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結盟反法

  1760年10月，喬治三世繼位為英王。他是第一位生長在英格蘭的漢諾瓦國王，也是安妮女王之後首位能說一口純正英語的君主。在位期間，喬治三世從未到過漢諾瓦，不僅如此，英格蘭的政治教育甚至使他存有強烈的反漢諾瓦情緒，在其尚未登上王位之前，即已表現出這一傾向，「那個討厭的選侯區總是處於這個可憐國家至關重要的位置上」。喬治的忠誠對象已變成英國，在向議會作的第一次演講中他宣稱：我「出生並在這個國家接受教育，我以英國人的身份而自豪」。新國王的這種情感歸屬將對英國外交產生重大影響，漢諾瓦因素將不再對英國外交產生決定性影響。同時，新國王又是一個喜歡自行其是的國王，這個特點也將在未來的外交中體現出來。年輕時常和喬治一起玩耍的有後來的諾斯勳爵，喬治母親的好友中有布特伯爵，這兩人也將在未來對英國外交產生重要影響。

  

  喬治三世繼位時七年戰爭仍在進行。喬治三世認為這場「德國的戰爭」代價高昂，又徒勞無益，決意儘快結束戰爭。英國民眾認為「漢諾瓦原則」已經過去，他們現在有了一位英國國王而不是德國的選帝侯。時任首相老皮特以英國與西班牙的戰爭難以避免為由，提出對西班牙宣戰的要求，但遭到議會否決。皮特去職後，喬治三世讓布特伯爵出任首相，由他貫徹喬治三世終結戰爭的意圖。

  布特同法國和談的政策一開始並不成功，法國乘英國內閣變動之機，與西班牙、那不勒斯及奧地利結成同盟，希圖重新恢復對北美大陸的統治。布特政府被迫向西班牙宣戰，結果英國艦隊不僅奪取了古巴的哈瓦那港，而且攻占了菲律賓的馬尼拉。在這種情況下法國恢復了和談，雙方簽訂《巴黎和約》。雖然布特政府試圖對法、西加以撫慰，但由於英國在戰爭中占有絕對優勢，整個條約仍然有利於英國。

  但戰爭結果也並非全都對英國有利。戰後，英法間的競爭更趨激烈。1758年開始擔任路易十五首席大臣的舒瓦瑟爾公爵（Duc de Choiseul）開始主導法國外交，他是堅定的反英主義者。為了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與英國的爭奪上，他盡力安撫歐洲其他國家，法國的歐洲利益開始服從於英法的海外爭奪，也就是說，在歐洲盡力孤立英國。1761年，舒瓦瑟爾公爵從外交部調任海軍與陸軍部，致力於重建法國軍隊。繼任外交大臣的是其堂兄，但舒瓦瑟爾繼續掌握實際權力。1766年，他再次調任外交部，其堂兄則轉任海軍部大臣。

  布特試圖緩和英法之間的緊張關係，減少戰爭爆發的可能性，但在法國積極備戰的情況下，此一目標難以實現。在與法國談判的過程中，布特遭到輝格黨的廣泛批評，反對派甚至散布流言，說他是王太后的情夫。布特緩和英法關係的努力未能實現，他本人也在與法國締結和約不久後辭職。隨後，輝格黨在喬治·格倫維爾的帶領下重新掌握政權。

  輝格黨視法國為英國的天然對手，因此主張英國應最大限度地孤立法國，在歐洲爭取儘可能多的盟友。當法國積極備戰時，格倫維爾政府把爭取盟友作為英國外交的首要任務。但這個目標變得越來越困難了，因為連英國的最後一位盟友普魯士也離開了英國——在巴黎和談中，英國撇開普魯士單獨與法國媾和，和約也未顧及普魯士的利益，這讓腓特烈二世（FriedrichⅡ,1740-1786年在位）非常生氣，他對布特伯爵十分痛恨，還長期指責喬治三世。腓特烈將普魯士的外交目標確定為避免戰爭，特別是避免捲入英法衝突，於是英國與普魯士聯盟的企圖不再有可能了。

  補助金問題可能產生了更大的影響。七年戰爭中，英國向普魯士提供補助金，該做法一直延續到1761年。之前的四年中，英國每年向普魯士提供67萬鎊錢款，而戰後英國的國債高達1.4億鎊；1762年的財政支出也達到2400萬鎊。巨大的財政負擔影響了政府的政策，英國一方面加緊了對殖民地的掠奪，另一方面則不再在和平時期向其他歐洲國家提供補助金。俾斯麥後來說：英國的外交政策是在歐洲尋找肯用自己的身軀維護英國利益的傻瓜——他說的就是英國僱傭某些國家，並唆使它們與英國的主要敵人為敵。當歐洲廣泛存在僱傭軍時，英國人從來不愁找不到盟友；但是當英國放棄補助金政策時，它又如何爭取盟友？可以說，放棄補助金是英國在尋找盟友方面連連碰壁的重要原因。

