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改弦更張

  1979年，以柴契爾夫人為首的保守黨政府上台執政，此後一直連任至1990年。柴契爾夫人當政期間，英國的經濟政策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她一改戰後長期實行的經濟政策，在宏觀政策上以貨幣主義理論為指導，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要政策目標，以控制貨幣發行量，減少公共部門借款需求為主要政策手段；在微觀政策上以供應學派的理論為指南，從更多地強調經濟的需求方轉向強調經濟的供應方，從更多地強調市場轉向強調減少產品成本，從更多地強調社會的平等轉向強調效率，具體政策手段是私有化、減稅、工會改革以及其他的工業政策。這一時期，無論是國民生產總值、人均國民生產總值，還是就業工人年均國民生產總值和全員生產率都明顯好於70年代。工業結構發生較大的變化，變得「更瘦但更健康」。儘管這一時期仍保持低速增長的趨勢，但暫時的經濟復甦和短期的繁榮未能改變長期衰落的局面，尤其是這一時期失業人數居高不下，商品貿易連年逆差，國際收支惡化，英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日益失去競爭力。

  治理通貨膨脹之所以成為柴契爾政府經濟政策的首要目標，是基於對70年代英國通貨膨脹和失業並存這一現實的反思，以及對通貨膨脹危害性的認識。柴契爾主義認為通貨膨脹是造成英國70年代經濟運行不佳，尤其是低增長率和高失業率的主要原因，它掩蓋了相對價格運動，減少了市場經濟的效率，引起低投資，使英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失去價格優勢。造成通貨膨脹的主要原因是過分的貨幣增長，要減少通貨膨脹，必須減少貨幣供應，尤其是減少公共部門借款需求。與以往各屆政府不同，柴契爾政府在宏觀政策上只致力於治理通貨膨脹問題，而將失業問題留給微觀政策去治理，因為在他們看來，失業主要是由微觀條件造成的。

  柴契爾政府治理通貨膨脹大致可分四個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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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階段從1979年到1981年，這是貨幣主義的試驗時期，也是柴契爾政府反通貨膨脹政策的確定時期。柴契爾政府上台後，在1979年11月和1980年3月的預算中都未提到維持和增加就業水平問題，而把重點放在控制政府開支和貨幣供應增長率上，具體措施是提高利率，減少對銀行信貸的需求；同時實行嚴厲的財政政策，尤其是減少公共部門的借款需求。1980年，英國制定中期金融戰略。由於財政緊縮，直接後果是經濟衰退，失業增加，國內生產總值下降3.3%,失業人數在1981年突破200萬大關。更重要的是，貨幣目標也未實現。1980-1981年度英鎊M3的增幅高達19.5%,遠遠超過計劃的7%-11%。中期金融戰略的實施以及由此造成的後果在國內引起普遍的反對。1981年3月30日，在劍橋大學經濟學家弗蘭克·漢恩和羅伯特·尼爾德的組織下，英國364名經濟學家聯合在《泰晤士報》上發表公開信，對柴契爾政府的政策加以指責。

  第二階段是1982年到1985年11月。這一時期柴契爾政府對中期金融戰略進行調整，使之具有更大的伸縮性，同時放棄單一的貨幣控制目標，引入了狹義貨幣M1和寬泛的貨幣PSL2作為貨幣控制目標。1984年又增設最狹義的貨幣目標M0.由於政策更靈活，更實際，通貨膨脹率已開始下降，緊縮政策停止實行，貨幣目標基本實現，金融形勢好轉。伴隨匯率的下降，經濟開始回升。1985年10月，英格蘭銀行宣稱英鎊M3的供應量已不再是主要的調控目標，這標誌著英國正式放棄了貨幣主義的主張。

  第三階段從1985年11月到1988年夏。這一時期柴契爾政府宏觀政策的重心從貨幣政策轉向匯率政策，宏觀政策開始放鬆，匯率已取代貨幣增長目標成為政府反通貨膨脹的最主要的工具。這一變化與1985年秋的「市場協定」和1987年春的「盧浮協定」有關。美日德三國在匯率政策上的協調一致，推動英國提出自己的匯率目標，一方面將英鎊同堅挺的德國馬克掛鉤，匯率在1英鎊兌換3馬克上下浮動；另一方面，為抵禦美元和馬克上揚對英鎊的壓力，英格蘭銀行大量吃進外匯，並通過降低利率阻止外資湧入。到1987年4月，英國官方外匯儲備已達250億英鎊，基礎利率從1986年11月的11%逐步調低到1988年5月的7.5%。

