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思想與文化 第一章 文學

  19世紀的英國文學可分為三個階段，1800-1832年為浪漫主義時期，1832-1870年為維多利亞前期，此後是維多利亞後期。三個時代有不同的藝術特徵，第一階段是浪漫主義，此間英國詩歌達到了第二個高峰；第二階段是現實主義，描述社會現實，體現作家的道德理想；第三階段是向現代主義的過渡，藝術家通過小說和戲劇表現了中等階級價值觀的危機。

  浪漫主義時代是英國社會乃至西方社會的一個騷動時期，工業革命產生了它的社會後果：農業人口大量湧入城市，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權力從土地貴族轉向工廠主。面對工業社會的大煙囪、貧民窟與階級對立，浪漫主義情懷既是對簡樸、田園的農村生活的留戀，也帶有對未來不確切的惶惑憧憬，以及對法國革命和啟蒙運動帶來的各種理想的激進追求。

  浪漫主義是現代思想最重要的線索之一，它從歐洲大陸（比如盧梭、歌德）向英國傳播，再向歐洲以外的地區擴展。1800年華茲華斯的《抒情歌謠集》序言被視為英國浪漫主義興起的標誌，不過，18世紀中葉的傷感主義卻是浪漫主義的前奏，在哥德式小說與墓園派詩歌中都可以看到浪漫主義的痕跡。對於18世紀英國的奧古斯都文學或古典主義而言，浪漫主義文學是一種反叛，它們代表著兩種不同的看待與體驗生命的方式，古典主義在理想方面注重理性和秩序，相信進步與社會完善的能力，主張克制情感；浪漫主義則傾向情緒、直覺與心靈的表達。古典主義是外向的，溝通社會與外界；浪漫主義是內視的，偏重自我審視。古典主義希望理解可觀察的世界，浪漫主義注重非理性力量和神秘的體驗。古典主義關注秩序，浪漫主義慶賀自由。古典主義強調社會調節與改良，浪漫主義對社會持激進的批判態度，例如，在對待孩子的問題上，古典主義者認為孩子是不成熟的，他的本能需要抑制，野蠻的天性需要教化，而浪漫主義者認為孩子是神聖、純潔的，他因為與天意相連而不受文明的污染。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的差異無處不在，在語言形式上，古典主義表現出形式化的書寫方式，注重對仗與平衡，尊重詩的格律；浪漫主義則堅持個人體驗，竭力使語言貼近自然，貼近普通讀者。華茲華斯在《抒情歌謠集》「序言」中稱：詩歌應該把握日常的生活事件，用普通人的語言將其表述出來，再加上想像的色彩，從而讓作品顯得不同尋常，這些被認為是浪漫主義的宣言。用這些特點去比對哥德式建築對平衡與明亮的反叛，比對特納和康斯特布爾對色彩的強調，就可看出它們與文學浪漫主義有著一致性。

  浪漫主義也有與啟蒙主義相通的地方，即浪漫主義繼承了啟蒙主義對權威的對抗，但這種對抗大多是意義上的，而不是制度安排。啟蒙主義反對宗教權威，浪漫主義往往對抗世俗權威而不反對宗教權威。

  在英國，浪漫主義文學由七位作家主導：布萊克、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拜倫，他們是詩人；奧斯丁和司各特是小說家。1832年司各特去世，這被視為浪漫主義的結束。

  英國浪漫主義第一位詩人應該是彭斯（Robert Burns），他一生未離開過蘇格蘭。彭斯生長在一個農民家庭，後來在稅務局當一名小職員，他自幼喜愛文學並自學了法語，對拉丁文也稍有涉獵。彭斯支持法國大革命，曾一度引起當局不滿，而他對現存秩序的否定和對民主自由的嚮往也令當權者不悅。法國革命、美國革命和蘇格蘭民族主義在他的作品中都有反映，《蘇格蘭方言歌集》（Poems Chiefly in the Scotish Dialect,1786）收集了他改編的300首民歌，其中涉及自然、習俗、政治和愛情，體現了他對蘇格蘭方言、成語和韻律的敏銳把握，因此改寫就成了創造。彭斯的民歌大部分是抒情詩，多有對愛情的讚頌，體現了年輕人的勇氣和直率，比如《一朵紅紅的玫瑰》（ARed,Red Rose）、《高原瑪麗》（Highl and Mary）和《走過麥田來》（Comin'Thro the Rye）。他的詩《不管那一套》（A Man's a Man for A'That,1795）以民歌、重複韻律的形式，表現對權貴和等級制度的憤恨。詩歌表達了一些來自法國大革命的觀點，如自由、平等以及對貴族、富人和懦夫的嘲笑，並預言人人平等友愛的未來終會來臨。彭斯的詩歌主題豐富，他寫了各種類型的詩，諷刺詩《威利長老的禱詞》（Holy Willie's Prayer）和敘事詩《聖集》（The Holy Fair,1785）很有名。彭斯的詩歌多以蘇格蘭方言寫就，不事雕琢，以樸實見稱。他的詩歌音樂性強，在政治性詩歌和諷刺詩里都表達了他對自由的熱愛和對專制的厭惡。彭斯的詩歌是為大眾而寫，「它不是廟堂、學院和客廳的產物，而是在法國大革命風雲激盪的歷史時刻由幾種從不同方面要求解放人性的思想趨勢形成的，彭斯……提供了古蘇格蘭民間文學的深長根子。」

