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大戰前外交

  19世紀最後十多年的英國外交，是由第三代索爾茲伯里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 Cecil,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執掌的。索爾茲伯里出身於保守世家，父親擔任過掌璽大臣（Lord Privy Seal）和樞密院大臣（Lord President of the Council）。他早年養成一種悲觀主義的人生觀，這使他成為堅定的保守主義者。在德比迪斯雷利政府任職期間，他因為不支持第二次議會改革而辭職，他認為保守主義應當阻止民主的增長，不讓它破壞社會秩序。索爾茲伯里鄙視迪斯雷利，認為他不誠實，是一個無原則的機會主義者。

  在外交事務中，有一段話很能體現索爾茲伯里的基本思想，他把世界國家分為有活力國家和垂死國家兩種：「垂死國家瓦解和衰退的速度與有活力國家的力量積聚和增長的速度同步。弱國越來越弱，強國越來越強。有活力國家將逐步侵占垂死國家的領土，文明國家之間衝突的種子與緣由將迅速出現。當然，有活力的國家並不全部具有治療和切割這些垂死國家的權力。於是，關於誰擁有這樣的權力、它又將採取何種辦法的爭執，就將造成強國之間的軍事對抗與相互威脅。……我認為這種威脅在我們的時代已經來臨。無論世界發生任何變動，英國都不能處於不利地位。但如果有競爭者染指那些英國軍隊不能到達的貧瘠土地時，我們也不要嫉妒。」在這段話中，「垂死國家」就是受侵略的亞非拉國家，「有活力國家」則是西方侵略者；索爾茲伯里已經看出帝國主義列強爭奪殖民地將引發戰爭，而英國的處境並不樂觀。

  按霍布斯鮑姆（Eric John Ernest Hobsbaw m）的說法，1875-1914年是「帝國的年代」。英國在19世紀後期加快了殖民擴張的步伐，到1914年，英帝國的版圖囊括3000萬平方公里，人口逾3億。英國在亞洲、非洲急劇擴張，與歐洲列強進行激烈爭奪。在這個進程中，英國與布爾人發生了兩次戰爭，並在祖魯蘭（Zulul and）、東非、西非、中非、阿富汗和西藏採取了軍事行動。1870-1914年間帝國與外交事務糾結在一起，兩者關係緊密重疊，外交常常是為了處理殖民地問題，準確地說，這一時期的帝國和外交經歷著相互影響的過程，而英國總是在歐洲和海外領地兩個領域尋求自己的利益。

  1878年索爾茲伯里走馬上任外交大臣時，列強正為爭奪非洲而激烈爭鬥。作為一個貴族出身的保守主義者，他希望英國成為世界的「拯救者」，但他又認識到一個實力下滑的英國只能面對現實而找准自己的位置，因此他更傾向於自由主義鼎盛時期的「無形帝國」，企圖在軍事占領和自由通商之間找到一條中間道路，他希望通過工程師和商人的和平入侵，來維護英國的控制力，不通過武力，就能統治這些地方。因此他與迪斯雷利的外交觀點不同，卻與格拉斯頓更加相似，儘管在黨派上，他屬於迪斯雷利的黨。

  但他又不同意格拉斯頓的歐洲協調政策。19世紀末期，歐洲局勢發生了明顯變化，俾斯麥通過德奧盟約、三皇同盟、三國同盟等大國聯盟來孤立法國，德國的力量已明顯增長，英國的影響力相對下降，英國不可能成為歐洲協調的領導者了。索爾茲伯里甚至認為，「歐洲協調」政策的唯一成就，是協調大陸國家一起反對英國。

  1882年5月德國、奧匈帝國、義大利結成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這個同盟的目的是孤立法國、針對俄國。當時，英國最擔心的是法、俄兩國建立反英同盟——英國占領埃及造成了英法關係的持續緊張；英、俄在近東及印度的對抗可能是英國外交的主要擔憂。因此，1885年索爾茲伯里政府上台後就努力恢復英、德關係，6月26日索爾茲伯里在接見德國外交使節時表示，保守黨希望與德國有良好的互通渠道，他本人將盡最大努力建立和保持與德國的良好關係。6月29日俾斯麥的兒子致電德國駐英大使說，俾斯麥非常滿意索爾茲伯里的友好表示，同時對英方的善意作出了積極回應。7月2日索爾茲伯里致信俾斯麥，重申了6月26日的講話內容，並請求德國在阿富汗和埃及問題上給予幫助。7月8日俾斯麥也在回信中重複了6月29日的電報精神，並答應在埃及問題上幫助英國，也希望英、俄能協商解決阿富汗問題。

