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其他類型> 英國通史(全六冊)> 第三章 共和國與護國政治

第三章 共和國與護國政治

2024-10-09 04:06:31 作者: 錢乘旦

  隨著戰爭硝煙的消散和查理一世被處死,殘缺議會在獨立派的主導下行使權力。根據下院的決議,人民是上帝之下一切權力的源泉,由人民選舉產生並代表人民的下院,擁有國家的最高權力。這個決議是獨立派對平等派讓步的結果。然而最具諷刺意味的是,此時下院的代表性最無法令人信服:1640年11月長期議會召開時,共有490名議員;普萊德清洗後,剩下的議員總數不到90人。儘管形式上已經不具合法性,這個殘缺議會還是於1649年2月通過決議,取消了只剩下16名貴族的上院,同時廢除了徒有虛名的君主制。5月19日,它正式宣布建立「英吉利共和國」(Commonwealth of England),稱其為一個「聯邦和自由的國家」(Commonwealth and Free State),自稱議會代表人民掌握最高權力,統治這個國家,並以人民的名義,指定和組成隸屬於自己的軍政長官。它把國家行政權交給一個由41人組成的國務會議(Council of State),大部分成員為獨立派領袖人物,其中10人同時也是議會成員,包括克倫威爾在內。這樣,英國改變了它自身的外在形式,由王國變成了共和國,英國革命也由此達到了頂點。

  英吉利共和國,有學者認為屬於英國的憲政實驗。這個時期可以劃分為共和國(1649-1653)和護國政治(1653-1660)前後兩個階段。但無論在哪個階段,軍隊都是真正的掌權者,因為軍隊戰勝了國王,議會遭到了清洗,長老派已被驅逐,獨立派掌握著革命的領導權,而以軍隊為基礎的獨立派是用槍桿子進行統治的。人們從英國內戰或革命中看到,革命就是使用暴力,革命的成功必須有賴於戰爭的勝利,既然軍隊在戰場上打了勝仗,自然也就取得了革命的領導權。由於軍隊作為「槍桿子」,是一種工具,是一種政治鬥爭的工具,它要讓自己走上政治的前台來進行合法的統治,這對於素有議會傳統或憲政傳統的英國來說,顯然是困難重重的。於是就發生了有趣的一幕:軍隊並不喜歡議會,卻又離不開議會,因為議會的存在可以使軍隊的統治合法化,而不管這種議會本身是否合法。無論是處死查理還是撤銷上院,抑或是廢除君主制,還有取消安立甘宗教的國教地位,這些非同尋常的政治實踐都需要藉助議會這種所謂的「合法」形式來進行。在理論上,殘缺議會在伸張人民主權的同時,將立法、行政、執法三項權力都置於自己的控制下,它第一次公開宣布了議會的最高權力,並將其訴諸文字,從而對後來西方的憲政發展產生了巨大影響。但從實質上看,英吉利共和國是軍人統治的共和國,這種政體形式後來在世界其他許多地方都出現過,發生革命的國家似乎都要出現軍人政權,這好像成了鐵律,而英國是其中的第一個。英吉利共和國成立後,克倫威爾一手拿寶劍,一手拿聖經,與殘缺議會共同構建了一個軍人統治的清教共和國。其中,劍是統治的物質武器,聖經是統治的精神工具。

