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英法角逐

  1714年8月1日安妮女王去世，斯圖亞特王朝就此告終。根據1701年的《王位繼承法》，王位由信奉新教的漢諾瓦選帝侯喬治·路易斯（George Lewis）繼承。1714年9月18日喬治一行在格林威治登陸，隨後繼任英國國王，稱喬治一世，開始了漢諾瓦王朝在英國的統治。隨著漢諾瓦王朝的建立，輝格党進入一個長期執政的時期，自1714-1761年該派一直執掌大權，在政治上處於明顯的優勢地位；托利黨則「為一種不熱心的詹姆士主義所牽累，他們不願為這種信條而奮鬥或犧牲，卻被它阻住而不能成為漢諾瓦政權的行政人員」。1715年「老僭位者」的叛亂和1745年「小僭位者」的叛亂使托利黨的政治影響大為受挫，托利黨鄉紳被迫退居鄉間。在輝格黨當政的幾十年間，儘管托利黨當中仍有少數人作為各郡代表出席議會，卻「從來沒有成為有力的反對黨」，未能對輝格黨的優勢構成挑戰。

  輝格黨長期執政，英國國內政局總體穩定，但對外政策經歷了明顯變化。大致說來，1714-1739年為第一個階段，其主要特點是用和平方式追求英國政府的對外目標，和平本身甚至也成為英國的目標；後一階段始自1740年，至1763年左右結束，此時，英法爭奪再次展開，以「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1740-1748年）與「七年戰爭」（1756-1763年）為標誌，戰爭成為這一階段的顯著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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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漢諾瓦王朝繼位之初，英國面臨的外部形勢並不樂觀，與威廉三世和安妮女王時期的「大同盟」陣營相比，此時的英國幾乎沒有朋友，處境較為孤立，昔日的盟友奧地利和荷蘭因當年托利黨背著他們單獨與法國媾和而心存不滿；西班牙則由於英國占領直布羅陀和梅諾卡島並插手西班牙美洲帝國的貿易而懷恨在心；法國繼續支持詹姆士黨人，斯圖亞特王朝復辟的威脅依然存在。為恢復與荷蘭及神聖羅馬帝國的結盟關係，1716年2月和5月，輝格黨政府先後與荷蘭及奧地利簽訂協定，重修舊好。此外，因漢諾瓦王朝入主英國，英國在其傳統的對外目標——保護英國貿易與維持歐洲均勢——之外，又面對一項新任務：維護漢諾瓦選帝侯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後面這個因素影響了喬治一世統治初期的英國外交取向。

  喬治一世繼位時，始自1700年的「北方大戰」仍在持續，以俄國為首的「北方同盟」在戰爭中日益占有優勢，同盟陣營也在擴大。1715年，普魯士和漢諾瓦加入同盟，當時，喬治加入北方同盟對瑞典作戰，其直接目的是為漢諾瓦奪取原屬瑞典、後為丹麥兼併的不萊梅（Bremen）和費爾登（Verden）。不難看出，喬治一世此舉顯然是藉助英國的資源為漢諾瓦服務，而俄國等「北方同盟」國家之所以願意與區區漢諾瓦結盟，也無非是看中了喬治身兼英國國王，同盟可以利用英國的海上力量而取得對瑞典的優勢而已。

  事實上，漢諾瓦王朝的前兩任國王都曾因動用英國軍隊為漢諾瓦利益服務而遭到許多英國人的詬病。漢諾瓦對瑞典開戰後，1715-1718年間，英國先後四次向北歐地區派遣艦隊，表面上是保護受瑞典威脅的英俄貿易，實則每次都參加了與丹麥海軍聯合展開的針對瑞典的軍事行動。在喬治一世的首屆政府中，負責外交事務的兩位國務大臣是分別擔任南方事務大臣（Secretary of State for the Southern Department）的詹姆士·斯坦霍普和擔任北方事務大臣的湯森德，其中，被賀拉斯·沃爾波爾（Horace Walpole）稱為「外交事務天才」的斯坦霍普因熟悉歐洲大陸事務且外交經驗豐富，很快得到喬治一世的信任，成為英國外交的核心人物。