  喬治三世曾希望與奧地利重新合作，多數英國政治家也認為奧地利才是英國最理想的盟友。但奧地利現在是法國的盟友了，它在七年戰爭中與法國並肩作戰，英國想恢復昔日的盟友關係似乎並不樂觀。而且，作為漢諾瓦選帝侯，喬治三世也反對奧地利皇帝擴大在德意志權力的努力，為此還與其他德意志邦國共同抵制奧地利，這當然使奧地利非常不滿。奧地利首席大臣考尼茨（Wenzel Anton Furst Von Kaunitz-Reitberg）就曾質問英國外交官：當喬治三世持反奧立場時，英奧聯盟怎麼有可能？更何況，英國在未來的戰爭中對奧地利沒有太大價值。奧地利一位官員曾說：英國的國內事務使它在大陸戰爭中很難發揮作用。

  輝格黨領袖羅金漢侯爵擔任首相後，又出現了英普同盟的想法。羅金漢希望緩和與腓特烈的關係，提議建立英、普、俄三方同盟。1766年老皮特出任首相，他提出要想在反法鬥爭中占據有利地位，英國必須在歐洲北部尋找盟友：「北方強國林立，我們不能忽視這一點。」他爭取的對象依然是普魯士，認為英普戰時同盟關係可以恢復。儘管喬治三世勉強接受了皮特的意見，但英國的嘗試還是無果而終。老皮特認為僅憑自己的名字就可以解決問題，但英國派駐普魯士的外交官卻沒有如此樂觀，他早就預料到此項使命難以成功。果然，腓特烈作出否定性回答，他對捲入英法衝突沒有興趣；由於老皮特的好戰名聲，他上台就有可能使英法衝突再次發生。腓特烈並且對英國在和約中的背叛耿耿於懷，英國外交官在向倫敦報告時說，腓特烈不斷暗示：「他在上次和談中遭受我方的（不公平）待遇，他談論我們的政策不穩定，我國政府突然變更，這使與我國進行交易時得不到任何安全感。」皮特不死心，但第二次嘗試仍無結果；英國政府終於認識到：英普同盟難以成立。

  老皮特的北方同盟設想中還包括俄國。實際上，七年戰爭之後，爭取與俄國建立同盟關係一直是英國政府考慮的方案，但英國在和平時期不提供補助金，卻使英俄聯盟很難成功。在七年戰爭中，雙方雖然是對立面，但彼此並未正面交手；英國幾次拒絕普魯士的要求，不肯把艦隊派到波羅的海，其主要考慮就是避免冒犯俄國。在戰爭中，英俄的外交關係也維持下來，貿易關係更是達到新的高峰——英俄的貿易是互補的，雙方都從貿易中獲益良多。問題在於，先前的英俄關係中，英國處於優勢，英國只要提供補助金即可；現在，隨著戰後俄國政治地位上升，其要求卻也提高了：俄國答應在英國遭到攻擊時自己提供援助，但俄國也要求在發生與其他國家的戰爭時，英國也提供援助。在波蘭王位繼承問題上，俄國女皇要求英國支持其對波蘭王位的立場，而英國大臣卻認為沒有必要，因為任何國家都想與英國做交易，於是就在1763年9月拒絕了俄國提出的條件。波蘭的奧古斯都三世（AugustⅢ,1734-1763年在位）去世後，俄國擔心法國和土耳其的威脅，就降低了與英國結盟的條件：俄國外交大臣潘寧（Nikita Panin）不再堅持土耳其條款，只要求英國在波蘭問題上支持俄國，但要求英國提供50萬盧布的補助金。在英普聯盟基本上行不通的背景下，滿足俄國的要求似乎很明智，然而，英國有關補助金的規定卻使英俄聯盟最終還是泡了湯。

  1770年1月，諾斯勳爵領導的「國王之友」執掌英國政權，諾斯是喬治三世的幼時玩友，是在喬治三世的直接支持下出任首相的，由此就使國王對外交政策的干預更加有可能。但諾斯控制不了議會下院，許多人擔心他的政府會很快垮台。為穩固自己的地位，諾斯把主要精力放在內政特別是改善英國的金融狀況上，因此就很少涉足外交事務，宣稱自己在這個領域是門外漢。法國人很快就看出來：諾斯政府的存在有賴於維持和平，因此英國政府並不想與法國開戰。因而，諾斯不過問外交問題的前提是英法之間不出現戰爭危險，一旦出現戰爭的兆頭，諾斯將不得不介入外交領域，並且國王一定會支持他。

