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炮艦外交

  1830-1865年，英國外交的掌舵人是帕默斯頓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掌管英國外交26年，打下了深深的個人烙印。帕默斯頓踐行炮艦政策，憑藉海軍優勢控制海洋，強制推行「自由貿易」，迫使世界為英國的商品打開大門。

  帕默斯頓出身於貴族家庭，曾就讀於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和劍橋大學（University of Cambridge）。他早年就支持常備軍政策，主張在和平時期也保持常備軍，為此可以犧牲英國人的生活需要，1820年他就曾在下院說過：為維持常備軍而承受的負擔和痛苦，是維護英國自由和獨立須付出的代價。在政治上他是坎寧派，支持1832年議會改革；1830年他拒絕加入威靈頓內閣，此後就轉入了輝格黨陣營。在外交方面帕默斯頓延續坎寧的思想，1848年3月31日他對議會說：「如果允許我用一句話來表達一位英國外交大臣應該遵守的原則，我將採納坎寧的話：英國的利益應該成為每一個英國大臣制定政策的標準。」

  此時，英國已完成工業革命，經濟實力已經是世界第一，這種實力體現在帕默斯頓的外交理念上，他認為，作為一個可以特立獨行的世界強國，英國不需要結盟，也不需要依靠其他國家，英國應該成為正義和權利的維護者，但行動上要謹慎，不充當現代的堂吉訶德。他說英國應該依據自己的標準進行判斷，「支持它認為是對的東西，制裁它認為是做錯的事情」。英國這樣做並不會孤立自己，相反，只要行為得當，它就能得到其他強國的支持：「將這個國家或那個國家當成英國的永恆的盟友或永久的敵人是一種狹隘的政策，我們沒有永恆的盟友，我們沒有永久的敵人，我們的利益是永恆的，我們的責任是遵循這些利益。」

  雖然帕默斯頓以強硬著稱，是炮艦外交（gunboat diplomacy）的開創者，但他並不主張四面出擊，只要不涉及英國的根本利益，英國應該對國際風雲袖手旁觀。1848年4月他在給維多利亞女王的信中寫道：雖然歐洲連續發生了一些非常重大的事件，政府卻寧願觀望而不是行動。他認為，英國雖然具有強大的實力，但均勢外交依然是必須恪守的原則。1865年他在臨去世前仍舊重申：英國應遵守歐洲力量平衡的原則，防止任何一個國家力量過大。

  1830年法國革命為修復英法關係提供了契機，作為同樣的憲政國家，英、法應該是天然的盟友。七月王朝（July Monarchy）時期，英、法兩國政治家建立了密切的聯繫，但政治變化不能改變英、法兩國的地理位置，帕默斯頓認為，無論法國出現何種性質的政體，法國都是英國的競爭對手。因此帕默斯頓外交政策的出發點是使法國與其他歐洲大國相互對立，這樣，英國就可以從中漁利。

  帕默斯頓執掌外交事務之初，比利時獨立問題是一個考驗。1815年的維也納條約把原來的奧屬尼德蘭劃歸給荷蘭，目的是在法國北部構造一道堅實的屏障，遏制法國擴張。但是在1830年法國革命的影響下，比利時發動了反對荷蘭的起義，得到了法國的全力支持；俄國和普魯士卻主張鎮壓，以維護維也納會議的權威性；奧地利雖然正忙於鎮壓義大利的革命，卻也表示支持俄、普的立場。

  

  在這種情況下，英國的態度就舉足輕重了。比利時獨立符合英國利益，這樣可以削弱荷蘭，讓英國有機可乘，把荷蘭的殖民地搶奪過來。但另一方面，英國又不願看到比利時被法國控制，如果讓比利時成為一個獨立的中立國，得到歐洲所有大國的承認，英國就可以實現它自己的目標，維持歐洲均勢。為此，帕默斯頓一方面與法國聯手支持比利時獨立，另一方面又利用俄、普、奧牽製法國，防止它吞併比利時。最後，英國的主張被各方所接受，帕默斯頓的現實主義外交初獲成功。

