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餡餅」與「餐刀」

  1914-1945年，英國經濟進入了轉型時期。一方面，維多利亞時期自由放任的原則受到侵蝕，比如金本位制停止實行，自由貿易被放棄，平衡預算遭到破壞；另一方面，儘管這一時期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活動增加了，但還未發展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那種「混合」經濟或「管理」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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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時期，國際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英國在國際經濟中的地位削弱了，英國不再是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和最大的債權國，倫敦不再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無可替代的國際金融中心，英鎊的地位不再穩固，英國的船運業開始走下坡路，英國的傳統出口工業由於市場萎縮、低效率、低增長率和缺乏競爭力，變得越來越不景氣。用貝恩斯（Dudley Baines）的話來說，這一時期，不僅國際貿易這塊餡餅變得越來越小，而且英國賴以分割餡餅的傳統出口工業這把餐刀也變得越來越小。

  國際經濟以及國際貿易模式的變化，客觀上要求英國作出相應的調整，於是英國對工業結構進行了調整：對傳統出口工業進行消腫，加大對技術含量比較高的新興工業的投入；與此同時，英國從致力於發展外貿導向型的國際經濟，轉向發展國內經濟。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的調整還比較緩慢，新興工業雖發展較快，但還不能取代傳統出口工業的地位。舊的優勢失去了，新的優勢還沒有建立。

  1914年8月4日，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國上下普遍缺乏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因此，在戰爭剛開始的幾個月時間裡，英國政府除了採取一些應急措施外，很少干預經濟生活。戰爭初期，英國報紙上最流行的一句話是：「生意如舊。」只是隨著戰爭的拖延和深入，英國政府才改變策略，將和平經濟轉為戰時經濟。

  戰時經濟最大的特徵，是國家對經濟採取直接控制和干預的措施，努力將資源集中在自己手中，以保證戰爭的供應；經濟的發展圍繞著戰爭目的來進行，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是保證戰爭的最後勝利。

  政府利用《國土保衛法》所賦予的權力，控制了彈藥生產的各個方面，包括徵用生產資料、製成品。為了保證戰爭工業的正常運轉，勞合·喬治勸說工會領導人同意不進行罷工。根據《戰時軍需法》，建立大量的國家工廠，加快彈藥、武器和其他戰爭物資的生產。為協調和管理軍需產品的生產，1915年5月設立以勞合·喬治為首的軍需部。該部接管了各種經濟和社會權力，負責制定軍需產品的產量、價格和利潤水平，干預勞資關係，甚至管理衛生、住宅、道德乃至酒的消耗量。在軍需部的集中控制下，英國形成了獨特的戰爭供應和生產模式。不僅在國家工廠和「受控企業」，而且在此以外，國家也通過對生產資料的壟斷性控制施加巨大的影響。例如，政府壟斷皮革、生皮、羊毛、石油、油脂以及肉類、食糖、穀物、奶酪和黃油等，通過對這些物資的發放，解決軍需生產與民用生產的矛盾。工廠的產量直接由政府部門控制，或間接地通過與商人或製造商的談判加以確定，國內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由政府集中購買，然後分配給製造商去從事生產。在一些與戰爭關係比較密切的企業里，甚至工人變換工種，事先都要有僱主出示的證明。為了保證有足夠的糧食供應，政府一方面強制購買土地或強制將牧場改為農田以生產糧食，另一方面對小麥價格進行補貼。到1917年底，主要糧食範疇都實行了價格控制，進口的糧食85%由軍需部購進。由於大量的勞動力被徵用從事軍需生產，或被徵募入伍，英國的勞動力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到1916年10月，近一半的工業勞動力受僱從事各種與戰爭有關的工作，到1918年7月，甚至達到61%。以上措施最終建立起以中央高度集權、全面控制為核心的戰時經濟體系。到1917和1918年，英國經濟已不再是依靠市場力量起作用的經濟了。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英國面臨的首要任務是迅速解除國家對經濟的控制，終止戰時生產，實行戰後復原，恢復正常的經濟運轉，重建遭到戰爭破壞的經濟。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到1921年，英國經濟基本上回到了1914年前的狀況。

