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調整時代
2024-10-09 04:12:21
作者： 錢乘旦
蘇伊士運河危機對英國來說是一個分水嶺，英國終於從數世紀之久的大國夢中清醒過來，看清了自己的國際地位。以此為基礎，它開始調整外交政策。
中東盛產石油，又扼守亞、歐交通要衝，經濟和戰略地位十分重要。英國竭力維護對該地區的支配權，尤其不願失去對黃金水道——蘇伊士運河的控制權。因此，當埃及總統賈邁勒·阿卜杜爾·納賽爾（Gamal Abdel Nasser）於1956年7月26日宣布將以英資為主的國際蘇伊士運河公司收歸國有時，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立即回擊，主張用軍事手段奪回運河。7月27日，英國內閣開會，同意不惜採取單獨行動以武力解決問題。為此，英國向美國和法國等作了通報，希望得到它們的支持。法國也主張軍事干涉，目的是藉此打擊阿爾及利亞的民族解放運動。法國方面通知艾登：「法國政府已經決定在必要時採取軍事行動，並動用駐紮在北非的45萬法國軍隊。」美國則對使用武力持謹慎態度，艾森豪致信艾登：「我必須坦率地告訴你，美國的公眾輿論斷然拒絕使用武力，尤其是在足以保護我國重大利益的一切和平手段似乎還沒有悉數用盡而全歸無效的時候。」顯然，美國主張先使用「和平解決」的方法。8月1日，美國國務卿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倫敦推出「五點方案」，建議召開國際會議使蘇伊士運河國際化，只有當其他努力都失敗之後才考慮動用武力。
8月16-22日，專門討論這場危機的倫敦會議如期舉行，會議發表了十八國宣言，建議擬定一個新條約取代1888年條約，承認埃及對蘇伊士運河的主權，同意埃及從運河收入中得到合理的部分，但建立一個國際委員會管理運河。會後，由澳大利亞、美國、伊朗、衣索比亞和瑞典組成的五國委員會在澳大利亞總理孟席斯的率領下前往埃及，轉達十八國宣言。納賽爾拒絕了國際共管運河的主張，五國委員會的埃及之行未獲成功。此後，第二次倫敦會議和聯合國安理會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均告失敗，而美國仍堅持不使用武力。於是，英國拋開美國，在10月下旬與法國和以色列舉行秘密會談。
10月24日，英、法、以三國在巴黎簽署秘密文件，規定以色列在29日入侵埃及西奈半島，進抵運河區，發動戰爭；英、法則在10月30日向以、埃雙方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它們停火，各自後撤10英里，英、法軍隊則進駐運河區，隔開交戰雙方，保障運河通暢。如果埃及拒絕這個通牒，英、法軍隊將於10月31日對埃及開戰，在戰爭中推翻納賽爾政權，以聽命於英、法的新統治者取而代之。以色列可在戰後得到西奈半島。
5天之後，以色列按期入侵西奈半島。美國在震驚之餘，立刻在聯合國安理會採取行動，提議譴責以色列為侵略者，制止戰爭，以避免蘇聯援助埃及和直接插手中東事務。10月30日，艾森豪在給艾登的信中對美國的立場作了如下解釋：「目前埃及還沒有正式要求援助。但是如果聯合國發現以色列是侵略者，那麼埃及就會請求蘇聯幫助——那時中東的事務就真要變糟了。」英國不同意美國的立場，按原計劃與法國一起向以、埃雙方提出最後通牒。艾登估計美國仍會支持英、法的行動，因此寫信給艾森豪，希望他「至少用一般的措詞支持我們所做的事」。
埃及拒絕了英、法的最後通牒，英、法軍隊遂於次日入侵塞得港，轟炸埃及各大城市，戰爭於是全面爆發。出乎英國意料的是，美國立即對英、法的侵略行為表示強烈反對，艾森豪說英、法的行動破壞了西方盟國的團結，也是對美國的背信棄義。作為西方最強大的國家，美國對英、法背著自己另搞一套難以容忍。再者，美國認為英、法的行動轉移了世界輿論對匈牙利事件的關注，使蘇聯能在逃避責任的情況下達到干涉匈牙利的目的。另外，這場戰爭使西方與亞、非國家的關係陷於緊張，顯然對蘇聯集團有利。因此，在美國看來，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儘快停止這場戰爭，避免局勢失控。
由於英、法在聯合國安理會擁有否決權，因此美國在11月1日向聯合國大會緊急會議提出一項提案，要求交戰各方立即停火，並禁止所有聯合國成員國向交戰地區運送作戰物資。在對這項美國提案進行表決時蘇聯投了贊成票，艾登十分氣憤地表示：「在聯合國大會上帶頭反對以色列、法國和英國行動的，不是蘇聯，也不是任何阿拉伯國家，而是美國政府。」
蘇聯試圖藉此機會打入中東地區，分化西方國家。部長會議主席尼古拉·布爾加寧（Nikolai A.Bulganin）提議蘇、美採取聯合軍事行動，制止侵略，為美國所拒絕。11月5日，蘇聯又向英、法、以發出最後通牒，警告它們必須立即停火，否則蘇聯有可能使用現代毀滅性武器實施打擊。
得悉蘇聯的最後通牒後，美國感到事態嚴重，艾森豪立即打電話給艾登，強烈要求英國停止軍事活動。同時，他指示美國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不要干預11月初爆發的英鎊危機，除非英國接受美國的停火建議。無奈之下，英國說服法國於11月6日宣布停火。次日，聯大緊急會議又通過決議，決定成立聯合國部隊進駐運河區，取代英、法軍隊。美國繼續施壓，要求英、法、以三國撤軍。艾登沮喪地抱怨道：「美國政府差不多在每一個問題上都堅決反對我們，而且在停火後比停火前更嚴厲。"12月3日，英、法宣布在聖誕節前完成撤軍。到12月22日，英、法軍隊全部撤出埃及，次年1月以色列也撤回到1949年的停火線。
蘇伊士運河戰爭改變了中東地區的戰略格局。納賽爾在反抗西方和以色列的鬥爭中贏得了世界各國的廣泛支持，聲望大增，逐漸成為阿拉伯世界的領袖之一。他繼而實施蘇伊士運河國有化，加強了與蘇聯和東歐國家的合作。蘇聯通過向埃及提供武器、在戰爭中對埃及大力支持，而開始登上中東舞台。英國被迫撤出埃及，在世人面前丟盡了面子。英國在中東的影響急劇下降，是這場戰爭的最大輸家。美國則在戰爭中漁利，以其反侵略、反殖民主義的面貌贏得了中東地區溫和派國家領導人的好感，並乘機取代了英國的地位。1957年1月，美國又提出「艾森豪主義」，以對付「共產主義侵略」為由，進一步介入中東事務。這樣，美、蘇爭奪中東霸權的局面開始形成。