  然而由誰來擔任比利時國王的問題並沒有解決，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提出由荷蘭國王威廉一世兼任比利時國王，這個提議遭到英、法兩國的共同反對。比利時國民議會試圖把王位交給法國的王子內穆爾公爵（Duke of Nemours），英國也反對如此安排，認為它違反大陸均勢的原則，因此發出嚴正警告，表示將不惜動用武力阻止法國王子獲取比利時王位。

  薩克森科堡親王（Prince of Saxe Coburg）利奧波德（Leopold）被認為是合適的人選，利奧波德是德國薩克森·科堡·薩爾菲德公爵的幼子，在拿破崙戰爭中他取代兄長恩斯特接受了公爵爵位，並於1815年晉升為元帥。利奧波德曾經是英國國王喬治四世的女婿，儘管他的妻子因難產去世，英國人卻對他非常滿意。利奧波德還促成他的孀居姐姐維多利亞與英國王子愛德華結婚，他們的女兒就是後來的維多利亞女王。在英國的堅持下，利奧波德出任比利時國王，他向憲法宣誓的那一天成為比利時的國慶日。

  但荷蘭和比利時之間還是爆發了戰爭，荷蘭占領安特衛普（Antwerp）後法國出兵比利時，英國也派出海軍特遣隊予以支援。在英法聯合行動下，荷蘭退出安特衛普，但法國卻不願撤軍了；於是，英國又與普魯士等國家聯手，對法國提出戰爭威脅。1831年11月15日英、法、俄、奧、普共同承認比利時獨立，並宣布比利時的永久中立。利奧波德就任國王后娶法國公主路易絲·瑪麗（Louise Marie）為妻，法國因而也比較滿意。但荷蘭不願接受這個現實，總想把比利時再奪回來，在英國和法國的反對下，荷蘭的目的始終沒有達到。1839年4月19日，關於比利時永久中立的五國條約生效，比利時正式獨立。

  在比利時問題上帕默斯頓不惜與英國的傳統敵人法國聯手，而對付英國的盟友荷蘭，其現實主義外交可見一斑。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為英國在75年後捲入歐洲戰爭埋下了種子。其實，比利時獨立意味著尼德蘭再也不可能統一了，而統一的尼德蘭應該更能抵抗法國或其他歐洲國家的侵略。強調實力的帕默斯頓忽視了這個問題，他的比利時政策是否符合英國利益，成為一個有爭議的話題。

  在伊比利亞半島問題上，帕默斯頓採取了與比利時事件基本相同的立場。1826年3月10日葡萄牙國王若昂六世去世，其長子巴西皇帝佩德羅一世（Pedro I）兼任葡王。兩個月後，佩德羅傳位於其女瑪麗亞二世（Maria II），並指定自己的弟弟米格爾為攝政。1828年9月，在貴族和教士的支持下米格爾自封為葡王，即米格爾一世（Miguel I）。米格爾是一個專制主義者，對自由派進行嚴厲的鎮壓。1829年瑪麗亞返回巴西，佩德羅在英、法的支持下，決意奪回瑪利亞的王位，1832年7月遂爆發米格爾戰爭。

  而西班牙也發生了憲政危機。1833年9月西班牙國王斐迪南七世（Ferdin and VII）去世，其幼女伊莎貝拉（Isabella II）在軍隊的保護下登上王位，由其母瑪麗亞·克里斯蒂娜（Maria Christina of the Two Sicilies）攝政，得到中等階級和自由派貴族的支持。在貴族和教會的支持下，斐迪南的弟弟唐·卡洛斯（Don Carlos）在北部地區發動暴亂，以爭奪王位；伊莎貝拉派兵征討，啟動了第一次卡洛斯戰爭（First Carlist War）。

