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藝術與科學

  文藝復興時期，由於人文主義日益傳播，音樂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從取悅神明轉向娛樂世人；世俗化傾向造成了國王或貴族小教堂唱詩班（choir）的音樂繁盛；無名的吟遊詩人（Troubadour）也加入其中，而所有這些都推動了樂器的改革，打破了宗教音樂中不使用器樂的局面。

  「英國人習慣於直率地歌唱」，聲樂是英格蘭民族樂派的基調。1485年前後，吉爾伯特·巴內斯特（Gilbert Banester）創作了五聲部經文歌，紀念約克家族和蘭開斯特家族的和好。在16世紀的最初幾年，理察·戴維（Richard Davy）創作四聲部主日受難曲，風格生動，且具有戲劇性。1520年6月，英王亨利八世在織金地（Field of the Cloth of Gold）和法王弗朗西斯一世會面時，小威廉·科尼希（William Cornysh,the Younger）擔任了盛大典禮的音樂指導。亨利八世時期，最重要的音樂家羅伯特·費爾法克斯（Robert Fairfax）曾獲劍橋和牛津兩所大學的音樂博士學位，他的作品以旋律優美見長，體裁則以彌撒曲（Musical Settings of Mass）、經文歌和聖母新尊主頌為主。以前各修道院都有唱詩班和風琴師，但宗教改革關閉了修道院，這種音樂一度受到衝擊。自宮廷成為音樂活動的主要場所後，佛蘭德斯和義大利的音樂家頻繁出入英國宮廷，將復調音樂（polyphonic music）與英國本土音樂相結合，在明快的合唱音樂音響上，增加了複雜的結構，如動機技巧和連續模仿技巧，而教堂唱詩班和私人唱詩班也在大教堂與貴族城堡中流行。

  文藝復興時代，西方音樂的中心在義大利，但歐洲各地在受其影響的同時，也都形成了自己的特點。16世紀，英格蘭自然質樸的合唱音樂與大陸的器樂音樂結合起來，推動了基督教聖歌（motet）的發展。牧歌大多是復調，人文主義者用歌詞表現歌曲，突出了方言歌詞在牧歌中的重要地位。16世紀「尚松」（Chamson）即是法國的牧歌，它就是以法文世俗詩歌譜寫的復調歌曲，變得十分流行。

  都鐸初期，音樂在英國十分盛行，宮廷和貴族都對音樂有濃厚的需求，人文主義者開始創作大量樂曲。「人們希望禮拜儀式的歌詞被大眾理解，大眾也應當參加歌唱」，於是世俗音樂與宗教音樂攜起手來。16世紀是英國音樂的多產期，主調合唱曲正逢鼎盛，同時出現了大量的義大利音樂仿製品，使芭蕾舞曲和鍵盤音樂都受到影響。《伊頓合唱曲集》（Eton Choirbook），或稱《伊頓手稿》，表現了對義大利樂曲的模仿，旋律優美，「他們墨守已定旋律的陳規，並偶爾做一些不成系統的模仿，但他們也發展了自己極為華麗的風格。他們很少創作少於五至六個聲部的作品，並採用錯綜複雜的節奏對位法，這與英國建築的垂直式風格十分相似。兩者都以各自的形式表現了哥特風格的最後階段，顯示出中世紀後期人們用最精細和最富有裝飾性的藝術形式表示信仰之虔誠的傾向。」

  亨利八世本人也是個音樂家，他既作曲，又演奏，還能歌唱，他創作的曲子，流傳下來的有30首。約翰·勞埃德（John Lloyd）、小威廉·科尼希、羅伯特·費爾法克斯都是宮廷樂隊成員。約翰·雷德福德（John Redford）是聖保羅大教堂管風琴師兼唱詩班長，他和他的後繼者菲利普·阿普·里斯（Philip ap Rhys）都是著名的管風琴作曲家和演奏家。管風琴作品多為彌撒曲，以華麗與莊重為特徵。亨利八世和瑪麗時期，重要的教堂音樂包括聖母頌、彌撒曲，雖然有些曲子用原來的曲調填英語歌詞，但仍屬於拉丁文教堂音樂的範圍之內。這個時期，英國作品技巧高超，音響美妙，與大陸音樂沒有共同之處，即所謂的「孤島音樂」。

