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歷史學與歷史學家

  20世紀對英國來說是一個大起大落的時代，兩次世界大戰一會兒把英國推進絕望的深淵，一會兒又讓它浮上勝利的高潮。歷史學研究不可能超越這個時代背景，它同樣有希望也有失落。

  歷史學的專業化傾向加強了，過去那些有錢有閒的紳士用業餘時間寫作歷史的情況不再存在，歷史學家需要經過專業的培訓，大學教授的職位增加了，其人數之多足以使他們每個人都專門集中在一個非常狹小的範圍內。但這是個十分危險的傾向，結果是歷史學與公眾進行交流的機會減少了。專業化傾向與大量增加的史料有關，隨著越來越多的檔案向公眾開放，更多的文件需要歷史學家去整理，在歷史學界，要成為無所不知的通才已經不大可能。當歷史學家在自己專業的範圍內忙於梳理時，他們發覺對研究範圍之外的事幾乎一無所知，滿足不了公眾的要求。公眾於是表示不滿，史學家的隊伍便分成了兩派，一派仍然致力於專業化研究，另一派則想為歷史提供意義，提供一種歷史哲學。

  費邊社歷史學家就試圖提供這種哲學。20年代末，英國工黨開始掌權，歷史學家以同情的目光審視這個過程，嘗試解釋其中的原因。他們研究工業社會的歷史，展現勞工經歷的苦難，尋找工黨與工會運動之間的關係。1894年韋伯夫婦出版了《英國工會運動史》（History of Trade Unionism),1897年又寫出《工業民主》（Industrial Democracy）。此後，韋伯夫婦寫了許多著作，其內容涉及司法、地方政府、城鎮、農村勞工等等，十分有力地揭示了工業社會對工人生活的影響。他們之後，另一個費邊主義者G.D.H.柯爾同樣多產，同樣有才華，他的多卷本《社會主義思想史》（AHistory of Socialist Thought）至今仍有巨大的影響。第三位重要的社會主義歷史學家是托尼，他在社會史與經濟史研究中使用馬克思主義思想，同時也使用馬克斯·韋伯的思想。托尼強調普通勞動者的歷史地位，作為一個基督教社會主義者，他相信對勞工的同情合乎人類本性。他為工黨寫了不少小冊子，並為工人教育委員會做了大量工作。不過，最讓人難忘的是他的《宗教與資本主義的興起》（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1926年），這本書奠定了英國宗教社會學的基礎。他在書中說：歷史的任務是「鼓勵和激起人們生存的勇氣，而不是製造屍體，通過擴大人們的知識範圍來增強人們的理解力，從而在我們時代面臨的問題中看到新的天使」。自托尼以後，社會史就更加是「沒有政治的歷史」了。

  隨著這種趨勢的發展，人們對歷史是藝術還是科學的老問題失去了興趣，歷史學家把注意力轉移到過去與現在的關係上。柯林伍德（R.G.Collingwood）發展了義大利哲學家克羅齊的觀點，認為過去並非是一堆死去的材料，而是活生生的體驗物；歷史包含著對過去的理解，而這種理解只能通過歷史學家的思考和體驗完成。歷史學家需要運用想像力，但過多的想像又可能破壞歷史的真實。如果認為歷史獨立於歷史學家而存在，那麼，它要麼有一個客觀的判斷標準，要麼就得承認有多少個歷史學家就有多少個標準，在這種情況下，歷史就是對過去的探討。然而對置身於歷史之外的人來說，由於無法體驗當時人的真實感情，過去也就沒有意義。但是從另一方面說，假如歷史的意義需要到歷史之外去尋找——無論是到基督教還是到馬克思那裡去尋找，如果不經過與史料對話，就有可能毀掉歷史學。

