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種解釋

  我們先不談政治，單說村民對自身利益的認識。倘若他們果真如曹先生所說，只知道自己的眼前利益，看不到長遠利益，更看不到在長遠利益基礎上形成的各農戶間的共同利益，因此不能建立超家庭的合作組織，那麼，這些村民確實就需要開導，需要教育，因為他們確實目光短淺。

  但我以為，用農民目光短淺來解釋水渠的破壞，這是膚淺的解釋，是想當然的解釋。廢棄的水渠所體現的不是農民的愚昧，而是他們的明智。

  從總量上看，小靳莊已經流失的財富價值高達五六十萬人民幣，這確實是一個大數。但是分攤到每戶村民頭上呢？我們可以根據作者提供的數字算出，由於澆不上水，每戶村民每年少收入七八百元人民幣，四五年下來，總計損失三千多元人民幣。假如我們生活在這個村子裡，假如我們不是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假如我們目光遠大，看清楚了過去的損失和未來的損失，並且不想承受更大的損失，我們應該如何行事呢？

  我將計算得失。如果付出千八百元的代價可以解決問題，我就會開始努力。如果付出萬八千元的代價才能解決問題，或者，還不一定解決問題，我就會拋棄這個念頭。這麼做不大合算。即使把子孫後代的利益拉進來，合算了，我也沒有那麼多錢。

  村民的思維方式和我是一樣的，他們把自己的意思表達出來了，作者也記下來了，奈何沒有真聽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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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先看看干成這件事情的總成本是多少，董園村的例子就在前邊擺著。

  董園的村支書當時39歲，高中畢業，當過村會計，很會算帳。他的大弟弟是蘭考縣財辦主任，二弟是駐馬店某農場的司法員，三弟是蘭考縣政府秘書辦主任，四弟在鄉財政辦任職，姐夫在蘭考縣工商稽查大隊任職。用董支書的話說：「我們在縣、鄉政府，在財稅、司法、工商部門都有人。」在尋常百姓的理解里，以上各條意味著董支書不僅聰明，還有能力動用政府資源，給他人提供好處或者造成傷害。

  董支書1986年就當了村會計，1990年又當了村支書，所以有長期培養出來的村級全局眼光。他說：

  本村地少人多，靠天吃飯，最好的年成，平均畝產不過四五百斤。為徹底解決村民的溫飽問題，並能騰出一部分土地來發展高效農業，首先必須提高單產。要提高單產，必須修水利，這是一個簡單的道理。......在我們村東數百米處，有一條黃河古道，常年有水。若開一條河引水至村邊，再建一引水站，便能實行引黃自流灌溉。1988年，村委由我負責實施這一計劃。這一計劃的實施，主要有兩大困難，一是說服縣水利局投資30萬，二是說服鄰里的鄉村、農戶讓我們在他們的土地上挖河引水。

  因為我在縣裡有親戚，說服縣水利局來此考察還是比較容易的。但在縣水利局資金十分緊張的情況下，投給我們30萬，可不是件容易的事。1988年冬，縣水利局派人來考察，跑到黃河故道一看，河水太淺，認為開了河也無水可提，說我這個計劃行不通。我當時不顧一切跑進冰冷的河心，雙腳跪下，河水及胸。水利局的同志或被我的誠意所感動，或以為黃河故道在冬季也有一兩米的水位，終於當場同意撥款。

  困難的事情還在後頭。因為我們與鄰縣分屬兩個省，加之分田單幹，土地全分到各農戶，要動用鄰省、鄰縣、鄰鄉的土地本來就很難，何況得占用農戶的承包地。我公私兼顧，到曹縣水利局，鄰鄉水利站找負責人談，又通過親戚朋友找沿途的農戶談。往返百餘次，終於打通了各種公私關係，總耗費3.5萬。（這筆錢是向村民集資的，他們信任我。）

  1989年，我們挖成一條數百米的河渠，建成一座引水站，一條百餘米的地上乾渠。全村數百畝土地實現自流灌溉。自1990年以來，我村的小麥畝產均保持在七八百斤以上，玉米、棉花的畝產也得到大幅度提高。[186]