  英吉利共和國自建立之日起就面臨著許多危險,受到國內外敵人的圍剿。這些危險既有王黨叛亂,又有長老派和平等派的反抗,還有與查理一世有親戚關係的歐洲各宮廷的敵視。在國內,王黨已被擊垮,正處於極端惶恐的狀態之中,但仍有不少王黨分子甘願冒險,準備與共和國再作一搏。同時,長老派和平等派不滿獨立派對政府的操縱,他們與王黨分子一起,構成了反對共和政府的力量。「作為一個集團,英國的長老派幾乎沒有明確的政治理論。他們的觀點主要是主張貴族政治,因而是保守的,也肯定是保王派的……他們主要希望在議會裡推行長老會教義,一般來說,他們希望通過國王而不是反對國王來實現這一點。」雖說長老派與獨立派在戰爭時期走向聯合,並共同推翻了君主制,但共和制度作為革命的成果,僅僅體現了獨立派的政治訴求,與長老派的主張無涉,因而長老派試圖與王黨聯合起來反對新政府。當然,長老派和王黨的分歧也十分明顯。王黨分子主張恢復在革命前就已存在的君主制,長老派則無法接受這一點,所以雙方合作的可能性就相當有限。平等派與長老派聯合的可能性也不大,平等派比長老派更激進,他們要求通過改革來實現絕對的民主,比如成年男子普選權、每年召開一次議會、實行宗教自由等。因此,雖然共和國面臨的困境極其巨大,但由於獨立派不僅掌握著一支4.4萬人的軍隊,還控制著所有的政府部門,加上反對他們的力量並不團結,他們就能以充沛的精力與高昂的鬥志去應對各種危險,保衛革命成果。

  當時,歐洲大陸對不列顛島上的事態深感震驚,不論是新教國家,如荷蘭、瑞典、丹麥等,還是天主教國家,如法國等,都與英國的關係迅速惡化了,這就使新生的英吉利共和國在外交上處於孤立無援的境地。這倒給了愛爾蘭人創造了機會,他們一方面試圖擺脫英國的控制,另一方面又打起維護天主教的旗幟,公開對抗英吉利共和國。這樣,愛爾蘭和英格蘭的民族矛盾,就與天主教和新教的宗教衝突糾纏到一起,愛爾蘭人宣布無條件擁立查理一世的兒子小查理為新國王,稱其為「查理二世」(CharlesⅡof England),他們支持斯圖亞特王室的統治,不承認共和國。為了消除來自愛爾蘭的威脅,殘缺議會任命克倫威爾出任愛爾蘭遠征軍總司令,並由他率領一支由萬餘人組成的精銳部隊,於1649年8月踏上了愛爾蘭的土地。

  這場戰爭打得非常殘酷,愛爾蘭人在很多地方進行激烈抵抗,英國軍隊則殘暴地屠殺當地人,德羅赫達(Drogheda)屠城行動就是典型例子:英軍破城之後,克倫威爾下令處死城內所有男子,甚至連教士和修士也不能倖免。1652年5月,當新模範軍擊敗愛爾蘭天主教徒和王黨分子,實現對愛爾蘭的重新征服時,英國開始全面實施愛爾蘭殖民計劃。議會頒布法令,對5種人,計8萬多人,處以死刑或沒收財產,其他參與反抗的人三分之二的失去土地,剩下三分之一者必須到離家鄉很遠的地方去才能得到補償。1653年,愛爾蘭已變成英格蘭的一塊殖民地,許多跟隨克倫威爾去愛爾蘭打仗的士兵,在當地獲得土地,成了愛爾蘭的地主。有學者評論說,克倫威爾在愛爾蘭的濫殺行為褻瀆了上帝,他個人的軍事才華也因此失去了應有的光輝。英國前首相邱吉爾(Sir Winston Churchill,1874-1965)這樣評論說:「克倫威爾在愛爾蘭擁有壓倒一切的力量,他以卑鄙的手段殘忍地運用這些力量,踐踏了人類的行為準則,有意對人類的歷程投下陰影。」

  當愛爾蘭尚未完全被征服時,蘇格蘭問題又被提上日程。雖然蘇格蘭人也反對查理一世的專制統治,但他們卻不能接受英格蘭人處死國王,就在查理死後的第六天,蘇格蘭議會便宣布他的兒子為新國王。1650年英蘇戰爭爆發,查理二世從荷蘭來到蘇格蘭,不久就親自指揮蘇格蘭軍隊。當然,蘇格蘭人擁立查理二世並不是無條件的,他們就曾向查理一世提出過這些條件,即不但要改宗長老派,而且無論在英格蘭還是在蘇格蘭,都要奉行聖約派和長老派的制度。雖說聖約派是查理一世的敵人,也是查理二世的敵人,但為了恢復兩個王國的王位,查理二世便接受了聖約派條件,這樣英蘇對抗就變得不可調和了。