  劍橋學者赫伯特·巴特菲爾德（Herbert Bartfield）揭示了歷史學的另一種危險傾向，即根據現在的需要去解釋過去。他攻擊輝格派史學家如馬考來和屈維廉等人，他們把路德看作宗教自由的起點，把以後發生的事看作是進步與反動的鬥爭，而歷史學家永遠站在進步這一邊。這種輝格派觀點遭到巴特菲爾德的猛烈攻擊，他認為，「假如我們把現實看作是絕對的而把過去的歷代人的事跡僅看作是可以提供這種能力的，我們沒有認識到在一系列的事件中，我們自身也是相對的，我們喪失了發現我們自身的思想和偏見在歷史長河中應有位置的時機」。

  巴特菲爾德自己的觀點是：歷史學家不是要發表一個一般性的宣言，而是要進行細節的考證；歷史不是解決問題的手段，而是一種工具，幫助人們認識到過去是多麼複雜。他的觀點對那些正在做細緻研究的學者來說，當然很有吸引力，但對公眾而言，他們已經被歷史學家的微末細節攪得昏頭脹腦，巴特菲爾德更讓他們鑽進羊腸小道，因此對歷史學完全喪失興趣。

  這個時期英國最著名的歷史學家是劉易斯·納米爾（Lewis Namier），一個波蘭出生的猶太人。納米爾可以說是他那個時代的產物，在他身上可以看到多種思想的痕跡，其中包括卡爾·馬克思。納米爾從弗洛伊德那裡學到了對歷史人物進行心理分析的技巧，他強調心理因素在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他欣賞無窮無盡的歷史文獻，認為這些是歷史研究的基礎。有人說納米爾不具備歷史精神，因為他不相信意識形態。納米爾毫不掩飾地認為：「一個人的自由心靈越是不受政治主張和信條的束縛，他的思想成就也就越大。」納米爾是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同時也是心理學家，他善於從表面的事件中尋求事物的本源，認為歷史學家不僅要考慮一個人怎麼說，更應該看他怎麼做，因此，私人檔案比公共檔案更重要。

  1929年納米爾出版《喬治三世繼位時期的政治結構》（The Structure of Politics atthe Accession of GeorgeⅢ），這本書讓他一舉成名，並且對歷史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納米爾證明了歷史學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願來安排史料，而不是在堆積如山的史料面前畏縮不前。他還開創了一種研究組織機構的新方法，那就是對組織中的每一個人進行研究，將他們的交往、語言和行動加在一起，就能剖析組織的性質。這種方式受到了史學界的熱情歡迎，並形成一個「納米爾學派」。但納米爾的危害也是不容否認的，他忽視思想和原則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同時，由於把組織機構分解開來進行研究，就把一些原本是真實的東西也否定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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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是利頓·斯特雷奇（Lytton Strachey），他認為自己的使命是拯救歷史，把歷史從沉悶的史料堆砌中解放出來。他想恢復馬考來的傳統，認為歷史學家首先是藝術家，掌握歷史表現的藝術，遠比一般藝術困難得多。不加解釋的真理只是埋在地下的無用金礦，只有解釋了才有用處。斯特雷奇在1918年出版《不朽的維多利亞人》（Eminent Victorians），該書用優美的散文加上閃爍的機智與幽默吸引了讀者，無聲地轉達了維多利亞精神。他還寫過一本大受歡迎的著作《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在批判技巧和心理描述方面進行了成功的嘗試。

  除斯特雷奇外，還有一些歷史學家努力與公眾溝通，他們的嘗試受到傳統歷史學家的冷遇，但他們並不氣餒。他們想創造一種宏觀史學，與原有的微觀史學並列。使用這種新方法的第一位大師是德國人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Oswald Spengler），他在1918年發表的《西方的沒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第一卷，引起了廣泛關注。他對人類文明抱有一種悲觀的態度，認為文明都有誕生、成長、衰老和死亡的過程。這種思維方式在英國史學界引起巨大震動，催生了新一代的歷史學家，其集大成者是阿諾德·湯因比（Arnold J.Toynbee）。