  我們看到了做成一件事有多麼困難。董支書認為最難的兩條，一是向水利局要30萬元，一是說服占用土地的農戶。

  前一件事情，連帶著「縣裡有人」這個特殊因素，可遇不可求。假如沒有這個特殊因素，我們可以很有道理地推測，這30萬不會到手，水利工程也不會開工。即使有了這個特殊因素，我們還看到了冬天跑進河心，在冰冷的水裡跪下這種機智勇敢的英雄般的行為，還看到了水利局幹部被這種英雄般的行為打動了。顯然，生為英雄和欣賞英雄，也是可遇不可求的特殊因素。假如沒有這個因素，我們同樣有理由推測，這件事不會辦成。這就是說，如果我們生活在董園村，如果我們是平民，沒有縣裡的關係，也沒有英雄般的氣質，我們是不會考慮水渠問題的，願意付出這種代價也沒用，我們根本就沒有這種特殊資源。

  小靳莊村不用這麼麻煩。但是，董園那30萬也不能白白讓你用，董園人付出的代價總要由你分擔一部分。這樣一來，縣水利局投入的30萬就變成了小靳莊的談判代表的麻煩。這個麻煩又會轉化為在小靳莊村收水利費的麻煩。一畝給人家五十斤，說來容易，做起來是需要交易成本的。董園的人可能要價一百斤。小靳莊村的人可能連三十斤都嫌多。即使五十斤談了下來，也一定有人不肯交這筆錢，一定有人不交錢還要偷水搶水。全村132戶人家，如何擺平這種收費的事情？這筆談判費用價值多少？誰來支付這筆費用？理想的方式當然是全村分攤，但這又需要談判，需要召集會議。即使我們有很大的本事，這種談判也沒有必勝的把握，因此組織談判和召集會議的努力很可能白搭進去，那麼，這筆啟動費用，這許多麻煩，又由誰來支付？

  還不僅僅是錢和麻煩的問題。我們城裡人多數都有單位生活經驗。在一個五六百人的單位里，或者以戶為單位計算，在一個一百三十多人的單位里，某個普通群眾要召開一次全體大會，討論集資辦一件大事，辦一件應該由現任領導班子負責的大事，這個會開得起來開不起來？就算開得起來，你敢開不敢出面召集？你的領導會怎麼看你，怎麼對待你？就算你有勇有謀，這個會也開成了，集資也集來了，協議也通過了，要執行這個協議，落實這個協議，也一定需要一個固定組織。這個組織的功能與本單位領導班子的功能高度重合，這樣的組織能不能合法存在？

  我得老實承認，我不會去召開這樣的大會。我認為這個大會只能招來一群看熱鬧的旁觀者，不會有多少會議的正式參加者。即使參加者很多，我也有這個能力，我依然不會挑這種事。這是對現任領導班子的赤裸裸的宣戰，這是挑戰現政權，這是另立中央。倒找我一兩萬我也不會幹，更何況還要我掏錢。總之，和小靳莊的村民一樣，我連想都不會想。我認為這是明智，不是愚昧。

  關於這套計算，小靳莊村民的表達方式是這樣的：「商量？不中。俺村的幹部不行，他們不去說，叫我們怎麼辦？」設身處地替他們想想，就會明白他們說得千真萬確。他們就是沒辦法。反過來，替幹部想一想，麻煩如此之多，他們不肯自找麻煩也是明智的。幹部一家也不過五六畝地，並不是大地主，修好了水利設施自己並不能多受益，不修也不過承擔每年七八百元的損失。有了時間和精力，到哪裡找不來這七八百元？這套麻煩可以被七八百元抹平嗎？不去自找麻煩，村民又能把他怎麼樣呢？

  我們繼續算帳。假如一切順利，每畝五十斤小麥換來了渠道使用權，內部收費機制也達成了協議，收費本身的費用也分攤好了，下邊就會遇到董園村支書遭遇的第二個問題。他要說服農戶們允許渠道占用自己的承包田。由於涉及外省外縣外鄉，這件事情只能談判，不能弄權。董書記說此事最難，往返百餘次，耗資三萬五。

