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從波茨坦到冷戰

  二戰硝煙仍在太平洋上飄蕩之時，英國人就把功勳卓著的邱吉爾拉下了台。工黨新首相艾德禮專注於內政，他不諳外交事務，甚至提出由聯合國來保護包括英國在內的國際安全。他聲稱英帝國能夠得到「聯合國組織的唯一保護」，一旦「這個新的組織成為現實，那麼由誰來擁有昔蘭尼加或索馬利亞或是控制蘇伊士運河就變得無關緊要了」。但他的主張受到外交部和總參謀部的反對，未能成為工黨政府對外政策的基調。外交大臣歐內斯特·貝文能力不凡，但他重實務而輕思想，基本上承襲了邱吉爾政府的主要政策原則。貝文十分警惕蘇聯的擴張，告誡艾德禮不要對蘇聯抱有幻想，他曾說蘇聯的姿態「完全是慕尼黑的翻版……假如我們按你的意思與史達林交涉，他就會像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獨立那樣去尊重這三國的獨立」。英國歷史學家里奇·奧文達爾（Ritchie Ovendale）在他1979年出版的一本專著中寫道：「儘管工黨政府在國內追求社會主義理想，但它並未把這種追求擴展到對外政策上。」

  此時英國的外交政策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關於英國應該聯合和依靠的力量。邱吉爾根據戰後國際力量對比的變化和可能出現的東西方對抗的預測，曾提出著名的「三環外交」。1948年10月9日，他在保守黨年會上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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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於我們來說，第一環當然是大英國協和英帝國及其所包括的一切。第二環是包括我國、加拿大及其他大英國協自治領、美國也起著十分重要作用的英語世界。最後一環是聯合起來的歐洲。這三大環同時並存，一旦它們連接在一起，就沒有任何力量或力量的結合可以推翻它們，或敢於向它們挑戰。現在你們想像一下這三個相互連接的環，就會看到，我們是在這三環中的每一個環里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國家。事實上我們正處在三環間的連接點上，由於我們這個島國是海運線的中心，或許還是空運線的中心，我們就有機會把它們都連接在一起。

  顯然，大英國協或英帝國是「三環外交」的立足之本。從戰後半個世紀英國外交的運行來看，「三環外交」被歷屆英國政府所推行，只是在具體方針和側重點方面有所不同。

  第二，關於英國要遏制和對抗的對手，邱吉爾也明確指出它們是蘇聯及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二戰後期，英國軍方和外交部就從大量情報和分析研究中認為：英國戰後的潛在威脅是蘇聯。1943年11月，邱吉爾在赴德黑蘭途中就對哈羅德·麥克米倫說：「德國完了……現在的真正問題是俄國。"1944年4月21日，邱吉爾向杜魯門建議，英美聯軍應儘快東進搶占地盤，爭取搶在蘇聯軍隊之前攻占柏林，但杜魯門堅守了盟國之間事先達成的協議，沒有聽取邱吉爾的意見。

  1946年3月5日，已經不是首相的邱吉爾在杜魯門的陪同下前往密蘇里州，在富爾頓發表了著名的「鐵幕」演說：「從波羅的海的什切青到亞得里亞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落下來。在這條線後面，坐落著中歐和東歐古國的都城，華沙、柏林、布拉格、維也納、布達佩斯、貝爾格勒、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亞——所有這些名城及其居民無一不處在蘇聯的勢力範圍之內，不僅以這種或那種形式屈服於蘇聯的勢力影響，而且還受到莫斯科日益增強的高壓控制。」

  這篇演說被視為冷戰的開始，同時也是對蘇聯領導人史達林在同年2月9日一篇講話的反擊。史達林在該講話中指出：「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包藏著總危機和軍事衝突的因素，因此，現代世界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是平穩地和平衡地前進，而是要通過危機和戰禍。」針對邱吉爾的富爾頓演說，史達林在3月13日向《真理報》記者發表談話，予以猛烈駁斥：「實際上，邱吉爾先生現在是站在戰爭挑撥者的立場上的，而且邱吉爾先生在這裡並不是孤獨的，他不僅在英國有朋友，而且在美國也有朋友。……毫無疑問，邱吉爾先生的方針是進行戰爭的方針，號召同蘇聯進行戰爭。」以英、蘇舌戰為開端，東西方步入冷戰。