  1919年4月至1920年5月，英國經濟出現了戰後的第一次「繁榮」。這次「繁榮」是戰時被壓抑的需求在戰後膨脹的結果。戰時的定量供應、物價管制和其他形式的控制被取消以後，需求上升，居民消費增加。這次「繁榮」也是實際工資迅速上升所產生的通貨膨脹壓力的結果。「繁榮」期間，許多公司和企業增加投資，更新設備。幾乎任何種類、任何價格的商品在國內外都有迫切的需求。棉紡業老闆通過貸款或利用棉紡工人的存款，大量投資新機器，建立新工廠，尤其是建立合股公司。1919年，原始股份資本僅為267萬英鎊的62個棉紡企業出售價達1531萬英鎊。1920年，英國製造品生產總值比1919年增加4.79億英鎊，其中20%是由棉紡工業創造的。鋼鐵工業在這一時期發展迅速。戰爭期間，英國新建22個高爐，有的高爐到戰爭結束時尚未建成。1920-1926年又建成36個高爐，其中許多建於「繁榮」時期。由於這一時期建造的高爐容量比較大，加上舊有的高爐未拆除，生鐵的生產能力從1913年的1100萬噸增至1927年的1200萬噸，煉鋼能力則從800萬噸增至1200萬噸。造船主也瘋狂進行投資，僅在1919年的一個月里就有30家造船公司開張，總投資達400萬英鎊。1920年，英國的造船產量達到200萬噸位的高峰。

  然而，這次「繁榮」是不可能長久的。一旦商店的存貨補滿，設備得到替換，薄弱環節得到加強，需求壓力就迅速消失，「取消訂單」成為商業報告中出現頻率最高的詞彙。在需求得到滿足以後，經濟崩潰不可避免，經濟史學家托尼（R.H.Tawney）說："1920年4月一切都很好，1921年4月一切都很糟。」

  儘管這次「繁榮」只有一年時間，但對英國的經濟結構產生了極其不幸的影響，在兩次大戰期間的經濟史上留下了痕跡。「繁榮」期間，國內外對傳統工業產品重新進貨的需求，鼓勵將勞動力吸引到戰前已得到很大擴展、在戰時為滿足戰爭需求又進一步擴展的傳統工業。由於將過多的資源集中在煤礦、鋼鐵廠、船塢和棉紡廠這些市場長期前景並不景氣的領域，短暫的「繁榮」使原先即已存在的問題更顯複雜，造成英國的傳統工業不能隨傳統市場的瓦解而迅速減員。

  在經歷了短期「繁榮」之後，英國經濟出現了歷史上最迅速的瓦解，在20年代一直處於不景氣之中。

  在戰前經濟發展的基礎已經喪失、傳統工業由於戰爭及隨後「繁榮」造成的生產能力與市場萎縮的矛盾日益加劇的情況下，正確的做法是及時進行結構調整，同時將經濟發展的重心由圍繞國際經濟轉向國內經濟。然而，戰後「繁榮」給英國造成了心理影響。「繁榮」期間，英國經濟仿佛恢復了戰前狀況：外國人紛紛購買英國貨，這使英國重建經濟的理想被普遍的懷舊情緒所代替，相信市場的自由運轉將帶來更有利的後果。戰前是「正常」時期，回復「正常」成為普遍的取向。戰爭和隨後的「繁榮」使英國選擇了「向後看」的道路，這對英國經濟的發展極為不利。

  「向後看」主要體現在1925年以戰前平價恢復金本位制。恢復金本位制是20年代英國經濟政策的基石，它的基本出發點是：只有金本位制才能復興遭到戰爭破壞的國際經濟，保障國際經濟的穩定，從而為英國傳統出口工業的復興創造條件。從1919年起，英國即朝這一目標邁進，但到1925年才付諸實施。這一方面是因為戰時債務和戰爭賠款仍威脅著市場穩定，造成外匯兌換的混亂和物價水平的劇烈變動；另一方面也是因為戰後初期英國的國際支付能力和資本地位惡化。因此，在1925年前，英國沒有恢復金本位制，只是在為恢復金本位制創造條件。1925年春，當英國和美國的物價水平關係與戰前的匯率大體一致時，英國才恢復了金本位制，英鎊與美元的比率恢復到戰前的1∶4.86的水平。這使英鎊的定值比實際價值要高10%。

