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作為環境構成的木船船幫

  黃總經理算的另一筆帳，牽涉到與木船船戶和船工的關係。他寫道：

  川江運食鹽出川，過去一直由木船裝載，轉運到宜昌、沙市。我們為了貪圖更多的運輸業務，曾與當時軍閥官僚聯繫勾結，破例地將運出川外的食鹽交由福源輪（引者註：聚福洋行的輪船之一）裝運，當即引起木船船戶、船工大為不滿，認為『搶奪了他們的生意和飯碗。』因此，滿載食鹽的福源輪在南岸玄壇碼頭正待啟航時，即被聚集起來的幾百木船船戶、船工阻止，不許開航，發生衝突，並上船搗毀輪船鍋爐，殺死三領江顏永林。事件發生後，法國兵船立刻開來『保護』，驅散聚集的船工和群眾，後又護送福源輪開駛到上海修理。善後事務，則由法方向外交部提出交涉處理。

  在清末民初，這個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中國各地的木船船幫，面對強大快捷的輪船，發動了一場又一場殊死搏鬥。

  

  從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觀點看來，輪船是應該讚美的。輪船擠垮木船，這是很正當甚至很正義的市場競爭。優勝劣汰的結果，便是技術進步，社會發展，消費者受益。這套邏輯當然不錯，不過，必須有一張社會保障的安全網攔著，才能保證市場競爭的邏輯不被生存競爭的邏輯擠垮。中國官府沒有少收費，卻沒有編織這張網。

  1824年，清政府試行將運河漕運改為海運，漕幫水手陸續失業。1853年，太平軍定都南京，南北運河漕運全部停止，四千艘漕船的水手、縴夫、腳夫徹底失業。在沒有安全網的社會裡，這些人幹什麼去了？他們中的大多數當了鹽梟或土匪，另有一部分加入太平軍，稍後又有部分鹽梟和土匪轉入捻軍，還有一些加入了鎮壓太平軍的湘軍。

  1886年，運河漕運重開。1901年，由於輪船和火車的興起，漕運最後停止。失去飯碗的六大漕幫又幹什麼去了？他們流入江湖，賭博販毒，走私敲詐，組成了強大的黑社會——清幫。[129]

  《經世文續編》卷四一概括說：「自咸豐初年，河徙漕停，粵氛猖獗，無業游民，聽其遣散，結黨成群，謀生無術，勢不得不流為為賊捻。」[130]所謂「勢不得不……」，這種邏輯，就是以生命搏取生存資源的邏輯，即生存競爭的邏輯。這是比市場經濟邏輯更硬更原始的邏輯。

  上述歷史事實，都發生在一代人的生命周期內，甚至就發生在眼前，真所謂「殷鑑不遠」。對社會和官府來說，到底是救濟一個失業者合算呢，還是逼人為匪搶劫謀生合算呢？答案是明擺著的。在實際操作中，清朝官員也採取了減少失業的政策，但是他們的辦法更加省事，只消畫一個圈，批幾個字，駁回輪船的運營申請，不許他們「與小民爭利」。這是不給救濟給政策的老辦法。問題在於，中國官府給出的政策壓縮了船商的權利，而按照歐美國家的規矩，船商的權利必須得到不折不扣的保護。兩相衝突，到底誰說了算？

  所有規則的設立，說到底，都遵循一條根本規則：暴力最強者說了算。這是一條「元規則」，決定規則的規則。清政府打不過洋人，只好由洋人說了算，讓輪船搶木船的飯碗。而木船船幫又打不過官府，要不來救濟，只好向輪船開戰。

  中國船幫自有一套打碼頭的傳統，一套爭奪飯碗的碼頭規矩。飯碗屬於暴力競爭的勝利者。面對輪船，他們照例開打，砸鍋爐，殺領水員，把官府不管的民事糾紛鬧成刑事案件甚至人命大案。根據老經驗，豁出償命大鬧一場之後，競爭對手在船幫打砸和官司敲詐的兩面夾攻下，自然得不償失，知難而退。本幫的償命者，可以採用抽籤抓鬮之類的辦法事先安排好，一條命換來眾人的飯碗和生計，風險和收益不難計算。奈何世道變了，這套老辦法引來了法國的兵艦和外交官的交涉。對手身後有一個和中國官府完全不同的政府。

