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 「向柏林進軍」

  組建政黨就是為了執政或參與執政，納粹黨也不例外，而且執政之心更加迫切。但是，究竟是走非法的暴力奪權之路，還是通過合法的議會鬥爭，獲取更多的議會席位，從而逐步進入政府？

  在納粹黨成立初期，世界範圍的法西斯運動中，走政權之路的榜樣只有一個，那就是義大利法西斯。1922年秋，墨索里尼以暴力為基礎，在大肆鎮壓社會黨人、逐個奪取地方政權的基礎上，「向羅馬進軍」，擔任了內閣首相，隨後又以手中的權力與法西斯暴力為基礎，通過各種手段，將多黨聯合政府執政的國家改造成法西斯獨裁國家。當時還仰慕墨索里尼的希特勒，準備把這條道路複製到德國。

  1923年，德國陷於一片混亂之中，給希特勒提供了可乘之機。那年1月，法國藉口德國蓄意不履行賠償義務，聯合比利時，調集10萬人馬，出兵占領了垂涎已久的德國魯爾區，挑起了「魯爾危機」。

  德方隨即採取「消極抵抗」政策，停止償付任何賠款和實物，號召各工礦企業抵製法國占領當局的各項措施，同時有意無意地濫發紙幣，使危機前就已經很嚴重的通貨膨脹達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在此期間，全國的印鈔機隆隆開動，就這樣還不能滿足需要，只能在前一年印製的貨幣上加蓋增值符號，如原1000馬克的紙幣打上紅印，改作10億馬克，巴伐利亞州立銀行甚至把幾周前才發行的5億馬克的鈔票蓋上「200億馬克」的紅印。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4.2馬克即可兌換1美元，但1922年8月就變成1000馬克兌1美元，到1923年底，4.2萬億馬克才能兌到1美元。而且，在1923年，貨幣貶值速度之快，達到令人驚訝的程度。如果有人領到工資去購物，錯過了一班電車，就會損失約3/4的價值。人們進入餐館吃飯，點好菜後即要求付款，以免吃完時餐費成倍增加。

  這樣，全國經濟陷於混亂，失業人數激增，人民生活極端困苦，社會動盪不安。巴伐利亞長期以來一直有脫離德國的想法，不少人認為，所謂德國其實就是普魯士的擴大，他們希望巴伐利亞獨立建國，復辟維特爾斯巴赫（Wittelsbach）王朝，或者同奧地利合併。就像當地報紙經常說的那樣：「只有巴伐利亞會危及德國的議會制共和國。」[12]在魯爾危機中，巴伐利亞當局決定趁亂行動，實現夙願。巴伐利亞駐軍首領奧托·馮·洛索夫（Otto von Lossow，1868—1938）明確說出了這一意圖。他在1923年11月8日那天的集會上表示：「對付當前危機的可能方法，一是向柏林進軍，宣布全國的獨裁統治；二是以巴伐利亞為基礎與柏林政府周旋；三是宣布巴伐利亞從國家中獨立出來。」[13]誰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納粹黨反對巴伐利亞的分離主張，但又要把政變的領導權奪過來，由納粹分子控制巴伐利亞全州，然後以巴伐利亞為基地，「向柏林進軍」，在全國範圍建立納粹統治。

  從1923年2月起，納粹黨就積極活動，同其他右翼團體先後結成「祖國戰鬥團體工作聯盟」和「德國人戰鬥聯盟」，都由希特勒任首領。「祖國戰鬥團體工作聯盟」曾經決定在5月1日發動武裝政變，後因軍方反對未敢實施。《人民觀察家報》則連篇累牘地發表反對政府的煽動性文章。

  1923年10月，柏林的全國政府下令巴伐利亞州政府取締《人民觀察家報》。巴伐利亞當局違抗這一命令。相反，為了拉攏民間右翼勢力，增強自己的實力，他們還著手同希特勒合作。但是希特勒厭惡分離主義，嚮往建立「大德意志國」，同時感到在全國範圍建立納粹統治的時機已經來臨。

  11月8日晚，巴伐利亞行政長官古斯塔夫·馮·卡爾（Gustav von Kahr，1862—1934）、駐軍首領洛索夫和州警察局長漢斯·馮·賽塞爾（HansRitter von Sei?er，1874—1973），應慕尼黑一些團體之請，出席在東南郊貝格勃勞凱勒啤酒館（Bürgerbr?ukeller）舉行的一次3000人集會，卡爾將在集會上發表施政講演。就在兩天前，即11月6日，卡爾就代表這三位長官向巴伐利亞各愛國組織的領導人明確表示，準備成立一個獨立於中央政府的民族主義政府，但同時絕不容忍其他組織採取獨立行動，並準備用武力壓制所有暴力行動。[14]希特勒決定利用這次啤酒館集會發動「啤酒館政變」（Beer Hall Putsch，或Hitlerputsch）。8日晚9時不到，卡爾正在啤酒館的講台上發表演說，希特勒率領數百名武裝的衝鋒隊員破門而入，揮舞著手槍登上講台，宣布「國民革命已經開始」。不久，他向集會者宣布推翻共和國政府，在慕尼黑成立全國臨時政府，由自己任政府首腦，魯登道夫任全軍總司令，洛索夫任國防部長，賽塞爾任全國警察局長，卡爾任巴伐利亞執政官，並聲稱臨時政府將向罪惡的淵藪柏林進軍，「拯救德國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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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爾等三人一開始不肯就範，後來在魯登道夫將軍的勸說下，勉強同意合作。埃里希·馮·魯登道夫（Erich von Ludendorff，1865—1937）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擔任德軍軍需總監，為總參謀長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1847—1934）的副手，具有較高的知名度。他一心想在德國建立軍人專制政權，逐漸與希特勒合流。關於這次暴動，希特勒事先並沒有告訴他，他也頗為不滿，但是當希特勒專門派人去邀請時，他還是中途加入了進去。

