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外交 第一章 均勢外交

  19世紀英國外交有兩個基點，一是捍衛國家領土免遭侵犯，二是提高對外貿易、促進經濟繁榮。在拿破崙戰爭期間，上述兩點都受到嚴重威脅，這使英國認識到：維持歐洲均勢才能維護英國安全，因此和平外交成為戰後英國外交政策的主線，它服務於歐洲均勢（balance of power）的原則。

  1814年4月4日拿破崙（Napoléon Bonaparte）宣告退位，波旁王朝（Maison de Bourbon）復辟，5月30日反法同盟與法國簽訂《巴黎和約》（Treaty of Paris of1815），恢復正常關係。這次和約對法國比較寬厚，目的是提高波旁王室的聲望並撫慰法國民眾。從11月2日開始各國在維也納召開會議討論戰後歐洲格局，這次會議延續至1815年6月9日。

  

  會上，俄國沙皇亞歷山大一世（Alexander I）試圖奪取波蘭，進軍西歐，成為拿破崙那樣的歐洲霸主；奧地利反對俄國對波蘭的領土要求，並希望鞏固自己在德意志的盟主地位；普魯士（Prussia）則希望徹底肢解法國，並對奧地利心存芥蒂。英國的主要目標是恢復歐洲大陸的均勢，獲取海外貿易及補給點，因此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在會上堅決反對肢解法國，認為只有採取剛柔相濟的政策才能維持一個和平的法國。英國最擔心俄國在法國之後獨霸歐洲，認為中歐強大可以阻擋俄國或法國的擴張，但中歐的強大取決於奧地利與普魯士之間協調一致，因此它竭力在奧、普之間進行調解。俄國卻願意維持奧、普之間的對峙狀態以獲漁翁之利，故而採取壓奧扶普的政策，在最有爭議的波蘭及薩克森王國（Kingdom of Saxony）歸屬問題上，俄國支持普魯士。

  在塔列朗（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 and Périgord）的安排下，1815年1月3日英、奧、法締結了一個秘密條約：在必要的情況下三國將聯合阻止俄普計劃的實施，並向俄國發出警告。雙方都不願意為此交戰，於是俄國和普魯士收回建議，最後波蘭的領土由俄、普、奧三國瓜分，僅剩下克拉科夫（Kraków）作為自由城市存在；普魯士還獲得薩克森40%的地區，剩餘部分留給薩克森國王。按照奧地利首相梅特涅（Klemens Wenzelvon Metternich）的提議，德意志34個邦和4個自由市組成鬆散聯盟。卡斯爾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企圖讓奧、普聯盟對抗俄國的構想並沒有實現，但這個結果至少在表面上維持了均衡局面。

  1815年3月20日拿破崙重返巴黎，戰火再次燃起。6月9日維也納會議各方簽訂「最後議定書」，在歐洲創造了某種政治平衡。但戰後的法國依然是強國，而《巴黎和約》的主要目標卻是遏制法國，英國的主要對手並沒有改變。荷蘭、德意志諸邦國和撒丁王國（Kingdom of Sardinia）得到加強，瑞士成為永久的中立共和國。在這種情況下，英國越發感到只有在歐洲大陸維持均勢，才能保障英國在歐洲乃至世界的戰略利益，因此在拿破崙戰爭後的近百年中，英國總是努力保持符合英國利益的歐洲均勢，當某一國或集團的勢力過度膨脹時，它就會感到受威脅，就會毫不猶豫地與另一國家或集團結為同盟。