  1770年爆發了福克蘭群島（Falkl and Islands）危機，有學者認為這是在七年戰爭與美國獨立戰爭之間英法最激烈的一次衝突。衝突的起源是英國與西班牙的爭執——英國在福克蘭西部殖民，西班牙則控制福克蘭東部。1767年，西班牙外交大臣發出命令，要求拔除英國在埃格蒙特港的圓木堡壘，驅除英國殖民者。在將這些命令送交南美時，他與法國政府進行溝通，得到路易十五的默許，但舒瓦瑟爾公爵不願貿然行事。按照舒瓦瑟爾的計劃，法國在1767年可以完成重整軍備特別是重建海軍的任務，然後就可以發動復仇戰爭。但實際上，直到1770年，舒瓦瑟爾仍認為法國沒有做好戰爭準備，他因此要求西班牙把戰爭計劃推遲兩年。到了1769年，福克蘭的局勢更加惡化了。長期以來，在福克蘭的英國殖民者與西班牙殖民者是不相來往的，1769年12月，兩個基地的船隻第一次遭遇並交換公文，英國在福克蘭的海軍指揮官亨特上校（Captain Hunt）不僅拒絕西班牙的主權要求，而且宣稱英國對這一地區擁有無可爭議的主權，他進而威脅西班牙人，讓他們在六個月的時間內撤離，否則就以武力將其驅逐出去。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西班牙總督也態度強硬。1770年2月，西班牙的兩艘戰艦登陸埃格蒙特港，要求英國殖民者撤離，亨特上校堅決拒絕並辯稱英國對福克蘭群島擁有主權。西班牙總督於是派出第二支軍隊，拔除了英國的這個小型要塞。事件傳到歐洲，馬上引起英國與法西之間的嚴重對抗。

  英國負責此事的是南部事務大臣韋茅斯子爵（Viscount of Weymouth），他認為法西海軍根本無力發動戰爭，英國在海軍的支持下，可以通過外交手段迫使西班牙接受英國的所有要求，即不僅否認西班牙政府與美洲總督的行為有關，而且重建英國在埃格蒙特港的定居點。按照韋茅斯的思路，英西甚至英法之間都可能爆發戰爭，而戰爭會打亂諾斯恢復金融的工作，甚至危及其領導的政府。諾斯於是被迫介入外交事務，他迅速接受了法國的要求，開始私下談判。在隨後的秘密談判中，諾斯對舒瓦瑟爾公爵的方案做出修正，提出：西班牙為驅逐英國人進行道歉，並恢復英國在福克蘭西部的地位；作為回報，英國將在以後放棄埃格蒙特港。為了防止英國議會的攻擊，諾斯堅持以口頭而不是書面的形式達成協議。

  法國很快答應了諾斯的要求，而諾斯則得到喬治三世的堅定支持。喬治三世發現韋茅斯子爵的目的是誘使諾斯政府垮台，因而拒絕了其增兵的要求。在諾斯和喬治三世的聯手運作下，內閣接受了諾斯的方案。韋茅斯子爵隨後就辭職了，理由是內閣「在五件重要的事情上」反對他，而這五件事本來是他「直接負責的」。在英國的主戰派去職後，法國那位以好戰名聲而不是實際行動著名的外交大臣舒瓦瑟爾公爵也被路易十五罷黜，路易十五對自己在西班牙的波旁王朝親戚說法國需要和平，從而暗示在英西戰爭爆發時，西班牙得不到法國的支持。西班牙於是只好妥協，況且諾斯的建議也為西班牙人留了面子。西班牙國王於是拒絕了主戰派的要求，接受由諾斯和舒瓦瑟爾商定的和平條款。

  福克蘭事件是諾斯干預外交事務的起點，也成為他鞏固其內閣地位的良機。在政策執行的過程中，諾斯與喬治三世聯手，這也成為諾斯執政時期的特色。

  表面上，福克蘭事件加強了英國的外交地位，外界普遍認為兩個波旁家族是在英國顯示實力之後被迫妥協的，而舒瓦瑟爾也是在英國的強硬政策逼迫下被罷黜的。但英國的這一次勝利卻導致它的傲慢與自負，這一點很快就在丹麥事件中表現出來。

  1766年，喬治三世年僅15歲的妹妹瑪蒂爾達（Caroline Mathilda）嫁給丹麥國王克里斯蒂安七世（ChristianⅦ,1766-1808年在位），瑪蒂爾達的婚姻生活不幸福，國王對她冷漠，也很不屑。由於國王軟弱，丹麥的實權逐漸落到宮廷醫生施特林澤（Johann Friedrich Struensee）手中，而他很快成為瑪蒂爾達的情夫。英國皇室知曉此事後，曾規勸瑪蒂爾達改邪歸正，但不成功。施特林澤的統治最終被推翻，瑪蒂爾達也淪為階下囚。僅就利益而言，英國在丹麥沒有重大利益，但英國皇室的名聲卻受到損害。英國外交官基斯上校（Colonel Keith）要求丹麥新政府尊重瑪蒂爾達，宣稱如果碰她一根頭髮，就會造成英國對丹麥的戰爭。在隨後的談判中，英國甚至反對讓瑪蒂爾達與前國王離婚，為壓服丹麥，英國出動了11艘戰艦、2艘炮艇、1艘火船。在強大的壓力下，瑪蒂爾達既沒有公開離婚，也沒有被廢黜王后稱號，喬治三世甚至拒絕了丹麥的要求，不肯保證讓瑪蒂爾達不再回丹麥。更讓丹麥難堪的是，丹麥政府還要向護送瑪蒂爾達撤出的船隻行禮，並退還嫁妝。英國的槍炮外交在處理與小國的關係中占盡風頭。

