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灰牢利害考

  灰牢對什麼人有利？對什麼人有害？這些利害又是如何分配的？

  在我的閱讀印象中，從灰牢制度中獲利最多的似乎是衙役。按照汪輝祖在《學治說贅》中的說法，衙役們很善於利用在押人犯牟取利益。盜賊嫌疑人，可以縱使夜出盜竊，得贓分肥。民事訴訟的牽涉人，可以用來作弊詐騙，索取利益。命案牽涉人，可以押在污穢不堪的處所，冬天凍他，夏天熱他，平時餓他，以此向他敲詐勒索。

  以上三種辦法只是一部分。我知道的辦法還包括：1、迫使在押人扳指無辜，然後敲詐無辜；2、向所有住班房的人索取高價飯食錢；3、調戲姦污在押女人；4、私下收錢放人；5、以關班房為威脅手段敲詐平民。

  如此說來，班房可算是衙役的利藪，他們自然是班房擁護者。但是衙役地位低下，官員們犯不上為了他們的利益而冒險違規。那麼，對衙役的上級領導來說，班房的利弊得失又如何權衡呢？

  張集馨看到了每年瘐斃一二千人的大弊病。1848年，他在四川臬司任上，嚴令拆毀全部卡房：「已往不究，以後如再有私設卡房者，定即嚴參。」

  張集馨在四川只管了一年多刑獄，拆毀卡房的命令貫徹得如何，出現過什麼問題，他沒有留下後續記載。話又說回來，他何必太執著呢？每年瘐斃一二千人，受到傷害的首先是被關押者及其家庭，然後是因此遭人怨恨的朝廷，而兩者的利益都不同於他的個人利益。張集馨下令拆毀全部卡房，說明他是一個還把朝廷和百姓的利益當回事的好官，為了做一個好官，他願意發一道公文。其實，身居副省長的高位，發一道公文很容易，畢竟取消班房的代價並不由他張集馨承擔。

  汪輝祖筆下也有禁革班房的記載。他說，數年前禁革班房，但那些臨時關押的實際需要仍然存在，於是官員們便讓衙役將人關押於「私家」，結果更難稽查，弊病更多，還不如關押於「公所」。

  汪輝祖一直在師爺和知縣的位置上轉，他親自查點班房，隨時審結隨時放人，以防衙役作弊。汪輝祖比張集馨更了解實際情況。他知道，禁革班房的代價是由被關押的人承擔的，他們將因此更容易遭到衙役的敲詐勒索。本來關押三五天的，很可能被悄悄關押上幾個月——在自己家裡，衙役們更加不受監督了，為什麼不乘機多擠榨一點油水呢？這真是一個驚人的觀點。原來班房並不是壞透了的東西，而是一種利益折中的產物，其中還包含了對被關押者適當保護的意思。

  

  由此看來，真正要緊的是那種「萬不得已而用之」的關押需要。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從汪輝祖談到的內容看，這種需要似乎關係到破案或斷案的效率，關係到官員們付出的努力和收穫的政績。在這方面汪輝祖說得比較粗略，既沒有詳細展開，更沒有追根尋源，而李昌平提供的當代案例正好可以補充上述不足。

  李昌平引用了一篇記者寫的調查報告，其中追究了監利縣小黑屋的歷史和產生原因。原文抄錄如下：

  據了解，監利縣動不動就是關、押、打、罰農民是從1989年開始的，發源於當時的城郊鄉。

  城郊鄉政府有一個『小黑屋』，各個管理區都有一班『打手』，名曰打擊抗糧抗款的壞分子的『糾察隊』，直屬鄉主要領導的指揮，備有橡皮棍、電棍、手銬等警具。城郊鄉的『小黑屋』因關押過一個特殊的『抗糧抗款的壞分子』——縣人大某主任的外甥而名震全縣，一時間也讓全縣上下『抗糧抗款的壞分子』聞風喪膽，製造了很多『冤案』。