  黃總經理的敘述比較簡略，沒有交代這個事件的處理經過和結局，但我們可以在1924年四川萬縣發生的同類事件中看到常規。

  杜之祥在《1924年萬縣事件》[131]中寫道：

  1924年6月19日下午，英商太古洋行的『萬流』輪駛至萬縣城對岸的陳家壩停泊，那裡存放有英商安利英洋行的大批桐油待運。……安利英洋行的這批桐油，本已由萬縣的川楚船幫承攬，全部用木船裝載從萬縣運出川，但當『萬流』輪一靠岸，安利英洋行的大班美國人郝萊立即出現在陳家壩碼頭，突然向中國船夫宣稱：該洋行存放在陳家壩待運之桐油，全部改由『萬流』輪裝運。洋船又要搶中國船夫的飯碗！這猶如一聲晴天霹靂，在廣大船夫中引起很大騷動。川楚船幫會首向必魁等代表廣大船工出面與郝萊交涉，提出在川楚船幫未承攬到其他貨物裝運時，要求這批桐油仍由該幫木船裝運，以維持廣大船工生計。郝萊拒不接受。……

  船工眼看飯碗將被打破，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有的便上前阻攔運油力夫，郝萊趕來，竟蠻不講理，掄起手杖毒打，不少船夫被打傷，有的甚至被打得鮮血直流。……憤怒之下，有的拿起槳腳向郝萊還擊，有的要拉他滾水，被郝萊強迫運油的力夫，擱下肩上的桐油，也來參加反帝的鬥爭。郝萊見觸犯了眾怒，十分驚惶，想逃之夭夭，憤怒的船工和力夫，不准他逃竄，雙方又發生毆鬥，慌亂中郝萊失足落水，由於他不識水性，以至自取滅亡，丟掉了老命。

  事情發生後，英方不但不察當時起事的實情，相反，遷怒於我國船戶，駐泊萬縣一英國軍艦，立即將大炮對準城市示威，脅迫萬縣知事及當地軍警，要求斬首船幫會首，以抵償郝萊溺斃之命。如不能捕獲並斬首船幫會首，那就要處決船幫所屬的兩個船夫，用兩個中國無辜的生命，去抵償一個白種人的命。同時，還提出郝萊下葬時，地方當局必須親自送葬以表示敬意，還要附送撫恤款給郝萊的家屬。並限定兩天以內履行這些條件，若不能完全照辦，英艦長槐提洪宣稱：軍艦的大炮就要對準城市轟擊。與此同時，英政府向我國北洋政府提出抗議。一貫媚外喪權的北洋政府，便飭令四川善後督辦署嚴懲『兇手』。英國政府並派其駐渝領事來萬縣督辦此案。當時四川軍閥對英領事百依百順，不顧人民大眾的堅決反對，竟於6月22日，將川楚船幫船夫向國源崔幫興等二人，無辜殺害在陳家壩河邊，……而英軍艦艦長槐提洪，因這次施行炮艦政策壓迫中國人民有功，得到了一枚勳章。

  儘管大打一場，經過幾個月的過渡之後，桐油運輸的飯碗還是由市場規則分配了。熊登洲在《萬縣港木船運輸的演變及發展》[132]中寫道：「當年（1924年），經萬縣知事衙門裁定，上水棉布、海帶，下水油、鹽、糖、紙，均由木船承運。不久，知事衙門又規定，四月初一起由輪船裝運，十月初一起由木船裝運。以後，由於輪船運輸較木船運輸具有快速、安全和價廉的優點，加之輪船增設了油櫃，取得了裝運散艙桐油的優勢，又1925年萬縣知事張某，會同城防司令劉某致函海關，今後不再加限制，是裝木船還是裝輪船，聽憑貨主自便。」

  如果說，在船商與軍閥土匪和貪官污吏的關係方面，洋旗所保護的只是中國法律承諾的國民待遇，那麼，在輪船與木船的關係方面，洋旗所支撐的就是歐美國家的公民待遇，超出了中國臣民待遇的待遇。這種伴隨著技術優勢的公民待遇，為輪船帶來了額外的業務和利潤，真所謂錦上添花。而從中國船幫的角度看來，這種超出慣例的保護不大公平，洋旗很有特權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