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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唯有當我們透過一個外在於我們的共同目標，與我們的兄弟們結合在一起，我們才能自由呼吸，而經驗也告訴我們，愛絕不是互相凝視，而是一起往相同方向凝視。唯有連接在同一條繩索上的登山隊員才稱得上是夥伴，他們一起爬向映照在他們心中的同一座高山。若非如此，為什麼在這個一切講求舒適的世紀，我們在沙漠中與夥伴共享少得可憐的食糧時會感到如此圓滿的喜悅？相對於社會學家的預測，那又代表著什麼樣的價值？所有曾經在撒哈拉獲救的人都經歷過那種莫大的喜悅，與此相較，其他一切樂趣都變得微不足道。

  或許這就是為什麼當今的世界開始在我們周遭破裂。每個人都因為自己信仰的宗教而狂喜，認為它許諾了那份圓滿。所有人透過互相矛盾的字詞，都在表達同樣的激情。不同的推論結果帶來各異其趣的解決方案，我們為此爭辯、分裂，但我們的目標其實都是相同的。

  由此觀之，我們無須對世人的行為感到訝異。某個人原本不知道自己內心有個沉睡的陌生人，但在巴塞隆納一處無政府主義者的地窖中，他終於感受到那人甦醒了，無論那是基於犧牲精神、互助情懷，或某種關於正義的僵硬定義，當時間到了，他將只知道一種真理——無政府主義者的真理。假使某個人曾經在西班牙的修道院中目睹一群可憐修女，滿懷恐懼地跪在地上面對槍桿，我們不難理解他會願意為了捍衛宗教而犧牲。

  當梅莫茲成功克服安第斯山脈的詭譎狡詐，心中蕩漾著勝利的喜悅往西側的智利飛去，假如你批評他的做法，認為他不應該只為了一封商業文書而冒生命危險，梅莫茲只會在內心嘲笑你。因為當他飛越安第斯山時，他內心的人類誕生了——那是屬於他的真理。

  

  假如你想說服某個不惜發動戰爭的人，讓他明白戰爭的恐怖，你不該把他當成野蠻人看待。在對他下論斷之前，應該先試著理解他。

  我再舉個例子。里夫戰爭[50]期間，一名南方的上尉軍官負責指揮一個前哨，該哨所位於兩個山地叛亂區之間。一天晚上，他接見一群從西山下來的議員，大家按照交際禮儀一起喝茶，這時忽然爆發槍戰，是東山的部落下山攻擊哨所。上尉立刻把客人請走，準備投入戰鬥，但敵方議員回道：「今天我們是你的客人，天主不會允許我們拋棄你們……」他們於是加入哨所部隊，一起擊退來犯的敵人，然後他們返回西山高處的窩巢中。

  後來輪到西山部落準備攻擊哨所，他們在前一天派使者去見上尉指揮官：

  「那天晚上我們幫助你作戰……」

  「對……」

  「為了你，我們消耗掉三百個彈匣……」

  「對。」

  「你們似乎應該把彈藥還給我們。」

  心胸寬大的上尉不願意占人便宜，他知道西山的人基於高貴情操幫助過他，於是他把等量彈藥還給了他們。隔天這些彈藥就成為西山部落攻擊哨所的火力來源。

  對人類而言，真理就是使他成為人的東西。當一個人體認到那種人際關係中的尊嚴，那種遊戲規則中的忠誠，那種願意以生命為擔保的相互尊重，如果他有機會看到過那樣的高度，他怎可能認同另一種人——那些熱絡地拍著阿拉伯人的肩膀表示友好的煽動家，表面上逢迎諂媚，轉過頭去卻毫不留情地恥笑、踐踏他們——巧言令色的劣質善意!假如你跟他爭辯這問題，他對你只會感覺到一股夾雜著不屑的憐憫——而他有充分的理由這麼做。

  但我們同樣有理由痛恨戰爭。

  若想理解人類及人類的需求，從他的本質上認識他，我們就不該各自堅持自己認為的唯一真理，並據以製造對立。沒錯，你有道理，我也有道理，我們都有道理。邏輯可以用來推論出所有道理。就算一個人決定把世上所有不幸都歸咎於駝背的人，他也找得出他的道理。而一旦我們對駝背的人發動戰爭，所有人很快就會陷入攻擊他們的狂熱。我們會因為駝背者犯下的滔天大罪而報復，而駝背者確實也犯過錯誤。

