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灰牢利害逆考

  我們考察了灰牢對誰有利，還沒有仔細考察對誰有害。我們已經知道，小黑屋的發明者沒有受到任何處分，反而榮升了。這就是說，他們是只受益不受害的，受害的主要是無權勢的下層百姓，這本來沒有什麼可考察的。不過侵犯平民百姓也有一道灰色界線，越過這道界線便可能遭到反抗，使侵犯者也受到傷害。這種反制能力正是維護權益邊界的關鍵因素，即決定灰色界線位置的關鍵因素。這個道理就如同國防軍的數量和武器裝備影響著邊界線的位置一樣。假如沒有殺傷入侵者的實際能力，界碑再多再大，也不過是一些擺設。

  記住全網最快小説站𝖇𝖆𝖓𝖝𝖎𝖆𝖇𝖆.𝖈𝖔𝖒

  除了延安時代的整風班之外，本文引用的故事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平民對灰牢所代表的對自身權利邊界的壓縮的認可。從班房開始，經過牛棚到學習班，灰牢一直沒有遭遇真正的反抗，甚至沒有遭到質疑。中國農民接受潛規則式的征糧標準，也接受灰牢的關押。他們不鬧，也不告，他們並沒有把人身自由和公民權利之類的漂亮說法當真。不過這已經是底線了，更深入的侵犯就難免遭遇抵抗。譬如，不能在該給救濟的時候不給，同時還按照潛規則的標準征糧。再譬如，抓人可以，但不能把人打壞；關入灰牢也可以，但不能把人凍死。越過這些界限，農民就要上告，就要鬧，實在不行就要自殺。

  說到這裡，我應該交代上述三起死人事件的結局了。

  1、朱長仙。農婦朱長仙自殺後，屍體抬到了鄉政府，時任柘木鄉黨委書記的李昌平在外學習已有一月，聞訊後立即趕回鄉政府處理後事。時隔7天，監利尺八鎮一位民辦教師因農民負擔問題自殺身亡。兩起農民自殺事件發生在香港回歸前夕，中央領導批示從重從嚴從快處理。按中央文件精神，一個縣連續發生兩起死人事件，不僅監利縣主要領導要受處分，荊州市領導也要受處分，湖北省委應給中央寫檢查。

  於是監利縣委書記想了一個丟車保帥的辦法，派李昌平最尊敬的老領導找他談話、做工作、許願，要求李昌平顧全大局，做到「四不推」。一不推過去——不說1996年救災政策沒落實，不說柘木鄉財政赤字1200多萬元；二不推同志——不說自己不在家；三不推兄弟鄉鎮——不說其他鄉鎮提早征糧、死人、關人事件；四不推上級——不說縣裡文件、講話、紀要、電報不合中央精神。

  按照縣委書記的要求，李昌平向荊州市委書記寫了一封請求處分的信，荊州市紀委隨即撤銷了李昌平黨內外一切職務。

  2、熊華品。熊華品喝農藥自殺後，黃歇口鎮委鎮政府與死者家屬達成協議：安葬費2萬元，撫恤費5萬元，若6日12時前火化再給一萬元，12時以後火化不給這一萬元。6日12時前，熊華品遺體被火化。在記者調查之時，除5萬元的撫恤金需進一步落實外，其它3萬元已到位。

  3、李啟棟。李啟棟被幹部關進管理區所設的「小黑屋」兩天兩夜後凍死，鎮裡賠償其家屬8萬元，同時釋放所有被關押者。

  這裡的兩起自殺有一個共同動機，就是喚起更高層的注意，給侵犯者施加壓力，讓他們受處分，賠錢，因此受到損害。百姓用一條命換官員的一個行政處分和一筆喪葬費和撫恤金，似乎虧得很，但是畢竟沒有白死，多少換來了東西。這些東西可以看作人命的官價——上下共同認可的公平價格。對照明清兩朝歷史，儘管現在人口數量更大，人命的官價仍然上漲了，而不是下降了，這種反損害能力正是意義重大的新生事物。