  湯因比用樂觀主義的態度對待文明興衰，他與斯賓格勒觀點相反，卻仍有許多相似之處。兩人都用宏觀的方法研究歷史，都把文明作為歷史研究的單位。在湯因比的巨著《歷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中，他列舉了二十幾種文明，並以一種大師的手筆描述這些文明的興衰過程。他還從文化、哲學、心理學、社會學的角度對這些文明加以敘述，表現出一種宏大的氣派。《歷史研究》有很高的學術價值，並開拓了人們的視野。但它同時也受到許多學者的攻擊，因為湯因比闖進了一個又一個專門的領域，受到專家們的批評，專家們發現這裡的事實不對，那裡的材料不足，有知識的人對整部著作的學術價值失去信心，有人甚至認為《歷史研究》根本就不是歷史學著作，而是小說。他們認為湯因比和斯特雷奇一樣，是先有計劃，再選擇史料的。

  儘管學術界議論紛紛，公眾的反應卻十分踴躍，人們對書中的觀點十分滿意，因為它讓歷史具有意義。與斯賓格勒一樣，湯因比也從歷史預測未來，但他的結論讓人高興，他認為西方文明尚未解體，仍舊處於發展狀態，因此，西方文明仍有希望。這樣的見解對於西方讀者來說，是值得欣慰的。

  湯因比在這種「文化形態歷史觀」中提出了許多令人深思的問題，其中最著名的或許是「挑戰與應戰」理論。湯因比認為任何文明都會不斷遭到來自內部與外部的壓力，這些壓力構成了挑戰。如果某種文明活力尚存，它就能夠應付挑戰；而一旦喪失活力，它就無法應付挑戰進而逐漸衰亡，這時，文明內部的「無產者」便會推翻統治者，創建一種新的文明，或者，文明外部的敵人會攻入文明的內部，使其瓦解。

  「挑戰與應戰」之說成了西方學者的熱門話題，如何保持西方文明的活力，也成了許多西方人關注的問題。湯因比還衝擊了「西歐中心論」，讓西方人認識到：世界上不僅有西方文明，還有很多其他文明；西方文明若固步自封，也會有消亡的一天。這樣的警示對西方歷史學家後來編纂真正的「世界史」，無疑起到了推動作用。

  20世紀上半葉的英國歷史學家中，喬治·馬考來·屈維廉（G.M.Trevelyan）是另一位有重大影響的學者。他早年就讀於劍橋大學三一學院，是阿克頓（Lord Acton）的學生。他的史學方法受兩方面的影響：一是他的舅舅馬考來（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認為歷史是哲學和詩學的結合，歷史學家應注重文學描寫；一是他的老師阿克頓，認為歷史應該是「客觀主義」的。他先後出版了不少著作，最主要的是1926年出版的《英國史》（History of England）。不過，今天人們更為關注的是他在社會史方面的貢獻。社會史興起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是一種與政治史相對的歷史學。屈維廉在1944年出版《英國社會史》（A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這是第一部從社會史角度撰寫的英國通史，按照屈維廉的看法，社會史就是「把政治排除在外的人民的歷史」。

  社會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蓬勃發展，出現了許多社會史學家，多數社會史學家的路子與屈維廉並不相同，他們從不同角度恢復歷史上的社會狀態，比如勞工、婦女、教育、宗教等問題，而屈維廉的社會史其實只集中於衣食住行。

  在社會史學家中，理論方面做出劃時代貢獻的是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E.P.湯普森（E.P.Thompson），他的成名作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湯普森認為工人在創造歷史的同時也創造了自己，從而完成了工人階級的「形成」。他提出一個關於階級和階級形成的理論，在他看來，階級不是社會中預先就有的「東西」，而是「產生」出來的；不是先驗的「存在」，而是一種「關係」。當一個人出生時，他就進入某種生產關係，這種關係決定了一個人日後的經歷；處於相同生產關係中的人會有大致相同的經歷，這就構成了階級經歷。當一批人從共同的階級經歷中得出結論，認為他們有共同的利益，並且這種利益與他人不同時，階級就產生了。也就是說，只有當階級本身意識到自己的存在，即通常所說有了階級覺悟時，階級才算形成。但階級對自我的意識又只有在許許多多的歷史事件中才能取得，因此，階級只有在歷史的運動中才體現出來，是個歷史的「形成」。

