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學術與科學

  英國人重視學術和科學研究，認為這是個人才智得以充分發揮的創造性活動，因此是高尚的勞動。在這些領域，產生了不少世界級的大師。

  貝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是其中的一位。按艾耶爾（A.J.Ayer）的看法，羅素是位罕見的哲學家，他不僅把哲學中的一些專門問題與自然科學結合起來，而且與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結合在一起，此外還參加政治活動。他的著作涉及面非常廣，但他的學術地位，主要是由他的哲學著作、特別是他在青年和中年早期完成的著作樹立的。

  羅素的重要貢獻在邏輯哲學方面，在這方面他繼承了英國經驗論的古老傳統。他認為，我們的一切信念都需要用哲學來證明其合理，當然，他並不認為通過哲學論證能夠解決諸如寫字桌的存在或滑鐵盧戰役的結果等等的經驗論問題，也不認為它能夠解決偶數集的存在或畢達哥拉斯定理的效准這樣的形式問題。但他認為哲學的論證仍然是必要的，原因是，在回答這些問題時，需要斷定一些命題，除非我們有權利相信某些類型的實體的存在，否則我們就沒有權利接受這些命題，換句話說：除非有物質的客體，否則就不可能有桌子；除非有進行戰鬥的人，有進行戰鬥的地點和時間，否則就不可能有戰役；必須先有數，然後有些數才會是素數。但是我們是否有理由以及在什麼意義上能夠確認物質客體或人或空間中的點或過去的事件或數的存在呢？這就需要進行哲學討論。

  羅素認為，我們從最不容易懷疑的要素出發，然後看從這些要素中可以構造出什麼東西來，或從它們能推論出什麼東西來。由此他認為：「科學的哲學研究的最高準則是：在任何可能的地方，都要用邏輯構造來代替推論出來的實體」，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證論證的真實性。換言之，當給予的某一種規則可以把關於A的陳述翻譯成一套關於B、C、D的陳述，後者至少具有相同的事實內容時，則一個客體A就表明是一個由一套客體B、C、D所構成的邏輯構造。羅素強調為了正確地解決哲學問題，必須運用邏輯技術，由此他甚至認為邏輯就是哲學的本質。同時，因為羅素所願意揭示為邏輯構造的實體已經在我們的信念體系中起過重要作用，構造它們的過程便採取一種分析過程的形式。正因為如此，羅素也常常被說成是分析哲學家。

  羅素的思想涉及很廣，這裡不可能一一提及，但他關於一個古老的命題，即心靈與物質的關係問題，還是值得一提。他認為，「世界由這樣的一些事實構成，這些事實不管我們願意怎樣去設想它們，都保持它們自己本來的樣子」。那麼，構成世界的事件特徵是什麼呢？一種為許多人所同意的看法是：客體或事件可以分為心理與物質的兩類，它們並不重合。羅素反對這種看法，他聲稱：「我認為，構成我們經驗世界的素材，既不是精神，也不是物質，而是比精神和物質都更原始的東西。」羅素認為中立素材是構成心靈與物體兩者的潛感覺材料，按照心靈與物體所包含的共同元素的不同的群，就形成了心靈與物體的不同。不過，以後羅素又放棄了這個被稱為「中立的一元論」的立場，而贊成把物質的客體表述為推論出來的實體，而不是邏輯的結構。羅素反覆強調，我們不能知道這些外在客體的內在性質，也不知道客體是否可以還原為事件，所以，如果認為客體具有我們用以說明我們知覺的性質，這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同時，羅素主張，我們沒有正當的理由相信，客體除與知覺有純粹結構的相似之外，還有另外的什麼東西。

  羅素對世界的描述包括他認為心靈與大腦一致，物質事件與它們所引起的知覺有結構上的符合，這些看法都有一個特點，那就是企圖使世界的圖景與現代科學理論相協調。羅素認為：「科學並不是在任何時候都是完全對的，但它也很少是完全錯誤的，而且，它作為一種規則，比非科學的理論有更大的可能性是正確的。因此，把科學理論作為假設而加以接受是合理的。」

  

  羅素是一個有創見的哲學家，他的思想對20世紀的哲學產生了重要影響。此外，他還是一個社會活動家，他關心人類的命運，關心婦女的權利。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是另一個有影響的英國哲學家，他原籍奧地利，後移居英國，1945年才加入英國國籍，此時他的思想已經很有影響了。波普爾把他的哲學定名為「批判理性主義」，其中包括「證偽主義」和「社會改良」兩個方面。1965年，他被授予爵士稱號，並且是英國科學院院士和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