  20年代以恢復金本位制為主體的經濟政策，對英國經濟的發展是不利的，存在著方向上的錯誤。在外部條件發生變化的情況下，英國仍固守戰前的政策，必然導致經濟結構牢固不變，出口乏力，國內需求被壓低，經濟得不到恢復。20年代，法國、比利時、義大利等實行擴張性金融和財政政策的國家，其經濟增長都比較快。英國是20年代歐洲各大國中唯一經濟停滯的國家。只是在經濟危機的打擊下，英國才被迫實行大的轉變。

  1929年至1933年，資本主義國家普遍爆發經濟危機。儘管當危機到來時，英國經濟活動的起點比較低，但危機仍然給英國經濟造成了很大的衝擊。危機期間，英國投資減少，生產下降，失業人數迅速增加，商品出口幾乎下跌1/3，有形貿易赤字增加，無形貿易收入急劇減少。更重要的是，這次危機最終動搖了維多利亞時代的三大基石。首先，美國爆發金融危機後，德國和奧地利也相繼爆發金融危機，英國向這兩個國家提供的短期貸款被凍結，導致外國紛紛擠兌留在英國倫敦的短期資金結餘部分，到1931年9月，英國黃金儲備實際上枯竭；其次，危機期間，其他國家一方面利用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向英國傾銷原料和食品，另一方面，在國內紛紛採取關稅壁壘，致使英國有形貿易的赤字增加，自由貿易的基礎喪失；再次，危機期間，由於失業率上升，政府用於救濟的開支增加。到1930年，政府預支保險金達1億英鎊，財政赤字達4000萬英鎊。國家開支委員會在1931年7月31日報告，預計到1932年4月財政年度結束時，財政赤字將達1.2億英鎊，這已嚴重背離了平衡財政的正統原則。

  在危機的打擊下，英國的金本位制已形同虛設，自由貿易也實行不下去了。現實迫使英國政府對政策進行調整。長期以來，英國政府一直不肯正視自己的現實地位，這次危機終於強迫英國調整認識。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這次危機對英國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危機期間，英國進行了重大調整，開始將經濟的重心由國外轉向國內。

  第一，放棄金本位制，實行浮動匯率。1931年9月21日，英國政府宣布脫離金本位制，禁止英鎊出口，英鎊對美元的比率從1∶4.86下降到1∶3.40.金本位制被放棄後，「猶如一塊堵在溪流中的巨礫被搬掉，能量被解放出來，並流向新的渠道，環流於新的方向。」英國國內政策不再受高利率和壓低物價需要的限制，這為新的貨幣政策以及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可能性。1931年9月後，「當局事實上第一次面臨著有意識的和積極的貨幣政策」。它表明英國在試圖先重建國際秩序後復興本身經濟的嘗試失敗後，終於意識到了必須先解決自身的問題。

  第二，放棄自由貿易政策。近百年來，自由貿易一直是英國的傳統政策。戰時，英國財政大臣麥肯納（Reginald Mc Kenna）對奢侈品徵稅，稅額占商品總值的1/3.1921年，對奢侈品徵稅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儘管如此，到危機時仍然有80%以上的進口商品免稅。危機期間，一些國家利用英國的自由貿易政策，千方百計向英國國內市場傾銷商品，使英國經濟更加惡化。金本位制放棄後，英國不再以世界經濟的恢復與增長作為本國經濟發展、因而也作為國際貿易發展的前提，在危機期間各國普遍實行關稅壁壘的情況下，繼續實行自由貿易（free trade）政策不僅沒有必要，而且也不現實。1932年，英國頒布《非常規進口法》，邁出走向保護貿易的第一步。但背離自由貿易的關鍵一步是1932年2月4日通過的《進口稅法案》。該法案規定，除已課稅的商品以及小麥、肉類和其他一些關係國計民生的進口商品外，一律征10%的進口稅。為了保證英國進出口有穩定的渠道和出路，1931年召開了渥太華會議，開始了英帝國成員國之間的談判。1932年英國最終採取帝國商品特惠制（imperialpreference）：在英帝國市場上，各成員國給英國工業品優惠條件；而在英國市場上，英國則給各成員國的食品和原料以相應的優惠條件。