  在三環外交中，英國直到60年代初都將英、美關係看得很重，相比之下，它對歐洲事務的興趣不大，但防務除外。

  英、美關係在二戰後經歷了短暫的低落，1945年9月，美國突然停止《租借法案》，12月，又解散了負責原料、生產和資源的英美聯合委員會。美國還根據1946年通過的《麥克馬洪法案》，停止了與英國在原子武器方面的合作。但由於國際形勢的變化，兩國間的親密關係又迅速恢復，1946年7月，美國向英國貸款，幫助其戰後重建。9月，國務卿貝爾納斯（James Byrnes）正式表明美軍將不會很快從歐洲撤出。

  戰爭結束時戰勝國曾試圖合作，以解決戰爭的善後問題。根據「三巨頭」的《波茨坦協定》，第一次外長會議於1945年9月在倫敦舉行，主要任務是為簽訂和約做準備。會上，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提出蘇聯有權決定東歐各國政府的組成，對此貝文和貝爾納斯予以反對，因此會議沒有取得成果。第二次外長會議於1946年4月在巴黎舉行，與會者原打算就德國問題做出決定，但因為蘇聯不允許英、美干預蘇占區內部事務，英、美表示不滿；而英、美又認為蘇聯對西方占領區心懷叵測。不過，會議還是確認了對戰敗國和約草案的基本內容。

  1946年7月，巴黎和會在盧森堡宮開幕，任務是審訂盟國對意、羅、保、匈、芬五國的和約草案。會上，東西方國家在許多問題上激烈辯論，出乎西方國家意料之外的是，蘇聯代表團同意對存有分歧的問題通過表決方式解決，少數服從多數。結果，和會迅速取得進展，但有些問題尚需進一步討論，10月15日，當會議結束時，各方未能簽署和約。

  11月4日，在紐約召開了第三次外長會議，繼續討論五國和約草案。蘇聯外長推翻了原先同意的表決方法，引起美國的不滿。後來，雖因為蘇聯代表團緩和了立場，確定了五國和約的文本，但美國對蘇聯的表現有所質疑，開始接受英國關於蘇聯是西方的主要威脅的觀點。

  蘇聯幫助東歐各國建立社會主義政權，引起英、美兩國的嚴重不安。起先它們對蘇聯的舉措感到可以理解，因為根據雅爾達會議精神，東歐（捷克斯洛伐克除外）屬於蘇聯的勢力範圍，英、美無權干涉。但是當蘇聯的手段愈來愈強硬時，英、美擔心蘇聯會進一步擴張，法、意兩國共產黨在大選中的出色表現更加劇了這種擔心。正在這時，發生在中東地區的三場危機造成了英、蘇對抗，驅使英國在冷戰起源中充當了更積極的角色。

  英軍和蘇軍曾經分別駐紮在伊朗的南部和北部，根據蘇、美、英三國協議，在戰爭結束後的6個月內，所有外國軍隊都須撤出。1945年8月，蘇聯支持的亞塞拜然民主黨在伊朗北部舉行起義，12月，成立「亞塞拜然自治共和國」；同月，親蘇的庫爾德民主黨也宣布在西亞塞拜然成立「庫德人民共和國」。英國對此十分憤怒，它認為該國本屬英國的勢力範圍。英、美在聯合國安理會向蘇聯施壓，對蘇軍遲遲不撤出伊朗提出抗議。1946年3月26日，蘇聯被迫宣布同意在6個星期內撤軍，條件是安理會不再討論伊朗問題。4月4日，蘇聯與伊朗達成協議，蘇聯履行撤軍諾言，伊朗同意成立蘇伊石油公司。到年底，伊朗軍隊鎮壓了北部親蘇政權，而次年10月，伊朗議會又投票否決了蘇伊石油公司。這樣，英國在美國的支持下取得了戰後對抗蘇聯的第一個勝利。