戰爭使英、美關係遭到重創，「特殊關係」岌岌可危。艾登憤怒地指責美國一面聲稱不排除使用武力作為解決中東危機的最後手段，一面又出爾反爾，背棄英國。英國駐華盛頓大使指責這種背信棄義是「美國蓄意的欺騙行為，使得15年以來共同磋商、分享情報和集中資源對抗共同敵人的做法迅速劃上了句號」。美國也感到對英國這個老朋友過於不講情面了，艾森豪在1956年11月寫信給邱吉爾，對美國的行為表示遺憾，同時又解釋說：美國是為了對抗蘇聯才不得不這樣做，阻止「蘇聯控制石油」是美國的義務。
但只要冷戰格局仍然存在，只要美國仍然是西方最強大的國家，英國就不可能與它分道揚鑣，因此，1957年麥克米倫接替艾登出任首相後，就大力修復英美的「特殊關係」，兩國關係又開始升溫。升溫從軍事領域開始，1957年3月，麥克米倫和艾森豪在百慕達會晤，艾森豪做出重大決定：同意英國分享新開發的彈道飛彈技術，在英國部署60枚「雷神」飛彈，由美、英兩國人員共同控制。這項決定清楚地表達了美國方面修復關係的願望，對英國顯然是一種安撫。這一年10月，蘇聯發射了人造地球衛星，西方世界大驚失色，推測蘇聯已具備用火箭發射核彈頭的能力。在外力的壓迫下，英、美決心加強合作，用新的技術去迎接新的挑戰。結果，美國改變不與英國在核領域合作的政策，與英國簽訂了《為相互防務目的使用核能的合作協定》。新的合作不僅表現在原子武器領域，蘇伊士戰爭硝煙剛散，英、美便聯手對中東地區的親西方國家提供援助，幫助它們對抗來自國內外的威脅。1958年7月，約旦國王海珊·伊本·塔拉勒（Hussein Ibn Talal）和黎巴嫩總統卡米爾·夏蒙（Camille Chamoun）分別向西方求助，英美聯軍當即前往上述兩國，很快平定了兩國的內亂。這次聯合行動，與蘇伊士運河危機時的英、美對抗形成鮮明對照。
1960年，美國同意向英軍提供新研製出來的「天弩」飛彈系統，這種系統能夠攜帶核彈頭擊中蘇聯陣營的目標，倫敦認為美國這個決定比上次部署「雷神」飛彈更有意義，因為「天弩」飛彈將完全由英國控制，而英國是所有西方國家中唯一得到這種先進武器的國家。但不久後美國發現「天弩」系統有重大缺陷，不能用於實戰，而英國政府中有人懷疑美國是否真心幫助英國加強核力量。但美國迅速採取補救措施，在宣布「天弩」出問題之後僅一個月，麥克米倫就與約翰·甘迺迪（John F.Kennedy）在拿騷達成一項新協議，英國從美國得到了由潛艇發射的「北極星」飛彈系統，這樣，英國毋須在武器研究方面花費巨資，便可保持其獨立的核威懾力量。
在1962年10月的古巴飛彈危機中，美國總統甘迺迪自始至終與麥克米倫保持接觸，徵詢英國方面的意見。美國不僅向英國提供最新的核武器，而且在重大國際問題上聽取英國的意見，這樣，英美特殊關係達到了戰後以來的最高峰。但這種狀況未能維持多久，雖然英美在1963年與蘇聯談判《部分禁止核試驗條約》時繼續合作，但此後兩國關係又開始降溫，進入下降階段。這個變化與美國國務院內的「歐洲派」活動有關，該派以國務卿喬治·鮑爾（George Ball）為核心，堅決反對英國擁有獨立的核威懾力量，理由是：第一，這有可能引起核擴散，進而打破美、蘇之間的核武器平衡。第二，這有可能導致西歐放鬆常規武器裝備，因而對北約的靈活反應戰略造成損害。「歐洲派」在1963年12月說服剛上任的新總統林登·詹森（Lyndon B.Johnson）支持一項「多邊核力量」（Multilateral Force）建議，將英國的核力量併入這支西歐軍事力量。不出所料，英國對該建議十分冷淡，認為保持獨立的核威懾力量對於保持英國的大國地位至關重要。1964年10月新的工黨政府上台後提出一系列反建議，主張建立「大西洋核力量」（Atlantic Nuclear Force），這支部隊將包括英、法的全部核力量和美國的核潛艇部隊。不過，美國已經懷疑統一的西歐核力量是否有用，並放棄「多邊核力量」計劃了。英國提議組建「大西洋核力量」只是為了阻撓美國的「多邊核力量」，並非出於真心，因此也就不再提此事。
圍繞核計劃的外交糾紛使兩國的分歧表面化，而越南戰爭使這種分歧更加深刻。1964年8月，美國稱一艘美艦在北部灣遭到攻擊，遂派飛機轟炸越南北方。1965年3月，美國向越南戰場派遣大批地面部隊和海空軍擴大戰爭，同時又試圖按韓戰模式拉盟國參戰，推出「多國」參戰計劃，這樣做的目的不是尋求盟國的軍事援助，而是平息美國國會和歐洲國家的反戰情緒，提升南越軍隊的低迷士氣，並組建針對北越的國際聯合陣線。1964年10月，工黨在大選中獲勝，它一方面希望保持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一方面又擔心越南戰爭會危及地區和平，於是英國的對美政策就陷入困境，外交大臣派屈克·沃克（Patrick G.Walker）在上任前寫了一份「外交政策構想「（"Thoughts on Foreign Policy」），稱：「英國幾乎所有的政策都在不同程度上是對英、美關係的反應。我們必須對此加以協調，並從中打造出一個具有連貫性的政策體系。」外交部在新首相威爾遜訪美之前提交了一份關于越南問題的備忘錄，其中建議：對美國的越南政策，要在外交上表示支持，但在軍事上要謹慎從事；越南戰爭的前景黯淡：「若以有限的攻勢來拯救南越可能為時已晚，但……僅僅是繼續保持守勢就毫無取勝的希望。」
12月在華盛頓，面對詹森總統提出的派兵要求，威爾遜委婉地回答：英國經濟困難，又深陷馬來西亞的衝突之中，出兵確有困難。他甚至沿用當年艾德禮規勸杜魯門不在朝鮮使用原子彈的先例，向詹森進言說：希望美國不要過深地捲入越南戰爭。威爾遜的態度，除受英國國內政局的約束，工黨在議會中的微弱多數使他無法考慮出兵越南，他本人對越南問題的立場也不可忽視，早在1954年的日內瓦會議問題上，威爾遜作為工黨左翼的比萬派成員，就曾激烈反對英國追隨美國介入印度支那地區。
美國對威爾遜十分惱火，它在兩年前向英國提供過最新的核武器技術和裝備，而在美國急需幫助之際，英國卻拒絕伸出援助之手。不知趣的威爾遜在1965年2月還想再次前往華盛頓勸詹森削減軍事行動，詹森在電話里不客氣地回敬道：「我不會吩咐你如何去統治馬來亞，你也別吩咐我如何去管越南的事。……假如你願意在越南幫我們一把，就給我們派出一些兵員和人手去對付游擊隊。而且，要向媒體宣布你打算給我們提供幫助。假如你現在不願這樣做，那就弄你的馬來西亞問題去吧。」國務卿臘斯克（Dean Rusk）更加直截了當地挖苦道：「我們需要的僅僅是一個團而已……不要指望我們再去救你們。」結果，到1965年中期，「特殊關係」已遠不如拿騷會晤時那麼「特殊」了。