  本來，輝格黨曾有意重新回到反法立場上，但由於喬治一世將關注重點放在與漢諾瓦有關的波羅的海事務上，因此願意與法國維持和好局面，以便騰出手來專心應付北方事務。恰巧，1715年9月路易十四去世，路易十五繼位，由奧爾良公爵出任法國攝政。而曾在《烏得勒支和約》中宣布放棄法國王位的西班牙國王菲利普五世，此時卻不顧自己的承諾，覬覦法國攝政一職。奧爾良公爵對此十分警惕，同時也為了避免再次捲入戰爭，他認為應該與英國達成和解。這種情況讓喬治一世頗為得意，他認為如果能夠很好地利用，就既可以消除來自法國方面的對英國王位的威脅，又能使西歐國家保持中立，讓他本人放心地將注意力集中於北方事務。斯坦霍普也被局勢的變化所吸引，他想藉此施展自己的外交才能，他甚至以「歐洲仲裁者」的角色自詡，力圖在英國與其他大國間建立友好關係，由此構築一個和平體系，確保英國新教王權世系的安全。

  1716年夏，斯坦霍普隨喬治一世前往漢諾瓦，其間與法國的迪布瓦（AbbéDubois）秘密會談；1716年11月英法簽訂條約，承諾雙方共同保證《烏得勒支和約》的條款不受破壞，從而達成和解。在斯坦霍普的勸說下，荷蘭於1717年1月加入該條約，由此形成所謂「三國同盟」（Triple Alliance），同盟的宗旨是確保《烏得勒支和約》各項解決辦法的有效性，在此後14年裡，該同盟成為「英國外交的支柱」。

  「三國同盟」是英國外交政策方面的一次重大轉向，為穩固漢諾瓦王朝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但斯坦霍普的做法及喬治一世的北方政策在英國政府內部引起嚴重的分歧，最終導致政府成員發生重大調整。在當時英國政府中，除斯坦霍普和湯森德外，還有兩位重要成員即桑德蘭和羅伯特·沃爾波爾，其中，沃爾波爾和湯森德是姻親關係，政治見解也一致，他們對派遣英國海軍到波羅的海執行任務十分反感，而斯坦霍普的和解條約，在他們看來則太過倉促。於是二人採取拖延戰術阻止條約批准，此舉令喬治一世十分不滿。加之桑德蘭利用國王與王儲之間的不和挑撥離間，誘使斯坦霍普和他一起在國王面前攻擊湯森德和沃爾波爾。1716年12月喬治一世解除湯森德的國務大臣之職，改授其愛爾蘭總督一職，1717年4月9日又解除其愛爾蘭總督一職；次日，財政大臣羅伯特·沃爾波爾主動請辭，以示與湯森德共進退。湯森德和沃爾波爾去職後，桑德蘭接替湯森德出任國務大臣，斯坦霍普出任首席財政大臣。在對外政策方面，斯坦霍普終於可以放手實現自己的目標了，他仍希望以英法條約為基礎構築一個外交體系，為此把下一個勸說的目標對準奧地利。1718年8月，英、法、奧簽訂條約，三國同盟變成了「四國同盟」（Quadruple Alliance).

  斯坦霍普的同盟體系很快遭到西班牙的挑戰。1717年夏，菲利普五世派軍隊入侵奧地利控制的義大利薩丁地區，次年又對西西里展開行動，從而構成了對《烏得勒支和約》體系的威脅。英法迅速做出反應，1718年11月，一支英國艦隊在帕薩羅角（Cape Passaro）附近摧毀西班牙艦隊；隨後英法及奧地利等國在伊比利亞、地中海對抗西軍，西軍屢遭敗績。1719年，英國還挫敗了西班牙企圖支持「老僭位者」復辟的行動。1720年菲利普五世被迫同意加入「四國同盟」。1721年，交戰各方與西班牙籤訂《馬德里條約》（Treaties of Madrid），條約重新肯定了《烏得勒支和約》體系，唯一的變動是將西西里從薩伏依家族手中轉歸奧地利，奧地利則把薩丁交由薩伏依統治。歐洲的和平暫時得以維持，斯坦霍普針對西歐地區的外交努力也終於獲得成功。

  在北方波羅的海地區，瑞典國王查理十二世於1718年陣亡，其妹烏利里·埃利奧諾拉（Ulrica Eleanor）繼位，瑞典的對外政策轉向親英。1719年斯坦霍普派遣卡特里特爵士赴斯德哥爾摩開展外交活動，同時派一支英國艦隊到波羅的海，意在遏制俄方的擴張。經卡特里特的努力，1720年2月英國與瑞典簽訂聯合防禦條約，其中規定，在戰爭中英方派軍艦幫助瑞典並提供津貼，但同時又強調「給予幫助，並不意味著英國對俄直接宣戰」，從而為英方行動留下餘地。