  儘管如此，英國依然奉行不結盟政策，沒有加入三國同盟。在索爾茲伯里看來，英國是一個衰落的大國，不可能實施帕默斯頓和迪斯雷利時代的攻擊性外交。英國外交的合理定位是：不試圖操縱，只伺機而動，在事情發生時作出反應，始終將保障英國安全作為主要目標。因此在對歐關係上雖力求合作但避免同盟，既要獲利又不被困擾。1887年的兩次《地中海協定》（Mediterranean Agreement）充分體現了索爾茲伯里的這種外交思想。

  法、俄是英國在地中海地區的最大競爭對手，此時，英、俄在土耳其海峽問題上再度緊張對立，法國則因埃及問題對英國不滿，義大利與法國爭奪北非，奧匈和沙俄因巴爾幹問題關係惡化，俾斯麥則力促英國和意、奧合作，試圖把英國拉進三國同盟，共同對付法、俄。1887年兩次地中海協定就是在這一背景下發生的，目的是保護這一地區的現狀不變。該協定矛頭直指法國和俄國，確定了未來10年英國外交的基本走向。

  第一次地中海協定是1887年2月12日簽訂的，英、意兩國約定共同維持地中海、亞得里亞海（Adriatic Sea）、愛琴海（Aegean Sea）和黑海現狀；義大利支持英國在埃及的政策，英國支持義大利在北非的政策；在共同利益方面實行全面合作，但不一定予以軍事援助。奧匈和西班牙先後加入該協定。這次協定是索爾茲伯里外交上的一次重大勝利，它減輕了俄國在近東的壓力，讓英國騰出手來應對其他方向的挑戰。

  第一次地中海協定後爆發了保加利亞危機（The Bulgarian Crisis），該危機是因保加利亞統一問題和歐洲列強爭奪在保加利亞的勢力範圍而引起的一場巴爾幹政局的危機。面對這種局面，英、奧、意三國駐君士坦丁堡大使達成一份協議：支持土耳其抵抗沙俄的侵略。在此基礎上，1887年12月12日英、奧、意三國締約，這就是第二次地中海協定，其中規定：三國共同維持近東現狀，保護黑海海峽，確認土耳其對保加利亞及小亞細亞（Asia Minor）的宗主權，共同抵禦俄國對奧斯曼帝國的擴張。

  

  地中海協定不是一種同盟協定，因為締約方沒有承擔軍事義務，它反映了英國既想分享同盟優勢、又不願承擔同盟義務的政策思想，因此仍然是索爾茲伯里的外交思想。儘管如此，地中海協定仍然是英國走向結盟的一個重要步驟，正如索爾茲伯里對維多利亞女王所言：這是英國在和平時期所能做的最接近同盟的一種關係，是避免危機的重要手段。

  種種因素促成法、俄兩國迅速靠攏，1892年8月17日法俄同盟關係（France Russian Alliance）在彼得堡確定，根據協定：當法國遭到德國或義大利的攻擊、俄國遭到德國或奧匈帝國的攻擊時，雙方都以全部兵力相互支援。如果三國同盟或其中一國動員兵力，法、俄應立即將兵力調到邊境；法、俄應迫使德國在東西兩線同時作戰。

  至此，歐洲大陸形成了三國同盟與法俄同盟兩個實力大致相當的對峙集團，英國盡力游離在外，保持不結盟狀態。90年代，德國已取代俄、法成為英國最大的對手，地中海協定逐步喪失意義。1896年1月，奧地利提出一項反對俄國干預君士坦丁堡的軍事協定，被索爾茲伯里政府拒絕，地中海協定因此不再續簽，英國與三國同盟的合作關係也就結束了。

  隨著德國力量壯大，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II）的擴張意圖也越發明顯，1890年俾斯麥被迫退休，威廉二世親自接掌外交事務，他提出德國成為「世界帝國」的「新路線」，從「大陸政策」轉向「世界政策」（Weltpolitik）。英國覺得德國已經太強大了，正在挑戰英國的霸權，如果德國順利地推行了「世界政策」，英帝國的「不落」太陽就要隕落，因此，德國的威脅已超過俄、法等國家。德國在非洲、近東和遠東開始與英國爭奪殖民地，英德矛盾尖銳化，英國不得不調整自己的外交政策，將主要競爭對手和防範對象轉向德國。

  從70年代開始，「自由帝國主義」理論受到挑戰，英國失去了工業壟斷地位，德國、美國、法國都在迎頭趕上，紛紛在世界各地搶占地盤。在這樣的情況下，即使殖民地是一個負擔，英國也必須擁有它，否則就丟失了國外市場和原材供應地。「無形帝國」的觀點顯然已經過時，英國必須投入到爭奪殖民地的鬥爭中去。