對「特殊關係」的更大打擊發生在1967年。威爾遜政府在這一年決定從蘇伊士運河以東撤出英國的所有軍事力量。這項決定意味著英國在南中國海、東南亞、印度洋和波斯灣留下的空白只有由美國去填補，否則將落入蘇聯之手。這要求美國一面打越南戰爭，一面調撥大量軍事力量去其他地區駐防。倫敦為平息華盛頓的怒氣，提出將印度洋上的迪戈加西亞基地讓給美國使用，但無甚收效。對於英國來說，撤退行動「消除了自己作為美國永恆的、不可缺少的小夥伴的那種緊張心理狀態」，因此其實質是削弱了英國與美國的關係，並且為以後更多地參與歐洲事務鋪平了道路。
在越南戰爭方面，從1965年4月開始英國就試圖尋找和平解決的方法。當年威爾遜政府採取了三項行動。一是派遣剛剛卸任的外交大臣沃克前往印度支那進行考察，了解各方對於和談的立場和態度。沃克先後訪問了西貢、萬象、仰光、曼谷、吉隆坡、金邊、東京和德里，但未獲准訪問河內和北京。二是在6月，由大英國協會議決定，英國、奈及利亞、加納和特立尼達等四國首腦打算出訪美國、南越、北越、蘇聯和中國，但因後面三國政府不同意而未能成行。三是在7月，威爾遜轉而進行秘密外交，派遣工黨左派議員、議會駐養老金部秘書戴維斯（Harold Davies）作為密使前往河內，試圖促成越南與美國領導人的直接會談。這一次行動走得最遠，戴維斯獲准進入河內。但在他抵達河內機場之前，其行程被泄漏，結果越方領導人拒絕與他見面。威爾遜政府的三次和平行動均未能成功，但也不無收穫，來自工黨左派的反戰壓力得到了明顯的紓解。
1967年2月，美國在波蘭的斡旋下表現出緩和的跡象，詹森政府提出」A階段和B階段」計劃，同意在A階段美國停止對北越的轟炸，然後在B階段北越停止向南越滲透。威爾遜想利用蘇聯總理柯西金（Alexei Kosygin）訪問英國的機會通過蘇聯向越南傳遞信息，但這次嘗試仍舊沒有產生效果。
英國的努力註定要失敗，因為交戰雙方都對英國缺乏信任。在越南方面，越南和中國、蘇聯都不相信英國的中立，而英國與越、中、蘇三國的關係都有很大問題。在美國方面，它表面上支持英國的努力，實際上卻對英國拒不派兵耿耿於懷，不想讓英國插手越南問題。值得注意的是，英國工黨政府與美國民主黨政府在越戰問題上的分歧在1966年6月曾有一次公開爆發。6月28日，美國開始轟炸河內和海防市人口稠密地區，威爾遜在當日發表一項聲明，撇清英國與轟炸的干係。這項聲明進一步打擊了英、美關係，詹森對威爾遜完全失去信任。詹森的外交顧問威廉·邦迪（William P.Bundy）指出：威爾遜的這個「決裂」之舉，表明他「不再是一條道上的人」。
威爾遜本人在1981年承認，他給美國的是一種「負面支持「（「negative support」）。英國在越戰中堅持了獨立的外交原則，堅決不派軍隊參加戰爭。威爾遜政府與之前的艾德禮政府和之後的布萊爾政府都不一樣，而英美「特殊關係」也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損害。原因有兩個：一是威爾遜認為解決越南問題的正確方法不是軍事手段，這一點與美國存在著根本分歧。1968年2月，就在越戰升級的重要時刻，威爾遜在白宮晚宴上公開對詹森說：越南問題「永遠也不能通過強加的軍事手段在持久公正的基礎上解決。……在人們坐到談判桌前打定主意媾和之前，絕不會有任何解決方法」。
其次，威爾遜對英國捲入韓戰印象深刻，尤其對美國動用核武器的企圖感到擔憂。作為艾德禮政府的一員，威爾遜對英國參加韓戰的內情十分清楚，而美國在越戰期間一直在考慮使用核武器。1964年3月，美軍參謀長聯席會議就討論過在中國參戰的情況下，是否使用核武器。1965年5月，臘斯克訪問英國時曾向威爾遜表示：「如果發生一場新的韓戰，就不會排除這種（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1967年5月，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向國防部長麥克拉馬拉（Robert Mc Namara）提交一份備忘錄，其中說如果美軍向北越、寮國和柬埔寨發動進攻，「就很可能要在中國南部使用核武器」。針對這些信息，威爾遜曾直接向美方表達了他的擔心：「備受困擾的總統的焦慮言辭加劇了這個危險，即美國會陷入萬劫不復的政策。」
1970年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該黨與美國的關係一向比較密切，但首相愛德華·希思仍然推行工黨政府削減防務開支的政策，對亨利·基辛格提出的1973「歐洲年」計劃漠然置之。希思任內在外交上的兩大建樹均與美國無關：一是加入歐洲共同體；二是實現中英關係正常化。最突出的是，英國與其他歐洲國家一起在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拒絕向運送軍火給以色列的美國飛機提供基地，此時，英國外交已轉向以西歐為中心，但又不願為西歐防務承擔更多義務。對美國而言，英國在防務方面的重要性已大大下降了，到1973年時，英美關係已變得平淡如常，再無「特殊」之處。
在70年代餘下的時間裡，英美之間的分歧，尤其是關於歐洲以外地區的分歧繼續存在，1974年，工黨重新執政後，這種分歧呈擴大之勢。1974-1975年間，葡萄牙的索拉查（Antonio Salazar）獨裁政權被推翻，隨即安哥拉和莫三比克也發生了帶有社會主義傾向的革命，建立新政權。美國感到十分震驚，擔心蘇聯勢力在非洲擴張，但英國對這些變化卻表現得很平靜。在中東，卡特總統把外交重點放在埃、以和解上，最終使這兩個敵國簽署了《埃以和平條約》（Egypt-Israel Peace Treaty）。英國對發生在這個曾屬於自己勢力範圍之內的地區和平進程未施加什麼影響，反而與其他西歐國家一起認為：卡特的和平努力對巴勒斯坦人無益。在拉丁美洲，美國向右翼獨裁者，如智利的皮諾切特（Augusto Pinochet）和尼加拉瓜的索摩查（Anastasio Somoza García），提供財政和軍事援助，英國則更同情被暗殺的智利前總統阿連德（Salvador Allende Gassens）和被推翻的尼加拉瓜桑地諾解放陣線，因為它們的許多政策與工黨相似。美國支持英國在南羅得西亞結束內戰的努力，但英、美關係仍降到數十年來的最低點。直到1979年5月，瑪格麗特·柴契爾領導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改變了對美政策，英、美關係才進入「復興階段」。
