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對局結果

  對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現在可以做總結了。

  蘇州府是朱元璋親自抓過的典型。二百多年後，《虞諧志》如此描繪蘇州府常熟縣的白役陣容：「計常熟皂隸、快手、健步、民壯、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號曰『正身』。每正一二副，號曰『幫手』。每幫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夥計』。合之得萬餘人。」《虞諧志》的作者說，這意味著萬餘只虎狼，在方圓百里內橫行，無休止地弱肉強食。愚昧善良的鄉下人之所以喪家亡命，都是因為這個。

  明朝人一般算術水平不高，「萬餘虎狼」相當可疑。我根據上邊給出的數字計算，最多不過8000人。就算這樣，白員也在「正身」的十倍以上。（明）黃省曾在《吳風錄》中也提供了一個數字：「隸人之害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與吏胥夤緣為奸。」這裡也是十倍。

  至於吏（白書）的情況，四川巴縣的檔案表明，晚清光緒一朝的清剿也以慘敗告終。光緒25年3月（1899年），巴縣在冊吏員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認可的正吏，228名是地方政府認可卻不敢上報中央的「灰吏」，還有一大批給灰吏當學徒的「白書」。由於白書不註冊，準確數字不詳，不過能夠統計出來的數目已經與灰吏相近了。這就意味著，吏級白員已經接近正吏的三十倍。光緒26年（1900年）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巴縣大舉裁汰冗吏，次年在冊吏員只剩113人，不及前年的一半。又過了一年，巴縣在冊吏員的數字又反彈到233名，增加了一倍多，裁員失敗[178]。

  巴縣的白役數字同樣駭人聽聞。劉衡在清朝道光年間任巴縣知縣，他說巴縣吃衙役飯的約七千人。巴縣的額定衙役只有七十人，白役竟是正役的一百倍。

  總之，朝廷失敗了，白役和白書勝利了，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官僚隊伍的情況也不容樂觀。明末的刑科給事中（近似負責監督司法部的總統秘書）解學龍在給皇帝的上書中談到官員的數字：「國初，文職五千四百有奇，武職二萬八千有奇。神祖時，文增至一萬六千餘，武增至八萬二千餘矣。今不知又增幾倍。」[179]根據他提供的數字，文武官員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後「不知又增幾倍」。

  明朝人關於實際情形的記錄也支持上述數字。正統十四年（1449），周忱巡撫江南，發現各州縣衙門裡有許多佐貳（超編副職），崑山縣有兩個知縣（一把手），三個縣丞（二把手），四個主簿（三把手）。縣民王廷佩在他來視察時，在驛站的牆壁上題詩訴苦：「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閒暇處，思量心裡忸怩無？」[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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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按照如今四套班子的標準衡量，一個縣才有屈指可數的幾位品官，重疊的兩套班子，寥寥幾個超編副職，實在是清爽之極。我在李昌平《我向總理說實話》一書中看到，中組部和人事部明確規定縣長的職位是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過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監利縣2000年的實況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時一正十副。科局長一般都是一正八副。[181]這還僅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況。

  寫到這裡，我再次遇到了定義方面的困惑。一正十副中多出來的那六七位副縣長也算「白員」嗎？他們在地方政府認可的編制內，而且從財政拿工資，哪方面都不「白」。但他們又不在中央的明文規定之內，類似清朝巴縣的那些灰吏。我們要判斷對局的勝負，不能不確定一個標準，將這些灰官灰吏歸歸類。

  在當代西方的觀念中，官府和民眾的關係只是一種特殊的交易關係。民眾掏錢納稅，購買政府的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譬如安全和抗災。官吏衙役及其產品和服務的數量，完全取決於民眾願意掏錢購買的數量，就好像村代銷點每年進的糕點取決於村民購買量一樣。超出這個量哪怕只有一塊，那塊也屬於廢物點心——多餘的白員。

  這條標準太理想化了，恐怕不能指望民眾及其代理人將公共服務公司能管理得這麼清爽。別說民眾的代理人，即使是私人老闆直接管理的公司，一旦管理層級增加，中間加入幾個代理人——有資格慷他人之慨的人——冗員和偷懶現象就是難免的。因此西方政府和大公司多少都要染點官場病。不過這條西方標準畢竟提供了一個衡量中心，那就是民眾的購買意願。按照這個尺度，朱元璋身邊的太監也屬於白員，因為百姓並不需要他們。

  中國的傳統標準是認可太監的，畢竟皇上是大老闆，掏錢僱人的是皇上而不是民眾。問題在於太監的數量。朱元璋自奉儉樸，用的宦官很少。明朝嘉靖年間的刑部尚書鄭曉說，洪武二年規定設置的內官編制（內使、監、奉、御）不過六十人，如今自太監（宮內二十四監局的領導，正四品）至火者（宮內的雜役）已經將近萬人了。[182]這上百倍的差距體現出好老闆與敗家子的距離。個人色彩如此濃重，我們以哪個皇上為標準呢？

  除了民眾中心和皇帝中心這兩套標準之外，實際上還有第三套標準，那就是官府標準或代理人標準。按說他們不是老闆，自己不掏錢，根本就不該以他們為標準，但是中國有自己的特色，代理人往往能當家作主，至少當個二地主。在這第三套標準中，高級代理人和低級代理人的尺度仍有不同。按照中央政府的尺度，那多餘六七位副縣長就是白員。按照地方政府的標準，副縣長就可以不算白員，容城財政所30多個正式編制之外的那一百多人才算白員。但是這一百多人也拿工資，也吃財政，根據容城財政所的標準，他們也不算白員，不吃財政而吃政策的臨時工才是沒有爭議的白員。

  這太複雜了。我們在評判帝國時代的對局的勝負，只能採納皇帝的標準，準確點說應該是開國皇帝的標準。朱元璋劃定的圈子之外的官吏衙役，一概要算作白員。為了貫徹這條標準，我們不得不把太監當成公務員，也不得不把平民百姓可能需要的公務員當成白員。皇帝不肯為百姓掏錢，我們能有什麼辦法？他是天下萬物的總代表，壟斷了對錯標準的確定權。我們說朱元璋敗於白員，依據的便是他的標準。

  當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內發動了幾次大掃蕩，取得過局部和暫時的勝利，但這是一場持久戰和游擊戰。我們可以把儒家信條以及在此基礎上建立的正式法規看作一種共識，一項邊界協定，一條統治集團與百姓之間在長期互動中摸索出來的公認疆界。我們已經看到，官吏、白員甚至皇帝都樂意侵犯百姓的邊界，而百姓缺乏應手的反擊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種「知其不可而為之」的儒家式的迂闊和梗直。這未免過於軟弱單薄了。既然無法借用民間力量構築利益對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敵眾我寡的戰略態勢之中，敗局由此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