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汝芳被驅

  張居正廢書院不是明帝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也不是最後一次。朱厚熜在位的1537年和1538年，兩次下旨廢天下書院，張居正是第三次，1625年，朱由校政府又第四次下令廢天下書院。朱厚熜和朱由校廢天下書院不必說，張居正廢天下書院的政治目標是清晰的：統一教育機構，不要又有學校，又有書院。這是有一定政治見解的，這種政治見解貫穿了他的執政始終，羅汝芳就是張居正這一政策的見證者。

  羅汝芳，1515年生於陽明心學的聖地江西，1553年中舉，和張居正建立了深厚的友誼。據說羅汝芳年輕時曾刻苦攻讀朱熹理學，無論如何都搞不通，最後病倒在床，家裡請了無數名醫，都無法使他痊癒。後來他老爹給了他一本《傳習錄》[5]，結果他看了幾頁，馬上生龍活虎。但他已不可能去向死了的王陽明學習，只好尋找陽明心學的真正傳人，於是他找到了心學左派大佬顏鈞。

  顏鈞見他很有可塑性，就把對陽明心學的認識告訴他：人的天賦道德觀念是永生不滅的，人只要發揚這種道德觀念就可以了，所以，人們的道德修養根本不必從「去人慾」入手。

  羅汝芳聽後，歡喜得手舞足蹈，在長期的修行和參悟中，他漸漸得出了自己的心學思想：人的目視、耳聽、飲茶、吃飯、早起、夜寐、相對、問答，以至於眼珠的轉動、肌膚的痛感，無一不是「良知」的作用和表現。由於人人都有良知，只要具備了一個肉體的形軀，就有了做聖人的條件，不用學不用慮，就可以造就「良知良能」。

  這也就是說，朱熹規定的，甚至是王陽明規定的那些「省、察、克、治」的「去人慾」手法實屬多餘。再向大了說，國家那些控制人思想和行為的一些毫無天理的法律也是多餘的，甚至大錯特錯，應該取消。

  羅汝芳在安徽太湖縣做縣令時，的確做出了一些成績。張居正曾寫信給他說：「您在太湖縣『所治是信心任理，不顧流俗之是非』，不愧是羅汝芳啊！」但他話鋒一轉，「王陽明說信良知後還應該去行，否則就不是致良知。我覺得無論是學問還是為政，都該落到實處。我聽說你在太湖縣搞無為，上級政府下的條文，你認為不可就不執行，你認為可就下令執行，卻從不去檢驗結果，這是不對的。」

  後來，羅汝芳又被調到安徽寧國府做知府。張居正又去信說：「真儒者必須要明白『體用』，『體』實際上就是學，行乃學之『用』，所以學最終必須落實到用上。」

  羅汝芳對張居正的教導很不以為然，回信說：「陽明先生也說過這些，無非是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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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居正又回信說：「陽明先生的知行合一意蘊相當廣泛，舉凡孝順父母、和朋友相交等等日常之事都在知行合一之內，而我所說的知行合一，指的就是處理政務方面。」最後他很委婉地說了這樣一句話，「非知之艱，行之惟艱，惟德其念也。」意思是，陽明學固然很好，但必須將其落實到從政的實際行動上並見出行政實效，才算是真的知行合一。

  表面看，張居正所說的知行合一也是在王陽明知行合一範疇內的，其實還有區別。王陽明當然主張知行合一需在從政上體現，但他是教人和育人並行，也就是說，地方長官不僅是個行政官員，還要是個老師，不僅要落實政策，還需文化育人。張居正卻認為，地方長官只要做好身為長官的職責就可以了，不要越位，不可有出位之想，教育並不是長官的事，甚至可以說，對百姓的教育可有可無。因為一個地方長官倘若通過講學等各種方式，為百姓啟蒙，那後果不堪設想。

  羅汝芳恰好身兼二職，既是行政長官又是老師。

  張居正當國後，羅汝芳恰好回京城述職，兩人多年不見，顯得分外親密。張居正問他：「最近在讀什麼書？」

  羅汝芳回答：「《大學》和《論語》而已。」

  張居正默然，許久又問：「可認真研究國家政策否？」

  羅汝芳淡淡地回道：「一直在為講學做準備，還未來得及研究。」

  張居正心裡冷笑：什麼叫為講學做準備，這麼多年來你在地方上一直就在講學，還用準備嗎？

  兩人的談話雖未不歡而散，但張居正已決心不會重用羅汝芳，然而他畢竟還是朋友，所以派他到山東東昌擔任知府。三年後，張居正聽說羅汝芳在東昌成為儒家高級培訓師，氣惱之下，再把他調到荒蠻之地的雲南，那裡政務不繁，百姓愚昧，離政治中心很遠，正好發揮他的講學才能。

  羅汝芳很不高興，在雲南待了幾年後，講學成果不錯，但影響力不足。他最想講學的地方是帝國的文化中心北京。1577年，羅汝芳回京述職，對張居正發出抱怨，說他想回京城。張居正知道他心懷不軌，所以給他畫大餅：再在雲南待三年，馬上把他調回京城。

  羅汝芳心花怒放，收拾行裝就要回雲南。可北京知識分子太熱情，非要留下他講課。羅汝芳心裡發癢，卻礙於張居正的關係，先是婉拒。北京知識分子們非要把他逼上絕路，三番五次來請。羅汝芳終於動心，但有個條件：離京城遠一點。

  這簡直小菜一碟，眾人就把他拉到北京遠郊門頭溝的廣慧寺里。羅汝芳一發不可收，連講三天，分文不取。

  消息馬上傳開，張居正得到消息後，暴跳如雷。他說：「羅汝芳在外地講，我眼不見心不煩也就罷了，現在居然跑到我眼皮底下講上了。」

  他對朱翊鈞說：「按制度，羅汝芳述職完畢就該馬上回雲南，可他卻擅自在廣慧寺講學，應將他革職。」

  朱翊鈞同意。羅汝芳就這樣被革職，直到張居正死後才被啟用。張居正對這位老朋友可謂是翻臉無情，毫無商量可言。這當然緣於羅汝芳講學的內容。

  羅汝芳說：「國家的綱紀法度就是桎梏，應該打碎它，砸爛它。」這顯然是在挑戰張居正持續不斷推出的法令，張居正不可能容忍這種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