  人類一旦接受分裂的狀況，就仿佛一整部《古蘭經》所述皆是不可撼動的唯一真理，於是狂熱主義隨之而來。假如我們想要挖掘出人類的本質，就必須忘記——哪怕只是暫時忘記——人與人之間的分裂狀態。我們當然可以把人類分成左派和右派、駝背者和非駝背者、法西斯分子和民主主義分子，這些區別自有其堅不可破之處。但要知道，真理應該能夠使世界簡化，而不是造成混亂。真理應該是能夠釐清普世意義的語言。牛頓並非透過解謎般的方式「發現」了什麼長久被掩藏住的法則，他完成的是一項創造性的活動。他建立了一種人類的共通語言，可以同時用來解釋蘋果落在草地上或太陽從東邊升起等現象。真理不是可以用邏輯闡述的理論，真理是能夠用來簡化世界的道理。

  討論意識形態有什麼用？一切都可以用邏輯推論，但一切也都可以造成對立。如果陷入這種討論，人類的救贖只會越來越遙遠；而無論我們身在何處，人類卻都展現相同的需求。

  我們都希望從困境中獲得解脫。拿鋤頭挖土的人會希望知道挖土的意義。一名苦刑犯被迫拿鋤頭挖土和一名探勘者拿鋤頭挖土是截然不同的事，前者無異於一種羞辱，後者卻是一個可以使人壯大的行為。挖土這個實質動作並不恐怖，苦刑不在於這個動作本身；苦刑的恐怖源自於毫無意義地挖土這個事實，因為苦刑者的勞力付出完全未能將他與人類社會聯結。

  於是我們想從苦刑獄逃走。

  歐洲有兩億人的生活沒有意義，但他們希望活起來。工業發展使他們脫離農業社會的語言，關進巨大的勞工階級小區，那裡就像擠滿黑色火車車廂的鐵路調度場。他們渴望從那黑暗的世界中甦醒。

  還有許多人陷在各行各業的牢籠中，他們無法暢享拓荒者、思想家、宗教創建者感受到的無上喜悅。我們以為如果要讓人類長大，只需要幫他穿衣服，餵他吃東西，滿足他的所有需求。我們慢慢在他們身上培養出目光短淺的小城政客、排拒心靈生活的技工，或庫特林[51]的書寫中那種小布爾喬亞。我們或許把他們訓練得不錯，但我們忘了怎麼好好陶冶他們。假如有人認為文化的養成靠的是背誦現成公式，那他對文化的理解就大錯特錯。一個資優班的壞學生對自然界和自然定律的認識或許多過笛卡兒或帕斯卡，但他是否擁有同等的思維和辯證能力？

  所有人或多或少都隱約感受到重生的需求，但有些解決辦法會騙人。當然我們可以讓人穿上軍裝，使他們顯得耀武揚威。於是他們會高唱軍歌，與袍澤共享麵包。他們將能找到他們追尋的東西，某種普世皆然的滋味。但他們吃完那塊麵包之後，也可能魂斷沙場。

  我們可以挖出木造偶像，或找回那些在某種程度上有其效用的古老神話，我們可以重建泛日耳曼時代或羅馬帝國的神秘信仰。我們可以讓德國人陶醉在身為德國人、身為貝多芬同胞的陶然醉意中。我們可以把這個民族每個煤倉的司爐工人通通灌醉。這麼做，當然比從一堆司爐工人中培養出一個貝多芬要簡單得多。

  可是這種偶像是殘忍而具破壞性的。一個人如果為知識進步或疾病醫療而死，他在死亡的同時，也服務了生命。為領土擴張而死或許也是美麗的事，但今天的戰爭會破壞它宣稱要保護的根基。現代人不再是靠犧牲一點鮮血來求取整個民族的生機。一旦飛機和芥子毒氣成為工具，戰爭就不再只是簡單的流血手術。人人掩蔽在厚厚的水泥牆後方，找不出更好的方案，於是只好夜復一夜地派出飛行隊伍直接轟爛對方的五臟六腑，炸掉他們的神經中樞，癱瘓他們的生產及貿易。勝利屬於最後腐爛的一方。但到最後，雙方是腐爛在一起。

  當世界化為沙漠，我們渴望找到友伴；同袍共享一塊麵包的情誼使我們接受了戰爭的價值。但我們不需要戰爭，就可以在共同奔向同一目標時發現旁人肩膀的熱度。戰爭欺騙了我們。仇恨並沒有為這場奔跑帶來更多狂喜。

  為什麼要互相仇恨？我們是一體的，我們生活在同一座星球，搭乘的是同一艘船。不同文明如果能相輔相成，共同切磋出新的發展因子，那是一件好事，但要是它們互相吞噬，那就會造成可怕的後果。

  人類若想從他所處的困境中解脫，其實只需要設法找到某個能把人連結起來的目標。既然如此，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找出足以維繫所有人的方式。醫生對病人進行聽診時關注的不是那個特定病人的呻吟，他是在為人類治病。醫生說的是普世的語言。同理，當物理學家思索那些天理般的方程式，藉以同時理解原子和星雲，他也是在做一種普世皆然的追尋。山上的牧羊人也一樣。他只是在星空下卑微地看守幾隻羊，但當他真正意識到他扮演的角色，他會發現自己不只是個仆傭，而是個尖兵，而每一個尖兵都必須為整個帝國負責。