  第四階段從1988年到1990年。由於前一時期利率調低，經濟出現過熱的現象，消費支出迅速擴大，1985-1988年平均增長率為6.2%,1986-1987年，房地產價格平均上升16%,到1988年上升了38%,通貨膨脹率開始上升，1986年第三季度為2.6%,1988年底高達6.5%。面對經濟過熱的情況，宏觀政策趨緊，政府開始處理經濟過熱現象。但這一階段政府政策目標混亂，缺乏明確的指導思想，既不相信控制貨幣總量的作用，也不依靠匯率工具，只是一味實行貨幣緊縮政策，被動地等待通貨膨脹率的下降。

  總的來說，柴契爾政府治理通貨膨脹的效果是好的。1980年，英國通貨膨脹率為18%,1983-1987年平均在5%以下，這是60年代末以來所沒有的。這一通貨膨脹率與其他工業國家大體一致。從1988年開始，通貨膨脹率降而復升，1989年為7.8%,1990年達到9.5%。造成通貨膨脹死灰復燃的原因很多，主要與總開支增長過速、1987年以後工資開始增長、政府推行一系列金融市場自由化的政策等有關，不能斷定貨幣主義政策完全失效。

  在微觀政策方面，柴契爾政府以供應學派的理論為指導。供應學派理論的實質是減少收入稅和公司稅，以此作為改善經濟運行狀況、包括減少通貨膨脹的誘因。但柴契爾政府並沒有以此作為策略的中心，而是逐漸發展了基礎更為廣泛的改進供應方的策略，如私有化、改革勞資關係、更積極的競爭政策、支持中小企業等。

  私有化（privatization）政策是柴契爾政府改善供應方管理的重要政策，被稱為柴契爾艦隊的旗艦。私有化的出發點一方面在於國有企業虧損嚴重，給政府造成的財政負擔越來越重，另一方面也是減少公共部門借款需求的需要。關於私有化，沒有明確的定義，從後來的具體實踐看，主要有三種：第一種是出售政府擁有的資產，這些資產大多為政府最近通過國有化獲得的，並且常常是通過政府的挽救企業計劃獲得的，但也包括較早被國有化的企業的資產。第二種是承包，即將原先由公共機構如政府部門、國有企業、公立醫院和學校生產的商品和提供的服務承包給私人企業去生產和服務。第三種為自由化或非調控化，即放鬆對企業活動的限制，將競爭機制引入企業。英國的私有化主要集中在第一種即國有資產的出售方面。

  柴契爾政府上台後，首先出售了英國石油公司（British National Oil Corporation）的一部分股份，從而開始了有計劃、有步驟地推行私有化的進程。不過，直到1983年大選前，私有化進程一直比較緩慢，籌資規模比較小。1983年，柴契爾夫人在大選中連勝並在政治上鞏固了自己的地位，此後，私有化步伐進一步加快。柴契爾政府以英國電訊公司的出售為先聲，先後對英國煤氣公司（British Gas Corporation）、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英國鋼鐵公司（British Steel Corporation）、英國機場管理局（British Airports Authority）等大型公共壟斷企業實行私有化。1989年下半年，政府又將私有化擴展到電力、供水等公共服務部門。1990年以後，政府擬訂了進一步私有化的計劃。從1979年至1989年，柴契爾政府將40%的國有企業出售給了私營部門，如果算上1990/1991年度自來水公司和電力公司的私有化，比重則上升到80%。截至1987年底，國有企業的產值、就業人數和固定資產在整個經濟中的比重分別下降到6%、3.8%和6.5%。到1990年11月柴契爾夫人辭職時，除英國鐵路公司（British Railways）、英國煤炭公司（British Coal）和皇家郵政（Royal Post Office）三個部門外，國有工業全部實現了私有化。

