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納粹黨內兩派爭鬥

  「啤酒館政變」的失敗，標誌著希特勒的政治決策能力還不夠成熟。同時他在一年多的時間裡身陷囹圄，活動範圍大受影響。各種因素疊加，使黨內的其他力量迅速崛起，力圖把納粹運動引入自己感到較為理想的方向。黨內鬥爭因此而尖銳起來。

  希特勒入獄後，被取締的納粹黨分裂成若干集團，其中比較大的有兩個，一個是反猶主義者尤利烏斯·施特賴歇爾（Julius Streicher，舊譯「施特萊徹」，1885—1946）領 導 的 「大 德 意 志 民 族 共 同 體」（Grossdeutsche Volksgemeinschaft），另一個是施特拉瑟兄弟領導的「大德意志民族社會主義自由運動」（Nationalsozialistische Freiheitsbewegung Grossdeutschlands）。

  施特拉瑟兄弟的政治追求與希特勒不同，他們更加注重黨綱中的小資產階級社會改革要求。

  他們兩人世界觀的形成，同樣與家庭環境有關。其父親彼得·施特拉瑟（Peter Strasser）是溫特海姆初級法院的評議員，對亞當·斯密、華格納和李斯特的國民經濟學說頗感興趣，熱衷於尋求社會公正和改善小資產者生活條件的新途徑。他曾在工作之餘寫過一本小冊子，名為《世紀之交的「新」制度》，提倡一種民族主義的和基督教的社會主義制度，以此作為擺脫資本主義危機的途徑。

  

  兄長格雷戈爾·施特拉瑟是位出色的組織家和宣傳家。大學求學期間主攻藥物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入伍，戰場上表現出色，獲得一級、二級鐵十字獎章各一枚，並從一名普通士兵提升為中尉軍官。戰後退役，在慕尼黑附近的蘭茨胡特鎮（Landshut）開了一家藥房。他嚮往用德國式的社會主義來拯救祖國，組建了名為「下巴伐利亞突擊大隊」（Sturmbataillon Niederbayern）的準軍事團體。1920年初，他第一次與希特勒接觸。儘管雙方有很多不同見解，但他崇拜希特勒的政治領導才能，隨即率領其組織加入納粹黨，擔任該黨第一個大區——下巴伐利亞大區的領導人和該區衝鋒隊領袖。「啤酒館政變」失敗後他也被捕入獄，被判處一年半徒刑。但判決後才幾個星期，1924年5月，他因當選巴伐利亞州議員（以後又當選國會議員直至1932年12月），獲釋出獄。

  弟弟奧托·施特拉瑟的思想更為激進。他曾在大學裡攻讀法律和經濟學，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入伍，兩次負傷，升至中尉軍官。戰後曾加入志願兵團反對巴伐利亞蘇維埃共和國，但又於1919年底加入德國社會民主黨，擔任該黨機關報《前進報》（Vorw?rts）的編輯。四個月後因不滿該黨領導人同國防軍合作而退黨。1920年10月，他出席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的哈勒代表大會，在聽完共產國際主席季諾維也夫長達數小時的報告後，對蘇俄的社會主義革命也不感興趣。以後曾幫助范·登·布魯克（Arthur Moeller van den Bruck，1876—1925）撰寫《第三帝國》一書。經過1923年德國的經濟危機，他看到小資產階級遭受沉重打擊，最終形成了其激進的民族社會主義觀念，並於1925年加入納粹黨。他認為，「為了拯救德國，必須藉助一種革新的、以基督教和革命的民族社會主義為基礎的共同觀念，把農民、工人和士兵聯合起來，在保守革命的旗幟下進行鬥爭」，除「民族社會主義思想外，再沒有其他的思想能夠革新國家」。他還認為，民族社會主義分為兩個部分，應該認真對待和強調其中的社會主義部分。