  

  1650年6月克倫威爾奉英國議會之命率軍平定蘇格蘭。他曾公開指責蘇格蘭聖約派支持斯圖亞特君主,現在則希望他們「虔誠信服上帝」。7月底,他率領1.05萬名步兵、5500名騎兵向蘇格蘭進軍。當時,蘇軍占有數量上的優勢,步兵和騎兵分別達到1.8萬人和8000人;蘇軍統帥紐瓦克勳爵大衛·萊斯利(David Leslie,Lord Newark)採取堅壁清野戰略,不與英軍直接對陣。由於糧食匱乏和疾病流行,到了秋天,英軍已減少了約5000人。儘管如此,克倫威爾還是憑藉多年的戰爭經驗,利用蘇軍的戰術錯誤,以1.1萬名士兵迎戰2.1萬人之敵,在距離愛丁堡45公里的鄧巴(Dunbar)大敗蘇軍,殺敵3000人、俘虜1萬人,取得了英蘇戰爭的決定性勝利。鄧巴戰役之後,克倫威爾又巧妙地利用蘇格蘭內部政治和宗教上的分歧,持續用兵,最終占領愛丁堡,以及蘇格蘭低地的整個東部地區。

  1651年7月,查理二世親自率領一支1.6萬人的軍隊向英格蘭發起進攻。他特別希望英格蘭的王黨分子能聞風而動,投奔他來;但王黨分子由於受到共和政府的打擊,不是心有餘悸就是噤若寒蟬,響應者寥寥無幾。9月3日,查理與克倫威爾正面交鋒,克倫威爾利用英軍數量上的優勢,將2.8萬名英軍分兵兩路,夾擊查理所在的伍斯特(Worcester),結果徹底擊潰蘇軍。戰鬥結束後,查理冒險逃出陳屍遍野的戰場,經過六個星期的顛沛流離,化妝成難民,才最終逃到法國,此後就一直流亡在歐洲大陸。對蘇格蘭而言,伍斯特戰役(Battle of Worcester)的失利意味著蘇格蘭獨立的停止,1654年它被強行併入英國,議會也被取消,雖然「蘇格蘭人是反對這種聯合的……就像一隻可憐的小鳥落入老鷹之口而被吞食一樣。」

  蘇格蘭戰爭結束後,軍隊與議會之間的矛盾開始尖銳化。革命時期,雙方曾協同合作,完成了推翻王權的任務。但是,獨立派和長老派之間的矛盾致使1648年普萊德清洗的發生,此後只剩下一個「殘缺議會」。儘管其中都是軍隊所中意的人,軍隊還是嫌它礙手礙腳,不讓議員們放開手腳做事。說實話,此時的殘缺議會,已經變成一個利益集團,坐在其中的大約90名議員,有些是極端的共和派(Republicans),他們堅守共和國理想,倡導信仰自由,而實際上,他們也知道多數英國人並不贊成共和制度,如果舉行議會選舉,他們會被趕出議會。所以這些共和派議員寧願維持議會的殘缺局面,使自己可以永久坐在裡面。不過,這就違背了他們所倡導的「自由」原則。另一部分人則是純粹的投機派,他們希望永遠坐在議會中,舒舒服服地吃一輩子議會飯,因而最不願意看到重新選舉,也就最希望殘缺議會永遠存在。但一個議會永遠地存在,就違背了議會的本意,如此一來,殘缺議會越來越不得人心。另一方面,軍隊也變成為利益集團,它在愛爾蘭戰爭中變了質,軍隊燒殺擄掠,搶奪戰利品,許多士兵得到了土地,政治理想逐漸淡漠,職業利益日益增強。壟斷政治權力成為軍隊維護自身職業利益的重要保障,而殘缺議會的存在,又使它感到束手束腳。軍隊需要解散議會,殘缺議會也失去了人民的支持。