  但不久，隨著「南海泡沫」事件的發生，危機很快降臨到斯坦霍普政府頭上。南海公司表面上是一家貿易壟斷公司，實際卻是一家金融公司。1720年，南海公司提出承包國債計劃，被政府接受，公司於是大量發行股票並使用各種方法引誘人們購買。為獲取巨利，公眾紛紛搶購該公司股票，南海公司的股票價格一路攀升，到1720年7月，票面價值為100鎊的股票已飆升至1000多鎊的交易價；隨後，一些大投資者開始拋售股票以兌取現利，股市風暴隨之來臨，許多人傾家蕩產，南海公司製造的「南海泡沫」終於破滅。南海事件的發生，政府作為公司的支持者難逃其咎，而當人們得知包括桑德蘭在內的政府大臣曾接受南海公司的賄賂時，斯坦霍普-桑德蘭政府更是威信掃地。此時，以理財見長的羅伯特·沃爾波爾再度進入人們的視野，1720年秋，沃爾波爾受命收拾殘局，很快取得成效。次年4月沃爾波爾被任命為財政大臣，開始了長達20年的執政歷程。在任期間，沃爾波爾充分發揮財政方面的卓越才能，通過運用適當的財政政策如減征土地稅、建立償債基金、改革關稅、鼓勵出口等，使英國的經濟得以穩步增長。據統計，1720-1740年間，英國的國內經濟總水平提高了6.5%。經濟繁榮、社會穩定，成為沃爾波爾執政時期的突出特點。

  在對外事務方面，沃爾波爾起初並未直接介入，而是交由國務大臣們（主要是其姻兄湯森德）負責。但他在對外政策方面的基點是很明確的，他在執政之初就說：「沒有什麼比戰爭狀態對英國更致命，只要戰爭持續，它就只會給我們帶來損失，而戰爭結束時，我們也不會有所得。」可見，沃爾波爾的對外政策是儘可能避免戰爭，維持和平的外部環境，如他所宣稱：「我過去一直是今後還將是和平的擁護者，我以這樣的觀點而自豪。」

  沃爾波爾的對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與其對內政策緊密聯繫，他要使對外政策服從於對內政策。在沃爾波爾看來，英國的王位問題需要它與法國和西班牙實行和解，沒有這些國家承認，漢諾瓦王朝就不可能站穩。在國內政治方面，他力圖爭取托利黨對漢諾瓦王朝的忠誠，而這也需要盡力避免對外戰爭，以安撫托利黨。作為鄉紳家庭出身的政治家，沃爾波爾對戰爭帶給土地階級的沉重負擔印象深刻，對托利黨的和平政策深表理解，從穩定國內政治的需要出發，沃爾波爾感到應儘量避免戰爭，以降低乃至取消土地稅。如喬治·馬爾科姆·湯姆森所說：「最重要的一條，是他決心使英國在和平環境中繁榮起來。作為一名鄉紳，作為曾在『土地稅』下呻吟，並通過發泄不滿而幫助打倒馬爾博羅的那些人之一，他並非徒具其名。如果英國處於和平環境中，他就能把那些有勢力的人從托利黨方面爭取到輝格黨方面來；其實他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做到了這一點。因此，必須謀求同法國和西班牙建立友好的關係。」除此之外，沃爾波爾還希望和平能夠為英國工商業的發展尤其是對外貿易的發展創造機遇，由此為英國經濟帶來真正的繁榮。