  面對相繼出現的葡萄牙、西班牙危機，英、法兩國在帕默斯頓的極力主張下聯手站在立憲派一邊。1834年4月22日英、法、西、葡在倫敦簽訂協議，建立了四個立憲國家之間的聯盟（Quadruple Alliance），英法合作由此進入高峰。1834年5月米格爾投降被逐出葡萄牙；1839年8月卡洛斯逃往法國布魯日（Bruges），在英、法的支持下，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立憲派先後獲得勝利。

  但支持立憲政權必須有一個前提，即這個政權是親英的，不會損害英國的利益。瑪利亞二世在其父親去世後對立憲主義心生惡感，在其夫君的幫助下開始恢復專制制度。對英國而言，掌權者親英還是仇英，這是根本的判斷標準，瑪利亞夫婦都是英國的堅定盟友，因此仍得到英國的支持，英國支持伊比利亞立憲派的外交政策多少具有虛偽的成分。

  而且，對歐洲自由運動的同情也是有前提的，即不能損害歐洲均勢原則，更不能引發歐洲大戰，因此，由於擔心奧地利國力下降會削弱中歐抗衡俄國的力量，英國對奧地利統治範圍內的自由運動都採取不支持立場，不向它們提供援助；為避免與三皇同盟國家發生直接衝突，英國也未向西班牙境內派出軍隊以幫助西班牙的立憲運動。炮艦外交並不是四面出擊，符合英國利益才能開炮。1850年6月25日，帕默斯頓在議會發表了長達4個半小時的講話，為他十多年的外交政策進行辯護，他在講話結束時說：「在過去，羅馬人只要說『我是羅馬人』就可以免遭別人輕視。英國人也一樣，無論在哪裡都會感到自信，英國的呵護和強大將保證英國人免遭非難。」帕默斯頓的講話迎合了日益膨脹的英國人的高傲心理，很快就傳遍千家萬戶。這種不可一世的感覺在1851年的倫敦博覽會以後登峰造極，在很多英國人心中，英國不僅高於那些「次等」國家，也高於其他歐洲強國，多數英國人認同帕默斯頓的炮艦政策，認為它維護了國家利益，代表了進步的思想理念。

  在英、法關係有所緩解後，俄國成為英國主要的防範對象。拿破崙戰爭結束後英國外交重點關注兩個方向，一是尼德蘭地區即低地國家，二是奧斯曼帝國，前者關係到法國對英國本土的威脅，後者關係到通往印度的路線暢通。在奧斯曼問題上，俄國是英國的主要對手。

  英、俄衝突表現在兩次土、埃戰爭（Turko-Egyptian War）中（1831-1833年，1839-1841年）。希臘革命時，奧斯曼帝國駐埃及的總督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幫助土耳其鎮壓希臘人，土耳其蘇丹（Sultan）曾承諾將敘利亞交給埃及以作回報。但戰爭結束後蘇丹並沒有兌現諾言，只答應給阿里一個小小的克里特島。阿里十分惱火，決定動用武力。阿里本來就野心勃勃，他試圖以埃及為中心，建立一個龐大的阿拉伯帝國，取代日益衰落的土耳其奧斯曼。法國幫助埃及建立了一支強大的軍隊，俄國則自我標榜為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基督徒的保護人。在1806-1812年、1828-1829年的兩次俄、土戰爭中，俄國沉重打擊了土耳其，奧斯曼帝國變得更衰落了，俄國則成為多瑙河（Danube）各公國以及塞爾維亞（Serbia）的保護人。如果俄國幫助土耳其平息了埃及的反叛，就可以迫使蘇丹接受沙皇的要求。