  波普爾早在30年代就提出了和邏輯實證主義者不同的看法，他把科學哲學叫作「科學發展的邏輯學」，認為它的任務不是研究科學知識的結構，而是研究科學知識的發展。正因如此，他的主要影響來自他的科學哲學，雖然他廣泛涉及了科學和社會問題。

  波普爾承認科學哲學是認識論，同時又認為：「認識論的中心問題歷來是而且現在仍然是知識的增長問題。而研究知識增長的最好途徑是研究科學知識的增長。」研究知識增長，就不能只分析概念，而必須對科學問題、理論和方法以及科學討論進行分析。也就是說，研究知識的增長，就要研究人們獲取知識的過程，不能脫離科學發展史而單純對現成的科學理論進行邏輯分析。

  波普爾的科學哲學是針對邏輯實證主義的經驗主義哲學的，是對現代自然科學作出的唯理主義反應。波普爾據此建立起嚴密的「猜想反駁方法論」，這是他的科學哲學乃至整個哲學的主體。他的主要哲學著作是《研究的邏輯》，1959年以《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為名發行英譯版。1963年出版《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Conjectures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1972年出版《客觀的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就哲學貢獻而言，第一本著作提出了他的批判理性主義觀點，第二本建立了猜想反駁方法論，第三本則倡言他的三個世界的學說。

  邏輯實證主義是現代自然科學革命的第一個哲學產兒，其本質是從經驗主義出發，運用現代邏輯工具對科學革命做方法論總結。囿於經驗主義，它把科學知識歸結為通過歸納法從經驗確立起來的即將得到證實的真命題，科學的發展是這種命題和由它們構成的理論的累積；它把方法論分析局限於用形式邏輯的工具對現成知識——概念、命題和理論等等——做靜態的分析。因此，它最終只建立了關於科學證明的現代邏輯方法。

  現代自然科學此時最需要的是建立科學發現的方法論，波普爾正是順應此種需要提出了自己的理論。首先，他建立了同邏輯實證主義針鋒相對的科學知識觀，這就是反歸納主義證偽主義，它的結論是「知識是假說」。他認為，現代自然科學表明，科學的精神是批判，也就是不斷推翻舊理論，不斷作出新發現，而科學發現是理性的活動，無須新的經驗參與。也就是說，科學就是理性不斷作出假說，而這種假說又不斷遭到批判，即被證偽。因此，他提出科學和非科學的區分不是邏輯實證主義的「可證實性判據」，而應該是他所說的「可證偽性判據」。他進而提出，可證實性不僅不合理，而且不可能，因為用以證實的工具即歸納法無效。相比之下，他的可證偽性判據不僅合理，而且可能，它的工具是否定式假言-直言三段論演繹法，據此可藉助「判決性實驗」，以單程陳述的真論證作為科學知識的全程陳述其假，即可實現證偽。他還提出，作為科學知識之表徵的可證偽性還可定量地加以刻畫，為此他引入了「可證偽度」的概念，只有可證偽的陳述才是科學的陳述，而科學陳述的可證偽度越高，即它禁止得越多，它的經驗含量也就越多，知識含量也就越多。

  其次，他從這種證偽主義出發對科學做分析，突破把知識看作靜態的積累而加以邏輯分析的框框，而把科學看作知識增長的動態過程，通過「理性重建」把這個過程復現為著名的四段圖式：「問題→嘗試解決→排除錯誤→新的問題。」

  嘗試解決就是進行科學發現，解決的方案往往同時有好幾個，這就要通過排除錯誤來做選擇。他認為，這時才需要訴諸經驗，即接受那些較好地經過了經驗檢驗的理論，儘管它將來最終還是會被證偽，他將此稱為確認。此外，他還用所謂「逼真度」來取代「真理」，以此對科學進步進行度量。他認為，理論包含真性和假性兩部分，而逼真度是真性內容減去假性內容的差。

  總的來說，波普爾的最大貢獻是從唯理主義出發，建立了關於科學發現的猜想-反駁方法論，由此把邏輯實證主義開創的科學方法論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更確切地說，使科學方法論增加了新的層面，更符合科學的實際。

