of aStormtrooper.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1980,p.202.
[37] Conan Fischer,Stormtroopers:A Social,Economic,and Ideological Analysis,1929-35.Providence:George Allen & Unwin,1983,p.5.
[38] Allen,Wiliam Sheridan,The Nazi Seizure of Power:The Experience of aSingle German Town,1922-1945.London:Penguin Books,1984,p.77.
[39] 此人當時兼任全國東部地區衝鋒隊領袖的副手。東部地區除領導柏林衝鋒隊外，還領導包括東普魯士、但澤、波美拉尼亞、梅克倫堡、馬格德堡-安哈特、布蘭登堡-厄爾斯特伯格、西里西亞等地的衝鋒隊組織。
[40] Richard Bessel,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 Rise of Nazism :the Storm Troopers in Eastern Germany,1925-1934,p.56.
[41] Thomas D.Grant,Stormtroopers and Crisis in the Nazi Movement :Activism,Ideology and Dissolution,London & New York:Routledge,2004,p.104.
[42] 「布爾什維主義」和「布爾什維克主義」，德語原文是一樣的，在一般情況下，本書使用「布爾什維 主義」，但引用中譯本時，為遵譯本，使用「布爾什維克主義」。意思相同，僅表述略有區別。
[43] 詳情參見[聯邦德國]卡爾·迪特利希·埃爾德曼：《德意志史·第四卷：世界大戰時期（1914—1950）》（下冊），第398—400頁。
[44] 1馬克=100芬尼。
[45] Alan Bulock,Hitler:A Study in Tyranny.Harmondsworth:Penguin Books Ltd.,1962,p.167.
[46] Eberhard Czichon,Wer verhalf Hitler zur Macht?:Zum Anteil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an der Zerst?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K?ln:B?hlau,1978,S.15.
[47] Otto Dietrich,Mit Hitler in die Macht.Franz Eher Verlag,1934,S.14.
[48] Matthew Cooper,The German Army,1933-1945.London:Zebra,1978,p.9.
[49] Robert J.O'Neill,The German Army and the Nazi Party,1933-1939.New York:Heineman,1966,p.4.
[50] [聯邦德國]海因茨·赫內：《德國通向希特勒獨裁之路》，第135頁。
[51]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Dokumente1933-1945.Frankfurt /M.:Fischer Taschenbuch Verlag,2004,S.24-25.
[52] Eberhard Czichon,Wer verhalf Hitler zur Macht?:Zum Anteil der deutschen Industrie an der Zerst?rung der Weimarer Republik.S.18.
[53] Walther Hofer,Der Nationalsozialismus:Dokumente 1933-1945.S.25.
[54] Jeremy Noakes and Geoffrey Pridham (ed.),Documents on Nazism,1919-1945.p.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