  1653年4月20日克倫威爾帶一隊士兵進入議會大廈,命令議員離開會議大廳:「你們不再是議會,我說了,你們不再是議會,我要停止你們的會議。把他們叫進來,把他們叫進來。」士兵們應聲走進大廳,將議員們逐出會場。這是世界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軍事政變,軍隊用武力驅散了所謂的人民代表。克倫威爾說話的語氣,仿佛他就是一個國王,不免讓人聯想起當年的查理一世。雖然政變沒有引發政治風波,人民已對殘缺議會不抱好感,但是,由軍隊和議會共同拱衛起來的共和體制卻遭到了無情的嘲弄。後來很多國家都發生過類似事件,當革命遭遇到通過正常途徑無法克服的政治危機時,它經常會使用軍事政變的手段來解決問題。錢乘旦教授深刻地指出:「自此後,英國革命就迷失了方向:革命是以維護議會的自由權利開始的,反抗國王的專制統治;但現在國王被處死了,議會卻也失去了權利,起而代之的是一個強制的力量,它完全以武力為後盾。革命背離了出發點,相反卻走向了反面。這以後革命就走下坡路了,一直走到它的失敗。」

  殘缺議會被解散後,一部分軍官主張將權力交給一個由十多人組成的委員會,該委員會得到了由選舉產生的議會的協助,這兩者的權限均須一部成文憲法予以規定;另一部分軍官則受第五王國派的影響,主張將權力交給一個由70人組成的委員會,在這個方案中卻沒有議會的地位。克倫威爾採納折中的辦法,他規定經由軍官委員會(Council of Officers)從各地獨立派教團提出的建議名單中選出140名「忠於上帝事業的人」,由這些人組成一個「小議會」(Little Parliament),其中包括英格蘭議員129人、蘇格蘭議員5人、愛爾蘭議員6人。克倫威爾作為軍隊總司令,向每位議員頒發了經他簽署的委任狀。由這個方案產生的新制度,已經出現克倫威爾個人獨裁的端倪。

  「小議會」是一個清教徒的寡頭集團,由清一色的清教徒構成。其中有一個皮革商,名叫「讚美上帝·拜爾朋」(Praise-God Barbon);這是個革命的姓名,這屆議會也因此被稱為「拜爾朋議會」(Barebone's Parliament).7月4日,小議會在倫敦開幕,議員們不斷提出激進的變革主張,涉及政教分離、取消教會什一稅、撤銷大法官法庭、通過公證結婚、廢止庇護制等,極端者甚至要求以猶太先知摩西(Mose)的法律取代英國習慣法,這些都背離了克倫威爾提出的實行溫和統治的勸告。此外,小議會在給養問題上損害軍隊利益,引起了軍隊的極端不滿。於是,在溫和派議員和軍隊將領的導演下,這個既沒有威信又缺乏能力的小議會,在維持了五個多月後,不得不以「自動退職」的形式,於12月12日宣告解散。同一天,克倫威爾從軍隊手中接受了英國史上絕無僅有的成文憲法《政府約法》(Instrument of Government),這份文件是由軍官委員會起草的,源於1647年獨立派高級軍官制定的《建議要點》。該文件提出建立護國主制(Protectorate),規定由克倫威爾出任護國主,由選舉產生的議會行使立法權;護國主被賦予行政權,他通過國務會議進行統治;議會可以駁回護國主否決的法案,使某項法律生效,除非該法案與憲法相牴觸。它還承諾宗教寬容(religious tolerance),但羅馬天主教不在被寬容之列,這反映了獨立派的宗教主張。為防止議會或護國主獨裁,國務會議委員實行終身制,其權力比1649年的國務會議大得多,其中包括選擇護國主的繼承人。通過這種安排,可以使護國主、議會和國務會議三者之間達到權力平衡。