  除《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之外，湯普森還寫過許多有分量的論文，對普通民眾的生活、習慣、文化等作了別具一格的剖析，這些論文後來以《共同的習慣》（Customsin Common Studies in Traditional Popular Culture）為名編輯成冊，其中分為兩類，一類是描述性的，另一類是論戰性的。第一類論文中會分析一些民間風俗，得出十分有趣的結論，比如英國在18世紀曾有一種「賣妻」現象：丈夫用繩子把妻子牽到市場上賣掉，此後雙方就一刀兩斷。這種賣妻現象曾一度使英國學者感到難堪，因為它給「文明」的英國抹了黑。湯普森卻指出：這是在一個婚姻關係由宗教的紐帶嚴格地束縛、離婚幾乎不可能的社會中下層百姓不得已而為之的離婚手段，「賣妻」是雙方協議的結果，表示一種好離好散的意思。因而，這實際上是對女子愛情選擇的一種讓步，體現著社會在特殊情況下的一種進步。第二類文章理論性比較強，其中比較突出的是「沒有階級的階級鬥爭」。湯普森認為，18世紀的英國社會是一個兩極社會，一方是紳士，他們是統治者；另一方是平民，他們是被統治者。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具有相同的意識形態，即英國傳統的家長制觀念，在這種觀念指導下，統治者要管好社會，要保證被統治者的基本生存；被統治者在此前提下則接受統治者的統治，於是雙方處在一種平衡狀態中。一旦統治者沒有履行自己的職責而讓被統治者感受到生存危機，被統治者就會鬧事，提醒統治者回歸正軌。這種衝突是「沒有階級的階級鬥爭」，因為階級尚未形成，鬥爭已經開始了。總之，在18世紀的轉型時期，傳統與習俗起著雙重作用：一方面它維持著統治者的霸權，使之能夠繼續統治；另一方面，民眾又借習俗的力量保護自己，從而在統治者的霸權框架內構造一個民眾的文化。

  作為一代宗師，湯普森在史學領域的影響是深遠的，這個影響遍及歐美，甚至及於世界。湯普森的思想深度引人讚嘆，給人以強烈的衝擊力。

  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是英國史學界一個顯著的特徵，其他代表人物還有克里斯多福·希爾（Christopher Hill）、艾瑞克·霍布斯鮑姆（Eric Hobsbawm）、羅德尼·希爾頓（Rodney Hilton）、維克多·基爾南（Victor Kiernan）、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多納·托爾（Dona Torr）、喬治·湯姆森（George Thomson）等。

  希爾曾經是英共黨員（湯普森也是），二戰結束後與其他幾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組建「共產黨員歷史小組」（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並創辦《過去與現在》（Pastand Present）雜誌。希爾主要關注17世紀的英國史，是英國革命史專家，負有盛名。他先後出版過《清教與革命》（Puritanismand Revolution）、《英國革命的思想起源》（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English Revolution）、《天翻地覆》（The World Turned Upside Down）、《革命世紀》（The Century of Revolution）等著作，認為17世紀的英國革命是資產階級革命，這個觀點在《革命世紀》中表現得最為徹底。

  霍布斯鮑姆是另一位重要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他的「年代四部曲」（The Age of Revolution,The Age of Capital,The Age of Empire,The Ageof Extremes）是久負盛名的經典之作，對18-20世紀的西方資本主義史做了全景式的闡釋。他對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社會經濟史頗有研究，然而使他成為世界知名的歷史學家的，則是他關於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研究。《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since 1780），其中提出：「民族」是18世紀尤其法國大革命以後才出現的一種新的社會現象，只有在民族認同的基礎上才形成民族，因此，是民族主義締造了民族。這個觀點與湯普森的階級「形成」的理論異曲同工，而強調群體意識在群體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是英國馬克思主義歷史學派的共同特點。