  工業革命後期，植物油、橡膠、象牙等成為新的工業原材料，可可的需求量在急速增長，而西非擁有大量的這類資源。19世紀80年代，法國在西非的擴張威脅到英國的既有利益，英國與法國之間矛盾不斷。同時，1887年成立的「英國南非公司」（British South Africa Company）提出了「雙開計劃」（Cape to Cairo Railway），打算修建從開羅到開普的縱貫非洲大鐵路，索耳茲伯里意識到開普地區的重要性，決定放手讓南非公司行動。

  但這個計劃與法國和德國的計劃彼此交叉，德國在80年代初得到西南非洲南緯26度到葡屬西非殖民地（現安哥拉）之間的地區，1884至1885年又占領西非的多哥、喀麥隆（Cameroon）和德屬東非（坦噶尼喀，Tanganyika），德國希望將德屬西非和德屬東非連成一片，建立從大西洋到印度洋、橫貫非洲的殖民地。於是，英國和德國的計劃，就在德蘭士瓦地區形成交叉。法國在80年代占領了西非、北非、剛果河北岸大片地區和馬達加斯加，它希望將索馬利亞和薩赫勒地區（Sahel）連成一片，橫穿非洲大陸，和英國的計劃在法紹達（Fashoda，今蘇丹科多克）地區形成交叉。此外，葡萄牙、義大利、比利時等國也都在非洲擁有自己的地盤；英國自然不能落在其他國家後面，於是就開始了對非洲的全面擴張，先後將奈及利亞（Nigeria）、貝專納蘭（Bechuanal and，現波札那）、英屬東非（現烏干達、肯亞）、英屬索馬利亞（Somalia）、桑給巴爾島等收歸己有，在這個過程中，與德國、法國形成了正面對抗。1882年英國占領埃及，使法國感到極不愉快；隨後蘇丹發生反對英、埃統治的馬赫迪起義（Mahdi Uprising），英國派軍隊進行鎮壓，並且吞併了蘇丹，這樣就加深了英、法在尼羅河上游的矛盾。1898年雙方軍隊在法碩達地區對峙，雖說最終沒有爆發戰爭，卻使英法關係降至冰點。

  與德國的矛盾也在發展，德國計劃修築」3B鐵路」，把柏林拜占庭（伊斯坦堡）巴格達（Bagdad）連接在一起，這使英國感到很恐慌，因為這條鐵路可以讓德國從本土直接到達波斯灣，因而會威脅到英國至印度的海上交通安全。在中國，英國的傳統勢力範圍在長江流域，並且它長期標榜自由貿易；但19世紀末帝國主義列強紛紛搶占勢力範圍，德國將膠州灣劃為它的勢力範圍。在爭奪殖民地的過程中，德國從19世紀末開始大力發展海軍，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德國成為僅次於英國的第二大海軍力量。

  英國試圖緩和與德國的矛盾，雙方在1890年7月簽訂「英德協定」（Anglo German Agreement），根據協定，英國將北海的赫爾戈蘭島讓給德國，換取德國在非洲的桑給巴爾島。條約還承認了德國在西南非洲（今納米比亞）的主導權，劃定英屬黃金海岸與德屬多哥蘭（Togoland）、英屬奈及利亞與德屬喀麥隆之間的分界線。儘管如此，當英國加緊在南部非洲擴張，與布爾人發生劇烈衝突時，還是受到德國的明里暗裡的阻撓。

  自1815年以後英國一直採取不結盟政策，即所謂的「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這不意味著不與其他國家合作，比如在克里米亞戰爭中英國聯合法、土對抗俄國，1834年與法、西、葡建立四國聯盟共同解決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憲政危機等。1840-1841年它還和俄、法、奧、普先後合作共同處理過埃及和奧斯曼帝國間的戰爭衝突，1860年它又和法國一起侵略中國。「光榮孤立」只意味著英國在任何時候都不與其他國家締結正式的軍事同盟關係，不讓自己被別國的利益拖入戰爭，從而能最大限度地維護英國獨善其身的地位。19世紀末，歐洲大國紛紛結盟，英國認為這些結盟有助於維持歐洲的均勢，英國的「孤立」仍然符合英國的利益。