  到下一代人（1550年以後出生），用拉丁文作曲的音樂家少了，教堂音樂多半用英文。1575年，伊莉莎白女王給托馬斯·塔利斯（Thomas Tallis）和威廉·伯德（William Byrd）壟斷並出版復調音樂的專利，他們為公禱文配樂，簡化了彌撒曲和素歌。在歌唱與管風琴的配合方面，伯德的《大禮拜樂》（Great Service）達到很高技巧。器樂表現和聲，唱詩班唱出歌詞，他的兩百多首經文歌被看作是那個時代教堂音樂的頂峰。伯德還對詩、曲和聖經的關係做過系統的研究，有作品出版。在那個時代，讚美歌（an them）取代了聖歌，禮拜樂取代了彌撒曲。讚美歌把聖公會音樂推向繁榮，因此顯得更加重要，其中《當大衛聽見的時候》、《聖上的榮耀：唱吧，我的靈魂》是17世紀初復調音樂的傑作。

  16世紀80年代開始流行牧歌。1588年，聖保羅大教堂唱詩班歌手尼古拉斯·揚（Nicolas Yonge）編輯了一部牧歌集，其中包括57首無名氏作的英文歌曲，此後牧歌進入興盛時期。托馬斯·莫利（Thomas Morley）是伊莉莎白時代的重要作曲家，他創作了《三聲部小歌曲》（1593）、《四聲部牧歌集》(1594）、《五聲部芭蕾歌集》（1595）等，在歌詞與音樂兩方面模仿義大利作品，也加進了自己的風格。托馬斯·威爾克斯（Thomas Weelkes）也是這個時代重要的作曲家，他的創作範圍很廣。在義大利音樂的基礎上，他們把英國牧歌創作推到了新的高度。宮廷歌曲也經歷了英語化過程，琴師約翰·道蘭德（John Dowland）的作品《埃爾曲第一集》、《朝聖者的安慰》都展現了新的風格。

  1610-1660年間牧歌衰落了，英國歌曲繼之興起，產生了宣敘調（Recitative）。查理一世時的宮廷音樂沒有什麼發展，而歌劇（Opera）的前身假面劇是宮廷娛樂，到內戰結束才轉移到娛樂場所，走進百姓日常生活。內戰和共和時期不存在聖公會唱詩班，所以17世紀的宗教音樂發展幾乎止步不前，復辟之後才重新發展。1660-1725年歐洲流行歌劇，但它對英國人來說卻是新事物，英國歌劇產生在17世紀70年代。公共音樂會在倫敦出現，為王朝唱頌歌。

  

  和音樂一樣，文藝復興時期的英國藝術深受歐洲大陸的影響。到16世紀，哥德式的建築與裝飾風格已經達到頂峰，它的特徵是垂直線條、稜角分明。從這時起，大型的宗教建築逐漸停止了，鄉村建築和公共建築繼之而起，形成了將英國中古傳統和大陸特徵相混合的都鐸風格（Tudor Style）。它主要用於新貴族的民居建設，其特點是布局整齊、房間眾多，室內裝飾趨於精細，講究安逸，牆壁用木板裝飾，配以精緻浮雕圖案，牆上還掛有武器、鹿角等裝飾品。16世紀後半葉是莊園府邸建築的巔峰期，這些建築追求豪華舒適，大窗戶採光，使建築帶有開朗的特徵，生活氣息濃厚，其典型的代表包括哈德威克府邸、蘭利特府邸等。17世紀初，由伊尼戈·瓊斯和約翰·韋布（John Webb）設計的白廳、格林威治女王廳和格林威治宮是公共建築的代表，雖然不像凡爾賽宮那樣豪華，但其比例均衡，精雕細琢，力圖表現氣派與威嚴。