  通過以上的政策調整，英國經濟復甦比較明顯，30年代所取得的經濟成就遠遠超過20年代。在各大國中，英國是第一個在工業生產方面超過1929年水平的國家。工業生產指數以1924年為100,1929年第四季度為114,1934年第四季度則達到116.這一事實可從兩方面去理解：一是英國20年代經濟發展的起點低，二是政策調整對英國經濟產生了效果。

  與經濟發展的重心由國外轉向國內相適應，英國從30年代開始加速工業結構的調整，這就是對一些傳統的出口工業進行消腫，進一步發展技術含量較高的新興工業。實際上，工業結構的調整在20年代即已開始，只不過由於國際貿易的低速發展以及維持高利率，結構調整困難重重。30年代初的政策調整給工業結構的調整提供了機會，結構調整的步伐才開始加快。

  兩戰期間英國工業結構的調整，更大程度上體現在對傳統工業的消腫上，這主要是通過生產的合理化來實現的。對煤炭工業的消腫，主要採取計劃控制。工黨政府在上台時就通過了一些法律。1930年的煤礦法，將全國劃成幾個區域，規定生產限額和價格控制計劃，在計劃範圍內規定最低價，對不執行者進行懲罰。通過這一辦法，「阻止了不必要的競爭，改進了該工業的財政地位，使該工業有時間引入自願重組計劃，以保證煤礦業有更大的效率和競爭力」。在此基礎上，1938年，英國設立煤礦重組委員會，負責煤礦業的合併工作。該委員會利用生產定額和價格控制，關閉效率低的礦井，使煤炭生產集中在低成本的大礦井。

  20年代，棉紡工業面對生產能力增加與市場萎縮的矛盾，通過縮短勞動時間、破產的辦法，消除了一些過剩的生產能力，但到危機發生時，棉紡業所面臨的問題仍然非常嚴重。1936年，英國頒布《工業重組法》，對紗錠征重建稅，收購和廢棄過剩的生產能力，同時英格蘭銀行給這一行業提供大量低息貸款。到1939年，紡紗能力減少一半，10年中減少了2100萬枚。織機在1924-1938年減少了30萬台。1936-1937年，棉紡工業一度繁榮，生產成本下降。1932年，棉紡工業的失業率為28.5%,1937年只有11.5%。但30年代末該工業的生產效率仍遠遠落後於美國。同英國相比，美國的棉紡業在紡紗方面有61%-72%的優勢，在織布方面有150%-160%的優勢，全面生產水平比英國高一倍。

  鋼鐵業主要依靠關稅保護進行合理化。與其他傳統工業不同，鋼鐵業尤其是生產鋼的企業在20年代即在銀行的支持下，根據自願的原則，組成大型公司，以增加競爭力。但僅此還不夠，因為危機使鋼鐵工業困難重重，其他與鋼鐵工業相關聯的工業的不景氣也加劇了這一行業的困難。這需要政府的干預。1932年春，政府對鋼的進口征約33.33%的進口稅。1934年，英國成立鋼鐵聯合會，規定鋼鐵生產的最高數量，控制銷售價格。這一聯合會也試圖對鋼鐵業進行重組，但它更關心調控功能，通過對生產效率較高的企業的徵稅對效率比較低的企業提供資助，因而未能關閉成本高的企業，未能對鋼鐵生產進行集中和整合，只是在企業間達成協議，進行零星的合理化。由於關稅保護，鋼鐵業較快從不景氣中恢復過來。隨著國內需求的增加，鋼鐵業在30年代出現溫和的繁榮。儘管如此，鋼鐵工業仍然存在生產能力過剩、設備落後、以小企業為主、各企業之間競爭激烈等諸多問題。

  造船業主要通過自我消腫實現合理化。危機期間，隨著競爭的加劇，生產能力過剩與市場萎縮之間的矛盾更加突出。造船業的不景氣導致該工業自願減少生產能力。1930年，在銀行家工業發展公司的支持下，造船業形成全國船主保險公司。該公司購進一些船塢並加以拆毀，對其餘船塢生產的船隻征1%的銷售稅，用以支付收購和關閉生產不景氣的船塢的費用；到1937年，英國造船業共減少了100萬噸位的生產能力，相當於造船工業總生產能力的40%。在拆除船塢方面，政府也給予一定的資助。1934年，政府貸給造船工業950萬英鎊，用於發展造船業。1935年，政府對不定期船運給予資助，旨在通過限制競爭提高運費。政府的資助對舊船塢和舊船的拆毀工作不利，使拆毀工作放慢下來。同時，消腫也沒有發展到合併或對剩下的船塢更新設備的地步，致使30年代英國造船工業逐步喪失其固有的優勢。