  雖然英國可以在與丹麥，甚至與西班牙、法國的關係中恣意妄為，但英國外交在此階段的主要任務並沒有實現：英國未能在歐洲找到盟友。實際上，正如瓜分波蘭的過程所表明的那樣，英國在中東歐的外交進程中被邊緣化。長期以來，英法之間的衝突一直是歐洲國際關係的主要內容，在英法衝突中，中東歐國家要麼站在法國一邊，要麼站在英國一邊。但從18世紀70年代開始，俄、普、奧逐漸成為歐洲外交的主力。這三個國家背著英法瓜分波蘭，英法兩國被擯棄於密談之外。在最終的結果出來後，雖然埃德蒙·伯克大聲疾呼「不能把波蘭看作是處在月球上」，但沒有起什麼效果。英國除了接受，並無其他選擇，因為英國艦隊不可能開進華沙。

  當腓特烈二世吞併對英國來說具有重要貿易利益的波羅的海但澤時，英國同樣無能為力。北部事務大臣薩福克（Henry Howard Suffolk）就坦言，海軍封鎖不可能影響普魯士。從長遠的角度看，因普、奧、俄外交地位上升而導致的歐洲國際關係的變化，甚至超過了1757年的外交革命。不久以後，英國將在美國獨立戰爭中充分體會到：沒有中、東歐的支持，將是什麼結果。

  18世紀60年代美洲殖民地局勢惡化，英國把越來越多的注意力放在美洲，負責外交的南北大臣們都注意著美洲局勢的發展，北部事務大臣薩福克是使用軍事手段重新收復殖民地的主要倡導者，南部事務大臣威廉·亨利·羅克福德（William Henry Rochford）也經常需要向上院介紹英國政府的政策。當時許多大臣都認為，解決殖民地問題是提升英國外交地位的重要方面，喬治三世也說：「我們必須讓殖民地回到正常的秩序中來，然後才可以與鄰國交涉。」

  美洲危機為歐洲國家提供了介入的機會，法國和西班牙認為這是他們報復英國的好機會，法國外交大臣韋爾熱納（Charles Gravier Vergennes）說，法國應抓住機會羞辱英國。他認為即使英國能夠成功，結果也是嚴重地削弱英國，而法國則可藉機恢復在歐洲的主導地位。他建議法國秘密援助美洲殖民地，最終則直接介入殖民地的衝突。路易十六支持韋爾熱納，於是向美洲秘密提供了100萬里弗爾援助。在法國的敦促下，西班牙也提供了相同的援助額。英國一方面向法國提出強烈抗議，另一方面又派皇家海軍抓捕法國軍火船，英法關係急劇惡化。1778年，在美洲人贏取薩拉托加大捷後，法國為防止英國與殖民地講和，正式與美國建立了關係，英法進入戰爭狀態。西班牙起初不願支持美洲人造反，它自己在美洲擁有龐大的殖民地，因此擔心英國殖民地獨立會對自己造成不利影響。但西班牙同樣想要報復英國，它一方面答應法國的要求，向美洲提供秘密軍火援助，另一方面則試圖利用北美革命，促使英國讓出直布羅陀。英國拒絕了西班牙的要求，結果西班牙也與英國處於戰爭狀態。

  法西聯合艦隊的活動逐漸削弱了英國海軍的優勢，而英國的不謹慎又影響了荷蘭的立場。為鎮壓殖民地，英國試圖阻斷殖民地與歐洲的貿易，特別是軍火貿易。但歐洲不少國家卻發現美洲革命為自己提供了大量機會，對荷蘭而言，情況尤為真實。荷蘭是靠貿易立國的，讓它放棄商業活動顯然不現實。荷蘭在西印度群島的殖民地聖烏斯托西阿斯在自由貿易的幌子下，利用同美國做軍火生意大發其財。英國採取了強硬政策，用武力驅散荷蘭的商船隊，劫掠有嫌疑的船隻。在發現了荷蘭同北美殖民地有秘密條約時，英國對荷蘭宣戰。

  由於法、西、荷加入戰爭，英國的作戰能力大大減弱，而沒有盟友，終使英國大吃其虧。情急之下，英國再次在歐洲尋找盟友，目標是俄國。早在1778年，英國駐彼得堡大使詹姆士·哈里斯（James Harris）就建議訂立英俄攻守同盟，促使俄國對法宣戰。但葉卡捷琳娜二世不願同英國結盟，喬治三世於是直接向俄國女皇求助，他在給女皇的信中說：「我的姐姐！……如果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刻陛下仍然冷眼旁觀，他們的計劃就會實現。使用海軍力量，甚至顯示一部分海軍力量，都足以恢復和鞏固歐洲的安寧，驅散反對我的同盟，並確立該同盟企圖消滅的均勢體系……」

