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帝國主義外交

  在19世紀，英國無論哪個政黨執政，其外交的原則是不變的，那就是帝國的利益、強大的海軍、歐洲的均勢、英國的安全。但在具體行動和政策上兩黨還是有差別的，在迪斯雷利和格拉斯頓輪流執政時期，兩人的競爭和分歧也體現在外交上。

  19世紀60年代後期，歐洲國際關係中出現了兩個值得注意的變化：一是歐洲協調製度的衰落，二是均勢思想不再流行。主要原因是，克里米亞戰爭結束後俄國不再是維護歐洲現狀的重要力量，法國和普魯士則希望改變現狀，特別是俾斯麥領導下的普魯士為完成德國統一所採取的行動，更是引起了歐洲的動盪。在這種情況下，英國作為世界經濟的最強國，它的態度至關重要。但1866年6月至1868年12月愛德華·斯坦利（Edward Stanley）擔任外交大臣期間，英國卻採取了絕對不干涉政策。

  1862年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出任普魯士首相後，便積極策劃德意志統一。為排除奧地利這個主要障礙，保證由普魯士主宰統一運動，俾斯麥在1866年發動了普奧戰爭。俾斯麥蓄謀已久的這場戰爭其意圖是：通過戰爭解散現存的德意志邦聯，使普魯士獲得領導權。英國對俾斯麥的意圖非常清楚，卻很難找到有效的辦法加以阻止。義大利與普魯士結成同盟參加戰爭，目的是從奧地利手中奪回威尼斯。奧地利得到了德意志多數邦國的支持，但它依然不敵普魯士軍隊，於是就向法國求援。法國希望與英國一起干預，並建議奧地利接受普魯士和義大利的兩個停戰條件：一是放棄威尼斯，二是不加入德意志聯邦。

  俾斯麥斷定英國不會與法國合作。英國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感到棘手，它雖然反對普魯士和義大利向奧地利開戰，可是在奧地利與義大利之間它同情義大利，在普魯士與奧地利之間又傾向於奧地利，但統一的德國明擺著是平衡法國的重要力量，而俄國和法國卻是英國的最大威脅；此外，奧地利如果被迫放棄威尼斯，英國也會感到高興。這樣一來，英國無論採取什麼行動，都可能讓自己面對兩難，所以它寧願保持徹底的中立，實行完全的「不干涉」。同時，英國正卷在第二次議會改革進程中，新上任的保守黨政府受制於國內事務的巨大壓力，大臣們無力顧及也不贊成那些在他們看來不涉及英國重要利益的外部戰爭。1866年7月20日，普奧簽訂停戰協定的那一天，斯坦利在議會中的一席話清楚表達了這種態度：「英國不被拖入歐洲大陸戰爭是極為重要的，這是議會內外的一致態度。我們奉行和平政策，我們的政策是觀察而不是行動。……如果戰後出現一個強大的北德意志帝國，這確實會遭到其他歐洲大陸國家的嫉妒，但對英國利益卻沒有絲毫的影響。」

  議員塞繆爾·萊恩（Samuel Laing）立刻作出回應，他說：「我相信英國已經足夠強大，只要她不成為它們之中的一員，就不必為可能發生在歐洲大陸的任何難題感到緊張或害怕。如果她的榮譽和利益受到傷害，英國當然知道如何捍衛自己；但只要未受攻擊，英國的政策就不是通過劍而是通過貿易和文化來宣揚她的主張……」

  自由黨的格拉斯頓也贊成這個立場，他在同一天的發言中說：「在應該如何解決德國問題上，我們不要自作主張地作決定。同樣，普魯士和奧地利之間的內部分裂、鬥爭和敵對所造成的問題，也不是任何英國人可以決定採用什麼辦法就能夠解決的。」

  保守黨領袖迪斯雷利把話說得更清楚，他指出英國外交政策的重點是帝國而不是歐洲，應避免對歐洲事務進行不必要的干涉，這不是因為英國實力下降，而是因為英國力量強大。英國不只是歐洲國家，它更是一個海洋帝國，帝國的邊界在最遙遠的海洋；英國的利益在亞洲，它不僅是一個歐洲國家，它更是一個亞洲國家。