  布萊克（William Blake）是個工匠、版畫家，他經歷複雜、一生激進，具有奇異的想像力，《聖經》、讚美詩、彌爾頓和但丁都是他的靈感來源。布萊克終其一生都反對18世紀的理性主義，反對英國奧古斯都式詩歌對格律的重視。他的詩歌充滿著象徵意義：孩子、鮮花和季節是純潔的象徵，城市、工業、機器、宗教和組織則是壓迫的象徵。《天真之歌》（Songs of Innocence,1789）和《經驗之歌》（Songs of Experience,1794）是布萊克的重要作品，他用這兩部詩集，「表現人的靈魂的兩種相反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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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真之歌》是他第一本自寫自刻的詩集，在詩中，布萊克描繪了一個快樂而純潔的世界，儘管偶爾也有苦難，但是居於其中的人默默忍受自己的命運，期待著秩序的調整，堅信宗教會帶來救贖和希望。《經驗之歌》出版於1794年，當時法國革命剛爆發不久，英國的局勢則動盪不安，因此這部詩集表達的景致已由愉悅變成悲傷，「想像力的喪失讓人臣服於虛偽造作的宗教和社會，從而失去了天真的天堂，走進了經驗的地獄。」《經驗之歌》里的優秀詩歌《老虎》（The Tiger）和《倫敦》（London）表明布萊克對暗喻和象徵已能夠成熟運用。兩部詩集雖然有相似的主題，但承載了不同的情緒，比如在《天真之歌》里，掃煙囪的小男孩還對未來有所期待，但在《經驗之歌》里卻只能哭泣，他的宗教信仰成了勸說他服從的工具，而布萊克的態度也由諷刺轉向譴責。《天真之歌》里讚頌羔羊，《經驗之歌》里描寫老虎，說明布萊克既崇尚善良也擁護威嚴。他的長詩《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1791）是為擁護法國大革命而做的，其中歌頌了革命暴力所代表的精神力量。布萊克對純潔的情感與想像有堅定的信念，兒童或童年是他的詩歌中最常出現的意象。他的詩歌充滿著自然與社會、純潔與墮落的對立，也充滿著象徵和預言，經常顯得深奧難解。《經驗之歌》中的《毒樹》（APoisoned Tree）、《愛的花園》（The Garden of Love）是優美卻又意義模糊的抒情詩；《美國，一個預言》（America a Prophecy,1793）和《歐洲，一個預言》（Europe a Prophecy,1794）把革命的激情、預言以及人的普遍命運結合在一起。

  到60多歲的時候布萊克不再寫詩了，開始埋頭作畫。他一生創作了近百件油畫和雕版畫，有許多是以其他詩人的作品為主題的，比如喬叟的坎特伯雷朝聖，還有但丁詩里的幻想。布萊克善於用構圖、顏色和配圖表達抽象觀念，他的兩幅畫作《古時》（The Ancient of Days,1794）和《牛頓》（Newton,1939）可以反映他的觀念：前一幅作品畫的是上帝，白髮白須裸體老人伏在黃邊紅底的圓形物體內，伸出左手，巨大的圓規，下面是一片黑暗：上帝創造的不是光，似乎是黑暗。後一幅，坐在岩石上的牛頓左手執圓規右手按一捲紙，是在測算什麼，這是測量與算計，是理性主義的代表。他把牛頓、伏爾泰和盧梭式的理性主義比作沙子，迷不住別人，只會迷住自己的眼睛。他對科學和理性表達的不滿，也許是浪漫主義的時代精神的體現。

  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是浪漫主義「湖畔派」詩人的領袖，他生於一個律師家庭，1787-1791年就讀於劍橋的聖約翰學院。他於1790、1791年兩次去法國，法國革命曾使他振奮，但後來雅各賓派的暴力又使他恐懼。1842年他成為桂冠詩人。他和其他浪漫主義作家一樣，通過反省，開始相信單純的生活和善良的人性，認為回歸自然就可醫治社會百病。1795年他與柯勒律治結識，《抒情歌謠集》（Lyrical Ballads,1798）是他們的合作詩集。1800年華茲華斯為詩集第二版作序，其中指斥新古典主義的造作，聲稱要用一種自然的、如對話一般明白曉暢的語言，通過自己的想像，為普通人的生活寫出新意。在這本詩集中，他對浪漫主義文學作了闡述，強調詩歌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表現普通生活里的普通事情；詩歌應排除辭藻的堆積，用自然語言為事物增色。他還說詩歌應捍衛崇高、捍衛人性與愛。有論者說：「他寫的每一首詩都有一個道德目的。詩歌的道德意義不應該模稜兩可。一首詩就是一位詩人強烈情感的抒發。詩人必須深思熟慮，控制自己的感情，以便讓這些感情與重要的主題聯繫起來。」

  在創作《抒情歌謠集》時華茲華斯和柯勒律治各有分工，華茲華斯負責寫普通生活，關注歷史對現在的影響，作品有《刺樹》（The Thorn）、《痴兒》（The Idiot Boy）等。柯勒律治寫帶有迷信或神秘色彩的故事，比如《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和《夜鶯》（The Nightingale).「華茲華斯稱他欲探索日常主題並賦予其浪漫主義或超自然的色彩，柯勒律治則要將日常的感知賦予超自然世界。」集子裡有一首抒情詩《寫在早春》（Lines Written in Early Spring），把自然的清新、美好、快樂與詩人的傷感結合在一起，表達作者的道德憂慮：自然如此美好，人為什麼彼此殘酷？這首詩將作者的情緒與對自然的細緻描述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自然與靈魂成為他詩歌中兩個緊密聯繫的元素。

  華茲華斯延續盧梭的命題，對科學取批評的態度。大自然帶來學問的甜美，而科學只會歪曲事物之美。華茲華斯還詠嘆自由，1797年法國征服威尼斯和瑞士，他悲嘆自由被侵犯，法國人由解放者變成侵略者。在1802年拿破崙戰爭時期，他呼籲彌爾頓那樣的自由、激情與崇高詩風；他看到英國社會一潭死水，呼籲彌爾頓式的美德、力量與自由。

  華茲華斯幾乎在所有的詩歌形式上都進行過重要探索，他發現無韻白體詩更自由，適合於描寫和抒發情感，也適合敘事。華茲華斯提倡簡單明快、不事修飾，他在詩歌中常常引入日常用語和普通人之間的對話，《序曲》（The Prelude,1850）是他花了近40年時間不斷潤色的作品，1805年初步寫成，1850年他死後才出版。這部長篇自傳體詩歌以《一個詩人心靈的成長》（Growth of a Poet's Mind）為副標題，從童年、青年、大學一直寫到法國革命，時代和詩人的經歷結合在一起。詩人在美與愛之中度過童年，青年經歷了劍橋和倫敦的混亂，法國革命使他狂喜，而法國革命是事件的中心，也是這部長詩的核心觀念：革命先喚起詩人的理想與渴望，進而又使詩人的心靈感到幻滅，但詩人在寄情自然中得到新生，使熱愛自然與熱愛人類終可統一。詩人不斷從行動轉向內省，從社會中返回、逃向自然。