  接著英、蘇又在土耳其發生衝突。1945年3月20日，蘇聯宣布廢除1935年簽訂的「蘇土中立和友好條約」，並通知土耳其政府：必須歸還俄國曾占有的卡爾斯和阿爾達漢地區（均位於安納托利亞）；修改1936年關於土耳其海峽的蒙特勒公約，改由蘇、土兩國共同負責海峽的防務。英、美首腦在波茨坦會議上曾同意蘇聯有關修改條約的要求，但強調海峽自由通航的原則。英國反對蘇聯參與海峽的防務，因為「如果土耳其被驅至蘇聯的懷抱中，這將把蘇聯的影響帶入紅海、波斯灣和阿拉伯聯盟」。美國在1946年春介入這場外交衝突，堅定地站在英國一邊，杜魯門總統公開說：「如果俄國軍隊在控制海峽的幌子下進入土耳其，那麼俄國就會在不久以後用這些軍隊控制整個土耳其。"1946年8月7日和9月24日，蘇聯發出兩份照會，要求蘇聯和土耳其共同保證海峽的安全，遭到英、美、土的共同反對。蘇聯的意圖受挫，與英、美的矛盾升級。

  根據邱吉爾和史達林於1944年10月就巴爾幹地區達成的秘密協定，希臘屬英國的勢力範圍。1944年10月，英軍進占雅典，命令共產黨領導的民族解放陣線解除武裝。民族解放陣線憤然退出聯合政府，舉行起義，遭到英軍的鎮壓。1946年9月，民族解放陣線指責全民公決不符合規定，再次發動起義。英軍協助希臘政府軍進行圍剿，捲入希臘內戰。1947年初，英國遭到罕見寒流的襲擊，生產能力銳減。2月21日，英國通知美國說它不能再繼續保護希、土兩國了，希望美國接手過問，向兩國提供援助。美國政府同意了英國的要求，杜魯門於3月12日發表講話稱：「余相信美國之政策端在支持自由之民族以抵抗少數武裝分子或外來壓力之徵服企圖。」這篇講話被稱為「杜魯門主義」（Truman Doctrine），是美國正式參加冷戰的宣言書。同年6月，國務卿馬歇爾提出了向歐洲提供經濟援助的計劃，即「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目的是加速西歐重建，以加強其對抗蘇聯的能力。

  接下來的衝突更加嚴重。1948年6月24日，蘇聯切斷了在德國的三個西方占領區與西柏林之間的水陸交通，對西柏林實施封鎖。西方認為蘇聯意在把西方軍隊趕出西柏林，取得對整個柏林的控制權。三國空軍於是投入緊急空運，向西柏林運送各種物資，同時，三國還切斷了其占領區與蘇聯占領區之間的交通和貿易聯繫，實行反封鎖。三國與蘇聯後來通過外交談判達成妥協，危機於1949年5月才告結束。

  對西方來說，這場危機促使它們更緊密地團結起來，也使美國政府更加堅信美軍有必要留在歐洲。這樣，英、美在歐洲的共同利益使它們之間的「特殊關係」具有了新的含義，其主要目標就是對抗蘇聯及社會主義陣營。英國在冷戰中堅定地站在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一邊，力圖充當跨大西洋的戰略橋樑。

  英國政府積極主動地加強和發展這種特殊關係。美國本來擔心，具有「社會主義」色彩的工黨政府會接近莫斯科，但艾德禮和貝文很快就打消了美國的擔心。在1946和1947年，貝文在不同場合抨擊蘇聯的威脅，使他贏得了「邱吉爾的稱職繼承者」稱號。當時，工黨政府將英美特殊關係置於英國外交的首要地位，據後來的首相卡拉漢回憶說：「1945年美、英組成世界上最強大和最有影響力的聯盟，英、美聯手描繪戰後世界的近期未來。」另外，工黨政府以尊重民族自決為理由准許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這也深得美國的讚賞。在美國人的心目中，這個行動是一個奉行自由主義的大國所必須具備的，這樣，英國又一次成為美國最倚重的夥伴。英、美之間的「特殊關係」在未來數十年中不僅支配了英國的對外政策，也對歐洲事務產生了重大影響。

