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肉食動物之間的規矩

  李珍發財故事的第二個亮點，他發財的第一步，就是指使路春貴砸賭局。李珍勾結好「在衙門裡有人」的地保甄連發，又買通了靠一條扁擔吃飯的路春貴當「肉墩子」，讓他去韓家小店砸寶局，刀砍韓相林。韓家父子人單勢孤，打官司又輸在堂上，從而氣走塘沽。李珍「擠韓奪店」成功。

  如果把打曹八和打菜農比喻為肉食動物吃草食動物，那麼，砸賭局的故事就有了狼吃狼或黑吃黑的性質。整個過程說來簡單，背後卻隱藏著深厚的傳統和精巧的利害計算。

  十九世紀末，天津混混兒已經發展出一套爭奪賭場的完善規矩。《舊天津的混混兒》[139]一文介紹道：

  賭局抽頭，可謂日進斗金，羨慕的自然大有人在。若想從中染指，也不是容易的事，必須單人獨馬，闖進賭局大鬧一場。方式方法各有不同。有的到時橫眉豎目，破口大罵，聲稱把賭局讓給他干幾天。局頭見禍事到來，挺身應付，說不到三言五語，兩下說翻，一聲令下，打手們取出斧把便打。來者應當立時躺下賣兩下子。

  躺下有一定的姿勢：首先插上兩手，抱住後腦，胳臂肘護住太陽穴，兩條腿剪子股一擰，夾好腎囊，側身倒下。倒時攔門橫倒，不得順倒，為的是志在必打，不能讓出路來替賭局留道。如果一時失神躺錯，主人藉此自找下梯，誣賴他安心讓路，不是真挨打來的，奚落幾句不打了。這一來便成僵局，來人空鬧一場無法出門，結果是丟臉而已，不曾達到目的，反鬧一鼻子灰。

  橫倒下後，仍是大罵不休，要對方打四面。其實只能打三面，打前面容易發生危險，既無深仇大恨，誰也不肯造成人命案子，那一來賭局便開不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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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時先打兩旁，後打背面。打到分際上，局頭便自喝令『擎手吧！夠樣兒了』。打手們立時住手，聽候善後處理。另有人過來問傷者姓名、住址，用大叵羅或一扇門，鋪上大紅棉被，將傷者輕輕搭上，紅棉被蓋好，搭回去治傷養病。有禮貌的主人親自探病，好言安慰，至此改惡面目為善面目，少不得送錢送禮。這便是天津俗語所謂『不打不相識』。傷愈後，經人說合每天由賭局贈予一兩吊線的津貼，只要有賭局一天存在，風雨無阻，分文不少，或自取或派人送到，名為『拿掛錢』，江湖切口叫『拿毛鈿』。從此反成好友，那人算有了准進項，便可安然享受。如果被打的喊出哎呀二字，不但白挨—頓打，而且要受奚落，自己爬著走，也得算數。當年頗有些初出茅廬的未經考驗，率爾輕舉妄動，勢必丟臉而回。

  還有的混混兒另用一種方式：進門後不動聲色，到賭案前自己用刀在腿上割下一塊肉作為押注，代替押寶的賭資。有的寶官只作未見，押上時照三賠一的定例割肉賠注。這一來便不好了結，雙方造成僵局。另由旁人過來，滿臉賠笑婉言相勸，結果仍須給掛錢。不幸押輸，寶官把肉摟走也是不好下台的。對方只好將案子一掀，作二步挑釁，少不得重新挨打。遇有識事的賭頭急忙趕到笑著說：『朋友，咱不過這個耍兒……』。隨向手下人說：『快給朋友上藥。』便有人拿過一把鹽末，捂在傷口上。這時來者仍然談笑自若，渾如不覺疼痛的模樣，神色如常，少不得經人解勸，結果也可以每天拿錢。總之，不打出個起落，是不成的。及至言歸於好，反成莫逆之交，便是俗語說的『好漢愛好漢』了。

  至於集體的攪局，必須帶領一群，揚言整個接收。賭局中素有防備，雙方便是一場惡戰。但看結果如何，敗者退出，勝者占有，也就是說敗者無條件讓渡，揚長一走也不顧惜。若打不出勝負來，必經外方和事人說合，賭局成為共有，通力合作，利益均沾。