  渠道系統分為乾渠、支渠、斗渠、農渠、毛渠，共五層。乾渠的占地問題解決了，毛渠在自己家的地里，不用解決，支渠斗渠的占地問題卻不能不談判。沒有權威組織，只能討價還價，這132戶人家的談判又是一件令人望而生畏的事情。說來幸運，我在插隊的時候當過兩年生產隊長，為了水渠問題和社員打過三次架，其中還有一次達到了「肢體衝突」的水平，因此有膽量斷言：每個村都有彆扭人，別說132戶，就是32戶里也不缺這樣的人，他就要拿你一把，多撈一把，單靠談判，靠利益引誘，卻沒有合法傷害別人的權力，事情簡直就沒有辦成的希望。我們知道，這不是一兩個人鬧彆扭的問題，他們要搭便車，要占大家的便宜，而希望如此占便宜的人在任何地方都不會缺乏。沒有強制力做後盾的合作本來就是非常脆弱的，哪裡經得住這種對公平感撕扯？鎮不住這種撕扯，如何對付接踵而來的攀比？有沒有人願意冒著打架的風險，為了減少三五千元的損失，去做這種往返百餘次，花費若干萬的事情？

  即使這一關也順利通過了，最後一個問題是：這條千辛萬苦開通的渠道可以順利運行下去嗎？陪同曹先生的村民老李認為不行。他說：「即使我們出錢買水，他們會在那邊放閘偷水，你有什麼辦法？」曹說：「放水時，可派人看守啊。整條河渠才幾百米，派一個人就解決了。」老李說：「那也不行。他們會說，你們的水經過我們的土地，我用你一點水，還要計較嗎？」

  我不知道這番話是不是可以說服曹錦清先生，也不知道這番話對他意味著什麼。不過，老李這番話喚起了我的好幾個回憶，這番話是可以直達我的心底的。我甚至可以接著他把這個故事講下去：派去看守渠道的人遇到了扒水的，又是外村的，而守渠道的人並不代表任何權力機構，你制止他，他反駁你，動口之後呢？你有什麼好辦法？任憑你說破大天，最後的辦法只有一個：動手。你扒，我堵，你推，我擋，跌跌撞撞之中，事情就鬧大了。試想，作為一個巡渠的，這裡又有我多少水？我願意鬧出深仇大恨嗎？可是扒水的那一方比較願意鬧，因為他扒出去的水，百分之百是他的。僅看這一筆帳，勝負就可以預測了。

  去年我回當年插隊的地方，聽老鄉給我講了一個故事。那老鄉集資開了一個採石場，修了路，買了車，投入了將近二十萬元，好不容易開工了。這時，承包田邊有道路通過的一家人忽然發難，派了個老太太躺到路中間，擋住車輛，要求補償。補多少？採石場一年大概能賺十萬，他要八萬。這邊不肯，少了也不肯，怕先例一開，招來更多的老太太。於是開始講理，先在村里講，再到鄉里講，最後到縣裡打官司。司法介入的成本之高昂，解決問題的時間之漫長，大家都是知道的。最嚴重的是，當我那位老鄉勝訴之後，老太太依然躺在路上，法院判了也是白判。這是我們都很熟悉的執行難。走投無路之下，他用的辦法就帶點黑色了。

  我的意思是：講理不行，法院不靈，為了幾百元收入又不肯動武，不肯玩黑的，這條渠道的前途便很不樂觀。過五關斬六將還要面對一條不樂觀的渠道，還有誰肯去挑這個頭呢？這時候，當事人就會安於現狀，甚至可以找出自我安慰的理由。這種心理，便是老李所表達的：「反正全村都澆不上水，靠天吃飯，大家都沒有話說。」在互相搭便車、集體磨洋工的時代，這是人民公社社員非常熟悉的心態。

  在那條廢棄的渠道下邊，就埋藏著這許多利害計算。因為帳算不通，渠道才不通。把問題拉到中國農民的天然弱點的高度，拉到東西方文化對比的高度，其實大可不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