  與傳統工業的消腫相反，兩戰期間，英國以新技術為基礎的新興工業，包括汽車、電機、化學工業等發展較快。這些工業或得到國家政策上的支持，如關稅保護，或得到國家的直接資助。特別是30年代，隨著國家的政策調整和經濟發展方向的改變，新興工業的發展進入了「狂飆猛進」時期。

  汽車工業的發展尤為明顯，英國早在1895年就生產出第一輛「蘭切斯特」牌汽車，1896年成立專門生產汽車的丹姆勒公司，但到1913年，英國汽車工業的總產量只有3.4萬輛，而同年僅美國福特汽車公司就生產19.9萬輛T型汽車。到1913年為止，英國汽車的進口一直超過出口。1915年，英國征麥肯納稅，對汽車工業進行保護，即使如此，汽車工業的規模仍然不大。進入20年代以後，汽車工業的發展速度加快。整個20年代，汽車產量增加了3倍。1929年英國汽車產量達18.2萬輛，占世界汽車生產總數的3.5%,歐洲的32%。在這10年，不僅汽車工業的從業人數增加，而且技術也有較大的進步。技術進步使汽車生產成本降低。1922年，奧斯汀牌汽車的成本為450-490英鎊，1928年，儘管同樣牌號的汽車更快、更舒適、更精緻，但它的成本卻只需325-335英鎊。30年代，汽車工業的發展更快。1930年，英國生產的私家車和商用車共23.7萬輛，1935年為40.4萬輛，1937年達到50.8萬輛，1928-1938年，汽車行業（包括摩托車和飛機製造）的就業人口從24.5萬增至41萬人。30年代，汽車工業的出口量也以相同的比例上升，它在世界汽車出口中所占的份額比20年代大得多，其出口量僅次於美國。

  電機工業在20年代得到一定的發展。這一部門中的重電機部分，如發電機、馬達、開關、齒輪、變壓器、互感器等，增長速度比較緩慢。增長較快的是輕電機部分，如電線、電纜、電池、電話機等，但由於產品競爭優勢不大，出口量小。30年代，電機工業發展較快，就業人數從1930年的19.2萬增加到1935年的24.8萬。該工業的各部門，尤其是電子管、收音機、留聲機和重電子設備，都有一定的發展。鐵路系統的現代化和電氣化，住宅的建設，消費者對電燈、雪櫃和無線電需求的增加，都刺激了電機工業的發展。與此相關，電力工業在這一時期也有長足的發展。1926年，英國成立中央電力委員會，負責建造電力網和大發電站。1933年，英國建立國家電力網，電的生產集中在數量較少、地理位置比較優越的發電站。到30年代中期，這一行業基本上實現了中央控制。1935年，英國已擁有4000英里的輸電線。1929年，英國電力用戶為300萬家，10年後增加了3倍。30年代，英國人均電擁有量趕上了法、德、意，與美國不相上下。

  化學工業也是這一時期發展較快的部門。該行業包括炸藥、油漆、煉油、藥品、染料和化學肥料等。20年代，英國吸取化學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不能滿足戰爭需要的教訓，將諾貝爾化學公司等合併成帝國化學公司。該企業資本達5400萬英鎊，股份資本達5700萬英鎊，無論從就業人數、地理分布、資本投入，還是從產品多樣化方面來看，帝國化學公司在當時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這一公司不僅可以達到規模效益，跨國經營，而且還可以同美國的杜邦化學公司和德國的法本化學公司進行競爭。30年代，政府加強對化學工業的關稅保護。1931年，整個化學工業的關稅約33.33%。出於戰略方面的考慮，政府力圖使化學工業滿足本國的需求，重化學如染料、藥品和石油的生產，在30年代增長比較迅速。1930-1935年，這一部門的人數只增加18%,但生產增加了一倍。