  參與政變的，還有一個人物，本書以後還會談及，他叫恩斯特·羅姆（Ernst R?hm，1887—1934）。羅姆在政變中負責率領隊伍占領巴伐利亞駐軍總部。此項行動進展順利，整座大樓很快處於納粹分子控制之下。衝鋒隊員還占領了慕尼黑的電話局和安全部門。11月8日晚上10時余，自以為已經獲勝的希特勒來到陸軍總部大樓，興奮地與羅姆擁抱，高叫：「工作已經完成了，我們有一個嶄新的國民政府了！」[15]

  其實，納粹黨對這次政變組織得並不周密，卡爾等三人當晚就趁著混亂逃離啤酒館，回到駐地後，立即組織反擊。卡爾一方面把州政府遷往雷根斯堡（Regensburg），以防不測，另一方面在慕尼黑四處張貼告示，宣布三人「在槍口威脅之下被迫發表的聲明一概無效」，並勒令取締納粹黨及其他兩個右翼團體。第二天凌晨，巴伐利亞陸軍和警察全線出動，控制市內主要據點，並包圍了陸軍總部大樓。

  希特勒很快陷入困境，無奈之下只好採取最後一著：當天中午，他和魯登道夫一起，率領約3000名下屬，遊行走向市中心。他們以為靠著魯登道夫的聲望，可以使沿途的軍警調轉槍口，加入他們的隊伍，然後一舉占領整個慕尼黑。但是，隊伍走到陸軍總部大樓附近時，遭到武裝警察的斷然反擊。魯登道夫昂首向前，被當場逮捕，希特勒等人在混戰中逃散，不久陸續歸案。陸軍總部大樓內外發生了小規模的槍戰，羅姆率眾略作抵抗後，也於當天下午1點30分繳械投降。

  「啤酒館政變」是納粹黨成立以後第一次較大規模的奪權嘗試，但遭遇慘敗。為什麼一年以前，墨索里尼在義大利取得了成功，而力圖複製這一經驗的希特勒卻失敗了呢？簡而言之，1923年不是1922年，德國不是義大利。一年時間，在歷史長河中微不足道，但是放到一次大戰結束不久的極度動盪時期，統治集團對國家的掌控能力就會提高不少。德國在歷史發展中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傳統，重秩序守紀律，通過暴動、政變等手段奪取政權的空間比較小。具體而言，當時納粹黨的規模和影響比較小，政變缺乏群眾基礎；而德國統治集團希望維持原有政體，因為對內能夠維持民主統治形式，對外無力打破原有的國際秩序，還需要外國資本給予「輸血」；國內兩大權勢集團壟斷資產階級和國防軍，對納粹黨的政治態度又不甚了解，沒有理由支持這一嘗試。

  翌年2月，特別法庭對發動政變的10名主要人物進行公開審訊。希特勒抓住這一機會進一步擴大個人影響。他通過喋喋不休的爭辯，不僅把公眾的注意力從魯登道夫轉到自己身上，還把納粹黨和自己的影響從巴伐利亞擴大到全國。法庭判決結果，魯登道夫無罪釋放，羅姆監禁1年3個月；希特勒則監禁5年，關押地點在蘭茨貝格的看管監獄。[16]

  希特勒在服刑期間，痛定思痛，總結政變失敗的教訓，終於看清了國內外形勢的真諦，並據此確定了政治鬥爭的新方針。1924年春夏，他對前去探監的黨徒表示：「當我重新進行積極工作的時候，必須貫徹新的政策。我們不再以武裝政變的方法奪取政權，而是全力以赴地進入國會去反對天主教的和馬克思主義的代表。假如能夠靠投票而不是槍擊去消滅他們，至少是能夠得到他們的憲法保護的。」希特勒認為納粹黨在德國必須放棄暴力奪權的錯誤選擇，走合法鬥爭的道路。一方面要繼續擴大群眾基礎，「捏著鼻子進國會」，爭取獲得更多的選票和議席，另一方面要全力爭取得到權勢集團的支持，在兩者的共同支撐下合法上台執政。德國的權勢集團就是壟斷資產階級、軍官團和容克貴族。如果說此前希特勒對如何處理同上層人士的關係想法尚不明確，還想以群眾性的暴動作為奪權手段的話，那麼此後在中下層民眾和上層人士兩者不可兼得時，對誰取誰舍他已經有了基本的決斷。同時，法西斯「合法入閣」方針的確立，是對義大利模式的一種修改，這既順應了戰後革命高潮過後西方國家普遍進入穩定階段的時段變化，也符合一向傾向於走穩定合法道路的德國國情。

  同時，希特勒根據當時政治運動的領袖們普遍擁有自身著作的實際情況，克服自己學歷層次較低（僅擁有初中文憑）的困難，著手寫作思辨性著作。他全面總結了自己的世界觀和政治主張，以口授的形式形成自己的著作《我的奮鬥》（Mein Kampf）。該書原名《四年來同謊言、愚蠢和膽怯的鬥爭》，出版商擔心書名累贅會影響銷路，建議改名。該書臃腫冗長，分上下兩卷共27章，內容除少量自傳性敘述外，涉及內政外交、政治軍事、文學藝術諸問題，喋喋不休地鼓吹種族主義、民族沙文主義、社會達爾文主義、領袖原則和生存空間論，叫囂要東進征服社會主義蘇聯，西擊打敗宿敵法國。納粹黨執政後，《我的奮鬥》成了納粹德國的「聖經」，至1940年在德國共售出600萬冊，還被譯成11種文字，向國外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