  20世紀最有影響的經濟學家是約翰·凱恩斯，他的研究成果遠遠超出了他本專業的範圍，不僅為世人所熟知，而且極大地影響了世界各國政府的經濟政策。

  凱恩斯於1905年畢業於劍橋大學，當時主修的是數學和文學。其後的一年間他留在劍橋，師從當時最著名的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和庇古攻讀經濟學。此後，除了在劍橋大學任教外，他還長期在英國政府擔任要職，1919年他以英國財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參加巴黎和會，並撰寫《和約的經濟後果》一文，抨擊凡爾賽條約中要求德、奧戰敗國賠款的有關條款，由於此文，他名聲大震。二戰後凱恩斯任職於英國財政部，並擔任英格蘭銀行的董事，是英國經濟政策的主要制定者。1944年他還率領英國代表團參加了布雷頓森林會議，接著又出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國際復興開發銀行董事，對戰後經濟復甦作出重要的貢獻。

  使凱恩斯蜚聲四海而成為經濟學泰斗的主要著作是1936年出版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Interestand Money），這本書被認為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凱恩斯主義由此而來。

  20世紀最初幾十年，在西方經濟學界占統治地位的是以馬歇爾為代表的局部均衡理論，認為資本主義經濟能夠藉助於市場供求力量自動地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凱恩斯早年也接受這一思想，但一戰之後，英國長期遭受經濟失調和嚴重失業之苦，凱恩斯認為這是經濟緊縮導致的，因而他竭力反對恢復金本位制，認為此舉會導致通貨緊縮及國內外相對價格的失衡，從而使英國的出口品價格太高，不利於競爭，這正是英國經濟困境的根源所在。因此，他主張政府採取通貨管理政策，通過價格控制來調整經濟。這些看法表明凱恩斯已經開始偏離傳統的經濟學。

  決定性的轉變發生在1929年經濟大危機以後，這次危機的範圍之大、持續時間之長都是空前的。傳統的經濟學理論不能為擺脫危機提供對策，於是凱恩斯便潛心研究，結果，從根本上動搖了傳統的經濟理論，引發了經濟學界的一場革命。

  在《通論》中，凱恩斯否定了傳統經濟學的觀點，他指出，以往經濟學中的均衡，是建立在供給本身創造需求這一錯誤理論基礎上的充分就業均衡，這隻適合於特殊情況，而通常的情況是小於充分就業的均衡，因此當大危機爆發時，經濟理論無法應對。他認為他的理論既可解釋充分就業的情況，也可解釋小於充分就業的情況。

  凱恩斯認為，導致失業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而一國的就業水平是由有效需求決定的。有效需求是指商品總供給價格與總需求價格達到均衡時的總需求，而總供給在短期內不會有大的變動，因而就業水平實際上取決於總需求或有效需求。

  凱恩斯認為，有效需求不足是由消費傾向、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以及對貨幣的靈活偏好這三個心理因素造成的。他指出，有效需求即總需求是消費需求與投資需求之和，因此有效需求不足是消費與投資不足的結果，心理上的消費傾向使得消費的增長趕不上收入的增長，因而引起消費需求的不足。對貨幣的偏好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使預期的利潤率有偏低的趨勢，從而與利息率不相適應，這就導致了投資需求的不足。凱恩斯還指出，心理上對資本未來收益的預期即資本邊際效率的作用在三個基本心理因素中尤為重要，危機發生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資本的邊際效率突然崩潰。

  凱恩斯認為，資本主義制度中不存在自動達到充分就業的機制，因而主張政府干預經濟，通過政府的各種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來刺激消費和增加投資，以實現充分就業。消費傾向在短期內是相對穩定的，因而要實現充分就業就必須從增加投資需求著手。凱恩斯指出：「因為要使消費傾向與投資引誘二者相互適應，故政府機能不能不擴大，這從19世紀政論家看來，或從當代美國的理財家看來，恐怕要認為是對於個人主義之極大的侵犯。然而我為之辯護，認為這是唯一切實辦法，可以避免現行經濟形態之全部毀滅；又是必要條件，可以讓私人策動力有適當運用。」因而，政府應大量投資來干預經濟，以增加就業機會，促使國民收入成倍地增長。

  《通論》出版後在西方經濟學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一些經濟學家把它稱為「凱恩斯革命」，並把它與斯密的《國富論》和馬克思的《資本論》並列為經濟學說史上的三大巨著。此後，凱恩斯的經濟理論逐漸取代了傳統的經濟理論，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統理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西方經濟經歷了一段繁榮的發展時期，人們把這種繁榮部分地歸功於凱恩斯的學說。然而，當70年代各國碰到通貨膨脹與失業交織並發的危機時，凱恩斯的學說無法解釋，也無法提出有效的對策，於是對凱恩斯的責難紛至沓來。在此情況下，另一位英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約翰·希克斯（John Hicks）的分析就顯得十分重要了。