  1725年以後沃爾波爾開始關注對外事務，是年，西班牙與奧地利簽訂《維也納和約》（Treaty of Vienna）。根據條約，西班牙答應給奧地利的「奧斯坦德東印度公司」（Ostend East India Company）在南美從事商業活動的權利，奧地利則答應幫助西班牙收復被英國占領的直布羅陀和梅諾卡島。英國的利益因此而受到直接挑戰。負責外交事務的湯森德於是著手建立相應的同盟體系，通過同年簽訂的《漢諾瓦條約》（Treaty of Hanover），將英國、漢諾瓦、法國、普魯士等組成一個同盟，荷蘭、瑞典和丹麥也隨後加入。湯森德組織的同盟矛頭直指奧地利，顯然加劇了歐洲的緊張局勢，這是沃爾波爾所不願看到的；此外，《漢諾瓦條約》中的一些條款也讓沃爾波爾感到不滿；1727年2月西班牙軍隊包圍直布羅陀，一場歐洲戰爭似乎不可避免。這些都讓沃爾波爾感到自己有必要直接干預外交事務，而不讓湯森德全權處理。面對奧、西同盟，沃爾波爾採取了收買西班牙的做法，而不是孤立奧地利。1729年，他背著湯森德與西班牙籤訂《塞維亞條約》（Treaty of Seville）；湯森德深為不滿，於1730年5月辭去國務大臣之職，由紐卡斯爾公爵接替，沃爾波爾遂成為外交政策的實際掌控者。隨後，沃爾波爾一反湯森德的做法，通過與奧地利簽訂《維也納和約》（1731年），恢復英奧之間的傳統友好關係。根據該約，查理六世同意限制奧斯坦德公司的活動，作為回報，英國承諾在查理六世去世之後，支持其女瑪麗亞·特蕾西亞（Maria Theresa）繼承哈布斯堡王朝的全部遺產。至此，由奧西同盟帶來的戰爭威脅被解除，英國與西班牙、奧地利實現了和解。

  在對法關係方面，沃爾波爾本想維持同法國的同盟關係，但隨著路易十五成年、王位得到鞏固，法國的態度出現微妙變化。1730年，法國違反《烏得勒支和約》，在敦刻爾克構築防禦工事，而奧英之間的《維也納和約》也被法國視為助長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野心。更讓沃爾波爾不安的是，1733年，法國和西班牙結束了自1715年以來因王位之爭而形成的對立，簽訂了「第一個家族協定」（First Family Compact），隨後雙方聯合參與「波蘭王位繼承戰爭」（1733-1735年），波旁王朝與哈布斯堡王朝再次形成對立，歐洲又一次被拖進一場列強爭霸的戰爭。

  根據1731年《維也納和約》，英國有義務對奧地利提供支持，但沃爾波爾對此卻全然不顧，他希望盡力避免英國捲入戰爭。喬治二世和卡羅琳王后（Queen Caroline）曾表示希望看到英國參戰，但沃爾波爾不為所動。他後來對卡羅琳王后誇口說：「夫人，這一年歐洲有五萬人遭殺戮，而其中沒有一個英國人。」

  但沃爾波爾的和平政策很快受阻：一方面，一批沒有經歷過戰爭磨難的新一代人已經長成，這些人把戰爭視為一種榮耀；另一方面，在有關西班牙殖民地貿易的問題上，沃爾波爾的妥協政策受到各方面力量的指責。早在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結束時，根據《烏得勒支和約》規定，西班牙允許英國向西屬西印度群島出售奴隸，具體做法是英國每年可以運送一船奴隸去販賣。不過，由於奴隸買賣的利潤可觀，英國商人大量從事走私活動。據統計，1713-1731年間，西班牙殖民當局截獲英國走私船達180艘；此後西班牙的攔截行動一度停止，但從1737年起又恢復，英國商人與西班牙殖民當局的矛盾迅速激化。1738年3月，一位叫詹金斯的船長出現在英國議會下院，聲稱他的船在1731年遭西班牙搶劫，他本人還被綁在桅杆上，並被割去一隻耳朵。詹金斯的說法在英國引起強烈的反西情緒，憤怒的火焰越燒越旺。

  而沃爾波爾卻在考慮如何與西班牙達成和解，以平息事態。1739年初，英西兩國簽訂《帕多公約》，但公約條款遭南海公司抵制，而西班牙則以暫停英國對西屬殖民地販運黑奴的權利作為回應。與此同時，英國國內反對派大肆煽動公眾情緒，攻擊《帕多公約》;沃爾波爾的妥協政策走到了盡頭。如邱吉爾所說：「整個國家對他厭煩了，不重視這種缺乏生機、平靜的繁榮。商業財富迅速增加，貿易數字急劇上升，但全國仍不滿意。國內似乎缺少些東西……。英國民族的剛強性格和冒險精神在拖沓而缺乏生氣的政府統治下受到壓抑，尋找著發泄口。」不久，沃爾波爾被迫向國內的戰爭情緒讓步，1739年10月19日英國向西班牙宣戰，「詹金斯耳朵之戰」由此開始。喬治·馬爾科姆·湯姆森說：沃爾波爾「使英國處於和平環境中差不多有二十年之久。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最後他還是失敗了」。

