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兩種模式的制約因素

  當代農民的基本故事和變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為的因素。

  決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稅費負擔，低廉的農產品價格和狹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畝的土地上，種植賣不出幾個錢的農作物，再無償上繳二三成的收入，這就註定了農民要向外尋找機會。只要地少人多，只要世界市場的農產品價格不暴漲，只要吃皇糧的幹部職工不減少，農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繼續演下去。

  決定變型故事的因素，包括城市發展的規模和速度，城市經濟提供的就業機會，戶口政策，教育政策及相關的財政政策，等等。這方面的內容就更加複雜，但也更容易有所作為。

  我訪問了好幾戶外出回來的農民家庭，一個經常聽到的回鄉原因，就是孩子讀書。城市的教育體系排斥和歧視農民，因為他們沒有城市戶口。於是，由於城裡人或者教育部門的利益，另外一種人生故事便不得不上演。這並不是由於農民不肯干，不能幹，而是由於他們面對著一種歧視性規則。譬如最開始談到的小劉和小葉，他們為什麼不能舉家遷入天津？小房已經有了，並不需要多少額外的代價。小劉也說，九八年大災之後他去了天津，還找到了一份在食堂打雜的工作。他對天津的印象極好，認為工作的機會很多，收入也比在家種地高好幾倍。他給我舉的例子有餐館打雜、賣菜、賣水果和看收費廁所，這都是城裡人不願意做的。但是他不得不回來，因為孩子在城裡無法上學。讓孩子上學的要求簡直太正當了，按照九年義務教育的法律規定，這份正當還得到了法律保護，如此既正當又合法的要求居然不能得到滿足，這使我想起了在南非之類的地方發生過的事情。至少從道義的角度，我看不出這種城鄉分割政策與種族隔離政策和種姓歧視政策有什麼本質上的區別。但我懷疑中國能否產生馬丁·路德·金，或者曼德拉那樣的人物，這不是人種問題，而是土壤和氣候問題。

  制約著這種變型故事規模的，還有許多政府方面的因素。為了迎接建國五十周年大慶，北京和上海清理了許多路邊的攤點，結果有大量農民被無償趕走了。這樣的農民我遇到了兩個。他們本人倒沒有多少怨言，似乎理當如此。這又讓我想起了《湯姆大叔的小屋》里的那個老實的黑人。但無論他們如何老實，不敢以城市為家的念頭總是抹不掉的。那裡顯然是一個很不安全很不穩定的地方，一旦政府心血來潮，他們就可能衣食無著。在這樣的背景之下，變型故事恐怕也不會多到哪裡去。

  其實，這種城鄉隔離政策也在傷害城裡人。大量的下崗失業，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內需不足。而內需為什麼不足呢？占了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市場，購買力上還比不過城市市場。中國號稱有一個十二億人口的大市場，其中一大半是不能當整數算的。這並不完全是因為他們不願當個整數，而是遭到了限制。

  總之，這許多人為或自然因素的變化，將決定變型故事能不能由弱轉強，演變為主流故事或者叫基本故事。那將是一個驚心動魄的故事，一個徹底改變中國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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