  希克斯認為凱恩斯未給予通貨膨脹以足夠的重視，因為他關心的是蕭條和失業，但以後的經濟學家卻從凱恩斯的著作中得出需求「拉動」通貨膨脹和工資「推進」通貨膨脹或二者共同起作用的結論，並用以解釋當前的通貨膨脹。希克斯認為這些解釋蒼白無力，沒有觸及問題的實質，據此，他提出了「結構性通貨膨脹」的觀點。

  他認為，此種通貨膨脹主要來自勞工市場結構性的特點，它與總需求的變動沒有直接聯繫，需求的多或少不會引起膨脹和收縮。這種通貨膨脹與「工資推進」的通貨膨脹也不同，因為它不來自外界的、非經濟的原因，也不可能像後者那樣可以依賴政治協商或法律凍結的手段來解決。希克斯的看法是：這種通貨膨脹有其內在的、經濟的根源，即勞工市場的就業結構與工資結構，其關鍵是在兩個部門之間生產率差距存在的既定條件下劃一的貨幣工資增長。「在非擴展工業中的工資上升，不是由於勞工缺乏，而是由於不公平所造成的，因為在非擴展工業中的工人感覺他們是被丟在後面了。這在舊日是不會發展到這種程度的，因為易受循環影響的工業在繁榮時期所發的高工資被認為是暫時的。對在其他工業里的人來講，在繁榮時期仍發給他們相對低的工資，並不是那樣不公平，因為他們知道他們從工資穩定中得到好處的那個時刻一定會到來。但是在新的情況下，當由繁榮時期勞工缺乏而造成的高工資看來帶有比較永久性的時候，其他工業的工人就要施加更大的壓力，使他們的工資能夠趕上去。」

  針對這種情況，希克斯認為有必要進一步研究勞工市場的結構，爭取比較平衡的經濟增長，注意經濟效率和公平原則的兼顧問題，而不能沿用凱恩斯及其追隨者的處方，即用抑制需求的辦法來控制通貨膨脹，或用政治上的壓力來防止工資推進，因為這些辦法對結構性通貨膨脹沒有多大效力。

  除此之外，希克斯在價格理論上也有貢獻。以前的宏觀經濟理論與微觀經濟理論是兩個彼此隔絕的獨立領域，而凱恩斯學說作為一種宏觀理論，被認為是不涉及微觀理論中的價格問題的。如何溝通宏觀與微觀這兩個經濟理論領域，成為近年來學術界的熱點。希克斯提出的「兩種價格體系」，在這方面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希克斯認為，凱恩斯在討論收入、儲蓄和投資等問題時，把價格作為已知的，這並不是認為價格不會變動，而是假定價格變動的原因是供求以外的力量起作用。希克斯認為：「在現代經濟中，至少存在兩種市場。在一種市場裡，價格由生產者來規定，對於這種市場來說，固定價格這一假定是有很大意義的。但是還有另一種市場，即彈性價格市場或投機市場，在這種市場裡，價格仍然決定於供求關係。」所以在經濟理論中必須同時考慮兩種市場或兩種價格體系，而不能為了簡化，只考慮其中的一種。在固定價格市場裡，存貨歸專門經營該種商品的廠商所擁有，沒有中間商存在（或中間商由買方或賣方有效控制），其實際存貨和合意的存貨往往是不一致的。而在彈性市場價格里，則存在中間商，所以實際存貨和合意存貨總是相等。正是由於彈性價格體系下中間商的存在，這些中間商的行動又必定受他們對價格未來動向的預期所決定，這就對經濟生活本身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希克斯指出：「至少在原則上，至少在彈性價格制度里（我們將看到這種限制條件很重要），很清楚，對膨脹性工資上升和相應的價格上漲可能有一個全面的調整——一個膨脹性均衡，在其中，各種實際價格比率和在沒有膨脹時並無不同。」這種均衡性膨脹，「就是在凱恩斯意義上的均衡，它不含有充分就業的意思」。也就是說，通貨膨脹可以同大量失業同時存在，而仍然保持均衡狀態，如果忽視了對彈性市場的考察，那麼也就無法理解這一點。