  英國重視與美國的「特殊關係」並不意味著英國甘心充當美國的小夥伴，相反，英國利用大戰後法俄等歐洲傳統強國衰弱的良機，試圖成為歐洲的領袖。英國領導人在二戰結束前的盟國首腦會議上為法國講了不少好話，甚至為法國在德國爭取到了一塊占領區，其目的就是通過與法國的合作，擴大英國在歐洲的影響力。1947年3月，英國與法國簽署《英法同盟互助條約》（Treaty of Alliance and Mutual Assistancebetween the United Kingdom and France），即《敦刻爾克條約》（Treatyof Dunkirk），力圖將英國占主導地位的英法同盟作為未來西歐軍事政治聯盟的基礎。1948年1月，貝文提議建立西歐聯盟，得到西歐國家響應。同年3月，英、法、荷、比、盧五國代表簽署了《布魯塞爾條約》。8月，組建具有政治、經濟、軍事合作性質的布魯塞爾條約組織。但英國的實力畢竟有限，遂與其他成員國一起要求美國參與西歐防務。美國利用這個機會於1949年4月組建了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布魯塞爾條約組織的成員國全部加入北約，其軍事機構也在1950年併入北約。

  韓戰爆發後，美國要求英國對西方的防務承擔更多的義務，具體地說，美國不僅要求英國派兵參加韓戰，而且希望它在歐洲防務中更有力地遏制來自蘇聯陣營的挑戰。英國政府積極配合，隨即宣布支持聯合國的有關決議，將英國太平洋艦隊交由美國指揮。1950年7月，英國從香港駐軍中抽調兩個營前往朝鮮，至11月，英軍的兵力已增加到3個旅。1950年12月，貝文宣布大規模重整軍備，準備在1951-1954年期間劃撥47億英鎊專項開支。在韓戰中，先後有約10萬名英軍參戰，陣亡1078人，負傷2674人，另有1060人失蹤或被俘。

  與此同時，英國又極力阻止麥克阿瑟擴大戰爭的企圖。麥克阿瑟曾多次要求動用空軍轟炸中國東北地區，按照先前的約定，美國政府正式徵詢英國的意見。11月16日，貝文答覆道：英國不同意美軍飛機進入中國；而同時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法國等也做出相同的答覆，美國政府只好作罷。1950年11月，「聯合國軍」的第二次北犯被擊退。11月30日，杜魯門向媒體宣布：在朝鮮使用核武器「始終是現實的考慮」。英國政府立即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於是急忙向美國表示，艾德禮希望與杜魯門面商此事，美方遂表示同意。12月3日，艾德禮和貝文在倫敦會晤了法國總理勒內·普利文（Rene Pleven）和外長羅伯特·舒曼（Jean-Baptiste Nicolas Robert Schuman），以協調兩國對此事的立場。次日，艾德禮抵華盛頓與杜魯門會談。他首先委婉地表示：英國和歐洲對杜魯門聲明可能造成的後果感到擔憂，建議美國儘早同意在朝鮮停火。同時，艾德禮再次要求美國在有關韓戰的問題上做出重要決定前，與英國和其他參戰國磋商，並力阻美國動用原子彈。英國在重大問題上如此直率地向美國表述不同意見是非同尋常的，其原因是：此時蘇聯已擁有核武器，如果美國動用核武器，那麼蘇聯有可能對美國的盟國比如英國實施核打擊，以進行報復。杜魯門仔細聽取了艾德禮的陳述，很重視英國的立場，英美首腦會談結束後發表的公報稱：「總統聲明他希望世界形勢將永遠不會需要動用原子彈。總統告訴首相：他願意向首相通報有可能引起形勢變化的各種情況。」艾德禮的美國之行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美國擴大戰爭的企圖，使杜魯門打消了使用原子彈的念頭。通過這個事件，英美特殊關係也得到進一步的鞏固。

  此時，英國對建立歐洲自己的防務體系並不十分熱心。1950年10月，法國總理普利文推出「普利文計劃」，提議建立包括西德在內的歐洲防務體系和統一的歐洲軍。美國對這一提議表示支持。英國雖不反對，但表示不參加這個體系，它認為該體系會損害英國主權，影響它對其他地區的防務義務。結果，當《歐洲防務共同體條約》（European Defense Com munity Treaty）於1952年5月簽署時，英國只與美國簽署了一份雙邊附加協定，聲明在該共同體成員國遭到外來侵略時，兩國將予以支援，擊敗入侵者。這些承諾其實早已寫入《北大西洋公約》，並沒有新內容。英國這樣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想取悅於美國人，使其更多地承擔歐洲的防務。英國為爭取美國在歐洲常駐30萬軍隊，自己也不得不向大陸派駐重兵。在北約防務體系中，英國派出了由4個師組成的萊茵軍和第二戰術空軍，共計5萬餘名作戰人員。