  第一次土、埃戰爭爆發，埃及軍隊勢如破竹，蘇丹政府遂向西方求救。當時英國正陷在議會改革的危機中，因此沒有給蘇丹實質性的支持。帕默斯頓希望建立一支多國聯軍來阻擋埃及軍隊的進攻，並向亞歷山大港（Port of Alex andria）和達達尼爾海峽（The Dardanelles）派出一支英國海軍中隊。但這個計劃沒有得到內閣的批准，從而給俄國提供了一次難得的機會。在維護奧斯曼帝國主權的問題上，只有英國和俄國的立場最堅定，雖然各自的出發點並不一致。根據《洪基爾——斯凱萊西條約》（Treaty of Unkiar Skelessi），俄國與土耳其締結了長達8年的合作關係，土耳其承諾在俄國遭到外國軍事攻擊時關閉達達尼爾海峽，除了俄國軍艦，其他外國軍艦都不得駛入黑海（Black Sea）；俄國則向君士坦丁堡提供安全保證。埃、土雙方停戰後，阿里得到了敘利亞，但繼續承認奧斯曼帝國的宗主權。

  這個結果完全不符合英國利益：俄國勢力控制黑海，進一步加強了它的影響力；敘利亞落入阿里手中，則威脅了英國的印度通道。為此，帕默斯頓尋找機會扭轉局面，在英國的慫恿下，1839年春，奧斯曼蘇丹以埃及不接受新的英、土商約為藉口，發動了第二次土、埃戰爭。埃軍軍隊很快打敗土耳其的進攻並攻入土耳其本土，就在土方準備求和之際，英國利用沙皇對埃及的不滿，並在奧、普等國的支持下，出動軍隊幫助蘇丹打敗了埃軍。1840年7月，英、俄、土、奧、普簽訂《倫敦條約》，要求埃及接受，被阿里拒絕；9月，五國開始進攻埃及。此時正好發生敘利亞的反埃及起義，英國派軍艦封鎖敘利亞海岸，支持敘利亞的起義力量，使埃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法國也不願為了埃及而與英、俄、普、奧四強兵戎相見，阿里只好接受了列強和土耳其提出的一切條件。與此同時，英國與奧地利、普魯士聯手，迫使俄國取消了1833年的俄、土條約。1841年7月，在帕默斯頓的斡旋下，英、俄、法、奧、普及奧斯曼帝國簽訂《海峽條約》，禁止一切軍艦在奧斯曼帝國和平時期進出土耳其海峽（Turkish Straits）。埃及撤軍，仍舊臣屬於奧斯曼。這一系列的外交和軍事活動讓英國擺脫了第一次土埃戰爭的不利結果，為今後控制埃及並加大對奧斯曼帝國事務的干涉打下了基礎。

  在東半球，「炮艦外交」的典型案例是中英鴉片戰爭。鴉片戰爭前，中國在中英貿易中一直處於出超地位，為改變這種狀況，英國政府有意無意地鼓勵鴉片貿易，1833年以後取消東印度公司的貿易壟斷權，使許多「散商」加入鴉片貿易，輸入中國的鴉片數量急劇增加。鴉片輸入給中國帶來巨大的災難，造成嚴重的社會問題，並使大量白銀流出中國。

  1839年道光皇帝下令禁菸，林則徐在廣州虎門焚燒英商鴉片，並禁止中英貿易。英國在華商人要求英國政府動用武力，保護他們的豐厚利潤。1840年4月，英國下院就是否對華開戰進行了激烈的辯論，最後以9票多數否決了皮爾派議員格雷厄姆爵士（Sir J.Graham）提出的反對開戰的提案。當年6月英國發動對華戰爭，1842年迫使中國簽訂了《南京條約》，按條約規定：中國須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上海五個口岸，賠款2100萬銀元，並割讓香港島；中國關稅應經與英國商榷，並允許英商在華自由貿易。這是西方國家強加在中國人民身上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國的門戶從此被打開，傳統的社會結構開始瓦解，中國面臨深刻的民族危機。