  然而希克斯認為，現實世界並不只存在彈性價格市場，而且還存在固定價格市場，那裡的價格並非取決於供求，中間商也不存在。勞工市場和其他許多種商品正是這樣的固定價格市場。這樣，在彈性價格體系中可能出現的「膨脹性均衡」，卻不可能出現於有固定價格體系存在的經濟中。這時雖有膨脹，但經濟並不處於均衡狀態。這樣的通貨膨脹（它也可能與大量失業並存）將是有破壞性的，它損害勞資關係，影響社會福利，影響財政收入，並要求不斷地重新規定價格。「在完全彈性價格的模型里，所有這些都不予以考慮，但這些都是通貨膨脹真正害人的方式。」

  希克斯的分析顯然比以往的學者們更有說服力，除此之外，他在經濟增長理論方面也有獨到的見解。他認為科學技術是經濟進步的必要條件，但不是充分條件，單憑科學技術這一條不足以說明經濟增長的浮動力。希克斯認為，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包括以下四類：（一）技術；（二）規模經濟；（三）土地；（四）勞動。

  他所指的土地即一切自然資源。說到部門性勞動短缺所需的技術發明時，希克斯引申出關於中間技術或適用性技術的觀點。他認為技術發明多來自先進國家，這些技術往往適用於先進國家的條件，與發展中國家的需要不甚符合。因此，適當放慢技術進步速度，多採用中間技術或適用技術，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不失為明智之舉。

  希克斯的理論固然也有其值得推敲之處，但他畢竟自成一家，影響很大。在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國家干預主義和經濟自由主義兩大思潮的鬥爭中，希克斯的傾向性是很明顯的，他反對貨幣主義學派，支持凱恩斯主義，但在理論上又同後者保持一定距離。也正因如此，把他作為凱恩斯之後第二個重要的英國經濟學家加以介紹是很有必要的。

  說到經濟史，還必須提到劍橋學派，這是英國經濟學家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在世紀之交開創的，由於幾位活躍人物都在劍橋任教，因此被稱為「劍橋學派」。其中最有影響的是馬歇爾的學生阿瑟·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庇古的研究涵蓋面很廣，涉及經濟學許多領域，尤其是福利經濟學，其代表作就定名為《福利經濟學》（The Economics of Welfare）。他從福利與國民收入、國民收入的使用分配、國民收入與勞動等方面，論述經濟領域中影響福利的諸因素，並為如何增加福利提供思考。本書標誌著福利經濟學完整理論的形成，庇古也因此被稱為「福利經濟學之父」。

  庇古對商業周期、失業、公共財政、指數經濟學以及國民產出的量度等也有很深研究，作為劍橋大學經濟學教授，他講授的《高級經濟學》是該校以後30年經濟學課程的範本。他還培養並影響了一批劍橋出身的經濟學家，後來多成為經濟學界的領軍人物。庇古還發現價格下降會使私人部門淨財富的實際價值上升，從而拉動消費需求。這個發現被稱為「財富效應」或利率效應，也就是著名的「庇古效應」（Pigou Effect).

  除經濟學領域，英國學者在文化人類學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舉世公認的，其中最著名的是倫敦大學教授馬林諾夫斯基（Bronis'aw Kasper Malinowski），他是人類學功能學派的開山大師之一。人類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它的發展一方面與考古有關，一方面與西方國家的殖民擴張有關。在殖民擴張中，西方國家要面對殖民地的各種問題，因此需要對殖民地的文化與社會進行研究，由此產生人類學。人類學可分為體質人類學與文化人類學，由於體質人類學不是由一般的非專業人員所能理解的，而且人種間的體質不同也不能說明什麼問題，所以後來流行比較廣泛的是文化人類學。

  馬林諾夫斯基對人類學的研究注重田野考察，他考察了許多地區，對人類學的發展做出獨特的貢獻。他認為，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差異不是體質，而是心靈，心靈的差異就是文化的差異。「文化是指那一群傳統的器物、貨品、技術、思想、習慣及價值而言的，這概念其實包容著及調節著一切社會科學。」但這樣一個文化的概念畢竟太大了，使人難以把握。為了讓讀者易於理解他說的文化，他從功能的角度來解說文化。他首先批判進化學派和歷史學派的觀點，進化學派把文化發展視作一連串依一定法則循序漸進、有序進展的變化，它假定文化可以分成簡單的要素，於是就有火的進化、宗教進化、陶器進化甚至飲食進化的學說。家庭、婚姻等卻並不是這樣簡單的變化，人的種種制度是變化的，但並不是駭人聽聞的突變，而是因功能的增加而引起的形式上的逐漸分化。所以，馬林諾夫斯基認為，除非我們對各種文化現象的性質有充分的了解，並且能一一規定它們的功能及描寫它們的方式，否則，揣度它們的起源及發展階段是沒有意義的。「起源」、「階段」、「發展的法則」、「文化生長」等概念一直到現在都模糊不清，而且不能靠經驗來了解。