  沃爾波爾政府對戰爭局面準備不足，戰爭連連失利。讓沃爾波爾更加傷腦筋的是，英西戰爭開始後不久，1740年，歐洲圍繞奧地利王位繼承問題的戰爭序幕又拉開了，英西戰爭也由此匯入「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至此，以和平為基調的沃爾波爾時代結束了，取而代之的是「皮特時代」。新的時代自1740年起至1763年「七年戰爭」結束為止，其間，除1748年之後若干年的短暫間歇外，英國相繼在歐洲大陸和亞、非、美洲與法國展開爭奪，戰爭成為這一時期的顯著特點。

  「極度厭惡戰爭」的沃爾波爾在首相位置上又支撐了一年多，1742年2月他辭職而去。在短暫執政的威爾明頓伯爵（Earl of Wilmington）政府中執掌實權並具體負責外交事務的是約翰·卡特里特，他在斯坦霍普桑德蘭時期就嶄露頭角。卡特里特上任伊始就迅速採取措施，一方面，他增加了對奧地利的資金補助，另一方面又派遣一支聯合部隊赴歐洲大陸，這支軍隊在1743年的代廷根（Dettingen）之戰中戰勝了法國。大致說來，卡特里特的對外政策有如下特點：首先，他認識到法國是英國最主要的競爭對手，這使他的外交路線與沃爾波爾力主與法國和解的思想形成鮮明對比；其次，作為喬治二世的親信，卡特里特深知在國王的心目中，漢諾瓦選侯國比不列顛王國更重要，因此，維護國王在德意志的利益，遂成為卡特里特對外政策的一大重點。順便指出，卡特里特儘管才華出眾，但他對於議會政治的看法卻停留在傳統的認識框架內，且素來抱輕蔑態度。在他看來，國王的信任最重要，議會的態度可以不顧，他有一句名言：「只要有國王站在某人這一邊，他便可以無視一切。」卡特里特的對外政策還有一個特點，那就是對海外殖民地不感興趣，其注意力始終集中在歐洲大陸，他專注於通過構建聯盟體系對抗法國，維繫大陸的勢力均衡，並盡力維護漢諾瓦的利益。

  不久，議會出現了反卡特里特的勢力，為首的是威廉·皮特。皮特於1708年出生於倫敦一個富商家庭，1735年通過著名的衰敗選區「老薩勒姆」進入議會，不久即以反沃爾波爾立場聞名，在他周圍逐漸聚集起一批政界人物，被稱為「小愛國者」。卡特里特掌權後，皮特再次成為反對派並且扮演同樣角色，這一次，反對派主要攻擊政府的歐洲戰爭政策，在他們看來，「這是可恥而不負責任地屈從漢諾瓦王朝的權勢」。皮特抨擊政府為漢諾瓦王國撥款建立軍隊，引起喬治二世對他的極度反感。皮特認為，英國的國家利益不在歐洲大陸，而在海外的商業利益和殖民地方面，他認為英國應該放棄在大陸的軍事行動，將戰爭完全集中於海上和殖民地。但他後來意識到這一主張與卡特里特那種完全將注意力集中於歐洲大陸的主張同樣有失偏頗，這是因為，「如果不在新大陸、東方和歐洲同時打垮法國」，它勢必會東山再起。因此，英國要想在與法國的競爭中贏得徹底勝利，唯有在新大陸、東方和歐洲同時打垮法國。

  1743年夏，威爾明頓去世，紐卡斯爾公爵的弟弟亨利·佩勒姆繼任首席財政大臣之職。1744年10月，實力雄厚的佩勒姆兄弟以辭職相要挾，迫使喬治二世將卡特里特解職。此後，除1756年11月至1757年7月短短的幾個月由德文郡公爵出掌政府外，佩勒姆兄弟相繼出任首相，兄弟二人把持英國政府近20年。亨利·佩勒姆掌權後的最初幾年，國內外形勢同樣不樂觀。首先是國王不高興，因此得不到國王支持。其次，1744年，法國相繼對英國、漢諾瓦和奧地利宣戰，歐洲大陸的戰爭形勢非常不利。更糟的是，1745年7月「小僭位者」查理·愛德華在蘇格蘭登陸，一度率軍打到英格蘭中部，只是到了次年的4月，才被坎伯蘭公爵統率的政府軍擊潰。然而利用這次危機，1746年2月，佩勒姆兄弟又一次向國王攤牌，他們要求讓皮特出任戰爭大臣，否則就辭職。出於對皮特的不滿，喬治二世不肯讓皮特出任戰爭大臣，而只給了他主計大臣一職。經過這次較量，喬治二世不得不承認佩勒姆的政治實力，佩勒姆政權總算穩定下來。