  兩戰期間，傳統的出口工業部門日益萎縮，其生產能力通過合理化而被有意識地削減；與此同時，新興工業部門在這一時期增長迅速，其重要性日益增加。英國在危機的打擊下，終於能夠正視現實，將經濟發展由國際軌道轉向國內軌道，由依附傳統出口工業轉向注意發展新興工業，這就使英國經濟發展尤其是工業的發展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如果沒有這兩個轉變，英國在二次大戰後的衰落將更快。遺憾的是，就產值、就業人數和重要性而言，新興工業部門相對於傳統工業部門都是微不足道的。即使在1932-1934年經濟恢復的關鍵年月，新興工業仍只占就業人數的7%和總淨投資的3%。

  農業在這一時期得到政府較多的重視。與工業不同，這一時期的農業沒有強烈的外部競爭。政府在農業方面主要不是通過關稅保護，而是利用定額、工業組織的市場計劃來維持高價，或者直接給農業以補貼。1931年，英國通過《農業市場法》，該法律規定，生產者必須準備市場計劃，一旦計劃得到政府批准或者得到大多數農民的同意，就必須強制實施。但真正從這一法律中受惠的只有蛇麻草的生產。蛇麻草產量減少，生產壟斷化，價格提高。1933年，英國再次通過《農業市場法》，重申了1931年的法律，同時增加了限制有關農產品進口的條款，規定了土豆、生豬和牛奶的計劃。其中以土豆的生產和銷售計劃最為成功。土豆的進口實行許可證制度，規定超過最高進口額者予以罰款。生豬的計劃旨在穩定價格，增加產量。1933年，英國實行生豬進口配額制，但由於涉及面比較廣，該計劃至1937年破產。牛奶業在30年代占農業生產總值的25%多，而且這一時期牛奶的消耗量也在增加，因此，這一部門在農業發展中具有獨特的地位。

  儘管以上有關農業的各項計劃是一種政策拼湊，並且不協調，但仍取得了一定的積極後果。1930/1931-1936/1937年，農業總產量增長20%,就業人數在20年代的基礎上繼續下降，從帝國外進口的糧食下降。但這一時期由帝國市場進口的糧食數量增加。消費者比在自由市場上付出的更多。一些農產品如牛肉和鹹肉的質量也不如外國產品。如果將1934-1938年給農民的補貼的一半給海軍，能建4艘航空母艦。

  兩戰期間，英國的對外貿易困難重重。這一時期，國際經濟關係比較混亂，凡爾賽和約產生的歐洲新國家為了保護國內工業和市場，在20年代組成複雜的高關稅體系，這不利於國際貿易；戰債和賠款對國際貿易起了阻礙作用；價格和匯率的波動也不利於對外貿易。更主要的是，由於英鎊估價過高、技術處於劣勢以及成本剛性，英國出口產品缺乏競爭力。由於得不到大量的訂單，傳統出口工業過剩的生產能力找不到出路。1929年，煤、棉紡以及羊毛的出口水平還不如1913年。汽車、化學製品生產的增長，不足以抵消傳統出口工業的急劇下降。1929年，世界出口總值比1925年高7.6%,但英國卻比1925年下降10%。1925年，英國的出口和再出口總值為9.274億英鎊，1930年為5.233億英鎊。30年代，國際貿易環境更加惡劣。澳大利亞、巴西、中國等國家發展自己的民族工業，以替代進口，它們排斥外國商品，尤其是排斥英國傳統出口工業的產品；原先主要從英國進口商品的國家由於受到1929-1933年危機的影響減少了進口。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傳統工業的生產下降。1929-1937年，英國的鋼鐵、棉紡品和煤炭出口量下降1/3.由於這些原因，英國在世界出口總額中的比例，從20年代末的11%下降到30年代末的10%。在出口方向上也發生了變化，向英帝國、中東等地區的出口增加，向西歐、俄國、遠東、北美和中南美洲的出口下降。

  與出口下降相反，進口呈上升趨勢。表4表明，1910年，英國進口總值為6.783億英鎊，1925年達到13.2億英鎊，1930年仍有9.195億英鎊。20年代末，英國進口量占世界進口總額的15.5%,30年代末上升到17.5%,實際進口量上升。30年代，隨著電機、化學、造紙和其他工業的發展，對有色金屬、石油、橡膠、紙漿、料布和茅草的需求增加，因此，生產原料以及半製成品的進口增加，糧食的進口減少。此外，由於30年代住宅建築的發展，木材進口增加。