  除了防務之外，英國仍不願過多地捲入歐洲事務，而力圖保留自己的行動自由。相比而言，工黨政府更有意於歐洲合作，貝文在創建歐洲委員會的過程中起了很大作用。但是，這個於1948年5月成立的機構只是一個向成員國政府提供建議的諮詢機構，用英國人的話來說：它是一個「清談館」，各成員國只在其中交換看法。英國不願意看到它變成一個權力機關，更不願它成為歐洲合眾國的基礎。

  法國則大力推動歐洲的聯合。1950年，法國外長舒曼提出「舒曼計劃」（Schuman Plan），建議將法、德兩國的鋼鐵、煤炭生產置於共同管理之下，同時歡迎其他歐洲國家參加。1952年1月，歐洲煤鋼共同體正式成立，其成員國有法國、西德、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和盧森堡。英國沒有參加，它擔心對英帝國的煤鋼生產和貿易發展產生不利影響，而且，煤鋼共同體根據「多數原則」作決策的方法也不合英國的胃口，英國不願這項原則損害其國家主權。結果，英國只是與該共同體簽訂了一個相互之間關係的協定。此後，當法國等上述六國於1957年3月25日簽訂《羅馬條約》（Treaty of Rome），決定成立歐洲經濟共同體和歐洲原子能共同體時，英國再一次充當了旁觀者。

  在歐洲以外地區，英、美合作共同支持親西方國家，抵抗共產主義的影響。戰爭結束後的10年中，英、美合作的重點在中東和朝鮮。

  在中東，英、美的目標是防止蘇聯滲入，將這一地區的英國基地作為對抗蘇聯的重要戰略要地，控制該地的石油資源。美國主要通過財政援助的形式鼓勵英國在這一地區維持龐大的基地網絡，以備發生戰爭時動用。美國還支持英國在該地區建立集體防務體系，1955年成立以英國為首的中央條約組織（巴格達條約組織）時，美國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該組織的常設委員會。

  在朝鮮，英國並沒有任何政治、經濟或安全利益，它之所以出兵朝鮮並召集大英國協成員國參戰，其真實原因是換取美國在歐洲承擔更多的防務，內閣在1950年11月對此解釋說：「如果我們收回對美國在遠東戰略的支持，那麼美國就不願意繼續其支援西歐防務的政策。在失去美國對歐洲的全力支持的情況下，我們幾乎不可能抵禦俄國在歐洲的侵略。」

  英國參加韓戰，另一個因素是對美國的軍事行動予以約束，避免戰爭升級，特別是不願看到核戰爭爆發。艾德禮和貝文都不想把戰爭擴大到朝鮮以外，因為這種情況一旦出現，就有可能波及香港、馬來亞，甚至歐洲，損害英國的利益。但同時英國又認為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是必要的，可以遏制蘇聯的擴張。在英國看來，韓戰是蘇聯策劃的一次侵略，朝鮮半島一旦落入蘇聯的勢力範圍，印度支那、香港和馬來亞也會相繼陷落。

  儘管在這個時期，英國外交基本上跟著美國走，但在承認新中國這件事上，卻表現出它的獨立性。英國不顧美國的反對，於1950年1月6日承認了新中國，在中英關係史上邁出了重要一步。這樣做的原因是：

  一、現實主義傳統的又一次表現。英國人總是把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而較少受其他因素的束縛，十月革命後英國也曾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蘇聯，現在承認新中國，主要目標是維護和發展在華利益。