  但華茲華斯的創作生涯並不是一帆風順的，他後期的作品過分注重修辭和說教，不像年輕時那樣洞察力強、靈感豐富。德·昆西曾在1835年這樣評價華茲華斯："1820以前的華茲華斯無人問津，從1820年到1830年他起來抗爭了，1830到1835年間他大獲全勝……拜倫和雪萊開玩笑說：他既『膚淺』又『無趣』,濟慈質疑他『以自我為中心的崇高感』,而海什力特和後來的布朗寧稱他是『迷失的領袖』。」不過，這並不動搖華茲華斯在英國詩史上的地位，是他告訴詩歌界：「當一個詩人真有深刻的思考而善於表達這種思考的時候，他可以達到怎樣的前所未有的詩歌高峰。」

  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是一個文學批評家和社會批評家，作為詩人，他的成就主要體現在三篇詩作《古舟子詠》（The Rime of the Ancient Mariner）、《忽必烈汗》（Kubla Khan）和未完成的《克利斯特貝爾》（Christabel）中，這三篇精品詩作都創作於1797-1798的一年之中。柯勒律治的詩和布萊克的一樣綺麗非凡又意向模糊，充滿對超自然的嚮往和神秘色彩。敘事長詩《克利斯特貝爾》只完成了兩部分，一共677行，它受哥特小說的影響講述離奇的故事：古堡女孩克利斯特貝爾在月夜看見一位少女在哭泣，遂把她帶到自己的睡房，原來少女是老爵士的仇敵之女，正當老爵士準備讓少女將其父親接來同住時，克利斯特貝爾發現少女乃是蛇的化身，於是求父親將少女趕走，但遭父親拒絕。詩歌就寫到這裡，沒有完成。詩歌在烘托氣氛、敘述故事和運用格律方面都顯得極有特色。

  《忽必烈汗》寫詩人的一個夢境，按照作者的說法是在夢中寫成。詩中一會兒是荒野山谷、月夜魅影，一會兒是冰雪晶瑩、殿宇閃耀，歌詠隨作者的夢境轉換，顯得詭異而緊湊。《古水手詠》綜合體現著民歌的格律、古樸的用詞和離奇的冒險故事，表達了強烈的對比色彩、奇幻的想像，宗教的寓言和對生命的追問，《古舟子詠》通過老水手出海、受困、受懲罰、獲救的生死經歷，展示了同樣的特徵，在柯勒律治的詩作中似乎可以看到浪漫主義詩人用詩歌的語言重回17世紀的流浪故事。短短的一年內，柯勒律治創作了大量能充分展示自己才華的作品，但不久之後柯勒律治便認為自己的想像力衰退了，難以成為天才詩人，於是準備放棄詩歌事業。

  作為藝術批評家，柯勒律治把想像力作為詩歌理論的核心，這是對浪漫主義的精確概括。在他的主要理論著作《文學傳記》（Biographia Literaria,1817年）中，他對想像力和幻想作了區分，認為前者是上帝或大自然無限的創造過程在有限的頭腦中的重複，「在提出想像力理論這一點上他前抗古典主義，後引現代主義，而在他當時則成為幾乎全部浪漫主義詩——從布萊克到濟慈——的代言人。」

  隨著拜倫、雪萊和濟慈的出現，英國浪漫主義迎來了自己的盛夏時節。拜倫（George Gordon,Lord Byron）出身於沒落的貴族，曾就讀於哈羅公學（Harrow）和劍橋大學，1811年成為上院議員，1816年因與妻子離婚而遭受非議，遂出走義大利，1823年參加希臘人民反抗土耳其的鬥爭，擔任總指揮，一年後因病去世。

  1807年拜倫發表第一部作品《閒散的時刻》（Hours of Idleness,1807），招致《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的攻擊，他以《英格蘭詩人和蘇格蘭評論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1809）作為回應，對同時代的重要作家進行攻擊。1809年拜倫遊歷地中海，從西班牙直到希臘，這為《恰爾德·哈羅爾德遊記》（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1812）提供了素材，這部詩作為他贏得聲譽。詩作記述戰爭以及奧斯曼帝國的暴政給地中海地區帶來的災難，作者這個帶有流亡貴族身份的觀察者，心中充滿莫名的痛苦和渴望的激情，將那個時代的精神、不滿和狂熱表達得淋漓盡致；詩中用口語化、誇張和激烈的語言，在諷刺、挑戰與蔑視社會的同時顯示自己的放蕩不羈。在這部作品中，敘述和情感、歷史和地理，與情緒的宣洩不斷交替，而自我的探索與爭論，歌曲的特徵和史詩風格，同樣也處在從容的變換之中。

  《唐璜》（Don Juan,1819-1824）是又一部影響巨大的作品，這部諷刺史詩共16卷，唐璜這個人物似乎不再是他筆下常見的出身高貴、孤傲厄運的形象，而是一個消極被動、更加活潑的形象。詩中大量使用會話和復調的手法，是他前些年探索悲劇寫法的繼續。詩中採取自由、輕鬆的敘述，隨時停下來對主人公的所見所聞進行討論。《唐璜》中有兩個主角，一個是18世紀的唐璜，另一個是隨時議論的作者。唐璜生於西班牙，因愛情糾紛漂泊於海上，經歷了各種冒險（海上遇風暴、船隻沉沒、被賣到奧斯曼帝國後宮為奴等等），遊歷了希臘、土耳其和俄國，成為女皇的寵臣。這種敘述方法與主人公無法預知結果的遊歷是有關的，「唐璜的旅途斷斷續續，曲折迂迴，穿越地中海區域，北達葉卡捷林娜的俄國」，這樣，他就在地理和歷史的廣闊時空中表現了對時代的感受、憤怒與諷刺。詩中對海嘯和船難的敘述，質疑了浪漫主義和盧梭的人性善良、互愛得救的信條。《唐璜》中的《哀希臘》（The Isles of Greece,from Don Juan,Ⅲ)成為名篇中的名篇，其中訴說了他對希臘歷史的哀悼，對現時西方的失望，以及對法國革命乃至暴力的推崇。