  關於「不干涉」歐洲，這個變化背後還有一個因素，即英國的軍力以海軍為主，其目標是保衛殖民地。當時，英國本土陸軍還不到9萬人，其中只有2萬人能投入戰鬥；相比之下，普魯士和平時期的兵力有30萬，還有60萬預備役軍人；法國有40萬兵力可投入戰爭，另有20萬的預備役。1845年帕默斯頓曾要求加大國防開支，尤其是增強海軍力量，在他擔任首相的最後一任期間，他推行了更強大海軍的政策。但英國陸軍的劣勢是明顯的，海軍再強大，也無法干預歐洲大陸的內部紛爭，因此當其他歐洲國家軍力劇增時，和平外交更符合英國的利益。

  

  表54 英國陸軍和海軍兵力（1815-1914年）

  普奧戰爭結束後，普、法矛盾迅速加劇，1868年西班牙爆發新的革命，伊莎貝拉二世女王流亡國外，王位空缺所引發的繼承人問題使業已緊繃的普法關係雪上加霜。普魯士通過私下活動，讓西班牙臨時政府宣布普王威廉的堂兄利奧波德（Prince Leopold）出任新國王，這意味著霍亨索倫王族將接管西班牙，於是就嚴重挑戰了法國的利益。法國立刻作出激烈反應，第二天，7月6日，法國駐英大使拉瓦萊特侯爵（Marquis de Lavalette）就向新任英國外交大臣格蘭維爾說：法國絕不允許該項計劃實現，並希望英國政府能夠施壓影響。

  很顯然，德國統一和霍亨索倫王族（House of Hohenzollern）接管西班牙是完全不同的兩回事，為平衡法國，英國願意看到德國統一，這符合均勢原則；但德國與西班牙聯合，卻破壞了英國一貫主張的歐洲均勢，可是在1870年普法戰爭（Franco Prussian War）爆發前，英國人卻深信一個強大的德國可以抵消法國的力量，普魯士不對英國構成威脅，英國駐普魯士大使洛夫斯特勳爵（Lord Augustus Loftus）就曾向政府報告，說普魯士本質上是愛好和平的。正如莫斯（W.E.Mosse）所言，英國所有黨派都希望看到一個強大的德意志，以抑制法國和俄國的野心。德國和英國沒有根本利益衝突，還可以為保護比利時和英吉利海峽（English Strait）作出貢獻；一個在普魯士領導下的德國，將是英國穩固而可靠的夥伴。在這種信念指導下，英國外交部執意不干涉。

  俾斯麥以西班牙王位問題發難，誘使拿破崙三世對普魯士宣戰。1870年戰爭爆發，英國只關注自己的利益，它與德、法兩國都簽訂協約，要它們保證比利時的中立；並且宣布：只要雙方都信守諾言，英國就不干預德、法之間的衝突。針對這個立場，下院有議員提出反對；首相格拉斯頓反駁說：保證比利時的中立，並不是保護英國的私利，而是保證比利時人民的自由生存；如果比利時被吞併，公權與公法的喪鐘將被敲響。這是格拉斯頓典型的「道德」外交的說辭。在這個問題上，迪斯雷利的立場與格拉斯頓相一致，認為這次協議是1839年協議的補充和強化。

  普法戰爭以法國失敗告終，法蘭西第二帝國解體，德意志第二帝國（German Reich）卻建立了，德國完成統一大業。根據1871年5月10日德、法簽訂的和約，法國割讓阿爾薩斯（Alsace）和洛林（Lorraine），賠款50億法郎，這個結局完全打破了拿破崙戰爭以後建立的歐洲力量均勢，歐洲大陸開始變得前景不明了。