  如何理解上述規矩呢？在混混兒的術語中，上門找打叫「賣味」，這是赤裸裸的以血肉之軀的痛苦換取「掛錢」的交易。順便提一句：我不清楚「掛錢」一詞的來歷，《話說當年的謙德莊》說到李珍拿「乾股」時解釋道：「就是掛個名字，坐享其成」。似乎也可以如此解釋「掛錢」：掛個名字拿錢。

  在「賣味」交易中，賭局方面的計算與曹八和菜農的避害計算是一樣的。人家打上門來，他們不能不拿東西對付。賭博是著名的無痛稅收，開賭場如同開稅務所，因此，賭博一般都是官府壟斷的生意，要買通官吏和衙役才能悄悄營業。在這種情況下，賭場方面的選擇空間很小。正式求助官府意味著自殺。容人家搗亂下去，賭場就沒法開了。打死人家，光天化日之下鬧出人命案，賭場也沒法開了。於是掏「掛錢」擺平破壞要素，就成了「諸害相權取其輕」的最佳策略。

  同時，也要注意把破壞者打「夠樣兒」。打輕了，讓人看到破壞者掙錢容易，就會引發更多的圖謀。打得太狠，「血債」太重，恐怕「掛錢」也要多掏一些。

  從賣味者的角度說，壞人家的好事也有點迫不得已。富裕人家絕不肯親身從事。而路春貴那樣的人，「指身為業」，全憑一身力氣和一條扁擔生活，如果沒人僱傭他，唯一的「生產要素」賣不出去，就進入了「要錢沒有，要命有一條」的境地。於是，用血肉之軀所受的傷害，換取這個軀體生存所需要的資源，就成為一種「活路」。土匪綁票的道理也是如此。被綁者的家庭願意用一二百銀洋買親人的命，綁票者則願意為一二百銀洋鋌而走險，前者拿錢換命，後者以命換錢。土匪的賣命生涯，也顯現出他們對自身性命的估價。

  賣命者的核心計算是：為了獲得生存資源，可以冒多大傷亡的風險？或者，可以把自身這個資源需求者損害到什麼程度？用古人一句更簡明的話表達，就是「身與貨孰親？」孰親呢？那就要看身是誰的身，別人的身還是自己的身，百萬富翁之身還是饑寒交迫之身，身也要看具體部位，是小手指還是整個腦袋，是鋼琴家的小手指還是乞丐的小手指；貨也要分什麼貨，錦上添花的貨還是雪中送炭的貨，百兩銀子的貨還是萬兩銀子的貨，等等，不可一概而論。權衡種種利害之後，依然打上門去，說明賣命者認為這是合算的買賣。破壞方和賭場方都找到了合算的策略，有關賣味和掛錢的規矩便形成並固定下來。

  我想再強調幾句。生存資源是分層次的，所謂身外之物，只能用以稱呼那些生存必需品之外的金錢貨物，這條界線之內的則是「等身之物」，那是養身活命之物，甚至是命根子。在饑寒交迫瀕臨死亡者看來，寥寥衣食就意味著性命本身，絕非身外之物。這道界線是一條「命-物等價線」。突破了這條線，博命換物就可以視為等價交換。此線之下的人類行為特徵，就是追求生存機會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換之利越大。突破越廣，博命之人越多。龐大的博命集團的存在，不斷製造這個集團的社會機制的存在，乃是解釋中國歷史，理解中國社會的核心要素。

  其實，正如「賣命」這個常用詞所表示的那樣，生命和生存資源之間的交換關係早已得到大眾的深刻理解。在意識到這種關係之前很久，早在與猴子分道揚鑣之前，人類已經熟悉了這種計算。辛亥革命的領導者之一，民國總統黎元洪，對這種歷史悠久的交換常規還做過一句時髦的概括。他對馮玉祥部下的士兵訓話說：「什麼叫做革命？就是拼過命的必定都有飯吃。」[140]黎大總統生活在流行革命的時代，為賣命披上了革命的外衣。不過，革命者大體都是博命者，這一點並不錯。在動物世界裡，進食次序的改變，也往往需要流血，這就意味著：生存風險與生存資源的換算已經在動物的心中完成。這是動物界最古老的計算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