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學習班續考

  以學習班之名，行關押拘禁之實，其歷史幾乎與學習班的名稱一樣悠久。

  1967年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大力辦好毛澤東思想學習班》，傳達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於是各種各樣的學習班紛紛湧現，許多讓人聯想起拘禁的名稱也先後亮相，譬如「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學習班」，「小偷小摸學習班」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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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讀到的正式出版物的記載中，具有灰牢性質的學習班早在1968年6月便出現了，距離最高指示的發表不過半年。據遇羅克的弟弟遇羅文在《我家》一書中記載，1968年春節後，他被關入北京半步橋監獄。1968年9月底的一天，「三輛卡車把我們這些人拉到了北郊的北京市第一少管所。原來，我們這些人是托毛澤東『辦學習班是個好辦法』的福，被送到這裡參加第二期學習班的。」

  遇羅文寫道：「第一期在三個月前到的這裡，在我們來之前已全部釋放回原單位。這無疑預示給我們美好的希望，但沒有人告訴我們一定釋放和哪天釋放。（一個多月後，輕工業學院一位大學生從這裡逃跑，就被毫不留情地抓了回來。）

  「這裡還住著一夥『學習班』，有五、六十人，我們私下叫它『黑干學習班』，成員都是被明確定為『黑幫』的子女，像劉少奇的女兒、賀龍的兒子等，已經在這裡好幾個月了，好象還沒有釋放的意思。」

  追溯到關於學習班的最高指示發表的日子，似乎並沒有追到源頭。專門研究延安時期的學者朱鴻召和我談起過當時常用的一個手段，就是把人扣下開會學習，不轉變立場不放人。他提到1942年10月召開的一次西北局高幹會，毛澤東作開幕報告，為了讓那些與毛主席不是一條心的人轉變過來，會期竟長達88天，不轉變就不散會。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我立刻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猜測那些被扣下的領導該如何打小算盤：脫離權位越久，自己的影響就越小，被別人代替的可能性就越大。再不轉變，想鬧二心也沒本錢了。

  這個故事使我更進一步理解了事物的複雜性。我們面對的並不是一個界限分明的東西。既然開會學習總要把人圈在某個特定的時空之中，與會者總要暫時喪失部分自由，那麼，圈三五個小時是圈，圈三五個月也是圈；小事小病可以請假准假，悠悠萬事惟此惟大一概不准請假——在這不間斷的連續系列上，拘禁關押與開會學習的分界究竟在哪裡呢？這種模糊性提供了一個空間，在此模糊空間之內，可以產生一種合法傷害他人的權力——這可是很有利用價值的東西。

  順便說一句，在延安整風運動中，學習班這個詞尚未流行，但是「學習組」和「整風班」已經出現。韋君宜在《思痛錄》中說她的丈夫「楊述被關在整風班裡，但天天凌晨要他們整隊到無定河邊去冒著寒風乾活。」韋君宜寫道：「整風！整風！毛主席的整風報告說得多麼有理，怎麼這裡卻是這樣乾的？」她說，「天真的我們，還以為這是地委幾個人幹的，楊述跑到延安去上訴。後來才知道，原來延安的情況比綏德更厲害。」

  韋君宜寫到的整風班活躍於1942年12月，但這仍然不是盡頭。在此之前，國民黨已經發明了訓導團和訓練班之類的灰牢，也是半天學習、半天勞動、集中關押。

  還可以再往前追。我在《清代社會的慢變量》一書中看到[89]，清朝末年，浙江省南潯鎮的鄉紳自發設立了「洗心遷善局」，將一些不夠繩以官法的「故家不類、市井無賴、鎮之不逞者」禁錮其中，朝夕巡邏把守，「局之司事者日與之講說善事」，「錮其身足使桀驁之氣不得不消，發其天良使愧悔之萌不得不力」，時間久了，這些被關押的人有了悔改之意，又有親族來保，再將其釋放。看來這已經是很地道的監獄學習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