  在兄弟兩人中，奧托的思想較深刻，理論敘述能力也較強，他常常為哥哥起草講稿和文件，但因為以格雷戈爾的名義發表，所以名聲遠不及哥哥大。

  格雷戈爾作為國會議員，享有火車免費乘車證，有權在公共場所發表演說。他利用這些有利條件，出獄後頻繁奔波於工人階級比較集中的德國北部，進行遊說和宣傳，在這一地區影響很大。這樣，納粹黨內逐漸形成了「北方派」，由於這一派認真對待黨綱中的社會改革要求，也被稱作「激進派」「社會主義派」或「左派」。

  初期，北方派內有一名重要的成員，即約瑟夫·戈培爾（Joseph Goebbels，1897—1945）。他出身於職員家庭，小時候患小兒麻痹症，病後左腿萎縮，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未能如願入伍，心中鬱鬱不樂。戰爭後期進入大學求學，先後在幾所大學攻讀哲學、歷史和文學專業，1921年獲得哲學博士學位。在大學期間，他曾受自由派學者的影響，立志做一名自由派作家和詩人，畢業後寫了一部小說和兩個劇本，但無人願意出版。他因此而再次感到命運不公，並且認為這是猶太出版商從中作梗的結果。1922年他加入納粹黨，因為同施特拉瑟兄弟的政治主張相仿，受到後者的重用，成為格雷戈爾的秘書。

  與北方派相對應的是「慕尼黑派」，又稱「主流派」「保守派」或「右派」。其中影響較大的成員有以下幾位。

  阿爾弗雷德·羅森貝格（Alfred Rosenberg，1893—1946），1893年生於愛沙尼亞的塔林，是德意志人。早年在俄國的大學求學，因仇視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1918年底移居慕尼黑，從事報業工作。他具有強烈的反猶和反共思想，信奉種族主義文化觀，經常在報刊上發表有關文章。1919年初加入德意志工人黨，成為黨的理論權威。希特勒吹捧他是新種族主義世界觀的先知者，並於1923年任命他擔任黨報《人民觀察家報》的主編。

  魯道夫·赫斯（Rudolf He?，1894—1987），出身於商人家庭。一次大戰期間曾與希特勒在同一團隊服役，獲得二級鐵十字獎章。戰後到慕尼黑大學學習歷史、國民經濟學和地理政治學，與地理政治學創始人豪斯霍弗爾關係密切，畢業論文的題目是《領導德國恢復昔日光榮地位的人必須是何許人》。他在文章中認為，這個人必須是獨裁者，具有鐵腕手段，應該來自大眾，但又超群拔俗，像一切偉人一樣，在流血面前毫不畏懼，必要時甚至不惜踐踏自己的友人。1920年他加入納粹黨，逐漸把希特勒看作是自己理想中的領袖。

  赫爾曼·戈林（Hermann G?ring，1893—1946），1893年生於巴伐利亞高官家庭，其父親曾經擔任過德屬西南非洲殖民地總督。他在一次大戰期間曾經擔任德國著名的「里希特霍芬戰鬥機大隊」最後一任隊長，以擊落22架敵機的驕人戰績成為王牌飛行員。戰後長期在航空業供職，1921年曾進入慕尼黑大學攻讀政治學專業。1922年秋因崇拜希特勒加入納粹黨，成為希特勒聯絡上層社會的主要中介人。

  1924年12月20日，希特勒假釋出獄。他向政府保證恪守法律，請求撤銷對納粹黨的取締令，獲得批准，納粹黨由此可以恢復原來的名稱和組織架構。1925年2月27日，該黨舉行重建大會，希特勒在南德以慕尼黑為中心恢復了原有的勢力。但是他認識到，要想把納粹運動真正擴展到全國，必須在北方，尤其是工人階級的堡壘——柏林獲得立足之地。他深知格雷戈爾·施特拉瑟的組織才能和在北方的影響，而自己非但沒有免費乘車證，不久又被禁止發表公開演說。為了避免分裂，保持納粹黨在北德的力量，同年3月初，希特勒被迫同意格雷戈爾·施特拉瑟繼續在北德從事活動，准許那裡的民族社會主義組織保持組織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