  雖然城郊鄉的『小黑屋』在上級人大和檢察機關的干預下撤除，但沒有一個幹部因此受到處分，相反城郊鄉的領導同志還榮升了。在這樣的情況下，全縣的『小黑屋』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幾乎是各個鄉的各個管理區都有了，甚至有的村里也搞『小黑屋』。

  一個『小黑屋』就是一個監獄。在監利蹲過『小黑屋』的農民每年都數以萬計。

  這段調查寫得很清楚，關押的需要產生於徵收糧款的需要。有人抗糧抗款，基層政府不得不打擊震懾，於是，「灰牢」小黑屋出現了，「灰警」糾察隊也出現了。

  經過兩千多年的教育培養，中國農民一般是不抗糧的。在他們心目中，種地納糧乃天經地義之事。在名義上，皇糧一般也不太沉重，漢朝之後每畝三十稅一，稅率不過3.3%，抗糧又有正式監獄和一班如狼似虎的衙役伺候著，很有點得不償失。

  農民天經地義的觀念並沒有明顯變化，幹部方面卻有變化。他們要蓋超標準的辦公樓和宿舍樓，要買高級小車。天經地義應該由政府出面該做的事情，譬如蠲免賑濟，卻公然撒手不管了。

  不僅如此。按照如今的規定，農民的合理負擔不能超過年收入的5%，儘管這比漢朝之後歷代王朝的名義負擔多了1.66個百分點，農民倒也沒有不滿的表示，畢竟從前的數字也不過是個名義，何況什麼都在漲。但是一家人一年交2000多元，實在高得離譜。根據李昌平提供的數字，監利縣農民合理負擔的總額大約是1.7億元，縣政府同意徵收的是2.2億元，多收了5000萬元。經過層層加碼，全縣實際負擔的總額是3.87億元，比合理負擔增加了2億多元。超出了1.27倍。實際上，如今農民的負擔已經達到了全部收入的25%左右，比儒家經典的「什一而稅」高出一倍還多。這樣，農民抗糧的意願自然增加。他們覺得不公道，又覺得心疼，拿出這麼大的一筆錢來也確實有困難。

  政府收了這麼多錢幹什麼用呢？除了一次性的建樓買車之外，據李昌平介紹，主要用來發工資養幹部了。監利縣各級幹部任意安排親朋好友吃財政飯，導致人員嚴重超編。僅一個容城鎮財政所就有150多人，其中正式編制不過20來人，超編130多人。

  現在我們知道關押的需要從何產生了：根子在額外徵收的稅費。而額外的稅費又產生於超標準的辦公樓宿舍樓和小轎車，產生於嚴重超編的人員。

  這還不算完。李昌平說，在徵收出現困難，上級政府又嚴厲督催的時候，基層幹部經常向親朋好友借高利貸墊付，有的乾脆自己借自己的錢。2000年，監利的縣、鄉、區、村四級債務約10億元，為此，全縣每年支付利息約2億元，而全縣合理的農民負擔不過1.7億元，還不夠還高利貸的。每到收款的季節，鄉村幹部就拼命收錢，截留下來償還自已經手的高利貸。結果，利率高達20%的10億巨款，又成為新的農民負擔。於是，在超編人員工資和超標準的大樓小車之外，我們在灰牢背後中還可以發現第三種需要：幹部及其親朋好友構成的債主集團的利息收入。

  在上述背景上，農民的抗糧和幹部的鎮壓就很容易理解了。這是真實而要緊的利害衝突，灰牢就是這種衝突的產物，其功能是維護幹部受益、農民受害的利害分配格局。按說，超標準樓房、超編幹部工資和高利貸收益都不屬於合法權益，屬於利益分配的潛規則體系，但它們又確實獲得了地方權勢半公開的、瞞上不瞞下的支持，對治下百姓根本就不屑於躲躲藏藏。據此，我們可以把灰牢定義為支持「潛規則」和「橫規矩」的威懾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