  一旦地位穩固，佩勒姆就開始考慮如何從奧地利王位繼承戰爭中擺脫出來。佩勒姆受沃爾波爾的影響很深，他關注戰爭給國家帶來的財政負擔。據統計，1739年英國的國債總額約為4700萬鎊，到1748年已上升到7600多萬鎊，從減輕國家的財政負擔出發，佩勒姆希望能儘快結束戰爭。但皮特等人則主張減少在大陸的軍事行動，把更多注意力集中到北美和西印度群島，與法國展開殖民爭奪。他們力促政府派軍進攻加拿大的魁北克，但遭到佩勒姆拒絕；佩勒姆甚至認為英軍奪取路易斯堡（Louisbourg）是和談的絆腳石，公開表示不滿。

  和談在1746年即已開始，到1748年1月，英、荷與法國締結《亞琛和約》（Treaty of Aachen），戰爭其他各方也先後加入。根據條約，瑪麗亞·特蕾西亞的繼承權得到承認，但奧地利被迫將西里西亞割讓給普魯士，並將義大利領地中的若干地區割讓給西班牙和撒丁；法國歸還在尼德蘭占領的地區，並將印度的馬德拉斯和美洲的某些地區交給英國，同時承認漢諾瓦王朝的合法性。英國則將路易斯堡等地歸還法國，但從西班牙獲得允許，將向西屬美洲販賣黑奴的權利延長至1750年。顯然，和約沒有解決問題，法、西、英三國相互對立的局面依然存在，而普、奧之間的爭奪則埋藏著未來激烈爭奪的禍種。從這個意義上說，和約只帶來暫時的和平，它只是一個停戰協定而已。

  在隨之而來的和平時期，英法在殖民地的衝突幾乎未曾停息，但佩勒姆兄弟在這個問題上認識不清。佩勒姆因急於擺脫財政困難，便竭力推行財政緊縮政策，為此將陸軍從戰時的5萬人裁減至不足1.9萬人，水手從5.1萬人裁減至1萬人，政府的年度開支也從1200萬鎊降至700萬鎊。紐卡斯爾公爵雖然對法國存有戒心，但他更多地還是把歐洲大陸視為英法爭奪的重心，為此他力圖維繫英國與奧地利的傳統結盟關係。1754年3月佩勒姆去世，紐卡斯爾公爵繼任首相，此時英法公開衝突已迫在眉睫，對此，紐卡斯爾首先考慮的是如何保護漢諾瓦王國的安全問題，繼而則忙亂地在歐洲尋找合適的盟友。

  佩勒姆和紐卡斯爾的做法屢受威廉·皮特指責，皮特自1746年進入政府，但作為其中的次要角色，無法影響政府決策。對此，他的策略是攻擊政府，儘管他自己也是政府的成員。他反對佩勒姆縮減海軍的做法，指出這種做法與英法海外殖民爭奪的形勢相悖。1754年，英法在北美的爭奪已日趨激烈，而紐卡斯爾則對此處置不力，皮特於是抓住時機猛批政府；1755年，英法在北美等地已實際上處於戰爭狀態，雙方在歐洲的較量眼看著也難以避免，紐卡斯爾的反應竟然是首先考慮漢諾瓦的安全，這引起皮特的極度不滿。針對紐卡斯爾通過資金補貼為漢諾瓦王國在德意志諸邦中尋找同盟的做法，皮特予以嚴厲指責。這一次皮特不僅得罪了紐卡斯爾，同時也再次激怒喬治二世。1755年11月皮特被解除職務，離開了政府。