  施特拉瑟兄弟利用這一條件，繼續擴大在西北部地區的活動。格雷戈爾坐著火車，一周內在萊茵蘭、漢諾瓦、薩克森和普魯士的一個又一個大市鎮發表數次演說。他還抓緊時間在那裡組建納粹黨的地方機構，指派地區領導人，在不長的時間裡建立了九個大區組織。奧托入黨後，發揮自己的特長，從事理論宣傳工作。他們創辦了自己的機關刊物《民族社會主義信札》（Nationaler Sozialist Briefe）半月刊，供北德的大區區長們閱讀。不久又購買一家陷於困境的出版社，改名「戰鬥出版社」（Kampf Verlag），每天出版五種納粹主義報刊，其中《薩克森觀察家報》的發行量最大，達5萬份。

  施特拉瑟兄弟還著手擬制新的黨綱。他們認為，希特勒派過分注重黨綱的民族主義內容，無視社會主義條文，這不符合民族社會主義的原意。同時，《二十五點綱領》中提出的要求太籠統，在北德具體的經濟和社會條件下，既不利於爭取中小資產階級，也不能在工人中紮根，很難推動民族社會主義運動。於是，格雷戈爾委託奧托擬定一份革新的納粹黨黨綱。

  1925年9—10月，施特拉瑟兄弟的新黨綱基本成形。新黨綱草案對「社會主義」的含義作了一定程度的解釋，對《二十五點綱領》作了補充，聲明對私有財產進行限制，提出了納粹黨尚未充分陳述的經濟要求。

  在農業方面，綱領草案規定，全國的土地形式上屬於民族的財產，農民的全部土地轉變成不能出售的「世襲采邑」，限制私有財產，重新分配土地，成立合作社。對於《二十五點綱領》第17點提出的土地改革要求，具體規定2.55平方千米以上的大莊園，分成127.5—510平方米的農民莊園，內部實行合作制，原莊園上的德籍農業工人每人可獲得5.1平方米的「封地」。

  工業方面，綱領草案提出，努力使大企業國有化，工人應參與企業的行政管理和財產占有。對於《二十五點綱領》第14點中「要求參加大企業的分紅」，明確規定一切重要的工業部門應改為股份公司。企業主僅保留49%的股份，其餘51%歸民眾所有，其中10%歸企業職工，30%為國家財產，11%由教區和行政區分配。在非重要工業部門中，企業主可保留51%的股份。對於較小的企業，工人、國家和行政區都無權提出占有要求。

  商業方面，綱領草案除贊成《二十五點綱領》第16點要求「將大百貨公司充公」之外，還倡議建立中世紀行會模式的強制手工業者協會和工廠聯合會，保護小資本不受大資本的競爭威脅。

  在黨的組織原則方面，綱領草案主張廢除「領袖原則」，改為由精英人士推舉各級領導人。

  在外交方面，綱領草案主張推行獨立政策。重申廢除凡爾賽體系，要求恢復1914年的邊界，合併奧地利等德意志人占多數的地區，建立大德意志國。認為「德意志歐洲中心國」應在蘇聯和其他盟國的支持下，「在反對西方國家的解放戰爭中誕生」[17]。

  新黨綱同《二十五點綱領》相比，強化和深化了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的改革要求，淡化了民族沙文主義的色彩，更多地反映了中下層民眾的利益和心聲。在當時德國階級鬥爭的局面中，這些反對大資本、主張廢除地租的小資產階級激進要求，具有某種進步意義。但是很明顯，由於小資產階級不是新的生產方式的代表者，北方派的綱領同樣不代表未來，反而更加突出地反映出前資本主義時期舊式手工業者、獨立小農和小商人這一類小生產者的落後意識和要求，因此也只能是一種脫離實際的烏托邦空想。