  1815年9月26日俄、奧、普在巴黎簽署《神聖同盟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Holy Alliance），宣布三國君主將以手足之情互相援助，保衛宗教、和平與正義，鎮壓法國革命引發的憲政改革和自由主義運動。英國雖然不願意看到俄、奧、普三國的結盟，但作為保守的托利黨人，卡斯爾雷也反對在法、西、荷等國進行憲政民主改革。英國的主要目標是建立一種防範法國東山再起的制約機制，因此它最終拒絕參加該同盟，但很多英國人卻認為卡斯爾雷是支持神聖同盟的。滑鐵盧戰役（Battle of Waterloo）後路易十八再次復位，1815年11月20日，法國與第七次反法同盟簽訂第二個《巴黎和約》和《四國同盟條約》（Treaties of the Quadruple Alliance）。在第二個《巴黎和約》中，列強對法國施加了更嚴苛的報復，但英國仍願將馬提尼克（Martinique）、瓜德羅普（Guadeloupe）等島嶼歸還給法國，這些是在第一個《巴黎和約》中規定下來的。英國這樣做連拿破崙也感到吃驚；然而在英國看來，遏制法國雖說是保障歐洲安全的歷史教訓，但適度強大的法國依然有利於維持歐洲的均勢，換句話說，一個強大而不謀求霸權的法國比一個虛弱的法國更符合英國的利益。

  《四國同盟條約》的主要倡導者是梅特涅，他不相信神聖同盟能發揮實質性作用，希望重組一個有英國參加的新同盟。作為維也納會議的一個組成部分，英國與俄、奧、普重新確定並修訂了1813年的「四國同盟」協定，主要目的是通過大國合作維持歐洲的力量均勢，防止法國再次發動戰爭。盟約規定，任何盟國如果受到法國攻擊，每個盟國將出兵六萬予以援助；同盟將實行「定期會議制度「(Congress system),」考慮每個時期最有利於各國安定和繁榮的措施，維持歐洲和平」。至此，維也納體系（Vienna System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就算形成了，它的目標是通過大國的一致行動來協調國際事務，維護和平與均勢。

  卡斯爾雷是「定期會議制度」的主要倡導者，他認為，在拿破崙戰爭後，各戰勝國之間應建立一種經常性的磋商機制，以維護歐洲的和平。《四國同盟條約》是執行《巴黎和約》的保證，而不是干涉其他歐洲國家內政的文件。英國的職責是協調歐洲大國間的關係以保證和平，而不是充當任何大國聯合體的領袖，或干涉歐洲大陸事務。俄、普、奧三國卻並不如此認為，它們把歐洲的任何革命運動都看作對戰後秩序的威脅，因此應隨時準備鎮壓革命。因此，卡斯爾雷雖被譽為「定期會議制度之父」，但英國與其他三國的出發點不同，這種差別造成英國在1815年之後的歐洲外交中有點格格不入。

  卡斯爾雷擔任外交大臣十年，同時兼任下院議長。他在本質上屬於18世紀的貴族政治家類型，在處理國內事務上態度強硬，包括支持利物浦政府在彼得盧大屠殺後頒布的「六項法案」（Six Acts）。他的外交政策也遭到國內民眾特別是激進派的反對，他們認為大國協商是與歐洲的專制國家沆瀣一氣，充當梅特涅的馬前卒。客觀地說，當時的英國因工業革命而經濟繁榮，確保對外貿易的正常進行至關重要，戰爭或戰爭的威脅有可能干擾貿易活動，因此用協商方式保持歐洲的和平是符合英國利益的，「定期會議制度」在維護歐洲和平方面確實起了一定作用，尤其在法國參與後更加如此。這種國家協商的機制後來在「國聯」（League of Nations）和「聯合國」（United Nations）得到了進一步的體現。

  由於西班牙、義大利及葡萄牙相繼爆發憲政革命，「定期會議制度」問題再次引起爭論。1820年1月，西班牙貴族軍官黎亞哥上校（Colonel Rafaeldel Riego）率部在加的斯附近起義，成立了革命政府，宣布恢復1812年憲法。事件發生後，1820年5月5日，英國內閣發布了一份由卡斯爾雷起草的報告，表明英國在大國干涉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報告指出：「沒有任何其他事情比試圖超越同盟關於責任和義務的概念和原則，更能削弱甚至毀滅同盟的真正功能……」；卡斯爾雷則在下院強調：「西班牙目前狀況無疑嚴重加劇了歐洲的政治騷亂」，但是現在干涉西班牙事務尚存在很多不確定的因素，而且，「同盟從來就不是一個世界政府，或者要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