  通過出售國有企業，政府獲得了大量收入（見表11）。

  表11 1979/1980-1989/1990年英國出售國有資產收益

  稅制改革是柴契爾政府當政期間為改善英國經濟的供應方狀況而推行的另一項重要政策。長期以來，英國稅收體系的特徵是高直接稅、低間接稅。這種稅制使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兩個階層在邊際效率中得不到任何刺激，這是英國高層管理人才和各種專業人才大量外流的重要原因。80年代以來，由於政府採取從緊的宏觀政策，相應地要求財政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有所下降，這為稅制改革提供了前提。柴契爾夫人上台後的第一個預算就將個人所得稅的基礎稅率從33%降至30%,最高稅率由83%調為60%,以後在1985、1986和1988年三次下浮，基礎稅率降至25%,最高稅率降至40%。同時，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由原來的8000英鎊提高到1萬英鎊。據估計，僅1979年預算案的減稅額就達45億英鎊，免稅將近130萬人。同時，投資收入稅的起征點從1700英鎊提高到6250英鎊，公司稅從1974年以來的52%降至35%。另一方面，柴契爾夫人提高間接稅，增值稅由原來的8%-12%提高到15%,汽油、菸酒、汽車以及其他高檔消費品的附加稅也相應提高。柴契爾政府稅制改革的主要目的是激發人們從事生產經營活動的積極性，降低直接稅稅率可以使企業家的個人努力得到較好的報酬，保護企業家的主動精神；提高間接稅可以發揮中小企業的積極性，刺激投資，發展生產。但稅制改革使英國的貧富差距擴大。1979-1987年間，收入為全國平均水平一半的階層，其承擔的稅率由13.9%上升到16.1%,而5倍於平均水平的階層承擔的稅率從51.5%下降到43.1%,1992年更下降到35%。

  改革勞資關係，削弱工會的權力和作用，也是柴契爾政府為改善經濟的供應方而採取的一項重要政策。由於戰後各屆政府採取工團主義政策，英國各工會逐步享有各種法律和制度化的權力，成為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它不僅間接地導致了1970年威爾遜政府的失敗和1979年初「憤懣的冬天」，而且對政府推行的收入政策和反通貨膨脹政策形成制約。因此，從60年代開始，工會權力問題一直是政治論爭的焦點和中心。柴契爾政府上台後，克服阻力，通過五項重要工會立法，即1980、1982、1988和1990年的就業法以及1984年的工會法，取消了工會作為一個整體所享有的普遍的法律豁免權，縮小排外性僱傭制企業（Closed Shop）的合法性範圍，取消聲援性糾察線的合法性，並且加強了工會會員對工會官員的選擇權和罷工的決定權，同時，拒絕採用收入政策，以此作為削弱工會權力的一個重要途徑。面對政府的進攻，在失業率上升的情況下，工會的抵抗往往顯得軟弱無力。由於以上措施，工會成員從1979年占總勞動力的53%下降到90年代初的40%以下。儘管80年代英國公共部門仍發生一系列罷工，但總的趨勢是罷工次數減少，持續時間縮短，工作日損失減少，尤其是1987-1991年五年間，全國罷工次數比前五年減少70%,遠遠低於西歐其他國家。

  總的來說，這一時期英國的經濟運行狀況普遍比70年代好。人均實際產量增長率超過美國、德國和法國；其全員生產率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國的平均水平，僅次於日本和法國；其每小時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在16個發達國家中名列第六位。英國與其在歐洲的主要競爭對手德國的差距大大縮小，1977年，德國製造業的生產率比英國高49%,到1989年只比英國高15%。但作為經濟政策的一種代價，在英美法德日五國中，英國的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口中的比例是最高的，1979-1989年年均9.1%。

  我們在論述這一時期英國經濟的運行狀況時，不能不提到國有工業，這不僅因為國有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還因為國有工業是柴契爾政府經濟政策的一個焦點。國有工業的發展狀況不僅直接影響到英國經濟的發展，而且還是柴契爾政府經濟改革成敗的一個關鍵。柴契爾政府對國有工業主要採取兩方面的變革：一是減少公共部門（public sectors），這主要通過私有化來實現；二是改進剩下的公共部門的效率，具體辦法是增加財政壓力，迫使其削減成本。因此，我們對國有工業的分析也集中在這兩個部門。

  由於私有化，國有工業部門的比重減少，1987年，國有工業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5.5%,就業人口約80萬人。1980年以後，壟斷和合併委員會每年對公共機構進行效率方面的調查，包括成本、生產率、服務質量、價格和投資政策的調查。這些調查表明，直到1987年底仍由公共占有的企業，其生產率在1979/1980至1986/1987年年均為4.7%,比製造業的年均生產率高一個百分點。