  除了《哈羅爾德遊記》和《唐璜》之外，拜倫還創作了《東方故事集》（Oriental Tales）及許多詩劇，如《曼弗雷德》（Manfred,1817）、《馬林諾·法里埃羅》（Marion Faliero,1820）、《福斯卡里父子》（The Two Foscari,1821）、《該隱》（Cain,1821）等，塑造了一批「拜倫式的英雄」（Byronic Hero）。法國批評家泰納於19世紀50年代晚期編寫的《英國文學史》，僅用寥寥幾頁介紹華茲華斯、柯勒律治、雪萊和濟慈，卻將眾多篇幅留給拜倫，說拜倫是「這些藝術家中最偉大最具英國風的；他居功至偉，以至於我們從他的作品裡了解到的關於他的祖國和他生活年代的事實，比從其他所有詩人那裡加起來的都多」。

  雪萊（Percy Bysshe Shelley）出身貴族家庭，18歲從伊頓公學畢業，進入牛津大學，1811年因撰寫《無神論的必要性》（On the Necessity of Atheism,1811）被學校開除。雪萊是拜倫的朋友，也是他自我流放時的同伴，和拜倫一樣對當時的精神與政治抱有敵意，不同的是他的論點似乎更清楚，理想也更沉著，不像拜倫那樣憤怒的情緒壓倒一切。雪萊是民主主義者，他吸收前輩的激進科學觀、變革觀和否定精神，反對英國的貴族傳統，反對保守主義，支持愛爾蘭民族主義，在《無政府的面具》（The Mask of Anarchy,1819）中直率反對「彼得盧屠殺」，在《麥布女王》（Queen Mab,1813）中揭露國王、僧侶和政治家「像毒素流進荒蕪社會的無血脈管」，對人類進行摧毀。

  雪萊的詩評論政治，表達抗爭與革命，反對暴政。《伊斯蘭的起義》（The Revolt of Islam,1818）寫一對兄妹為反抗奧斯曼統治而進行鬥爭，他們雖然失敗了，但其精神激勵後人。詩中結合著對東方專制主義的攻擊與對法國革命的反思，以及對英國現實的思考，按作者自己的說法，該詩要激發人們對自由和正義的熱忱、對美好和新秩序的信仰。在抒情詩劇《解放的普羅米修斯》（Prome theus Unbounded,1820）和《古希臘》（Greece,1822）中，雪萊用詩歌語言闡述「解放」，預言當代希臘對奧斯曼的鬥爭必將獲勝。《阿斯特拉或孤獨的靈魂》（Alastor,or the Spirit of Solitude,1816）顯示只有在群體或人類的生存中才能找到意義，「痛苦、死亡、罪惡不過是暫時的災禍。人類也必然會隨著成長而拋棄宗教，因為各種神靈不過是人們頭腦中製造出來的幻象。」雪萊的詩藝術水平高超，華茲華斯曾這樣稱讚他：「就自成風格的技藝來說，雪萊是我們當中最傑出的詩人。」

  濟慈（John Keats）是工匠之子，15歲給外科醫生當學徒，20歲通過藥劑師考試，由於長期與病人接觸特別是照顧患病的弟弟而感染肺病，26歲便英年早逝。他自學成才，熱愛文學，寄情古希臘和文藝復興。他的4000行的長詩《恩狄米昂》（Endymion,1818）發表後受批評家的攻擊，這影響了他的情緒，但在以後的三年裡他寫下上萬行詩句，成了英國文學史上的奇蹟之一。

  濟慈的短篇作品如《讀荷馬詩有感》（On First Looking into Chapman's Homer,1816）、《再讀李爾王》、《燦爛星空》、《每當我害怕》等，都是廣為傳誦的優秀抒情詩。《萊米亞，伊薩貝拉，聖阿格尼斯之夜和其他詩歌》（Lamia,Isabella,The Eve of St.Agnes,and Other Poems）出版於1820年，其時詩人已身患絕症，詩集中大部分作品完成於1818年春至1819年秋，除了書面的四篇主要詩作之外，還包括未完成的史詩作品《海披里安》（Hyperion）和五篇頌詩。《伊薩貝拉》是敘事詩，講述一對戀人的愛情悲劇，其中自然意象、道德評論和中古背景交混，按作者自己說：形成一個「適度悲哀的」氛圍。五篇頌詩中更著名的是《夜鶯頌》（Odeto a Nightingale）、《憂鬱頌》（Odeon Melancholy）和《希臘古瓮頌》（Odeon a Grecian Urn），其中《夜鶯頌》將放聲歌唱的夜鶯與旁觀詩人的痛苦、麻木形成對比。《海披里安》取自希臘神話，寫的是泰坦家族的故事，詩作前二章寫海披里安（太陽神）的泰坦家族與新人戰鬥，泰坦家族失敗，詩歌寫得壯麗而充滿豪情，第三章的主角是獲勝的新人阿波羅，這部分寫得優美抒情，帶有憂鬱色彩。《海披里安之亡》從另一個角度對這一神話再作敘述，有論者說：「他的頌歌形成了他感性的理解和一種新的、有詩歌氣息又聰明簡練的風格。」濟慈書信的價值不亞於他的詩歌，讀者從中可以窺探他靈感的來源和他對罪惡和苦難這一主題的探索。終其一生，濟慈都以詩歌書寫感情，「在他的詩歌里我們需要知道的，就是他在24歲終結了創作生涯，他的成就超過了24歲時的喬叟、莎士比亞和彌爾頓。」