  歷史學派否認文化的自我變化，認為在文化的生成與發展中最重要的是模仿，借用從外面傳入的器物及風俗，他們把世界各地文化的相同之處很細心地勾畫出來，來重構文化傳播的路線，從而重構人類的文化發展史。但學者們重構的結果卻不一樣，其最主要的缺陷，是他們採用了決定文化要素的相同標準。文化不能作為一堆偶然集合的「特質」來看待，只有可以比較的要素才能相提並論。物質文化中不重要的細節、社會制度及文化價值應該分開來討論，它們不是同樣的「發明」，不能被同樣地「傳播」或「移植」。

  因此，馬林諾夫斯基指出：必須對某一特定文化加以功能的研究，否則就無法解釋各要素之間的關係，也無法弄清楚文化的形式。從功能的角度出發，馬林諾夫斯基給「文化」下了這樣的定義：「文化包括一套工具及一套風俗——人體或心靈的習慣，它們都是直接的或間接的滿足人類的需要。一切文化要素……一定都是在活動著，發生作用，而且是有效的。文化要素的動態性質指示了人類學的重要工作就是研究文化的功能。」

  從功能的角度來研究文化是一個全新的角度，也正是從這樣的角度，馬林諾夫斯基發表了不少獨特的見解。比如在科學、巫術與宗教問題上，他認為：野蠻人的原始知識也來自日常生活，即人在自然界謀生的經驗，是在觀察中產生的，而且為理智所固化。巫術是一種情緒狀態中的特殊經驗，在這種經驗中人所體察的不是自然而是自己，啟示真理的不是理智而是感情。如果說知識的理論是邏輯構建的，那麼巫術的理論則來自對欲望的聯想，它們一個屬於俗界，一個屬於靈界。

  巫術與宗教都起源於人們的情感張力，當人們在理智的經驗中找不到出路時，就逃避到超自然的領域中去尋找，兩者的區別是：巫術是實用的技術，所有的動作都是達到目的的手段；宗教則本身便是目的，其行為別無其他目的。馬林諾夫斯基還對科學、巫術與宗教三者進行歸納，他指出：科學使人認識他的四周環境，利用自然力；有了知識便有了力量，遠超過自然界的其他生物。宗教能建立、固定和提高對價值的態度，比如與環境的和諧，對傳統的敬服，對艱苦奮鬥、視死如歸等行為的信念和勇氣。這些信仰保持在教義與儀式裡面，其實有很大的生物學價值。正因為如此，宗教啟示能給原始人以真理——一種廣義的實用意義上的真理。

  馬林諾夫斯基對巫術文化功能的認識尤為深刻，他認為，人類由於自身的種種缺陷難免碰壁，巫術就在此時出現了，它使人恢復自信，使人保持平衡與精神統一，而不管他是在盛怒之下，是在怨恨之中，還是在情迷顛倒狀態里。巫術使人樂觀，提高戰勝恐懼的信心。巫術的價值，是使自信勝過猶豫，使樂觀勝過悲觀，如果沒有巫術，原始人便無法戰勝他所遇到的各種困難，因此人類也就不可能進步到更高級的文化。

  在社會學和社會思想方面，安東尼·吉登斯也許是20世紀最重要的人物，他和布萊爾一起提倡「第三條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1938年，吉登斯出生於英國北部，後來在赫爾大學（Hull University）學習社會學和心理學。1959年，吉登斯前往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s）讀社會學碩士學位。1969年受聘劍橋大學擔任講師，1976年在劍橋大學獲得博士學位後成為教授，曾被布萊爾聘為首席顧問，是「新工黨」政策的精神指引。

  吉登斯為人熟知的是他的「結構化理論」及當代社會本體論，也就是他從分析現代社會的變遷中得出的一系列理論。兩個理論成果代表了吉登斯思想的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20世紀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期，著作包括《資本主義與現代社會理論》（Capitalism and Modern Social Theory）、《社會學方法的新規則》（New Rules of Sociological Method）、《社會與政治理論研究》（Studies in Social and Political Theory）、《社會理論的核心問題》（Central Problemsin Social Theory）等。第二個階段從20世紀80年代至今，著有《現代性的後果》（Consequencesof Modernity）、《現代性與自我認同》（Modernity and Self-Identity）、《超越左與右》（Beyond Left and Right）、《第三條道路：社會民主主義的復興》（The Third Way,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與《第三條道路及其批評》（The Third Way and Its Critics）等。「第三條道路」就是在這些著作中提出來的，所謂超越「左」與「右」，不是超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而是為工黨尋找新的出路。