  但其實英國已經丟掉它「孤立」的本錢了，維多利亞時代是英國最強盛的時期，當時英國的國力相當於世界的總和。從70年代開始，其他歐美國家快速進入工業化，英國的脆弱性就暴露出來了，英國的強大有賴於殖民地，它要全力保護帝國的利益和海上通道的安全。當其他國家也投身殖民地爭奪時，「光榮孤立」很可能使英國徹底孤立，得不到任何國家的幫助。當英國的國力相當於全世界的總和時，它可以不需要別國幫助；但在它丟失這種優勢後，完全的孤立就會很危險。世紀之末，關於「孤立」的辯論已經很激烈，1896年1月16日，加拿大財政部長兼下院議長福斯特（George Eulas Foster）在下院說，「在這些有麻煩的日子裡，偉大的母親帝國光榮孤立於歐洲」；22日《泰晤士報》（The Times）給予渲染的報導。2月26日英國海軍大臣戈申勳爵（Lord Goschen）對「光榮孤立」作了這樣的陳述：「我們獨自地站在這裡，這是所謂的孤立，我們的光榮孤立。對此，我們的殖民地予以充分的表述。」但相反的觀點卻認為：「英格蘭處於危險的孤立中，而不是光榮孤立。」連戈申勳爵也曾在1900年力勸索爾茲伯里採取與德國結盟的政策。人們認為光榮孤立非但沒有幫助英國，還讓一個充滿敵意的大陸聯盟與英國對立。

  福斯特的言論有特定的背景，1895年出現委內瑞拉危機（Venezuelan crisis），英國和委內瑞拉在英屬蓋亞那邊界問題上發生爭執，英國得不到任何國家的支持。福斯特的意思是英國得到英帝國的支持，英帝國「光榮孤立」於整個歐洲。其實，英國政治家們已經意識到孤立的局限性了，有學者說索爾茲伯里從來不用「光榮孤立」這個詞，甚至反對使用這個詞。1897年4月12日外交副大臣寇松（George Curzon）公開說自己不欣賞光榮孤立，其結果是一種無能為力。同一天，財政大臣阿瑟·貝爾福（Arthur Balfour）也不認同光榮孤立政策。

  客觀地說，索爾茲伯里掌管英國對外政策的十餘年中，英國沒有捲入歐洲大陸衝突，應該說是一個成績。除了索爾茲伯里個人的理念外，他也意識到英國表面輝煌下的脆弱之處，英國需要捍衛它遍及世界的帝國利益，卻沒有足夠強大的武裝力量，因此避免戰爭是理性的選擇。索爾茲伯里曾經說：「寇松總是要我在與俄國談判時（強硬得）就像背後有50萬軍人，可是我沒有。"19世紀末20世紀初，帝國主義列強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在爭奪殖民地的鉤心斗角中，戰爭危機不斷加重，英國開始徹底放棄「光榮孤立」，重新尋求與其他強國結盟。這種變化有兩個原因：一是英國的實力開始下降，二是德、法、俄等國在瓜分殖民地過程中的競爭。面對不斷增長的壓力，英國的「孤立」政策已難保其殖民利益，除非英國願意放棄這些利益，否則就必須尋求與其他大國聯盟。1898年2月8日保守黨議員巴特利爵士（Sir E.Ashmead Bartlett）在下院直截了當地說：「光榮孤立」意味著在全球範圍內絕對的無能，除非英國與其他國家結盟，否則將喪失一系列利益。4月5日，格雷爵士（Sir E.Grey）在議會中指出：英國不應該再使用「光榮孤立」的語言，必須不孤立，必須找到與其他國家的共有利益。

  英國在英布戰爭中精疲力竭，整個歐洲都在譴責英國，看來英國確實陷入了嚴重的外交孤立。為了擺脫這種窘境，英國必須調整它的對外政策，改變日益孤獨的狀態。

  德國是英國優先考慮的國家，雖然英、德之間存在著矛盾，但很多英國人贊同巴特利爵士的觀點：「我們與德國之間是經濟競爭而不是政治競爭，我們的政治利益與德國相同，雙方有著200年的聯盟關係，在德國的幫助下，我們將成為近東、遠東和歐洲的主人。"19世紀末英德之間達成過一些協議，比如1890年解決兩國殖民地糾紛的「英德協定」，1898年有關葡萄牙殖民地的條約，1900年關於中國問題的「揚子協定」。殖民大臣約瑟夫·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是最主張與德國結盟的代表人物，他認為，英國應該和英國利益最接近的大國結盟，德國如果不能成為英國的盟友，就會是英國最危險的敵人。

  1900年11月蘭斯多恩侯爵（Marquess of Lansdowne）接任外交大臣後開始改變英國的外交政策，嘗試與德國進行結盟談判。但英國一方面希望德國在遠東問題上和英國一起反對俄國，另一方面又不願接受德國的要求：加入德、奧、意三國同盟並參與歐洲事務；英國認為這樣做的風險很大，有捲入歐洲戰爭的危險，因此是得不償失的。德國願意與英國結盟，但不想傷害與俄國的關係，正如索爾茲伯里所言：德國希望保持德俄邊界的和睦，從來就不會站在英國一邊反對俄國，卻總是討好俄國而拋棄英國。英國最擔心法、俄結盟反對英國，作為首相，索爾茲伯里希望借三國同盟之力平衡法國和俄國的潛在威脅，同時避免捲入歐洲衝突；如果結盟的結果是捲入歐洲衝突，他寧願保持孤立立場。這樣，與德國的談判無果而終。