  你以為那個牧羊人不會渴望有這種自覺嗎？我曾經在馬德里前線走訪一所離戰壕只有五百米的學校，它位於一座山丘上，設在一堵小石牆後方。一名中士在那裡教植物學。當他用手抽絲剝繭地解析一朵罌粟花的脆弱構造時，他吸引了許多駐防在附近泥土堆里的大鬍子士兵。儘管炸彈會沒有預警地落下，他們卻像朝聖般前來，在士官周圍盤腿而坐，雙手撐著下巴聽他講課。他們皺眉、咬牙，聽不懂多少上課內容，但有人曾罵過他們：「你們這些大老粗，簡直像剛從野獸窟里冒出來，趕快追上人類的腳步吧!」於是他們拖著沉重步履，趕緊過來設法追上人類。

  無論我們扮演的角色多麼卑微，只有在我們意識到自己的角色之後，我們才能真正快樂。唯有這樣，我們才能平靜地生活、平靜地死去，因為為生命賦予意義的東西，也可以為死亡賦予意義。

  死亡如果是依循著一定的定律發生，它可以非常甜美。當一位普羅旺斯的老農夫在他主宰大地的生涯結束時，把他的羊群和橄欖園交給他的兒子，讓他在若干年後再交給他兒子的兒子，那樣迎接死亡是一種圓滿。每一個生命都在時間來到時如豆莢般爆開，讓種子撒落在大地上。

  有一次我跟三名農夫一起在他們的母親逝去的房間裡。當然那是個哀痛的時刻——生命的臍帶第二次被剪斷了，一個連接兩個世代的結第二次被解開。那三個兒子發現自己孤獨無助，必須重新學習人生，他們不再享有節日時共進大餐的家庭餐桌，沒有了原本他們圍繞在四周的那根支柱。可是我在那個斷裂的情景中也發現人可以被第二次賦予生命。那幾個兒子也將成為隊長，他們也將成為眾人圍繞的中心，成為一家之主，直到有一天，他們把棒子轉交給曾經在庭院裡玩耍的一群小孩。

  我看著那位母親、那個躺在床上的老農婦，她的臉龐平靜而堅毅，她雙唇緊閉，臉孔宛如一個石頭面具。我在那張遺容上看到她兒子們的影子。那張面具曾經印製出她兒子們的面容，那副身軀曾經模鑄出他們那俊美的人類形體。現在她毀壞了，她平躺在那裡，像果肉已經被剝完的水果外殼。但接下來，她的子女們也會用他們的肉體模造出他們的小小人類。人類在農場上不會死去。母親死了，母親永遠存在。

  哀傷是真確的，但那傳承的意象是如此簡單，一個個白髮蒼蒼的身影在生命的道路上倒下，但人類依然在那路上行走著，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蛻變，前往某個難以描繪的真理。

  這就是為什麼那天傍晚，當那個鄉下小村莊的教堂敲響死亡的鐘聲，我感覺蕩漾在空氣中的不是絕望的音符，而是一種幽微而溫柔的輕快節奏。同樣的鐘聲伴隨無數葬禮和洗禮，這一次，它又向世人宣告一個世代交接給了下一個世代。聽著鐘聲為這位老太太和大地的婚禮奏出禮讚，我們感受到一種莊嚴與平靜。

  世代交替像大樹成長般緩慢進行，它傳承的不僅是生命，還有意識。這是個多麼神秘的晉升過程!從混沌到融合，從星辰的岩漿噴涌到第一個有機細胞奇蹟般形成，人類逐漸出現，並且慢慢提升了自己，直到能夠譜寫華麗的大合唱，計算出銀河的重量。

  母親不只傳承了生命，她也教給她的子女們一種語言，交付給他們一個千百年來緩慢累積的行囊、她自己接收到的心靈資產，正是那滿滿一袋的傳統、概念和神話，使牛頓和莎士比亞與生活在洞窟中的原始人有了天大的不同。

  一種饑渴的感受使炮火下的西班牙戰士願意聚集在矮牆邊聽植物學課，使梅莫茲勇敢飛往南大西洋，使某個人寫出動人詩篇。當我們感覺到饑渴，我們隱約發現創世尚未完成，我們還得努力對自己和天地萬物有更明晰的意識。我們必須在夜空中拋出橋樑。只有一種人不懂這個道理：他們把自私和無所謂當成最大的智慧。但一切都告訴我們，那絕非智慧!夥伴啊，我的飛行夥伴們，請你們當見證：我們是在什麼時候才感到真正快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