  10年之後英國又以「亞羅號事件」（Arrow Incident）為由，與法國聯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亞羅號」是一艘中國船隻，為走私方便在香港向英國當局註冊。1856年10月8日廣東水師在「亞羅號」上逮捕了幾名海盜和涉嫌水手，在英國駐華公使、香港總督包令（John Bowring）的指使下，英國駐廣州代理領事巴夏禮（Sir Harry Smith Parkes）致函兩廣總督葉名琛，稱「亞羅號」是英國船，要求送還被捕者並賠禮道歉。葉名琛只答應放人，但拒絕賠償和道歉。包令要求英國政府出兵干涉，英國內閣在是否出兵問題上存在很大分歧，但首相帕默斯頓堅持認為，無論「亞羅號事件」本身正義與否，英國都應該成為它派駐中國使節的後盾，這是英國的榮譽使之然。作為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結果，清廷被迫簽訂了《天津條約》、《北京條約》和《璦琿條約》，中國的市場進一步開放，社會危機更加深重。

  英國政府的侵略行徑遭到以理察·科布登為代表的激進議員的指責，他們認為這場戰爭是武斷而不道德的行為。帕默斯頓則認為這是在捍衛英國的利益，利用英國人的愛國狂熱，他在1859年大選中再次勝出並連任首相。

  克什米爾戰爭是炮艦外交的另一個例子。第二次土埃戰爭後英國的利益得到了保證，俄國不肯善罷甘休，英、俄關係變得非常緊張，戰爭不可避免，耶路撒冷（Jerusalem）的「聖地」事件正好成為導火索。

  從理論上說，法國長期保護「聖地」，但由於成本過高，去朝拜的天主教徒又遠遠少於東正教徒，因此它並沒有認真承擔職責，這就給俄國干預巴勒斯坦（Palestine）問題提供了機會。俄國一直說它是東正教的保護人，蘇丹也承認俄國對該地區東正教的保護權。在天主教徒的壓力下，法國的拿破崙三世（Napoleon III）於1850年決定重啟聖地保護的責任，在1852年得到土耳其政府的認可。俄國針鋒相對，聲稱擁有對奧斯曼帝國境內所有基督徒的保護權，並向蘇丹施壓，要求奪回對聖地的管轄權。法、俄關係變得極為緊張。

  1853年7月俄國占領摩爾多瓦（Moldavia）和瓦拉幾亞（Wallachia），以此向蘇丹繼續施壓。在法國和英國的支持下，土耳其蘇丹不退讓，並於1853年10月4日向俄國宣戰。由於奧斯曼帝國對英國而言十分重要，英國對尼古拉一世沙皇又十分反感，兩種因素使英國在聖地危機中站在法國一方，不過，按照英國的一貫做法，英國不願為法、俄之間的摩擦而捲入一場全面戰爭，這不符合英國的利益，然而一份報告刺激了英國人開戰的決心。

  1853年1月英國駐俄大使在提交議會的報告中寫道：尼古拉一世有一次與他交談時說，一旦奧斯曼帝國解體，俄國將取代它成為君士坦丁堡的主人。受此報告渲染，以帕默斯頓為代表（他已於1851年辭去外交大臣職務）的主戰派，在議會內強烈要求與法國結成反俄聯盟。儘管如此，阿伯丁政府（Aberdeen ministry）依然舉棋不定，認為不到萬不得已，決不付諸戰爭手段。隨後，俄國海軍在黑海擊沉土耳其軍艦，在帕默斯頓等人的壓力之下，阿伯丁政府終於下決心與法國聯合向俄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俄國撤出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俄國不予理睬，1854年1月英法艦隊駛入黑海，3月28日英法向俄國宣戰。在這種情況下，俄軍被迫撤出摩爾多瓦和瓦拉幾亞，但已經太遲了，英國和法國已經決定訴諸戰爭，克里米亞戰爭（Crimean War）爆發了。