  私有化後的企業的運行狀況則普遍不如仍然留在公共部門中的企業。一些大型企業，如英國電訊公司、英國機場管理局、英國煤氣公司等被私有化以後，其全員生產率並沒有明顯增長。畢肖普（M.Bishop）與凱伊（J.Kay）的研究表明：「英國煤炭公司和英國鋼鐵公司（這兩個企業直到目前仍看不到私有化的可能）以及電力供應部門的全員生產率的增長超過了英國煤氣公司，而自1983年以來運行最差的企業是私有化的旗艦——英國電訊公司。」米爾沃德（R.Millward）和帕克（D.M.Parker）對公有企業和私有企業進行比較後指出，沒有跡象表明私有企業的效率比公有企業更高。弗格森（P.Ferguson）總結了對公有企業和私有企業效率所作的15個比較，其中8個研究涉及英國的電力工業。他的結論是：有兩個研究表明兩者之間沒有任何差別，有三個研究表明公共企業的效率比私營企業高，一個研究表明私有企業的效率比公有企業高，一個研究表明公有企業和私有企業的成本都比競爭水平高2.5%,還有一個研究表明，私有企業以高於公有企業的價格賣電，以低於公有企業的價格買電。其他7個有關自來水、鐵路和航空的公有企業和私有企業效率的比較研究所得出的結論也大致相同。拉羅（G.Rarrow）則得出結論：「在有關企業面臨更強的競爭，而其他形式的生產和要素的市場失敗相對不重要時，私營企業更有效些……而在生產和要素的市場失敗顯得至關重要的地方，兩者的運行狀況的差異不大。事實上，在電力供應方面，公有企業的運行狀況更好。」總之，私有化並沒有像柴契爾政府所希望的那樣提高經濟效益。

  這一時期，英國的經濟結構也發生了較大變化，「去工業化」變得更為明顯。就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是基礎產業，即從事生產資料生產的行業，包括農業（agriculture）、林業、漁業以及礦物和石油的開採；第二部分是我們常說的工業（industry），即加工生產資料的行業，包括製造業、建築業和能源生產（如煤氣和電），有關工業生產的數據主要是這些部門加上採礦業（建築業不包括在內）的產量；第三部分是服務業（service），包括產品的分配和服務的提供。

  圖1 1967、1977和1988年各部門產量和就業情況

  圖1展示了不同時期英國三大部門的產量和就業的變化。從圖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的發展趨勢是服務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上升，無論是從產值還是從就業人數而言，其重要性都明顯增加，服務業既是就業人口的主要提供者，也是產值的主要貢獻者。1979-1988年，服務部門新增加了240萬個職位，單是銀行、金融和保險部門在這9年內就增加了100萬個職位，增加了50%。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的比例從1971年的53.2%增至1988年的68.1%。1987年，服務業的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63.5%。增長最快的是金融服務業。1951年，金融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只占總就業人數的2%,1988年上升到15.3%,90年代初大致相同。

  農業的重要性在這一時期繼續下降。這種下降是一個漫長的過程。20世紀初，農業的就業人數約占總就業人數的9%,80年代下降到2%左右，其產值從1967年占總產值的3.2%下降為1987年的1.6%。相比較而言，這一時期在就業人數和產量方面下降最快的是工業，尤其是製造業。製造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在1966年達到36%的頂峰，此後逐漸下降，1979年為31%,1983年為27%,1988年為23%。製造業的產量也呈相同的發展趨勢，1973年後，製造業的產量再未出現上升的趨勢。1973-1986年，英國製造業淨產量平均增長率為-0.6%,而同期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為2.3%。

  由於這一時期製造業的去工業化，作為生產率增長潛能所在的製造業現在變得核心太小。1979年——1989年，製造業年均產量的增長率不到1%,80年代末幾乎所有的投資增長都出自服務部門而不是製造部門，製造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從1979年的26%下降到1990年的20%。在高新技術中，英國保住了自己的地位，但在中等技術方面，如汽車和家用電器等消費品方面，英國與其他國家有較大差距，外國的產品完全控制了英國市場。由於在整個工業裝備方面的潛在投資不足，以及在勞動力技巧、開發與研究這些無形資產方面的潛在投資不足，製造業難以維持長期增長。

  英國經濟是高度「開放」的經濟。1987年，英國的商品和服務出口（按市場價計算）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5.5%,商品和服務進口占國民生產總值的26.5%。高度開放意味著英國的生產和就業結構易於受國際專業化的影響，對外貿易在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地位，但由於這一時期英國去工業化趨勢越來越明顯，對外貿易狀況並不景氣，商品貿易連年出現逆差，影響了支付平衡乃至整個經濟的發展。