如果說希思是「歐洲主義者」，那麼瑪格麗特·柴契爾就是「大西洋主義者」。柴契爾夫人確信要達到英國外交的主要目標，即維持英國的長期安全，就必須加強與美國的關係。因此從1979年6月起，對美關係就成為英國外交的最優先問題。
1979年12月，北約外長們解決了在西歐部署巡航飛彈和潘興Ⅱ式中程飛彈方面的分歧，柴契爾夫人隨即在恢復英、美關係方面邁出了一步。1980年1月，英國宣布它同意美國在英國境內部署160枚上述飛彈，這個具有象徵意義的重大舉措表明了英國對美國的信任和支持，尤其是當西歐的公眾輿論普遍關注美國部署在歐洲的核力量時，英國的表態更是不凡，這一年7月英美達成協定，英國從美國購買先進的「三叉戟Ⅰ型」飛彈，用於替代已過時的北極星飛彈，英國的核威懾力量得以加強。
1981年1月隆納·雷根（Ronald W.Reagan）出任美國總統，大大加快了英、美「特殊關係」的恢復過程。柴契爾夫人和里根都推崇「新右派」思想體系，在國內經濟政策上強調發揮市場作用，減少國家干預，推行私有化和貨幣主義政策，強化資本主義制度；在對外政策上則運用各種手段遏制和對抗蘇聯的影響，主張對蘇聯採取強硬態度。1981年2月柴契爾夫人訪問美國，取得很大的成功，此行不僅加強了兩位領導人的私人關係，而且就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達成了協議，這就是由里根提出的建立一支「快速部署部隊」的計劃。1965年，威爾遜曾拒絕詹森總統的類似提議，而柴契爾夫人則宣布要加入這項計劃，這讓里根深為感動，不久便給予豐厚的回報。1981年10月，里根政府宣布「三叉戟II型」飛彈提前投入現役，歡迎英國購買這種更先進的武器系統。經過6個月的討論，英國與美國簽訂了一份購買「三叉戟Ⅱ型」飛彈系統的合同，美方再次給予很大的優惠。
就在英美關係迅速發展的時候，一場重大的考驗來臨了。1982年4月2日阿根廷出兵占領有爭議的馬爾維納斯（即福克蘭）群島，英國立刻作出強烈反應。柴契爾夫人4月3日在下院宣布：「英國的主權領土在許多年以來第一次受到外國入侵」；「女王陛下政府的使命就是竭盡全力來捍衛這種權利」。不久，聯合國的調停努力失敗，英國政府於是就發動了自二戰以來最大的一次遠征行動，它出動了英國海軍力量三分之二的兵力去爭奪該群島，英、阿之間爆發武裝衝突。
這次軍事行動把美國推到了微妙的位置上，許多因素影響到美國的立場。首先，里根如果與英國站在一起，那麼就可能損害美國與拉美國家的關係，而拉美一直被視為是美國的「後院」，美國在這裡有大量投資。其次，當時英、美在鋪設蘇聯天然氣管道的問題上發生分歧，英國與其他歐共體國家贊成鋪設這條管道，美國則反對這樣做，這個因素顯然影響了美國的決策。再次，根據《北大西洋公約》規定，任何一個締約國受到武裝攻擊時，其他締約者應出兵幫助該國，但範圍僅限於北大西洋地區，所以美國並沒有支援英國的義務。這樣，美國起初試圖以調解人的身份，通過和平方式解決這場爭端。但阿根廷的加爾鐵里（Leopoldo F.Galtieri）總統和英國的柴契爾首相都不願意妥協，於是，到5月份里根開始倒向英國一方，他同意讓英國艦隻在美國軍事基地補充燃料和物資，並向英國提供美國衛星獲取的情報，這些情報為英軍的作戰行動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在中東，英美合作十分默契。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將巴解組織逐出了貝魯特。在以軍撤退之後，敘利亞增加在黎境內的兵力，影響也趨擴大，同時黎各派武裝力量的衝突連綿不斷。美國主張向黎巴嫩派出維和部隊，阻止各派武裝衝突，遏制敘利亞的影響。出於宣傳目的，美國希望其他國家能與美國一起行動。柴契爾首相作出積極反應，於1983年9月派出一支有相當規模的英軍去參加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直至1984年3月該部隊主力撤離黎巴嫩為止。
在發展戰略武器方面，英國大力支持里根提出的「戰略防禦」（又稱「星球大戰」）計劃，1985年10月英、美國簽訂協定，同意英國公司為該計劃生產部分產品。
在對南非政策方面兩國也表現出空前一致。南非的種族隔離政策一直是困擾英國政府的一個難題，英國對1961年其他大英國協國家把南非逐出門外感到不快，相反卻同情南非的白人政權。80年代中期南非的種族衝突加劇，黑人民族意識加強，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和大英國協國家要求對南非實行全面制裁，但英、美卻反對制裁，其公開的理由是：制裁對南非的改革進程無益，卻只能使人民、尤其是黑人受到損害。實際上，英、美更看重南非在冷戰中的戰略價值，兩國都不願看到南非在一場流血的革命後落入蘇聯的懷抱，於是在1986年夏，英、美聯手阻止了國際對南非的制裁行動。
1985-1986年曾發生幾次針對美國的恐怖行動。通過截獲情報，美國認為利比亞政府策劃了1986年4月在柏林一家夜總會的爆炸事件，造成多名美國軍人傷亡，美國決定立即採取懲罰性行動，要求英國政府配合，同意美國軍機從英國基地起飛對的黎波里和班加西進行空襲。英國政府迅速表示同意，於是，4月14-15日夜，36架美機對利比亞的兩座城市進行轟炸。這次空襲進一步證明了英、美的「特殊關係」，相比之下，其他西歐國家都不讓空襲利比亞的美國飛機飛越本國領空。由於在空襲前一天的歐洲外長會議上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沒有向歐共體國家進行通報，這些國家都感到憤怒。英國國內反應也很強烈，工黨提出嚴厲的批評。更嚴重的是，民意測驗表明約三分之二的選民不贊成英國捲入美國的行動，他們擔心利比亞會對英國人進行報復。柴契爾首相為英國政府作辯護，她說不接受美國的要求是「不可思議的」，英國在福克蘭群島戰爭中欠了美國的情，而且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如果美國的遠程重型轟炸機從本土出發轟炸利比亞，造成的平民傷亡可能要大得多。但利比亞問題並未就此了結，1988年12月21日，美國泛美航空公司103航班在飛經英國北部洛克比時發生爆炸，造成機上和地面共270人死亡。美、英經過3年的聯合調查，於1991年11月確認爆炸是利比亞特工所為，兩國於是發表聲明，要求利比亞政府將涉嫌的兩名利比亞人引渡給美、英。利比亞否認它捲入了這起爆炸案，並拒絕交出涉嫌人員。於是美、英等國促使聯合國安理會於1992年3月31日通過748號決議，對利比亞實行空中禁飛和軍事禁運。