  16世紀的雕塑是文藝復興時代的裝飾與中世紀肖像的混合物，藝術家也是石匠，作品主要是墓誌，而材料多用彩繪石膏。人物雕像是在17世紀發展起來的，其藝術性增強，風格也受歐洲大陸影響。愛德華·皮爾斯（Edward Pearce）為克里斯多福·雷恩爵士做的巴洛克風格的半身像，是那個時代最好的雕塑作品之一。雷恩爵士是英國當時最著名的巴洛克建築師，1663年他為倫敦主教設計建造了坐落在牛津的謝爾頓戲院（Sheldon Theatre），他的代表作是1666年倫敦大火後重建的聖保羅大教堂。這種藝術形式「承繼了文藝復興的風流餘韻，更進一步尋求巧妙的技術表現，直接感奮觀眾的神經。」

  16-17世紀，英國繪畫是外國藝術家進入英國，從事藝術活動、引領繪畫實踐的結果，最早對英國的影響是德國肖像畫派。1533年，當時最知名的肖像畫家小漢斯·霍爾拜因（Hans Holbein,the Younger）到達都鐸宮廷，為亨利八世及其廷臣、貴婦們畫了許多肖像，奠定了英國的細密畫（miniature painting）畫派的基礎。細密畫經常是肖像畫，放在金屬小盒中，貼身攜帶很方便。伊莉莎白時代最知名的英國肖像畫家，是受霍爾拜因影響很深的尼古拉斯·希利亞德（Nicholas Hilliard），他的作品大多是細密畫，顯示出特殊的精細和優美。女王會把自己的細密畫贈送給外國王公作為禮物，使之賦有政治色彩。

  1549年前後，佛蘭德斯畫家漢斯·埃沃思（Hans Eworth）來到英國，帶來了安特衛普風格主義傳統，他的作品如《達克雷夫人肖像》（Portrait of Lady Dacre）和《瑪麗一世》（1554）都過於強調服裝，沖淡了人物特徵。但他作為慶典裝飾和假面舞會的畫家，又是16世紀中葉英國繪畫中的關鍵人物。安東尼·范·戴克爵士（Sir Anthony van Dyck）是另一位佛蘭德斯畫家，他對17世紀英國繪畫的影響最深。1620年和1621年，他兩次訪英，並從1632年起成為宮廷畫家，直至逝世。他給英國人帶來了巴洛克風格，其完成的查理一世肖像畫，表現得十分雍容華貴。英國畫家威廉·多布森（William Dobson）雖受威尼斯畫派的影響，但對人物性格的感受卻是英國式的，英國巴洛克美術的代表作《第一代拜倫勳爵》（John Byron,1st Lord Byron）和《威爾斯王子查理》（CharlesⅡwhen Prince of Wales），都出自多布森之手。

  繼范·戴克之後領導英國繪畫潮流的是荷蘭人彼得·萊利爵士（Sir Peter Lely）和德國人戈弗雷·克內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萊利大約於1641年來倫敦，1660年成為國王首席畫家，他的肖像畫作品如同鏡子，準確地反映查理二世的宮廷生活。他特別善於運用色彩，這一點可以從他裝飾漢普頓宮的組畫《溫莎美女》（Windsor Beauties）中看到。克內勒的許多肖像畫都是在助手的幫助下完成的，雖然給人以沉悶之感，但人物性格鮮明，如《馬修·普里奧爾》（Matthew Prior），不僅構圖新穎，人物也富有男子氣。

  16世紀下半葉，很多外國畫家來到英國。法國的影響表現為大規模的宮廷裝飾畫，義大利畫家安東尼奧·維里奧（Antonio Verrio）給英國室內裝飾帶來域外風情，其代表作是伯利莊園（Burghley House）的天頂裝飾。1629年魯本斯（Sir Peter Paul Rubens）作為外交使節訪問英國，並在這裡住了九個月。他的白廳宴會宮天頂畫代表查理朝英國繪畫的最高水平，對英國繪畫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些組畫既是魯本斯中年時期的代表作品，也是巴洛克繪畫的代表作品。整組作品呈現出魯本斯的一貫風格，場面宏大、線條流暢，富有情節感與運動感；色彩艷麗飽滿、對比強烈，充滿肉感與力量；是那個時代激情戀情擁抱世俗生活理想的表達。魯本斯是這樣來形容英國的：「……這個國家的魅力，不單是外在文化的光輝……而且亦是這個宮廷中所能發現的傑出繪畫、雕塑和古代銘刻的難以置信的數量。」