  1820年7月那不勒斯（Naples）爆發起義，梅特涅建議召開五國會議。10月，沙皇亞歷山大一世在特洛波（Troppo）召集五國會議，英國和法國都只派出觀察員，特洛波會議實際上成了三國神聖同盟的一次聚會。11月19日，俄、奧、普三方簽署《特洛波議定書》，宣布締約國的君主有權對任何國家的起義實行武裝干涉。英國強烈反對俄、普、奧的干預政策，認為革命不是歐洲和平的威脅，大國協調機制不應成為鎮壓革命的工具。1821年1月19日英國發表一份措辭強硬的聲明，指出除奧地利外，普、俄均無權干預義大利革命，五國同盟也沒有干預其他國家內政的權力。由於英國和法國反對，俄、普、奧的合作更加密切了，大國間出現了分裂。1821年1月21日俄、奧、普、英四國召開萊巴赫（Lebach）會議；3月23日奧地利軍隊占領那不勒斯，鎮壓了那裡的革命；4月10日奧軍又會同撒丁王國軍隊剿殺了皮埃蒙特的革命，恢復了奧地利在義大利的優勢地位。面對這些事變，英國在萊巴赫會議上依然堅持自己的立場，反對用軍隊干涉皮埃蒙特（Piedmont）革命，與其他三國再次對立。

  奧地利出兵鎮壓那不勒斯革命後，西班牙革命和西屬拉丁美洲殖民地的獨立運動卻仍在繼續。法國在西班牙問題上逐漸與「三皇同盟」立場一致，主張武裝干涉，於是，英國在五國同盟內就更顯得勢單力薄了。恰在此時，1822年8月12日，已晉升為倫敦德里侯爵（Marquess of Londonderry）的卡斯爾雷因精神分裂症自殺身亡，坎寧接替卡斯爾雷出任外交大臣和下院領袖，他不喜歡「定期會議制度」，在西班牙革命問題上與同盟嚴重分歧，最終使「定期會議制度」在維羅納會議後解體。

  坎寧在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接受教育，1794年進入議會，屬託利黨自由派。坎寧不支持歐洲的自由主義和革命行動，但又認為專制的壞政府應該被推翻，而「定期會議制度」就是在維護專制君主統治。在他接任外交大臣之前，在利物浦的一次講話中，他闡述了對英國外交政策的思考：「我們正處在這樣一個時代，國家之間圍繞君主制度和民主制度的原則，展開了公開或隱蔽的鬥爭。我們無須參加任何一方的爭鬥，只要保持自己的可靠而固有的憲政制度不變，做這場爭鬥的堅定而毫不動搖的旁觀者，只需付出我們的同情心。我們不能站在任何一邊，最終可能成為一個仲裁者。所有的國家為自己，上帝為大家。」

  坎寧不喜歡1815年以後的歐洲協商機制，理由是：第一，英國輿論支持孤立主義和自由主義，不支持與歐洲大陸保守的君主保持密切聯繫，討厭強國通過「協商一致」來干涉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第二，大國協商機制束縛了英國的自由行動，他希望採取更加靈活的大陸均勢政策，以維護英國利益。因此，除了參加只涉及維也納和約的巴黎大使會議外，坎寧不再派代表出席五國會議。

  1822年10月20日至12月14日，同盟各國在威尼斯的維羅納召開會議，討論法國武裝干涉西班牙革命、西屬南美殖民地和希臘反抗土耳其等問題。在西班牙問題上，坎寧維持卡斯爾雷的立場，反對大國干涉，9月27日，在他出任外交大臣的第11天，他給英國派往維羅納會議（Congress of Verona）的全權代表威靈頓公爵發出指示：「大陸同盟國家意欲通過武力或威嚇的方式干涉西班牙問題，任何這樣的干涉對英國都是毫無價值的和危險的。……因此，我指示你……坦率而果斷地聲明，英國不管發生什麼情況，都不會成為干涉的一員。」