  隨著北方派力量的增強，他們試圖削弱以至取代希特勒對黨的控制，把黨的重心由南方移到北方，以便把整個納粹黨的發展方向扭轉過來。

  1925年9月，格雷戈爾·施特拉瑟在哈根市（Hagen）召開北德納粹黨大會，宣布成立納粹黨西北部工作聯合會。會後不久，公布了納粹黨的革新黨綱，以供討論。

  同年11月20日，施特拉瑟兄弟在北方的漢諾瓦（Hannover）召開北德納粹黨大區領導人會議。與會者共25人，希特勒沒有出席，指派黨內元老戈特弗里德·弗德爾（Gottfried Feder，1883—1941）作為代表參加。戈培爾不同意弗德爾與會，聲色俱厲地表示「我們這裡根本不需要奸細」。最後經過表決，只有半數多一點的人同意弗德爾參加會議。

  漢諾瓦會議重點討論了兩個問題。一是審議施特拉瑟兄弟的革新黨綱。大部分人對此表示贊同。弗德爾以希特勒的名義提出反對，這時，戈培爾一躍而起，高聲叫道：「在這種情況下，我要求把這個小資產階級分子阿道夫·希特勒開除出納粹黨！」另一個與會者貝恩哈德·魯斯特（Bernhard Rust，1883—1945）也表示：「民族社會主義者是自由和民主的人，他們沒有自以為一貫絕對正確的人。」最後，除弗德爾和另一名代表羅伯特·萊伊（Robert Ley，1890—1945）之外，其餘23名與會者都贊同革新黨綱，決定用它來代替《二十五點綱領》。

  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剝奪王公貴族財產的提案。在十一月革命的過程中，政府沒收了原王公貴族的財產，但給予了他們一些經濟補償。20年代中期，德國政治氣候逐漸右偏，這些遺老遺少藉口共和國憲法保護私有財產，趁機要求發還全部的舊有產業，連被廢黜的威廉二世皇帝也跟著起鬨，要求政府發給他每年125萬馬克的養老金。這時，德國共產黨站在抑制封建勢力、維護人民利益的最前列，它利用《魏瑪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力，提議就是否無償剝奪王公貴族的財產問題舉行全國公民投票，讓人民來進行裁決。希特勒既不希望得罪有產階級，也不願意同共產黨站在一邊，所以堅決反對共產黨的提案。北方派從打擊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維護中下層民眾利益的角度出發，贊成這一提案。漢諾瓦會議經過激烈的辯論，以絕對多數的優勢決定抵制希特勒的意見，支持德共的提案。

  漢諾瓦會議是納粹黨內兩派之間一次重大的較量，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派試圖扭轉黨的發展方向，一時間似乎取得了勝利。在納粹黨的政治傾向演變過程中，出現了一個中斷，甚至可以說逆轉。

  希特勒立即開始實施反擊。為求必勝，他作了精心策劃。首先，反擊會議的時間選在1926年2月4日（周四），避開了休息日，這樣，大部分以工薪為生的北德地區大區領袖就不能與會。而南德地區的大區領袖，早已被希特勒確定為有薪俸的專職幹部。其次，會議的地點定在南部的班貝格（Bamberg）。對北德人來說，這既要支付一定的旅費，又來不及在會議結束後當天趕回家，以便第二天上班。而希特勒則增派了不少本派的基層幹部出席會議。這樣，在通稱「班貝格會議」的南、北德全黨領袖會議上，北方派只有格雷戈爾·施特拉瑟和戈培爾兩人出席，大部分與會者都是慕尼黑派的成員。

  班貝格會議上爆發了激烈的辯論，爭辯的內容涉及黨綱、王公財產的公民投票、黨的奪權策略等十餘個問題。希特勒利用自己的領袖地位和會議多數，很快就控制住局面。經過一天的交鋒，會議否決了施特拉瑟兄弟擬訂的革新黨綱，通過了反對剝奪王公財產的提案，並確認了希特勒的領袖地位。

  班貝格會議是納粹黨發展史上一個重要里程碑，以希特勒為首的狂熱民族擴張主義者扭轉劣勢，壓倒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派，使納粹黨最終走上右翼發展道路。