在1991年1-2月的「沙漠風暴」行動中，英國參加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將伊拉克軍隊趕出了科威特，這再次驗證了兩國之間的「特殊關係」。不過由於里根總統和柴契爾首相先後去職，兩國關係又開始降溫。其實，即便在柴契爾夫人和里根的「蜜月時代」，即便如柴契爾夫人所說，「我們在許多問題上看法相同，可以說是心心相印」，英、美關係也還是有一些波折的。
第一次發生在1983年，這年10月，美國趁格瑞那達發生軍事政變，以保護美國僑民為藉口，出兵占領了這個小國，推翻了親古巴的政府。從入侵的結果來看，英國是表示歡迎的，但格瑞那達是大英國協成員，而英國政府事先卻一無所知，甚至在美國開始入侵的幾個小時之前，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還在下院表示：美國的干涉是不可能發生的。因此入侵發生後英國政府十分尷尬，因為按照慣例，美國在行動前即使不需英國同意，至少也應當通報英國。當時有這樣一種說法：美國國務院也不知道入侵的計劃，因此沒有辦法通知英國。柴契爾夫人感到非常憤怒，她打電話給里根，抨擊美國的做法，這次談話大概是他們之間最不愉快的一次。傑弗里·豪要求西歐聯合起來對抗美國的專橫作風，英國輿論也對美國向一個大英國協成員國動武表示憤慨。美國不理睬英國的批評，並且在12月還宣布解除對阿根廷的武器禁運。事實表明，在「特殊關係」中，英國是次要的、弱小的一方，華盛頓掌握著主導權。
較大的波折發生在1987年。兩伊戰爭爆發後，波斯灣的油船受到威脅，英國從1980年12月起為在這一水域航行的英國船隻提供護航，效果很好。但從1986年起，伊拉克對運載伊朗原油的西方和其他國家船隻進行空襲，科威特感到受威脅，便非正式地與蘇聯聯繫，請求提供護航。美國唯恐讓蘇聯滲入科威特，於是立即同意讓所有科威特油輪懸掛美國國旗，由美國海軍護航。伊朗對美國海軍進入波斯灣表示反對，在海灣北部航道上布下水雷。由於駐波斯灣的美國海軍不具備掃雷能力，於是在1987年8月向北約盟國求助。
出乎美國意料的是，英國政府的反應十分消極，英國認為美國的行動有可能引起更大的麻煩，導致伊朗或伊拉克對西方船隻採取更大規模的襲擊，從而危害英國利益。而且，英國對美國運用其軍事力量維持海灣秩序的決心也表示懷疑，因此，英國政府客氣地回絕了美國的要求。從這一事件可以看出，英國並非無條件地聽從美國的旨意，在作出重大決定時，還是將英國的利益放在首位。8月末，伊朗又在荷姆茲海峽布雷，直接損害了航行自由的原則，同時也對英國利益造成威脅。只是到了這個時候，英國才下令6艘掃雷艦駛往波斯灣清除那裡的水雷。
1992年1月，柯林頓出任美國總統，他對英、美關係不那麼重視。作為英、美「特殊關係」的一個象徵，里根和布希任總統時每年聖誕節前都會邀請英國首相去白宮，但柯林頓卻沒有請梅傑。在具體政策上兩國也出現明顯分歧。在波赫問題上，美國主張對塞族武裝進行空中轟炸，英國卻多次表示反對，稱此舉將使駐紮在那裡的聯合國地面部隊中的英國軍人遭到報復性襲擊。為照顧英國的立場，北約縮小了空襲規模。另外英國也反對柯林頓政府單方面凍結核試驗的決定，因為這將使英國無法利用美國的核設施作試驗。1994年6月在盟軍登陸諾曼第50周年之際，柯林頓赴英國與梅傑一起主持紀念活動，在這個加強兩國關係的大好時刻，兩國領導人好像對歷史更感興趣，根本就沒有提「特殊關係」。而柯林頓一進入法國，立刻表現得熱情洋溢，對法國的歐洲一體化政策大加讚賞。
7月11日，柯林頓在出席那不勒斯西方七國首腦會議之後訪問德國，稱德國已成為「美國在歐洲的主要盟國」，美、德夥伴關係很獨特。英國《每日電訊報》發表文章說：「柯林頓昨天表明：美國現在認為德國是比英國更重要的盟國。……柯林頓雖然強調華盛頓和倫敦的歷史聯繫，但是他指出，隨著歐洲加快一體化的進程，德國和美國現在的目標幾乎完全一致，這把它們的關係提高到一個更高水平。」該報在7月17日一篇題為《英國為什麼總是形單影隻》的文章中更明確地指出美、德關係才是「特殊關係」，「在華盛頓看來，對美國歐洲政策來說，英國現在頂多是與法國並列第二位的夥伴，也許是第三位」。
造成英、美關係疏遠的首要原因是西方國家之間實力對比已發生變化，英國地位下降，不再能勝任美國在國際戰略中的主要夥伴和助手。德國、日本這些國家則實力上升，遠比英國更有力量。
第二個原因是美國自身的政治經濟變化和政策調整。從60年代開始，美國經濟重心由東海岸向西海岸移動，太平洋地區也就更加重要，柯林頓任美國總統後一再強調發展與亞太地區的關係，他在1993年11月主持在西雅圖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時，發表題為」APEC在創造就業、機會和安全的作用」的講話，指出：「我們必須創設新的制度安排，以推進我們在國際上的經濟和安全利益。……我們必須向太平洋經濟伸出我們的雙手。我們必須與太平洋國家同心協力，以為我國人民和太平洋國家人民創造更美好的未來……這就是我們的莊嚴使命和絕佳機會。」事實上，到1993年，美國與太平洋地區的貿易已比與大西洋地區的貿易多50%,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助理部長勞倫斯·薩默斯在談到美國對外經濟政策重點及其原因時說：「改善與亞洲的經濟合作，自然是以促進國內繁榮為目的的對外政策的主要部分，已經擁有每年1萬億美元進口市場的亞洲，在今後十年將占全世界經濟增長的近一半。」美國在國際戰略中的倚靠對象，在亞太地區是日本，在歐洲已變為德國。另外，當一代致力於建立和發展美、英「特殊關係」的政治領導人退出政治舞台時，英美之間的傳統紐帶也就遭到削弱，這一點在里根和柴契爾夫人去職後尤為明顯。