  在浪漫主義時期，重要的小說家有奧斯丁和司各特。奧斯丁（Jane Austen）生長於法國革命時期，但她的小說卻是非政治化的、具有莊園般的寧靜。奧斯丁小說創作中重要的有：《理智與情感》（1811），《傲慢與偏見》(1813),《曼斯菲爾德莊園》(1814),《愛瑪》(1815),《勸告》（1818）和《諾桑覺寺》（1818），這些小說傳遞著她的保守主義的哲學觀念，她只描寫中上等階級——他們的生活、教養、園林和自然。倫敦和重大政治事件只是小說的背景，她很少直接寫倫敦，小說中沒有重大題材，幾乎只是一些日常生活瑣事和閒聊。婚姻和愛情是她一貫的主題，奧斯丁認為財富和地位是婚姻的必備條件，但愛情是不可或缺的，面對愛情須理性思考，不可僅憑一時衝動。這種作品要表現的不是講述什麼故事，而是故事的講述方式。她的兩部傑作《愛瑪》和《曼斯菲爾德莊園》都是如此，美國評論家伊恩·瓦特這樣評價奧斯丁：「在小說敘述中，理查遜與菲爾丁只能部分解決的兩個難題被簡·奧斯丁順利解決了，她將理查遜的現實主義手法和菲爾丁的現實主義評論的優點、將人物的內心世界描寫和外部描寫有機地結合成和諧的整體。」

  司各特（Walter Scott）出生於蘇格蘭的愛丁堡，父親是律師，但他對法律沒有興趣，卻很早就開始寫作。他早年搜集蘇格蘭的古代民謠，特別是英格蘭和蘇格蘭交界地區的民謠，他的《蘇格蘭民歌集》（The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1803）及兩部敘事詩《最末一個行吟詩人之歌》（The Lay of Last Minstrel,1805）、《瑪恩密》（Marmion,1808）在當時都有重要影響，但拜倫發表《哈羅爾德遊記》後，司各特覺得自己在詩歌創作上無可媲美，故轉向小說寫作。

  司各特的小說都是歷史小說，他創作的不是他身邊的事，而是幾代人之前的事。他的第一部重要小說《威弗利》（Waverley,1814）以1745年詹姆士黨人叛亂為背景，這個主題後來在多部作品中反覆出現。其後18年中司各特創作了20多部小說，從1820年起，他把寫作時段向前推到12世紀及伊莉莎白時代，在風格上，用人物對話替代第三人稱敘述，這是他的特徵。在後期創作的小說中《昆廷·達沃德》（Quentin Durward,1823）更為出色，這部小說描寫15世紀法國國王路易十一與封建主進行鬥爭，建立了中央集權，實現了法國統一，成為法國歷史上第一位專制君主。和他以往的小說一樣，這部作品也選擇歷史轉折時期的某個重大事件，雨果說「很難找到一本小說比它編織得更好、比它把道德的效果和戲劇的效果結合得更好」。

  在英國歷史上，維多利亞時代是輝煌的時代，雖然1848年歐洲發生了革命，但英國的社會秩序基本穩定。從1832年起英國進入改革時代，和平改革的歷史背景更加突出了現實問題，思想界傾向於關注社會、關注社會改良，這樣，現實主義占據了文學的主導地位。

  在蒸汽時代，機器生產和城市化為人們提供了新的機會，乞丐變富翁的故事似乎每天都在發生，「昨天我是鐵匠，今天我將是什麼？」這是狄更斯在《遠大前程》中說的一句話。但機會未見得代表樂觀，它也會帶來焦慮，在19世紀思想界瀰漫著「位置的焦慮」，許多人意識到社會發生劇烈變化，而其中一個顯著的變化，便是貴族的統治正在消失，中等階級開始擠進政治領域，隨之而來的是中等階級價值觀，如自我約束、努力工作、重視家庭生活等等，正日益取得優勢。密爾曾說19世紀是各種極端思想互相碰撞的時代，對19世紀產生重要影響的兩種思想——功利主義和宗教奮進思想彼此作用，導致中等階級價值觀最終形成。桑德斯稱：「這個時代是一個充滿相互矛盾的解說和理論的時代，一個充滿科學自信心和經濟自信心的時代，一個充滿社會悲觀主義和宗教悲觀主義的時代，一個深刻意識到進步不可避免並對特性深感憂慮的時代。」

  浪漫主義的標誌是詩，維多利亞文學的表現形式是散文與小說。散文有多種形式，從理論期刊，到歷史著作、美學評論等，都屬於散文。技術革命改變了文學的傳播方式和讀者群，在19世紀初印刷品還十分昂貴，到30年代印刷成本就大大降低，報刊大量湧現，激進的政治評論和故事敘述成為閱讀興趣點，連載文學成為時髦，直到這個時候，小說才真正成為大眾文學，而寫小說也成了謀生手段。《一便士雜誌》（The Penny Magazine,1832）在很短時間內就達到10萬份印數，而19世紀40年代的倫敦，至少有80種售價低於兩便士的刊物。在這個背景下，出現了像卡萊爾、拉斯金、阿諾德、紐曼、密爾等這樣一批人。

  卡萊爾是維多利亞時期歷史著作的代表人物，他的長篇小說《舊衣新裁》（Sartor Resartus,1834）圍繞「衣服哲學」，描寫一個德國作家和編輯的關係，通過尖刻的諷刺表達自己的活力、真誠和責任感，他指出人類存在著永恆的否定和永恆的肯定兩種力量，前者是失敗，後者則順從神意。約翰·紐曼體現著19世紀30年代的信仰危機，他在書冊運動中發表的作品雖大量涉及神學和宗教的深奧知識，卻擁有廣泛的讀者，豐富了19世紀的散文寫作。約翰·斯圖亞特·密爾是另一位重要的散文作家，他平靜溫和，善於理性分析，這些特點在他的時評與著作中充分顯示出來。拉斯金比密爾涉獵更廣，「他關於藝術和社會的關係的看法影響了一批又一批社會主義思想的作者——前有莫里斯，後有蕭伯納。」

  小說在維多利亞前期進入鼎盛，而現實主義是這個時期的主要特點，狄更斯、蓋斯凱爾夫人、薩克雷、特洛羅普、勃朗特姐妹、艾略特等等，都是現實主義高峰時期的重要代表。現實主義是個模糊的概念，這些人之所以是「現實主義者」，只是因為他們和歐洲同時代的其他作家如巴爾扎克、斯湯達及托爾斯泰一樣，把寫作看作是社會診斷，視其作品多少反映著現實生活。狄更斯是最重要的現實主義小說家，他固守人道主義，相信改革和教化可以改進生活，他的小說描寫奮鬥與成功，作品中不乏光明的結尾。但在薩克雷的作品中理想主義的成分變少了，平庸和自私構成他那個時代的主調。在蓋斯凱爾、特洛羅普、艾略特那裡，現實主義的因素變小了，他們的小說更像是浪漫主義的詩歌，社會主題讓位於家庭主題。