  1870年10月30日，俄國政府利用法國戰敗的有利時機，向1856年《巴黎和約》的簽字國發出通告，宣布該和約有關俄國和黑海中立化的條款失效。俄國單方面撕毀條約讓格拉斯頓感到惱火，於是他召集了一次國際會議譴責俄國的舉動，但俄國的態度非常強硬，英、德等國被迫讓步。1871年3月13日俄、土、德、奧、英、法、意7國在倫敦簽署公約，取消了《巴黎和約》所規定的黑海中立條款，但重申了封閉海峽和禁止外國軍艦通行的原則，不過土耳其可以在平時向友好國家軍艦開放海峽。在當時的局勢下，歐洲諸國都不願再看見一次戰爭，格拉斯頓沿用大國協商機制對俄國的行為稍有一些遏制，這雖然為英國挽回了一點面子，卻不能讓仇視俄國的英國輿論感到滿意。

  作為自由黨黨魁和四任首相的政治家，格拉斯頓的外交理念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他曾說英國不應該幫助弱者、並且鼓勵它對抗強者，而應該通過說服、阻止強者進犯弱者。格拉斯頓信奉古典自由主義，他主張自由貿易，降低稅務，縮減開支。他在帕默斯頓政府擔任財政大臣期間，就反對帕默斯頓的進攻性的外交政策，認為這種政策會破壞自由貿易，增加國家的公共開支。他主張在國際關係中要遵循合法性原則，處理國際事務時嚴格遵守條約規定。他認為英國的外交原則應該是爭取、培養和保持歐洲的協調，約束各國的自私目的，唯有歐洲國家的共同目標，才符合所有國家的共同利益。格拉斯頓甚至說世界各民族應當平等，1879年11月26日他在蘇格蘭發表演講時說：「我們在稱呼『他』為野蠻人時，要記住他的權利，記住他的茅舍的快樂，記住冬雪中阿富汗山村的聖潔生活，他在全能上帝眼中與你一樣神聖。記住他與你共同組成了人類，也有血有肉，因共同的愛與你相連，這種愛不只存在於我們島嶼的海岸，也不是基督教文明才有，它穿越了整個地球表面，包容著最卑微與最偉大。」

  格拉斯頓思想中包含著和平、規則、合作的特點，現實主義的考量，因為在英國實力相對下降的時刻，通過這種方法，可以得到與英國軍力不足相匹配的最大利益。但歐洲平衡已被德國崛起打破了，大國不願像從前那樣坐下來協商問題，格拉斯頓的歐洲協調思想很難得以施展；同時，格拉斯頓歷屆政府都面臨大量棘手的國內問題，他不能全力關注外部事務。這些都使他重拾阿伯丁的「不干涉」路線，以「道德」為裁判點。

  迪斯雷利是機會主義者，追求有利於眼前的任何外交活動，他的做法看起來卻好像更符合時代的要求。在迪斯雷利看來，無論自由貿易還是保護政策都只是權宜之計，他在議會發言中公開說：「我反對自由主義的原因就是，它將哲學思想替代政治原則注入了人類崇高的生活實用事務——政治學。」

  迪斯雷利第二次上台組閣後不久就出現近東危機（Great Eastern Crisis）。1875年底，奧斯曼在巴爾幹的兩個行省波士尼亞與赫塞哥維納爆發起義，反對土耳其統治；1876年4月保加利亞人的聚居區也發生起義。奧斯曼帝國在英國外交中一直據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它遏制著英國去往印度的通道，並且是阻擋俄國向地中海擴張的屏障，英國希望維護它的穩定。蘇伊士運河開通後，英國通往印度的航線縮短一半，這也在奧斯曼帝國的版圖範圍內。迪斯雷利上台後迅速購買蘇伊士運河44%的股份，打破了法國對運河的壟斷權；1876年他又讓維多利亞女王戴上「印度女皇」的桂冠，將印度放在英國政府的直接控制下。在這個背景下，英國需要確保奧斯曼帝國的平安穩定，但巴爾幹的基督教徒給迪斯雷利出了一道難題。4月25日，奧斯曼動用軍隊鎮壓起義，58個村莊和5個修道院被摧毀，1.5萬人被殺。5月中旬，暴動被完全鎮壓下去。