  但是，索爾茲伯里內閣中的多數成員認為必須保證英國在遠東地區的安全，因為英國在遠東擁有巨大的商業和金融利益。當時的情況是，在中國海和北太平洋海域，俄國和法國的戰艦總數超過了英國，英國要保住海軍力量的雙強標準，在經濟上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英國從地中海或北海抽調軍艦增援遠東，英國將失去在地中海對法國、或北海對德國的優勢，本土安全就受到威脅。1889年英國制定《海軍防衛法》（Naval Defence Act），規定在未來五年裡，撥款2150萬英鎊用於建造新軍艦，保證英國海軍的雙強標準。英國原想藉此嚇唬其他國家，不與英國比拼海軍實力，但這只是英國的一廂情願；結果是，英國擴軍刺激了其他國家的海軍建設，到1907年要想滿足雙強標準，英國需要投入4300萬英鎊建造新艦艇。它其實無力做到這一點，因此只能尋求與其他國家結盟。

  既然德國不願幫助英國，日本就成為另一個對象。英國如果與日本結盟，不僅減輕了日、俄聯合的可能性，而且能牽制俄國在遠東的擴張，促使沙皇政府與英國達成某種協議，既解決了英國在東方實力不夠的困境，又避免了在歐洲爆發戰爭時捲入西方衝突的責任。在1900-1901年的遠東危機中，日本極力遊說英國共同反對俄國試圖獨占中國東北的企圖，英國雖然沒有完全滿足日本的要求，但它認識到在遠東問題上日本是英國值得依靠的盟友。在索爾茲伯里內閣中，除他自己之外，其他大臣都主張調整英國的外交政策，積極承擔國際義務，改變英國的國際地位。在索爾茲伯里執政的最後兩年裡，海軍大臣賽爾伯恩伯爵（Earl of Selborne）和外交大臣蘭斯多恩等都提出了與日本結盟的建議。

  1902年1月30日，英、日簽訂了《英日同盟》（Anglo Japanese Alliance），主要內容是：雙方相互承認各自在中國和朝鮮的利益，這些利益如果受到侵害，兩國有權進行干預；締約國一方為保護上述利益而與第三國作戰時，另一方應嚴守中立；締約國一方如果遭到兩個或兩個以上國家進攻時，另一方應給予軍事援助，協同作戰。在秘密條款中還規定：兩國海軍應配合行動並保持在遠東海域的優勢。

  英國與日本建立同盟關係，目的是保護其在東方的利益，而不是捲入歐洲戰爭，即使日本與俄國發生正面衝突，根據英日盟約，英國依然可以中立，不必捲入戰爭。在世紀之交，英國外交政策依然延續過去的思路，側重帝國和海洋，對歐政策服從於英帝國的利益。儘管如此，英日同盟仍然是英國從孤立轉向結盟的轉折點。

  索爾茲伯里政府深知此事關係重大，一直嚴守秘密，議會中絕大多數議員直到2月13日才知道此事。在當天的下院辯論中，外交副大臣克蘭伯恩勳爵（Lord Cranborne）道出了結盟的經濟原因：「盟約建立在三個基礎上，門戶開放、領土完整和日本的特殊地位。前兩條關於中國的原則，所有大國幾乎都會同意，這符合他們的利益。然而，英國和日本擁有特殊的利益，這是將我們的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除此之外，我們在中國有著非常重要的商業利益，大致地說，我們擁有所有對華船舶貿易的60%,擁有所有對華往來貿易的大約一半，而中國幾乎具有無限的商業發展能力。」辯論中許多議員都指出「光榮孤立」的錯誤，財政大臣貝爾福說：英日同盟「是一個新的開始」。以亨利·諾曼（Sir Henry Norman）為首的反對英日同盟的議員也認為，英國外交政策發生了重大改變。而英國各大媒體紛紛報導說，英國外交開啟了一個新時代。自由黨前首相羅斯伯里（Lord Rosebery）說：「英國與日本簽訂協議是很多年第一個此類協議，但協議一旦簽署，它就不是最後一個。」

  這時，英國已很難在世界上保持孤立了，但一旦結盟，它又不可避免地捲入了歐洲戰爭。儘管英日同盟在簽訂時是針對俄國的，但在戰爭爆發時英國是和俄國站在一起的。英日同盟的初衷是希望日本能幫助維護英國在遠東的利益，但結果卻是日本利用英國的保護在遠東瘋狂擴張，最終把英國趕出了遠東。英日同盟在英國外交史上究竟扮演了什麼角色，歷史作了最好的回答。