  這完全是病急亂投醫，結果只招來更大的羞辱。俄國女皇拒絕了喬治三世；1779年末，哈里斯再次向俄國外交大臣提出建立英俄同盟，並表示願意接受任何條件，但俄國再次否決。實際上，俄國更願意落井下石，由於英國海軍在搜捕與美洲殖民地進行貿易的船隻時觸犯了俄國的利益，葉卡捷琳娜發表《武裝中立宣言》，宣布中立國船隻可以自由地從一個港口駛往另一個港口，並在交戰國沿岸航行。為此俄國派出了強大的海軍護航隊，其後，丹麥、瑞典、普魯士、奧地利、葡萄牙和兩西西里王國相繼加入武裝中立，使英國的封鎖行動受到有力的打擊。1781年，康沃利斯（Cornwallis）將軍在約克鎮向美法聯軍投降，消息傳到倫敦，儘管喬治三世希望繼續作戰，但強大的壓力已使諾斯政府難以維持。

  諾斯辭職後，輝格黨領袖羅金漢侯爵組建新的政府，輝格黨反法的傳統在隨後的談判中又一次發揮影響。由於南部事務大臣謝爾本開始專管國內事務，北部事務大臣查爾斯·福克斯接管了所有的外交事務。自此，南方事務部演變為內政部，北方事務部則成為外交部，福克斯也成為英國的首位外交大臣。

  作為輝格黨人，福克斯強烈反對國王擴大權力，他甚至為美洲殖民地的獨立而感到欣慰，認為這是反對國王的極好機會。福克斯打算對法、西採取強硬政策，同時盡力滿足美國的要求，並且用賄賂美國的方法，拆散現有的美法聯盟。美國的態度十分有利，富蘭克林及其同事不相信法、西會真的維護美國利益，在大局已定的情況下，富蘭克林首先需要的是美國獨立。他於是拋開法、西，單獨與英國談判。在福克斯的推動下，英國給了美國非常寬厚的條件。

  此後一年多的時間裡英國產生三屆政府。1783年12月，以小威廉·皮特為首的托利黨開始主導英國外交，而該黨緩和英法關係的傳統則又一次浮出水面。擺在小皮特面前的外交形勢非常嚴峻，英國現在完全孤立，克里斯蒂在書中寫道：「英國喪失了美洲帝國，因而降到了二流甚至三流國家的地位。戰爭失利，使英國作為一個盟國失去了對其他國家的吸引力……,連喬治三世也悲觀地預測：英國在三十年內要扮演歐洲的領導角色和獲得海上絕對支配權，是不可想像的。」沒有歐洲大陸的盟友，英國就不可能與法國作戰。

  像諾斯一樣，小皮特起初也主要關注內政，在外交領域保持低調，但他的目標卻相當明確：儘可能避免新的戰爭，讓英國獲得長期的和平。而為了和平，就要與法國維持相對友好的關係。在這一點上，他與外交大臣利茲公爵（Duke of Leeds）產生了分歧。利茲在1783-1791年間擔任外交大臣，他雖然是托利黨人，卻認為法國是「我們天然與根深蒂固的敵人」，他願意與任何有反法意圖的國家建立聯盟關係，而不管這些國家的其他政策是否會損害英國的利益。他千方百計地與俄、西、奧、丹麥等國討論建立聯盟的計劃，但都無果而終。普魯士倒是有一點興趣，但要求英國支持它在東歐的政策。利茲公爵準備答應這個條件，但小皮特擔心會引發戰爭——在他看來，現階段英國不與其他國家結盟是最好的選擇，於是利茲公爵與普魯士結盟的方案也就無果而終。

  更深刻影響了小皮特外交政策的也許是工業革命，工業革命改變了英國外交的目的：外交應服從於經濟的發展，服從於對外貿易的需要。小皮特是亞當·斯密的信徒，他認為英法之間的許多戰爭，都是因損人利己的關稅政策引起的，相互減免關稅，就可以減少戰爭；英法之間的一衣帶水意味著兩國間的貿易比遙遠的殖民地更加實惠，因此小皮特主張簽訂英法商約。

  托利黨的和平傳統和工業革命於是改變了英國外交的走向：不是尋求反法盟友，而是與法國改善關係。反對的聲音可以想見，前外交大臣福克斯是反對派的代表，福克斯在發言中詰難小皮特，強調英、法是天然敵人。但小皮特是從政治發展的觀點來看問題的，在他看來，認為一個民族是另一個民族永恆的敵人這種觀點幼稚可笑，現實的情況總是在變化；一旦外交的格局發生變化，英國外交的手段也須進行相應的調整。如果說，英國外交的目標是保衛英國的安全，那麼法國不一定是威脅英國的唯一來源。換言之，小皮特認為英國應在特定的情形下採取特定的外交政策，而非感情用事——根據均勢思想、採取靈活的政策，這是小皮特外交政策的最大特徵；同時，這也體現了小皮特對歐洲外交變化的深刻理解。

  當時，東歐大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地位日益重要，歐洲均勢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法國已陷入嚴重的社會、經濟危機中，英國一些敏銳的政治家已意識到這一點，預見法國在很長時間內不會是英國的主要敵人。小皮特告誡國人：英國的外交目標是均勢，而不是永久不變的「天然敵人」，當法國在某一特定時刻不是英國的主要敵人時，與法國緩和就是可能的；而且英法商約對兩個國家都有益，英國獲益甚至更大。事實證明小皮特是正確的，商約簽訂前，英法之間的貿易總量微不足道，條約簽約後，貿易量迅速增加。後來當英法之間再次開戰時，連英國商人都覺得非常惋惜。