  土耳其的穆斯林屠殺了巴爾幹的基督教徒，這對整個歐洲都是個震動，消息傳到英國，朝野譁然，紛紛要求迪斯雷利政府撤銷對土耳其的支持。英國議會召開會議就英國支持土耳其問題進行討論，要求政府立即調查事實真相。對此，迪斯雷利一面派英國駐伊斯坦堡（Istanbul）使館二等秘書沃特·巴林（Walter Baring）赴保加利亞（Bulgaria）調查情況，一面又否認英國對土耳其負責，說英國的責任只限於《巴黎條約》條款以內。8月11日他對議會說：在當前的危急下，政府的責任只是維護英帝國，任何時候都不應採取危害英帝國的行動。格拉斯頓公開發表文章，呼籲政府停止支持土耳其，他寫道：「我懇求我的國人……要求並敦促我們的政府轉變工作方向，全力以赴地與歐洲國家一道，取消土耳其在保加利亞的行政權。」迪斯雷利回應道：犧牲道德只是權宜之計，在處理國際問題時英國利益應該優先。他不肯公開指責土耳其的暴行，並且說保加利亞有370萬人口，屠殺1萬多不影響它的存在。1877年2月20日他更向上議院說道：「本國人民非常關注（東方問題中的）人道主義和博愛思想，所有人都會有這樣的感覺。但是，……爵爺們會永遠支持這個決心——保護英帝國。」

  為了恐嚇俄國，迪斯雷利命英國陸、海軍前往達達尼爾海峽，可是當1877年4月俄國對土耳其宣戰後，英軍沒有捲入戰鬥，迪斯雷利希望通過外交努力維護英國利益。從5月7日開始下院連續五天進行辯論，最後在決議中加入了這樣的共識：「下院不會考慮任何可能不利於英國政府捍衛和平和維護英國利益的決議。」

  1878年1月俄軍逼近君士坦丁堡，英國內閣發生嚴重分歧，12個成員提出7種不同的對策。在這種情況下，迪斯雷利政府不可能作出與俄國交戰的決定，最後，迪斯雷利以英國輿論對土耳其屠殺感到憤怒為由，拒絕了土耳其要求英軍參戰的籲請。

  1878年3月3日土耳其被迫與俄國簽訂《聖斯特凡諾條約》（Treaty of San Stefano），其中規定：土耳其承認門的內哥羅（黑山，Montenegro）獨立，塞爾維亞完全獨立；俄國獲比薩拉比亞（Bessarabiya）西南部以及阿爾達漢（Ardahan）、卡爾斯（Kars）、巴統（Batum）、巴雅西特（Beyazit）等地；建立大保加利亞公國（Third Bulgarian State），隸屬土耳其蘇丹，並由俄軍占領2年。如果該條約付諸實施，俄國就離君士坦丁堡不遠了，土耳其海峽通道受到威脅，英國在土耳其的優勢被嚴重削弱。迪斯雷利處理「東方問題」，整個出發點是保衛印度，1876年5月他直言不諱地告訴維多利亞女王說：英國軍艦駛往地中海，不是為了保護基督徒或土耳其，而是為了保衛女王的帝國。迪斯雷利堅守傳統的信念：俄國若染指君士坦丁堡和土耳其海峽，印度的安全就沒有保障。保衛印度的關鍵在君士坦丁堡，不在埃及和蘇伊士運河。因此，迪斯雷利不可能接受《聖斯特凡諾條約》，他決定用外交手段解決問題。

  為此，迪斯雷利說服德國和奧地利與英國一起制定一份新協議，迫使俄國做出讓步。1878年5月，迪斯雷利以同意俄國占領卡爾斯、阿爾達漢等地為誘餌，換取俄國放棄「大保加利亞」計劃。6月，與蘇丹簽訂《英土反俄防禦同盟條約》（Convention of Defensive Alliance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Turkey），從土耳其手中得到賽普勒斯（Cyprus）。為平息法國的不滿，他支持法國占領突尼西亞（Tunisia）。1878年柏林會議（Congress of Berlin）就是完全按照迪斯雷利的意圖進行的，《柏林條約》（Treaty of Berlin）確定了各大國瓜分土耳其的勢力範圍，英國不僅達到了削弱俄國影響的目的，而且獲得了賽普勒斯島，從而在地中海東部得到立足點。1878年7月16日迪斯雷利從柏林會議凱旋而歸，他在多佛爾（Dover）發表的講話中說：「我們帶回了和平，我們相信我們帶回了具有榮耀的和平，我們相信這種和平接下來將帶給國家以繁榮。」