  關於民族國家，霍布斯鮑姆認為那是為國家的利益而想像出來的現代產物，因此是有問題的。他雖然是一個猶太人，但始終反對猶太復國主義，而強調他的超民族主義，有評論家認為：「或許由此我們可以深入理解霍布斯鮑姆的政治智慧，他試圖把人類從狹隘的種族和民族身份中超拔出來，進入一種真正的大同主義和人道主義境界。」

  作為一個「無悔的共產主義者」、一個倡導「社會歷史」研究並秉持「全球史觀」的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一生著述頗豐。他的研究以「漫長的19世紀」為主，同時還延伸到17、18世紀及「短暫的20世紀」，而他研究的地理範圍則從英國到歐洲大陸，甚至還包括拉丁美洲和其他地區。此外，他的研究對象也不局限於歷史學，他還以弗朗西斯·牛頓為筆名留下許多政治、社會與文藝評論，兼具社會學、文化學和人類學的視角。和其他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一樣，他關注社會底層，包括土匪和強盜這些不入大雅之堂的社會群體，寫過《原匪：19-20世紀古典式社會運動研究》（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非常民：反抗、造反與爵士樂》（Uncommon People Resistance,Rebelion and Jazz）、《匪徒》（Bandits）等作品。

  「自下而上地寫歷史」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史學的新思潮，非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也採用這種新視野，從而使歷史學進入一個新的繁榮期。在這方面，勞倫斯·斯通（Lawrence Stone）是一個代表性人物，他關於婚姻、家庭和貴族制的研究反映了英國新社會史的成果。他的作品包括《貴族的危機》（The Crisis of the Aristocracy,1558-1641）、《開放的精英？》(An Open Elite'England1540-1880）、《家庭、性和婚姻》（The Family,Sex and Marriage in England,1500-1800）、《離婚之路》（Roadto Divorce:England,1530-1987）等。由於受託尼影響，他主要關注近代早期的經濟與社會史。他善於運用統計學方法，利用大量案例或數據來說明自己的觀點，比如在《開放的精英？》一書中，他利用赫福德等三個郡大約260年中貴族和鄉紳在地產管理、莊園建造、家產傳承、家庭關係和婚配離異等諸方面的檔案進行研究，為了解都鐸王朝後期至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精英階層的歷史提供了翔實的資料，並予以解讀。

  20世紀後期另一位重要的歷史學家彼得·伯克（Peter Burke）擅長文化和思想史，在史學理論和方法方面亦有不少建樹。他的代表作包括：《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 in Early Modern Europe）、《以圖證史》（Eyewitnessing The Uses of Imagesas Historical Evidence）、《知識社會史》（ASocial History of Knowledgefrom Gutenberg to Diderot）、《編造路易十四》（The Fabrication of Louis?）、《什麼是文化史》（Whatis Cultural History）等。他迎合當時的新文化史潮流，試圖用文化這一抽象的概念去解釋人類社會的發展軌跡，從而在歷史研究中獨闢蹊徑。

  最後，我們要介紹一位為中國的英國史學科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英國歷史學家：哈里·狄金森（Harry Dickinson），他是愛丁堡大學教授、著名的18世紀史專家，作品有《博林布魯克》（Bolingbroke）、《沃爾波爾與輝格黨優勢》（Walpole and the Whig Supremacy）、《自由與財產》（Liberty and Property）、《18世紀英國的大眾政治》（The Politics of the People in 18th Century Britain）、《英國激進主義與法國大革命》（British Redicalism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等等，共十多部，並擔任過《歷史》（History）雜誌主編和英國皇家歷史學會副主席。1980年他第一次到中國，是第一個與中國歷史學家接觸並帶來英國史學界最新研究成果的英國歷史學家。此後三十多年中他先後二十多次來中國，幫助培養了好幾代博士研究生。中國的英國史學界都知道他的名字，很多人得到過他的幫助或指導。他與中國同行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是這個領域的英國籍「白求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