  皮特離開政府後，變得更加無拘無束，他對政府的攻擊也更加肆無忌憚，當時的形勢變化也在不斷為他提供口實。1756年1月，紐卡斯爾政府在屢次尋求與奧地利結盟遇挫後，轉而與普魯士簽訂《威斯敏斯特協定》（Convention of Westminster），英普之間結成同盟。而法奧則於1756年5月訂立協定，基本確立了同盟關係。至此，歐洲大國的傳統結盟關係發生徹底的變化，國際關係呈現新的格局，此即所謂的「外交革命」。皮特對英普聯盟予以譴責，儘管他當初在職時曾提醒紐卡斯爾不可輕視普魯士，並且強調：「如果沒有持久的和平，那麼英國和歐洲則勢難生存，而如果沒有普魯士的介入，那麼目前的聯盟則無力保持和平」；但他卻指責紐卡斯爾聯合普魯士的目的更多的是為了保護漢諾瓦的安全，而不是出於英國的國家利益考慮。皮特認為，可以任由漢諾瓦被對手占領，英國則應該集中力量在海外奪取法國的殖民地，待戰爭結束後，再以歐洲之外的收穫換取漢諾瓦的復國。

  1756年5月，法軍攻占地中海上的梅諾卡島，引起英國震動；同時，英軍攻打北美尼亞加拉堡的行動失敗，而8月奧斯威戈堡則被法軍占領。戰局不利迫使紐卡斯爾公爵在11月辭職，而皮特則等來了難得的機會。由於喬治二世的阻撓，皮特未能成為首相，而是在德文郡公爵為名義首腦的政府中出任國務大臣，成為實際上的政府首腦。據說，普魯士的腓特烈二世在得知皮特出任國務大臣時說道：「英國經過長時間的陣痛，終於產生了一個男子漢。」不過，由於得不到下院多數以及國王的支持，皮特-德文郡公爵政府僅僅維持了五個月之久。1757年4月皮特再次被解職，德文郡公爵政府隨即倒台。

  然而，早已聞名全國的皮特卻得到英國民眾的普遍歡迎，「英格蘭的城鎮和和市政機關向他表示深厚的感情和堅定的支持」。1757年6月，在經歷了幾個星期的政府空缺之後，皮特與紐卡斯爾公爵達成協議，由紐卡斯爾出任名義上的政府首腦，皮特則以國務大臣的身份，全權負責戰爭指導，「挑選所有的重要人物——海軍將領、陸軍將領、駐外大使——並支配戰爭戰略」。對此，詹森博士寫道「沃爾波爾是國王強加給人民的大臣，而皮特則是人民強加給國王的大臣」。

  與此前的戰爭不同，七年戰爭是一次超越歐洲範圍的較量，如邱吉爾所說，這是「第一次世界性戰爭」。在戰爭中，皮特表現出一位傑出政治家的氣度和才幹，也表現出卓越的世界性眼光。此時的皮特並未放棄對歐洲大陸的關注，他通過大力資助普魯士，達到牽製法國、分散其注意力的目的。邱吉爾指出：「皮特曾經猛烈地攻擊卡特里特的歐洲作戰方案，而此時他認識到，如果像他在40年代所主張的那樣，單純在海上和殖民地進行戰爭，就不會取得徹底勝利。如果不在新大陸、東方和歐洲同時打垮法國，她就會東山再起。」皮特為他的政策轉變辯護，他說形勢已發生根本變化，因此政策也應該做相應調整，在一場與法國展開較量的重大戰爭中，採取任何方法都是合理的。因此此時英國援助普魯士，便不再是為漢諾瓦效勞，而是從英國自身利益出發採取的必要之舉。

  英法殖民爭奪主要在三個地區展開：北美、西印度群島和印度。皮特的「政策極其簡單：消滅作為大國的法國；剪除它在海外的屬地，尤其是加勒比海的那些盛產食糖的島嶼；把它趕出印度；在加拿大取而代之。這是個十分龐大的計劃，只有天才人物……才能想到」。在北美，英國的主要目標是征服加拿大，皮特用海軍阻止法國從國內派出增援部隊，陸軍則一邊在路易斯堡牽製法軍，一邊兵分兩路，奪取魁北克和攻打法軍在大湖區及俄亥俄河等處的要塞。同時，又不斷派出海陸軍攻打法國占有的島嶼，從法國手中奪取其西印度群島屬地。在印度，皮特通過增援羅伯特·克萊武（Robert Clive），讓其放手行動，以摧毀法國在印度的勢力。