隨著1956年以後英國加快從帝國撤退以及1964年以後與美國的關係降溫，它越來越把對外關係的重點放在歐洲，試圖在歐洲事務中發揮主導作用，不讓法國和德國主宰歐洲。二戰結束初期，英國曾一度積極參與歐洲事務，於1948年加入歐洲經濟合作組織（Organiz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1950年又加入歐洲支付聯盟（European Payments Union）。但是到50年代，英國對法、德倡導的幾個共同體抱有戒心，不願參加，開始游離於歐洲一體化進程之外。但英國同時又擔心這樣會對本國不利，便在1960年1月，與瑞士、丹麥、挪威、瑞典、奧地利和葡萄牙創建了歐洲自由貿易聯盟。與此同時，英國也加強與西歐其他國家的合作，比如在1956年7月與西德簽署一份協定，同意在民用核能開發方面進行合作。次年12月，英國又與義大利簽署了類似的協定。1960年和1961年，英國與多個西歐國家達成協議，同意為對方公民到本國旅遊提供出入境方面的便利。
關於與歐洲的關係，英國繞不開法國，當時法國是西歐除英國之外的最強大國家，英、法關係在很大程度上支配了英國與西歐的關係。1958年12月，戴高樂就任法國總統，他著手阻止歐洲的一體化和超國家趨勢，想把共同體改造為主權國家之間的經濟互利組織。戴高樂這個想法符合英國的立場，因此麥克米倫在1961年10月啟動了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的談判。戴高樂表示歡迎，他希望建立一個不受美國控制的、真正屬於歐洲的安全和經濟組織。1962年12月，在美國宣布「天弩」飛彈系統不能使用時，戴高樂希望與英國進行軍事合作，包括核合作，藉此削弱英國與美國的軍事聯繫。但英國並不打算放棄與美國的「特殊關係」，在美國取消「天弩」飛彈計劃後僅一個星期，麥克米倫就與甘迺迪會晤，決定以美國的「北極星」飛彈取而代之。法國在得知英國的決定後，立刻撤銷了對英國加入共同體的支持，1963年1月14日，法國政府否決英國的申請，戴高樂明確表示：英國的加入「最終將會出現一個倚賴於美國並在美國領導下的龐大的大西洋共同體，它很快會吞噬掉歐洲共同體」。英國加入歐共體的第一次努力至此受挫。
1964年工黨執政，該黨左翼認為歐共體是一個「資本主義俱樂部」，對西歐和英國的社會主義構成障礙，因而不主張加入這個組織。但1966年7月事情出現轉機，工黨政府新任外交大臣喬治·布朗（George Brown）是一個堅定的歐洲主義者，他設法使威爾遜政府改變立場，這樣，英國於1967年5月第二次申請加入歐共體。戴高樂在私下交談中向英國駐法國大使克里斯多福·索姆斯（Christopher Soames）提出法國支持英國申請的三個條件：（1）減少歐洲對美國的倚賴；（2）改變歐洲經濟共同體的性質，使之成為一個自由貿易區，只對農產品作特別定價；（3）給予共同體內幾個大國更大的決策權。這些條件對於英國來說是可以考慮的，其中大部分也是英國所希望的。但由於這次談話的內容被英方泄露給西德，繼而傳遍了歐共體各國，引起軒然大波。英、法關係降至60年代的最低點。其他歐共體成員國對英國的申請也不予支持，歐共體部長理事會決定擱置英國的申請。
1969年4月，戴高樂辭去總統職務，由蓬皮杜（Georges Pompidou）繼任，他主張擴大歐共體的規模。1969年12月歐共體六國首腦在海牙開會，接受了蓬皮杜的主張，宣布同意接納英國加入歐共體。1970年6月保守黨在大選中獲勝，長期以來主張英國加入歐共體的愛德華·希思出任首相，為英、歐談判鋪平了道路。英國從1971年5月開始與歐共體舉行正式談判，1972年1月簽署了一系列條約。1973年1月1日起英國成為該組織的正式成員國。
與此同時，東歐地區並未被英國忽視。從總體上說，英國對東歐的政策建立在這樣一個觀點之上，即蘇聯和它的華約盟國構成了對西方的主要威脅，因而在軍事上英國須作好與之對抗的準備。但歷屆英國政府在某些方面還是與華約國家進行「部分合作」，顯示出靈活的現實主義作風。英國認為，北約的威懾力能夠在短期內遏制蘇聯，然而從長遠來看，部分合作政策可能對改善英、蘇關係有所幫助，並最終消除長期以來的敵對狀態。
在結束盟國對奧地利的軍事占領問題上，英國與美、法一起同蘇聯進行談判，尋求和平的解決方法。1955年，談判取得突破，英、美、法、蘇、奧五國外長於5月15日在維也納簽訂了《關於恢復獨立和民主奧地利國家的條約》，即《對奧和約》。此前在1月份，蘇聯發布了《關於終止蘇聯同德國的戰爭狀態》令，給東西方關係帶來了緩和氣氛。奧地利問題解決後，舊日的四大盟國首腦重新聚首日內瓦湖畔，是二戰結束以來的第一次。
戰後英、蘇最高層的首次接觸發生在1956年4月，艾登在唐寧街10號會見了來訪的赫魯雪夫，就共同關心的國際問題和雙邊關係交換意見。1959年5月，英、蘇簽訂貿易協定，有效期五年。同年12月，兩國又簽訂了有效期兩年的科學文化協定。這兩個協定後來都曾多次續訂。70年代前期，希思政府將部分合作原則擴大到華約其他國家，1971年4月，英國與波蘭簽署了長期貿易協定。第二年又與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羅馬尼亞簽訂類似協定。1973年，英國還與波蘭和東德簽署了科技合作協定。
英國將對外關係重點轉向歐洲，主要有以下一些原因：
第一，孤立於歐洲共同體之外，使英國經濟增長速度減慢。歐洲經濟共同體對外實行統一關稅政策，對內實行資本、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這些制度使六個成員國的經濟增長率大大超過了英國，在1950-1960年間，共同體六國年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為4.08%,英國為2.3%;1960-1970年間，英國增長率未變，共同體六國達到了4.2%。60年代初麥克米倫政府申請加入共同體的原因之一，就是改變英國經濟發展的不利地位。
第二，美國希望英國更多地捲入歐洲事務。二戰結束後，美國一直想讓英國在北約中承擔更多的責任，鼓勵英國在歐洲事務中發揮更大的作用。然而英國受帝國事務的牽制，在1956年前的大部分時間對歐洲事務不夠重視。蘇伊士運河危機後英國調整政策，慢慢地把重點轉向歐洲。