  班貝格會議之後，希特勒利用自己掌握的主動權，全面出擊，鞏固和加強對納粹黨的控制。

  他看重戈培爾的能量和價值，首先著手拉攏他。1926年3月，他邀請戈培爾前往慕尼黑，參觀黨的總部，並單獨密談三小時，詳述自己的觀點。兩人多次出席群眾集會，希特勒在演說中稱呼戈培爾是黨的重要領導人，戈培爾則為「這位偉大人物的政治天才」所折服，從此成為希特勒的狂熱信徒，死心塌地地跟隨他，直至死亡。不久，希特勒精明地安排戈培爾回到北德，擔任柏林大區的領袖，在北方派的核心地區埋下一顆地雷。

  他還著手束縛格雷戈爾·施特拉瑟的手腳。1926年5月，希特勒任命格雷戈爾為黨的宣傳領袖，並建議他放棄藥房，到慕尼黑黨總部工作。後者接受了宣傳領袖的職務，但拒絕前往慕尼黑。以後希特勒多次發出邀請。1928年1月，格雷戈爾·施特拉瑟改變了主意，他錯誤地認為，希特勒具有可塑性，他的右翼傾向是受了周圍人士的影響，如果自己到希特勒身邊工作，有可能爭取他放棄那種「尚未固定的、保守的親資本主義政策」，因此接受了希特勒的建議，到慕尼黑供職。格雷戈爾·施特拉瑟的舉動，並沒有起到影響和制約希特勒的作用，反而削弱了北方派的力量。以後，北方派的實際領導人成了奧托·施特拉瑟。

  鑑於修改黨綱已經成為黨內反對派改變黨的發展方向的抓手，1926年5月22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黨員大會上宣布了一項原則：黨的《二十五點綱領》永遠不能修改。他解釋說：該綱領「是我們的信仰和意識形態的基礎，對它進行篡改，就是背叛對我們的思想懷著信仰死去的人們」。此舉的目的在於防止黨綱向「左」偏移。但實際上希特勒自己對黨綱也是不滿意的，為了不違背上述「原則」，以後他採取了重新解釋有關條款的辦法。如1928年4月，他為了獲得大地主大資產階級的支持，以黨的名義發表聲明，重新解釋關於「土地改革」的第17點，強調納粹黨維護私有財產，土改主要針對猶太人的投機公司，「無償沒收」必須限於法律許可的範圍之內。

  希特勒在慕尼黑大會上還強化了黨內領導體制的「領袖原則」，規定：全國各地的黨務管理工作均由位於慕尼黑的黨總部領導；北德的大區領袖不再由格雷戈爾·施特拉瑟任命，改由希特勒直接任命；對希特勒的政治領導權，只能由全國黨員大會提出異議；誰要對抗慕尼黑的決定，便是自動退黨。

  為了加強黨總部的力量，希特勒設立了「全國指導處」（Reichsleitung），作為直屬於元首的中央領導機構。「全國指導處」的成員各分管諸如宣傳、組織、青年等一個方面的事務，成為該領域的「全國領袖」（Reichsleiter）。以後，他又把總部機關劃分成兩條系統。第一條系統由格雷戈爾·施特拉瑟主管，包含三個部門，即外交、新聞、滲透活動及建立黨的基層組織，該系統的主要任務是破壞社會秩序，攻擊現政權。1931年初，他下令建立第二條系統，即在納粹黨全國指導處內設立「第二組織部」，由康斯坦丁·希爾（Konstantin Hierl，1875—1945）主管，下轄農業、工業、科技、司法、國民經濟、種族與文化、內政、勞工等部門，負責構築未來的執政機器，培訓未來的國家官員。

  希特勒還著手整頓和發展黨的地方組織。凡有納粹黨員的地方，他都參照行政區劃，逐級建立黨的地區（Landes，以後逐漸取消）、大區（Gau）、分區（Kreis）、分部（Ortsgruppen）、支部（Zellen）和小組（Block），各設一領袖。這個步驟，直接為納粹黨統治國家提供了基礎條件。