  1759年是勝利的一年：7月，英軍攻占西印度的產糖島嶼瓜德羅普；8月，英普聯軍在明登（Minden）大敗法軍；9月，詹姆士·沃爾夫（James Wolfe）率領的英軍奪取魁北克，而法國在地中海和英吉利海峽的兩支艦隊也先後被英國海軍擊潰。1760年，英軍攻占蒙特婁，法國在加拿大的勢力被徹底清除；次年，英軍攻占馬提尼克島，至此，「英國在北美和西印度戰場取得全面勝利」。同年，英軍奪取本地治理，英法在印度的較量也以英國的勝利告終。

  人們對皮特在戰爭中的作用有很多爭論，據說，皮特自己曾聲稱：「我確信，我可以拯救這個國家，別人誰也拯救不了。」邱吉爾對皮特的評價是：「自馬爾博羅以來，還沒有出現過這樣的人物。」保羅·蘭福德則認為：「皮特的崇拜者所編造的關於戰爭的完美無瑕的記錄也不是完全正確的。」斯佩克也提到，近來出現了一種貶低皮特其人及其成就的傾向。儘管對皮特在七年戰爭中的作用存在爭議，但有一點卻無可否認，那就是他指導英國打贏了這場戰爭，因此無愧於「偉大的戰爭大臣」這一稱號。

  有意思的是，戰爭的勝利反倒加速了皮特的垮台。正當皮特盤算著如何徹底挫敗法國，為英國贏得更多屬地之際，一股強大的反戰浪潮也迅速興起，一些人開始懷疑繼續戰爭是否明智，「因為英國已經奪取了超過自己的保衛能力的領土」；而且，戰爭帶來的消耗也必然加重人們的負擔，等等。皮特反駁說，若在法國被徹底打敗之前與之言和，英國就會重蹈當年《烏得勒支和約》的覆轍。但反對者不為所動。更糟的是，1760年喬治二世去世，其孫喬治三世繼位，新國王素來不喜歡皮特，並將皮特的戰爭稱為「血腥與昂貴的戰爭」，他和他的老師布特希望儘快與法國講和，以此擺脫皮特，並清除輝格黨的政治勢力。1761年10月，皮特在預見到西班牙終將參戰，並建議英國採取先發制人的行動時遭到拒絕後，他立即辭職，皮特的時代結束了。

  皮特去職不久，英國被迫向西班牙宣戰。很快，英軍便攻占了古巴的哈瓦那和菲律賓的馬尼拉，並將西班牙海軍從這些海域趕走。儘管英國在對外戰爭中不斷獲勝，但失去了皮特的紐卡斯爾政府卻未能維持多久，喬治三世一心要讓他的老師布特執政。1762年5月紐卡斯爾辭職，布特當上了首相。

  布特主張對法採取綏靖政策，1762年11月，英國與法國、西班牙在巴黎簽訂和約；隨後，普魯士與奧地利、薩克森簽訂《胡貝圖斯堡和約》，結束了歐洲戰事，「七年戰爭」至此落幕。根據《巴黎和約》，英國從法國方面得到加拿大和塞內加爾，但同時將西印度的瓜德羅普島、聖露西亞島、馬提尼克島和瑪麗加朗特島（Marie Galante），及西非的戈里（Goree）歸還給法國；法國收回聖皮埃爾島和密克隆島，同時保留在紐芬蘭沿海捕魚的權利。在印度，法國的勢力被摧毀，只留下五個禁止設防的貿易站。從西班牙方面，英國得到了佛羅里達和地中海上的梅諾卡島，同時將古巴的哈瓦那港以及菲律賓的馬尼拉交還給西班牙。皮特對和約進行猛烈的抨擊，他認為英國讓出了很多已經到手的東西；另一方面，和約無視英國對普魯士做出的承諾，是一種背叛行為。皮特因此感嘆道：「這次和平並不保險，因為敵人又恢復了以前的強大地位。這次和平也並不理想，因為我們得到的土地少於讓出的土地。」儘管受到皮特的指責，但就《巴黎和約》本身來看，英國仍舊是最大的贏家。沃勒斯坦指出，《巴黎和約》「標誌著英國在同法國一百年的鬥爭中取得了最終的優勢」，而與此同時，等待法國的則是「類似於西班牙的一個漫長的衰落時期」；正是由於英國「贏得了這場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戰爭」，從而使它得以在18世紀中葉「最終繼承了荷蘭的霸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