第三，英帝國的解體及大英國協的衰落，加快了英國從舊帝國撤出和收縮的速度。英帝國向大英國協的轉型是英國對戰後民族獨立運動的主動應對，其結果就是帝國失去其原有的價值，英國只有加強與西歐的關係才有可能彌補其損失。
第四，歐洲在英國的對外貿易中份額加大，1954年，歐洲在英國的進出口貿易中所占比例是18.4%和21.5%,到1971年增至29.9%和29.3%,到1978年又猛增至43.1%和41.8%。這就使英國與歐洲的共同經濟利益增加了。
但是在英國加入歐共體後，其對歐政策是否發生了根本性變化？答案是否定的。在歐共體內，英國是一個不安分的成員，從加入歐共體開始，它屢屢在預算和農業問題上發難，尤其是在1975年，剛當選的工黨政府為平息左翼的指責，決定就英國是否退出歐共體進行全民公決。雖然結果是大多數選民贊成留在歐共體內，但其他歐共體國家已對英國「另眼相看」。1979年柴契爾政府執政後，歐共體對英國缺乏成員國責任感抱怨不迭。1979年6月，柴契爾夫人在斯特拉斯堡歐共體首腦會議上聲稱，英國在那一年負擔的10億歐洲貨幣單位的攤派款不公。第二年在都柏林歐共體首腦會議上，她又公開說要「把我們的錢拿回來」。當其他成員國不作讓步時，柴契爾夫人又聲稱要將各國在歐共體預算中分擔的比例與當年農產品定價掛鉤，威脅要對農產品定價投否決票，於是，其他歐共體國家被迫表態願意考慮英國的要求。在1984年的楓丹白露會議上這個問題得到解決，首腦們同意在確定預算分擔時，將英國劃入人均收入最低國家之列，英國每年可從它所支付的份額與歐共體用於英國開支的差額中，得到66%的返還款。
之後，英國又要求調整歐共體的農業政策，認為它不僅造成農業生產過剩，而且農業補貼在歐共體預算中所占比例過大，不符合柴契爾政府的自由市場原則。1987年7月，柴契爾政府否決了下一個財政年度的共同體預算案。在建立歐洲聯盟的問題上，英國雖然簽署了《馬斯垂克條約》，但在建立經濟貨幣聯盟方面提出了保留條件，並為英國爭取到在「社會憲章」和「貨幣統一」問題上的例外權。1994年6月，梅傑首相又在歐盟12國首腦會議上投票否決比利時首相讓呂克·德哈爾（Jean-Luc Dehaene）出任下一屆歐盟委員會主席，以致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cois Mitterrand）評論道：「這次會議顯然是一個危機。」
否決德哈爾出於以下幾個考慮：首先，英國對德、法操縱歐洲事務表示不滿，德哈爾是德、法推出的人選，事先未與其他國家商量；其次，英國認為德哈爾緊跟德、法，他的出任對英國不利；第三，從國內政治考慮，需要安撫保守黨內的「疑歐派」，該派對英國參與歐洲一體化一直持懷疑和阻撓態度，在這次會議之前該派就有言在先，如梅傑不阻止德哈爾任主席，就要對梅傑的首相地位發難。事實表明，否決哈德爾之後梅傑在黨內的支持率上升，英國保守輿論界也表示讚賞。7月份，歐盟舉行特別首腦會議，梅傑對盧森堡首相雅克·桑特（Jacques Santer）投了贊成票。
英國在歐洲事務中總是形單影隻，其原因主要有：第一，英國在50年代沒有抓住歐洲一體化的最初機會，將這個進程的主導權拱手讓給德、法。第二，英國國內有勢力強大的「疑歐派」，而歐洲對英國也抱有猜疑心理。第三，英國受傳統的均勢原則影響，對歐洲任何強國都持有戒心。第四，從心理上說，英國一直認為自己不屬於歐洲，而帝國的情結更讓它與「歐洲」劃清界限。看來，英國與歐洲的關係還需要時間去理順，以後如何發展仍需要時間去檢驗。
在70年代，英國與蘇聯、東歐的關係沒有出現太大起伏，它基本上支持東西方的「緩和」。但柴契爾夫人上台後情況發生變化，輿論普遍認為她會對蘇聯採取強硬政策。事實確實如此，柴契爾政府在執政之初便大大加強了與美國的軍事合作，提高國防開支。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柴契爾政府立即予以嚴厲譴責，並在下院提出動議，要求英國體育界抵制在莫斯科舉行的奧運會。這個要求受到英國奧委會主席丹尼斯·福洛斯的反對，而柴契爾夫人在「震驚」之餘，又「直截了當地」向福洛斯當面闡述她的立場。
1981年12月，波蘭政局發生變化，成立了以雅魯澤爾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為首的救國軍事委員會，取締了團結工會，逮捕了華勒沙（Lech Walesa）等工會領導人。八天之後，柴契爾夫人即在英國下院嚴厲譴責波蘭當局，指責它「正在犯歷史性的錯誤」。1982年2月5日，英國宣布對波蘭實施制裁，成為西歐採取強硬措施的第一個國家。制裁內容包括：波蘭外交官只可在距倫敦25英里以內範圍中活動，推遲考慮波蘭延期償還債務問題，暫停發放由英國政府擔保的貸款等。政府還宣布了對蘇聯的制裁措施，包括限制蘇聯外交官在英國的行動自由，削減一些英、蘇協定的條款和適用範圍等。英國廣播公司將波蘭語廣播時間由每周21小時15分鐘增加到26小時15分鐘。
但英國並未中斷與蘇聯、東歐國家的正常往來，外交部在這方面的態度較為積極。外交大臣在1980-1981年間出訪羅、匈、波三國，在1981年和1983年還訪問了柏林和莫斯科。在貿易方面，英國保持了與蘇、東國家的貿易，這項貿易約占英國貿易總額的2%。在對波蘭採取制裁時，外交部主張克制，外交大臣卡林頓（Peter Carrington）勳爵在上院強調英國對波蘭奉行嚴格的不干涉政策，希望波蘭政府能夠遵守對歐安會承擔的義務和兌現關於改革的諾言。
1983年夏季，柴契爾夫人和內閣大臣重新評估英國與蘇聯陣營的關係，他們認為蘇聯有可能發生變化。9月份，政府與蘇聯問題專家舉行一次秘密會議，討論和分析東歐國家的現狀。柴契爾夫人認為應該改變被動反應的策略，轉向採取一些主動步驟，她同意外交部提出的「分化」策略，對那些比較容易打交道的東歐國家，要加強和它們的交往和聯繫。不久外交大臣傑弗里·豪出訪匈牙利。次年2月，柴契爾夫人首訪東歐，第一站仍然是匈牙利。10天後柴契爾夫人出席了蘇聯領導人安德羅波夫（Yury V.Andropov）的葬禮，儘管在這次活動中並未談及英、蘇關係，但為改善這種關係創造了氛圍。3月，蘇聯第一副外長科爾尼延科訪問英國，6月，英國外交大臣傑弗里·豪也去了莫斯科，雙方會談的內容集中在美國的「戰略防禦計劃」（即「星球大戰」計劃）上，對兩國關係涉及很少。直到1984年12月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戈巴契夫（Mikhail S.Gorbachev）率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英國時，英、蘇關係才發生重大變化。