  進口的地理方向也發生了變化：從英帝國、東歐等地的進口增加，從西歐、俄國等地的進口減少。英帝國在英國總進口中的份額從17%上升到26%。不過出口量下降，而進口量以相似的水平上升，這意味著一定量的出口現在能換回更多的進口商品，說明貿易條件改善了。導致貿易條件改善的主要原因是價格變化的差異。20年代，生產原料如小麥、水果、橡膠、錫、釩土和石油的價格下跌，大陸與大陸間運輸費用減少，有利於貿易條件的改善。30年代，貿易條件在20年代基礎上繼續改善。以1913年的貿易條件指數為100,1921-1929年為120,1931-1938年為133.有利的貿易條件既可使英國增加進口量，使英國國民生活得更好，又對改善經濟結構有利。英國可以利用這種進口商品比較廉價的優勢，將資源從出口行業轉向非出口行業。但遺憾的是，英國未能將因貿易條件改善而節省的資源用於其他方面，進行更大的結構調整，相反繼續生產國內外市場已飽和的棉紡品和煤，因而錯過了良機。

  兩戰期間，無形貿易也不景氣。戰後，各國加強對本國船運業的資助或成立本國的商業船隊，英國航運業面臨激烈的競爭，從這一渠道獲得的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例不如戰前。從金融和其他服務行業獲得的收入更少，1891-1913年，英國從以上兩個途徑獲得的收入占國民生產總值的4.3%,1921-1929年只有2.2%。在海外投資方面，戰前每年平均獲得1.5億至2億英鎊的收入。戰爭期間，由於海外資產的出售和交戰國不履行債務，英國失去8.5億至10億英鎊的海外投資，損失數為海外投資總數的20%至25%,因此，海外投資的收入在20年代初令人失望。

  表4 1910、1925和1930年英國貿易量和貿易方向

  單位：百萬英鎊

  註：出口額包括再出口，在每一欄中，上邊為貿易量，下邊為百分比，1925年只有百分比。

  英國海外淨投資在1929年後實際上已結束，為防止資本大規模外流而致英鎊地位的削弱，英國在短期內曾禁止對外投資。即使在不禁止時，由於1931年以後外國大量違約拖欠債務，外匯管制使世界幾個地區的資本和利息支付日益困難，再加上歐洲各國政治上的不寧和遠東戰爭陰影的影響，因此，英國的投資者寧願將資本投向帝國內和國內。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英國經濟再次轉為戰時經濟。這種經濟最大的特徵，是由中央管理的經濟替代兩戰間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也就是說，由國家分配最重要的資源，決定生產什麼，支付多少。就這一點而言，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沒有太大差別。關於這次戰爭對英國經濟的影響，學術界爭議較大。50年代和60年代的傳統觀點認為，這次戰爭對英國有兩方面的影響：第一，戰爭大大改變了政府的影響和作用，政府在戰時採用了凱恩斯的某些政策，戰時徵稅及相關政策致使社會趨向更平等；第二，戰爭證實了英國工業和經濟的實力。這些觀點在80年代受到一些學者的批評。這些學者同意戰爭導致公共部門的增長這一看法，並認為這是一種位移作用，因為儘管戰後沒有維持戰時高水平的政府開支，卻也沒有回到戰前的水平。但他們認為採用凱恩斯政策是戰爭結束後幾年的事，因為戰爭期間是對物質資源而非財政資源的計劃管理。同時，他們也不認為戰爭使社會更平等，而是分化更大，中產階級從中受益最大。關於第二點，一些學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是以美國和大英國協的支持為基礎的，這一勝利掩蓋了英國出口方面的潛在弱點，使英國在戰後大量建造住宅，建立福利國家，而不是投資新工廠、新機器、研究與開發，改變技術教育和訓練方面的缺陷。關於這種爭論，我們不予置評。但需要指出的是，這次戰爭後，英國的普遍情緒是「再不回到戰前去」，正是這種情緒，為戰後實行凱恩斯主義政策營造了適宜的氛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