  狄更斯出身社會底層，祖父母都曾給克魯勳爵當傭人，父親是海軍部一個小職員，因無力還債而住進監獄。狄更斯12歲到鞋油作坊當童工，父親出獄後他一度進學校學習，不久又因家貧而輟學，15歲時，他到律師事務所當學徒，後來他學會速記，在倫敦民事律師會（Gray's Inn）做記錄員。30年代早期狄更斯擔任《議會鏡報》（The Mirror of Parliament）和《真陽報》（Morning Chronicle）駐議會記者，這些經歷幫助他後來走上了寫作道路。他的早期作品《特寫集》（Sketchesby Boz,1833-1837）記載一些奇聞佚事，顯示出對倫敦生活百態的細微觀察。

  工業化過程中的犯罪、貧富對立與道德淪喪，是狄更斯作品中經常的主題，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匹克威克外傳》（The Posthumous Papers of the Pickwick Club,1836-1837）是典型的「流浪漢小說」，講述倫敦俱樂部幾個會員的故事，這幾個會員在英國漫遊，經歷了各種事情，小說也就變成了揭露英國社會陰暗面的畫卷。《霧都孤兒》（The Adventures of Oliver T wist,1837-1838）描述孤兒奧利弗·特維斯特在倫敦的冒險生活，將下層民眾與資產階級之間的鮮明對比反映出來。《尼古拉斯·尼克爾貝》（Nicholas Nickleby,1838-1839）雖然結構散漫，但對孤兒和童工的描述深深觸動時代的神經。《老古玩店》（AChristmas Carol,1840-1841）在他自己的刊物《漢弗萊大師的鐘表》上連載，講述古玩店主吐倫特和他美麗、善良的外孫女小耐兒相依為命的悲慘故事，其結局讓人扼腕痛惜。《大衛·科波菲爾》（David Copperfield,1849-1850）採用第一人稱敘述，利用一些自傳材料，在結構和語言方面都呈現出新的特色。大衛自幼喪父，後來被送到工廠當學徒，大衛在苦難、挫折中逐漸成熟，最後成為一名作家，這部小說可以看作是狄更斯的准自傳。《荒涼山莊》（Bleak House,1852）運用象徵和比喻鞭笞社會的不合理，比如用陣雨和濃霧隱喻社會控制無所不在。《艱難時世》（Hard Times,1854）描寫19世紀50年代英國的階級衝突，是對憲章運動的回應。《雙城記》（ATales of Two Cities,1859）儘管說「有些地方取材於卡萊爾的《法國革命》，有些地方取材於一部古老的通俗鬧劇」，但它以法國大革命為背景，體現著作者對革命這個現象的深沉思考。《遠大前程》（Great Expectations,1860-1861）描寫了一個孩子在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變化中曲折的經歷，從墮落到翻然悔悟，表達了狄更斯的道德理想。

  狄更斯的一生著作等身，他是19世紀英國文學的巨擘。他有意塑造了一些古怪、醜陋或者不同尋常的人物，抓住某些特徵將其誇張並反覆呈現，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寫實作風常被說成是誇張的，以致人們懷疑「現實主義」這個詞是否適合於他的創作。但他對社會的剖析卻是真實的，社會底層的痛苦讓人難以忘懷。他在描寫風景時，「喜歡賦予無生命物體以生命，並拿它們跟活物作比較。」另外，他追求情節的戲劇性，雖是虛構，卻讓人不得不信服。

  蓋斯凱爾夫人與當時最重要的工業城市曼徹斯特有密切的淵源關係。曼徹斯特是工廠制度的發源地，社會問題非常嚴重，蓋斯凱爾夫人用小說寫下了她對該城的階級關係、勞工生活和下層生存狀況的觀察，真實地反映了19世紀的英國社會。《瑪麗·巴頓》（Marry Barton,1848）是她第一本表現曼徹斯特生活故事的小說，其中以細緻的觀察和細節的描寫，再現了那個時代的工廠倒閉、工人罷工、低工資、失業以及工人階級覺悟的形成，憲章運動是小說的時代背景。從她的描寫中我們看到工人階級糟糕的生活情況：「從這一小塊骯髒的地方再走下一步才來到地下室，有一簇人就生活在這裡面。裡面暗極了。有許多的窗子已經破壞，就把破布去蒙在上面，因此哪怕到了中午透進來的光線依舊灰暗。」在她的第二部小說《南方和北方》（North and South,1854-1855）中，蓋斯凱爾既描寫了英格蘭南部紳士的虛偽，也描寫了英格蘭北部商人的勢利，但她也表達了樂觀主義的展望態度，表示工業關係是有可能妥協的。蓋斯凱爾一生創作了6部長篇小說和大量的短篇小說，寫作書信及雜文，她的6部長篇小說分別是：《瑪麗·巴頓》(1848）、《露絲》（Ruth,1853）、《克蘭福德》（Cranford,1853）、《南方與北方》(1855）、《西爾維婭的戀人》（Sylvia's Lovers,1863）、《妻子與女兒》（Wives and Daughters,1866).

  與狄更斯及蓋斯凱爾夫人相比，薩克雷和特洛羅普代表著另一風格，他們創作「反英雄」的實驗小說。薩克雷（William Makepeace Thackeray）起先是散文作家、新聞記者和歷史學家，後來從事小說創作。《巴得·林頓的幸運》（The Luck of Barry Lyndon,1844）連載於《弗雷澤雜誌》，是薩克雷的優秀作品，此外《凱薩琳》（Ca therine,1839-1840）和《賀大第鑽石》（The Great Hoggarty Diamond,1841）也能體現他作品中的諷刺特點。他雖然崇拜馬考萊，但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不印證某種道德觀念，而是對社會失范進行諷刺。《巴利林登的幸運》的主人公是愛爾蘭冒險家，七年戰爭時應徵入伍，後來開小差，成為職業賭徒。這個人撒謊成性，不斷更換姓名，故事就是他對這些經歷的自述。薩克雷最知名的作品是《名利場》（Vanity Fair,1847-1848），小說中沒有好人也沒有壞人，沒有崇高也沒有卑劣，所有的人都在「名利場」中，演繹著愚蠢和滑稽；在這個世界裡，除了調侃和諷刺外，也沒有什麼是值得讚賞和貶低的。作為「道德諷刺家」，薩克雷展現的不是道德關懷，而是作家的敘事技巧和語言魅力。