  他還大量增設黨的外圍組織，以網羅各個階層的人士，擴大納粹黨的影響。從1926年起，先後組建了希特勒青年團（Hitlerjugend）、民族社會主義教師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縮寫NSLB）、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法學家聯盟（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Juristen，縮寫BNSDJ）、民族社會主義德意志醫生聯盟（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rztebund，縮寫NSD?B）等組織。

  希特勒的上述措施，不僅強化了自己對納粹黨的實際控制，固化了納粹黨的發展方向，而且為日後該黨獲取政權做好了一定的準備。在這一階段，納粹黨的黨員人數增長較快，1926年為4.9萬，1927年增至7.2萬，1928年進一步發展到10.8萬，1929年猛增至17.8萬。同時，由於納粹黨在這一時期的宣傳重點，淡化「社會主義」，強化民族復仇主義，因此所吸收的成員中，民族主義的情緒普遍較重。這些黨員以後成為重點依靠對象。但是，在國會選舉方面，納粹黨的成績不佳，因為當時整個西方世界處於穩定發展階段。它在1924年12月第三屆國會選舉中得票3%，獲14個議席，其中一個議席給了魯登道夫。1928年5月第四屆國會選舉中得票降至2.6%，獲12個議席，魯登道夫隨之落選。[18]

  1929年開始的世界經濟大危機給納粹黨提供了很大的活動空間。希特勒為了爭取更多的群眾，加強了煽動性的「社會主義」宣傳，由此黨內熱衷於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要求的人再度活躍起來。當這些活動沒有影響到同權勢集團交往時，希特勒就把它們作為欺騙性宣傳的重要組成部分加以利用，但是一旦影響到這種交往，特別是影響到黨的發展前途時，他就堅決加以制止，並趁機排斥異己。這樣，導致黨內矛盾再度尖銳起來。

  1929年秋，納粹黨在反對新的德國賠償計劃——《楊格計劃》問題上，與右翼保守政黨結成聯盟。同年12月，它又在圖林根州的州議會選舉中獲得11.3%的選票，在此基礎上同資產階級政黨一起組織聯合政府。這些行動明顯地暴露出該黨的右傾發展趨向，因而遭到施特拉瑟兄弟的反對。格雷戈爾在納粹黨會議上告誡希特勒：納粹黨如此與反動派沆瀣一氣，同資本家、容克、舊將領和高級官吏密切合作，會失去群眾的支持。奧托則驚呼：希特勒已經背叛了社會主義！「如此下去，民族社會主義的性質和任務……是否還能夠維持？」一部分衝鋒隊員也認為「阿道夫背叛了我們無產者」。

  1930年4月，薩克森州的工會組織舉行罷工，奧托·施特拉瑟不顧希特勒的反對，在自己控制的報刊上全力支持。蒂森（Fritz Thyssen，1873—1951）等資本家向希特勒發出警告，以停止資助相威脅。5月21日，希特勒趕到柏林，在兩天內同奧托展開長達7個多小時的爭論。奧托指責希特勒「為了用合法手段執政並同資產階級右翼政党進行新的合作，企圖扼殺社會革命」，並要求納粹黨堅持實行工業國有化的方針。希特勒一面高叫，「我是個社會主義者……過去我是一個普通的工人。我不會讓我的司機吃得比我壞。你所了解的社會主義不過是馬克思主義」；一面強調，「大批工人需要的不過是麵包和馬戲，他們根本不懂得什麼理想」，「除去種族革命，再沒有別的什麼革命，不可能有政治、經濟或社會的革命」。針對奧托關於工業國有化的要求，希特勒輕蔑地表示：「民主已經把世界化為廢墟，然而你還想把它擴展到經濟領域中去。這會是德國經濟的毀滅……資本家通過他們的能力發跡、繁榮到頂點，並且根據這種選擇——這僅僅再次證明他們是高等種族——他們擁有領導權。現在，你想讓一個無能的政府委員會或者勞資協議會——它們什麼也不懂——擁有發言權；沒有一個領袖會容忍經濟生活中出現這種事。」[19]他明確肯定了壟斷資本的私有權。