  文藝復興時期，現代科學開始起步，1543年發表的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s Copernicus）和安德烈亞斯·維薩留斯（Andreas Vesalius）的著作是其標誌。現代科學思想是逐步形成的，在16世紀科學中，中世紀的成分還很多，比如古羅馬醫學家蓋倫（Claudius Galenus of Pergamum）的四體液說在生理學和醫學上居支配地位，亞里士多德的四元素說統治著物質世界，托勒密（Claudius Ptolemaeus）的天體圓周運動論主導著天文學。在物理學說中，運動分為兩類，一類是外力引起的運動，一類是自然運動。科學革命繼承了中世紀的知識，比如：物質變化的理論源於鍊金術，運動的概念產生於分類，生理學與醫學的發展在思維方式上與蓋倫的沒有太大區別，它們屬於同一學科傳統的內部變化。16世紀知識的來源不是觀察和實驗，而是古代經典著作，對古代作品的翻譯、教學、評述與分析，占據著科學活動的核心。

  但16世紀的技術，特別是航海技術的進展，為科學的發展創造了條件。羅盤、磁力現象、光學鏡片、印刷術等方面的發現和發展，為科學知識的積累與傳播提供了幫助，也為下一個世紀科學的發展提供了動力。16世紀前期，對自然現象的好奇心正在興起，但中世紀的世界觀沒有發生變化，實驗科學家們也不贊成波蘭天文學家哥白尼的學說。直到1710年，科學只是數學、醫學和巫術，數學用於理論天文學、航海學、製圖學、力學、彈道學、城防、測量和占星術，醫學包括植物學、解剖學、生理學、外科學、藥物學和後來的化學。巫術則無處不在，它分為白巫、黑巫和自然法術，電、磁等實驗科學是自然法術。著名數學家約翰·迪博士是伊莉莎白女王的御醫，也是占星術士。牛頓帶有神秘主義色彩，他關於第一推動力的假說和力學三大定律，在神學信仰方面與中世紀保持一致性。不過從1590年代起，以天文學和力學為標誌的現代科學革命逐漸展開，並在1710年代匯合了成一股潮流。

  在科學革命中，威廉·吉爾伯特（William Gilbert）的《磁學》（Magnetism,1600）是英國人做出的第一個貢獻。吉爾伯特把自然法術與實驗結合起來，按《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的說法，他「對於地球磁靈所做的近乎抒情的描述，以及他對於磁力是一種賦予生命的並且無處不在的力量深信不疑，都使他的潛在的哲學思想與自然法術非常接近。同時這篇論文又是自13世紀以來第一篇開創性的磁學論文，第一次對電進行了細緻的研究，使吉爾伯特成為第一位明確區分電與磁的學者。他論證了地球的磁性，證明了羅盤指示的是地極而不是天極。他宣稱天然磁石不可能引起永恆運動。他還論證了如何製造人造磁鐵（錘打一根沿南北方向放置的鐵條），他認為天然磁石與被地球磁力磁化的鐵礦石同屬一類東西而且還討論了磁學在航海和天文學方面的用途。」後世學者發現《磁學》是一篇科學傑作，但時人只視其為自然法術的佳作。他僅僅滿足於描述現象，指出種種現象之間的關聯，這與16世紀科學的整體狀況相符。當時，科學是描述性的，而不是分析性的，「他們尚未能找到一種方式來幫助人們以理性的和簡單的術語來理解自然界的作用，也未能勾勒出一個世界性的體系。」