  按照《大明律·刑律·人命》的規定：「凡因事威逼人致死者，杖一百。若官吏公使人等，非因公務而威逼平民致死者，罪同。並追埋銀一十兩（引者註：不到兩千元人民幣）。」（明）刑部官員雷夢麟《讀律瑣言》解釋此條，特別強調說：「官吏公使人等，追征錢糧，勾攝公事，追捕罪人，因而威逼人致死者，官司所行皆是正法，彼自輕生耳，又何罪焉？」可見，當年追征錢糧者的合法傷害權更大，逼死了人竟是白死，連一個對官吏的處分都換不來。當年官員是百姓的父母，如今官員是百姓的公僕。父讓子死，子不敢不死；公僕讓主人死，總應該遇到一些麻煩。這一點差別或許有助於解釋班房與小黑屋的不同。班房不怕被押者死亡，小黑屋凍死人卻要賠錢，因此其長期關押的人數和死亡數字便大大下降。這就是社會進步的標誌。

  總之，真正能阻止我們官吏成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級，也不是良心。把上級和良心糊弄好並不難。關鍵在於如何分配損害，也換句話說，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損害的人。所謂惹不起，就是損害他們的風險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損害。所謂惹得起，就是損害他們是件有賺頭的事。一盤散沙般的農民沒權沒勢，告狀既費錢又費力，還沒有必勝的把握。正如《老殘遊記》中的老董所說：「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卻忍受，更有什麼法子？倘若是上控，照例仍舊發回來審問，再落在他手裡，還不是又饒上一個嗎？」

  反過來說，如果上告既簡單又省事，還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氣吞聲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

  即使在明清時代，即使在告狀等於白告的時候，官吏對百姓的侵犯仍是有底線的。《大明律·兵律·軍政·激變良民》條的規定，「凡牧民之官，失於撫字，非法行事，激變良民，因而聚眾反叛，失陷城池者，斬。」——這裡的激變良民就是底線。當然，官吏們也可以對症下藥，一邊照舊欺負他們，一邊將反叛扼殺在萌芽狀態，防止他們私下串通聚眾結黨，建立非法組織等等。這些工作做好了，便可以進一步壓低底線的位置。

  無論如何，一步又一步的壓縮總要導致風險遞增。隨著對民間權利邊界的更深的侵入，民間的不公平感便積蓄起來，反彈或反抗的力量也積蓄起來。一旦找到一個相對薄弱的突破口，或者，雖然沒有找到突破口，卻像陳勝吳廣一樣走到了絕境，像李自成一樣被「灰枷」（半正式的刑具）枷到沒法活的程度，整個天下，無論是害人者還是被害者，便要共同承擔更大的損害了。正因為擔心這種情景，中國古代的正式法規對百姓的權利邊界並不敢壓縮太甚，奈何正式界碑後邊只是一群赤手空拳的烏合之眾。

  最後，在說夠了灰色的牢房和規矩之後，我抄錄幾條中外正式法規作為一個光明的尾巴。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檢察院批准或者人民法院決定，並由公安機關執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

  這是1982年12月4日五屆人大通過的憲法。1912年3月11日，中華民國臨時參議院通過了《臨時約法》，這部推翻帝制後的第一部憲法規定：「人民之身體，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審問、處罰。」

  1912年3月12日，《臨時約法》公布的第二天，當時的革命家、從英國學習法律歸來的著名報人章士釗撰文質疑：「倘有人不依法律逮捕、拘禁、審問、處罰人，則如之何？以此質之《約法》，《約法》不能答也。」[92]

  章士釗由此談到了英國，他說濫用權力的欲望，中國人外國人都是有的，但是英國人發明了一種保障自由之法：「無論何時，有違法侵害人身之事件發生，無論何人，皆得向相當之法廷呈請出廷狀（Writ of Habeas Corpus, 現譯人身保護令），法廷不得不諾。不諾則與以相當之罰是也。出廷狀者，乃法廷之所發之命令狀，命令侵害者於一定期限內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也。英人有此一制，而個人自由全受其庇蔭。」

  2001年1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