  有人指責迪斯雷利處理俄土戰爭的做法非常自私，迪斯雷利回答說：「如果英國利益遭到攻擊或威脅，我們將立即宣告停止中立。全世界批評說這是一種自私政策，但這是一種愛國主義的自私自利。」從這個時候起，兩黨在奧斯曼帝國問題上就不再有共識，迪斯雷利認同傳統的外交路線，即支持土耳其、防止俄國擴張。格拉斯頓堅持完全不同的立場，首先因為他討厭奧斯曼帝國，其次他同情巴爾幹人民的獨立要求。但作為老資格的政治家，他並非僅憑感情處理外交事務，在他看來，為有效抵禦沙皇俄國的擴張，獨立的巴爾幹國家比衰落的土耳其更好。迪斯雷利則認為，一個成長中的保加利亞會成為俄國的附庸，因此必須讓奧斯曼帝國維持原狀。兩個人的看法都有部分道理，但都被後來的歷史部分地否決了。

  格拉斯頓在1880年大選中指責保守黨錯誤的外交政策，並答應在自由黨獲勝後完全將其糾正。但格拉斯頓上台後立即發表聲明，說新政府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儘快履行《柏林條約》。作為英國領導人，格拉斯頓不可能主動放棄英國的既得利益，因此無論他和迪斯雷利有什麼分歧，英國外交的指向是十分清楚的——捍衛英國的國家利益。因此在任何一個政黨執政時得到的好處，都會被另一個政黨全盤接收。

  1880-1882年的埃及事件是很好的例證。蘇伊士運河股票被英、法收購後，埃及經濟命脈已被控制在這兩國手中，埃及的政治事務也日益受英、法的干預。1881年，埃及爆發由阿拉比領導的民族抵抗運動，英國乘機出兵，單獨占領了整個埃及，並將其變成事實上的殖民地。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格拉斯頓在1882年初還明確聲稱「埃及人的埃及是解決埃及問題的唯一好方案」，到7月，他就向埃及派出了軍隊，並占領埃及。

  當然，格拉斯頓並不認為出兵埃及違背了他一貫的道德主張，他在1882年7月24日的下院發言中說：英國占領埃及，可以給這個穆斯林世界帶來文明生活的幸福和法治。格拉斯頓曾試圖通過歐洲協調的原則來解決埃及問題，他先是希望與法國採取共同行動，但被法國拒絕；接著又寄希望在君士坦丁堡召開歐洲會議，在會議上敦促奧斯曼帝國政府採取軍事行動，以恢復埃及的秩序。然而在會議上其他國家與英國的意見不一致，1882年6月25日會議通過一份議定書，規定締約國不得占領埃及的任何部分，不得在埃及謀求任何特權；義大利駐土耳其大使甚至建議：在會議結束之前，任何國家不可以採取單獨行動。為此，英國駐土耳其大使達弗林勳爵（Lord Dufferin）在會議上作出聲明：在發生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例外，比如在蘇伊士運河受到威脅或發生任何涉及英國利益的特殊災難或突發危險時，英國可以單獨採取行動。可見，即使是格拉斯頓政府，在事涉英國「國家利益」時，也不會以「道德」來指導行動。

  英國單獨占領埃及，不僅加劇了與法國的緊張關係，而且造成英國外交上的孤立。1884年德、俄、奧三國續簽了1881年的第二次三皇同盟（The Three Emperors'Alliance），該盟約規定：締約國之一與第四國作戰時，其他兩國應保持善意中立；土耳其歐洲領土出現任何改變，都須經三國共同協商；博斯普魯斯（Bosporus）和達達尼爾海峽須維護封閉原則，不可作任何交戰國軍事活動之用。三皇同盟是對格拉斯頓外交政策的重大打擊。