  英日同盟是英國外交政策的轉折點，這以後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同盟政策就成為英國外交的重點。其中，1904年的《英法協議》（Entente Cordiale）和1907年的《英俄協定》（Anglo Russian Convention）是兩個最重要的結盟條約。

  英法結盟的基礎是共同對付德國，早在1881年3月，當威爾斯親王愛德華訪問法國時，就曾與法國討論過反對德國的協議。但英國占領埃及和不承認法國在摩洛哥（Morocco）的優先權，都使英、法關係蒙上陰影，1898年的法碩達事件更使英、法之間形成對峙。1898-1901年，英國與德國進行了三輪談判商討結盟問題，這些談判失敗後，英國把目光再次轉向法國。1901年愛德華王子登上王位，英國就重啟了與法國簽約的計劃，兩國元首實行互訪，就排除殖民地糾紛問題進行商討。1904年4月8日雙方簽訂《英法協議》，其中包括三項內容：一是法國承諾不干涉英國在埃及的行動，英國則承認摩洛哥屬法國的勢力範圍；二是滿足雙方在紐芬蘭和西非、中非殖民地的各自主張；三是確定暹羅為英屬緬甸和法屬印度支那之間的緩衝地帶，雙方都不予侵占。

  英法協議引起德國的強烈反彈，1905年3月31日威廉二世訪問摩洛哥北部的丹吉爾（Tangier）時，宣稱德國要維護摩洛哥的獨立，各國在摩洛哥的地位完全平等；德國政府在發給法國的照會中，又以戰爭相威脅。法國對此作出強硬表態；英國政府則明確通知德方：如果法、德發生衝突，英國政府可能在公眾壓力下支持法國。歐洲局勢頓時緊張起來。

  1905年底，坎貝爾班納曼自由黨政府上台，新外交大臣格雷爵士是英法協議的堅定支持者，他警告德國，如果德國發動對法戰爭，英國不可能保持中立。但他並不想把英國帶進一場歐洲戰爭，他說英國並沒有對保衛法國作出法律承諾，呼籲通過政治途徑解決問題。

  1911年春爆發了摩洛哥危機，首都非斯發動反對土耳其蘇丹和法國的起義，5月法國派兵占領非斯等地。7月1日德國以保護本國商人為由，派遣軍艦開往阿加迪爾。英國認為德國想把該地轉為德軍在大西洋的軍港，於是向德國顯示出強硬態度。11月4日，法國與德國達成協議，德國承認摩洛哥受法國保護，法國給德國一部分法屬剛果領土作為補償。此事促使了英、法兩國的進一步合作，但德國卻極端惱怒，德國政府和輿論都認為英國在壓德挺法，德國的強硬勢力乘機施加壓力，要求政府加強海軍、與英國抗衡。

  1907年簽訂的英俄協定，是英國走出孤立主義的最後一步。俄國在日俄戰爭中落敗，遂將注意力轉向西藏、阿富汗、波斯等地區，英國感覺受到壓力，就希望與俄國緩和關係。格雷出任外交大臣後不久就向俄國駐英大使表示：他贊成與俄國簽訂某種協定。1906年5月28日新任駐俄大使尼克爾森爵士（Sir Arther Nicolson）抵達聖彼得堡，6月7日正式啟動與俄國的磋商。

  格雷的態度非常明確：英國不能在謀求聯法的同時，採取抗俄政策；英俄協議是英法協議的補充。格雷上任後也曾試圖改善與德國的關係，但很快發現可能性很小，於是他認為必須加強英、法合作來抑制德國的軍力增長。格雷說：如果在未來的德法戰爭中英國保持中立，法國將永遠不會原諒英國，俄國也不會再與英國往來，因此英國將失去所有的朋友，讓德國從中獲利。外交常務次官（Permanent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for Foreign Affairs）哈丁（Sir Charles Hardinge）甚至認為：法、德、俄用不了多久就會簽訂某種協議或盟約，英國會被排除在外。

  經過多輪談判，1907年8月31日《英俄協定》在聖彼得堡簽訂。根據協定，波斯被一分為三，北部屬俄國勢力範圍，南部近波斯灣地區為英國勢力範圍，中間是緩衝地帶；阿富汗成為英國的保護國，俄國中斷與埃米爾的聯繫。協定還確認了中亞鐵路的路線走向並劃分在中國西藏的勢力範圍。《英俄協定》讓英國完全走出孤立狀態，英國也徹底走上了結盟的道路。