  法國要求對西班牙進行軍事干涉，俄國予以支持，威靈頓希望梅特涅會反對，但後者憚於奧地利帝國東部的安全，不敢公開反對沙俄。11月初，雖然有威靈頓的反對，俄、奧、普、法四國代表還是接受了梅特涅的方案，即各國獨立發表一份內容相似的外交聲明，反對西班牙革命。為此，威靈頓向坎寧報告說，法、奧、普將向西班牙革命政府遞交譴責信，英國只能做好法、西雙邊的調解工作，才能防止戰爭爆發。於是，英國一方面讓法國保持克制，為西班牙新政府保留一條妥協的通道；另一方面勸說西班牙新政府讓步。但1823年1月28日路易十八發表聲明說：10萬法軍已整裝待發，準備恢復斐迪南七世（Fern ando VII de Borbón）的權力。

  坎寧認為，法、西戰爭一旦爆發，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如果法國戰敗，就可能再次引發法國革命，而這可能意味著新的歐洲戰爭；如果法國勝利，就可能爆發另一場伊比利亞半島（Iberian Peninsula）戰爭，拿破崙在葡萄牙的覆轍有可能重現，而葡萄牙政權在1820年夏季之後已經掌握在自由派手裡了。無論發生哪種情況，英國都可能再次捲入戰爭，因此他堅決反對武裝干涉西班牙。

  坎寧反對干涉西班牙，還有一層商業的考慮，在他看來，南美是比美國更大的商業市場，坎寧願意承認西班牙南美殖民地的獨立地位，從而為英國獲取商業利益。其實，在拿破崙戰爭時期，拿破崙就極力阻撓英國的海外市場，而藉機起義的原西班牙殖民地則對英國打開了南美的大門。坎寧認為，這些地區一旦成為獨立的國家，和英國的貿易就會大大增加，而斐迪南的統治一旦恢復，他就會重新要求得到這些殖民地，這不符合英國的利益；相反，法國會在美洲大陸再度得勢。

  以上兩種考慮使英國在西班牙問題上舉步維艱：一方面，它不希望捲入戰爭，因此要極力做好調解工作，防止法、西戰爭爆發；另一方面，英國如果承認西屬南美獨立，就破壞了英國勸解西班牙的基礎，西班牙就不會接受英國的調停。在避免戰爭和支持南美獨立兩者間，英國只有一種選擇。結果，西班牙和法國最終未能互相讓步，英國只能以保持中立換取了法國的三項保證：一是不對西班牙進行持久的軍事占領，二是不入侵葡萄牙，三是不威脅西班牙的海外領地。1823年4月6日，法國軍隊越過畢達索阿（Bidassoa）河，戰爭爆發；5月，法軍占領馬德里，西班牙革命被鎮壓了，斐迪南七世復辟。對坎寧而言，這是一次沉重的打擊，意味著英國在歐洲問題上的某種失敗，儘管在當時的情況下英國不可能採取軍事行動對抗法國，但「神聖同盟」卻在某種程度上受到鼓勵，在1822年4月22日召開的非正式會議上，俄、法、奧、普四方制定了一份有關「同盟軍隊」的詳細計劃，對包括英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革命進行恐嚇。

  1823年9月24日坎寧指出：法國利用「定期會議制度」麻痹了英國，使英國沒有做出強硬的反對，因此，英國應不再參加這類會議，應採取包括戰爭在內的任何行動，反對法國干涉西班牙殖民地。法國為了平息英國的憤怒，並在西班牙問題上讓英國沉默，便鄭重保證在任何情況下都不對西班牙殖民地採取軍事行動。