  20世紀的英國，也在科學技術領域為人類作出了重要貢獻。從諾貝爾獎獲獎人數看，英國僅次於美國之後。世紀之交取得的第一項成就在電子領域：物理學家湯姆生（William Thomson）28歲就成為英國皇家學會的會員，在1893年以前他主要研究麥克斯韋（J.C.Maxwell）的電磁理論。倫琴發現X射線後，湯姆生轉而研究陰極射線，證明陰極射線確實是具有質量的帶電離子束。他發現陰極射線粒子的質量和電量的比值，要比氫離子的質量和電量的比值小，如果陰極射線粒子帶電量和氫離子帶電量相同的話，那麼陰極射線粒子的質量就是氫離子質量的一千多分之一。1897年，湯姆生在英國皇家學會的演講中，詳細論證陰極射線就是由具有質量的帶電粒子組成的，這種粒子的電荷等於基本電荷，它就是電子。

  電子的發現揭示了電的物質本質，它向原子王國前進了一步，又成為量子力學的基礎之一。此後，居里夫人發現了鐳和提取鐳的方法，然而，鈾和鐳等放射性物質發出的射線是什麼呢？解開這個謎的，又是一個英國物理學家，他的名字叫歐內斯特·盧瑟福（Ernest Rutherford）。

  盧瑟福出生於紐西蘭，他憑著自己的勤奮，於1895年獲獎學金去英國深造，進入享有盛名的劍橋大學卡文迪什實驗室，開始他的學術生涯。1899年前後，他發現鈾放射出的射線可以分為兩個部分，一個部分不能穿透厚度超過1/50毫米的鋁片，他取名為α射線；另一部分穿透能力較強，能穿透大約半毫米厚的鋁片，他取名為β射線；β射線帶有負電荷，實際上就是電子束。他後來又發現鈾放射物中還有穿透力更強的г射線，其性質與X射線相像。盧瑟福與另一位英國科學家索迪合作，發現有些放射性元素會變成另一种放射性元素。1902年，他倆提出了放射性元素蛻變的假說，認為放射性現象和化學反應不一樣，不是原子之間結合方式的變化，而是原子本身發生了變化，一種原子放射出α、β和г射線後就變成了另一種原子，這表明，原子是可以分裂的。

  1911年，盧瑟福提出了原子結構模型，他認為原子的正電荷都集中在原子內部很小的一個原子核上，電子在核外繞原子核運動。原子核概念的提出，為現代物理學提供了重要基礎。此後，盧瑟福又用α粒子作炮彈去轟擊原子核。1919年，盧瑟福與助手合作用α粒子轟擊氮原子核時發現，氮原子核破裂後發射出一種帶正電的粒子，這種粒子被取名叫質子（實際上就是氫原子核），破裂以後的氮原子核和α粒子結合成氧原子核。這個實驗表明，不但放射性現象會導致原子自然蛻變，使一種元素變成另一種元素，而且可以用人工方法改變原子核，把一種元素變成另一種元素。

  盧瑟福的實驗為人工轟擊原子核造成裂變奠定了基礎，以後的科學家繼續他的工作，終於把人工利用核能的願望變成了現實。

  在分子生物領域，英國生化學家桑格（Frederick Sanger）做出了很大成就。他從1945年起開始研究肽鏈上胺基酸的排列次序，隨後又研究一種簡單的蛋白質分子——牛胰島素。1953年他弄清了牛胰島素的結構，並由此獲得了1958年的諾貝爾獎。弄清蛋白質結構後，人們就可以人工合成蛋白質了，這種前景顯然是令人鼓舞的。

  在遺傳基因研究方面，英國科學家做出了卓越貢獻。1928年，英國細菌學家格里菲斯進行關於兩種丙種肺炎球菌的研究，一種是S型肺炎球菌，把少量的S型肺炎球菌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就會患肺炎而死亡。另一種是R型肺炎球菌，即使把大量的R型肺炎球菌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也不患肺炎。格里菲斯有一次把加熱殺死的S型肺炎球菌和活的R型肺炎球菌混合在一起注射到小鼠身上，小鼠竟然患病死亡。從死鼠身上發現了復活的S型肺炎球菌，這使人們大惑不解。後來，艾弗里等三個美國科學家解開了這個謎，原來是S型肺炎球菌的DNA進入了R型肺炎球菌，使R型肺炎球菌轉化成了S型肺炎球菌。這證明DNA是遺傳的關鍵，但DNA的分子結構如何，仍有待學者們的研究。