  小皮特儘量安撫法國，在荷蘭事件中也有所體現。1784年奧、荷發生衝突，法國應邀調停。利茲公爵認為韋爾熱納正在擴大法國的影響，荷蘭的外交政策有可能被法國操縱，如果考慮到法、奧之間有同盟關係，就可能出現法國主導低地國家的危險。他主張對法採取強硬外交政策。英國駐海牙代表哈里斯也主張積極應對：「我們若失去荷蘭，法國將達到它夢寐以求的力量頂峰。」哈里斯於是在荷蘭努力扶植親英勢力，小皮特卻寫信勸他要有所節制，換句話說，小皮特不願意與法國產生激烈衝突。但韋爾熱納卻向荷蘭威脅說法國可以成為奧地利的朋友；奧倫治家族的威廉五世（William V,Prince of Orange,1751-1795年在位）被推翻，荷蘭新政權與法國簽訂了防務條約。

  這表明法國正在威脅均勢體系，小皮特於是放棄了英法關係緩和的政策，而開始尋求反法的盟友，普魯士成為英國爭取的對象。1786年，腓特烈·威廉（Friedrich WilhelmⅡ,1786-1797年在位）繼位，他是威廉五世的姻兄，腓特烈·威廉對他的妹妹、威廉的妻子在荷蘭的遭遇甚感不平，於是企圖幫助威廉五世恢復其地位。小皮特決定站在普魯士一邊，稱維持英、普聯盟關係，是維護歐洲和平的重要保證，也是「我們大陸體系的關鍵」。1787年9月，腓特烈·威廉入侵荷蘭，英國海軍也出現在荷蘭水域，英、普的聯合干預取得成功，奧倫治家族重返海牙。1788年6月，英、普與奧倫治統治的荷蘭簽訂同盟條約，通過荷蘭事件，英國重新尋找盟友的目標實現了，英國的影響力也開始恢復。

  海外問題很容易造成英國與其他殖民國家之間的矛盾。1789年夏，西班牙扣押了幾艘進入西屬美洲盧德卡松德（Nootka Sound）的英國船隻，英國決定採取強硬政策。議會撥出100萬鎊軍費，英國的盟友荷蘭也派出軍艦介入糾紛，戰爭有一觸即發之勢。西班牙起初比較強硬，但由於得不到法國的支持，最終被迫退讓。不過在與俄國的鬥爭中英國卻沒有占上風。俄國在與土耳其的戰爭中兼併了奧佐可夫要塞，小皮特擔心俄國會通過黑海進入南歐和地中海，因此決定遏制俄國。但英國的努力並未成功，一部分原因是，英國在東歐沒有實力強大的反俄盟友，普魯士的政策千變萬化，奧地利的態度搖擺不定，而瑞典剛剛結束了與俄國之間的戰爭。實際上，正如一些歷史學家指出的那樣，英國的力量主要依靠海軍，但在針對陸上強國的鬥爭中，海軍沒有太大價值。並且，小皮特得不到國內的支持，「整個國家的人都在告訴皮特先生說他們不願意進行戰爭」。小皮特於是放棄了對俄強硬的外交政策。

  其實就在這個時候，英國的注意力越來越被法國所吸引。法國大革命爆發後，均勢體系受到威脅，英國政治家認為革命將沉重地打擊法國，因此在短時期內法國不再是危險的國家。但是英國政府沒有意識到，一個共和的法蘭西比貴族的法蘭西威脅更大，而英國輿論又普遍認為，法國革命是進步的，應該予以同情。在這種氛圍下，英國政府決定執行不偏不倚的中立政策。當路易十六與王后逃跑的事件發生時，奧皇希望喬治三世與其他君王一起，共同解救法王，但被喬治三世拒絕。其實，在英國人眼裡，維持歐洲均勢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出發點，而現在的威脅來自俄、奧、普瓜分波蘭，以及俄國侵略土耳其。換句話說，威脅歐洲均勢的主要是俄國，而不是正處於內亂之中的法國，所以，俄國才是干涉的對象。

  英國果真是這樣做的，它盡力彌合奧、普矛盾，以免有一方倒向俄國。自奧地利王位戰爭以來，普、奧就一直進行激烈鬥爭。1790年，普魯士提出要求，要奧地利停止對土耳其的戰爭，並將加利西亞割讓給波蘭。奧皇不願退讓，便開始做戰爭準備。普魯士則期望得到英國的幫助，壓奧地利接受要求，並且一旦需要，也打算同奧地利開戰。英國則企圖維持普、奧和平關係，在萊亨巴赫會議上，英國表示不會在軍事上援助普魯士，但要求奧地利放棄它所占領的土耳其領土，並退出對土戰爭；只有在此條件下，英、荷、普才願意幫助奧地利恢復它在比利時的統治。協商的結果是奧、土停戰，英、普表示協助奧地利恢復對比利時的統治。《萊亨巴赫協定》是小皮特重要的外交成就，它制止了普、奧爭鬥，促使這兩個國家接近，通過維持中歐兩個強國的和解共存，保持了歐洲的均勢。