  與此同時，英國試圖與美國就西屬殖民地問題達成諒解，1823年10月，坎寧邀請美國參加有關西班牙問題的國際會議，欲與美國聯手共同反對「神聖同盟」，禁止把拉美再度殖民化。這種意圖根本得不到「神聖同盟」的支持，西班牙也不可能接受美國的參與，因為美國已經承認了美洲殖民地的獨立。另一方面，美國國內也不完全贊同與英國合作，在亞當斯的堅持下，門羅政府決定採取獨立立場，1823年12月2日門羅總統（President Monroe）宣稱：「在歐洲國家的戰爭中，在與歐洲國家本身有關的事情中，我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樣做也不符合我們的政策。……對於現存的任何歐洲國家的殖民地或屬地我們未曾干涉過而且將來也不干涉。但是那些已經宣布獨立並且維持著獨立的政府，如果遭到任何歐洲國家為了壓迫它們或以其他任何方式控制它們的命運而進行的干涉，我們只能認為那是對美國的不友好意向的表現。」這就是《門羅宣言》。

  在坎寧看來，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至少可以防止歐洲大國再度征服美洲，因此他接受了「門羅主義」原則；1824年年底，英國承認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eris）（即阿根廷）、哥倫比亞（Colombia）和墨西哥（Mexico）為獨立國家。

  在處理戰後歐洲問題上，坎寧的立場也非常堅定，只要不損害英國的核心利益，特別是商業利益，英國就不動用軍隊，也不捲入他國事務。在他看來，法國入侵西班牙冒犯了英國的榮譽和情感，但英國仍應用和平的方式解決問題，在和平手段未窮盡之前不要動用武力。1826年12月12日坎寧在下院表達了他的現實主義外交路線：「法國軍隊進入西班牙破壞了大國均勢，我們應該用戰爭去恢復它！我已經說了，當法軍進入西班牙時，如果我們選擇的話，我們可以採取戰爭方式予以回擊並表示我們的憤怒。但是，是否沒有其他的、戰爭之外的方式來恢復大國均勢呢？在一個半世紀之前，大國均勢是在法國、西班牙、荷蘭、奧地利和英國之間調節的。多年後，俄國在歐洲政治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又過了一些年，普魯士開始成為一個重要的君主國。因此，在保持大國均勢原則不變的同時，就要增加和擴展調節的手段。英國試圖在另一個半球得到物質上的補償。如果法國得到西班牙，就不應該是包括西印度群島的西班牙。我引入新大陸這個詞就是為了修正舊大陸的均勢。」歐洲同盟的表象下隱藏著深深的分歧，坎寧知道英國與其他歐洲大國的分歧難以彌合，因而中斷了「定期會議制度」，進而利用奧、俄等國之間的矛盾，在1826年秋終止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定期會議制度」的歐洲四國的大使會議。

  法國幫助斐迪南恢復了專制統治，大大鼓舞了葡萄牙的專制主義者，1823年5月，若昂六世（Joāo VI）的次子米格爾（Miguel）發動軍事政變，推翻了若昂六世長子佩德羅（Pedro）支持的合法立憲政府。葡萄牙於1822年剛剛建立立憲君主制，坎寧非常擔心葡萄牙也遭遇西班牙的覆轍。在法國干涉西班牙後，英國國內情緒有利於坎寧在葡萄牙問題上採取強硬立場，1825年，坎寧宣稱「葡萄牙一直是並且永遠屬於英國」。坎寧的言論言之過分，卻也有一定的歷史因緣，早在西班牙王位戰爭時英、葡就結成反法同盟，1703年雙方還簽訂商業條約，英國向葡萄牙免稅出口毛織品，葡萄牙則以低於法國三分之一的關稅向英國出口葡萄酒。況且，葡萄牙還擁有巴西這樣的殖民地，英國當然不希望巴西也落入其他國家之手。因此在葡萄發生內亂後，為防止葡萄牙成為法國的附庸，坎寧決意干涉葡萄牙事務，他一面離間俄、奧關係，防止大國協調一致，一面又派遣英國僱傭軍在海上擊敗了米格爾的艦隊，打擊他藉助法國恢復專制政體的企圖。

