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推想：變法改制

  第五推想是對第一推想的延伸。為了追求血酬的長期最大化，土匪既然願意建立保護掠奪對象的秩序，那麼，當某種秩序帶來的收益超過舊秩序時，立法者和執法者也應該願意變法，提高或降低對掠奪對象的保護程度。

  降低保護程度的變法就不多說了，歷朝歷代推出惡法橫徵暴斂的故事比比皆是。各級官僚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潛規則替換正式規則，也是中國社會的基本特徵之一。我們這裡著重考慮更加重大的制度變遷，看看變法改制的終點能推至多遠。

  據《清世祖實錄》（清世祖即順治皇帝，1644—1661年在位）卷九十記載：「向來血戰所得人口，以供種地牧馬諸役。」同書卷二十說，入關以後，「俘獲人口，照例賞給登城被傷之人。」[17]

  「血戰所得」之類的措辭表明，當事人確實有以奴婢為血酬的觀念。正如前邊提到的那樣，滿族統治集團最初就像土匪一樣掠人為奴。稍後，他們又像強盜一樣，以圈地的方式掠奪了15萬至22萬頃土地，分給八旗將士，讓奴僕為他們耕種。[18]主子對奴僕可以任意拷打虐待。這種制度安排對主子來說很痛快，操作起來既簡單又方便，蒙元初期也曾如此辦理。

  問題在於，奴僕可以偷懶，可以裝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還可能逃亡。順治三年（1646年），「數月之間，逃人已幾數萬。」1649年，奴僕「今俱逃盡，滿洲官兵，紛紛控奏。」1654年，「一年間，逃人幾及三萬，緝獲者不及十分之一。」從血酬的角度說，大規模逃亡意味著「無以慰其主而勸有功，」[19]制度設計的酬報和激勵功能喪失了。不僅如此，圈來的土地大量拋荒，「歷年並未收成，」失地者和逃亡者又紛紛當了土匪，這種結果未免讓人生出雞飛蛋打的感覺。

  

  滿清統治者的初步反應是雙重的，有退讓，也有進攻。

  先說退讓。順治四年（1647年），清政府下令：「自今以後，民間田屋不得復行圈撥，著永行禁止。」順治八年（1651年）再次下令：「將前圈土地，盡數退還原主。」康熙八年（1669年），皇帝再次反擊復辟的圈地行徑：「比年以來，復將民間田地，圈給旗下，以致民生失業，衣食無資，流離困苦，……自後圈占民間房地，永行停止。」[20]

  再說進攻。順治三年（1646年），「逃人法」規定：「逃人鞭一百，歸還本主。隱匿之人正法，家產籍沒。鄰右九甲長鄉約，各鞭一百，流徙邊遠。」[21]

  這些法規初看很奇怪。奴僕逃亡，換來的不過是一百鞭子並歸還本主，而隱匿者卻要被處死，還要沒收家產。被株連的鄰居和村幹部們也要挨一百鞭子，還要流徙邊疆。對逃亡者的懲罰，遠不如對被牽連者嚴厲。這種法規背後的計算是：奴僕像牛馬一樣是貴族立法者的財產，牛馬好不容易找回來了，總不能殺掉，那等於處罰財產的主人。而隱匿者卻是外人，無論處罰多麼兇狠，立法者也不會疼。

  對奴隸主來說，這確實是精明的計算。對天子皇帝來說，這卻是狹隘近視的計算。

  在滿清厲行「逃人法」之前四百年，蒙元也有類似的法律。1232年，蒙古大軍攻占河南，「俘獲甚眾。軍還，逃者十七八。」於是皇帝下令：「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亦連坐。」這種處罰窩主的方式似乎比滿清還兇狠，達到了「滅其家」的程度。這時，耶律楚材（1190-1244，官至元朝宰相）為皇帝另外算了一筆帳，他說，河南既然平定了，民都是陛下的，逃又能逃到哪裡去？何必因為一個俘囚，牽連處死幾十人上百人呢？

  當時，耶律楚材剛剛在中原建立賦稅體系，多一個百姓便可以多收相當於十幾元人民幣的稅，蒙元大軍的軍需就要依靠這些賦稅。為了那些二三流貴族的一點利益，破壞皇上的一片稅基，這種法律究竟對誰有利？

  於是，「帝悟，命除其禁。」[22]

  幾經周折之後，滿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窩主免死，處罰減輕。同時又從根本上修改奴婢或農奴制度，規定不得虐待奴婢，毆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後來，租佃制漸漸取代了農奴制，逃人的問題自然也隨之消失。

  我猜，兩千多年前井田制被「初稅畝」替代，大量服勞役的農奴成了納稅的自耕農，這種大包幹式的制度變遷，便可以解釋為統治集團對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樣，這種解釋也適用於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業，放鬆官家對工商業的壟斷，容許民間工業發展等一系列的新政策。

  殺人和害人本身畢竟不是目的，要獲得更大的利益，首先要創造條件讓牛羊長大，調動它們長肉和繁殖的積極性。根據血酬定律，同樣是劫掠，對象價值一萬元，或者價值一億元，血酬的價值可以相差一萬倍。那麼，創造條件讓對象發財，讓他們擁有幾十億的身家，即使把劫掠強度降低十倍，依然是非常合算的。

  山東軍閥韓復榘的做法更令人大開眼界。何思源在《我與韓復榘共事八年的經歷和見聞》中說，韓復榘野心不大，他感到保存山東地盤，也就很不容易，既怕蔣介石釜底抽薪，拉攏韓的部下從內部瓦解他，又怕蔣介石布下圈套，使韓落入陷阱。

  何思源說，韓復榘怕自己軍政內部日趨腐化，自己垮台。他常常說要改革，不然就會垮台。韓復榘請梁漱溟到山東辦鄉村建設，他說：「我不會改革，請梁來替我們改革吧！」韓復榘邀青年黨來山東，最後又想和共產黨合作，都是從需要改革的心出發的。[23]

  由此看來，為了收入的長期最大化，暴力集團的首領甚至可以搞改革，反腐敗。如此繼續走下去，暴力集團是否可能走到自己的反面，從人民的主人變成人民的僕人呢？

  我不清楚台灣的經驗應該如何歸類。在歐洲歷史上，可以看到城市市民集團重金購買自治權的故事。統治集團向市民們出售「自治特許證」，不妨理解為血酬或法酬的一次性徵收；出售主人權力，則可以看作變法改制權的有償轉讓，這本身就是根本性變法。中國的歷史經驗中缺少這類東西。雖然不流血的主僕互換並不罕見，但是，變成主人的從來也不是「人民」。「人民」是什麼？中國人民主要是農民，農民是一盤散沙，一粒一粒，互無關聯。那時候既無議會，又無農會，數千萬互無關聯的沙粒如何變成主人呢？變成了主人的又怎能算作農民——人民呢？

  2003年3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