  在此期間，戈培爾秉承希特勒的旨意，先後在《進攻報》上發表四篇文章，指責奧托·施特拉瑟「只在書桌旁拼湊革命理論，不考慮現實的可能性」，是「膨脹的激進主義精神病患者，手持匕首在大街上疾走」，並號召「開除所有追隨者，結束這種路線」。希特勒一面以國會議員之職和18萬馬克的金錢引誘奧托，要求他放棄自己的主張，一面大力清除其追隨者。1930年7月，奧托·施特拉瑟拒絕了希特勒的利誘，聯合26名北方派領導人集體退黨，並呼籲整個黨內的「社會主義者離開納粹黨！」

  了解奧托在退黨後的行動，也許有助於全面深入地理解納粹運動的全貌。他在退黨後六個星期，即聯合退黨的左翼分子，成立了納粹運動分裂組織，名為「革命的民族社會主義者戰鬥同盟」（Kampfgemeinschaft Revolution?rer Nationalsozialisten，縮寫KGRNS），簡稱「黑色陣線」（Schwarze Front）。該組織出版名為《德國革命》（The German Revolution）的雙周刊，並設計了盟旗。旗幟以黑色為基調，中間飾以紅色的寶劍和鐵錘，兩者交叉，形成「╳」形圖案。「黑色陣線」聲稱自己堅持民族社會主義原則，但反對希特勒對納粹黨的獨裁領導。儘管根據奧托的說法，該組織擁有近萬名成員，但實際上並未對納粹黨的主體組織構成大的威脅。隨著希特勒在德國執政，尤其是「長刀之夜」清洗衝鋒隊後，奧托等人的處境越來越困難，被迫走上流亡之路。流亡的第一站是奧地利，1935年進入捷克斯洛伐克。在這個過程中，奧托發揮自己的特長，不斷出版小冊子，既披露事件的真相，又闡述自己的政治主張，僅1936年一年，就出版了《希特勒往何處去？》《德意志社會主義的重建》《論歐洲聯盟》三本小冊子。捷克危機發生後，奧托先後前往瑞士和法國。法國敗降後，他又借道葡萄牙前往百慕達，並於1941年進入加拿大，成為著名的「渥太華囚徒」（Prisoner of Ottawa）。因為就在這時，戈培爾發表公開演講，宣布奧托·施特拉瑟是納粹黨人的「頭號公敵」，並懸賞50萬美元取其首級。此舉迫使奧托四處隱匿，甚至到過南極洲的克拉倫斯島。在此期間，他開始信奉「社會連帶主義」（solidarism），該理論強調利害相關的社會組織要以社會成員的相互依存為基礎，在此基礎上構築一個超越資本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第三種社會形態。在這種社會中，將充滿著民族的社會主義、基督教精神和非集中化的歐洲主義。

  納粹政權覆亡後，奧托申請回國。由於是納粹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先後遭到同盟國和聯邦德國政府的拒絕。他只得退而求其次，經常寫作關於第三帝國和納粹領導人的文章，刊登在英國、美國、加拿大的報紙上。1955年，經聯邦德國相關法庭裁決，他終於獲准回國，定居在慕尼黑。然而他堅持繼續從事新納粹「事業」，1956年組建了新納粹組織「德意志社會聯盟」（Deutsch Soziale Union），以「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努力目標，強調所謂「革命的」民族社會主義。1974年，他死於慕尼黑。