  關於希臘問題：希臘於5世紀就處於奧斯曼帝國（Ottoman Empire）的統治下，1821年3月爆發起義，次年1月1日宣布獨立。土耳其政府調兵鎮壓，在希俄斯島進行了大屠殺。英國人受歷史與文化的影響，對希臘一直心存好感，因此當希臘爆發反抗土耳其的戰爭時，民眾的感情是站在希臘這一邊的。但作為政治家的坎寧卻不能如此簡單地考慮問題，因為任何嚴重削弱土耳其的行為都會鼓勵俄國在該地區的擴張，這是英國所謂「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的實質。「東方問題」在本質上是「西方問題」，指的是奧斯曼帝國的衰落、巴爾幹民族主義的興起，歐洲列強因此捲入巴爾幹事務，各自懷有不可告人的野心。對英國而言，奧斯曼帝國十分重要，它既是歐洲均勢的支撐點，也是通往印度的陸上通道，並且是阻擋俄羅斯向地中海（Mediterranean Sea）擴張的關鍵屏障。簡言之，俄國和奧地利希望改變土耳其的現狀，英國和法國則主張維持原狀不變。在土耳其問題上各國利益既有交叉又有衝突，利害關係攪成一團，使「東方問題」非常複雜。

  從保護英國的海上通道出發，英國政府承認了希臘的交戰國地位，並向希臘政府提供兩筆貸款。但英國並不想走得太遠，它試圖在雙方的爭鬥中保持中立，以候事態的進一步發展。當時，蘇伊士運河還沒有開通，東方航線是英國通往印度的交通生命線，英國唯有維持住土耳其的政治獨立，確保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不落入俄國手中，才能保護它的東方航線。

  其他歐洲列強也都因為各自的考慮而坐視希臘事態，因此直到1825年年初埃及軍隊進攻希臘，各國都沒有正式干預。埃及統治者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一直在尋求擺脫土耳其的統治，但又不願意放棄希臘這次機會以求領土擴張，土耳其向他承諾：只要幫助打敗希臘軍隊，就可以得到他所占領的地區。1825年2月11日埃及軍隊在伯羅奔尼撒（Peloponnisos）登陸，1826年4月11日埃土聯軍占領希臘重鎮梅索朗吉，8月攻占雅典城；1827年6月24日雅典衛城落入土軍之手，至此，希臘敗局幾乎已成定論。英國和俄國都不能容忍這種結局，雖說兩國的目標是完全相反的：英國希望阻擋俄國勢力西擴，俄國則想把巴爾幹收入自己囊中。這樣，英國開始與俄國進行協商，於1826年簽訂一份協定書。據此，俄、英、法三國於1827年7月簽訂《倫敦條約》（Treaty of London），提出在土耳其享有宗主權的前提下，給予希臘自治權，並決定組建聯合艦隊迫使雙方停火。同年10月，在納瓦里諾海戰（Naval Battle of Navarino）中，三國聯合艦隊擊潰了土、埃聯合艦隊。

  坎寧試圖在希臘問題上採取折中辦法，既給希臘以自治權，又維持土耳其在名義上的管轄權，希望能既保住土耳其，又擋住俄羅斯。但這種政策並沒有成功，1828年4月俄土戰爭（Russo Turkish War of1828-1829）爆發，法國則出兵占領伯羅奔尼撒，此前坎寧已在1827年去世了，他的繼任者威靈頓公爵認為希臘的半獨立狀況會成為俄國繼續執行干涉政策的藉口，於是就承認了希臘的完全獨立。1829年9月，俄、土簽訂《亞得里亞堡條約》（Treaty of Adrianople），土耳其被迫接受《倫敦條約》;希臘軍民則利用土軍被牽制、被削弱的有利時機，迫使土軍撤出了希臘的大陸部分。1830年2月希臘被正式承認為獨立王國，4月，土耳其承認希臘獨立。但俄土戰爭並沒有因此畫上句號，「東方問題」因俄土戰爭的擴大而變得日趨嚴重，英國也在這個問題上越陷越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