  這一時期英國對外貿易的模式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其商品構成和地理方向都明顯不同於前一時期。表12全面反映了這一時期英國對外貿易商品構成的變化。從表中可以看出，這一時期英國在出口方面增長較快的是製造品，下降幅度較大的是燃料、潤滑油和基本生產資料。在商品進口方面，增長最快的也是製造品，也就是說，這一時期英國的對外貿易更多的是用製造品交換製造品。商品構成發生變化有許多原因，北海石油的發現和開採，去工業化和技術的發展，英國加入歐共體後英國製造品競爭地位相對軟弱，都在其中發揮了作用。

  隨著商品構成的變化，英國對外貿易的地理方向也發生了變化，最大的變化是英國商品的進口和出口日益趨向西歐。這一時期對西歐的出口比例上升，從1980年的占出口總額的57.6%上升到1987年的58.9%,其中以出口到歐共體國家的比重增長最快。1980年，英國對歐共體的商品輸出占總出口的43.4%,1987年達到49.4%。除西歐外，美國和日本在英國對外貿易中的比重也有所增加。與此相反，英國出口到石油輸出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的比例下降，分別從1980年的10.1%和12.4%下降為6.5%和10.7%。在進口方面，從西歐的進口增長最快，1980年，從西歐的進口占英國進口總額的55.9%,1987年為66.4%,而在西歐中，又以從歐共體各國的進口增長最快，從1980年占進口總額的41.3%增至1987年的52.7%。這一時期，美國、石油輸出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在英國進口中所占的份額有所下降。總之，西歐尤其是歐共體國家在這一時期英國對外貿易地理方向中變得更加重要。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英國對外貿易轉向用製造品交換其他發達國家尤其是西歐的製造品，這種結構變革意味著英國工業在國內外市場上經受著更大的競爭。

  表12 1955-1987年英國對外貿易的商品構成

  由於出口不佳而進口傾向較重以及國外對英國的進口滲透增加，這一時期有形貿易逆差嚴重。1979年，英國在有形貿易方面的逆差為33.98億英鎊。1980-1982年間，由於石油的出口，商品出口大於進口，有形貿易出現順差。但從1983年開始，商品進口日益超過出口，商品貿易逆差持續增加，1988年高達205.57億英鎊，創歷史最高記錄。

  與有形貿易的情形相反，無形貿易則連年出現順差。1973-1979年，無形貿易的順差年均22.86億英鎊，1980-1985年為41.69億英鎊，1986-1987年更是達到80.88億英鎊。在這一時期的無形貿易方面，服務業的收入維持在30億——50億英鎊之間，轉移支付的收益波動較大，除個別年份（1980年）外，其他年份均為黑字（正數），維持在10億至60億英鎊之間。

  利息收入和紅利方面一直紅字（負數）。由於這一時期的服務貿易和轉移支付方面狀況較好，無形貿易的順差大為增加，超過戰後任何一個時期。無形貿易連續出現順差表明英國服務業在國際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地位，正是因為無形收入增加，才使英國在這一時期絕大多數年份的經常帳戶出現剩餘。

  1990年10月，梅傑取代柴契爾夫人任首相。梅傑政府上台執政後，繼續遵循柴契爾夫人的貨幣主義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作為宏觀經濟政策的主要目標，力求實現低通脹的經濟適度增長。在追求經濟政策總目標的過程中，一方面將財政政策目標同公共部門借款需求聯繫在一起，以削減公共部門開支，平衡預算，緩解財政借貸對貨幣供應量的壓力，另一方面將貨幣政策目標與具體的貨幣供應增長指標掛鉤。

  梅傑政府任內，其具體政策可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1990年10月至1992年第3季度。從1990年起，英國經濟與西歐其他國家的經濟一樣，開始了戰後持續時間最長的滯脹性衰退，1990年，英國通貨膨脹率高達9.5%,這使梅傑政府被迫實施財政和貨幣雙緊政策，以抑制通貨膨脹為經濟目標首務，以平衡預算和高利率作為反通貨膨脹的主要政策工具。到這一階段結束時，通貨膨脹率降至2%。