  1932年期間，格雷戈爾·施特拉瑟與希特勒之間的矛盾也尖銳起來。格雷戈爾自1926年起擔任納粹黨全國宣傳領袖，1932年又兼任全國組織領袖，成為納粹黨內地位僅次於希特勒的第二號人物。班貝格會議之後，他一直沒有放棄自己的政治主張，直到1932年5月，他還在國會演說中站在小資產階級的立場上反對資本主義制度，表示「為了獲得他們自己的生存權」，人民要求「同黃金、世界經濟、唯物主義這些惡魔斷絕關係，同輸出統計和銀行利率的思想習慣斷絕關係……恢復正當勞動的正當報酬」。但是，1929年底以後，隨著納粹黨在各個方面取得一定的進展，他對如何處理同舊勢力的關係問題有了新的看法，認為在堅持民族社會主義原則的前提下，同保守勢力結盟比舉行暴力革命「更為可靠」。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當1930年其弟弟奧托同希特勒發生衝突時，他反而批評奧托的行動，表示「社會主義不可能由宣布過激的理論詞句加以推進，而是有朝一日通過某一民族社會主義的勞動部長頒布必要的法律來實現」。

  1932年11月，納粹黨在國會選舉中得票數下降，通過這一現象，格雷戈爾認為希特勒的「合法路線」已經陷於破產，如果納粹党進一步向右偏轉，廣大黨員將會投奔共產黨。因此，他主張納粹黨「應原則上改變路線」，「回到原來革命的民族社會主義路線上來」，「避免下降為一種反猶主義的經濟黨」。他還主張，使納粹黨免於瓦解的另一途徑是爭取儘快執政，在不可能單獨執政的情況下，參與組閣也比在野強。當時希特勒既堅持要自任總理，更拒絕改變納粹黨的既定方針。1932年12月7日，兩人在黨的領袖會議上展開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希特勒指責格雷戈爾的行為是徹頭徹尾的背叛，格雷戈爾宣稱希特勒的計劃是「很可恥的」，將使納粹黨陷入絕境。翌日，格雷戈爾宣布辭去黨內一切職務，前往義大利「療養」。希特勒趁機取消黨內「組織領袖」一職，改設「中央政治委員會」（Politische Zentralkommission），由自己的私人秘書魯道夫·赫斯執掌。[20]這樣，納粹黨內以施特拉瑟兄弟為首的反對派就此消散。

  在納粹黨內左、右兩翼的鬥爭中，最終以希特勒為首的右翼勢力戰勝了左翼。這一結果令人深思。從個人學歷水平來看，希特勒只是個初中畢業生，而施特拉瑟兄弟都擁有大學本科文憑，其重要干將戈培爾甚至擁有博士學位。論軍功榮譽，希特勒獲得過二級與一級鐵十字獎章，後者一般不授給下士，但這兩個榮譽格雷戈爾·施特拉瑟也有。論組織能力，格雷戈爾可是帶著一個團隊加盟納粹黨的，而希特勒，此前人生的大部分時間都落落寡合，連朋友也沒有幾個。如果我們只是把視線局限在德國納粹黨，就不得不承認希特勒是人間奸雄，他對黨內格局的分析和對策的制定，自有其過人之處。然而，當我們把視線轉向其他國家時，會發現同樣的現象。在日本軍內「革新派」中，代表中上層利益的統制派戰勝了代表中下層利益的皇道派，1936年「二二六」事變後，皇道派徹底失敗，離開了歷史舞台。在義大利，法西斯頭目墨索里尼起先從「左」的角度攻擊現存社會，但敗給了社會黨，之後改而右轉，取得成功，把義大利引上了法西斯之路。在世界歷史中，普遍出現了法西斯右翼戰勝法西斯左翼的現象。問題可能出在極端民族主義上。法西斯左派主張他們的「社會主義」，但同時又反對國際主義，甚至在理論上堅持社會主義只能在民族範圍內實施、不可能越出民族範圍的觀點，但最後被極端民族主義擊倒。可見，極端民族主義是一種非理性的思潮，很容易走向災難。在極端民族主義的旗號下，可以否認民主，實施獨裁，可以淡化社會主義，可以越出國界，踐踏別國國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