  繼《名利場》之後，薩克雷還創作了《潘登尼斯的歷史》（Pendennis,1848-1850),《亨利·埃斯蒙德的歷史》（The History of Henry Esmond,1852），前者記敘一個紳士的成長，後者講述安妮女王時期一個貴族的行為；《維吉尼亞人》（Virginians,1857-1859）是這部作品的續集，講述埃斯蒙德家族退隱美洲的故事。

  安東尼·特洛羅普（Anthony Trollope）是中等階級出身，他父親是知名律師，母親是知名小說家，但他卻認為自己的童年很悲慘，因為學校的教育和父親的疏遠使他蒙受了屈辱。他對狄更斯作品中同情下層的傾向不以為然，《養老院院長》（The Warden,1855）就調侃了狄更斯和卡萊爾。特洛羅普是一位政治小說家，在他創造的世界中，政治就是野心和手腕、陷阱和醜聞，是鉤心斗角。他一生寫作47部小說，還有大量其他作品。在他的「巴塞特郡小說系列」（Barsetshire novels）和「巴里賽小說系列」（Palliser novels）中，人物與故事都是互相關聯的。

  勃朗特三姐妹可算是第三種類型，她們與奧斯丁一樣，生活與寫作都遠離城市，但她們營造的不是陽光明媚、充滿田園風味的理想村莊，而是滿載著瘋狂、暴力和恐怖神秘事件的陰暗莊園，曼斯菲爾德的田莊變成了「呼嘯山莊」。大姐夏洛蒂（Charlotte Bronte）最知名的作品是《簡·愛》（Jane Eyre,1847），它在許多方面是夏洛蒂自己的生活寫照。和作者一樣，女主角出身於貧窮的牧師家庭，很小就被送往寄宿學校，然後在富人家裡做家庭老師。小說圍繞簡·愛和羅切斯特莊園主之間的愛情故事展開，其文筆優美簡潔，情節生動曲折。簡·愛性格獨立，雖地位卑微但頑強保持著尊嚴與穩健，她有堅定的生活態度與道德操守，在得知羅切斯特夫人仍然活著時毅然離開，而得知莊園在大火中被焚燒殆盡羅切斯特已雙目失明時，她又回到了他身邊。小說是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完成的，從其出版之時起就躋身於經典行列，其社會反響、角色塑造、情節編織和語言把握，都達到至高的水平。

  二姐艾米莉（Emily Bronte）的代表作是《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1847），它和《簡·愛》一樣是經典名作，但人物與故事完全不同，如果說《簡·愛》表達女性的道德與尊嚴，《呼嘯山莊》則表現男人的激情與野性報復。呼嘯山莊的主人歐肖先生收養了一個吉卜賽孩子，取名希斯克利夫，歐肖先生特別寵愛他，遭到小主人亨德雷的嫉恨，歐肖先生死後，亨德雷把希斯克利夫貶為奴僕，百般迫害，但妹妹凱薩琳卻跟他親密無間。後來，凱薩琳愛上畫眉田莊的埃德加，希斯克利夫憤而出走，三年後他致富回鄉，凱薩琳已嫁給埃德加，希斯克利夫進行瘋狂的報復，將亨德雷、凱薩琳、埃德加等一干人系或置於死地、或奪其財產，連其親朋甚至自己的兒子都牽涉在內，最後，他復仇的計劃得逞了，但他自己也憂鬱而死。這部作品雖說其情節跌宕曲折，文筆激勵，但相比於夏洛蒂的《簡·愛》，卻缺少溫柔的人性之美。

  三姐妹的文學創作有一段佳話，1846年，三姐妹每人完成一部小說送給出版商，夏洛蒂送的是《教授》，被出版商拒絕，她補送一篇，即是《簡·愛》。艾米莉送的是《呼嘯山莊》（1847），隨即被接受。小妹安妮（Anne Bronte）送的是《艾格尼斯·格雷》（Agnes Grey,1847），也被接受了。三部著作同年出版，成就了19世紀英國文學中三星並列現象。三部小說在發表時都是以「貝爾」（Bell）的假姓和男人的名字署名的，直到差不多一年之後，她們的女性身份才被公布。

  喬治·艾略特（George Eliot）是維多利亞中期最知名的女作家，也是真誠探索、塑造理想的創造者。她出身於房產暴發戶家庭，本名是瑪麗安·埃文斯（Mary Ann Evan），和當時許多女作家一樣，她不讓別人知道自己的真實姓名，因此很長時期內人們不知道她是女性。她受過良好教育，後來成為那個時代的著名知識人之一。她翻譯過施特勞斯和費爾巴哈的作品，研讀過孔德的社會學，對宗教、古典學和哲學都有研究。後世有人評論說：「在她的大部分作品中，喬治·艾略特都在描繪工業革命前的鄉村景色，描繪小城鎮裡英國中等階級的生活情況，她的視角融合著鄉愁和對以前生活局限性的清醒認識。」她筆下的鄉村既不同於奧斯丁的鄉村，又不同於勃朗特姐妹的鄉村，那是一種平靜和諧的自然景象，平凡的人物體現出崇高正直的道德標準。《亞當比德》（Adam Bede,1859）面對失敗，坦然接受失敗，頑強地做一個好人；《弗洛斯河上的磨坊》（The Mill on the Floss,1860）講述女主人公追求個性解放、無法與傳統價值達成和解。《激進分子菲利克斯霍爾特》（Felix Holt,the Radical,1866）和《米德爾瑪契》（Middlemarch,1871-1872）是政治小說，它們以1832年議會改革為背景，展現那個時代的重要題材，也表達了作者對各種問題的時代思考。《米爾德馬契》中的女主人公渴望改變時代，然而既缺少清楚明晰的信念與原則，更缺少行動的力量，結果以失敗告終。社會政治思想和個人心理描寫是喬治·艾略特的寫作特點，尤其是心理描寫，為康拉德和喬伊斯等現代派作家開啟了方向。