  威廉·哈維（William Harvey）是科學革命中第二位英國人，1628年他發現了血液循環規律，奠定了現代生理學的基礎。哈維15歲進劍橋大學，學了一些與醫學有關的知識。1602年他在義大利帕多瓦大學（University of Padova）從事靜脈血管解剖和「靜脈瓣」研究，奠定了他後來的心血管運動理論基礎。在哈維時代，蓋倫理論仍占統治地位，蓋倫認為：人體中有兩種不同的血液，靜脈血從右心室倒流到靜脈，動脈血從動脈回到左心室。16世紀的安德烈亞斯·維薩留斯和麥可·塞爾維特（Michael Servetus）都發現了蓋倫的錯誤。義大利解剖學家希羅尼穆斯·法布里克斯（Hieronymus Fabricius）是哈維的老師，他發現靜脈血管中有瓣膜，但他不理解瓣膜的真正意義，仍然認為血液離開心臟後可在靜脈中往返流動。上述這些發現都給哈維很大的啟發，比如：假設靜脈血與動脈血是同一的，無疑就為發現血液循環鋪平了道路。哈維通過一個簡單的數學計算，形成了血液循環概念：他估計心臟每次跳動的排血量大約是兩盎司，由於心臟每分鐘跳動72次，所以用簡單的乘法運算就得出結論，每小時大約有540磅血液從心臟排入主動脈。而這個重量遠遠超過五個人的正常體重，哈維於是認識到血液往復不停地通過心臟。這一假說提出後，他花了九年時間進行實驗，「達到這個重要的觀念，不是靠思辨，也不是靠先驗的推理，而是靠一系列步驟，每一步驟又都是根據利用解剖方法對於心臟所進行的觀察，或者如他自己所說，根據『反覆的活體解剖』。」哈維不再依賴一些中世紀概念，像天然元氣、生命元氣、血氣等，而是通過生理機制來解釋心臟運動。

  弗朗西斯·培根是科學革命中第三位英國人，並且是第一位科學革命的理論奠基者。他和托馬斯·霍布斯一道，被看作是17世紀英國經驗論的代表人物，並與歐洲大陸的笛卡爾（René Descartes）、萊布尼茨（Gottfreid Wilhelm Leibnitz）的唯理論相對立，形成了現代哲學的兩大傳統。40歲以後的培根，一直是詹姆士一世時期的重要政治人物，他的《隨筆》討論政治和人生的方方面面，是17世紀英國文學的重要作品。他在《新大西島》（New Atlantis,1627）中描寫了一個虛構的島國「本色列」，令人想起了托馬斯·莫爾的《烏托邦》。但培根的理想王國很特別，科學主宰著在那裡的一切，充分體現了他的科學思想。培根最重要的作品《偉大的復興》（Great Instauration）是一部未完成的巨著，論述的對象是知識。按計劃，這部書應分為五部分，第一、二部分勾畫當時的知識現狀，描述新的科學調查方法；餘下的部分匯集實驗數據，解釋科學程序，重新劃分知識領域。這項宏偉的計劃只完成了第一部分《學術的進展》和第二部分《新工具》，而在《新工具》中，培根批評了亞里士多德的演繹邏輯，發展出一種新的邏輯方法——歸納法。作者認為，要認識世界必須先觀察世界，要先收集事實，然後用歸納方法從事實中得出結論。

  科學革命中第四位英國人是羅伯特·波義耳（Robert Boyle），他於1627年出生於愛爾蘭，當時培根剛剛去世。波義耳早年遊歷義大利，閱讀過伽利略的名著《關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Dialogue Concerning the Two Chief World Systems）。英國革命爆發時，其父親兄弟相繼加入王黨一派，而波義耳的興趣在科學實驗，他於1646年參加了由教授、醫生和神學家組成的「無形學院」（Invisible College），也就是皇家學會的前身。1650年代他遷居牛津，在那裡建立了自己的實驗室。1660-1666這六年間，他撰寫了10本書，並在《皇家學會學報》（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上發表20篇論文，成為當時科學界公認的領袖。在物理學方面，他通過實驗認識到，真空所產生的吸力乃是空氣的壓力，藉助於一系列實驗來考察空氣的壓力和體積的關係，並推導出空氣壓力和它所占體積之間的數學公式，這便是波義耳定律。在化學領域，他的《懷疑派化學家》（The Sceptical Chymist,1661）綜合了那個時代的化學成就，並指出化學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實驗方法認識物體本性，「元素」這個概念則是波義耳對化學的貢獻。按波義耳的說法，元素是那些不能用化學方法再分解的簡單物質，他推測元素應該有很多種。