不久後蘇聯領導人契爾年科去世，柴契爾夫人與傑弗里·豪再赴莫斯科參加葬禮。這一次她與蘇聯新領導人戈巴契夫舉行了長時間的會談，柴契爾夫人在會談中表示要「與蘇聯更多地打交道」，「形成一種有建設性的關係」。此後，英、蘇簽署一系列經濟、文化、科技合作協定，兩國領導人多次互訪。柴契爾夫人與戈巴契夫的私人關係相當不錯，英國對他的「改革」表示支持。在蘇聯解體、東歐劇變時，英國大體上與美、歐保持一致，不對這些地區採取主動出擊的政策。
在與中國關係方面，英國在承認新中國後經歷了曲折的發展。根據雙方協定，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與英國政府代表胡階森於1950年3月2日起舉行第一階段建交談判，但不久韓戰爆發，中、英軍隊戰場相見，談判遂告中斷。1954年4-6月日內瓦會議召開期間，周恩來總理與艾登外交大臣多次會晤，中英兩國官員進行了第二階段建交談判，6月17日，兩國達成互派代辦的協議，中英建立「半外交關係」。但由於英國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緊跟美國，阻礙了兩國關係正常化。在有關聯合國的中國代表權問題上，英國對驅逐國民黨政權投了棄權票，又同意美國提出的擱置討論中國代表權的建議，事實上認可了台灣當局在聯合國的席位。1961年，英國在聯合國首次投票贊成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但又同意美國的提案，將中國代表權列為「重要問題」，需聯大三分之二多數票才能通過。
關於中國在香港的資產——主要是指兩航（中國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在港飛機的歸屬問題，英國偏袒台灣當局。當時兩航已宣布起義，飛機已歸屬中國政府，但港英當局聽任台灣將這批飛機出售給美國民用航空公司，1952年，英國的最高法院將這批飛機的所有權判給了這家公司。同時，英國政府還保留駐台灣淡水的英國領事館，製造和散布「台灣地位未定論」。對此，中國方面多次指出，英國在台灣問題上耍兩面派，這是中英關係正常化的主要障礙。1958年，周恩來總理在一屆人大五次會議上專門闡述了中國的立場：
英國政府一方面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另一方面卻在聯合國中協助美國支持蔣介石集團竊取中國的席位。同時，英國還是散布台灣地位未定的謬論的中心。……如果英國不改變它對待中國的兩面態度，中英關係將不可避免地受到不利的影響。
60年代初中英關係有所改善，蒙哥馬利元帥兩度出使中國，推進了兩國之間的了解。但「文化大革命」又讓中、英關係受到衝擊，一些極「左」「造反派」在北京焚燒英國代辦處，釀成重大外交事件。
70年代初，隨著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中、英關係也開始突破。1971年1月，兩國官員開始就建交問題進行第三階段談判，英國政府同意改變有關台灣問題的立場，支持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一俟關係正常化，英國將關閉駐淡水領事館，並明確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中國唯一的合法政府，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省。1972年3月13日，中國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與英國駐華代辦艾惕思分別代表本國政府簽署了關於互換大使的聯合公報，實現了中英關係正常化。此後中英關係得到較快發展，1984年12月，中、英兩國政府簽署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英國政府同意於1997年7月1日將香港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以後兩國領導人頻頻互訪，經貿和文化關係也大大加強。但末代港督彭定康推出的「政革」方案為兩國關係投上陰影，對香港回歸後的事態發展產生一定影響。
1997年7月1日，香港正式回歸中國，兩國政府舉行了體面的交接儀式，代表英方出席的是王儲查爾斯和新任工黨首相布萊爾。查爾斯在講話中表示了向前看的態度，希望以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為基礎，繼續維持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工黨作為執政黨，它在香港問題上不背包袱，沒有與中國政府發生過正面對抗，因此有一個改善兩國關係的契機。工黨政府外交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環就是加強與東亞國家的關係，力圖從這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1998年春，工黨貿易大臣瑪格麗特·貝科特和外交大臣羅賓·庫克（Robin Cook）先後訪問中國。此後布萊爾首相和朱鎔基總理互訪，江澤民主席也於1999年下半年出訪英國。英國在對華關係上擺出積極姿態，雙方的經貿關係得到發展。
然而，面對冷戰結束後的國際形勢，新上台的工黨政府在外交上除了緊跟美國之外，並沒有形成新思路，也沒有制定出清晰的指導原則。在英、美特殊關係再次升溫的背景下，「新干涉主義」成為工黨對外政策的新特點。依據這一方針，工黨政府參加了美國主導的科索沃戰爭、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可謂大出風頭。然而恰恰是伊拉克戰爭的曠日持久，斷送了布萊爾這位自小皮特以來英國最年輕首相的大好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