  12月16日克倫威爾就任護國主,這是一個終身職務。隨著護國政治的建立,英吉利共和國事實上已壽終正寢。1654年9月,選舉產生了第一屆護國制議會(Protectorate Parliament),儘管軍隊操縱了選舉,但議會召開後,立即暴露出更加強硬的共和派傾向。大約有100名議員不肯宣誓效忠克倫威爾政府,並且以咄咄逼人的姿態攻擊《政府約法》和宗教寬容,攻擊龐大的常備軍。軍隊感到非常震驚,於是當議會正忙於起草一部新憲法試圖取代《政府約法》時,克倫威爾於1655年1月解散了它。緊接著,他陸續鎮壓了一些王黨分子的叛亂,遣散了1000-1200名新模範軍士兵,還減少了軍餉。約翰·蘭伯特(John Lambert)和約翰·德斯巴勒(John Desborough)等將領建議,將整個英國劃分成11個區,每區派一名陸軍少將進行管理。少將既有軍權又有民權,既有宗教權又有司法權。這樣,從指揮民兵、維持治安、逮人判案,到整肅市鎮、攤派徵稅,再到推行宗教寬容,監督社會道德,禁止鬥雞、賽馬,一切事務都由少將決定。在軍事管制下,軍政府對地方上的一切進行監管,包括道德生活、文化生活、宗教生活。他們還對教士的活動嚴加管束,其目的並不是「為了建立某種形式的宗教統一」,而是為純潔教會、提高神職人員的傳教水平,以防止謀反的發生。少將們要求嚴格執行清規戒律,沿街巡邏的士兵個個都是荷槍實彈,令人望而生畏。

  赤裸裸的軍事獨裁激起了民眾的反感,也遭到第二屆護國制議會的反彈。雖然議員仍舊是在軍隊控制下產生的,但他們一旦開會,就不服從將軍們的意願,抗拒政府,像第一屆護國制議會一樣要求修改憲法。在此背景下,前倫敦市長克里斯多福·帕克爵士(Sir Christopher Packe)代表一些共和派議員草擬了一份《謙恭請願與建議》(Humble Petition and Advice),於1657年2月發布,其中勸諫克倫威爾接受國王稱號,建立世襲君主制。其他條款則提議設立議會「另一院」('Other House'of Parliament)即上院、每三年召開一次議會、徵稅權歸議會、設置國王諮詢委員會、削減軍隊規模等。究其實質,這份文件並不是要加強克倫威爾的權力,而是想通過建立君主制來限制護國主。這是頗具諷刺意味的。在英國人看來,君主的權力是有限的,護國主則是人們所不知道的東西,人們寧要一個可以受約束的君主,也不要一個在軍隊支持下不受約束的軍事獨裁者。由於克倫威爾必須依靠軍隊才能進行統治,他在猶豫了兩個多月後,明確拒絕了王冠的誘惑,然而卻得到了護國主職務可以世襲的保證。到1658年夏,這種制度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伏爾泰評論說:在克倫威爾統治時期,「他雖然不稱國王,但比任何一位國王享有更大的權力和更多的榮華富貴」。在護國主身上,人們看到了詹姆士一世和查理一世的影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英國革命從反抗君主的個人統治開始,轉了一圈之後,又以護國主的個人統治結束。這樣,歷史似乎又回到了原點。