  科學革命的第五位英國人是羅伯特·胡克（Robert Hooke），他是那個時代最重要的實驗科學家。胡克家境貧窮，但他從小在機械製造和繪畫方面表現出天賦。1655年波義耳在牛津建立實驗室，胡克成了他的助手，而波義耳定律實際上就是由胡克和波義耳共同發現的。1662年，胡克任皇家學會的實驗主管，負責維護儀器，驗證和演示實驗，因此在那個時代，幾乎所有重要的發現都有胡克的份，特別有他的實驗支持。1665年，他根據資料設計了複合顯微鏡，觀察到植物細胞，並以cellua命名；同年發表《顯微術》（Micrographia）一書，展示了一些他用顯微鏡或望遠鏡進行的重要觀察結果。這些工作後來被安東尼·范·列文虎克（Antonie van Leeuwenhoek）加以改進，促進了微生物觀察學的發展。1673年，胡克製造出反射望遠鏡，並首次觀測到火星的旋轉和木星的大紅斑，以及月球環形山和雙星系統。此外，人們經常把錨型擒縱機、擺輪遊絲、萬向接頭、風向儀、水平儀等裝置的發明權也歸之於他。1676年，他對彈簧的彈性進行研究，提出應力與伸長量成正比，此為胡克定律。他還是光的波動說的重要支持者。胡克和那個時代最知名的三位科學家關係密切，他們是羅伯特·波義耳、艾薩克·牛頓和克里斯蒂安·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波義耳對胡克有知遇之恩，後兩位卻與他有科學發現優先權之爭：他和牛頓的爭執是誰發現了萬有引力定律，他和惠更斯爭執的則是擺輪遊絲，這些爭執早已成為科學史公案。

  牛頓是科學革命中第六位英國人，當然也是最重要的英國人。1661年牛頓進入劍橋大學三一學院，1667年當選為該學院研究員，1669年任劍橋大學盧卡斯數學教授，直到兩年以後，1701年他出任英國皇家學會主席。牛頓的求學時代，古典研究和經院哲學仍然是劍橋大學的核心課程，但亨利·盧卡斯（Henry Lucas）、艾薩克·巴羅（Isaac Barrow）在物理、天文和數學方面都非常有名。牛頓受數學家巴羅的影響，研究克卜勒（John Kepler）、笛卡爾和伽利略的著作，17世紀60年代進入黃金創新期：1665年發現二項式定理和正流數法（微分），1666年發現光譜分析、反流數法（積分）和萬有引力定律。在力學領域，物體運動學的三個定律都是以牛頓命名的，第一運動定律（慣性定律）指：如果物體靜止或作恆速直線運動，那麼只要沒有外力的作用，它就將保持靜止狀態或持續作勻速直線運動。第二運動定律（力的瞬時作用定律）指出力能使物體的運動產生變化，證明速度的時間變化率與力成正比、與物體的質量成反比，也就是說：力越大，加速度也越大；質量越大，加速度就越小。第三運動定律（作用與反作用定律）指出：當兩個物體相互作用時，總是大小相等而方向相反。1687年，牛頓出版《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Philosophi? Naturalis Principia Mathematica）這本最重要的著作，奠定了經典力學即牛頓物理學的基礎。他從力學的基本概念（質量、動量、慣性、力）和基本定律（運動三定律）出發，以微積分為數學工具，論證了萬有引力定律，統一了天體力學和運動力學，將其發展成完整而嚴密的科學體系，完成了現代物理學史上第一次大綜合。它標誌著16-17世紀科學革命的頂點，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劃時代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