  可以看得很清楚：無論是《英法協議》還是《英俄協定》，其內容全都與爭奪殖民地有關，通過劃分勢力範圍消除了彼此的衝突與對立，從而可以聯起手來共同對付其他列強，在更大規模的殖民爭奪中獲取更大利益，這就是一戰之前帝國主義列強結盟政策的實質。在這個過程中，被侵略民族是沒有發言權的，他們只能是任人宰割，在西方強大的時代，世界的格局就是這樣。但列強的結盟策略卻把自己引入毀滅，英俄協定出台後，三國同盟（德、奧、意）和三國協約（法、俄、英）兩大集團正式形成，成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根本誘因。1907-1914年危機頻頻出現，歐洲上空一直籠罩著戰爭的陰雲，幾乎所有國際關係中的重大事件都與這兩大集團相關。1899和1907年在海牙（Hague）召開的兩次國際和平會議所形成的決議，也未能阻止兩大集團的軍事對抗。

  英國改宗結盟政策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德國海軍力量的急速上升，讓英國感到它在海外殖民利益受到巨大威脅，德國在1898年和1900年連續發布兩個海軍法案，旨在建立強大海軍，與英國爭奪制海權，可見表55:

  表55 1870-1914年歐洲強國海軍支出表（單位：百萬英鎊）

  從表中可以看出，德國在實施海軍法之前，其海軍支出不僅少於英國，也趕不上法國、俄國甚至義大利。此後德國海軍支出就迅速增長，很快超過法、俄。英國要保持雙強標準，就必須跟上德國的步伐，但這是英國經濟難以承受的。為此，格雷始終想和德國簽訂協議，緩和英、德海軍競賽。1912年2月英國政府提出英方願作出的保證，以換取德國削減海軍軍備，其中包括：英國不無端攻擊德國，不執行針對德國的攻擊性政策；英國與其他國家的任何條約、協議或合作，都不以德國為目標，今後也不參加具有這種目標的任何組織。但德國提出額外要求：一是如果德國被迫進入戰爭，英國保持中立；二是德國的海軍計劃不受此原則的限制。這兩項要求是英方不能接受的，於是，英德談判失敗。德國隨即發布第三個海軍法案。

  此時歐洲局勢已非常嚴峻，意土戰爭（Italo Turkish War）和第一次巴爾幹戰爭（First Balkan War）使奧斯曼帝國瀕臨瓦解，第二次巴爾幹戰爭（Second Balkan War）使巴爾幹國家分裂成兩個互相敵對的集團，一個是俄國控制下的塞爾維亞、希臘、羅馬尼亞、黑山等國，另一個是戰敗的保加利亞，它和土耳其一起倒向了德、奧同盟國集團。巴爾幹由此捲入歐洲大國爭端的旋渦，最終成為戰爭的引爆桶。

  然而1914年6月28日塞拉耶佛事件（assination of Archduke Franz Ferdin and of Austria）發生時，英國並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7月23日勞合·喬治（Lloyd George）還在下院說：英、德海軍爭端已經解決了，英、德關係比前幾年好得多；英、德不是競爭關係，它們是兩個偉大的帝國，它們之間的合作點比差異點更大、更多並且更重要。在英國決定參戰前的兩天，格雷依然說：法國已作出決定，但英國尚不需要作出承諾。

  事態的發展超出了英國的預料。7月23日奧匈向塞爾維亞發出最後通牒，24日俄國對塞爾維亞作出安全保證，25日奧匈帝國拒絕塞爾維亞的復照，26日格雷提出的召開國際會議解決塞爾維亞危機的建議遭奧匈帝國和德國的拒絕。7月28日，奧匈帝國向塞爾維亞宣戰。

  7月30日俄國開始總動員，31日德國要求俄國停止動員，8月1日德國向俄國宣戰，法國實行總動員；8月2日，德國占領盧森堡，俄國占領東普魯士，大戰爆發了。

  8月3日英國下院進行辯論，此時尚未得知德國侵占比利時的計劃，但格雷承認：歐洲的和平已不復存在，俄國和德國已彼此宣戰；不過到昨天為止，英國除了外交支持外，沒有作出任何承諾，並且他相信，如果不是因為與俄國的同盟關係，法國也不會捲入奧地利與塞爾維亞的戰爭。他還說：英國沒有加入法俄同盟，但英法兩國已有多年的友好關係，法國在北部和西部海岸都沒有布置海軍力量，如果某個外國艦隊沿英吉利海峽而下，炮擊沒有設防的法國海岸，英國不可能坐視不管。格雷特別提到了比利時問題，他說保持比利時的中立是與英國生死攸關的問題，如果比利時失去中立，荷蘭就會失去獨立，英國的利益就危如累卵；如果法國戰敗並成為德國的附庸，如果比利時、荷蘭和丹麥也成為德國的附庸，其後果將非常嚴重！而且，無論英國參戰與否，英國的對外貿易將全部中止，因此即使英國不參戰，它所遭受的痛苦也不會少於參戰的痛苦，並且還丟掉了道義的責任。