  第二階段：從1992年第3季度到1994年4月。第一階段的政策實施在降低通貨膨脹的同時，也帶來平衡預算的努力落空，公共借款需求增長迅速。這迫使梅傑政府從強硬的貨幣主義政策後退，退出歐洲匯率機制，採取鬆緊搭配以松為主的政策。基礎利率不斷被調低，同時將財政政策維持在「中性」位置上，任由財政系統的「內在穩定器」發生作用。這一政策把英國相對於歐洲其他國家較早從滯脹衰退中拉了出來。1993年，英國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3%,1994年則達到3.8%。

  第三階段：從1994年4月至1996年第2季度。前一階段政策實施的另一面是貨幣供應量超標，同時通貨膨脹預期升高，為此，梅傑政府採取財政政策持緊的立場。從1994年起，梅傑政府放棄大選時不加稅的許諾，將增值稅擴大到家用燃料、電力；將國民保險稅由9%提高到10%;調低已婚家庭所得稅起征點；減少對抵押貸款利息稅的減免度。在貨幣政策方面則以通貨膨脹預期為轉移，時緊時松，其中1994年第2季度至1995年5月，貨幣政策適度從緊，此後為刺激經濟，又傾向於適度放鬆。這一階段英國經濟實現了低通脹代價的增長，1995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8%,通貨膨脹率為2.9%。

  第四階段：從1996年4月至1997年初。儘管第三階段經濟增長情況良好，但由於增稅，結果英國人均稅負擔超過1979年保守黨上台前水平，對保守黨的支持率下降。為改變形勢，應付即將到來的大選，1996年4月起，梅傑政府的宏觀政策立場再一次調整，改為寬鬆的財政政策加鬆緊靈活的貨幣政策，一方面減稅，另一方面增加衛生與教育開支。這一階段，全英人均可支配收入總數增長31億鎊。

  總的來說，梅傑政府時期，儘管其經濟政策在不同階段側重點不同，但未逃脫柴契爾夫人經濟政策的軌跡，只不過舊瓶裝新酒。由於政策適應經濟形勢的變化，英國在經歷1990-1992年衰退後，從1993年起經濟出現了強勁復甦與穩步增長。隨著經濟復甦，英國的失業人口從1993年的290萬（失業率為10.4%)持續下降到1995年的213萬（失業率為7.8%）；政府預算赤字從1993年的481.52億鎊，占國民生產總值的8.8%,下降到1995年的234億鎊，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3%左右。英國國債幾年來始終保持在國內生產總值的58%左右。這是長期推行貨幣主義以及把對付通貨膨脹作為主要目標的結果。當然，90年代英國經濟增長較為迅速還有其他原因。首先，在經濟結構方面，英國與其他發達國家有很大差別，金融、股票、證券等無形資產在經濟中所占的比例較大，因而在海外投資方面不斷擴大，保持著世界第二大輸出國的地位，特別是對東亞、南亞和東南亞投資意向明顯加強；其次，英國的經濟增長與它同歐盟的特殊地位有關。英國是歐盟（European Union）的成員國，但又不參加貨幣聯盟和歐洲憲章，這使英國受歐盟的制約少，而其他國家則為了達到歐盟的趨同目標而採取緊縮的政策，限制了經濟的發展；再次，英國是出口帶動型國家，在英鎊退出貨幣機制後，英鎊貶值和出口增長有利於經濟的發展和就業；最後，外國資本的投入對經濟回升起推動作用，推動了產業的技術革新。此外，這一時期英國還重視基礎性研究向應用性研究的轉變，加強和鼓勵學術界與企業界的聯繫，激發企業的競爭，減輕了政府在研究與開發方面的負擔。

  但與此同時，柴契爾夫人執政時期的許多弊端在梅傑任內開始顯現，或者說梅傑政府為柴契爾夫人的經濟政策付出了代價。貨幣主義政策下的高利率使英國的經濟增長緩慢，海外投資與國內投資比重失衡，迅速增加的進口抵消了海外投資及出口的利潤，私有化政策對提高效率不明顯，而且還帶來許多問題；特別是在梅傑政府後期，改革勢頭減弱，內閣中官僚腐敗現象嚴重；在社會財富的分配上存在嚴重問題，許多公眾特別是中等階級感到並沒有從經濟增長中得到好處；保守黨政府對歐盟政策不明朗、不穩定，影響了工商界人士的選擇。凡此種種，導致保守黨政府下台。1997年5月，以布萊爾為首的工黨在連續18年在野後上台執政，開啟了20世紀英國經濟史的最後一個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