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皇帝的利害計算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孫子建文帝登基。在即位詔書中，以溫文爾雅著稱的建文帝宣布：「今後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斷，無深文（刻意羅織從重從嚴）。」

  這句話的潛台詞是：今後不許依照《大誥》中的嚴刑苛法斷案。《大誥》被不動聲色地廢除了。建文帝很年輕，生長於深宮，不熟悉基層情況，又被一群文臣包圍著，這個決定背後顯然有官僚集團的影子。

  朱棣以維護「祖訓」的名義起兵，奪了他侄子的皇位，恢復了《大誥》的法典地位。不過，堅持了19年後（1421），朱棣也宣布：法司所問囚人，今後一依《大明律》擬罪，不許深文。

  三年後，朱棣去世，他的兒子朱高熾即位，在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發布的詔書中，朱高熾宣布他爺爺創建的群眾監督制度為非法。朱高熾是個弱皇帝，身邊有一個覬覦皇位的兄弟，他的詔書有一股爭取官僚集團支持的味道：「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統治軍民。其間有官非其人，不得軍民之心者，軍民動輒綁縛凌辱，有傷大體。今後凡有害軍害民官吏，許被害之人，赴合該上司陳告。上司不為準理，許訴於朝，不許擅自綁縛，違者治罪。」[174]

  這就是說，歷史用三十多年的時間繞了一個圈子，又回到了起點的位置。農民被叮咬吸血，只能向長官反映，不能自己動手打蚊子了。但長官自己不疼不癢，他真會著急替農民打蚊子嗎？朱元璋說他十九年沒見過一個，因此立法讓農民自己打。朱元璋生活的年代太早，又沒有出國考察過，難免有些孤陋寡聞。現在看來，長官未必沒有打蚊子的積極性，這取決於他的烏紗帽在誰手裡。如果在農民手裡，他就會幫農民打。話扯遠了，我們接著談立法。

  朱元璋也擔心子孫後代廢除他的良法，專門寫了《祖訓錄》預防。不過這仍是憑良心的事，子孫硬不理睬，他也不能從墳墓里爬出來撤人家。而生來富貴的子孫，花錢辦事的感覺必定不同於創業者。

  開國皇帝好比一個小牧童，含辛茹苦創建了一個牧業王國，當上了牛羊百萬的大牧主。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別被狼吃了，這與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為了實現這塊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細選一萬名牧工。牧工不好不行，超編也不行。假如牧工的數字達到90萬，所謂十羊九牧，那多出來的89萬自稱牧工的傢伙，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來無異於虎狼。朱元璋動殺心，因為他見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嚴刑苛法很合乎創業者的性格和利益。

  問題在於，選擇牧工和捕殺虎狼是很勞神費力的。《春明夢余錄》提到過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日之間，內外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計三千二百九十一事。」[175]由此計算，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處理四百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時計算，每個小時要讀二十份奏章，處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只有三分鐘，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鐘。如此高強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幹十個小時，這個皇帝究竟還有什麼當頭？

  朱元璋自己也發牢騷，據說他寫過一首詩：「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猶披被。」[176] 「江南富足翁」不過是牧主的一條牛，竟然活得讓大牧主羨慕不已，究竟誰是主，誰是奴？朱元璋自己苦慣了，發發牢騷也就算了。但朱元璋的後代舒服慣了，假如他們減輕工作量，把過去一天的工作分成五十天慢慢干，多留下一些享受生活的時間，這樣做豈不是更合情理？幹得不好，無非讓牛羊多吃點苦，容虎狼多吃幾口肉，與皇帝的個人福利關係很小。從長遠的觀點看問題，子孫後代或許要因此受到一些損失，不過三五代之後的子孫的禍福，貼現到今天又能值幾個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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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正是朝著這個方向發展的。自從明英宗登基後（1436年），明朝皇帝的工作量就削減到每天早朝處理八件事，相當於朱元璋每日工作量的五十分之一。王錡《寓圃雜記》卷一記載：英宗以沖幼即位，三位內閣大學士擔心皇上身體受不了，規定每日早朝，只許言事八件。而且要在前一天將副本送到內閣，由內閣預先提出處理意見。有意思的是，這個臨時照顧小孩子的規矩居然定型了：英宗長大成人了，三位閣老也相繼去世，沒人要求復舊，於是成為定製。

  後來，明朝皇帝的生活更加滋潤，竟有人敢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不愛上朝的皇帝都比較長壽，各自占據皇位四十多年。他們死後，明朝還要經過三五個皇帝才最後滅亡。說得更徹底一些，即使明朝滅亡了，亡國之君個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禎上吊自殺是因為他氣性剛烈，假如他不死，撈個王的封號是沒有多大問題的。這可是足以讓無數英雄折腰的待遇。

  總之，皇上的個人利益與國家利益並不完全一致，他追求個人福利最大化是很自然的。

  再進一步說，皇帝也是有私人關係的，他的私人關係的利益比國家社稷的利益離他更近。明憲宗喜歡珍寶，成化年間（1465—1487），四方「白丁」勾結內臣，進獻珍玩，哄皇上高興了，動輒便賞個什麼官。按照規定，官員任命都要經過吏部，但是皇上硬要照顧私人，破壞祖宗的規矩，官僚們也擋不住。這樣的「編外官員」有個專用名詞，叫作「傳奉官」。前邊提到的馬文升給過一個數字，他說：「京官額一千二百餘人，傳奉官乃至八百餘人。」[177]明武宗（1506—1521）時代的傳奉官似乎更多，《明史》卷一百八十六提到的數字是：「傳奉冗員，多至千百」。由此看來，皇上竟是最大的白員濫設者和容留者，按《大誥》的規定，不滅族也該陵遲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