  保守黨領袖博納·勞（Bonar Law）當即表示支持政府參戰，他說：「我作為本黨領袖向政府保證，無論政府採取何種保護本國榮譽和安全的措施，都將得到反對黨的堅決支持。」

  工黨領袖基爾·哈迪（Keir Hardie）反對參戰，他說：工黨與德國、法國、比利時和奧地利的兄弟黨正在採取所有的方式保衛和平，不要以「為榮譽而戰」作藉口，英國曾經為榮譽而參加克里米亞戰爭，現在誰還說它是正確的？英國曾因榮譽而捲入布爾戰爭，現在有多少人可以證明它是正確的？如果英國參加這場戰爭，幾年之後，我們會為政府因為如此不足信的理由參戰而感到疑惑和驚愕。

  此時已收到比利時駐倫敦公使館的電報，稱德國已於8月2日7時照會比利時：德國要徵用比利時領土，如果遭到拒絕，將視其為德國的敵人；比利時政府已經拒絕了德國的無理要求，決心採用任何可能的手段捍衛國家。格雷向下院公布了上述報告，表示政府將嚴重關注比利時事態。

  這樣，自由黨政府決心參加戰爭，8月4日清晨格雷通過英國駐柏林大使轉告德國：英國已得到比利時要求外交支持的籲請，英國要求德國遵守維護比利時中立的條約並迅速給予答覆。不久，英國駐比利時使館報告說：德國於當天上午再次照會比利時，說比利時政府將會為拒絕帝國政府的建議而感到後悔，德國會採取必要的軍事手段實施這個建議，以防範法國的威脅。與此同時，比利時公使館通知：德國已經入侵比利時領土。

  德國外交部向英國發來電報，要英國不要誤解德國的意圖，德國只是為了防範法國的威脅，而不會吞併比利時。英國再次要求德國保持比利時的中立，並限定在當天午夜之前作出答覆。此時，英國公眾輿論掀起了反德的高潮，包括對英國參戰持懷疑態度的勞合·喬治，也被倫敦街頭群眾的參戰熱情所鼓舞，並堅定了參戰的決心。8月4日晚11時，英國以德國拒絕保證比利時中立為理由，正式向德國宣戰。8月6日議會一致通過政府提出的1億英鎊的緊急戰爭撥款。不久，殖民地紛紛跟隨英國參戰，歐洲戰爭演變為一場世界大戰。

  19世紀見證了「英國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在維多利亞時代，英國靠強大的經濟實力和海上霸權的支撐，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帝國，並成為國際外交秩序的主要規範者。然而在19世紀結束的時候，英國已不再具備這些優勢條件，它在所有方面都受到挑戰，不僅失去對地中海的絕對控制，而且在遠東、中東都面對著新的霸權爭奪，連印度也有危機四伏的感覺。英國的國力已成明日黃花之勢，它不得不改變自己的外交路線。它不能再以老大哥自居，在全世界指手畫腳、頤指氣使，而只能夠審時度勢、接受現實，放棄它執行了一個世紀的「光榮孤立」，去尋找最能夠幫助它維護自身利益的同盟國。在歐洲列強中，德國在人種與語言方面與它最接近，德國皇室與英國女王也有最接近的親緣關係，英國人的第一直覺是向德國伸出橄欖枝，但很快就發現，作為異軍突起的新興大國，德國對英國的威脅最大：德國已成為歐洲的第一大經濟體，僅次於美國而名列世界第二，德國產品正在把「英國製造」排擠出市場，其工業競爭力與日俱增；德國也向全世界伸出了觸角，不僅搶占殖民地，而且用雄厚的經濟實力大力發展海軍，威脅到英國的海洋霸權。相比之下，僅次於德國的法國和俄國，儘管與英國也矛盾重重，也在爭奪殖民地和商品市場，但法國終究衰落了，俄國其實還沒有真正崛起，聯合法、俄，打擊德國，這符合英國自17世紀（甚至更早）就形成的外交傳統，英國於是放棄「光榮孤立」，而回歸到它更為深遠的外交規範中去，那就是聯合其他列強、打擊第二強國。18世紀英國外交是這種範式最典型的體現，英國也因此取得輝煌的成功。「光榮孤立」是特殊時期的特殊現象，不足以體現英國的外交本質。為解釋英國的反德結盟以及英國在一戰中的立場，一般英國書籍都會說德意志帝國的專制制度決定了英國的選擇，而戰爭消滅了這個制度。這種說法並不可信，因為它似乎忘記了：沙皇俄國才是那個時代歐洲最專制的政治實體，而為了與俄國結盟，英國作出了重大讓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