  二、承認既成事實。按英國人的看法：一個政府若取得對大部分國土的控制權，便有資格獲得他國的承認，而承認並不代表對它的肯定。邱吉爾對此作過精彩的論述，他說：「承認一個人的存在並非必定是贊同，人們不得不在這個充滿罪惡和敵人的世界上承認他們並不喜歡的那些許許多多的人和事。建立外交關係的原因並不是要表達恭維之意，而是要取得便利」；「當關係處於最困難的境地時，最需要的就是外交」。

  三、確保英國在中國的經濟利益。新中國成立時，英國在華投資額高達10.3億美元，而隨著美國的退出，英國商人認為這是發展對華貿易的大好時機，他們不想放棄國民黨政府欠下的留在大陸的那些債務。

  四、維護英國在香港的地位和權益。二戰以後，英國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保住了香港，此時自然不願拱手放棄。它擔心中國人民解放軍會用武力解放香港，因此，承認新中國並在香港問題上求得與中方的溝通和諒解，是英國迫切需要的。

  五、阻擋中國進入蘇聯勢力範圍。英國從國共之間的關係中發現中國共產黨與蘇聯共產黨不同，中共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中國人民的願望，這樣，英國將新中國看作是可以爭取的對象，不能讓蘇聯輕易得手。1950年貝文在評價英國承認新中國之舉時指出：「我相信我們當時承認人民政府是正確的，沒有讓俄國人以為他們是唯一可以幫助中國的國家，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六、英國對國民黨感到失望，與其關係亦由冷淡轉向惡化。英國政府曾多次對國民黨政府的腐敗和獨裁進行抨擊，尤其是對國民黨海軍在1949年末封鎖大陸時騷擾英國商船、阻止英商貿易表示憤慨，貝文於1950年5月在下院說：國民黨的封鎖對英國在華利益的損害「比共產黨人更為嚴重」。

  最後，工黨對中國共產黨及其政府持較友好的態度，因此在承認新中國的問題上也比較主動。工黨下野後，仍重視發展與新中國的關係。1953年底，工黨執行委員會通過一個決議，決定派代表團前往中國訪問。在得到中國外交學會的邀請後，艾德禮親率工黨代表團來華。周恩來總理在1954年8月為安排接待該代表團召開的會議上說：「我們應當重視英國工黨代表團訪華」，指出「英國對推進中英關係採取了主動的態度」。

  但中英關係正常化進程由於韓戰的爆發而突然中止。此後在日內瓦會議期間，這個進程得以重啟，在中英雙方的共同努力下，兩國建立了代辦級外交關係。

  在二戰結束後的10年中英國外交政策基於這樣一種認識：西方的利益受到蘇聯的威脅，英國應致力於消除這種威脅，但西歐自身的實力有限，因此和美國發展「特殊關係」，敦促它參與西歐的防務，是英國外交的首要任務。為維護西歐的安全、與美國保持「特殊關係」，英國付出了很大的代價。除負擔帝國的防務，英軍還在帝國之外承擔了過多的責任，以致軍力「過於分散」。英國由此在財政方面背上很大的包袱，它脆弱的經濟本來已經負擔過重，現在則遭到更大的削弱。

  但英國對西歐經濟一體化進程卻顯得冷淡，在戰後的西歐，英國本是唯一能擔負起領導作用的國家，美國也曾希望它這樣做。英國政府卻顧慮重重，優柔寡斷，錯失了良機，它認為參加歐洲煤鋼共同體這樣的超國家機構會損害英國的主權，也損害它與英帝國和大英國協內其他國家的關係。假如，當時英國在推動歐洲經濟一體化方面更加主動一點，它在歐洲的影響無疑會大得多，也不會落到後來申請加入歐洲經濟共同體而被拒於門外的地步。曾在外交部擔任常務次官的知名外交家尼古拉斯·亨德森（Nicholas Henderson）在回顧那段經歷時說：「戰後那段時間裡，所有西歐國家的政府都尋求我們的恩賜，在好幾年時間內，我們的聲望和影響是無與倫比的……我們本可以隨心所欲地將歐洲打上我們的印記。」然而英國在防務方面不惜承擔過多的責任，體現了現實主義原則；在經濟方面卻很少考慮回報與收益，似乎又顯示出一些理想主義遺風。英、美「特殊關係」是英國外交的一根支柱，但1956年的蘇伊士運河事件卻使英、美關係受到重大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