  維多利亞後期的知名小說家有瑪麗·沃德、托馬斯·哈代，詩人有吉卜林、葉芝，知名戲劇家有王爾德和蕭伯納。這個時候，維多利亞時代的價值觀和信仰、行為準則都受到懷疑，在文學中表現為「現代主義的痛苦」。哈代標誌著現代派小說的源起，在有些評論家看來，19世紀末的英國文學滲透著「世紀末」情節，早期作家如狄更斯那樣的人道主義、改變現狀的熱情，到這時已經沒有了，作家們思考的是「意義」。

  瑪麗·沃德（Marry Augusta Ward）的暢銷小說《羅伯特·埃爾斯米爾》（Robert Elsmere,1888）講述主人公埃爾斯米爾的故事，他對信仰感到迷茫，辭去了牧師職務，與倫敦東區那些從來不去教堂的窮人們住在一起，後來通過「新耶穌兄弟會」推進道德與社會改良。宗教的迷茫、不可知論，是沃德小說中重要的議題，像她一樣對19世紀末的「信仰問題」進行寫作的還有塞繆爾·巴特勒（Samuel Butler），他的暢銷書《埃瑞洪》（Erewhon,nowhere的顛倒寫法）發表於1872年，是一個烏托邦故事，不過是一個顛倒的烏托邦，在他的筆下，埃瑞洪這個地方把病人送上法庭、把罪犯送進醫院，牧師用無人能懂的語言布道傳教，一切都很荒唐。

  哈代（Thomas Hardy）又一次把文學的背景置於鄉村，他的早期小說充滿了牧歌情調，對威塞克斯的田園風光和簡樸生活予以描述，這是他的「理想主義時期」。從《還鄉》（The Return of the Native,1878）開始，悲觀、懷疑、凝重的情緒開始出現了，《卡斯特橋市長》（The Mayor of Casterbridge,1886）延續這種情緒，被看作是英國農民破產的編年史。他一生創作47部小說，其中《德伯家的苔絲》（Tess of the D'Ubervilles,1891）是最有名的一部，女主人公苔絲是一位美麗的農家少女，因受地主少爺亞歷克的誘迫而失身懷孕。苔絲的失身為社會不容，她只好到一個農場做擠奶工，她在這裡遇到了不上大學、不做牧師而學習養牛的安吉，便和他結婚，卻在新婚之夜將往事告訴了丈夫。安吉覺得無法接受這件事，於是去了巴西；苔絲去安吉家打聽消息，卻意外遇到了成為牧師的亞歷克，並受其糾纏。她寫信請安吉回來保護自己，恰逢此時安吉在巴西遇挫，於是就回來與苔絲修好；苔絲為了表示自己的真愛遂將亞歷克殺死，在與丈夫團聚五天之後她被捕並走上了絞刑架。通過塑造苔絲這個形象，哈代質疑維多利亞時代的「貞潔」觀，從而也觸動了性道德這條文明的底線。他用《無名的裘德》（Jude the Obscure,1895）這部小說似乎證明：基督教和基督徒的道德從各方面看都「顯得荒謬可笑」，於是小說出版後立即受到宗教界和輿論界的猛烈批評，此後，哈代就不再寫小說了。雖然哈代自稱他信仰宗教，但從他的作品中卻很少能看到有什麼證據。到20世紀哈代主要寫詩歌和戲劇，其中《群王》（The Dynasts,1903-1908）是一部野心勃勃的史詩，但其影響都不如19世紀創作的小說那麼大。

  奧斯卡·王爾德（Oscar Wilde）出生於都柏林，母親是一個詩人，他憑藉戲劇天賦成為名噪一時的戲劇家，提倡「為藝術而藝術」，後來又成為社會批評家，頗能引起旁人的非議。從本質上說，王爾德是19世紀末的頹廢主義者，在道德方面對抗社會的主流，他在藝術中倡導唯美主義，其知名格言是：所有的藝術都是無用的，從而與卡萊爾、密爾、阿諾德和狄更斯的19世紀藝術觀念相牴觸。作為批評家，他寫下《謊言的衰落》（Decay of Lying,1889）、《作為藝術家的社會批評家》（The Critic as Artist,1890）、《面具的真實》（The Truth of Masks,1891）、《社會主義制度下人的靈魂》（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1891）等論證文，他最重要的小說是《道林·格雷的畫像》（The Picture of Dorian Gray,1890），描寫了一個以自我為中心、違背習俗的人，這個人頭腦里塞滿了彼此衝突的道德、藝術觀念，不可自拔，最後選擇了自殺。

  王爾德更是一位戲劇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莎樂美》（Salome,1893）、《溫德爾夫人的扇子》（Lady Windermere's Fan,1892）、《無足輕重的女人》（AWoman of No Importance,1893）、《理想丈夫》（An Ideal Husb and,1895）、《認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1895）等等。《莎樂美》取材於《聖經》:少女莎樂美愛上施洗者約翰，但約翰只愛上帝；以色列王希律愛上莎樂美，為博得她一笑，希律王允應莎樂美提出任何條件。莎樂美要先知的頭顱，先知被殺害了，莎樂美捧著先知的頭顱狂吻，這激怒了希律，希律把她處死了。對於這個聖經故事，王爾德並不想展示其中的愛與死、怨恨與悲劇，他只是要展示人物之間的欲望關係，於是就引起了關於道德方面的爭論。除《莎樂美》之外，其餘四部戲劇都屬於「風尚喜劇」，描寫中等階級和上流社會的生活。有論者認為：「王爾德不承認藝術反映了現實，而認為是現實反映了藝術。在他眼中，現實是醜陋的，唯有美才有永恆的價值，而藝術家則是美的創造者。王爾德主張，藝術家不應有任何功利主義的目的，也不應受道德標準的約束。」王爾德始終是一位充滿爭議的人物，他掙脫道德的企圖，究竟是一種時尚、還是一種頹廢？

  總結而言，19世紀的英國文學經歷了前期的浪漫主義憧憬與謳歌、中期的現實主義批判與揭露，到晚期進入迷茫與疑惑，作家們懷疑維多利亞鼎盛時代的價值取向，有可能是預感了20世紀即將面對的英國的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