  戰爭中雙方都打得很艱苦，俄羅斯的技術裝備明顯不如英法，軍事指揮也不盡如人意；英、法軍隊也打得不好，指揮不佳、後勤保障工作十分混亂，大量傷員得不到照顧，軍隊腐敗也在戰爭中暴露無遺。南丁格爾是這次戰爭中最著名的英雄人物，唯獨她，才是戰場上的一盞「明燈」。英國議會對阿伯丁政府的作戰能力提出質疑，1855年1月26日羅巴克（J.A.Roebuck）在下院提議成立專門委員會調查戰爭組織情況，追查政府責任。1月29日議會就此進行表決，最終以305:148的多數票通過了提議，阿伯丁辭職，帕默斯頓接任首相，「炮艦外交」似乎得到了多數英國人的肯定。

  帕默斯頓發誓要將戰爭打到底，5月28日他致信法國的拿破崙三世不尋求妥協，不要讓外交活動抵消已經取得的軍事勝利，他希望繼續戰爭，讓大炮說話。但拿破崙三世希望見好就收，他認為憑英法兩國的力量，不可能把俄國徹底打敗。1855年底，在奧地利的斡旋下，沙皇亞歷山大二世（Alexander II）作出讓步，為和平談判打開了大門。

  戰爭以俄國戰敗收場。1856年2月25日英、法、奧、普、撒丁、土耳其及俄國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3月30日簽訂《巴黎和約》。根據和約，各國保證奧斯曼帝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黑海及兩個海峽為非軍事公海，所有國家的商船都可以進出，歐洲國家不得部署軍隊和設施；俄國放棄多瑙河口的比薩拉比亞（Bessarabiya）、摩爾多瓦、瓦拉幾亞以及塞爾維亞，放棄對奧斯曼帝國內東正教徒的保護權。多瑙河向所有國家開放。俄國雖然簽署了和約，卻不可能長期忍受這些束縛，「東方問題」沒有結束，1856-1870年間發生在歐洲的許多事都與《巴黎和約》有關。

  克里米亞戰爭對歐洲造成持久的影響。戰後，俄國認識到自己與西歐的距離，開始進行內部改革，外交上則進入半孤立狀態，與早期的擴張政策形成對比。普魯士不必擔心俄國的威脅了，於是抓住時機加快了德國統一的進程。奧地利失去了俄國的支持，其前程比較暗淡，如果奧地利在1859年的義大利戰爭（Second War of Italian Independence）和1866年的普奧戰爭（Austro Prussian War）中得到俄國的支持，歐洲的歷史可能要重寫。

  《巴黎和約》簽訂後英國再次將法國看作主要的防範對象，法國又成為潛在的外來威脅，這種擔心一直維繫到法蘭西第二帝國（Second French Empire）終結。對法國的提防又影響到英國對普魯士的態度，在後來的普法戰爭中，英國並不干預。克里米亞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摧毀了1815年巴黎和會建立的歐洲國家體系，歐洲局勢開始重新洗牌。在19世紀接下來的時間裡，英國利用德國來制衡法國，而德國過分強大時，又聯合法國牽制德國，最終使英國自己捲入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這個結局是事先沒有料到的。

  英國在世界其他地方也執行炮艦政策。在亞洲，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英國又發動了針對日本的薩英戰爭（Anglo Satsuma War）和下關戰爭（Shimonoseki Campaign）。在西非，英國常常用炮艦迫使土著就範，其中最典型的是阿散蒂戰爭（Anglo Ashanti War），阿散蒂（Ashanti）是黃金海岸以北內陸的一個部落國家，為征服這個地區，英國人多次發動戰爭，直到1873年攻入阿散蒂腹地。在印度，英國鎮壓了1857年的民族大起義。

  在北美洲，英國與美國在很多問題上不和，尤其在美國與加拿大的邊界問題上一直存在爭執，英國甚至懷疑美國想要吞併加拿大。但英國在加拿大問題上一直很克制，它只動用抗議與警告的外交政策，而不採取更加激烈的措施。其原因是，一方面英美有特殊的種源關係，另一方面英國在美國有大量投資，它對美國棉花有很大的依賴性，一旦發生戰爭雙方貿易就會受損，而且還會給其他歐洲國家提供機會。