  但法國大革命開始衝擊歐洲均勢體系。路易十六出逃失敗後，法國革命政府要求奧地利停止支持法王的活動，不再敵視法國革命。奧地利拒絕，法國於是在1792年4月對奧宣戰。瓦爾密大捷後，法軍節節推進，占領了薩瓦、萊茵河左岸、奧屬尼德蘭等地。在軍事勝利的鼓舞下，國民公會逐漸突破了早先的謹慎政策，宣布「向一切要求恢復自由的民族提供兄弟般的援助，並責成政府命令所有將軍援助這些民族和保護那些為自由事業而受到或可能受到迫害的公民」，隨即將薩瓦、比利時、萊茵地區等併入法國。法國的擴張打破了歐洲的均勢，英國從不干涉轉入反對。英國外交部不給革命政府委派的外交官以正式地位，小皮特在會見法國外交官時警告說：法國對荷蘭的侵略意味著戰爭。小皮特其實對法國革命十分反感，他在一份文件中發出這樣的指示：「在所有時刻，你都要謹慎地宣稱英國政府確信世襲君主制應該得到承認，路易十七應該是合法的統治者。"1792年12月31日，英國外交大臣給法國外交大臣發出信件，對法國侵犯奧屬尼德蘭提出抗議。法國的回信態度強硬；1793年2月1日法國向英國宣戰，英法兩國再次進入戰爭。

  英法開戰後，小皮特的首要目標是爭取足夠的盟友。由於早先在《萊亨巴赫協定》中已促成普、奧和解，二者均成為英國的盟友。小皮特還同俄國、撒丁、那不勒斯等締結共同行動條約，答應給這些國家巨額補助金。但補助金不能買到真正的團結，參與同盟的各國都心懷鬼胎。中東歐國家想從波蘭得到好處，俄國在反法戰爭中立場最溫和，普、奧雖竭力與法國作戰，但兩國都對波蘭存有野心，並且因此而互相猜疑。撒丁在拿到補助金後卻不肯履約。各國都希望其他國家多做貢獻，而自己儘可能少盡義務。結果在法國的進攻面前，小盟國漸次退出，大國則缺少團結而只關心自己的利益。比如普魯士一面鎮壓波蘭的反抗，一面積極要求英國的補助，暗示如果拿不到補助金，普魯士將召回在萊茵地區的所有軍隊。英國希望盟國能分擔財政負擔，要求荷、奧各分擔對普魯士援助的1/5，甚至俄國也分擔1/5.但由於法軍挺進荷蘭，英國被迫答應了普魯士的要求，普魯士則答應提供6.24萬人參加作戰。

  此舉開了一個壞先例：英國起初只向小國提供補助金，現在卻要為像普魯士這樣的大國提供補助金，而這些國家有可能像撒丁那樣，拿了補助金卻不履行承諾。而實際情況又恰恰如此，普魯士在拿到補助金後，藉口波蘭發生暴亂而不肯在萊茵地區行動，英國於是停止向其提供後期補助。作為回應，普魯士與法國簽訂停戰協定。在奧地利方面，英國答應提供補助金，奧地利則承諾在德意志維持12萬人的軍隊。和普魯士一樣，奧地利要求得到更多的援助，但回報卻微不足道，奧地利擔心俄國對波蘭心懷不軌，因此在對法國的軍事行動上作戰不力，結果奧屬尼德蘭被併入法國，荷蘭也與法國簽訂了同盟條約。在俄國方面，英國給俄國送了厚禮，俄國則答應支援英國皇家海軍，但俄國不肯向歐洲西部派出軍隊，英國的如意算盤落空了。

  關於反法戰爭失敗，英國認為中東歐國家鼠目寸光，這是失敗的主要原因，但俄、普、奧指責英國在戰爭中半心半意，它只願意出錢，而不願犧牲英國的士兵。約克公爵率領的遠征軍人數很少，在奧地利答應派出12萬軍士後，英國遠征軍卻撤回英國了。外交大臣格倫維爾曾說，「向外國軍隊支付金錢比讓我們的年輕人離開耕犁與織布機更為便宜，也更具有策略。（否則）不僅我們的工業會陷入停滯，還會抽乾我們這個島國的人力，降低我們的天然力量。」在工業革命快速進展的背景下，英國政府不願意戰爭干擾經濟的發展。所以，包括英國在內的同盟國相互之間鉤心斗角，第一次反法聯盟失敗了。

  在隨後的20年時間裡，英國又組織了六次反法聯盟，但同盟國的鉤心斗角並無改變，英國試圖抑制法國，恢復歐洲均勢的目標很難實現。但托利黨的海外殖民政策卻取得很大進展：1794年，英國從法國手裡奪取馬提尼克島、聖露西亞和多巴哥，1795年又從法國占領下的荷蘭手中奪取錫蘭和好望角，1797年從西班牙那裡奪取特立尼達。