  解開DNA之謎的仍然是英國科學家。英國物理學家阿斯特伯里（William Thomas Astbury,1898-1961）最早用X射線衍射法測定DNA結構，1940年他拍攝了一些DNA的X射線衍射照片，這些照片雖然質量不高，但仍可證明他關於DNA是由一疊扁平核苷酸構成的推斷。50年代初，英國有三個研究小組在繼續這項工作，其中第二組即威爾金斯小組製成了高度定向的DNA纖維，由此拍出了非常清晰的照片，進一步證實了阿斯特伯里的推斷，並測出兩個相鄰核苷酸的間距是3.4埃。

  突破性的進展是由第三組取得的，這一組包括英國物理學家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美國生物學家沃森（James Watson）。他們在研究DNA結構的過程中，曾設想過幾種可能的模型，但拿不到照片作為實驗根據。1953年2月，他們看到了第二組的照片，隨後立刻開始研究，不到幾個星期就通過分析照片發現了DNA分子的雙螺旋結構。他們的結論是：DNA分子結構是一個正常的螺旋形式，這個螺旋的直徑大約是20埃，沿著螺旋長度每34埃完成一個螺距，由於兩個核苷酸的間距是3.4埃，所以每個螺距是由10個核苷酸組成的。根據DNA分子的密度推論，這個螺旋是由兩條核苷酸構成的，是雙螺旋，由此又推論出四種核苷酸鹼基配對的原則，即胞嘧啶C配對鳥嘌呤G，胸腺嘧啶T配對鳥嘌呤A.沃森和克里克把他們的研究結果與威爾金斯小組提供的X射線衍射照片一起發表在1953年4月的《自然》雜誌上，由於這一划時代的成就，沃森、克里克、威爾金斯三人共同獲得了1962年的諾貝爾醫學獎和生物學獎。

  他們的發現可說在一定程度上打開了遺傳和生命的密碼，因此對科學進步和社會發展產生了難以估計的影響，很多學者預測21世紀應該是分子生物學的世紀。

  在電子技術方面，1904年，英國工程師弗萊明（John Ambrose Fleming）用愛迪生效應發明了二極體。此後，美國人又在他的基礎上發明了三極體，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場電子革命，收音機開始普及，廣播電台也在各地建立起來。1936年，在英國產生了第一台電視機，電視的時代隨之到來。這一切都表明，英國科學家在20世紀取得了令人仰慕的研究成果。事實上，在物理、化學、生物、遺傳工程等基礎學科領域中，英國至今仍保持著世界的領先地位。

  20世紀下半葉，英國放慢了科學發展的速度，但仍取得一些重要的成就。在信息技術方面，艾倫·圖林（Alan Turing）在二戰期間設計的用於破譯德國密碼機的「巨人」計算機，和他的同事湯米·弗勞爾斯（Tom my Flowers）等人設計的其他破譯設備，可看作是現代電腦的雛形，為信息技術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此外，圖林的論文「計算機能思考嗎？」還提出計算機可以思考的觀點，為人工智慧研究提供了思想依據。

  在物理學方面，史蒂芬·霍金（Steven Hawking）被認為是牛頓和愛因斯坦以後最傑出的物理學家之一，人稱「宇宙之王」。其代表作是《時間簡史》（ABrief History of Time）和《果殼中的宇宙》（The Universein a Nutshell），其中討論的都是物理學裡最深奧、最抽象的概念，但它們像暢銷書一樣為常人所熟知。霍金的觀點，包括宇宙大爆炸自奇點開始，時間始於此刻，黑洞最終會蒸發等等，都有待以後的科學家去證明或推翻。

  在其他方面，英國科學家也取得不少成果。1972年英國人漢斯菲爾德（Godfrey Hounsfield）研製出電子計算機斷層掃描機，即CT，是倫琴之後在放射診斷學上最重要的成果。1978年，英國人愛德華茲（Robert Edwards）首次用體外受精回植的方法培育出世界上第一例「試管嬰兒」，以後還頒發了複製人類胚胎的執照。帝國理工大學破解蛋白質複合體結構，被看作是新能源革命的標誌性事件。美中不足的是，英國科技的大部分成果都未能在本土得到應用，而是去別國開花結果了。當然，這與英國的社會、文化機制有關，這裡就不展開討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