  「假如克倫威爾滿足於別人對他的政策的默認和政治上的最低限度的順從的話,他可能已建立一個穩定而持久的政權。但是他信仰強烈,充滿激情,渴望建立一個更能領悟上帝事業、更願服從上帝旨意的國家。」作為一個虔誠的清教徒,他為了上帝的事業殫精竭慮,不懈奮鬥了一生。但是,他只是從形式上「把自己與建立在過去基礎上的政治權威的正當性決裂開來」,並將宗教上的激進主義同政治上的保守主義結合在一起。這樣看來,克倫威爾是一個十足的矛盾體,他既反對個人專制,又實行個人集權,既追求變革,又崇尚傳統。當他認可《政府約法》,並在威斯敏斯特接受「護國主」稱號時,另一種形式的個人統治——護國政治似乎獲得了合法性。但是如此回歸原點,也許這正是英國革命的必然邏輯:克倫威爾的經歷並不是他一個人的故事,而是一個民族的歷程。當英國人用革命的暴力來推翻君主專制時,軍隊接管政權就已經確定:軍隊推翻了君主,接管政權的當然應該是軍隊。

  1658年1月,議會在半年休會後復會,克倫威爾把他的親信塞進了「另一院」。但下院的共和主義者拒不承認「另一院」,對他們來說,「另一院」等於否定他們在內戰中所做的一切,包括他們自己和他們所堅持的人民主權。激烈的爭論立即開始了。2月4日,克倫威爾解散了這個喋喋不休的議會,他說:「我認為這是結束你們的會議的最好時刻,我宣布解散這個議會。讓上帝在你們和我之間作出裁決。」他原本準備再召開新的議會,但9月3日卻因患熱症去世。隨後,他的兒子理察(Richard Cromwell)繼任護國主。

  新護國主一開始就面對兩個難題:一是他既涉世不多又無戰功資歷,軍隊將領都是他的長輩,根本不買他的帳。二是政府財政拮据,到1659年春已累積175萬鎊的債務,超過政府一年的可支配經費。為了擺脫財政危機,樞密院決定召開新的議會,即第三屆護國制議會,它由溫和的長老派、秘密的王黨分子和少量的共和派組成。1659年4月18日,議會投票通過決議,規定軍官委員會開會必須經過護國主和議會的同意,所有軍官必須宣誓不得以武力解散議會。但五天以後,軍官們便迫使理察解散了議會;又過一個月,他們就把理察·克倫威爾趕下台。這樣,存在了五年多的護國政治壽終正寢。

  處死國王查理一世後,英國已嘗試過多種政治制度,包括共和國、護國政治、議會政治、軍事管制等等,但無一成功。至此,一切政治實驗都走投無路了。英國革命出現的問題,是它沒有能建立一種新的制度取代被推翻的君主專制制度,所以儘管革命本身是勝利的,因為國王已被處死,但革命卻因為不能創造新的政治制度而走進了死胡同。克倫威爾憑藉自己的威望控制住局面,可是他的統治只是君主個人統治的翻版,傳統的慣性並未使英國跳出舊的運行軌道;相反,英國只是在革命的狂風巨浪中轉了一個圈,又回到了原點。

  接下來就是軍官們的天下了。為了掩飾軍人專政的本色,他們恢復了殘缺議會,但殘缺議會不僅沒有表現出順從的意願,反而試圖奪權,以煽動請願為藉口,解除約翰·蘭伯特和其他幾位軍官的職務。於是,蘭伯特就在10月乾脆解散了議會。軍官之間開始爭權,誰都想頂替克倫威爾的空缺。蘭伯特和軍隊總司令、理察·克倫威爾的妹夫查爾斯·弗利特伍德(Charles Fleetwood)尖銳對立,而蘇格蘭駐軍司令喬治·蒙克(George Monck)則以保衛殘缺議會為藉口,率領6000名軍人南下,在未遇到任何真正抵抗的情況下進入倫敦。蒙克感到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控制局面,於是就召回了1648年普萊德清洗中被驅逐的長老會派議員,恢復了長期議會。接著,他又讓長期議會自行解散,並通過召開「非常議會」(Convention Parliament)的決議。一個英國代表團被派往荷蘭,與流亡的查理二世進行談判,就斯圖亞特復辟問題達成了妥協。特別有趣的是,率領代表團的正是當年新模範軍的主帥費爾法克斯。這樣,在當年的革命軍隊的力主之下,斯圖亞特王朝名正言順地復辟了。


關閉