  英美關係在羅伯特·皮爾的第二屆政府期間（1841-1846）得到很大改善，其中外交大臣阿伯丁勳爵的貢獻最大。在他的努力下，英美簽訂1842年8月9日的《韋伯斯特阿斯伯頓條約》（Webster Ashburton Treaty），它解決了英屬新不倫瑞克（New Brunswick）與美國緬因州（State of Maine）的邊境爭端，確認了美國對康乃狄克河（Connecticut River）上游200平方英里土地的所有權，解決了自美國建國以來所存在的邊界爭議，並在取締奴隸貿易的問題上達成合作意向。

  在俄勒岡（Oregon）問題上，英美兩國爭議的是哥倫比亞河（Columbia River）與落基山脈（Rocky Mountains）以西北緯四十九度線之間的三角地帶。美國移民在19世紀40年代大量湧入俄勒岡，使美國籍居民大大超過了英國籍居民。在1844年大選中，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波爾克（James Knox Polk）提出「北緯54°40『或戰爭」的口號，上台後加大了吞併整個俄勒岡的力度。阿伯丁依然主張和平解決，最後雙方都作出讓步。1846年英美簽署俄勒岡協定（Oregon Treaty），劃定北緯49度作為俄勒岡的北部邊界。

  在1861-1865年的美國南北戰爭（American Civil War）中，英國內部的意見不一致，但英國經濟與美國南部聯繫密切，南部生產的棉花是英國工業的重要原料，在北方封鎖了南部港口後，蘭開郡的原料來源受阻，工廠紛紛倒閉，工人大量失業。美國北方實行貿易保護政策，對進口商品徵收高額關稅，以保護本國工業。在這種情況下，英國從情感上會傾向南方，但又不能無視北方關於廢除奴隸制的要求。因此，它必須在經濟利益與道義之間進行權衡。

  帕默斯頓政府決定採取嚴格的中立立場。1861年10月南方特使與英方代表在古巴哈瓦那（Havana）舉行秘密會談，南部聯盟（Confederate States of America）要求英國派船支援南方作戰，但被英國拒絕，只同意為南方建造軍艦。此後，南方先後從英國購買了多艘軍艦，引發了英美間的爭端。

  1861年，南部聯盟使節乘坐英國特倫特號（Trent）船前往歐洲，尋求英國和法國的援助，途中被北方軍艦查獲，兩名南方官員被逮捕。帕默斯頓大發雷霆，發誓絕不姑息，甚至不惜以武力相威脅。最後美國聯邦政府正式道歉並釋放了被捕官員，放行船隻駛往英國。此後又發生阿拉巴馬號事件：1862年阿拉巴馬號（Alabama）交付南部聯盟使用，此後在兩年內擊沉或俘獲了60多艘北方艦船，美國聯邦政府認為這違背了英國的中立立場，戰爭結束後，許多被英國製造的戰艦掠奪過的美國船主和貨主，向英國提出賠償要求。英國政府拒絕賠償，兩國關係一度緊張，雙方報紙也展開了一場輿論戰。格拉斯頓政府同意將阿拉巴馬號事件提交國際仲裁，1872年9月，由瑞士、義大利等國組成的國際法庭作出裁定，英國向美國賠償1550萬美元，以補償北方蒙受的損失。英國接受了這一仲裁，不過，帕默斯頓已在1865年去世了。

  炮艦外交依靠的是英國強大的經濟和海軍力量，在帕默斯頓去世的時候，英國仍保持世界的領先優勢。但英國的優勢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其他大國已追趕上來，於是在19世紀最後的30-40年時間裡，英國作為地理小國的不利因素開始凸顯，與之前的50年相比，其對外政策也更顯得撲朔迷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