  普法戰爭後，德、俄實力攀升，而俄國是能夠在軍事上與英國抗衡的唯一國家。由於俄羅斯境內沒有不凍港，幾個世紀以來，歷代沙皇都把獲得波羅的海（Baltic Sea）和地中海南北兩個出海口作為首要戰略目標。18世紀初沙俄取得波羅的海出海口，18世紀下半葉俄國將版圖推進到黑海沿岸。拿破崙戰爭後，俄、英兩國關係日趨緊張，俄國中止了向西部的擴張，把近東和中亞作為新的戰略目標，其鋒芒直指奧斯曼帝國這個「中亞病夫」。俄國希望通過控制虛弱的土耳其，打開從黑海到地中海的通道，從而進入大西洋。但是奧斯曼帝國的存在對英帝國而言又極其重要，它不僅可以減輕對英國海軍的潛在威脅，而且可以更好地保護印度。因此在整個19世紀，英國的近東和中亞政策就是阻擋俄國、不讓它獲得南方暖水出海口，排除俄國對印度的威脅。由此，英、俄在奧斯曼控制區、波斯和阿富汗（Afghanistan）與俄國展開激烈競爭，這就是著名的「大棋局」（the Great Game）。

  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亞戰爭就是這盤棋中的一局，戰後簽訂《巴黎和約》，使英國在中近東的影響力大增，但「東方問題」並沒有解決。1877-1878年的俄土戰爭翻轉了棋局，使英國再次面臨挑戰，俄國則成為地中海大國。柏林會議抑制了俄國的擴張勢頭，英國得到賽普勒斯，又一次改變地中海格局。到這時為止，英國在奧斯曼帝國問題上並不算失分。

  但阿富汗問題卻十分複雜。阿富汗保護著印度的北大門，緊鄰英國從北非到印度的勢力範圍帶，被稱為「印度庭園的圍牆」；俄國實施「南下」政策，也把阿富汗作為目標。19世紀70年代起，兩國在阿富汗以南和以北同時進行擴張，將自己的邊界向阿富汗推進，對該國構成直接威脅。當時，阿富汗是一個獨立國家，在巴拉克扎伊王朝（Barakzai Dynasty）的統治下。

  為解決爭端，1873年英、俄達成這樣的協定：奧克蘇斯河（Oxus）確定為阿富汗的北部邊境，英國不干涉該河以北的中亞事務，俄國則不侵犯奧克蘇斯河沿岸地區。此時英國已經占領了印度次大陸的大部分地區，英印統治範圍直抵阿富汗南境。就在這一年俄國占領希瓦（Khiva），引起英國不悅，但英國卻不能干涉，因為俄國承諾不會跨越阿富汗邊界，英國的阿富汗政策無形中為俄國留下了可乘之隙。

  1876年俄軍又占領浩罕（Khok and）並進駐土庫曼（Turkmenia），英國認為俄國的真正意圖是奪取梅爾夫（Merv），但俄國保證恪守1873年協議，不對梅爾夫採取行動。如前所述，儘管英、俄兩國在阿富汗邊界問題上有一個默契，但俄國的行動仍讓英國感到難受，中亞當地人願意接受俄國人，而印度人對英國殖民統治卻十分不滿，這更讓英國政府感到寢食不安。

  此時，阿富汗統治者舍爾·阿里汗（Shere Ali）改變中立立場，開始奉行親俄疏英政策。1876年新任印度總督利頓勳爵（Lord Lytton）向舍爾·阿里許以金錢、人力和軍事支持，希望他在外交、軍事和經濟上服從英國指導。但阿里拒絕了英方建議，並且在1878年6月接受俄國提出的條約草案，同意俄軍在喀布爾（Kabul）駐紮。英國認為這是俄、阿合作反對英國，威脅了印度，因此英、俄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增大。所幸的是當1878年7月俄國使團抵達喀布爾時，《柏林條約》已經簽訂，戰爭的可能性隨即消失。