  拿破崙掌權後，英法爭奪更為激烈。雖然拿破崙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但法國的人力物力損耗很大，而遠征莫斯科的行動則拉開了拿破崙失敗的序幕。1813年，號稱「民族之戰」的萊比錫戰役將拿破崙打回萊茵河西岸，此後戰火燒向法國本土。而當反法戰爭轉變成瓜分拿破崙帝國的遺產時，同盟內部的鬥爭變得一發不可收拾。實際上，拿破崙在戰爭中的成就，一方面與他的軍事天才有關，但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同盟國內部的不團結造成的，如果同盟國齊心協力地進行戰爭，拿破崙拿不到那麼多的勝利。在反法戰爭中，每個盟友都擔心自己是在為別人火中取栗，無窮的猜疑讓各國都縮手縮腳、謹慎觀望，自然就難以對付拿破崙的凌厲攻勢。而同盟國打進法國後，分歧立刻又出現了，俄、普希望徹底推翻波拿巴王朝，而對奧地利來說，由於奧國公主是拿破崙的皇后，拿破崙之子因此是奧皇的外孫，奧國於是希望建立由皇后路易莎為首的攝政政權。同時，俄、普在波蘭和薩克森問題上矛盾重重，徹底打敗拿破崙的軍事決策再次顯得搖擺不定。

  此時，卡斯爾雷子爵（Viscount of Castlereagh）是英國的外交大臣，他是小皮特去世後英國政治的中心人物。在首相珀西瓦爾遇刺身亡後，卡斯爾雷同時兼任下院領袖一職，這使他能夠更加自由地處理外交事務。卡斯爾雷外交的首要目的是將小皮特的聯盟變得有效率，也就是說，英國不僅需要有足夠多的盟友，更重要的是盟友之間應該團結。在拿破崙的敗局已定時，卡斯爾雷前往歐洲大陸參加和談，當時他主要有兩個目標：一是保證英國的絕對海洋優勢，二是重新建立歐洲均勢。在奧地利首相梅特涅的支持下，英國的海洋地位獲列強承認。至於第二個目標，卡斯爾雷的思路是加強中歐（普、奧）、抵制兩極（法、俄）。就當前局面而言，法國不再是威脅的來源，因此卡斯爾雷提出：如果法國退回到波旁統治時期的邊界之內，拿破崙便可繼續統治法國。這就形成了對法國寬宏大量的解決方案：1814年的第一次《巴黎和約》為法國保留了1792年1月1日以前的疆界，法國不用賠款、也不用割地，甚至可以不被軍事占領。普魯士和其他一些國家要求肢解法國，英國則一一否決。但法國畢竟是一個大國，有威脅歐洲均勢的可能性，因此卡斯爾雷的方案中也有限制法國的內容：他設想構建一個有效期長達20年的歐洲同盟，用來監督法國，並由英國提供財政援助。他主張在法國邊境上建立一些緩衝國或看守國，每一個緩衝國後面都有一個歐洲強國作後盾，例如萊茵河流域各公國統一起來，接受普魯士領導，熱那亞併入皮埃蒙特，奧地利取得對倫巴第和威尼斯的統治，從而阻斷法軍由沿海進入義大利的線路。英國對低地國家的安排，更是英國外交的重大勝利，卡斯爾雷曾說，「把這個地區留在法國人手中，就等於在不列顛的頭上永久架設一座戰爭機器」。經過談判，先前的奧屬尼德蘭與荷蘭統一，並處在英國的影響下，這樣，法國通往北方的路線就被堵塞了。

  卡斯爾雷將限制俄國作為主要目標。拿破崙失敗後，俄國取代法國成為歐洲大陸的軍事強國，其擴張意圖也開始膨脹，沙皇希望兼併華沙大公國，進一步擴大俄國版圖。卡斯爾雷不同意俄國的要求，他主張加強普、奧兩國的力量，認為一個強大的中歐不僅可以抵禦法國，也是阻擋俄國擴張的屏障。但普魯士要求得到整個薩克森，奧地利則對此疑心重重。卡斯爾雷做了大量工作，奧地利最終同意普魯士得到薩克森五分之二的土地。由於普、奧矛盾太大，卡斯爾雷企圖讓兩國聯手對抗俄國的設想失敗了，這使他感到非常失望。

  卡斯爾雷在英國外交史上的形象長期以來是負面的，基辛格曾經說：「他沒有留下任何遺產；也沒有任何一位英國政治家把卡斯爾雷當作可資借鑑的典範。」為了維護反動的封建統治體制，他經常犧牲弱小國家的利益，這與19世紀追求「進步」的潮流、與歐洲民族主義高漲的潮流背道而馳。儘管他參與構建的維也納體系讓英國得到最大的利益，許多人卻把他看作是反動力量的代表。在外交方面，他給英國留下的遺產是通過「會議體系」（Congress System）解決問題，這種思想對19世紀甚至其後的英國外交產生了深遠影響。戰爭結束後，他認為英國應該繼續與盟國維持密切關係，聯盟的團結就是英國的最大利益。《維也納和約》標誌著一個舊時代的結束，在19世紀新的時代里，英國將在全世界外交舞台上扮演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