  然而利頓勳爵卻在11月派5萬大軍入侵阿富汗，理由是阿富汗拒絕了英軍駐紮喀布爾的要求，迪斯雷利不完全同意利頓的行動，但仍然公開說，印度的西北邊境是值得商榷的，並祝願利頓的軍事行動獲得成功。舍爾·阿里向沙皇請求軍援，未獲同意，在逃出喀布爾後於1879年2月21日死去。5月26日阿里的兒子亞古柏汗（Yakup Khan）與英國簽訂《甘達馬克條約》（Gandamak Treaty），阿富汗成為英國的附庸國。但是9月3日喀布爾就爆發大起義，起義者將英國駐阿富汗總督府包圍，並將英國總督殺死。1880年9月，英軍在坎大哈戰役中打敗舍爾·阿里的次子阿尤布汗（Ayub Khan）。格拉斯頓上台後，決定停止阿富汗戰爭，阿富汗新任埃米爾阿卜杜爾·拉赫曼（Abdur Rahman Khan）部分接受了《甘達馬克條約》;1881年4月英軍撤出阿富汗，但英國保留對開伯爾山口（Khyber Pass）的控制權，並擁有阿富汗的外交權，同時又答應向阿富汗提供保護並支付一筆資助金。

  1884年1月俄國吞併梅爾夫，將英、俄關係推向公開衝突的邊緣。梅爾夫是中亞大綠洲和絲綢之路的中心城市之一，自古就有「世界王后」之稱，戰略和經濟地位極為重要。英國駐印度高級官員亨利·羅林森（Henry Rawlinson）爵士認為，梅爾夫的戰略位置比奧克蘇斯河還要重要，是征服印度的必經之路，從梅爾夫到赫拉特（Herat），可以繞過難以翻越的興都庫什（Hindu Kush）山脈。俄國占領梅爾夫時，有梅爾夫人向英國求援，但被格拉斯頓政府所拒絕。1885年3月俄國再向阿富汗北部逼近，在旁支墩（Panjdeh）與阿富汗軍隊發生衝突。旁支墩已經非常接近赫拉特，在1856-1857年的波斯（現在的伊朗）戰爭中，英國曾因波斯占領赫拉特而對其宣戰，迫使波斯撤出該地。這時格拉斯頓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性，便打算與俄國打一場戰爭；後來在新任印度總督里彭勳爵（Lord Ripon）的堅持下，俄國承諾不再在梅爾夫以外提出領土要求，並且尊重阿富汗的領土完整。這件事結束後，英俄邊界委員會最終劃定阿富汗的北部邊界，庫什卡（Kushka）成為它征服領土的邊境。到了19世紀末，波斯、阿富汗成為英帝國和沙皇俄國之間的緩衝地帶。英俄為了避免因在波斯的競爭而開戰，同時為了對付德意志帝國，兩國在1907年8月31日簽訂了一項協議。該協議規定波斯北部被劃為俄國的勢力範圍，波斯東南部成為英國的勢力範圍，其餘的波斯領土為「中立地帶」。至此，19世紀的英俄大棋局才告結束。

  格拉斯頓把自己的外交政策構建在國際法和道德的基礎上，他主張歐洲大國協商，避免進攻性的擴張行動，對於正在衰落的英國而言，這種做法也是一種現實主義；但在歐洲均勢被打破的時代，迪斯雷利的外交政策更能在短時期內為英國獲取更多利益。這兩人的外交雖有區別，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即兩人都執行帝國主義的外交政策，都為英國的利益服務；兩人執政期間，英帝國擴張到極限，英國與歐洲列強的矛盾或合作，基本上圍繞帝國擴張和帝國安全展開，因此這是一個帝國主義外交的時代。這種帝國主義外交最終不能解決大國之間的衝突，反而使矛盾越來越尖銳了，英國與歐洲最終全都走向了第一次世界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